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在一九一三年初秋，我到了北京。
中華民國成立後，海軍部長黃鐘瑛打電報把我父親召到北京，來擔任海軍部軍學司長。
父親自己先去到任，母親帶著我們姐弟四個，幾個月後才由舅舅護送著，來到北京。
實話說，我對北京的感情，是隨著居住的年月而增加的。
我從海闊天空的煙台，山清水秀的福州，到了我從小從舅舅那裡聽到的腐朽破爛的清政府所在地——北京，我是沒有企望和興奮的心情的。當輪船緩慢地駛進大沽口十八灣的時候，那渾黃的河水和淺淺的河灘，都給我以一種抑鬱煩躁的感覺。
從天津到北京，一路上青少黃多的田畝，一望無際，也沒有引起我的興趣！到了北京東車站，父親來接，我們坐上馬車，我眼前掠過的，就是高而厚的灰色的城牆，塵沙飛揚的黃土鋪成的大道，匆忙而又迂緩的行人和流汗的人力車夫的奔走，在我茫然漠然的心情之中，馬車已把我送到了一住十六年的“新居”，北京東城鐵獅子胡同中剪子巷十四號。
這是一個不大的門面，就像天津出版社印的老舍先生的的封面畫，是典型的北京中等人家的住宅。大門左邊的門框上，掛著黑底金字的“齊宅”牌子。進門右邊的兩扇門內，是房東齊家的住處。往左走過一個小小的長方形外院，從朝南的四扇門進去，是個不大的三合院，便是我們的“家”了。
這個三合院，北房三間，外面有廊子，裡面有帶磚炕的東西兩個套間。東西廂房各三間，都是兩明一暗，東廂房作了客廳和父親的書房，西廂房成了舅舅的居室和弟弟們讀書的地方。從北房廊前的東邊過去，還有個很小的院子，這裡有廚房和廚師父的屋子，後面有一個蹲坑的廁所。北屋後面西邊靠牆有一座極小的兩層“樓”，上面供的是財神，下面供的是狐仙！
我們住的北房，除東西套間外，那兩明一暗的正房，有玻璃後窗，還有雕花的“隔扇”，這隔扇上的小木框裡，都嵌著一幅畫或一首詩。這是我在煙台或福州的房子裡所沒有的裝飾，我很喜歡這個裝飾！框裡的畫，是水墨或彩色的花卉山水，詩就多半是我看過的《唐詩三百首》中的句子，也有的是我以後在前人詩集中找到的。其中只有一首，是我從來沒有遇見過的，那是一首七律：風急天高（？）忽斷聞難解亂絲唯勿理善存餘焰不教焚事當路口三叉誤人便江頭九派分今日始知吾左計枉親書劍負耕耘我覺得這首詩很有哲理意味。
我們在這院子裡住了十六年！這裡面堆積了許多我對於我們家和北京的最初的回憶。
我最初接觸的北京人，是我們的房東齊家。我們到的第二天，齊老太太就帶著她的四姑娘，過來拜訪。她稱我的父母親為“大叔”、“大嬸”，稱我們為姑娘和學生。 （現在我會用“您”字，就是從她們學來的。）齊老太太常來請我母親到她家打牌，或出去聽戲。母親體弱，又不慣於這種應酬，婉言辭謝了幾次之後，她來的便少了。我倒是和她們去東安市場的吉祥園，聽了幾次戲，我還趕上了聽楊小樓先生演黃天霸的戲，戲名我忘了。我又從《汾河灣》那齣戲裡，第一次看到了梅蘭芳先生。
我常被領到齊家去，她們院裡也有三間北屋和東西各一間的廂房。屋裡生的是大的銅的煤球爐子，很暖。她家的客人很多，客人來了就打麻雀牌，抽紙菸。四姑娘也和他們一起打牌吸煙，她只不過比我大兩三歲！
齊家是旗人，他本來姓“祈”（後來我聽到一位給母親看病的滿族中醫講到，旗人有八個姓，就是童、關、馬、索、祈、富、安、郎。），到了民國，旗人多改漢姓，他們就姓了“齊”，他們家是老太太當權，齊老先生和他們的小腳兒媳，低頭出入，忙著幹活，很少說話。後來聽人說，這位齊老太太從前是一個王府的“奶子”，她攢下錢蓋的這所房子。我總覺得她和我們家門口大院西邊那所大宅的主人有關係。這所大宅子的前門開在鐵獅子胡同，後門就在我們門口大院的西邊。
常常有穿著鮮豔的旗袍和坎肩，梳著“兩把頭”，髻後有很長的“燕尾兒”，腳登高底鞋的貴婦人出來進去的。她們彼此見面，就不住地請安問好，寒暄半天，我遠遠看著覺得十分有趣。但這些貴婦人，從來沒有到齊家來過。
就這樣，我所接觸的只是我家院內外的一切，我的天地比從前的狹仄冷清多了，幸而我的父親是個不甘寂寞的人，他在小院裡砌上花台，下了“衙門”（北京人稱上班為上衙門！）便捲起袖子來種花。我們在外頭那個長方形的院子裡，還搭起一個葡萄架子，把從煙台寄來的葡萄秧子栽上。後來父親的花園漸漸擴大到大門以外，他在門口種了些野茉莉、蜀葵之類容易生長的花朵，還立起了一個鞦韆架。周圍的孩子就常來看花，打鞦韆，他們把這大院稱作“謝家大院”。
“謝家大院”是周圍的孩子們集會的地方，放風箏的、抖空竹的、跳繩踢毽子的、練自行車的……熱鬧得很。因此也常有“打糖鑼的”的擔子歇在那裡，鑼聲一響，弟弟們就都往外跑，我便也跟了出去。這擔子裡包羅萬象，有糖球、面具、風箏、刀槍等等，價錢也很便宜。這糖鑼擔子給我的印像很深！前幾年我認識一位面人張，他捏了一尊壽星送我，我把這尊壽星送給一位英國朋友——一位人類學者，我又特煩面人張給我捏一副“打糖鑼的”的擔子，把它擺在我玻璃書架裡面，來鎖住我少年時代的一幅畫境。
總起來說，我初到北京的那一段生活，是陌生而乏味的。
“山中歲月”、“海上心情”固然沒有了，而“輦下風光”我也沒有領略到多少！那時故宮、景山和北海等處，還都沒有開放，其他的名勝地區，我記得也沒有去過。只有一次和弟弟們由舅舅帶著逛了隆福寺市場，這對我也是一件新鮮事物！市場裡熙來攘往，萬頭攢動。櫛比鱗次的攤子上，賣什麼的都有，古董、衣服、吃的、用的五光十色；除了做買賣的，還有練武的、變戲法的、說書的……我們的注意力卻集中在玩具攤上！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棕人銅盤戲出。這是一種紙糊的戲裝小人，最精彩的是武將，頭上插著翎毛，背後扎著四面小旗，全副盔甲，衣袍底下卻是一圈棕子。這些戲裝小人都放在一個大銅盤上。耍的人一敲那銅盤子，個個棕人都旋轉起來，刀來槍往，煞是好看。
父親到了北京以後，似乎消沉多了，他當然不會帶我上“衙門”，其他的地方，他也不愛去，因此我也很少出門。這一年裡我似乎長大了許多！因為這時圍繞著我的，不是那些堂的或表的姐妹弟兄，而只是三個比我小得多的弟弟，歲時節序，就顯得冷清許多。二來因為我追隨父親的機會少了，我自然而然地成了母親的女兒。我不但學會了替母親梳頭（母親那時已經感到臂腕酸痛），而且也分擔了一些家務，我才知道“過日子”是一件很操心、很不容易對付的事！這時我也常看母親訂閱的各種雜誌，如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婦女雜誌》，《小說月報》和《東方雜誌》等，我就是從《婦女雜誌》的文苑欄內，首先接觸到“詞”這種詩歌形式的。我的舅舅楊子敬先生做了弟弟們的塾師，他並沒有叫我參加學習，我白天幫母親做些家務，學些針黹，晚上就在堂屋的方桌邊，和三個弟弟各據一方，幫他們溫習功課。他們倦了就給他們講些故事，也領他們做些遊戲，如“老鷹抓小雞”之類，自己覺得儼然是個小先生了。
弟弟們睡覺以後，我自己孤單地坐著，聽到的不是高亢的軍號，而是牆外的悠長而淒清的叫賣“羊頭肉”或是“賽梨的蘿蔔”的聲音，再不就是一聲聲算命瞎子敲的小鑼，敲得人心頭打顫，使我徬徨而煩悶！
寫到這裡，我微微起了感喟。我的生命的列車，一直是沿著海岸飛馳，雖然山迴路轉，離開了空闊的海天，我還看到了柳暗花明的村落。而走到北京的最初一段，卻如同列車進入隧道，窗外黑糊糊的，車窗關上了，車廂裡電燈亮了，我的眼光收了回來，在一圈黃黃的燈影下，我仔細端詳了車廂裡的人和物，也端詳了自己……北京頭一年的時光，是我生命路上第一段短短的隧道，這種黑糊糊的隧道，以後當然也還有，而且更長，不過我已經長大成人了！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