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春秋戰國的取士以治民，士大夫一入仕途，在理論上，固然仍須力求善政以利民，但在事實上，卻只是鞏固自己的權勢，當然離開民瘼愈遠。漢代注重地方治平，重視二幹石的郡守——太守，但是它距離下層民眾還是很遠。唐代重刺史——即等於漢代重視二千石郡守的遺風，然而在盛唐以後的刺史，大多數是分發考取功名的進士們來擔當其任，因此難免有“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它”的氣概，而於基層民間的疾苦，也就愈來愈遠了。於是，外面則藩鎮（軍閥）專權，目無中央；內廷則宦官操政，女禍把持，天下事就不問可知了。
順便提到一首明人的打油詩，夾點笑話給大家輕鬆輕鬆。這首詩是描敘一個人一生的轉變情況，現在如用來比方過去歷史上官與民之間隔，卻也很有趣。它的前面兩句，便是剛才提到的“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它。”可以作為舊時代達官而兼名士的寫照。接著是“而今事事都更變，柴米油鹽醬醋茶。”後面兩句可作為一般社會民生基層情景的描述，或者是退職後清苦生活的寫照。這不是很幽默嗎？
明清兩代，承元朝的政治體制演變，自中央級的朝廷以下，形成三級政治，即所謂省、府（州或道）、縣治。雖然注重親民之官的縣官大老爺，但是那些多半是從進士、舉人出身的外放地方官，自然十之七八，都是讀書做八股文的書生。所以地方政治，全靠幕僚的師爺——刑名與錢穀兩個得力助手的機要秘書。因此有人說，清代的政治，是為紹興師爺所把持的天下。上自內閣中書衙門，下至府縣，的確也是如此。至於真正的民間疾苦，所謂下情而能上達，幾乎比登天還難了。
我們只是粗枝大葉地把歷史上這些事實作個了解，那麼，便可知道過去一部中國政治制度史上，皇帝的中央政府——朝廷，是高高在上，懸空獨立的。各級的官吏，在理論上，應該是溝通上下，為民辦事。而事實上，一旦身為地方官，“天高皇帝遠，猴子稱霸王”，任所欲為的事實也太多了。我們試想，以此圖功，何事能辦？以此謀國，焉得不亡！然而，我們的民族性，素來以仁義為懷，老百姓始終順天之則，非常良善，只要你能使他們做到如孟子所說的“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也就安居樂業，日子雖然苦一點，還是不埋怨的。除非是你使他們真的受不了，真的走投無路了，否則你做你的皇帝，當你的官，與他毫不相干。這便是中國歷史上政治哲學的重點之一。自春秋戰國以來，中國的官吏和老百姓的關係一直是如此，在鄒穆公問孟子的時候更是如此。那麼，他問孟子這個問題時，甚至內心氣憤得想殺些人來發洩一下，鎮壓一下，這豈非超越於政治原則之外，無乃太過乎！
現在是民主時代，也是注重基層政治工作的時代。為民服務的基層工作，實在是一件神聖偉大的使命，很不簡單，最上層到中樞各部院政令的推行，一節一節地統統匯集到了基層。其間事務的繁忙，頭緒的蕪雜，並不亞於上層執政者天天開會，隨時開會的痛苦。而最難辦的，往往是各部門的政令，缺乏橫的整體的協調，致使政令達到基層時，有許多矛盾抵觸之處，無法執行，只好一擱拉倒。還有許多政令，可以用在甲地，卻不適用於乙地，更不合於丙地的事實，但是也例行公文，訓令照辦不誤。實在難以作到，也只有一擱了事。還有最重要的，什麼高官厚祿，實至名歸，風光熱鬧的事，都集中在上層朝市。基層工作者，必須具備有願入地獄的菩薩心腸，和成功不必在找的聖賢懷抱。照這樣情況，我也常常想，假如叫我到窮鄉僻壤，長期擔任一個國民小學教員，是不是真能心甘情願地盡心盡力去做得好？我對自己的答案是：恐怕未必。己所不欲，何望於人。推己及人，如何可以要求他人呢？
總之，所得的結論便是，從古至今，基層的工作，能於的不肯幹，肯幹的不能幹。因此，真正參與工作的，就是一批不是不能幹，就是不肯幹的人。往往為政府幫倒忙，作了喪失民心的工作，你看怎麼辦？至於說貪污不貪污，那還是另一附帶的問題，不必去討論。
有時朋友們與我談到的美國的社會政治，基層工作者是如何如何的好，因此才有的今天的成就。我說，不錯。美國還年輕，歷史還淺，所以歷史文化的包袱也輕。
甚至還沒有背上歷史文化的包袱。我倒祝福他們永遠如此年輕，不要背上歷史文化的包袱才好。一旦老大，歷史文化包袱的根基愈深，要想有所改革當然愈難，那就得慢慢地潛移默化，不可能再像現在這樣立竿見影了。
至於經過民選，來自民間的現代官員，他們的功過、是非與善惡，且等歷史作定評吧！不過，千萬要記住，歷史是公平的天秤，也真有明鏡高懸，可以照見善惡而使原形畢露的作用，大須留心從事，多讀民族文化的寶典，培養仁心仁術，以立己立人。
記得明人馮夢龍就有段論調怪誕的小品，寫得很好，特別抄錄一節，給自認為民主時代民意代表的青年朋友做一個借鏡。
昔富平孫家宰在位日，請進士謁選，齊往受教。孫曰：做官無大難事，只莫作怪。真名臣之言也。
豈但做官，做人也是一樣。民主時代的民選，更須切莫作怪。我們看了這一段似幽默，其實嚴肅的小品文，再迴轉來看孟子答鄒穆公的問題，便可以說，只恐穆公守上有責的有司們，早已經國太作怪而失去民心。因此孟子的結論一句話：“君無尤焉”，又怎能責怪下民呢！
除此以外，在鄒穆公的觀念中，認為他守土有責的重臣們既能盡忠，為什麼更下層的干部們，就不能為他們盡節？這個道理，在理論上講，說來話更長了。總之，要了解中國文化的重心，無論是儒家或諸子百家的學術修養，都是做人和做事合而為一的。仔細體認歷史，便可知道有些人的一生，事業功名是成就了。但不能說他做人也成功了。有的人，一生做人成功，但並無事業功名上的成就。如果兼而有之，應該是不聖亦賢了。
例如明代的名臣張江陵——居正，是萬曆當時的權臣名相，可算是一個大政治家，但因個性急躁，修養不足，所謂“操切為政”，往往便不能優容氣節之士。好多理學名儒，因為意見不合而被壓制不伸。但在張江陵當政的時期，的確做到了兵強國富，其功實有不可掩蓋者。可是當他身死以後，結果弄得抄家破產，大兒子被逼上吊，老太太也被逼得流離失所。固然是明代朱氏王朝的作風，慣於苛待功臣，大有失德之處。但張江陵的做事成功而做人失敗，實在也不免有話分兩截的必要。
當時有人經過張江陵的住宅，看到荒草叢生，一片淒涼的景色，和當年的煊赫對照，便大生感慨。就拿筆提詩在張宅的破壁上說：“恩怨盡時歸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
這兩句詩，和張江陵的生平，正好用來作為鄒穆公問孟子這個問題的答案。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在春秋、戰國兩個時代，膝、薛僅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國。但在及《孟子》書中，都有所論及。所以國雖小，在孔孟的聲光照耀之下，卻也有名起來。
《論語·憲問》篇中記載著：“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憂，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就是這個滕國。不過孔孟兩個時代不同，滕、薛的情形也不一樣了。
這次是孟子從齊國再度回來，路過滕國。滕國是一個小國，而東北面毗鄰了強大的齊國，南面又和強大的楚國接壤。我這個小國，夾在這兩個大國的中間，所謂“兩大之間難為小”，我應該向齊國靠攏好呢？或者是投向楚國比較好呢？
滕文公把這個難題提出來，向這位高人孟子請教。孟子也的確是高明，他答复滕文公說：“你提出這個問題，對不起，我也沒辦法。有辦法也不能講，礙難啟齒。”
滕文公聽孟子這樣的答复，當然非常失望，臉色就沮喪難看。孟子見他這副樣子，又過意不去，於是對他說：在不得已之下，那麼只有一條路比較好。你把你自己的內政先理好，增加老百姓的向心力，團結起來。然後，加強你的國防設施，把護城河挖得深深的，把城牆加高加厚起來，鞏固你國防線上的防禦工程。和全國老百姓，上下一致，同心合力，保衛自己的疆土，雖然戰死，也不離開本位，甚至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自強自立，寧可亡國，也不向任何一個大國投降，先有這樣的準備，還可以有所作為。
在這裡，我們看到孟子答复“兩大之間難為小”的基本原則，只有自強自立的一條路。其實個人作人也是一樣，不自強，不自立，不從自己本身想辦法，在兩大之羊，怨天怨地，希望得到別人的同情來為自己解決困難，天下不會有這樣的事情。
個人事、國家事、天下事的原則是一樣的，只有自強自立，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
尤其以一個小國家為然，介於國際上強國之間的自處，除了自立自強以外，絕無其他妥協的良策。況且愈妥協，將愈增加困難。因此孟子便指出，寧可亡國，也不可喪失國格或人格的原則，作為答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四：“昔者大王居邪，狄人侵之，去之歧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
有一次，滕文公再進一步向孟子請教說，薛和我一樣是個小國，可是出現強鄰的齊國，要在薛國建築城池，也就是在薛國的領土上，建築堅強的軍事基地。薛國也是我的鄰近小國，有同病相憐，唇亡齒寒的威脅。看這種國際趨勢，下一步很可能要輪到我頭上了。這種威脅實在讓人憂慮。你看，該怎麼辦好呢？
這個薛國也早已歸入了齊國的版圖，被齊宣王封為孟嘗君田文的地盤。那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孟嘗君門下客，彈挾而歌的馮讠爰，強作主張，代表孟嘗君到薛國收取租債，一把火燒了所有債務人契據，以收買民心的名城。
孟子又是拿出他最崇拜的，也是周代歷史上最能謙讓、最光榮的一代——太王的史實。他說，從前太王住在分阝地，狄人侵犯他，難以自處，因此搬到歧山下面去住。並不是因為歧山比分阝更好，土地更肥沃，而是在分阝被好勇鬥狠的胡人欺凌，沒有辦法，不得已才避到岐山去了的。當時太王雖被迫遷移，但卻忍辱負重地生聚教訓，所以後代子孫——文王、武王起來，才建立了周朝幾百年的政權。你可以效法他這種為善的精神，後代的子孫就一定能稱王天下。大丈夫要創業就要樹立一個美好的典範給後人，為了使子孫能夠繼承下去，在個人方面，無論讀書、經商，或任何行業，都應如此。一定要有這個志向，能不能成功，那是天命。如今你地方小，四面又有強鄰，只有用太王這種精神去做，勉強站起來，但不是站起來去跟人爭強鬥勝，而是自己勉勵為善，鞏固內部，自立自強，然後才能慢慢強大，受到別人尊重。
孟子這理論非常對，兩大強國的鬥爭之下，處在中間的弱小國家，若想自立自強，的確是很難的。我們看宋初的局面，吳越王錢鏐的孫子錢椒，本來和趙匡胤、李後主一樣，也是獨立為王，他一看到天下大勢，自陳橋兵變之後，趙匡胤號令天下的章法，他便表示投誠擁護，推趙匡胤當中國的老闆。到宋太宗時，自己取消了國號。他認為這樣做，則自己後代的子孫，不失為諸侯，永遠是方面大員。否則的話，自己估計一切的能力，未必可勝得過宋朝。戰敗了，不只是自己難保，就是子孫也難保。其實他這樣做，還是在等候時機，要想辦法再起來，希望自己留有最後一點小本錢，必要時才能有所作為。
至於同時代的南唐李後主就不同了，雖然也看到了這一點，曾經向趙匡胤上表稱臣，奈何他一天到晚感嘆在詩詞之中，詩詞做得太好了，下不了決心，如果下得了決心，真正能夠有所作為，早就起來有所作為了，即使打敗了，也是光榮的。等到曹彬的大兵團攻到南京的時候，用一根繩子上吊也行，又怕死，要投降又覺得沒面子，最後當了俘虜，被曹彬解送到京，只有在船上作詩感慨，那又有什麼用？趙匡胤批評他說，李煜肯把作詩填詞的精神來治國，就不會是今天的下場了。所以要嘛，就強為善；不能強為善，就保子孫，留元氣，以待後來。
國家大勢如此，個人事業也如此。站得起來就站起來，站不起來就得見機振作。
但是社會上，有許多人，他在站不起來時不肯爬，爬不動時又不肯躺下，還老是覺得自己是站在那裡，其實並沒有站著，這樣就很可憐了。總之，人生哲學和政治哲學的道理一樣的。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邪，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者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
去邪，逾梁山，邑於歧山之下居焉。邪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 '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君請擇於斯二者。 ”
在《孟子》書中，這一段和上一段，怎樣看，都是同一個問題的重複記述。只是一個詳細，一個簡化而已。可能是孟子門人編輯時的疏忽，但無法考證清楚。
勝文公又問，我就算盡心竭力地奉承這兩個國家，最後還是免不了他們的侵略，該怎麼辦才好呢？
孟子還是告訴他說，從前周太工住在分阝地，狄人侵犯他。大王拿皮貨和幣帛去賄賂，可是沒有用。又送狄人喜愛的狗和馬去討好他，仍舊沒有收到效果。最後拿珍珠和寶玉去，仍免不了狄人的侵犯。 （這等於後來宋朝對遼金元的情形一樣，非常痛苦，也非常可憐。）在這種情形之下，太王實在沒有辦法，只好遷都另作他圖，離開分阝這個地方。行前召集分阝地的父老們，告訴他們說，我曾經聽說過，一個君子仁人，是不會拿用來保養大家的事物，來作害人之用。現在外族人來侵略我們，我曾經為了大家的安居樂業，送給他們好多財物，可是他們的侵略，始終沒有停止。因為他們的主要目的是要我們這塊土地，得不到這塊土地，將永不罷休。
本來我是希望以我們現居的土地，使大家過安定生活的，而現在竟因為我有了這土地，使狄人不斷來攻擊我們，那等於我用土地來害大家遭受戰爭之苦，這是不應該的。像我這樣的人，多的是，你們不必顧慮找不到更好的領導人。為了不牽累你們，我將離開這裡，你們多加保重了。
我們從孟子這段敘述，可知在古代宗法社會裡，一個好的領導君主，也是那麼可憐的。孟子只講周太王這個例子。其實，上古史中，如周太王的情形也不少。後世和元朝的創業之主成吉思汗，在少年時代，和他的寡母生活在沙漠地帶，經常被人欺負，也是非常的可憐。境也是和周太王當時的情形差不多，只是元朝民族沒有文化根基，所以不如周代綿延久遠。
接著孟子又說，大王對他的子民耆老們談話後，就帶了家人，翻過梁山，跋涉到歧山下面定居。但是居住在原地分阝的老百姓們都說，太王是一個好領袖，我們不可以失去這樣的領袖，於是大家也放棄了在分阝的土地，跟著太王到歧山下面一起居住，重新開闢新的天地。這樣跟來的人很多，一股新興的力量，像市集一樣湧進歧山之下，鞏固了大王的基地。
孟子又說，還有人持另一個論點，認為凡是世代相傳下來的土地，所謂的“世居之地”，應該好好地守著，不可以在你這一代手裡，放棄祖宗的基業。那麼你就寧可戰死，寧願亡國，也不要輕言放棄，只有死守了。
這是從守土有責的論點出發，也是千古不易的至理。所在北宋時代，遼、金互相消長的時期，遼國末代的宰相左企弓在朝中力爭，不可放棄河北，而有：“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的主張，也同樣是這個道理。
孟子這樣畫龍點睛一說之後，跟著又告訴滕文公說，你在這兩者之間，不可矛盾，也不可因循，只有選擇其中一條路去走。
歷史上凡是動亂時期，像滕國這種環境的遭遇也很多。我們由此可了解，一個小國處於大國之間的艱苦。近如現代正在紛爭的中東問題，那些小國之間，就有許多困難存在。現在世界上，不論歐洲、非洲，全球各地的小國，所遭遇到的困難，許多和戰國時代的滕國一樣，所處的環境，都非常矛盾。不是身歷其境的人，是不容易了解的。
其次，個人的人生也是一樣，自己不能矛盾，當受到艱難或迫害的時候，就要改變自己的環境。當環境不能改變時，就要自己站起來，堅強起來，寧死而不向困難環境屈服。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金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來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
公曰：“將見孟子。”
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逾前喪；君無見焉。”
公曰：“諾。”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
曰：“或告寡人口：'孟子之後喪逾前喪。'是以不往見也。”
曰：“何哉？君所謂逾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王鼎與？”
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
曰：“非所謂通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去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這是孟子晚年，回到鄒魯，退居以明志的一段記錄。魯平公身邊有一個得寵的近臣（弄臣），當然不是什麼大臣，但隨時跟在他的身邊，在某些事情上，會成為重要的關鍵人物——後世得寵的宦官，就是這一型的人物——這個人叫臧倉。有一天，他看見魯平公外出的車輛、衛隊等等都準備好了，馬上就要出宮了。這時，他問魯平公說，你以前出去，事先都會通知隨從的人們，目的地是到什麼地方。可是現在，車輛人員都準備好了，下面的人還不知道你要去哪裡，他們又不敢來問，所以我來請示一下，你要去什麼地方？
魯平公說，我要去看看孟子。臧倉一聽，馬上抓住機會攻擊孟子。他對魯平公說，你為什麼要去看他？你尊為一國之君，為什麼輕易地親自去看一個平民呢？你以為他是一個賢人嗎？為人處世，能夠合乎禮義的才是賢人。換言之，一個賢人所做出來的事情，就一定合乎禮義的。像孟子，父親早死。後來母親去世，他辦理母親的喪禮，遠比以前辦父親喪禮隆重得多。對於自己的父母，辦喪禮時，前後都有厚薄的差別，這就是不合禮制的事。這種人，你還去看他嗎？魯平公說，那我就不去了。
這裡我們看到小人的厲害處，往往是在小的地方，找到一點點小事，輕輕地一撥，情勢就轉變了，這就叫做“讒言”。每個人的心理，具有先天性的缺點，最喜歡聽信讒言和小話。尤其作一個高居上位的人，大道理、大話聽多了，厭煩了。讒言小語乘虛而入，往往非中不可，此所以歷史上都讚嘆明智之君的難得。其實，何止為君，凡作領導人的都要注意。乃至當一個平民的家長，處理任何一件小事，也都要注意。古人所謂“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這是不易的名言。
樂正子，複姓樂正，名克，是孟子的學生，那時他已是魯國的大夫。魯平公有一次與齊王會面修好，在商談國際問題時，樂正子趁機極力推崇孟子。當時隨行的其他大臣，也都說孟子如何如何好，所以孟子這次回到魯國，魯平公想要去看看孟子。現在樂正子得到消息，魯平公取消了看孟子的主意，就去問魯平公，你為什麼不去看孟子。魯平公因寵信臧倉，當然就多少對他有所回護，答复樂正子時，就只說，有人告訴我，孟子辦他自己父母的喪事，都有厚薄之不同，像這樣的人，道德修養不夠，所以我不去看他了。
樂正子說，這話從哪裡說起呢？大概聽人說，他對母親的喪禮超過以前他對父親的喪禮吧！這是因為他前一次是以士禮喪祭，行的是魚、豚、雞的三鼎祭禮。而後來他母親死了，當時他有了大夫的身份，行的是羊、豚、雞、魚、膚的五鼎祭禮。
（在抗戰以前，大陸上行祭禮，還有三牲祭和五牲祭的分別。三牲是家禽（雞）、鮮鱗（魚）、豚肥（豬肉）。五牲是上面的三牲加上家雁（鴨）和膚（兔）為五牲祭。）這並不是他對父母的祭禮有厚薄輕重的不同，而是他的環境、身份、地位不一樣了，他還是在依禮行事啊！
魯平公這時候才明白，但是已經轉不過彎來，於是說，不是的，我並不是指這一方面，我是說他所買的棺木、壽衣的質料不一樣。給他父親的是便宜料子，而用在他母親身上的，都是價錢高的好棺木、好衣料、好被服。樂正子說，至於這一點，也不能說是在禮制上有所違越呀！喪祭用品的價格高低，是因為孟子的經濟環境不同。他以前作士的時候，收入少，買不起價錢高的。後來當了大夫，薪水高，就可以花高價錢，買更美的棺停衣衾了。這是孟子前後貧富情況不同，關於禮制方面，則沒有不對的地方。
這一段文章，看起來好像平淡無奇，可是幾千年來，社會上人情世態，都是這個樣子，就是現代歐美各國也一樣。中國的古諺，所謂“愛聽小語”，以及“遠重衣冠近重人”，一般人們，都是用這些小事來評論、衡量一個人的高低、善惡、是非的，甚至成為了道德人格的法碼。
樂正子聽到魯平公這種推倭之詞，也許心想，你身為一國的國君，又不是棺材店、殯儀館的老闆，注意別人買棺材、壽衣的事幹嘛？分明沒有人君之度，不似人君，所以無法說下去，也就不必再說下去了。反正知道他只是個愛聽小話的人，就不再說了。
於是樂正子回過頭來看他的老師孟子。當然，帶有幾分牢騷地說，我曾經向我們的老闆魯平公提出報告，關於老師的學問道德。魯平公聽了，原本要來看你，不料老闆身邊有一個親信的小人———奸臣臧倉，在魯平公面前說你的小話，放了一包爛藥，阻止了我們老闆不來看你了。
孟子對樂正子說，他來看我，自有促使他來的因素；他如果不來看我，也自有阻止他不來的因素。他的來不來看我，其實不是人力所能決定的，那是天命。臧倉雖然是一個小人，說了我的壞話，但是他怎麼有這麼大的力量，左右我和魯平公見面或不見面呢？你不必發他的牢騷了。
照文字來看，我們這一段，可用上面解釋。但是其中“行或使之，止或尼之”
這句話，我們如果作一番仔細的推敲，則發現它還有另一層的含義。
這兩句話的文字很美，可作兩面解釋。一種是魯平公如果去看孟子，那是因為樂正子的促成，他為孟子澄清了誤會。他之所以不去看孟子，是另一個因素阻止了他，那是受了臧倉這個嬖人的讒言。而一個作領袖的人，不應該受到別人左右。現在他會受人左右，那麼這個領導人也就可想而知，沒什麼可談的了。所以不必要怪臧倉，臧倉只不過投其所好而已。在基本原則上，他根本就沒有誠心想來看我。
另一種深一層的解釋，孟子這句“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是說，我的道如果能夠行得通，能夠實現，那麼天下自然就會有人，有力量，使我受到重用，去推行我的理想。如果我的道行不通，那麼不需要別人來阻止，我自己也會見勢而止的。
老實說，我的道行或不行，“這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得機會，救天下，救國家、救社會；不得機會，個人把自己管好。這個“行”或“止”，不是人事可以安排的，在冥冥之中，自有一個不可知的氣數。天下該得太平。我的道自然實行；天下該動亂，也是沒有法子的事。所以我與魯平公不能見面，實在不是人事所可以左右的。你不必去責怪臧倉的挑撥。
上面那句話，可作兩層意思來了解，也可以說是孟子立身處世的大原則。歷史上，現實的社會中，一個人的立身出處，隨時隨地都可能遭遇這種類似事件的攻擊。
只要多讀些歷史，多經歷人生，反而覺得是很平常的事，一切都會處之泰然，看得無所謂了，就如孟子對樂正子最後的結論。
我曾經寫過四句只像偈語不像詩的話，也正好在這裡提供大家作一參考。 “身入名場事可憐，是非爭競奈保天。看來都是因人我，無我何妨人盡賢。”其實，在大道理上，都是因為分別人我而有此煩惱。縮小在現實範圍來講，都是利害的衝突。
人就是這樣渺小可憐，但是這只是對個人自處的修養來講。倘使要作一番事業，作一個領導人，就不能馬虎，任憑情緒的衝動而聽信讒言了。不然，因此而錯失得力的人才，甚至牽一發而動全局，那就太不明智了。
到這裡，《梁惠王》的上下兩章，大概都研究完了，這也是研究《孟子》最重要的一部分。因為《梁惠王》上下兩章的內容，是孟子一生中，一心一意想拯救當時極其動亂的戰國時代的理想和抱負。他有救世的思想，所以他遊歷魏齊之間，希望能受重於一個政權，透過這個政權，推行他的思想，對天下，對人類社會有所貢獻。而他的思想當中，最高的政治原則，哲學基礎，就包含在這兩章書中。同時也可以說是他學問成就以後，從中年到晚年，出來游歷國際間的傳記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