我的交遊不廣，承認我為好友的人也不太多，但翰笙的確是我的莫逆之交。
我記得我們的第一次見面，是４０年代初期，在重慶的一次文藝團體的集會，我們坐在同一個小圓桌邊上。經過介紹，談了起來，我就覺得他態度灑脫，吐屬不凡。我早知道他是一位多面手的作家，寫過許多話劇和電影劇本，還有許多小說。我對戲劇技巧方面，完全是個外行，讚美的話，還是留給行家去講，但從我在報刊上讀過的他的那些作品，都感到革命氣息，躍然紙上。他抨擊了地主和與帝國主義相勾結的買辦資產階級對於農民、漁民的殘酷的剝削和壓迫，讚美了人民武裝鬥爭。七七事變以後，他又寫了許多抗日的劇本和文章，來喚起中國民眾的抗戰激情，這些功績，別人寫的都會比我詳盡，我就不必多講了。
這裡我只說說我們的交情。作為一個朋友，他是一個有才又有趣的人。我們來往較多，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們不但在文藝的集會上常常見面，而且常常互相家訪。我這裡還藏著一張他和巴金在我家客廳裡照的相片，巴金身後站的是他的女兒小林，我身後站的是我的小女兒吳青，翰笙的身後站的是他的女兒蜀華，我們臉上都是笑容可掬，這是１０年以前的會面了。
１９８０年夏，我得了腦血栓，住進北京醫院，正好翰笙也住在那裡，他患的彷彿是腸胃病。我們常由我們各自的女兒陪著，推著輪車在走廊上散步，累了就坐在廊子裡的長椅上閒談，疾病之苦，幾乎都忘卻了。
腦血栓後，我又摔壞了右腿，行動不便，從此閉門不出了。我的老朋友們有機會還是常到我家來看我，並且，因為近年文聯在我的第二故鄉煙台，修建了一座休養所，文聯的工作同志都請巴金、夏衍、翰笙和我同時到那裡歡聚。我們各自的女兒們更是十分慫恿我們去，因為她們也都是極好的朋友。但是在說定的時間裡，不是這個病，就是那個有事，始終沒有同去過。
前天，我給翰笙打了電話，因為聽說他已去過煙台了，想問問那邊的風光。翰笙說：他倒是去了，但卻病了一場。這時我才有點感到我們都老了，但我總覺得身體會老，精神是永遠不會老的，正如前些日子，我得到的巴金的信裡，談到自己的病，雜事又多，不速之客也不少，感到煩惱，最後他說：“現在想的只是把一點真摯的感情留在人間……因此時間對我是多麼寶貴。”我深深知道翰笙在寫作了６０年之後，也會和巴金一樣，不斷地以他真摯的感情，繼續寫出對中國文藝事業有更大貢獻的作品！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４日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