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理想麼？我希望自己將來成為一個教育專家，我們那所學校發展到可以容納幾萬個兒童！”
當我笑著問她的理想的時候，燈影之下，這位坐在我對面的，藍衣雙辮，胸前掛著閃閃耀眼的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紀念章的年輕姑娘，頰上泛起健康的紅暈，微笑地略帶羞澀地回答著。
那嘎格斯爾，這位年輕先進的內蒙呼盟音德爾小學的教師，出生在內蒙古的農民家庭。
因為家住在學校的隔壁、父母勉強地允許她讀了四年的書。
內蒙古解放了，青年們個個興高采烈，紛紛要求到呼和浩特進入“軍大”，準備在自己解放了的土地上，參加各種建設的工作。她的同學來約她一塊去，她的父母堅決不肯答應，同學們走了以後，她哭了好幾次。
說到這裡，她笑了：“一九四七年我們的農會主任來了，他約我到扎齎特旗，胡爾勃努吐克巴彥陶海嘎查、白牙屯民辦小學去當教員。我心裡一亮，這不也是一樁重要的工作麼？
何況我還熱愛小孩子！ ”
從這個冬天起，這位十七歲的農村姑娘，就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懷著興奮愉快的心情，走上了教師的崗位！
所謂白牙屯小學，當時只有二十名學生，分成一、二兩個年級。不但沒有房子，沒有桌凳，沒有黑板，有時連粉筆都沒有！去找校董吧，校董漠不關心，去找村幹部經過很大努力，好容易給了一間屋子。
“有了立足之地，就好辦了，”她在回憶中快樂的笑了，露出兩行雪白的牙齒。 “我用破木板壘成土台當作桌凳，在土台前面開了學。但是學生們沒有課本怎麼學習呢？我只好到離我們十五里遠的一個小學裡，借了一本蒙文課本，利用清晨、黑夜和星期天，一頁一頁地抄寫，隨抄隨教，解決了沒有課本的困難。同時新的問題又發生了，我們那邊冬天多冷呵，好大的北風，好深的雪！剛剛解放，老鄉們生活還困難得很，不但孩子的學費付不出，有的孩子們的衣服也破爛到出不了門。
我就自己跑到他們家裡去給他們補課，一天跑三個屯。有個學生叫包福生，她母親孩子多，自己又多病，包福生因為沒鞋子穿，不能上學，我就給他補鞋穿。 ”
她大概看出了我的欽佩的目光，很謙虛的微笑著說：“我的能力是很微小的，只是由於共產黨和政府對我的培養，同志們和學生家長們的幫助，我才能在教學工作上取得一些微小的成績。我永遠忘不了，在呼爾樂完小有兩位共產黨員教師，和那裡的區婦聯主任，他們是那樣的關心我，給我講大道理，給我看了共產黨黨綱黨章，還有史瑞芬同志艱苦辦學的事蹟。這一切給我很大的鼓勵。
“因為我常往老鄉家裡跑，有些落後的人，說長道短了。
他們說：十七八的姑娘，起早摸黑，自個兒亂跑，太不像樣，當時家里人也反對我了……“人們的閒話，家庭的反對，都沒有使我害怕，我依然很愉快的教我的學生。我怕的是我自己文化太低，只有小學四年程度，教學中間遇到許多困難問題，解決不了，學校裡又只有我一個人，我只好利用星期天，跑到十五里外的中心小學去請教別的教師，來回要經過三四座山，有時去了遇到人家不在，或者事忙，就白跑了一趟。但這些困難和挫折，都沒有嚇倒我，因為我一想到如飢如渴的要求知識的小孩子，我的勇氣就來了……“一九四九年，學校遷到西毛林屯，這時已經有三年級學生了，學生歲數有的比我還大。為了教好他們，我又經常跑到離校八里遠的北白牙屯去，和同志們研究教材。當我調到音德爾小學的時候，學校班級多了，為了改進蒙文班的教學，我到漢生班去聽課，參考有經驗的教師的教學筆記，仔細地鑽研，使我懂得了應該怎樣去掌握教材的重點，確定教養和教學的目的。我的教學有了些改進，這時我已能教高年級的課了。
“這是我最愉快的一個時期，我當著班主任，每星期上二十一節課，要批改六十三名學生的作業。我每天還要擠出一小時學習時事，擠出兩小時學習文化。幾年來，我的文化程度，已由小學四年級提高到初中二年級了。”
我記得她曾經在一次會議上，在發言中引用過一位教育家的話：“未必真有那樣污穢的鏡子，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映像；未必真有那樣粗糙的黑板，無論如何在上面也不能書寫。
那種污穢的鏡子應當首先擦洗它，粗糙的黑板應當首先刨平它……”這幾句話，給我的印像很深，我就問她這是誰說的。
她深思地說：“是一位蘇聯的教育家說的。這不是很有道理的話麼？我也認為世界上就沒有不受教的兒童。比如說，我剛教四年級的時候，班裡就有幾個很頑皮的孩子，其中有一個叫欽博彥，他是降班生，學習很環，不守紀律，在課堂上怪聲哭鬧，放小槍，課外總和孩子們打架，往老鄉屋里扔石頭，大家認為他是個'難教的兒童'。我想起這位教育家的話，對這學生開始並沒有批評，也不找他談話，先去了解他為什麼不好好學習，不守紀律……我發現他母親對他的教育方法不好，經常打罵；同學們對他的批評也很苛刻，使他失去了自尊心，感覺不到學校和家庭的溫暖。他便不接近老師和同學，也不願回家，整天在街上游盪。
但是我發現他是個聰明靈巧的孩子，很喜歡做一些零活。我就利用他的優點，給他一些愛做的工作。例如有一次爐子壞了，我在他面前說：“爐子壞了，怎麼辦呢？我來抹吧。”他就很起勁地說：“老師，我能抹！”我答應了。第二天，在同學面前，我沒有直接表揚他，卻問大家：“這爐子是誰抹好的？”看見他抹爐子的同學就說：
“是欽博彥抹的。”我問：“這種行為好不好？”大家說：“很好。”
這使他十分高興。這樣，同學們對他的看法，慢慢地扭轉了。
“放學的時候，我和他一塊走，給他講'怎樣能成為一個好孩子'的故事，他默默地走著聽著，漸漸地和我接近了。這時我才開始和他作簡短的談話，鼓勵他。他漸漸地聽我的話了，表示要做一個好學生，還提出入隊的要求。
“我又和他的家長取得聯繫，把他進步的情況告訴他們。
並且說服家長不要打罵，要耐心地教育兒童。在家庭和學校雙方合作之下，這個孩子用功了，也守紀律了，學習上有了飛躍的進步，同學們對他也尊敬了。他不但是一個很好的少先隊員，還做了班的學習幹事。
“就這樣，我們班內一個偷東西的孩子，和兩個最頑皮的孩子，都成了好學生，現在我們班是全校最優秀的班級！”
從這位自己也像孩子的小學教師臉上洋溢的喜悅裡，顯示了一種辛勤而又快樂的園丁的自豪。
她接著懇切的說：“兒童的道德品質教育是必須注意的，只教好學生的文化科學知識還是不夠的。我們不能忘記，我們培養的兒童，是社會主義的建設者，他們必須得到全面發展。教育學上說，教師必須具有可以作為學生模範的高尚的道德品質，因此我平時無論說話、行動，對人的態度和遵守公共秩序都很注意。雨雪陰天我也從不遲到或缺席，生病也堅持上課，所以我的孩子們遲到的現像也很少。
“教師們一方面的努力總還是不夠的，要正確地教育兒童，必須做到家長和學校對學生採取一致的要求。我幾乎每星期日都到學生家裡去。去以前，我定下計劃，訪問哪一個家長？談什麼？告訴家長些什麼？提出什麼要求？”說到這裡，她發出了會心的微笑：“我也注意到家長的特點，並請他們提意見。這樣，我和家長的關係就密切起來了，他們把孩子在家的一切情況都告訴我，他們信任我，接受我對他們提出來的要求和意見。”
我越聽越感到佩服和驚奇，誰會相信這麼年輕的一個姑娘，會這樣前後左右想的這麼周到，我們的下一代是多麼幸福呵！
她明天一早有會，要走了，我緊緊地握著她的手，送她下樓。汽車的燈光，指向前方，轉眼之間已經走遠了。我站在門前，彷彿看見她一直走向草原邊上的一個城市，那裡有無數的蒙族和漢族的兒童，向著她歡呼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