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六月初，我還在燕京大學教課，得了重感冒住在女校療養所裡。院裡只有一位美國女大夫和兩位服務員。
大夫叫她們為舒媽和富媽（這大夫和服務員只照看輕病的人，一般較為嚴重複雜的病，就送到協和醫院去了）。這兩位服務員都是滿族，說的一口純正的北京話。舒媽年紀大一些，也世故一些，又愛說愛笑。富媽比較文靜，說話輕聲細語地。我總覺得她和舒媽不同，每逢她在我身邊，我的腦中總湧上“大人家舉止端詳”這一段詞句。
有一天她忽然低聲問我：“謝先生，您結婚後用人嗎？我願意給您幫忙。”我說：“那太好了，就是我們家裡就兩個人，事情不多，而且人家已經給我們介紹一個廚師傅了（那時在燕大教師家裡的大師傅一般除做飯外，還兼管洗衣服、床單……收拾樓下的書房客廳等等）。樓上我們臥室什麼的，也沒有什麼重活……”她說：“我能給您做針線活。您新房子裡總得有窗簾、床單、桌布什麼的，我可以先給您準備。”這方面我倒沒想到。那時候燕大指定給我們蓋的小樓——燕南園６０號，已快竣工了。我感冒好後，就和她到我們的新居，量好了門窗的尺寸，樓下的客廳兼飯廳想用玫瑰色的窗簾，樓上的臥室用豆青色的，客房是粉紅色的（那種房子一般是兩重簾子，外面是一層透明的白紗布，裡面只是一道橫的短簾和兩邊長的窄窄的長簾，這裡層的簾子是有顏色的）。我就買了這幾色的蘇州棉綢，交給了她。那年的六月十五號，我同文藻結婚後，就南下省親，我們到了上海和江陰的家，暑假之前趕回上課時，富媽已經把這些窗簾都做好，而且還做了各間屋子裡的床單，被單都用的是白細布又用和窗簾一色的布緣了邊，還“補”上一些小花，真是協調雅淡極了！我們把房子佈置好了以後，她每天就只來一個上午，幫我們收拾房間。到了一九三一年，我們的大兒子吳平出世後，她就來幫我帶孩子，住在我家裡，做整天的活。那時文藻的母親也來了，就住在原來的客房。我每星期還有幾堂課，身體也不太好，孩子的照顧，差不多全靠富奶奶了（她比我大十歲，自從她到我們家工作，我們就都稱她奶奶）。說起來她的身世也夠淒涼的，有人說她是滿族松公爺的堂妹，家道中落，從九歲起就學做種種針線活，二十歲又嫁黃志廷做續弦，黃志廷是清華學校校警，年歲比她大許多，她生了六個孩子，都早夭了，最後一個女兒活下來了，起名叫秀琴，是她的寶貝。她出來工作，自己指“富”為姓。她有心髒病，每星期必到燕大醫院去取一次藥水，但她還是把孩子的衣服（除毛衣外）全部攬了去。
她總把孩子打扮得十分雅氣，衣領和袖子上總繡上些和毛衣的顏色協調的小花，那時燕大中美同事的夫人們，都誇說我們孩子穿得比誰都整齊，其實都是富奶奶給他們打扮的。
一九三五年我的女兒吳冰出世了，也是她照應的，吳冰從小不“挑食”，長得很胖，富奶奶對於女孩子的衣著更加註意，吳冰被推著車子出去，真是誰看誰愛。一九三六年，是文藻的休假年（燕大的教授們是每七年休假一次），我們先到日本，又到美國代表燕大祝賀哈佛大學建校三百週年，以後又到英國、意大利、法國等，文藻自己又回到英國的牛津和劍橋大學，研究他們的導師制度，我那時正懷上了吳青，就在法國留下，在巴黎閒住了一百天。
那時文藻的母親雖然也在北京，但兩個孩子的一切，仍是全由富奶奶照管。一九三七年我們從歐洲回來，不到一個星期，北京便淪陷了。因為燕大算是美國教會辦的，一時還沒有受到驚擾，我們就仍在燕大教學，一面等待十一月份吳青的出世，一面做去雲南大學的準備。因為富奶奶有心髒病，我怕雲南高原的天氣對她不宜，準備薦她到一位美國教授家裡去工作。
他們家隻老夫婦二人，工作很輕鬆，但富奶奶卻說：“您一個人帶三個孩子走，就不放心，我送您到香港再回來吧。”等到了香港，我們才知道要去雲南必須從安南的海防坐小火車進入雲南，這條路是難走的！富奶奶又堅持說：“您和先生兩個人，絕對弄不了這三個孩子，我還是跟您上雲南吧。”我只得流著眼淚同意了。這一路的辛苦困頓，就不必說。虧得在路過香港時，我的表兄劉放園一家也在香港避難，他們把一個很能幹的大丫頭——瑞雯交給了我，說是：“瑞雯十八九歲了，我們不願意在香港替她找人家，不如讓你們帶到內地給她找吧。”路上有了瑞雯當然方便得多，富奶奶把她當自己的女兒看待，兩人處得十分融洽。到了昆明，瑞雯便擔任了廚師的職務，她從我的表嫂那裡，學做的一手好福建菜，使我們和我們的隨北大、清華南遷的朋友們，大飽口福。
我們到了昆明，立刻想把富奶奶的丈夫黃志廷和女兒秀琴都接到後方來，免得她一家離散。那時正好美國駐雲南昆明的領事海勇（Ｓｅａｂｏｌｄ）和我們很友好，他們常說云南工人的口音難懂，我說：“我給你們舉荐一個北京人吧。”於是我們就設法請南下的朋友把黃志廷帶到了昆明，在美國領事館工作。富奶奶的獨女秀琴卻自己要留在北京讀完高中，在一九四○年我們搬到重慶之後，她才由我們的朋友帶來，到了重慶，我們即刻把她送到復旦大學，一切費用由我們供給。這時富奶奶完全放心了，我們到重慶時，本來就把黃志廷帶來我家“幫忙”，如今女兒也到了後方，又入了大學，她不必常常在夜裡孩子睡後，在桐油燈下，艱難地一個字一個字地給女兒寫信了。說來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富奶奶本來不會寫字，她總是先把她要說的話，讓我寫在紙上，然後自己一筆一劃地去抄，我常常對她說：
“你不必麻煩了，我和黃志廷都會替你寫，何必自己動筆呢？”她說：“秀琴看見我的親筆字，她會高興的。”
我們到重慶不久，因為日機常來轟炸，就搬到歌樂山上住。不久文藻又得了肺炎，我在醫院陪住了一個多月，家裡一切，便全由富奶奶主持。那幾年我們真是貧病交加，文藻病好了，我又三天兩頭地吐血，雖然大夫說這不是致命的病，卻每次吐血，必須躺下休息，這都給富奶奶添許多麻煩，那時她也漸漸地不支了，也得常常倚在床上。我記得有一次冬天，在沙坪壩南開中學上學的吳平，週末在大雨中上山，身上的棉褲濕了半截。富奶奶心疼地讓他脫下棉褲，坐在她被窩裡取暖。她拿我的一條舊褲作面子，用白面口袋白布做裡子，連夜在床上給他趕做一條棉褲。我聽見她低低地對吳平說：“你媽也真是，有錢供人上大學，自己的兒子連一條替換的棉褲、毛褲都沒有！”這是她末一次給我的孩子做活了！
有一天她斷斷續續地對我說：“我看我這病是治不好了，您這房子雖然是土房，也是花錢買的，我死在這屋裡，孩子們將來會害怕的，您送我上醫院吧。”我想在醫院裡，到底照顧得好一些，山下的中央醫院（就是現在的上海醫院）還有許多熟人，我就送她下山，並讓黃志廷也跟去陪她，我一面為她預備後事。正好那時聽說有一戶破落的財主，有一副做好的棺材要廉價出賣，我只用了一百多塊錢（稿費的一部分）把它買了下來，存放在山下的一間木匠舖裡。
到醫院後不久，她就和我們永別了。她葬在歌樂山的墓地裡。出殯那一天，我又大吐血，沒有去送葬，但她的丈夫、女兒和我的兒女們都去了。聽說，吳平在墳前嚴肅地行了一個童子軍的敬禮後，和她的兩個妹妹吳冰、吳青，都哭得站不起來！五十年代中期，我曾參加人大代表團到西南視察，路經四川歌樂山，我想上去看看她的墳墓，卻因為那裡駐著高射砲隊就去不成了。
黃秀琴同她的大學同學四川人李家駒結了婚，不久也把父親黃志廷接走了。抗戰勝利後，我們回到南京又去了日本，黃家留在四川，但是我們的通訊不斷。
黃秀琴生了兩兒兩女後，也去世了。六十年代我們住在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她的次子李達雄在北京郵電學院上學，假期就到我們家來稱我為“姥姥”。直到現在他夫婦到京出差還是給我送廣柑、“菜腦殼”之類我們愛吃的東西。我們的孩子和他們的孩子一直是親如一家……關於這個高尚的人的事蹟，我早就想寫了，鑲在一個小銅鏡框裡的她和我們三個孩子的小相片，幾十年來一直在我的身邊，現在就在我身後的玻璃書櫃裡。今天濃陰，又沒有什麼“不速之客”，我一口氣把從一九二九年起和我同辛共苦了十幾年的、最知心的人的事蹟，寫了出來，我的眼淚是流得盡的，而我對她的憶念卻綿綿無盡！ １９８７年６月５日薄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