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孟子打形意拳式的講話，大概說得齊宣王也有點不好意思了，於是有一次和孟子談起來，他問孟子，商湯把夏桀放逐到南巢去，武王出兵牧野攻伐紂王，有這件事嗎？夏朝的末代皇帝桀最暴虐，弄得民不聊生，於是他的大臣成湯興起，把桀趕到蠻荒的南巢去，湯取而代之做了君王，稱為商朝。而殷商的最後一代後帝紂王，也是因為暴虐，而周武王起兵把他殺掉，也取而代之，這是大眾都知道的過去兩次歷史上所謂真正的革命。現在齊宣王對這歷史革命發生了懷疑，而提出來問孟子，是不是真的有這回事。
懷疑歷史是件有趣的事，寫的四川人李宗吾，又自稱是“厚黑教主”。
所謂“厚黑”，臉厚心黑也。這位“教主”也是我相識中的老一輩朋友，其實他本人一點也不厚黑，可以說還很厚道，只是喜歡寫反面文章來諷世而已。這位怪才，也是懷疑堯舜之為聖人的問題，還說這是他的發明，其實他前輩同宗明朝的李卓吾，已經開其先例。還有明朝末期的一些名士，也曾提出堯舜的禪位問題來討論過。
《木皮散客鼓詞》裡也是懷疑堯舜的，其中有一段就說到堯是為了自己的兒子無能，怕他將來保不住江山，被不相干的人奪去，就太可惜了，而見到舜很孝順，又有能力，所以就把自己兩個女兒嫁給舜，把舜收為了自己的女婿，女婿是有半子之分，由女婿即位做了皇帝，那麼自己的兒孫，還是可以享受榮華富貴的。而李宗吾的立論，卻完全是從李卓吾和《木皮散客鼓詞》上學來的，可惜他死了，如果還在的話，見了面，我可一定要罵他不老實，侵奪了別人的著作權。其實對於歷史的懷疑，由本文便可證明齊宣王在那個時候，就已經提出來了。
孟子碰到這個問題，知道不大好答复，但是他答得很高明，完全用外交詞令說，在古書上是這麼說的。言外之意，還可能“待考”呢！齊宣王說：這不是臣屬的叛逆行為嗎？為人臣怎麼可以殺國君呢——齊宣王可忘記了，他回家的上代田和，何嘗不是這樣把薑太公的後代呂貸——齊康工送到海邊，而篡了王位而當起齊威王來，呂氏主祀就此斷絕的。
但孟子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作了歷史性的解釋，對中國文化的政治哲學，提出了兩個觀念。他說，這不是巨弒君，不是叛逆。只要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違反了仁道，就算是壞人，就叫“賊”，不夠資格做領導人。違反了毀壞了義理和道義的，就叫做“殘”，他是冷酷無情的、是心智不完整的、精神有缺陷的人。這種賊仁殘義的人，就是“獨夫”。所以湯、武的革命，只是去掉一個獨夫，並不算是叛逆的行為。這是中國歷史文化的政治哲學，儒家大部分都強調這一點，在我看來，這是歷史上的問題。司馬遷雖然沒有標明，但隱約間也透露了，他並不同意孟子這種看法。
除了司馬遷以外，後世寫歷史的人，一直依照孔孟的這種思想，不敢有絲毫違反。不過，中國幾千年來，對這個歷史採懷疑態度的人很多，只因在儒家的權威之下，不敢過分反抗，所以這一方面留下來的文字，並不太多，現在提幾則小故事來看看。
在古人的筆記資料裡，提到唐代名臣高定，他在幼年七歲時，讀《尚書·牧誓》
這一篇，裡面說周武王集合諸侯，在牧野這個地方，誓師討伐紂王的故事，也就是孟了這裡所說湯、武革命的事。高定就對他父親高郢說，做臣子的怎麼可以用兵殺國君呢？高郢說，這件事是應天命順人事的事情，不比一般的叛逆。孩子都是喜歡打破沙鍋問到底的，於是他追問父親說，聽話的人，連他已經死的祖宗三代都會得到獎賞。不聽話的人，就要被殺掉，這難道也叫做應天命順人事的事嗎？結果他的父親答不出話來，拿出不任何理由對他解釋。
這高定的思想，也不能說他不對。所以後世有些人，對於儒家過分強調標榜的思想，往往持高定這一類的態度。人類的思想觀念，在有了懷疑時，提出來討論，才可獲致真理，否則過分強調某一思想的權威性，另外又過分壓制別的思想，則並不見得有什麼好處。
另外一個故事，宋代的名儒李靚（字泰伯），是一位很有風格的人，文章也寫得很好。但他素來不喜歡佛，也不喜歡孟子，常常罵佛，罵孟子。他喜歡喝酒，有一天，一個政壇上地位很高的朋友，送了他許多高級名酒，他自己家裡也做了些好酒。有一位讀書人很想喝他的酒，但又喝不到，知道他喜歡罵孟子、罵佛，於是作了幾首罵孟子的詩送給李泰伯，第一首詩是關於孟子說堯舜事：“完凜損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痴。岳翁方且為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他說歷史是很難相信的，有許多舞弊不光彩的事情，未必會寫上去，但孟子偏偏去相信歷史，真是不夠聰明。
有些史料，是否有問題，還不得而知。至少在《孟子·萬章篇》中記載完凜捐階的事。是說，唐堯當皇帝的時期，自己非常儉樸節省，住的也只是“茅茨土階”而已，但賜給舜倉凜和牛羊。以後，舜的父親與異母弟弟象，想害他，叫他爬上倉庫頂上去整修倉頂，卻在下面放火燒他。結果舜在事前已受到兩位太太的指教，把預先穿上去的大衣服張開，像飛鳥一樣地跳了下來，安全地逃出這場火災。後來，又教他去鑿井，然後投井下石想壓死他。結果，舜又經太太的設計，預先在井的內壁旁邊，打通遂道，壓階而上，安然無恙地出來。這首詩說，舜是堯的女婿，岳父作皇帝，舜的弟弟怎麼敢去殺他。所以孟子相信歷史的記載，實在很傻！
他的第二首詩說：“乞丐何曾有二妻，鄰家焉得許多雞？當時尚有周天子，何事紛紛說魏齊。”他批評孟子的話說：孟軻說齊國有一個人，在外面討飯為生，而家裡卻有一妻一妾，哪裡有討飯的能娶得起兩個老婆，而且鄰居們哪有這許多雞給他偷呢？還有孟子那個時代，中央政府，周朝的天子還在那裡，他應該和孔子一樣尊周而講王道，何以他不到週天子那裡去幫助中央政府推行仁政，反而去遊說齊國、魏國的諸侯，還想把他們培養成功，取周室而代之，這不是不對麼？我們知道，孟子是讚成湯武革命的，並不像孔子是主張尊週的，這也是事實，而這位讀書人就憑相隔幾千年的習慣和想像來罵孟子。李泰伯讀了他這兩首詩，引為知己同志，大為高興，請他喝酒，一邊喝酒，一邊談話罵孟子，連過幾天，也罵了幾天，把所有的酒都喝完了，這位讀書人也走了。
幾天以後，又聽說有人送酒給李泰伯，於是這個書生不作詩了，作了三篇文章，名為《仁義正論》，都是罵佛的，送去給李泰伯。李泰伯看了他的文章後，知道這書生又是想來喝酒的，於是笑笑說，你的文章真好，可是上次的酒都被你喝光了，弄得我自己好久都沒有酒喝，非常難過，對不起，這一次你儘管罵佛，請原諒我再不敢留你喝酒了。
金、元時期的名詩人元遺山，有一次，經過殷商的首都朝歌，也對武王伐紂的歷史，興起懷疑的感慨，他曾作了《北歸經朝歌感寓三首》詩。其中的兩首，也牽連到堯舜的“茅茨土階”和紂王的造九層台，以及後來的墨子，因路過朝歌，對地名常有歌樂意味的反感，就立即回車、不肯經過朝歌的歷史故事，提出懷疑的評論說：“黃屋何曾上作階？禍基休指九層台。書生不見千秋後，枉為君王泣玉杯。”
“墨翟區區不近情，回車曾此避虛名。采薇唯有西山老，不逐時人信武成。”
其實，對於堯舜禹三代禪讓傳位的懷疑，以及有關湯武革命地批判，都是後世人吃飽了飯很無聊的閒事。堯舜禹三代的禪讓，在古文的記載上，明明告訴我們是“禪”，是“讓”，已經很明顯地說出“禪”，就是退位遞補的意思。 “讓”，就是讓送的意思。既然又讓又禪，其中多少有些過節，但在過節當中，畢竟很坦率自然地把自己一手所掌握的天下權位交出去，並沒有戀棧而不捨，也沒有交了以後有怨恨的，這就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做到的。他們所以能夠如此做，當然道道地地可稱之為聖人的行為，又何必多此一舉，用後代世道人心的不古，而反證古人也必如後人的勾心鬥角，而且是必須要把它拉到和自己當代同樣的壞才算是合理？這豈不是讀書人思想上的癌症，是多餘的致命傷嗎？
對湯、武革命的疏解，也是一樣，古書上明明告訴我們這兩代的歷史事件，是革命性的，事實上，也說明是出兵去征伐的。可見古人並沒有文過飾非，故意加上那些好聽的名詞來騙後世的人們。只因為桀紂不道德，雖為全國之君，而弄得民不聊生，水深火熱，勸又勸不聽，諫也諫不了，要他改又不肯改，誰也阻止不了，那麼，湯、武不起來革命，難道要全國的人民生命財產完全毀於一個精神不正常的暴君手裡，才算對嗎？所以湯、武起來革命，充其量，也只能說出於被迫，不得已而倒行逆施，然後歸之於正。何必另加曲解，硬認為他是蓄意圖謀叛逆，早就想取而代之了。例如現代歷史，孫中山先生領導全民革命的全槃經過事實，也便可以證明真正革命的意義，確是出於不得已，確是抱有一種悲天憫人、救國救民的志願。如果硬要說湯、武的革命早已別有用心，則也可說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也是讀書人思想上的惡性瘤。至於後世的儒生們，硬要把湯、武徵誅，湯、武革命，加上極其冠冕堂皇的文句，強調應天順人，那也只能視為秘書人才的文告手法，必須如此寫作罷了。有人善用文詞，便寫成了應天順人。讀通了書，懂了道理，這些只是文字上的花槍，又有什麼稀奇。不過，自從湯武用過“革命”一詞之後，後世的變亂，甚至是搶劫、殘殺，也便藉用了什麼革命等等的名詞，這就等於老子、莊子們所說“仁義”一詞，被後人假借亂用之過，兩者實在不可一概而論。
所以我們要知道，凡是這些問題，都只是思想上、文詞上、論理上的是非——邏輯問題，並非人事上實際的善惡問題。如果把文字邏輯的是非問題，硬用到實際人事上的善惡問題，有時候，會使你產生無可挽救的偏差。不過，這個專題的確也很不簡單，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講得完的，必須另作一個專題，在此只好打住，不再多做討論了。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臣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斫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
有一天，孟子再見齊宣王，對齊宣王說，假如你要建築一座巨大的宮殿，一定會命令負責工程的人，先去找很高大的木材——古代還沒有鋼筋、水泥，只有找大木材了——負責工程的人，找到了高大的好木料，你一定很高興，認為他了不起，能夠勝任這件工作。當然，從森林中砍伐來的原木，還不能立即拿來作梁、作柱，一定還要經過加工整理，用斧用鋸，修整到合用為度。結果你看到他們把得來不易的大木頭削小了，你一定很生氣地認為他們沒有善盡職守。一個人從小學一樣東西，等長大了，要施展所學的時候，你對他說，不要管你所學的那一套，跟我走，照我的辦法就好了。你齊宣王想看看，結果會是怎樣呢？
再假定現在有一塊很好的玉石在這裡，雖然價值達二、三十萬兩黃金之巨，也一定要“使”琢玉的工人依他的學識技術，把它雕琢好才可以。你現在雖在尋求治理國家的人才，但你卻要求那個人放棄平生所學，跟著你的方向，照你的辦法去做，這樣豈不等於叫琢玉的人，放棄他所學的技術，照你的辦法去琢玉一樣，這怎麼行得通呢？
這一段的背景，是孟子在齊國已經逗留好幾年了，很不得志，孟子很著急，不得不像下象棋一樣，要將上一軍了。他對齊宣王說了這麼多話，齊宣王一動也不動，沒有聽他的意見實行仁政，似乎有一點點震動了孟子的浩然正氣，好像鬍子都翹起來了。
說到這裡，可看清一個事實，凡是一個知識分子，有了學問以後，想實行他的理想，有所作為，在際遇不好，機會不來的時候，都是這般痛苦的。過去如此，將來也還是一樣。讀了這段書，仔細想想，真令人不禁有許多感慨。中國過去有句俗話：“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古人對於文學、武學，叫做文藝、武藝。古人這個“藝”字用得非常好，不管是文學、武學，或任何學問，修養到了藝術的境界，才算有相當的成就。學武也是一樣，學到了相當的程度，才稱得上武藝，入於藝術境界，也就是所謂“化境”。不像日本人，有所謂一段、兩段，一直到九段。
日本武術的分段法，是由中國佛家禪宗的“浮山九帶”蛻變而來的。 ）上面引用的這句古話，相當深刻，從這句話來看，人都有不滿現實的情緒，儘管學問好，本事大，賣不出去，也是枉然。孟子賣不出去，孔子也是賣不出去，在中記載著孔子說的：“沽之哉！沽之哉！”結果到了流動攤位上，還是賣不出去，永遠是受委屈的一副可憐相。孟子也一樣，現代和將來的人也是一樣，賣不掉的時候，都很可憐。這就是世間相。過去是將學成的文武藝賣給帝王家。現在呢？是賣給工商鉅子、大資本家。中國的知識分子，幾千年來都是如此。沿街叫賣鬧蓮花的，又豈止是我們位亞聖夫子而已。
另一方面，那些大老闆的買主們，態度都很令人難堪，不但是討價還價，苛求得很，有時候對知識分子就像對上門兜售的小販一樣，看也不看一眼，一揮手，一個勁兒地比著：“去！去！去！”你把黃金當鐵賤賣給他，他也不理，就是那麼個味道。
我在小的時候，父親告誡我兩副語體的對聯說：“富貴如龍，遊盡五湖四海。
貧窮如虎，驚散九族六親。 ”另一副說：“打我不痛，罵我不痛，窮措大（現在叫窮小子）肝腸最痛。哭臉好看，笑臉好看，田舍翁（現在叫有錢人）面目難看。 ”
活了幾十年後，對人間事閱歷多了，回頭再想這副聯語，的確是世間的淋漓寫照。
孟子的仁義之道，在齊宣王那裡兜銷不出去，他也不想再看這副臉色了。
在古代，尤其春秋戰國間，知識分子第一個兜銷的好對象，當然是賣給人主——各國的諸侯，執政的老闆們。如果賣出去了，立即就可平步青雲，至少可以弄個大夫噹噹。其次，賣不到人主，就賣給等而下之的世家，如孟嘗君、平原君等四大公子，一般所謂卿大夫之流，能夠作他們的座上客，也就心滿意足了。實際上，名義雖稱之謂“賓客”，也不過是一員養士而已。如彈鋏當歌的馮諼，即是如此。到秦始皇統一天下以後，曾經下了逐客令，當時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臨行之時，上書勸諫，秦始皇覺得有理，於是收回成令，李斯後來因而得以重用。雖然如此，各國諸侯的滅亡，對養士風氣不能說不是個打擊，這一階段的讀書人，是比較淒涼悲慘的，大多流落江湖，過著遊俠的生活，這就是漢初遊俠之風盛行的主要原因。
漢代的初期，差不多也還有秦代輕視讀書人的風氣。秦始皇焚書坑儒，固然殺了很多讀書人，但留下來的讀書種子仍然不少。例如為漢代初創政治禮儀最著名的叔孫通，在漢高祖起義，到處征伐的時代，叔孫通便盯著他，跟來跟去的，很想把他的學問賣給漢高祖，可是總是賣不出去。當時漢高祖看見讀書人就罵，甚至把儒生們的帽子拿來當便器用。叔孫通和他身邊的許多學生，只有忍耐。有時學生們急了，催促他走了算了，叔孫通一直勸學生們忍耐等待。
等到漢高祖統一天下以後，中央政府裡，都是和漢高祖一道起來打天下的好漢們，其中有許多還是地方上的流氓地痞。上朝、開會，都沒有秩序，更沒有氣度。
在朝廷開會的時候，飲酒爭功，吵鬧咒罵，甚至有當場拔劍擊柱的，亂七八糟，沒有一點體統，倒很像一群流氓在聚會生事。
亂無章法的朝廷會議，使漢高祖感到頭痛之極，就採用了叔孫通的建議，頒布一項重要的律令，叫做“朝儀”。本來，漢高祖對儒生是看不起的，也沒有信心，但聰明的叔孫通，看準了漢高祖煩厭廷臣不守秩序的心理，就對他說：“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這下只好依叔孫通了。
於是叔孫通召集了一百多人，照規範排練了一個多月。就像今天慶典，先要學生練習排字，或大會操、團體舞一樣，等精嫻熟練了，才請漢高祖觀禮。漢高祖看了大為高興，於是命令群臣學習，這是漢高祖六年的事。第二年，高祖七年十月大會群臣，皆依朝儀行事。並由御史做監督，若有哪個舉動不合禮儀的，立刻抓起轟出去。
於是舉朝秩序井然，無人再敢喧嘩失禮。漢高祖坐在龍位上，高興極了，得意洋洋地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我直到今天才知道當皇帝是何等威風啊！
他高興之餘，馬上拜叔孫通為“奉常”，等於禮部大臣，並賜黃金五百斤，並且封他的學生們也都為郎官。
後來，陸賈又屢次建議漢高祖，推行詩書禮教。漢高祖聽得不耐煩了，就破口罵道，你羅嗦什麼？老子的天下是馬上打來的，什麼詩啊書的，有屁用，“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陸賈說，不錯呀！你的天下是騎在馬上打來的，可是你不能夠還一直騎在馬上當皇帝，“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應該坐在宮廷的大位上治理天下了。
陸賈這個人很會講話，很有辦法，也很高明的，他曾先後代表漢高祖、漢文帝出使南越王趙倫，穩住了兩廣、南越一大片屬國。並和陳平、周勃聯手，平定呂氏諸王，擁立了漢文帝。
當時漢高祖聽了陸賈的這句話，認為很有道理，要他詳細報告，後來陸賈一連提了十二次建議——上奏章，漢高祖都說好，全部採用。這十二次奏章後來編在一起，就是有名的陸賈《《新語》。
由這兩件事看來，可見歷史上許多讀書人，大多同叔孫通一樣，功名富貴必須靠嘴巴遊說，或靠別人的推薦。運氣好，就推銷得出去，否則便窮愁潦倒一輩子。
當然，有不少是例外的，如孔孟之聖，如高士之高，隱士之隱，名臣大臣之精忠亮節，有許多可歌可泣之事。但在漢初那個時候，知識分子的功名富貴，還是靠嘴巴來游說，或者靠別人的推薦。
到了漢武帝以後，才有了選舉制度的創立。那時的選舉，是真正的選舉，不像現在，競選是競而選之，靠競爭，那已不是中國文化的選舉精神了，所以只可以依著西方文化叫做“競選”。漢朝的選舉，是由地方官和地方人士，平常就對賢良方正、孝。涕忠義等品行加以考察，凡是有學識、德性高超的人，由地方官推薦稱賢，向朝廷保舉上去，稱為“孝廉”。清初的博學鴻詞徵召，也是套用這個制度而來的，這樣叫做“選舉”。這種漢代初期的選舉，一直延用到漢末，但也變了質，人才推薦的出路都由世家門第把持，由平民出身的讀書人，很不容易飛黃騰達。即使同是平民讀書出身，到了權位關頭，競爭排擠，也事所難免。例如漢武帝時代的名相公孫弘，結果也會排擠董仲舒，所以元人李過庭的詩說：“古來好客數平津，我道真龍未必真。一個仲舒容不得，不知開閣為何人？”
在南北朝混亂的時代，讀書人的出路就靠門第，靠名士們的榆揚推薦。所謂“門第”，就是有祖先父母的餘蔭，同時還帶有現代人所謂“學閥”的那種味道。
由於仕途受了這類世族子弟的專橫把持，所以天下事也就不問可知了。
在唐代的時候，唐太宗確立了考試制度，於是讀書人埋頭苦幹，十載寒窗，一朝登第，一步一步，鑽到功名場中。一直到現在，都在隋唐時代所創立的考試制度的精神下，使得考試成為知識分子求得功名富貴的必經之路。因此在隋唐以後，有很多的文學作品，讚頌由考試所取得的功名科第。社會上，每個家庭，每一個讀書人都在祈求，希望由科第而考取功名，來光耀門媚，榮宗耀祖。到了清朝，甚至連作皇帝的乾隆，還想暗地化名來參加考試，偷偷嚐試那考取進士的味道呢。所以以前教育兒童的讀物，使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的格言。當然，這些話到了現代工商業的社會，完全變成落伍的陳腔濫調了。現在應該可以將它改為：“社會重金條，技能須學高。萬般皆上品，唯有讀書糟。”
其實，在從前，考取了科第功名是一回事，有了功名，能不能在宦途上飛黃騰達，又是另一回事。許多人就是有了功名，沒有門第，沒有背景，沒有人提拔，還是一樣的清寒一生，只比那沒有考得功名的白丁略勝一籌而已。例如在唐代詩的文學中，大家都讀過秦韜玉的《貧女吟》，便是感嘆這種宦途不遇而發洩的無奈和悲哀。同樣的情形，借貧女來作寄託，抒發自己懷才不遇的詩，還有唐末詩人李山甫的一首名作：“平生不識綺羅裳，閒把簪珥益自傷。鏡裡只應諳素貌，人間多是重紅妝。當年未嫁還憂老，終日求媒即道狂。兩意定知無處說，暗垂珠淚滴蠶筐。”
第三句和第四句，就是感嘆社會人情現實的可怕。第五句第六句，是說自己在年輕時代意氣飛揚，非常自負，但早已顧慮到青春逝去，年華老大，還是早點找歸宿才好，所以一直託人作媒，不過，別人卻笑她瘋，認為以她的美麗才華，不怕沒有對象。最後說，現在呢？什麼都沒希望了。還是一個貧女終老，每天作作苦工，只有對著蠶筐暗自滴淚了。這是讀書人多麼有趣的諷喻，但其中又含有多少的悲哀啊！
時代雖然不同，人情世態還是一樣，即如現代讀書人，得到了博士、碩士學位以後，同樣地，也是“貨與帝王家”，出賣給那能付你薪水高的人，三萬五萬一個月，非向他低頭不可，只不過現在是由帝王家的買主，一變而為資本家的老闆而已。
由此看來，孔孟以下，古今中外的讀書人，大多是那麼可憐，有時還賣不出去，像孟子一樣。他和齊宣王這一次的談話，就可想而知，有點類似買賣不成仁義在，討價還價的味道。在這節書中，已可看出，齊宣王與孟子之間的往來，差不多快要結束了，同時孟子和齊宣王也都已過中年。我看齊宣王倒蠻有福氣，舒舒服服地過了一生，人也蠻可愛的。老實說，孟子這樣頂撞他，假如換作後世一些帝王，很可能不會接受，認為你孟某人談了半天都是空話，我愛用你的意見就會用，我不用你，你就乖乖地領薪水吃飯，還來什麼玉人、匠人、工師的，我現在不要蓋房子，你工師又怎麼樣！假如是另一種個性的齊宣王，就告訴他，我現在不想蓋房子，噗玉也找不到，你讓我清靜清靜好吧！或者是“王拂袖而起”，以示冷落，不接受。
齊燕之戰——歷史戰略的經驗而在孟子方面來說，平生志學孔子之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今遇非其主，言不聽而教不從，“良禽擇木而棲”，又何必為了生活而貪戀祿位，只是屍位素餐而已。因此他的去誌已堅，只是還有老母待養，拖家帶眷，不得不使他為現實生活、現實環境而躊躇再三了。
大家都知道，孟子的一生，除了他天生本質具有聖人之資以外，還有一個最大的助力，那便是一位賢母的教導。孟子不但在幼年時期、少壯時期，接受了母親嚴謹的教育，即如這一次與齊宣王話不投機，決心要去齊的時候，又是接受孟母的鼓勵，使他去志更加堅定。如《孟子外書》所載的母教，也正是他們母子倆在這個時期的故事。
孟子處齊為客卿，居常有憂色，擁楹而歎。
孟母見曰：子擁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
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色。
孟母曰：婦女之禮，精五飯（稻、黍、稷、麥、寂五種飯類），冪酒漿，縫衣裳而已。故有閫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 《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詩》
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幼則從乎父母，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
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也。
孟子和齊宣王最後幾次談話，齊宣王在禮貌上雖然還相當尊敬孟子，但實際上已大有貌合神離的味道。孟子覺得不須再留下去了，心裡很不自在。心有所思，容貌上不免略現愁苦之色。有一天，手搭著前門的柱頭髮呆，輕輕地嘆息。
孟母早就看在眼裡，心裡有數。再次看到這種情形，就不得不問他了：
兒啊！你為什麼在這兒唉聲嘆氣的，愁眉不展呢？
孟子聽到母親在問話。不免自悔失態，但又不能欺瞞母親，因此便答道：
兒子認為一個君子，應該知道進退之方。一個人的立身出處，必須名正而言順，有為有守，不可以苟且求取榮譽與俸祿，貪受不義而不應該的賞賜。如今我和齊宣王話不投機，看來他是絕對不會接受王道政治思想，自然就無法在齊國實行仁政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兒子覺得再不能待下去，但是想到您老人家年紀大了，更不宜遠遊，使您老人家受苦，所以左右為難，決定不下。
孟母聽了孟子的對話，又是一本正經地說：
一個婦道人家，只要安安分分地燒飯、煮菜、釀酒、縫衣裳，那是應守的本分。
婦女的德行是專重家務的操持，不應該多管外務才對。家人卦的六二爻辭說：“無攸遂，在中饋。”家庭主婦沒有向外發展的必要，只需管理家務，主持中饋便好了。 《詩經·小雅·鴻雁篇·斯干章》上也說：“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
一個賢良的主婦，平日不說什麼東家長、西家短的是是非非，只要把家務和全家飲食起居料理妥當就好。這些上古的名言，都是講到婦人不該弄權，不要對外務擅作主張的意思。
況且自古以來的傳統，婦人有三從之德：一、在幼年的時代，要依從父母。二、在婚嫁以後，就要順從丈夫。三、如果丈夫去世了，兒子已是一家之主了，就要以兒子的前途為中心，加以輔助。
這是合情合理的事。而今你已長大成人，我也垂垂老矣，你不但已是一家之主，而且你走的是頂天立地大丈夫應走的仁義之路，我當然跟著你、贊同你。即使在生活上清苦一點，也是我應該分擔的分內之事。你不必為了我而遲疑不記，果敢地決定你的方針吧！
我們讀了這一節書，可以推測，孟子聽了他母親的這番話之後，寬心大放，去志更堅。不過，到正式離開齊國，還要一段時間來料理事務。因此，接著還有後文。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代萬乘之國，五句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軍食壺漿以迎五師，豈有他哉？逐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從這段記載看來，戰國時代雖然已經很亂了，但是比起現在世界各國，用武力征服了人家，接著就併吞佔為己有的情形要好些。所以齊宣王也還是蠻可愛的，竟然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問。
這件事發生在周顯王三十六年，齊宣王十年之間，也正是蘇秦身佩六國相印的後期。燕國的國君文公死了，他的兒子易王繼位，齊宣王是乘人國喪而去趁火打劫的。
齊國派兵去打燕國，在短期間內，齊國很快就把燕國打敗了，齊國獲得全勝，佔領了燕國十個城池。齊宣王徵求孟子的意見，問孟子說，有人建議我到此為止，不要把燕國併吞。也有人建議我，現在就把燕國併吞下來算了。以我這萬乘之國的齊國，而去攻打萬乘之國的燕國。在相等的國力之下，竟然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就把燕國打敗了。這種勝利，似乎非人力所能為，看樣子是天命。假如不把燕國拿下來，就是違背了天意，上天會降下災難的。我看還是把燕國拿下的好。你孟老先生以為怎樣？聽聽你的高見如何。
孟子告訴他說，假如你把燕國占領了，燕國的老百姓很高興、很願意的話，就不妨佔領下來。古代曾經有這樣的例子，那就是周武王。假如你佔領了燕國，而燕國的老百姓不高興，不願意的話，那就不要佔領，古代也有這樣的歷史經驗，像周文王就始終沒有起兵伐紂。
後世的說話，標榜文王是“不忍心也”。假如暫且推開王道精神不談，只從謀略的觀點來看，實際上是文王看得很準，在他那個時候，時機還沒有成熟，在他自己手裡來不及了。況且姜尚（太公）七十多歲才遇文王，而文王那時已經九十多歲，步入退暮了。等到他兒子手裡，紂王還不能反省轉變的話，那麼，一切的機緣成熟，才能一舉成功。所以他把這個事業，留給兒子去完成。
這個歷史故事被曹操“翻了版”，有人向曹操勸進，取漢獻帝而代之，曹操說：
“我其為文王乎！”下面意思就是說，讓我兒子去幹吧！
孟子接著又針對這次齊國伐燕國的戰役對齊宣王說，如果以萬乘之國代萬乘之國，在相等的國力下，只有五十天的時間，就打敗了對方。而對方的老百姓們，拿了吃的、喝的，來歡迎你的部隊。沒有別的原因，只因為他們的內政大亂了，老百姓們一心想要避開水深火熱般的暴政，所以歡迎你去解救他們。假如你去了，老百姓生活得更痛苦，那怎麼行呢？原來的統治是暴虐的，而你又更暴虐。這樣，只不過是換一個暴虐的“手”而已。 ——這個“運而已矣”的“運”字用得很妙，可以作“換一手”解釋，也可以解釋為“也會輪到你遭遇同樣的失敗下場”。這“運”
是運轉，有如佛家說的輪迴果報。
這一件事，在另外有些史書上的記載，孟子當時卻是另外一種說法。因此，這件事成為歷史上的一個大疑案了。
據《戰國策》的《燕策》記載，孟子對齊宣王所說取不取燕國的話是：“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
但是《史記·燕世家》卻說，孟子這些話是對齊宣王的兒子齊湣王說的。
但據後世考證，本書上這一次的對話，應該是孟子對齊宣王說的話。至於“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的話，大致確定是孟子對齊清王說的話。孟子第二次再到齊國，也就齊宣王當政的時代，而且居留在齊國的時間也比較前一次長久，或者有此一說？
燕齊兩國之爭，也是歷史上的大事。這一次的戰役，齊宣王雖然也徵詢了孟子的意見，但到底沒有採用，結果還是取了燕國十城。
燕易王沒有辦法，就來找蘇秦理論了。他說：“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燕文公）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親），今齊先伐趙，次伐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
蘇秦被燕易王這一責問，慚愧難受到了萬分，他便很肯定地說：“請為王取之。”
——我一定可以為你燕國收復這十個城市的失地。
於是蘇秦便轉到達齊國來見齊宣王。他首先向齊宣王朝拜，慶祝他打燕國的勝利。隨後站起身來，便仰起頭，對著齊宣王故做弔喪式的悲悼狀態。齊宣王看了他的舉動，莫名其妙，就說：你何以這樣舉止失常，一忽兒向我慶祝，一忽兒又那麼悲傷？
蘇秦說：燕國雖然弱小，但也是秦王的少婿呢，你齊宣王只顧眼前的利益，侵略了他十個城市。可是你知不知道，這樣一來，你便與西陲的強鄰秦國，結了不解之仇了。 “今使弱燕為雁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啄之類也。”
燕國好比一隻飛行的孤雁，獵人看了，當然忍不住要射擊，殊不知這只孤雁的後面，就跟著一隻強有力的大猛鴛。你在前面射下了孤雁，它就趁機以保護弱小為名，來侵略你了。你這樣做，不是太危險了嗎？
齊宣王一聽，臉都變青了，趕緊請教，該怎麼辦？
蘇秦說：“古之善判事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你肯採納我的意見，馬上歸還從燕國搶來的那十城失地，燕國無故而收復你慷慨還他的十城，必然歡喜得不得了。同時秦國心裡也很明白，知道你是為秦、燕有岳婿的關係，而賣了一個面子給他，所以歸還了燕國的失地，當然也很高興你作得漂亮。此是所謂“棄強仇而立厚交也”。
齊宣王立刻接受蘇秦的意見，甘願吞下這包瀉藥，馬上歸還了燕國的失地。其實孟子的意見，比起蘇秦的理由來，崇高而偉大，深謀而遠慮，只有更好，沒有更壞。為什麼齊宣王聽不進去？蘇秦一說，就立刻變色呢？因為孟子說的目標，是要齊宣王光明正大，施行大仁大義的王道精神，所以齊宣王聽了，認為是讀書人的迂腐之見而已。蘇秦說的，是動之以眼前的利害，懼之以可怕的後果，人的眼光見地到底是短視的，眼前的利害容易看得到，長遠的大利實在無法去想像。
不過，由此也可見兩個要點：一是辯士、說客的作風，與真儒聖賢的態度，截然不同。二是無論善惡、是非的動機如何，要想說得動人，聽得進去，臨機應變的妙用，實在是不簡單。所以韓非子一再強調“說難”，說話不容易啊！
其實，孔孟聖人的仁義是正道、是正理，好比一個人的頭腦。而利害權謀的運用，好比手足（手段）的運用，所以蘇秦之輩，在當時的遊說策辯，也非偶然，不是只憑一張嘴隨便說說的。後來宋代司馬光論史，曾經說過：
齊地廣而民眾，負滄海以臨中夏，重以威宣之賢，國家富強。及潘王驕汰，不可盈厭，自取顛沛。苟無田單，齊不國矣。凡遊士言從橫者，雖更相傾覆，要之合者從，六國之利也。齊為三晉，燕楚之根抵。三晉燕楚為齊之藩籬。秦雖強暴，百有餘年，不能一諸侯者，以其表里相鉤帶也。及齊王建用後勝之謀，信秦間之言，拱手以事秦，不救五國，五國已亡，而齊並為虜，理勢然也。
為了研究孟子的學術思想，這裡僅就流傳較廣的《史記》、《戰國策》等資料，先約略了解孟子答复齊宣王取燕與否的時代大勢。然後，便須了解孟子後來對齊湣王的一段話。
在《史記·燕世家》裡，說是燕王噲讀書，中了“書毒”，很想自己當堯舜，學堯舜的禪位，把國家讓給別人。當時燕國有一位叫子之的奸臣，是一個大壞蛋，知道他這位寶貝老闆，有如此的想法，就佈置了一個局面，由燕王噲把政權讓給他。
這個時候，燕國國內已經亂得不得了。
正在這個時候，蘇秦在齊國被刺了，受了重傷。當時齊宣王聽到蘇秦被刺，非常生氣，他因為愛才，特地親自去慰問蘇秦，並且追問兇手是誰。蘇秦這個人真是高明，他很清楚，受傷太重，已經沒有希望了，但臨死時，還想出死後報仇的方法。
他告訴齊宣王，查兇手的方法很簡單，只要在他死了以後，對外宣稱，蘇秦本來就是為燕國到齊國來作間諜的，現在把他刺死了，對國家的貢獻非常大。兇手有這樣的大功，應該給予獎賞。齊宣王在蘇秦死後，照他的話做，果然那名刺殺蘇秦的兇手，出面來領賞，齊宣王把這名兇手殺掉，替蘇秦報了仇。
蘇秦過後，他的弟弟蘇代起來了。蘇秦讀了幾年書，連弟弟都能教得出來游說諸侯。現代的基辛格，只能一個人玩，還玩得併不十分高明。而蘇秦兄弟兩人，都能夠把各國放在自己手掌擺來擺去地玩弄。最初，蘇代到齊國、燕國，都不大受歡迎。可是不知道蘇秦寫了或讀了一本什麼秘笈，這秘笈後來可以被燒掉了，或失傳了。而當時竟然教會了他弟弟，所以蘇代儘管最初不受歡迎，但經他三言兩語一說，那些君主們又聽他的，相信他而任用他了。
這時蘇代奉了燕王之命，也到了齊國。而《史記·燕世家》及《戰國策》記載，燕王噲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恐，構難數月，老百姓死者數万。在當時的人口，幾個月死了數万人，用現代人口數字類比，就好像一個國家在幾個月以內死了幾百萬人，這數字是不得了的。
齊國就在這個時候，開始攻擊燕國。這就是為齊、燕之間的仇恨，種下的一個因。後來燕國的昭王即位以後，為了要復國中興，就廣求天下良才，交接賢能才智之士，集中人才，共謀大事。這時有一個名叫郭魄的策士，抓到了機會，去對燕昭王說，你如果要招納天下賢士，就先把我這個並不見得有特殊本領的人高抬起來，那麼天下的賢能之才，自然就都到你燕國來效力了。燕昭王問他，這是什麼道理？
他說，從前有位喜歡千里馬的國君，出千金的高價去找。後來派去買的人，花五百金買了一具千里馬的骨骼回來。這位國君起初很生氣，但派去買馬的人解釋說，連死馬都花高價買了來，更何況活馬呢！這個風聲一傳出去，千里馬很快就會來了。
果然，他愛馬的名聲傳出去了，不到一年，就有了三匹千里馬。現在你燕昭王把我供在這裡，自然天下賢能之士，都投奔到你燕國來了。
燕昭王聽了他的建議，用了他，後來果然許多知名之士都到了燕國。最後昭王用了樂毅，很快就把齊國打敗，連下七十餘城，只剩下即墨、宮兩城未下。後來齊國又用田單，以火牛陣反攻，打敗了燕國而復國。
這些戰役，都是齊湣王在燕王噲讓國而內政大亂時，乘人之危，攻打燕國所種下的禍因。
根據《戰國策》和《孟子》的記載，好像齊國在攻伐燕國之前，齊宣王（《史記》則說是齊宣王的兒子齊湣王）曾經問孟子，可不可以佔領。而《戰國策》與《史記》上記載，孟子說，“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意思是說，你現在去打燕國，和古代武王代紂，完成文王的事業一樣，正是時候，你可以去打。假如孟子真的是這樣說法，那麼孟子和蘇秦、張儀也差不多了。如果孟子沒有說，那麼司馬遷和《戰國策》的作者，就犯了誹謗罪，就要像最近報紙上為了韓癒的一篇文章，要打官司了。
總之，這已經為孟子上了一點顏色，有了一個小小污點。因為這句話等於鼓勵齊國去侵略，這是很嚴重的。 《孟子》本書上記載，當時便有人問孟子是不是曾經鼓勵齊宣王去打燕國。孟子說，這是沈同問起，像燕國目前這樣，燕王噲糊里糊塗地讓國給子之，而子之把內政弄得亂七八糟，死了好幾萬人，燕國的老百姓這樣痛苦，可不可以去攻伐。我告訴他，可以。但是我說的可以，是指順天應人，吊民伐罪的出兵，而不是說侵略性的攻伐。正如有人問起，某人殺了人，犯了罪，可不可以處以死刑。我說可以，但並不就是說，任何人都可以去殺這個犯人。而是要執法機關依照法定程序，去判處他的死刑。
但這些話，對齊宣王說的也罷，對齊湣王說的也罷，對別人解釋也好，到底孟子說了沒有？是怎麼說的？在《孟子·公孫醜下》，便有對沈同一段話，可作說明。
接下來第二部分疑案，是年代問題。本來孟子的年代，以及那時候許多事情的年代，是很難確定的。據《史記》記載，孟子這段話是對齊湣王說的，是孟子去過魏國，見了梁襄王，不投機，就回魯國去住了一段時間，然後再次回到齊國來，見了齊湣王，湣王正好出兵攻打燕國。反正《孟子》這本書，不論是孟子自己作的筆記，或者門人根據資料寫的，在文字上總會有多少修飾。但在語氣之間，還是讚成有此“吊民伐罪”的一戰，只是不像《戰國策》式說得那麼激烈而已。
在當時的國際背景，還有一段有趣的事。原來燕國是派蘇代去齊國做間諜的，蘇代到了齊國，齊湣王本來認為他是一個政客，兩邊跑的，不太理他。可是蘇代很厲害，最後還是說服了齊湣王，暗中幫了燕國的忙，甚至於齊國要他帶兵去打燕國，結果打了敗仗，齊湣王還是相信他，他又利用當時的國際情勢，使齊王派他出使到燕國。
燕王噲看見自己派往齊國的間諜回來了，就問蘇代說，齊王可能稱霸天下嗎？
蘇代說，不可能。燕王噲問，這是什麼道理呢？蘇代說：“不信其臣。”這四個字是不是實在呢？這也是實情。
我說過，齊宣王是相當有器量的。那時候天下賢能之士，如孟子、鄒衍等名賢，都集中在齊國，而齊宣王也很尊敬他們。這些人講的話，他也聽，但接納不接納是另外一回事。他等於設立了一所研究院，用很高的待遇養著這些人。你們講演也好，開座談會也好，你們盡量去吹你們的，我有我自己的一套，並不偏愛某一人，也不專採某一人的建議。結果他的兒子齊湣王也和他的父親宣王一樣，但更有甚焉，“不信其臣”。
蘇代把這情形報告了燕王噲以後，燕王噲知道齊國已不能稱霸天下，於是放心了，同時聽了別人“不信其巨”的弊端，便專任子之，讓他負更多的權責。最後讓位給子之，終於導致了燕國內部的大動亂。
但是還有更深一層的秘密，原來子之早就看出蘇秦是一個很厲害的角色。所以就教他的兒子，積極追求蘇代的女兒。兩個年輕人結了婚，子之和蘇秦、蘇代之間，早已成為兒女親家，而且在蘇代奉燕王之命到齊國去做間諜以前，是有深交，蘇代自然要幫忙親戚。所以又是寥寥“不信其臣”四個字，不著痕跡地種下了燕王噲讓國的前因。再加鹿毛壽說的“人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是王與堯同名也。”於是就演出了一幕食古不化的丑劇。
了解了當時的國際情勢和人事的背景，權臣謀士們心術品格的卑劣，再來看《孟子》這一段書就更有味道了。雖然孟子說的是可取之道，與不可取之道，談的是理論。但是以孟子談話的氣勢、口吻，和當時國際情勢配合起來看，那麼孟子的話，和當時的謀略家，縱橫家們沒有兩樣，他的態度是讚成的了。其實在精神內涵上，還是大有不同。
前面已經講述，齊宣王時期出兵攻伐燕國，打了勝仗，佔領了若干土地與城市。
但仍有下文：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曰：'湯一徵，自葛始。 '天下信之。 '東面而徵，西夷怨；南面而徵，北狄怨；曰：奚為後我？ '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彳奚我後，後來其蘇。 ”'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徵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罩食壺漿，以迎五師；若殺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訖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上也。”
前文講到齊國打燕國，把燕國拿下來了。可是國際上不同意，看不過去了。諸侯之間，計劃組織一個聯合陣線，要打齊國。這時，齊宣王問孟子，現在諸侯們要聯合起來，替燕國打抱不平，攻擊我們齊國了。孟先生，你看我應該怎麼辦？
孟子說，就我所知，我只聽說過以方圓七十里領土，而領導了天下，像南湯當年就是這樣興起的。可還沒有聽說過，擁有方圓千里的一個大國，竟然還會畏首畏尾的。
從孟子這段話的論調，可以看到，戰國時代終歸是戰亂的時代。不管你聖人高明到什麼程度，時代的趨勢，國際政治風氣的力量，畢竟很大，個人的思想觀念終究還是會受到影響，所以這時孟子就以力的大小來立論了。
孟子又繼續引經據典，用《尚書·商書》上仲虺誥文“湯一徵，自葛始”的一段話對齊宣王說，《尚書》上仲虺制的誥文上記載，商湯為了除暴安良，從“葛”
這個小國開始了他的統一大業，天下的人都信服他。當商湯向東面征伐的時候，西面的夷人就抱怨，向南面征伐的時候，北方的狄族也在抱怨。他們都抱怨說，為什麼不先來我們這裡，而把我們擺在後面呢？
孟子說那時各方面的老百姓們，盼望商湯的王師，像久處大旱的農民，對著萬里無雲的晴空，盼望著能有云霓的湧現一樣。
不過歷史上湯武那個時候，是不是這樣，就不知道了。也許是仲扈這位左丞相，在製誥時對商湯仁義的強調宣揚。
孟子繼續描寫商湯征伐時，部隊紀律良好的情形說，當商湯的部隊打來了，當地的老百姓，做生意的還可以照常做生意，種田的也照常種田，一點也不受影響。
像這樣的情形是不是真的也有呢？在我們的歷史上，像這樣好的部隊，像這樣不擾民的戰爭，曾經發生過很多次。問題全在於這位指揮部隊的司令官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如歷史上有名的仁厚將軍，宋朝初興時的曹彬。他奉命攻打江南，征服南唐後主——就是那位被俘解送到汴京途中、船上吟詩填詞“四十年來家園，三千里地山河”的李煜。
當時曹彬圍攻南京半年多，連秦淮河、白露洲、西門水寨都佔領了。到最後，只要一仗就可以輕易攻進金陵——南京城了。李煜也準備要投降了。在這緊要關頭，總司令曹彬突然生病了。生的什麼病呢？大家都著急，都監——副總司令兼政治部主任潘美，先鋒——前敵指揮曹翰等都到總司令部去探病。問起生的是什麼病，曹彬說是心病。於是大家紛紛主張找醫生，還要找名醫。曹彬說，不必找醫生，我的病醫生治不好，只有你們各位能醫好。大家問什麼辦法。曹彬說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打進南京的時候，不許隨便殺一個人，也不許任何人姦淫擄掠，做不做得到？這時一班將領們只好說，你命令下來就好了嘛！曹彬說，不行，要先發誓。於是大家就發誓。發過誓後，立刻下攻擊令，打進了南京城，而城裡的老百姓還不知道呢！
潘美的難以控制，曹翰的好殺，都是事實。當宋太祖趙匡胤授命曹彬去打江南的時候，曾告誡曹彬最好不要多殺人，對李煜一家人，更是要加以保全。曹彬當下遲疑不答，既不抗拒命令，也沒有明確的答复。他只問副將——副司令要派誰來負責。趙匡胤馬上懂了他的意思，立刻召見了潘美、曹翰等人，發表他們作副司令。
不過，當著他們，交給曹彬他平日用的一把寶劍，告訴他說，你拿著這把劍，“如朕親臨”，等於我本人在場一樣，凡是副將以下不聽命的，我授權給你，你只管照軍法辦理，先斬後奏，一切由你全權作主。他一面對曹彬說，一面眼角看著潘美、曹翰。嚇得這些人汗流泱背，只有禀報：“末將聽命”的了。
曹彬的高明還不止如此。他又向趙匡胤請調一位將軍田欽祚，來擔任另一路的前敵指揮官。弄得潘美、曹翰他們都覺得很奇怪。因為這個姓田的，既狡猾，又貪污，愛爭功，又不肯負責。同時又最喜歡打小報告給趙匡胤，常常忌功而傾軋同事。
曹彬所以請調了他來參加戰役，作用是準備平定江南之後，送點功勞給他，免得他在後方搗亂，又增加趙匡胤的懷疑顧慮，而對前方有所牽制。這就是曹彬高明的權術大用了。
曹彬、潘美等破城以後，李後主在無可奈何之下，穿著白紗衫帽，親自向曹彬投遞降書。他先見副帥潘美，只好叩拜如儀，潘美卻也答拜叩頭還禮。進一步，便要上船晉見大元帥曹彬，他也設拜叩頭。曹彬便叫左右告訴他說：恕我“介冑在身，拜不及答。”換句話說：對不起，我是軍人，只好以軍禮接見你，不能跪拜還禮了，請原諒。
行過了投降的典禮，正副元帥曹彬和潘美先自登上兩隻大船，很禮貌地請李後主上船飲茶。由岸上到戰船上的跳板，當然是獨木板。李煜素來是養尊處優，平時生活，哪裡受過一點罪，今天忽然要他經過獨木板上船，實在沒有這個膽子，再三排徊不敢踏上去。曹彬便命令左右的副官扶他上來。
曹彬的確是很仁厚，他招待李後主喫茶的時候，他問起李煜家庭的成員，知道總共有三百多人，就替他準備一百條官船，給李煜三天時間，收拾財物，帶著進京。
並吩咐他儘管多帶些財物去，暗示我曹彬不要錢，可是到了京里，還是有人要錢的，得準備送紅包。然後放李煜這些人自己回去，連衛兵都不派一個跟著。其他將領們很不放心，但曹彬並不在意。他說，放心！他連上船的木板都不敢走，生怕掉下水去，可見他怕死得很，哪裡會有逃跑的勇氣。
曹彬知道有些人是靠不住的。等李煜走了，他吩咐副將潘美代理職務，表示自己要暫時離開總司令部三天，把統率部隊的責任交給他，並特別交代不許殺人犯軍紀。然後帶了二百名親信，在李後主的宮殿四周布防保衛，不許任何人闖進李煜的宮中。自己則親守在大門口，以防止下面的士兵們，以對待敵人的態度，進去危害騷擾。第三天以後，李煜帶了三百多人上了船，他才進宮去，查封了宮裡的財物，造冊呈報給朝廷。
據宋人的筆記，另一面他的副司令曹翰，後來奉命攻打九江。打進了九江，縱兵擄掠，還要屠城。而他自己卻裝了二十幾船的財貨寶物，悄悄地運回家鄉去了。
與曹彬相較之下，就有天壤之別了。
這是歷史上有名的仁將。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他的後代也很好，孫女做了宋仁宗的皇后，被譽為聖後；相傳還有一個孫女成了神仙，便是道家《靈源大道歌》的作者曹文逸真人。歷史上仁厚的名將，當然不只曹彬一個，其他還有很多，這裡只是提出最有名的曹彬作例子。
這就是王者之師、仁義之師的風範。打仗時只要屈服了敵方的領導階層就好，而對老百姓則是慰問、關懷、救助，像及時雨一樣，老百姓當然高興。孟子說，像這樣的仁義之師，所有《尚書》上仲虺在誥文上記載，那時的老百姓天天盼望著仁主到臨，仁主來了，就有好日子過，就能離開水深火熱的苦難。
孟子引用了《尚書》的話以後，又針對當時的情況對齊宣王說，現在燕國內政那麼紊亂，又虐待他的人民，你發兵去攻打燕國，這時燕國的老百姓以為水深火熱的生活可以有所轉機，他們將會有好日子過了，所以他們從家裡拿出吃的喝的，高高興興地招待你的部隊。如果你反而殺了燕國的百姓，捆綁他們的子弟，拆毀他祭祀祖先的宗廟，搬走他們貴重的寶物，使燕國的老百姓受到更深的痛苦，那怎麼可以呢？
至於國際上的觀感與反應，你要知道，天下各國諸侯對你國勢的強盛，本來就畏懼三分，現在你打下燕國，得了加倍的土地，又不行仁政，各國諸侯為了自己的安全，同時又有了口實，自然要聯合起來攻打你了。這等於是你自己發動天下的兵來討伐自己。現在你只有趕快發布命令，釋放俘虜，停止擄掠，再召集燕國的臣民代表開一個會，替他們選出一個賢君來，然後班師凱旋。這樣還來得及阻止各國對你的聯合攻擊。
從歷史的資料看，齊、燕的結怨，有兩件事足以啟發後人的睿思。
第一是，燕王噲傳到昭王以後，燕國起來復仇。要復國仇，必須要內政修明，力圖強盛。而內政之修明，又以人才之爭取為先。他第一個就採用了郭魄“千金市馬骨”的精神原則，廣求人才，得到樂毅這一批賢能之士，一戰連下齊國七十二城，湔雪了國恥。
第二是，在那個時候，蘇代曾對燕昭王說過這樣一句話：“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他認為仁義的精神和行為，是個人對自己的一種最高修養。
但是如果要想取得一國的政權，治理天下的百姓，僅僅講究仁義的道理，是沒有用的。把蘇代這個理論和孟子的話對照一下，則很可以作一番深入的研究。基本上，仁義的思想和精神沒有錯，只是在方法上，因時間和空間的不同，而有所變通。
其實，蘇代的話仍然不脫縱橫家的論調，把仁義限制在個人的修養上。我們知道，武王在起兵伐紂之前，曾經和姜太公商量過。據《太公金匾》的記載：“武王問大公曰：殷已亡其三，今可代乎？太公曰：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且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非時而生，是為妄成。故夏條可結，冬冰可釋。時難得而可失也。”
周武王在準備起兵攻伐紂王之前，對姜太公說，現在殷紂王因為暴虐無道，已經失去了他十分之三的國力、土地和人民，而且看來還會變本加厲，天下將更動亂，百姓將更痛苦。現在是不是可以起兵，以革命行動，把殷紂的政權拿下來呢？
姜太公對武王說：據我所知道的，凡是知天——懂得天時、地利、人事等這些客觀因素和時代趨勢的人，當勢不利於自己，而無法實現理想時，他是不會怨天的。
一個真正了解自己的人，也能將人心比己心，以己心度人心，那麼就不會輕易去責怪別人了。所以處理一件事情，先把客觀的因素衡量清楚，對別人的心理也了解了，根據這些條件，作好周密的計劃，然後按計劃行事，一定會成功的。反過來，如果不能把這些客觀和主觀的條件弄清楚，盲目地先做了再說，那就必然失敗無疑。而且，在客觀條件已經具備，時機成熟，唾手可得的時候，你卻遲疑不進，坐失良機，這樣不是太可惜嗎？比如田裡的稻子已經成熟了，而你不去收割，這就不對了。一件事情，時機到了，大勢所趨，由不得你，而你卻偏偏不採取行動，這樣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要如此，大事業更要注意。至於時機不到，或者時機已過，卻勉強去完成的，那是妄成，不會持久的。譬如夏天，枝葉茂盛，花開之後，到了秋天，自然結果。等到嚴冬來臨，則遍地冰雪，但是到了相當的時節，又自然地春江水暖了。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時機，一個恰當的時機很難遇到，但卻很容易失掉。
鬻子也曾經有這樣的話：“發政施令為天下福，謂之道，謂之仁。信而能和者，帝王之器。”據《漢書·藝文志》記載，鬻子名熊，著《子》三十篇，分一卷六篇。
他這幾句話的意思是說，為天下福祉所作的行政措施，就是最崇高的行為，也就是所謂的仁道。能使全國上下安居樂業而心悅誠服，就是帝王之才。自己並不著意去追求爭取，而自然由他人擁戴，那麼你便立了信。為天下民眾除害，換言之，誰危害天下人，你就除掉誰，這就是仁。如果順天應人，自然獲得權位，執政以後，全國上下親愛精誠，和睦相處，一旦有了外患侵凌，或內在的災禍危難，則和衷共濟，同心協力。能做出這種政績，那就真是為帝為王的材料了。
同樣地，我們可以了解，孟子的讚成——至少是不反對齊宣王伐燕，並沒有違背他一向所主張的“仁義”思想。而仁義也不一定如後來所說的，只是完成個人美好人格的修養而已。依照姜太公的說法，在客觀條件的需要下，戰爭的手段可以完成更崇高的目的，則不但不違背仁義，且合乎仁義。照鬻子的理論推衍，一場為天下除害的戰爭，也就是仁道的伸張。
總之，孟子因為燕國老百姓生活於水深水熱中，所以不反對齊國去攻伐，這並不違義。他的論調。可以說和當年姜太公對武王所說的，是同一個方向。問題是齊國之伐燕，沒有做到如鬻子所說的那幾個原則，也就非帝王之器了。事實上，基於當時時代趨勢等因素，孟子的思想並不像孔子那樣宗周。因為歷經七百多年來的中央周室，實在已是一個扶不起來的破砂鍋了。因此，只要有人能真正施行仁義，為民造福，他便可輔之為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