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文學》編輯部舉辦的一九七八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發獎大會上，茅盾同志對受獎的作家們——絕大多數是青年人——講話中，曾鼓勵他們要學魯迅和郭沫若那樣，“博覽群書，學貫中西”。他說：“我們現在要反映四個現代化，不懂些科學知識，恐怕是不行的。因此，我們向魯迅、郭沫若學習，也就要像他們那樣，掌握多一些科學知識。”因為他是對那些“我們文學事業將來的接班人”講話，所以他特別提到了“科學知識”，下面他又強調，如毛主席所說的，“我們決不拒絕繼承和借鑒古人和外國人，那怕是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東西”等等，也提到“我們還沒有把該翻譯的外國名著都翻譯過來。”這些話很引起了我的深思。
也就是在去年，我和幾位對外友協的同志，同英國出版界代表團座談，談到早年我國翻譯出版的工作時，曾提到我對於西方文化的初步了解，都是從當時看到外籍的譯文開始的。
那時我只有十歲左右吧，在我祖父的書架上，看到林紓（琴南）老先生譯的法國名作家仲馬寫的《茶花女遺事》，以後我自己又去尋來了他翻譯的英國名作家狄更斯寫的《塊肉餘生述》和其他。在我父親的書桌上，我看到了嚴復（幼陵）老先生譯的英國名作家斯賓塞寫的《群學肄言》，和穆勒寫的《群己權界論》等等。嚴老先生譯的都是社會科學的書籍，那時我當然看不懂，大了以後也沒有再去翻它，但是我的研究社會科學的朋友們對那幾本書還是評價很高。至於林譯小說，我就看得多了，我是很喜歡他的文筆的。林老先生自己不懂外文，他可翻譯英法名著，都是別人口述，他來筆譯的，但是我覺得他的譯筆很“傳神”，到我自己能夠閱讀原著的時候，例如狄更斯的《塊肉餘生述》，就感到林老先生能夠把原著中十分鮮明生動的人物栩栩如生地描寫了出來，那就是得力於他對於中國的語文有很深的修養和造詣！
嚴老先生的譯文，也幾乎等於意譯，他在譯文之後，都加以註釋。因為我不是研究社會科學的，我也沒有去看原著。
兩位老先生使用的都是文言文，現在的青年人看了，不一定看得懂，而且這些西方社會科學的名著，現在差不多都有了今譯，不必都去翻閱了。我所要講的，就是在六七十年以前，當中國人民感到國家危急的時候，像毛主席所說的“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嚴老先生是到英國學習海軍軍事科學的，他卻自己研讀了哲學和社會科學。林老先生為了介紹西方的文學和文化，他不懂外文，只得請人口述，而自己執筆。這兩位老先生，在當時，都起了啟蒙和溝通中西文化的作用。
以後，我們這些年青人，對於這兩位老先生的晚節，也不無“微詞”。嚴老先生在晚年成了擁護袁世凱稱帝的六君子之一。林老先生在“五四”時代，曾致書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大罵過白話文。但也正如茅盾同志講話中談到某些譯者時所說的，“但是，對翻譯作品來說，不應以人廢言。”
我提到嚴、林兩位老先生，不但因為要做翻譯工夫，必須像他們那樣“博覽群書，學貫中西”，外文固然要學好，本國的語文也更要學好，否則就起不了溝通中外科學文化的作用。我們的四個現代化需要藉鑑許多工業先進國家的科學技術，我們又有九億多人口，要每一個人都看懂外文書刊，是不可能的，這時候，起著橋樑作用的翻譯工作，就是極其需要的了。
我提到嚴、林兩位老先生，不但因為他們的關於西方的社會科學和文學的譯文，是我在青少年時代所最初接觸到的，也因為他們恰巧都是福建人（嚴、林老先生都是我祖父的朋友，嚴老先生還是我父親的老師）。我很小就離開鄉井，已經是東西南北之人，沒有太深的鄉土觀念了，但是當六十年代初期聽到福建中學生的學習成績很好，北京的教育界也提出向福建學習的時候，我不由自主地發出了自豪與高興。我希望這“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風氣和傳統，能夠繼續下去。
我希望福建的青年人，也能夠“博覽群書，學貫中西”，做好現代的溝通中西文化的工作。 “信”、“達”、“雅”的翻譯方法，就是嚴老先生提出的，但要達到這三條標準，就非得把中外語文都學深學透不可。
我還要提醒青年人，“博覽群書”決不等於“閉門讀書”，我們一定要關心國家大事。
不把我們的學習和國家大事聯繫起來，和我國的四個現代化聯繫起來，我們的學習和努力就沒有了目標，我們自己就成了空頭的學問家。還有，身體健康也是極其重要的，沒有健康的心身，就不能健康地學習。德、智、體三者本來應當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對立的，相防相剋的。一九七九年八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