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應該是我的自傳的第六段了。
我的《寄小讀者》就是在美留學的三年之間寫的，但敘述得併不完全，我和美國的幾個家庭，幾位教授，一些同學之間的可感、有趣的事情並沒有都寫進通訊裡去。
我在《我的大學生涯》裡寫過我的英文教師鮑貴思女士對我特別地愛護和關懷。鮑女士的父親鮑老牧師也在二十年代初期，到北京燕大來看過他的女兒，並遊覽了北京名勝。我們也陪他逛過西山。他在京病了一場，住在那時成立不久的協和醫院。他對我們說，“我在美國和歐洲都住過醫院，但是只有中國的醫護人員最會體貼人。”
我到了美國東部的波士頓，火車上只有我一個中國人了。
這時在車站上來接我的就是這兩位鮑老牧師夫婦。在威校開學前，我就住在他們家裡。
我記得十分清楚，這地名是默特佛鎮、火藥庫街四十六號。
Powder House Street Medford, Mass. 這住址連我弟弟們都記得，因為他們寫給我的信，都是先寄到那裡。這所房子的電話號碼是１１４６Ｒ。
和我同船來的清華同學們在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大學上課的，他們都來到這裡來看望我，也都記得這電話號碼。他們還彼此戲謔，說是為的要記住這些數字，口中常念念有詞，像背“主禱文”似的！
這所房子是鮑老夫人娘家的，因為這裡還住著一位老處女，鮑女士的姨母，Josephine Wilcox，我也跟鮑家子侄輩稱她為周姨（Aunt Jo）。
因為鮑老牧師夫婦和“週姨”待我和他們自己的兒女一樣，慈愛而體貼，我在那裡住得十分安逸而自由。他們家裡有一個女工和一個司機。女工專管做飯和收拾屋子，司機就給他們開車。這個女工工作並不細緻，書桌上只草草地拂拭一下，這是我最看不慣的。於是在吃早飯後，同周姨一起洗過盤杯，我便把鮑老牧師和周姨的書案收拾得乾乾淨淨，和我在自己家裡收拾我父親的書案一樣。
在我上學以前，鮑老牧師帶我去參觀了幾個男女大學，他們又帶我到麻省附近觀賞了許多湖光山色，這些我在《寄小讀者》通訊十八“九月九日以後”的記事中都講到了，否則我既沒有自己的車，又沒有嚮導，哪能暢遊那麼多地方呢？
總之，在美國時期，鮑家就成了我的家，逢年過節，以及寒暑假，他們都來接我回“家”。鮑老牧師在孟省（Maine）的伍島（Five Islands）還有一處避暑的房子。我就和他們一同去過。在《寄小讀者》的通訊中，凡是篇末寫著“默特佛”或“伍島”的地名的，都是鮑家人帶我一起去過的。
此外，還有好幾位我的美國教授，也是我應當十分感謝的。他們為我做了一些“破例”
的事情。我得到的威校的獎學金，每學期八百元，只供給學、住、膳費，零用錢是一文無著；我的威校中國同學如王國秀，她是考上清華留學官費的，每月可以領到八十美金。國秀告訴我，不是清華的官費生，也可以去申請清華的半官費，每月可以領到四十美金，只要你有教授們期終優秀成績的考語。我聽她的話，就填寫了申請表，但是我只上了九個星期的課便病倒了，又從學校的療養院搬到沙穰療養院，我當然沒有參加期終考試，而我的幾位教授，卻都在申請的表格上，寫上了優秀的考語，於是我糊里糊塗地得了每月四十美元的零用金！
《寄小讀者》通訊二十一中的Ｋ教授（Prof.E.Kendrick）是威校宗教系的教授，我沒有上過她的課，但她在二十年代初期，曾到中國遊歷，在燕大女校住過些日子。我們幾個同學，也陪她逛過西山，談得很投機。因此我一到了威校，她便以監護人自居，對我照拂得無微不至！我在沙穰療養院，總在愁自己的醫療費不知從哪裡出，而療養院也從來沒有向我要過。後來才曉得是Ｋ教授取出威校給我的獎學金，來償付的。我病癒後，回到鮑家，Ｋ教授又從鮑家把我接出去避暑。她自己會開車，帶我到了新漢壽（NewHamp-shire）的白嶺（White Mountains）上去。 《寄小讀者》通訊二十一到二十三，就寫的是這一段的經歷。
我在美國接觸過的家庭和教授們，在一九三六年重到美國時，曾又都去拜訪過，並送了些作為紀念的中國藝術品。威校的教授們還在威校最大的女生宿舍“塔院”（Tower Court）裡，設午宴招待我們。 （那時Ｋ教授正在意大利羅馬度假，她寫信請我們到羅馬去，於是我們在不見日、月、星三光的英都霧倫敦，呆了三個星期之後，便到了陽光燦爛的羅馬。這是我留美三年以後的事了。）還有更應該寫下的，是我的那些熱情活潑的美國同學。在《寄小讀者》通訊九中我已經寫了她們對於背鄉離井的異國的生病同學的同情和關懷，這裡還應當提到她們的“淘氣”！
我這人喜歡整齊，我宿舍屋裡牆上掛的字、畫、鏡框，和我書桌上的桌燈、花瓶等，都擺在一定的地方，一旦有人不經意地挪了一下，我就悄沒聲地糾正了過來。她們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注意上了。有一天我下課回來，發現我的屋子完全變了徉！牆上的字畫都歪了，相框都倒掛了起來，桌燈放到了書架上，花瓶藏到了床下。我開門出去，在過道上笑嚷：“哪一個淘氣鬼把我的房間弄得亂七八糟的，快出來承認！”這時有好幾間的屋門開了，她們都伸出頭來捂著嘴大笑：這種淘氣搗亂的玩笑，中國同學是決不會做的！
還有，威校在每天下午放學後，院子裡就來了許多從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波士頓大學來訪女友的男同學，這時這裡就像是一座男女同學的校園，熱鬧非常。先是這宿舍裡有個同學有個特別要好的男朋友，來訪，當這一對從樓下客室裡出來，要到湖邊散步時，面向院子的幾十個玻璃窗兒都推上了，（美國一般的玻璃窗，是兩扇上下推的，不像我們的向外或向內開的）女孩子們伸出頭來，同聲地喊：No（不可以）！這時這位男同學，多半是不好意思地低頭同女朋友走了，但也有膽子大、臉皮厚的男孩子，卻回頭大聲地笑喊Yes（可以）！於是嚇得那幾十個伸出頭來的女孩子，又吐了舌頭，把窗戶關上了！能使同學們對她開這種玩笑的人，必然是一個很得人心的同學。宿舍裡的同學對我還都不壞，卻從來沒有同我開這種玩笑，因為每次來訪問我的男同學，都不只一個人，或不是同一個人。到了我快畢業那一年，她們雖然知道文藻同我要好，但是文藻來訪的時候不多，我們之間也很嚴肅，在院裡同行，從來沒有挎著胳臂拉著手地。女同學們笑說：“這玩笑太'野'了，對中國人開不得。”
我畢業回國後，還和幾個比較要好的女同學通信，彼此結婚時還互贈禮物，我的大女兒吳冰（１９８０—８１年）到美國夏威爾大學，小女兒吳青（１９８２—８３年）到美國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大學，都是以交換學者的身份去學習的，那裡還有一兩個我的威校女同學們去看她們，或邀請她們到家裡度假。
這些我的同學們都已是八十歲上下的人，更不是我留美三年中的事了！ １９８７年６月１３日我在寫《在美留學的三年》的時候，寫了一些和美國同學之間的故事，卻沒有寫我和中國同學之間的故事，是個缺憾！
我在一九二三年進威爾斯利女子大學的時候，那裡已經有了幾位中國學生，都是本科的，有桂質良（理工系）、王國秀（歷史系）、謝文秋（體育系）、陸慎儀（教育系），還有兩位和我同時到校的，她們是黎元洪的女兒黎女士和她的女伴週女士，因為她們來了不久就走了，因此我連她們的名字都記不起來了。
威大的研究生，本來是不住在校內的；她們可以在校外的村子裡找房子居住，比較自由。校方因為我從中國乍來，人生地不熟，特別允許我住在校內的宿舍，我就和王國秀等四人特別熟悉了起來。我們常常在周末，從個別的宿舍聚到一起，一面談話，一面一同洗衣，一同縫補，一同在特定的有電爐的餐室裡做中國飯，尤其是逢年過節（當然是中國的年節），我們就相聚飽餐一頓。但是在國慶日，我們就到波士頓去，和那裡的“中國留學生會”的男女同學們，一同過節。
波士頓的中國留學生多半是清華出去的，他們在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大學、波士頓大學等校學習，我們常有來往。威校以風景著名，波士頓的中國男同學，往往是十幾個人一撥地來威校參觀訪問，來了就找中國女生導遊，我們都盡力招待、解說。一九二五年以後，王國秀等都畢業走了，這負擔就落在我一人身上，以致在那年的聖誕節前夕，在宿舍的聯歡會上，舍監Ｕ夫人送我一個小本子，上面寫：“送上這個本子，作為你記錄來訪的一連隊一連隊的男朋友之用！”惹得女同學們都大笑不止！
我們同波士頓的中國男同學們，還組織過一個“湖社”，那可以算是一個學術組織，因為大家專業不同，我們約定每月一次，在慰冰湖上泛舟野餐，每次有一位同學主講他的專業，其他的人可以提問，並參加討論。我記得那時參加的男同學有哈佛大學的：陳岱孫、沈宗濂、時昭酥、浦薛夙、梁實秋；和燕大的瞿世英。麻省理工大學的有曾昭倫、顧毓、徐宗涑等。有時從外地來波士頓的中國學生，也可以臨時參加，我記得文藻還來過一次。
此外我們還一同演過戲。一九二五年春。波士頓的男同學們要為美國同學演一場中國戲，選定了演，他們說女角必須到威校去請，但是我們誰都不願意演崔鶯鶯。就提議演《琵琶記》，由謝文秋演趙五娘，由謝文秋的摯友、波士頓音樂學院的邱女士（我忘記了她的中國名字）演宰相的女兒，我只管服裝，不參加演出，不料臨時邱女士得了猩紅熱，只好由我來充數，好在台詞不多，勉強湊合完場！
還有一次，記得是在一九二六年春（或一九二五年秋），在中國留學生年會上，就和時昭酥、徐宗涑演了一出熊佛西寫的短劇（那時熊佛西也在美國），這劇名和情節都已忘記得乾乾淨淨。現在劇作者和其他兩位演員，都已作古，連問都問不到了！ 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２日補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