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我的三個弟弟
我和我的弟弟們一向以弟兄相稱。他們叫我“伊哥”（伊是福州方言“阿”的意思）。
這小名是我的父母親給我起的，因此我的大弟弟為涵小名就叫細哥（“細”是福州方言“小”的意思），我的二弟為傑小名就叫細弟，到了三弟為楫出生，他的小名就只好叫“小小”了！
說來話長！我一生下來，我的姑母就拿我的生辰八字，去請人算命，算命先生說：“這一定是個男命，因為孩子命裡帶著'文曲星'，是會做文官的。”算命紙上還寫著有“富貴逼人無地處，長安道上馬如飛”。這張算命紙本來由我收著，幾經離亂，早就找不到了。算命先生還說我命裡“五行”缺“火”，於是我的二伯父就替我取了“婉”的大名，“婉”
是我們家姐妹的排行，“”字上面有兩個“火”字，以補我命中之缺。但祖父總叫我“官”，和我的堂兄們霖官、儀官等一樣，當做男孩叫的。而且我從小就是男裝，一直到一九一一年，我從煙台回到福州時，才改了女裝。伯叔父母們叫我“四妹”，但“官”和“伊哥”的稱呼，在我祖父和在我們的小家庭中，一直沒改。
我的三個弟弟都是在煙台出生的，“官”字都免了，只保留福州方言，如“細哥”、“細弟”等等。
我的三個弟弟中，大弟為涵是最聰明的一個，十二歲就考上“唐山路礦學校”的預科（我在《離家的一年》這篇小說中就說的是這件事）。以後學校遷到北京，改稱“北京交通大學”。他在學校裡結交了一些愛好音樂的朋友，他自己課餘又跟一位意大利音樂家學小提琴。我記得那時他從東交民巷老師家回來，就在屋裡練琴，星期天他就能繼續彈奏六七個小時。他的朋友們來了，我們的西廂房裡就弦歌不斷。他們不但拉提琴，也彈月琴，引得二弟和三弟也學會了一些中國樂器，三弟嗓子很好，就帶頭唱歌（他在育英小學，就被選入學校的歌詠隊），至今我中午休息在枕上聽收音機的時候，我還是喜歡聽那高亢或雄渾的男歌音！
涵弟的音樂愛好，並沒有乾擾他的學習，他尤其喜歡外語。一九二三年秋，我在美國沙穰療養院的時候，就常得到他用英文寫的長信。病友們都奇怪說：“你們中國人為什麼要用英文寫信？”我笑說：“是他要練習外文並要我改正的緣故。”
其實他的英文在書寫上比我流利得多。
一九二六年我回國來，第二年他就到美國的賓夕法尼亞大學，去學“公路”，回國後一直在交通部門工作。他的愛人楊建華，是我舅父楊子敬先生的女兒。他們的婚姻是我的舅舅親口向我母親提的，說是：“姑做婆，賽活佛。”照現在的說法，近親結婚，生的孩子一定癡呆，可是他們生了五個女兒，卻是一個賽似一個地聰明伶俐。 （涵弟是長子，所以從我們都離家後，他就一直和我父親住在一起。）至今我還藏著她們五姐妹環繞著父親的一張相片。她們的名字都取的是花名，因為在華妹懷著第一個孩子時，我父親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老人遞給他一張條子，上面寫著“文郎俯看菊陶仙”，因此我的大侄女就叫宗菊。 “宗”
字本來是我們大家庭裡男孩子的排行，但我父親說男女應該一樣。後來我的一個堂弟得了一個兒子，就把“陶”字要走了，我的第二個侄女，只好叫宗仙。以後接著又來了宗蓮和宗菱，也都是父親給起的名字。當華妹又懷了第五胎的時候，她們四個姐妹聚在一起禱告，希望媽媽不要生個男兒，怕有了弟弟，就不疼她們了。宗梅生後，華妹倒是有點失望，父親卻特為宗梅辦了一桌滿月酒席，這是她姐姐們所沒有的，表示他特別高興。因此她們總是高興地說：“爺爺特別喜歡女孩子，我們也要特別爭氣才行！”
一九三七年，我和文藻剛從歐洲回來，“七七”事變就發生了。我們在燕京大學又呆了一年，就到後方雲南去了。我們走的那一天，父親在母親遺像前燒了一炷香，保佑我們一路平安。那時傑弟在南京，楫弟在香港，只有涵弟一人到車站送我們，他仍舊是淚汪汪地，一語不發，和當年我赴美留學時一樣，他沒有和傑、楫一道到車站送我，只在家裡窗內淚汪汪地看著我走。我永遠也忘不了那一對傷離惜別的悲痛的眼睛！
我們離開北京時，倒是把文藻的母親帶到上海，讓她和文藻的妹妹一家住在一起。那時我們對雲南生活知道的不多；更不敢也不能拖著父親和涵弟一家人去到後方，當時也沒想到抗戰會抗得那麼長，誰知道匆匆一別遂成永訣呢？ ！
一九四○年，我在雲南的呈貢山上，得到涵弟報告父親逝世的一封信，我打開信還沒有看完，一口血就湧上來了！
不敢說的……誰也想不到他走的那樣快……大人說：“伊哥住址是呈貢三台山，你能記得嗎？”我含淚點首……晨十時德國醫陳義大夫又來打針，大人喘仍不止，稍止後即告我：
“將我的病況，用快函寄上海再轉香港和呈貢，他們三人都不知道我病重了……”這時大人面色蒼白，汗流如雨，又說：“我要找你媽去！”……大人表示要上床睡，我知道是那兩針嗎啡之力，一時房中安靜，窗外一滴一滴的雨聲，似乎在催著正在與生命掙扎的老父，不料到了早晨八時四十五分，就停了氣息……我的血也冷了，不知是夢境？是幻境？最後責任心壓倒了一切，死的死了，活的人還得活著幹……他的第二封信，就附來一張父親靈堂的相片，以及他請人代擬的文藻吊我父親的輓聯：
本是生離，竟成死別，深閨何以慰哀思信裡還說“聽說你身體也不好，時常吐血，我非常不安……弟近來亦常發熱出汗，疲弱不堪，但不敢多請假，因請假多了，公司將取消食糧配給……華妹一定要為我訂牛奶，勸我吃雞蛋，但是耗費太大，不得不將我的提琴託人出售，因為家裡已沒有可賣之物……一切均虧得華妹操心，這個家真虧她維持下去……孩子們都好，都知吃苦，也都肯用功讀書，堪以告慰，但願有一天苦盡甜來……”
這是涵弟給我的末一封信了。父親是一九四○年八月四日八時四十五分逝世的。涵弟在敵後的一個公司裡又挨了四年，我也總找不到一個職業使他可以到後方來。他貧病交加，於一九四四年也逝世了！他最愛的也是最聰明的女兒宗蓮，就改了名字和同學們逃到解放區去，其他的仍守著母親，過著極其艱難的日子……我的這個最聰明最盡責、性情最沉默、感情最脆弱的弟弟，就這樣在敵後勞苦抑鬱地了此一生！
關於能把三個弟弟寫在一起的事：就是他們從小喜歡上房玩。北京中剪子巷家裡，緊挨著東廂房有一棵棗樹，他們就從樹上爬到房上，到了北房屋脊後面的一個旮旯裡，藏了許多他們自製的玩藝兒，如小鉛船之類。房東祈老頭兒來了，看見他們上房，就笑著嚷：“你們又上房了，將來修房的錢，就跟你們要！”
還有就是他們同一些同學，跟一位打拳的老師學武術，置辦一些刀槍劍戟，一陣亂打，以及帶著小狗騎車到北海泅水、划船，這些事我當然都沒有參加。
其實我在那一本書裡，雖然說的是我的三位弟婦，卻已經把我的三個弟弟的性情、愛好等等都已經描寫過了。不過是寫在一九四三年，對於大弟只寫了他戀愛、婚姻一段，對於二弟、三弟就寫得多一些。
二弟為傑從小是和我在一床睡的。那時父親帶著大弟，母親帶著小弟，我就帶著他。弟弟們比我們睡得早，在裡床每人一個被窩桶，晚飯後不久，就鑽進去睡了。為杰和一般的第二個孩子一樣，總是很“乖”的。他在三個弟兄裡，又是比較“笨”的。我記得在他上小學時，每天早起我一邊梳頭，一邊聽他背《孟子》，什麼“洩洩猶沓沓也”，我不知道這是《孟子》中的哪一章？哪一節？也許還是“註釋”，但他嗚咽著反复背誦的這一句書，至今還在我耳邊震響著。
他的功課總是不太好，到了開初中畢業式那天，照例是要穿一件新的藍布大褂的，母親還不敢先給他做，結果他還是畢業了。可是到了高中，他一下子就躥上來了，成了個高材生。一九二六年秋他考上了燕京大學，正巧我也回國在那裡教課，因為他參加了許多課外活動，我們接觸的機會很多。
有一次男生們演話劇“咖啡店之一夜”，那時男女生還沒有合演，為傑就擔任了女服務員這一角色。他穿的是我的一套黑綢衣裙，頭上紮個帶褶的白紗巾，系上白圍裙，台下同學們都笑說他像我。那年冬天男女同學在未名湖上化裝溜冰，他仍是穿那一套衣裳，手裡捧著紙做的杯盤，在冰上旋舞。
一九二九年我同文藻結婚後，我們有了家了，他就常到家裡吃飯，他很能吃，也不挑食。一九三○年秋我懷上了吳平，害口，差不多有七個月吃不下東西。父親從城里送來的新鮮的蔬菜水果，幾乎都是他吃了。甚至在一九三一年二月我生吳平那一天，我從產房出來，看見他在病房等著我，房裡桌上有一杯給產婦吃的冰淇淋，我實在太累了，吃不下，沖他一努嘴，他就捧起杯來，臉朝著牆，一口氣吃下了！
他在燕大念的是化學，他的學士和碩士的論文，都是跟天津鹼廠的總工程師侯德榜博士寫的。侯先生很賞識他，又介紹他到美國威斯康星大學讀化學博士，畢業時還得了金鑰匙獎。回國後就在永利製鹼公司工作。解放後又跟侯先生到了化工部。一九五一年我們從日本回到北京，見面的時候就多了。
我是農曆閏八月十日生的，他的生日是農曆八月初十，因此每到每年的農曆的八月十一日，他們就買一個大蛋糕來，我們兩家人一起慶祝，我現在還存著我們兩人一同切蛋糕的相片。
一九八五年九月文藻逝世後，他得到消息，一進門還沒得及說話，就伏在書桌上，大哭不止，我倒含著淚去勸他。他晚年身體不好，常犯氣喘病，家裡暖氣不夠熱時，就往往在堂屋裡生上火爐。一九八六年初，他病重進了醫院，他的愛人李文玲還瞞著我，直到他一月十二日逝世幾天以後，我才得到這不幸的消息。化工部他的同事們為他準備了一個紀念冊，要我題字，我寫：
他這麼一個對祖國的化工事業，做出應有的貢獻的弟弟，我又感到無限的自慰與自豪。
他的愛人李文玲是金陵女子大學音樂系畢業的，專修鋼琴。他的兒子謝宗英和兒媳張薇都繼承了他的事業，現在都在化工部的附屬工程機關工作。
我的三弟謝為楫的一切，我在寫我的三弟婦那一段已經把他描寫過了：
急躁，好動，因為他最小，便養得很任性，很嬌慣。雖然如此，他對於父母和兄姐的話總是聽從的，對我更是無話不說……他很愛好文藝，也愛交些文藝界的年輕朋友。丁玲、胡也頻、沈從文等，都是他介紹給我的，我記得那是一九二七年我的父親在上海工作的時候。他還出過一本短篇小說集，名字我忘了，那時他也不過十七八歲。
他沒有讀大學就到英國利物浦的海上學校，當了航海學生，在五洲的海上飄蕩了五年，居然還得了一張榮譽證書回來。從那時起他就在海關的緝私船上工作。抗戰時期，上海失守後，他到了香港，香港又失守了，他就到重慶，不久由港務司派他到美國進修了一年，回來後就在上海港務局工作。
他的愛人劉紀華，是我的表兄劉放園先生的女兒，燕大的社會學系優秀的碩士研究生，那時也在上海的“善後救濟總署”工作。他們是青梅竹馬的恩愛夫妻，工作和生活都很愉快。他們有五個兒女。為楫說，為了紀念我，他們孩子的名字裡都要帶一個“心”字。長女宗慈，十一二歲就到東北上學，我記得是長春大學，學的是農業機械。他們的二女兒宗愛、三女兒宗恩，學的是音樂，是報考上海音樂學院附中的上千人中考上的五十人中之二。我聽見了很高興，給她們寄去八百元買了一架鋼琴，作為獎勵。他們的兩個兒子宗惠和宗愨那時還小。
一九五七年，為楫響應“向黨進言”的號召，寫了幾張大字報，被劃成了右派，遣送到甘肅的武威勞動改造，從此丟棄了他的專業，如同失水的枯魚一般，全家遷到了大西北。
那時我的老伴吳文藻，和我的兒子吳平也都是右派分子，我的頭上響起了晴天的霹靂，心中的天地也一下子旋轉了起來！
但我還是鎮定地給為楫寫一封封的長信，鼓勵他好好改造，重新做人，求得重有報效祖國的機會，其實那幾年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過的！只記得為楫夫婦都在武威一所中學教書，度過了相當艱苦的日子。孩子們在逆境中反而加倍奮發自強，宗恩和宗愛都在西安音樂學院畢了業。兩個男孩子都學的是理工，在礦學事業自動化研究所里工作，這都是後話了！
勞瘁交加的紀華得了癌症，一九七六年去世了，為楫就到窯街和小兒子住了些日子，一九七八年又到四川的北碚，同大女兒住了些日子；一九七九年應蘭州大學之聘，在蘭大教授英語；一九八四年的一月十二日就因病在蘭州逝世了！他的兒女們都沒有告訴我們。我和為傑只奇怪楫弟為什麼這樣懶得動筆，每逢農曆九月十九，我們還是寄些錢去（他比紀華大一歲，兩人是同一天生日，往常我們總是祝他們“雙壽”），讓他的孩子們給他買塊蛋糕。孩子們也總是回信說：
“爹爹吃了蛋糕，很喜歡，說是謝謝你們！”傑弟一直到死，還不知道“小小”已經比他先走了！
在寫這一篇的時候，我流盡了最後的眼淚！王羲之在《蘭亭集序》裡說“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我倒覺得“死”真是個“解脫”，“痛”的是後死的人！
我的三個弟弟：從小到大，我盡力地愛護了你們。最後也還是我用眼淚來給你們送別，我總算對得起你們了！ １９８７年７月８日風雨欲來的黃昏萬般皆上品……——一個副教授的獨白小魯和小菲都是好孩子，聽我的話，都參加了高考，分數還沒有出來。可是今天他們對我說的關於他們就業的打算，很出乎我的意料，也使我很傷心！我能考慮嗎？我的同事們知道了，會怎麼想呢？我的同事們上了大學的孩子們知道了，又該怎麼想呢？
小魯說：“爸爸，事情是明擺著的，媽媽教了二十多年的小學，現在病得動不得了，她教書的那個學校，又出不起醫藥費，她整天躺在床上，只能靠您和我們下了課後來伺候她。
那個四川小阿姨都乾得不耐煩了，整天嘟囔著說要走。您呢，兢兢業業地教了三十年的大學，好容易評得個副教授，一個月一百一十六塊錢工資！開門七件事什麼都要錢買，不向錢看行嗎？您不要再'清高'了，'清高'當不了飯吃，'清高'當不了衣穿，'清高'醫不了母親的病！我聽了您的話，參加了高考，我的成績決不會差的，因為我和同學們對起答案來，他們答得都不如我準確。可是我想，我上了大學又有什麼用，一個月就要花您五六十塊錢的飯費和零用，這還不算，就是畢業出來，甚至留校教書，結果還不是和您一樣！
“我已經和我的開出租汽車的老同學們學會了開車，還考取了執照。我去開出租汽車，一個月連工資、獎金帶小費，要比您這副教授強多了。我不上大學了，為著我們一家能過好一點的日子，我決定去開出租汽車了……”
小菲說得委婉一些（她和小魯是雙胞胎。脾氣卻不一樣），她說，“爸爸，您聽，我的在一個餐館當服務員的同學們都勸我，說我的身材好，年紀輕，文明禮貌方面更不必說。
我去當餐館服務員，連衣服都不用愁，有高領旗袍和高跟皮鞋穿，收拾個房間、端個盤子什麼的，都會幹得出色。我每月掙的不會比哥哥少，也許還會有外匯券呢。我們一家每月有了五六百塊錢，媽媽的病也好治了，阿姨也好請了，您還教您的書，就算是消磨日子，過您的教授癮吧！ ”
他們為我們的家計，想得多麼實際，解決得多麼徹底！我想不出更好的辦法。
“真是萬般皆上品，唯有讀書低嗎？”面對兩個孩子，我心頭翻湧著異樣的滋味。 １９８７年７月１３日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