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為什麼不能得到齊宣王、梁惠王的深信和重任呢？這實在使人有“讀兵書而流淚，替古人擔憂”之慨！為了解答歷史上這一疑問，就不得不回來再綜合研究齊宣王與梁惠王一下了。
戰國末期的齊國，已非西周時代的！日齊國，也非東周初期的齊國，而是由田完敬仲的後代，篡位而據為己有的新齊國。尤其從齊威王開始稱王以來，齊國便成了與秦、楚分庭抗禮而互相爭霸的大國了。
齊威王死後，他的兒子辟疆繼位，稱宣王。據孟嘗君的父親靖郭君（田嬰）的門客齊貌辨的觀察，說：“太子（指齊宣王）相不仁，過頤系視，若是者背反。”
由此而知齊宣王的相貌和個性的一斑。所謂“過頤”，便是方面大腮，滿臉福相的描述。也可以說是腦後見腮，不可往來，後有反骨的相貌。所謂“豕視”，便是像豬看東西一樣，表面很糊塗似的，而實際上，心中自有主張，很精明，而且不時偷看到兩旁的東西。所謂“不仁”，不是說他一點也沒有仁慈的心腸，而是說他是個不容易對付、不容易侍候的角色。
但事實上，齊宣王也可算是一個英明的主子，有他父親威王慷慨雄豪的秉賦。
而且根據《孟子》的記述，他爽朗地承認有好勇、好貨、好色的多種毛病，婉轉地推掉孟子的高論，也可以說是不凡的作風。
在他親政的初期，仍然任用鄒忌為相，但卻召回了被鄒忌所排擠，而具有上將之才的田忌為將，任命孫臏做元帥，一戰而擒殺了魏國的名將龐涓，俘虜了魏惠王的太子申，一舉而震動國際，威加海內。
齊國，不但一躍而為當時國際上的政治大國，而且是赫赫的經濟強國。
當此之際，齊宣王任命了重要的高級幹部：
孟嘗君（田文）繼鄒忌為相國。
禮遇高士顏囗、王鬥；甚至間接優待魯仲連等不世人物。
優容淳于髡的滑稽雋才。
他聽了鄒忌及王鬥當面批評他，不肯起用人才的一番話，一下子便任用他們與淳于髡等所推薦的一批人，而使得齊國大治。
鄒忌事宣王，仕人眾，宣王不悅。晏首（齊臣）貴，而仕人寡，王悅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
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
先生王鬥進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鬥曰：“鬥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鬥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
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鬥對曰：“王聞之過，鬥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進諫。”
宣王忿然作色不說（通悅）。有間。
王鬥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謂土地人民之籍），立為大伯，今王有四焉。”
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惟恐夫扌雲（同隕）之，焉能有四焉。”
王鬥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王不好士。”
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
王鬥曰：“世無騏囗(馬錄)耳（良馬之名），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逡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
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
王鬥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盡轂（音斛，縐紗曰毅，紡絲而織之。）也。”
王曰：“何謂也？”
王鬥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闢（便，順其所好。闢，避其所惡。）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闢無使也。臣故日，不如愛尺毅也。”
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
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王鬥這番說詞，等於當面諷刺他的缺點，但齊宣王仍有雅量接受，不像秦漢以後的帝王，動不動便加以“處士橫議”，或“大不敬”的殺頭罪名。
至於說到宣王不肯聽信臣下的勸諫，在用人上。信任不專，或學非所用，用非所長的事，大概不會錯的。例如他前任相國鄒忌的一番婉轉譬喻，便是針對他這毛病而說。
鄒忌俯八尺有餘，身體(日失)（日側有光艷也）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
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
旦日（明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吾與徐公孰美？”客曰：“答公不若君之美也。”
明日，徐公來，孰（通熟）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通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
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舉）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受下賞。”
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去聲）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與敵國戰勝於朝廷之內也，即政治作戰勝利之意）。
雖然宣王有用人不專的毛病，卻能面對顏(斤蜀)的頂撞，公然改變盛怒之威，願執弟子之禮。最後，顏(斤蜀)不受封而辭去，他又好像只能禮賢而不能真下士。
齊宣王見顏(斤蜀)，曰：“(斤蜀)前。”(斤蜀)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斤蜀)，人臣也。王日'(斤蜀)前'，(斤蜀)亦日'王前'，可乎？”
(斤蜀)對曰：“夫(斤蜀)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斤蜀)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
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家也）五十步而椎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宣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錳。'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
左右皆曰：“(斤蜀)來，(斤蜀)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鐘，萬石囗（音巨。天上神獸，鹿頭龍身。懸鍾之木刻飾象之，因名曰囗。每十六鐘共一囗。），天下之士，皆為役處；辯知（智）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服。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堅門間裡，士之賤也，亦甚矣。”
(斤蜀)對曰：“不然，(斤蜀)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
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據慢驕奢，則兇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 '故日'矜功不立，虛願不至。 '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
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差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楊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日'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 '
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人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毅，是其賤之本與。 '
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日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 ”
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守，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
顏(斤蜀)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專道也。然而形神不全。(斤蜀)願得歸，晚食以當向，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責，清靜貞正以自虞。制言（命令）者王也，盡忠真言者(斤蜀)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
君子曰：“(斤蜀)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也。”
另有淳于髡，完全不同於顏(斤蜀)的作風，他運用滑稽的高調，對了齊宣王爽朗的胃口。
他身為齊之贅婿，長不滿六尺，而滑稽多辯，早為齊威王時代的左右寵臣。到了宣王時代，也同樣受到重用。他是個有心人，也見過孟子。與孟子的對話，下文再談。
有一次，在一天之內，他同時又推薦七個人，請齊宣王錄用。宣王雖然覺得淳于髡太過份了，但辯論一番之後，還是照樣任用不誤。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士於宣王。
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眾乎？”
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藥名）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罩黍（山名）梁父（山名）之陰，則郗（仰也）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而且在軍事方面，當大家說不進去話的時候，如果淳于髡來個豬狗的趣味性比喻，宣王就听進去，立刻放棄了原來的作戰計劃。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韓國有黑大名盧）者，天下之疾犬也。
東郭髡（免名）者，海內之狡免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疲倦）於前，犬廢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勤之苦，而擅其功。
今齊魏相持，以頓其兵，弊其眾，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 ”
齊王懼，謝將休士也。
又一次，齊宣王想征伐魏國，魏國派人暗中送禮給淳于髡，請他設法阻止。淳于髡公然貪墨，受了禮物。齊宣王有密報，也知道了這回事，但經他滑稽解說，又對了宣王的胃口，結果還是取消了作戰計劃。
齊俗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惟先生也。敝邑有寶壁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
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代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為王弗取也。”
齊王曰：“善！”乃不伐魏。
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壁馬也。”
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壁馬，有諸？”
曰：“有之。”
“然則先生之為寡人計之何如？”
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史記》在《田完敬仲世家》中，述說齊宣王好養士，就好像開了一個議院或參政院，也相當於現在的研究院。如雲：
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驕、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因此，促成相國孟嘗君——田文跟著他學樣，也喜好養士。甚至，孟嘗君與齊宣王還爭相養士，大家熟知的馮援彈鉸，毛遂自薦，以及雞鳴狗盜之徒等，統稱他的門下，號稱有食客三千之多。高明之士如魯仲連，也是孟嘗君的座上客。
由於齊宣王和孟嘗君爭相好客，而開創了戰國時期的養士風氣。此後，魏國有信陵君，趙國有平原君，楚國有春申君，都以好客養士號召，名動諸侯，而影響於國際之間。
不過，養士的風尚，除非有魏文侯、齊宣王、燕昭王的環境、器度與見識，或者還可以利多弊少。到了戰國末期，自孟嘗君、信陵君以後，其餘大公子們的養士，利弊就很難說了。甚至可說弊多於利。人與人間的交情，主客之間的感情，不是基於利害關係的，實在不多。即如孟嘗君晚年，被逐去齊，雖然經過馮讠爰設法，仕魏、居薛，如狡兔之有三窟，但後來他重返故國後，再也不能恢復昔日的風光。那些門客大都各奔前程，而孟嘗君也由此勘破了人情世故。
孟嘗君逐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
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
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通無）故去，願君勿怨。”
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書所怨之人）削去之，不敢以為言。孟嘗君既反，因謝病，老於薛。
後來，趙國的大將廉頗，屈而再起，也曾有過孟嘗君門下士同樣翻版的情形。
齊宣王時代，養士的風氣是這樣的盛行，而遊說之士在齊國又這樣的多，但總是仰承君王的鼻息，或者相公的喜怒，而取得個人的富貴功名，以至於謀生而已。
像我們的亞聖孟老夫子一樣，特別受到齊宣王的重視而處處待之以禮，確是異乎尋常。無奈人情重利而輕高遠，所以孟子教之以仁義之道，齊宣王不是不知道，實在是做不到。這也是孟子所說的“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反過來說，孟子學孔子，畢竟成為千古歌頌的聖人，這也就是孟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行徑。所以後來淳于髡替孟夫子難過，想要影響他改變作風。但孟子始終特立獨行，不願曲學阿世。所以《孟子》全書所說的，都是古今不移的大經大法，都是正面文章，他絕不肯說側面的諛詞。
像淳于髡，他便不同了。有一次，孟嘗君的封邑薛國有難，齊宣王並不想出兵相救。結果，淳于髡一片滑稽說詞，又打動了齊宣王救薛的心思了。
孟嘗君在薛，荊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荊還，反過薛，而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荊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淳于髡曰：
“敬聞命。”
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荊？”對曰：“荊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
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荊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荊亦甚固。”
齊王和其顏色，曰：“讠喜，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力攻哉。
鄒與魯哄。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孟子對四：“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禀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光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這是孟子家鄉的事，孟子是鄒人，鄒大約只有現代的一個小縣那麼大，姑且稱他為一個國。其實鄒和邾，也都屬於魯國的境內，用現代的觀念來講，相當於魯國的一個獨立市。
鄒和魯國，發生了權利上的爭執，這是一次很大很激烈的衝突。鄒穆公問孟子說，在這一次和魯國的激烈衝突當中，我的高級幹部死了三十三個人，而這些幹部的屬下和轄區的老百姓，沒有一個肯為他們的長官效死。要是殺掉這些人吧，人數實在太多了，殺不勝殺。可是不殺罷，他們將來還是這樣眼看著長官戰死而不去援救，這樣怎麼行呢？真是殺也不好，不殺也不好，你看應該怎麼辦呢？
孟子說，在平時遇到水旱災害，農產歉收的凶年，你的老百姓們沒有飯吃。年紀大，身體弱的，餓死在路旁；年紀輕，身體健壯，走得動的，就離鄉背井，向外逃生。在鄒這樣一個小小的地方，逃亡的人，就高達幾千人之多，佔了你全部人口的很大比例。但是你政府的糧倉裡面，多的是糧食，財庫裡的錢也很充裕，有足夠的力量幫助這些老百姓。可是你的干部們，當時並沒有把老百姓的痛苦情形告訴你，他們這樣驕慢而不理政事，結果殘害了多少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孔子的學生曾子曾經說過，做事要特別小心謹慎，凡事是有因果報應的。怎麼出去，就怎樣回來；如何待人，人也將如何待你。所以在平時老百姓吃了他長官的虧。現在他們也就眼看著他們的長官受難，不出來救援了。這正是他們飢餓時，長官不救援他們的一種還報，你穆公還有什麼好責怪埋怨的呢？如果從今以後，實行仁政，愛護老百姓，老百姓當然也就敬愛他們的長官，當長官有難的時候，他們當然就會拼死命去保護救助了。
這一段中，孟子所說的理論，是中國政治哲學的最高原則之一，也是政治領導人的最高領導原則。中國文化處處講因果，這因果的觀念並不是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以後，才開始確立，並普遍被社會應用在語言文字上。我們的老早就有這種思想，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至於孟子，這裡所引用的“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同樣是因果報應的觀念。
在政治上，我們看歷史的演變，就是因果報應。我們如果從因果中去看歷史，可以發現許多很奇妙的事情。就拿我們眼前可以看得見的歷史現象來說，埃及的總統薩達特，很了不起。那天我打開電視，看見他突然冒險訪問以色列的消息，就知道他一定有影響力。同時也預料到以色列的貝京，也一定會去埃及報聘，也可以說兩個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將來對於中東地區的謀和，猶太與阿拉伯兩個民族去嫌釋怨，總會有幫助的。假定我們處身在一百年後，回過頭來看這一段歷史，這兩人之間的一往一來情形，以及誠心謀和與否的因果報應，則是一件在因果律上，很有趣的，能證實的事情。
古今中外都逃不開這個因果律。我們中國的歷史，每一朝代都是如此。怎麼來的江山，也將怎麼樣的失去；怎麼樣取得的政權，也是怎麼樣的交出去。仔細研究外國的史實，又何嘗逃過此一法則。
我們隨手舉一個例子，宋朝的皇帝趙匡胤，據說他自己並不想當皇帝，而是陳橋兵變，部下們硬把皇帝所穿的黃袍加在他的身上的。當時的皇帝，是後周的柴榮。
他在位時死了，兒子還小，只有六七歲，而趙匡胤是柴榮當時的殿前點檢使，等於是憲兵總司令或首都衛戍司令等要職。就在陳橋兵變中，黃袍加身當了皇帝，所以到了元初，在宋朝垮了的時候，有人非常感慨地作了兩首詩說：“記得陳橋兵變時，欺她寡婦與孤兒。誰知二百餘年後，寡婦孤兒又被欺。”“臥榻而今又屬誰？江南迴首見徵旗。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
我們再看清朝，進主中國，是孤兒寡婦入關，而最後一代皇帝，又是寡婦孤兒悄然出關。因果報應，絲毫不爽。讀了元人那首詩，我也曾經依樣畫葫蘆的寫過一首：“寡婦孤兒自入關，便宜佔盡此江山。果然二百餘年後，母子君臣出塞難。”
博儀登基接受群臣朝賀的時候，還是一個小孩子。抱他坐上金鑾殿的大交椅上時，他大哭起來，他的父親攝政王拍拍他，安慰說：“不要哭，快完了！”果然很快就完了。這就是“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的道理。所以國家也好，個人的事業也好，都是怎麼起來，也是怎樣下去。經過時間的證明，長期觀之，可以說是必然律的回互，並非偶然如此的。
至於《孟子》書中的“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這兩句文言，尤其別具韻味，而且也特別悲涼。豈但戰國時代的老百姓們如此，幾乎世世代代的老百姓，都是過著這種艱苦的日子。 “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大地盡是一片流民飢荒的景象。悲涼，慘痛！豈是言語文字所能盡其形容的。社會的貧病到了這種情形，便正如左宗棠的詩所說：“世事悠悠袖手看，誰將儒術策治安。國無苛政貪猶賴，民有飢心撫亦難。”不過話說回來，我們且看所謂工商業發達的社會現象呢？
雖然沒有孟子這兩句話那樣悲慘，但是在物質文明發展之下的一般社會狀況，農村鄉鎮的衰落偏廢，都市文明的畸形發達，它的變相結果，也有“老弱困守故土，壯者散處四方”的景況。尤其對我們一般具有出國狂熱的心理病態的社會而言，也同樣會有此悲鳴，豈但只是衰亂時勢如此而已！
除此以外，由鄒穆公與孟子這一段對話中，引出一個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上極重要的問題，需要特別加以討論。
根據本文鄒穆公的發問，認為他的國家有了重大的變故，而一般守上有責的高級幹部們，死難的不少，但是他們的部下，以及基層的民眾們，根本視若無睹，好像毫不相干似的。我們平常也都讀過《孟子》，但是重點往往被《孟子》的文章才氣掩蓋過去。甚至可以說，我們被古文語調困住了，忽略了其中有兩個極其重大的基本問題。孟子當時既非盡情發揮得明明白白，我們後世讀來，也未仔細尋思，只是馬馬虎虎地讀過去了。
在中國文化政治哲學的傳統道德中，過去的歷史上，“君道與國共存亡，臣節盡忠死國事。”這是不易的原則。自三代以後，春秋以下，無論君主政體與否，這個民族文化、民族教育的基本精神，是始終不變的。這種根基深厚的民族精神，當然，最具體而得力的，便是孔子著《春秋》以後的孔孟一脈的儒家學術思想。而在宋、元以後，再根深蒂固地往下層紮下根基的，則歸功於幾部有關歷史故事的小說，如、《精忠岳傳》等等，把固有文化道德仁義的精神，如重然諾守信義的義氣風範，融會在國民生活的每一環節，打入每一個人心，打入每一代子孫心坎深處。加上宋明以來理學家們在臣道、臣節上的深厚修養與發揮，因此在宋、元、明、清之間，士大夫們死難於臣節、盡忠報國的典型，比之以往的歷史，更加激烈而具體，更加莊嚴而可敬。
其實這種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精神，由來久遠，絕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例如孟子講三道，動輒便提出周初開國的文武之業來作標榜。但事實上，以商紂的暴虐，雖經周武王鼎革以後，政治上的種種努力，但將近百年之間，用現代人的話來說，將近一個世紀，還有“殷之頑民”，始終與周朝並不合作。最明顯的，便如初期的伯夷、叔齊，“義不食週粟”，餓死在首陽山上。其實，歷史上所記載的“殷之頑民”，也就是前代商朝遺民的忠貞志士，因為作史者立場，所以稱他們為“頑民”，也就是所謂的頑固分子。因此周武王的分封諸侯，封微子於宋，以祀殷商之後，固然是武王的仁心德政，同時也是培養民族精神的重要措施。
其餘信手拈來，如眾所周知的漢初田橫五百壯士，義不投漢，集體自殺以全節義；項羽的八千子弟，統統戰死烏江；這些都是犖犖大者，盡人皆知的歷史故事。
其他有關歷代在成敗、存亡續絕之際，忠臣義士可歌可泣的事蹟，還有很多。這是中國文化特有精神之所長，關係一個民族國家，立國立基的根本精神所在，不能不加註意，應該大書而特書的。例如元朝與清朝的入關，在戰役中遇到戰死不屈的忠義之臣，或是後來被俘而不投降的忠貞志士，不但不加凌辱，反而恭敬禮遇，雖依法執刑，死後仍善為安葬，示以生榮死祭以表忠貞。而對那些輕易投降，賣主求榮的，便為他們另外立了“二臣傳”，以表示有虧節操。這些就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豈可以盡把它列入“愚忠”兩字而輕輕抹煞。而且這種節操的養成，與帝王民主的政體關係不大，並不是說在帝王養士的體制之下，才有忠臣義士的作風，在民主體制的時代，就不需要對國家民族有此忠義的節操，那便是大錯特錯，是自己對自己民族文化的愚昧無知了。
問題不能扯得離題太遠，現在再迴轉來看鄒穆公這一段的對話。鄒是戰國當時的蕞爾小國，微不足道。但當他國家有難的時候，守上有責的高級臣僚，死難的如此之多。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這表示鄒魯之邦，確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抵。儘管主懦國弱，而文化教育的風範，始終未變。但是鄒穆公再進一步要求他國內的全民盡忠，那麼問題就太不簡單了。所以孟子有下一段的答复，也便是反映出對當時邦君們的一種警告，一番抗議。這便是我方才說要特別注意的一段。同時也是中國文化歷史哲學的重點之一。
討論到前面中國文化，有關歷史哲學這一類問題，我們看到自從孔子著《春秋》
而使亂臣賊子懼的精神以外，歷代歷朝的歷史，也都是繼承孔子的學術重點——《春秋》責備賢者，特別是要求君聖臣賢，或明君良相的一貫精神。對於林林總總遺下編氓的一般國民們，從來沒有過於苛求，並非像鄒穆公的希望一樣，要求基層的國民們，也要層層盡忠，為他們的長上——長官去盡忠盡節。
有人說，我們的“二十六史”，只是一部軍政統治的總帳簿，比起西方後來的歷史學觀點，大為遜色。這個問題的是非好壞，暫且不談。現在只講我們過去的歷史記載，特別注重，也特別強調君臣之間——執行仁義政綱上，君道的明智和昏庸，以及臣道的忠貞和奸佞。而對於基層地方的吏治問題，幾乎都忽略了。過去雖然也注重吏治的清明與否，但過去歷史所提吏治的“吏”，大體上是指官而言，並非如現代觀念，包括了地方行政的基層工作人員。事實上，依我的研究看來，兩千年來的一部中國政治史，無論是哪個朝代，哪個政治體制——禮治和法制，甚至可以說，不論君主或民主，任何一個時代的興盛與變亂，基本上的問題，都出在吏治——地方行政的基層幹部上面。歷代的大小變亂，大部分最初的原因，都是由於官逼民變，吏虐民反的結果。過去如此，近代也是如此。
你看我們汗牛充棟的歷史文獻，許多高明的論政，如切中時弊的奏議，以及討論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哲學的文章，也不知有多少。但其中心思想，都是對中央政府執政者的朝廷而言。一旦時逢明君，寵加採納，那些高明之士，仍然身居臺閣，位入中樞，官階愈來高，隔離民間疾苦，距離民瘓也愈遠。試問，又有幾人肯請求降調，願意深入鄉村民間，作一個里正、保正芝麻綠豆大的地方基層幹部呢？
我也常思索其中的道理，幾乎是一個永遠矛盾，無法調和的事實。譬如，美崙美奐的偉大建築，在外觀上，一定是鋪置名貴高華的裝滿，絕對不可能把基層的泥沙粗石擺出來。但事實上，這座宏傳建築的牢固存在，非要底層厚實的泥土沙石不可。如果顛倒來用，不但不美，而且根本無法落成。人們只瞻仰表層的高華，總是忘卻了基層的功績。所以由平民而變成為高明的知識分子以後，漸漸距離基層的平民愈來愈遠。也是事所必致，理有固然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