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真是如此呆滯醜陋的嗎？我們不必歸罪於什麼理學家、道學家或哪一家上去，只是由於少數讀書人，把觀念搞錯了，把大家的觀念帶到歧路上去。中國文化的本身，並非如此。歷史上，漢代的司馬遷曾經就“貨利”的問題，正式提出來談經濟思想。當時別人都不大注重經濟問題，只有他特別注意，而在《史記》中寫了《貨殖列傳》，成為中國經濟學上的第一篇傳記，也是中國討論經濟哲學思想的好著作。另外，《平準書》也是財政學上的重要資料。
司馬遷看法與眾不同，在當時大家看不起貨利的時候，他卻認為貨利非常重要。
他提出來的第一位經濟專家是姜太公，第二位是范蠡，第三位是孔子的天才學生子貢。接下來還有很多，現在我們擇要摘錄下他這篇文章，來作個研究。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娩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慾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吵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夫山西饒材、竹、谷、纟盧、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木丹)、梓、姜、桂、金、錫、連、丹砂、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進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匾少。”財匾少而山澤不闢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大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襁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灣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會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也。
故曰：“倉禀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
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
《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日：“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文中所述范蠡、子夏等人致富之道，從略。）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致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頃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掘業，而秦揚以蓋一州。
掘塚，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髮用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灑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謂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裡擊鐘。此皆誠壹之所致。
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轅，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史記》作者司馬遷及其父司馬談，都是比較偏愛黃老道家的學術思想，尤其是推崇老子的思想。他寫的《貨殖列傳》，首先就引用老子的話，描寫社會到了富強康樂，民主自由的極點，才能真正進入大同的理想境界，也才能達到老子所說的無為之治，法乎自然的境界。老子前面的一段話，意思是說，比鄰的國家，國界相接，或隔一條路，或隔一條小溪，彼此都可以一望而見，連雞鳴狗吠的聲音都聽得清清楚楚。而各國的老百姓，都能夠吃得好，營養足；穿得好，沒有穿打補釘的衣眼；社會風氣安定，沒有不良分子的騷擾；對自己的事業、職業，都很滿意，各人安守本分。生活在這樣安定快樂的社會中，人人都很滿足，終此一生，都不會去羨慕別人，更不會為了生存，而離鄉背井去外地謀生。
本來老子的說法，在我看來，和儒家大同思想的說法並沒有兩樣，不過老子是對理想境界描寫，儒家的《禮運篇》則是原則的敘述。二者都是根源一脈相承的中國古代文化傳統，如果一定要以表面的文字，把他們硬分為兩派，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
曾經聽一位青年人說，現在日子過得好，有了錢，退了休，就該環遊世界一番，“到老死不相往來”，不出國門，活著有什麼意思。出國走走，這是一種很時髦的觀念，而且也可增廣見聞，但對於老子這句話的反駁，則似有斷章取義之嫌。先從近處說起，就在台灣的山區或農林中，還是有一些人，不但沒有到過台北，甚至連他居處的縣治所在地也沒有去過，一生沒有離開家鄉一步，但因生活過得安定快樂，臨終之時，心中了無遺憾。而現代許多曾經環游過世界的人，在他臨終之際，或對後代子孫，或對國家社會，或對他自己的一些事情，還是很不放心，帶著滿腔的無奈而去。
也還有人說，至美國、或到歐洲，去求學深造，或發展事業又有什麼不好？為什麼要“至老死不相往來”？這也是忘記了這句話前面的“至治之極”，以及接下去的描寫。我們要反過來問一句，假如我們今天成為世界上經濟力量最雄厚，教育文化水準最高，科技最發達，軍事力量最強大，社會也最安定的國家，那麼你還會想到外國去求深造，求發展嗎？再進一步說，全世界，全人類，每個社會都達到了這個水準，那麼又有誰不願安安穩穩在自己家鄉努力，反而到處奔波勞苦，替別人洗碟子、擦地板呢？現代的澳洲人，位於南半球，一般人過著太平日子，就很少往外國跑了。不過，在現代也有一種反面的“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現象。那是南北韓之間的三十八度線；東西德的圍牆；我們與大陸之間的一衣帶水。由此可見，想要達到“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境界，是不容易的，除非全世界、全人類，都富強康樂了，才能達到這個美好的境界。
所以司馬遷說，人類最好往這種美好的理想去努力。但是近代（司馬遷當時的近代），一般人都只圖聲色耳目的享受。 、已經不可能達到那麼高的境界了。
接著他又發表他史家立場的意見說，神農以前的情形怎樣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像、《書經》這些書上所記載的事蹟、自虞、夏兩代以後，由於社會的演進，人們都偏好物質生活的享受，喜歡追求聲色之娛，以及口腹之欲。身安逸樂而汲汲名利，人人都如此，沒有什麼稀奇。這種風俗的演變，不是一天形成的。
自從虞夏時代開始，就逐漸轉變成近代這個樣子。社會風氣到了這一步，你即使以最高的哲理，挨家逐戶地去勸他們，放下物慾，尋求精神生活的趨脫，也是沒有用的。
因此，自上古以來，最高明的為政方法是“因之”。依著百姓的本質和禀賦，在立法行政上，很自然地把他們引到好的方向。
如果這樣行不通，退而求其次，順著他們的興趣嗜好，針對他們重視現實的心理，“利道之”，以利為引導，導致他們走到良善的路上。
“其次教誨之”，如果還是不能，於是用再次一等的方法，也就是用比較強硬一點的方法，教育他們，告訴他們，什麼是對的，是應該的，什麼是不對的，是不可以做的。
如果仍然沒有效果，這就只好用更次等的方法，“整齊之”，以法令來糾正了。
糾正不了的話，等而下之，“與民爭利”，和百姓對立相爭。
從這套理論來看，幾千年的歷史，都是等而之下，在與民爭利之中。達爾文的進化論“物競天擇”，也同樣認為人類文化，是在競爭當中發展的。
司馬遷這幾句話，把人類社會演變的程度，以及人心不可挽回的超勢，全都說完了。我們無論研究政治、哲學，或者經濟、歷史，對司馬遷這裡所說，和孔子《禮記·禮運篇》的敘述，互相參合研究，便可成為一部中國文化歷史演進哲學的專書。
其次，司馬遷舉出當時中國所發現的資源情形，也相當富饒，很有利用價值的。
但是現在我們新發現的資源，在質與量上都增加了許多，在這裡不作詳細的介紹了，且看他對於物資利用的觀點。
“待農而食之”，在當時的農業社會，許多資源技術還沒發掘，社會經濟的必然趨勢，當然是要依賴農業生產，才有飯吃。 “虞而出之”，還要開發山林和畜牧的資源。 “工而成之”，然後將農林、畜牧的產品加工製造。 “商而通之”，最後，再由商業的經營，來流通農林畜牧和工業的產品，於是才能達到有無相濟，各獲所需，不虞匱乏的地步。
接著他又說，這種經濟形態的發展，是順著人類社會的需要，而自然演變出來的一種生活方式，並不是由法律或命令規定而來的，也不是由某一人提倡或教育而成的。而是大家為了生活上的需求方便，很自然地發展出來的。所以每個人都是各儘自己的能力，換取自己的需要。
在商業的經營上，是“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也就是中國商業一句傳統的成語——“賤物不可丟，貴物不可收。”一樣貨品，價錢跌了，不要賠本賣掉。儲存在那裡，將來一定回漲，甚至還可以加工製造，再賣出去，很可能還會賺大錢。
一樣東西漲價了，貴了許多，千萬不要一窩風地跟著去買，因為不久的將來，很可能會跌價。所以，“賤價不賣，貴不買”。
“各勸其業，樂其事”。各人安於本分，敬業樂群。這種趨勢，像江河的水往下流一樣，是很自然的發展，用不著特地訂立法令規章，自然而然就來了。一切物資的生產分配，也用不著刻意去營謀，社會上自然會有妥善的調配。這不就是老子“自然”之道嗎？
接著他又引據《書經》上的話，強調農工商虞的同等重要性。這些來自農林、畜牧，以及工商業的產品，是富國富家的基礎。雖然各地的氣候、土壤、人力不同，資源的儲藏與開發也不一樣，但經營得好就富足，經營不好就貧窮。上天是不會厚此薄彼的。
像齊國的薑太公初被封到營丘時，那裡靠海邊，土裡的鹽份很重，老百姓很少。
當地的土質根本就無法耕種，簡直無飯可吃。可是姜太公不為地理環境所困，他教導婦女發展手工業。直到現代，山東煙台一帶的刺繡、抽絲等工業還是很有名的。
在台灣具有這種技術的人，也在生產從事外銷，可能就是從古老的薑太公時代所流傳發展下來的。除此之外，他又設法開發鹽業和漁業，外銷他國。齊國就此繁榮富庶起來，“冠帶衣履天下”，各國聞風相望，連服飾都以模仿齊國為時尚。不論是靠山或臨海的國家，都希望能到齊國去見識見識，一如今天世界各國的人，一窩風地往美國跑一樣。
後來齊國到了中葉，國力曾經一度衰落，直到齊桓公的時代，用了現在大家都知道的，以經濟政治為主，並以經商出名的管仲為輔相，把齊國的國勢再度復興起來。他設立了九個有關財經的行政機構，設置掌財務的官員，行“輕重法”，而使齊桓公完成他的霸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仲個人亦有富埒王侯的“三歸”
建築，愛好豪華，也相當奢侈。政治地位到了陪臣——和國君近於朋友的關係，財富可和其他諸國的國君相比擬。可是他使得齊國的富強，一直延續到威王、宣王的時代。
司馬遷引《周書》的話，並舉出齊國姜太公和管仲的例子，說明經濟財富對政治功業的重要以後，又引用“倉凜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兩句名言，討論財富和德業的關係，提出“禮生於有而廢於無”的主張。因為禮節、仁義這些德性，是以安定的生活與財富為基礎的。一個君子富有了，就更樂於行善積德；而普通的人有了財富，也就安守本分，不會作姦犯科。接著他又把財富比作高山大澤，把品德比作山澤間的生物。水深了，自然有魚，山高了，各種獸類自然繁殖其中。
溝里水淺是養不活魚的；小山也隱藏保護不了大的獸類。換句話說，貧窮就難有高超的道德修養，也難做出對人有益的善行。所以，有了財富，才能發揮出仁心義行。
一個人有了錢，如果再得權勢，就更容易彰顯善舉。反之，既無勢力，又無錢財的他鄉遊子，自身難保，更何況其他。這是對有文化根基的中國而言，在文化低落的邊疆來說，財富對德性的影響就更嚴重了。
所以普天之下，熙熙攘攘，來來往往的，都是為了一個“利”字。不論千乘之國，或者萬戶之侯，或者百室之君，他們都一個個唯恐受到貧窮的困擾，更何況一般老百姓！
接著，他又繼續舉出范蠡、子貢、猗頓、卓氏、程鄭、宛孔氏、師史、任氏等十幾位歷史上名人的致富之道，以及對國家社會的影響，來強調財富和德業事功的關係。同時他強調說，所舉的這些人，還只是少數的例子，而且都不是繼承祖業，或世襲俸祿而來，都是靠自己的努力，用心經營，把握了時機，去規規矩矩地發展，以最平實的方法來賺錢，而以最高明的原則來守成。至於其他，以發展農林工商而富可傾城的，或者富甲一縣，或者稱富鄉里的，這些就多得數不清了。
結論說，靠自己的勞力，從小生意做起，一點點積蓄起來，這是謀生髮財的正道。但是小富由勤，大富由命，發大財也要靠機運。同時司馬遷又強調，發大財，還要有頭腦，譬如用兵，要出奇制勝。於是他陳列出一些歷史資料說，像秦揚這個人，以種田起家，他的財富居然蓋過了一州，等於現在富過一省。照理說，挖人家的墳墓，偷盜葬物，這是犯法的，可是田叔就這樣起來的；賭博說起來也是壞事情，但桓發卻因此致富；至於行賈，類似我們現在所說跑單幫的，在古代也是大家不在意的行業，而雍樂成由此起家；賣油脂，當然也是低賤的行業，一身油垢，不受人尊重，而雍伯就在這個行業中，聚積了上千金的財產；叫賣漿湯、油條，是小生意，但張氏以此賺了千萬的資財；磨刀，可以說是最簡單的技術，但郅氏以磨刀聞名，人人找他磨，到後來發了大財，養了一大家的人，吃起飯來都是鼎食，氣派大得很；賣豬肉乾、牛肉乾，也只是小本生意，濁氏卻因此發財，養了幾十匹馬。在現代說，就是擁有幾十輛汽車了。還有馬醫，古代醫生的社會地位不像現在這麼高，獸醫更是如此。可是有一個獸醫張裡，家裡開飯的時候還要敲鐘，可見其富庶的程度。以上這些都是因為專精一業，勤奮努力而來的。
最後他的結論說：從這些事實看來，致富並沒有什麼一定的行業，財富也不是說一定永遠屬於誰的。有能力的人自然會發財，懶惰的人就是站不起來。富有了自然就顯貴。一個富有千金的人，就像士大夫般地被人敬重。至於巨萬富翁，就和王侯一樣享受。這不是上天所賜，也不是祖宗所給，都是靠自己努力得來的。
他這篇文章裡，介紹那些商業鉅子和大富翁的妙論很多。談到好貨的心理時，曾經舉出，像秦始皇這位暴君，對於財富也很重視。當時在四川有一個名字叫“清”
的寡婦，擁有大量的丹砂礦，富有得不得了，秦始皇還特別邀請她到咸陽，待以上賓之禮二同時為她建築了一座“女懷清台”。由此可見財富的重要。不但個人如此，他也說到，國家非財富不能強盛，社會非財富不能繁榮。
我們看了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的議論，再來看看明人馮夢龍的一段小文，相互比對，倒是別有一番興味：
人生於財，死於財，榮辱於財。無錢對菊，彭澤今（陶淵明）亦當敗興。倘孔子絕糧而死，還稱大聖人否？無怪乎世俗之營營矣。
究竟人壽幾何！一生吃著，亦自有限。到散場時，毫釐持不去。只落得子孫爭嚷多，眼淚少。死而無知，真是枉卻；如其有知，懊悔又不知如何也。吾蘇陸念先應徐少宰記室聘，比就館，絕不作一字。徐無如何，乃為道地遊塞上，抵大帥某，以三十錳為壽，既去戟門，陳對金大慟曰：以汝故獲禍者多矣，吾何用汝為！即投之澗水中。人笑其痴，孰知正為癡人說法乎。
再來看齊宣王講到好貨時，孟子不朝這一方面多作發揮，只是又把重點引向了王道仁政。其實在孟子之前的管仲的思想與理論，乃至在孟子之後的司馬遷的思想與理論，孟子都了解，不過他不講，不走這個路，而始終誘導人君們向“道德”這個方向走，這就是聖人之為聖人也。他告訴齊宣王，你好貨沒有關係，只要擴充你好貨的境界，做到了“藏富於民”，這不是很好嗎？其實，他這句話的內涵，已經包括了比他遲生四百年的司馬遷一篇《貨殖列傳》的精義了。可惜的是，齊宣王聽不懂，這一句話頭，無法接受。
這時候，齊宣王的下一招又來了，剛才一招沒有推成功，他再來一個太極拳的“野馬分鬃”。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歧下。是及姜女，幸來胥宇。 '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
齊宣王說，孟先生，你有所不知啊！我不只愛財，我還有一個大毛病，我好色。
孟子說，不要緊，好色有什麼關係。他又提出周朝的太王——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的事蹟，他也有好色的檔案，在《詩經·大雅·綿之篇》裡就有記載，當年太王為了躲避狄人的攻擊，要遷往歧山，通宵整理行裝。第二天一早，騎馬出發，沿著漆水、沮水，到了歧山的下面。帶著他喜愛的外國太太姜女，到這里察看未來定居的地方。在那個時候，大王的國境之內，家家戶戶都是成雙成對的，沒有嫁不出去、找不到丈夫的怨女，也沒有娶不到太太的曠男。每一個家庭，都幸福圓滿。現在你齊宣王好色，有什麼關係，只要和大王一樣，把你好色的心理，擴而充之，使全國百姓都能有美滿的家庭生活，這豈非是大好事！你怎麼還耿耿於懷呢？
這時我們必須了解一件事，周朝七百多年的天下，誠然是肇基於太王在西歧的仁心德政，而後才有武王伐紂的成功，同時在文化方面也發展出燦爛的成果。周朝的根基，扎得很深遠，很鞏固，如果我們以嚴謹的治學態度，窮本探源的話，那就還要追溯到公劉遷自的生聚經營。自公劉又傳了九世，到大王——古公直父的手裡，因避狄亂而遷到西歧，於流離播遷之際，又以百姓的宜室直家為要務，奠下了穩固的政基。
因此，我們也可說，公劉開始了周代後來的工業，而太王更為這已開始的工業，打下了深厚的基礎。如果拿建築作比方的話，公劉就好比一個墾荒者，開拓出一塊建地。而太王則是架地梁、築地基的人。文王、武王則負責蓋起了這棟美崙美美、堅固耐用的巍巍大廈。所以對於周朝，對於後世幾千年來直到今天的中國文化，公劉與太王都有很大的貢獻。他們不但在政治上、私生活上，乃至其他方面，也都有很好的德性，並不像一般只顧個人私慾的庸主。孟子在此舉他們為例，而談好貨好色，只是一種權巧方便，藉此誘導宣王向他們的功勳德業看齊而已。
眼看孟子被宣王的一招“野馬分鬃”，又推於千里之外，可憐兮兮的。但齊宣王這一招，又被孟子破了，推也推不開，又落了下風。而且，齊宣王也不是什麼好色的人，為了逃避孟子，而硬把自己說成是好色之徒，這也是他的可憐之處。
奈何後世的人，讀了這段書，發生了誤解，以為太王和齊宣王真是好色之徒。
乃至一般好冶遊的人，往往引齊宣王這句“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的話來自我解嘲，這真文過飾非了。
其次，有一點要附帶聲明的。諸位看了孟子引用的這段，或許以為太王專寵了一位妃子。其實不然，因為在夏、商以前，並沒有分別后妃的明文規定。
國君的太太，都稱作妃。所以黃帝、帝譽都有四個妃，而不見有後。一直到了周朝，武王平定天下以後，才確立制度，天子立後，正嫡稱後，其他的叫做妃。所以孟子這裡所說的“大王好色愛厥妃”，不能視為他冷落元配，而專寵一個姨太太。
剛才說過，齊宣王的好色，不一定是真的，他只是用“好色”來打太極拳，企圖把孟子推開。事實上他娶了一位歷史上最著名的醜女人作夫人，如果他真的好色，怎麼會娶那麼難看的女人？這五女人就是我們常聽說的“無鹽”。其實無鹽不是她的名字，而是一個地名，她是在這個地方的人。她複姓鍾離，單名春，用現在南方習慣的叫法，應該叫她“阿春”。這位阿春醜到什麼程度呢？依照書上的記載，可真有得看的了。她的前額突出，而且特別寬，當然就形成了倒三角臉。眼睛深陷下去，鼻樑又長得很高，倒似乎有點像現代的西方人。但那時代西方人還沒有來到中國，這深目高鼻的樣子，在人們的視覺上就很不習慣，太彆扭了。還有，一個女人家，居然長了個大大的喉結，鼓鼓地突出來。很可能還缺乏碘質，脖子特別粗大，衣領都包不住。背又是駝的，手指特別長，腳也特別大，頭髮又黃又亂，像秋天的一堆枯草，皮膚像黑漆似的。假如把這些特徵畫出來，可真是不堪入目。當然，這副長相是嫁不出去的，當她四十多歲的時候，還是“小姑居處尚無郎”哩！
一天，齊宣王在他曾經問孟子“賢者亦有此樂乎”的雪宮裡，大擺筵席，招待天下的美小姐們，正在興高采烈地飲酒作樂時，我們這位奇醜無比的阿春小姐，穿了一身又髒又破的衣服，來到了雪宮，求見齊宣王。宮門口的警衛們看到她又醜、又髒、又破，當然伸手一把攔住，不讓她闖進去。她卻理直氣壯地說要見齊宣王。
雪宮的衛隊長看見她這副樣子，居然要求見齊宣王，也許覺得又好氣，又好笑，蠻好玩的。同時，因為太違反常情了，也許真的是什麼異人，也不敢怠慢，原原本本，去報告了齊宣王。齊宣王聽到報告，也感到奇怪，正是雪宮里美女如雲的時候，一個醜女子求見，總該不會來賽美的，於是也好奇地召見了她。見面後，齊宣王問她，你一普通老百姓的婦道人家，今天要來見我，難道你有什麼了不起的大本領嗎？你到底有什麼與眾不同的本事呢？阿春說她會打啞謎。於是齊宣王要她打一個啞謎給大家猜猜。阿春就做了九個動作，把眉毛眼睛斜斜地向上一翻；咧開厚嘴唇，露出一排凹凸不平的牙齒；舉起一隻手指與手掌長度不相稱的手，另一隻手拍拍自己的膝蓋。做了這麼些個怪異的動作，可以說醜上加醜。她還問齊宣王，懂不懂她這幾個動作所表示的是什麼意思。齊宣王當然不懂。
於是阿春解釋說，我翻眼睛，是告訴你敵國快要打來了，你危險得很；露牙齒，是告訴你，左右大臣都要不得，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齒！她又建議齊宣王不要用王(馬雚)、騶衍這班人。她最後說，你好色是要不得的，你應該娶我，表示你好德不好色，而且我非正宮娘娘不干。奇怪的是齊宣王果然娶了她，並且封她為無鹽君。這是很尊貴的封號，像當時的孟嘗君、平原君、春申君等等，都是不得了的人物。阿春雖然反對騶衍這一派的人，但卻尊敬孟子。總之，從這段醜夫人的記載可以證明，齊宣王並不好色。他自稱好色，只不過是和孟子打太極拳使用的招術而已。
在我們中國歷史文化上，素來是反對好色的，但很妙的是，卻允許帝王好色，三宮六院，甚至更多也無妨，愈多愈好，而且建立制度規章，法令也明文規定。儒家講了幾千年的不可好色，但卻沒有改變了哪一個帝王這種好色的生活。想來帝王也是教化之民吧？英明的帝王好色，美色只是生活的點綴，並不會影響他的事功。
差等的皇帝，一沉迷美色，就昏天黑地去了，亡國滅家在所難免。
講到歷代帝王好色的故事，只要從古代的詩詞中，就可以看到很多，如果把這些詩詞集中起來，一一加以闡述、討論一番，又可以編輯成有關這方面的詩話了。
我們僅僅隨意舉幾個例子來研究。
唐末的詩人李山甫題《石頭城》那一首七律說：“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是戰爭收拾得，卻因歌舞破除體。堯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豈自由。
試問繁華何處有？麗莎煙草石城秋。 ”這是李山甫在南京，有感於南北朝時代，在此立都，沉迷歌舞女色而亡國的＿名詩。詩的大概意思是說，南朝的皇帝們差不多都是戰場上打下來的江山，辛苦多年，流血拼命所爭取到手的，結果卻為了幾場歌舞，轉手讓人。
像遠古的堯舜，以道德垂拱，結果天下太平，人心歸向。而秦始皇以武力統一了天下，又繼之以嚴刑峻法，結果卻不足以保妻子。所謂“南朝金粉”，當時這座帝王都城，在風流皇帝的奢靡下，不知是何等風光！而今，往日的榮華安在？擺在眼前的，就是這座石頭城上的荒草，在細雨之中，搖曳在秋風裡。
這首詩委婉地寫出了南朝帝王好色的後果，也提到堯的聖德。後來宋太祖看見了這首詩，叫大臣寫下來，在宮廷立了一個碑，希望後代子孫看到這首詩，能夠有所警惕。但是到了徽宗，仍然走進了這座窄門。
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經常在討論好色與政治的問題，自然就涉及到一些美人。
如西施、王昭君、楊貴妃等等，為數很多。其中有人是譴責她們的，也有為她們叫屈的。幾千年來，一直在爭論不休，不曾得到定論。
像清代劉獻廷詠王昭君的詩說：“漢主曾聞殺畫師，畫師何足定妍嗤。宮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單于君不知。”大家都知道這個故事，漢元帝時，宮廷中設有畫師，把宮女們的像，畫給皇帝去選擇，以便召幸。當時的畫師毛延壽沒有把美麗的王昭君畫好，以致她未得到寵幸，而被送給外國人了。漢元帝因此非常生氣，把那名畫師毛延壽殺了。殺掉毛延壽的傳說，可靠性不大，因為後人為昭君抱不平，就都想把毛延壽殺掉。
這首詩是說，一個畫師怎麼能夠評斷出一個人的美醜？個人的審美觀點，本來就不完全相同的，后宮裡的美女，像王昭君這等姿色的，可能還多的是，只因為昭君要嫁到外國，臨行前向皇帝辭別時，才被元帝發現了她的美。至於那些始終沒被皇帝發現，白頭宮中的美女，還不知道有多少呢。表面看來這是為毛延壽喊冤的詩，其實也是對歷史評論的反駁。主要寓意，則是對古代帝王后宮美女太多的一種評責。
昭君出塞的這段史實，不知博得多少人的同聲一嘆，感嘆著紅顏薄命的悲涼。
另外一首詠王昭君的詩，則有不同的論調，另持一種觀點，也是明代詩人的名詩：
“將軍杖鉞妾和番，一樣承恩出玉關。死戰生留俱為國，敢將薄命怨紅顏。”
這首詩以王昭君的口吻說，將軍戰士們出關，是拿了兵器打仗；而我王昭君一個弱女子出關去，是遵奉國家的外交政策，通婚和番，嫁給外族人，以謀國家安寧，同樣都是奉了國家的命令，遠出塞外。多少戰士們在國外戰死了；而我，身負和平使命，必須活著留下來。死者生者，都是為了國家。如今我這個弱女子，雖然遠離故土，到那蠻荒的塞外，終此一生，又哪敢怨嘆呢？他這一首詩，把王昭君對國家的忠義之情，推崇得就高了。昭君地下有知的話，不知作何感想！
另外，在唐代也發生過類似的故事。中國西北邊疆的回紇、突厥等，在漢唐兩代的時候，經常在邊界上鬧事出問題。而漢唐兩代，對邊防外族的確是沒什麼高明的辦法。唯一省事的辦法，是靠女人來安撫。漢唐兩代，是我們聲威最盛的時期，可是外交政策上卻走女人和番的路線。對大漢天威而言，不能說不是一項污損。如果站在中國婦女的立場來寫歷史，應該說漢、唐兩代外交上的輝煌史蹟，大多是靠女性掙來的。因此清人劉獻廷有詩感嘆說：“敢惜妾身歸異國，漢家長策在和番。”
唐大歷四年，回紇很強，向中國要求通婚，要一個公主嫁給他。當然，皇帝不願把自己的女兒嫁到回紇，於是在后宮中挑選了一名宮女，封為崇徽公主，嫁到回紇去。當出嫁行列經過山西汾州，即將出關的時候，崇徽公主懷著滿腔的怨恨，無奈又絕望地伏靠在關口的石壁上，真是淒淒又側側。然而，無奈歸無奈，絕望歸絕望，最後只得狠下心來，盡力一推，把自己推向那無邊的塞外，真是一推成永別。
美人含悲而去，石壁上則留下了她手掌的痕跡，後來有人在此，立了一座崇徽公主手痕碑，記述這件事情。
詩人李山甫經過這裡的時候，就寫了這樣一首詩：“一掐纖痕更不收，翠微蒼蘚幾經秋？誰陳帝子和番策？我是男兒為國羞。寒雨洗來香已盡，澹煙籠著恨長留。
可憐汾水知人意，旁與吞聲未忍休。 ”留有崇徽公主手痕的石壁，長滿了苔蘚，經歷了無數的春秋。究竟是誰想出這種以女子和番的辦法？我們這些保國有責的男子漢，看到這種事情，不禁要為國家的聲威而感到羞恥。這名女子為國犧牲的事蹟，雖然像山上的花香一樣，隨著寒雨而逝，被人們淡忘了。可是那滿含著幽怨隱恨的手痕，卻仍然籠罩在煙雲中。這汾河裡的水，似乎也通曉人意，仍然伴著這石上的痕跡，嗚咽地流著。
前面說到李山甫悲南朝那些風流皇帝的詩，有多少興亡慨嘆！同在唐代，名詩人韋莊的七律詠南國英雄，也是令人吟後蕩氣迴腸，啼噓不已的。他的詩說：“南朝三十六英雄，角逐興亡自此中。有國有家皆是夢，為龍為虎亦成空。殘花舊宅悲江令，落日青山吊謝公。畢竟霸圖何物在，石麒麟沒臥秋風。”他感嘆南朝各國的幾十個帝王英雄，互相爭奪，此起彼落，不但國與國爭，姓與姓鬥，甚至骨肉相殘。
雖然強者一時得勢，不久又可能被人踩到腳底。到頭來，國也好，家也好，權也好，勢也好，都不過是一場幻夢。所謂“南朝金粉”，由這句話，我們可以想見當時繁華的盛況。但也只是“想見”而已，不但是現在無眾目睹，就是距離那個時代很近的韋莊，也只見到殘花舊苑、落日青山而已。表志功業的石麒麟，早已湮沒在秋風荒野之中，徒然使人悲吊那江令、謝公。試問當年的霸業，又留下了什麼呢？這是人生的感慨，亂世的悲嘆！也是站在另一角度的政治哲理吧！這似乎是對只求現實權力者的一種告誡。其實看歷史文化，也不必如此的悲嘆。宋代謝濤一首《夢中詠史》吟得好：“百年奇特幾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唯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義洽生民。”現實的權勢過後必然落空，而一種正確的文化思想，如周公孔子的仁義之道，則是千古不變的。
從這些正面反面的詩史，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文化的政治哲學。我常常告訴這一輩的青年人，如果不深入中國的詩詞，就無法了解中國文化的哲學思想。因為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形態與結構不一樣，中國文化的文學與哲學是分不開的，中國文化的詩詞裡往往都含有哲學思想，而高深的哲學思想也往往以優美的文字來表達，尤其喜歡透過有節奏、有旋律、有音韻美的詩詞來陳述。
這些有關“好色”的正反兩面的文哲思想，頗為有趣。同時也看到，在歷史上和女人有關的政治資料，以及各種不同的見解。
順便，我們再看看有名的楊貴妃。歷史上說，由於唐明皇的好色，引起了安祿山之亂，因此部隊發生了兵變，把唐明皇所喜歡的楊貴妃，活活吊死在馬鬼坡。後世有許多詩文罵楊貴妃，也有許多詩文為楊貴妃叫冤。在唐明皇之後，那位喜歡吃喝玩樂，說他自己打球的技巧可以考狀元的僖宗皇帝，為了避黃巢之亂，逃到四川，經過了當年唐明皇避安祿山之亂，吊死楊貴妃的馬鬼坡。於是就有人在馬鬼坡的驛館題了一首詩道：“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也有人傳說這首詩是羅隱作的。他詠嘆說，馬鬼坡的楊柳樹，和以前一樣，正是詩情畫意的時候。唐朝的末代皇帝僖宗，又是為了逃難遠離宮城，路過此地。玄宗地下有知的話，應該會說，你們這一次出的亂子，再也不會推到我那位楊太妃身上來了吧！ （唐玄宗小名阿蠻）這是為貴妃所作翻案文章中最精彩、最有趣的一首詩。
我從前讀《史記》讀到《越世家》的時候，有所感觸，曾寫下這樣的一首七言絕句：“玉顏不意自成名，當日那知事重輕。存越亡吳論功罪，妾身恩怨未分明。”
歷史上的美人不少，而被議論得最多的，乃至在文學、藝術作品中出現最多的，恐怕是西施了。她之所以在幾千年後，還有這許多人研究她，討論她，批評她，歌頌她，扮演她，除了歸之於“命運”外，恐怕很難有更好的理由了。其實她自己不過是諸暨鄉芒羅村里，一個以賣柴為生的樵夫的女兒。可能是因為常常挨餓，罹患了胃病，就常常捫住胸口，皺起眉頭。那樣子也怪惹人憐愛的。鄉下人嘛，在村里村外走動的，看到她那嬌弱的樣子，和一般粗野的村姑大不相同。男孩子都認為她很美，別的女孩子也跟她學起來，於是名聲就傳出去了。這時越國被吳國打敗了，帶了僅僅五千人。困在會稽這個小地方。為了找美女獻到吳國去求和，地方小，人口少，西施就被負責選美的范蠡選上了，把她送到吳國去。在她當時，只知道去侍奉一個外國人，可以多得一些賞錢，孝養她的父親，哪裡知道這許多國家大事的重要性。後來越王勾踐滅了吳王夫差，報了仇。站在勾踐一邊的說她好，而為吳國說話的則罵她是罪人。直到現在，她在歷史上的恩怨是非，還沒有定論。
其實不論是功是過，都是後世的人，借用了她這一個出身山村美人的遭遇，來發揮自己對歷史的政治哲學觀點，或者抒發自己的一些感觸而已。對於西施沒有多大的關係。當我寫出上面這首詩時，我的兒子說，好像曾經看過古人有同樣的句子，但是出自哪裡，一時找不出來。所以在此特別聲明，“書有未曾經我讀”，有些與古偶合，事非得已。不然，被別人發現了，還以為我犯了偷詩的盜竊罪呢。
像上面這類的詩文很多，雖然大家會喜歡這一類文學作品，但這裡到底是研究《孟子》這本書，如果反賓為主，再繼續引出這類詩詞來討論，那就有太過好色之嫌了。 （一笑）就此打住。
我們討論到正題上來。孟子和齊宣王之間，“打太極拳”也好，“打籃球”也好，兩個人推來推去，看來蠻好玩，也都蠻可憐。但齊宣王始終很尊重孟子，儘管他不接受孟子的意見施行王道，自然他有他不得已的苦衷。而孟子也真的看中了齊宣王，其實齊宣王也真是蠻可愛的。在戰國時代的各國諸侯中，講實在話，齊宣王是比較好的一個。
現在，孟子和齊宣王兩個人推了半天，都推不出一個明堂來，於是孟子改變拳路，拿出大洪拳，硬碰上去。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上。之何？”
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有一天，孟子對齊宣王說，假定你齊宣王的部下中，有一位大臣，把自己的妻子兒女，託給一位朋友照顧，自己到楚國去訪問，等到他出國回來的時候，妻子兒女都已經凍死餓死了。像這樣的朋友該怎麼辦呢？
齊宣王說，對於這樣的朋友，很簡單，不理他。孟子又說，如果你下面的執法官員，沒有好好盡職做事，那你怎麼辦？齊宣王說，那隻有免了他的職位。孟子於是緊跟著問，那麼一個國家的不安定，這個責任問題怎麼辦？齊宣王被他這麼一來，大洪拳的打法太硬，吃不消了，只好不理他，隨便找個其他的話題，岔過去。齊宣王此時好像和孟子下象棋，被將了一軍，進退兩難，下不了台了。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捨之？”曰：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逾尊，疏通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回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孟子將了一軍之後，接著就使出柔道，乃至西洋拳擊，硬拼硬打的都上場了。
這個時候，大概孟子也看出苗頭不對，準備收拾行李要走路了。 （這是孟子第一次離開齊國。）所以又一次對齊宣王說：
所謂歷史悠久的國家，不是指年代的久遠，而是指文化根基的深厚，因此，參天的古木，不足以代表文化故國的氣息。兼備功勳德業的世臣，才是一個文化故國的精神表率。現在您不但沒有這一類的大臣，就是連真心忠於您，親近您，而值得信任的臣子也沒有。過去有人推薦了人才給您，雖然您也立即錄用，可是過不了兩天，把這個人的名字都忘記了，甚至於他因不被重用，悄悄離開了您，您都不知道。
這怎麼可以？
實際上，齊宣王最大的毛病，在於他不能真心信任臣下。後來他的兒子——齊湣王繼位，變本加厲，更不能全心全意信任重臣。蘇秦的弟弟蘇代看出了他的弱點，報告了燕昭王，於是燕國打敗了齊國，使齊國一蹶不振，幾乎至於亡國。這一次，齊宣王很可能被孟子上一次大洪拳式的談話，打得太厲害，答不出話來以後，齊宣王把他冷落在一旁，兩人可能很久沒有見面了。
齊宣王聽孟子這麼說，也只好敷衍地問，我下面那麼多人，我怎麼知道誰不好，應該免了他，不用他呢？我實在無法考核啊！孟子說，用人本來是有人事制度，可按照制度辦理的，但是真遇到人才的話，就不要拘泥成規，應該越級撥用，使得不盡其才。接著孟子就對人事考核的幾項原則，作個解說。
這個原則，孔子也曾經提到，在中有過記載。孟子的觀點和他完全一樣。他說有一個人，如果您左右的人都說他好，您不可以因此認為他好；您的高級幹部們也說他好，您還是不可以認為他就真好；即使全國的人都說他好，您還是要慎重，加以考察，考察的結果，發現他真的很好，然後再用他。相反地，對於不好的人，也要這樣一一查詢，再經過仔細的審核，發現了他的確很壞，實在可惡，然後才可以不用他。這樣，即使您下命令殺了這個犯罪的人，也等於是全國的人要殺他的，誰也不會怨恨您。要做到了這個樣子，然後才可以為民父母。
其實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把全國老百姓，當作自己的子弟，予以教養愛護，使他們安居樂業，這就是老百姓最好的父母官。後世的人怕得罪帝王，而說地方官為民父母，就是脫胎於此，演變而來。
現在我們再次深入研究這段文章，這章書，是孟子在齊梁之間自己的筆記，至少也是門人記錄，或者經過他自己看過、核定過的。可是這一段的內容，好像是凌空而來，與前後文的內容都不相銜接，沒有關連。據我研究的看法，孟子和齊宣王兩個人，一路打“太極拳”玩推手，推來推去，推到最後，孟子忍不住，突然猛擊一拳，“跆拳”都上了。 “跆拳”一上，齊宣王被打怕了，乾脆不和孟子見面。
隔了一段時間，孟子有一天硬是軋一腳進去。見了面，孟子又改變拳路，來一套“形意拳”，罵他一頓。這就是上面的一段話。這一段的開場白等於說，你請了客人來，又不請他入席，這怎麼可以呢？當然孟子不好意思說自己是聖人，只說他請來的人，如果悄悄地離開，他都會不知道。而齊宣王對他的答复——並不問有哪一位聖人賢人我沒有用他，只說：“吾何以識其不才不麗舍之？”我怎麼知道誰是飯桶而教他走路呢？這句話使得身為貴賓的孟子，聽來很是難堪。孟子自己知道，很難在齊國再待下去了，可能很快就要走路了。所以才有“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不可”、“國人皆曰可殺”這三段話。因為孟子前面的“士師不能治士”和“四境之內不治”這兩句話，把齊宣王和大臣們都罵進去了。這一拳是打得很重的。
可見這時，齊宣五左右，反對孟子的人很多，甚至可以懷疑，包括稷下先生們，以及推行合縱計劃的，如蘇秦方面的人，甚至孟嘗君的門下客，都可能從中搗鬼。
從孟子強調“國人皆曰可殺”的話，可見他們攻擊孟子，幾乎到了非去之而不甘心的程度。千古以來，政治上的傾軋，都是如此。小人與小人之爭，是為了權勢利害；君子與君之爭，則是為了思想意見不同。歷史的成敗關鍵，往往就種因於此。古今中外，都跳不出這個圈子，深為可嘆！
說到這裡，又使人想起清初乾隆時代的重臣孫嘉塗一篇奏議，也就是後人稱為《三習一弊疏》的大文章。後來曾國藩到了功成名遂，威望足以震主的時候，他從實際人生的經驗中瞻顧上下左右，忽然想到了這篇文章，極為主張大家去細讀。一方面是對湘軍中如他的兄弟曾國荃等將領而發，一方面也是希望清廷能夠警覺，不要生起疑忌之心。
其實，任何一個事業的主腦人物，到了功成名就的時候，都可能有這種情形發生。無論是政治財經上的領導人物，或工商業的鉅子，乃至學術教育界的權威，都必須一讀此文，深切省察，以永保成功。
有一點我們要知道的，孫嘉淦的《三心一弊疏》，是對昇平時世的明主，如乾隆一類的老闆講的。換言之，中人以下的歷代職業帝王們，還不足以語此。忠言逆耳，古有明訓。講話固然不容易，能夠接受，能夠聽話的更難。只有高明的人，才肯接受逆耳之言。孫嘉淦的學養人品，素以審慎謹願著稱。如果他碰到的主子不是乾隆，大概也不會有這個奏本了。
因為孟子對齊宣王講了這段話，使人想起距離孟子兩千年後，有孫嘉淦指出，身處如齊宣王一樣的環境和地位的人，應當要自己警惕的重點。所以特別附錄原文，以供大家參考研究。
孫嘉淦，字錫公，山西興縣人。康熙癸已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諡文定。
此疏乾隆元年上。曾文正公《鳴原堂論》文云：“乾隆初，鄂、張兩相國當國，蔡文勤輔翼聖德，高宗聰明天亶，如旭日初升，四海清明。每詔諭頒示中外，識者以比之典漠誓誥。獨孫文定公，以不自是匡弼聖德，可謂憂盛危明，以道事君者矣。
純廟禦字六十年，盛德大業，始終不懈，未必非此疏神使高深。厥後嘉慶元年，道光元年，臣僚皆抄此疏進呈。至道光三十年，文宗登極，壽陽相國祁囗藻亦抄此疏進呈。餘在京時，聞諸士友多稱此疏為本朝奏議第一，餘以其文氣，不甚高古，稍忽易之。近所細加納繹，其所云三習一弊，凡中智以上，大抵皆蹈此弊，而不自覺。
而所云自是之根不拔，黑白可以轉色，東西可以易位，亦非絕大智慧猛加省惕者，不能道。餘與沈弟忝竊高位，多聞諛言，所聞三大習者，餘自反實難免。沉弟屬官較少，此習較淺，然亦不可不預為之防。吾昆弟各錄一通於座右，亦小宛詩人邁徵之道也。 ”
臣一介庸愚，學識淺陋，荷蒙風紀重任，日夜驚惶。思竭愚夫之千慮，仰贊高深於萬一。而數月以來，捧讀上諭，仁心仁政，悄切周詳，凡臣民之心所欲，而口不敢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誠敬，加以明恕，豈復尚有可議。而臣猶欲有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而有所慮焉，故過計而預防之也。
今夫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坤陰極盛而陽生，乾陽極盛而陰始。事當極盛之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退。
此其問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
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漚歌。在臣民原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鼓諛而惡直。
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蹌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即是。在臣工以為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疏，久而便闢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
敬求天下之士，見之多而以為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辦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為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過。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為不逾，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
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
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主，臨政願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於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
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闢，則與目習投矣。即保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
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人耳，諦觀之而其貌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豈可勝言哉！
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為之蔽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
我皇上聖明首出，無微不照，登庸耆碩，賢才匯升，豈惟並無此弊，亦並未有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既成，則有知之而不敢言，抑可言之而不見聽者矣！
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皇上之心也。語曰：
“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大過且有，小過可知也。
聖人在下，過在一身；聖人在上，過在一世。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是也，文王之民無凍餒，而猶視以為如傷，惟文王知其傷也。文王之易貫天人，而猶望道而未見，惟文王知其未見也。
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慾望人之繩愆糾謬，而及於所不知，難已！故望皇上之聖心腎凜之也。
危微之辨精，而後知執中難允。懷保之願宏，而後知民隱難週。謹幾存誠，退之己而真知其不足。老安少懷，驗之世而實見其未能。夫而後囗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間，夫而後知諫淨切磋者，愛我良深，而諛悅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
耳目之習除，而便闢善柔便佞之態，一見而若浼。取捨之極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說，無緣以相投，夫而後治臻於郅隆，化成於久道也。
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為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
勵志為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稍慰，夫賢良輔弼，海宇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寬，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轉，則嗜好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闢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惜。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為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是豈可不慎戒而預防之哉。
曰：“滿招損，謙受益。”又曰：“德日新，萬邦為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滿於驕泰者，自是之謂也。
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一心之敬肆，能如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於此矣。語曰：“狂夫之言，而聖人擇焉。”
臣幸生聖世，昌言不諱，敢故竭其狂瞽，伏惟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則天下幸甚！
關於孟子這一節，除了上面所講的大義以外，另外聯想到幾個重點，可以加以討論。
第一，是孟子對齊宣王提拔人才，引進人才的用人制度問題。由本節文字上“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的措詞看來，再加以歷史上對歷代人事行政的記載來參考，大凡要奠定一個新時代，開創一個新局面的時候，用人都不是依照治平時候的人事制度，都有一番新的氣象、新的局面。等到天下安定以後，加上時間的歷煉，用人行政便不能不上軌道，要依循某種人事制度法規來進用，這也是古今不移的演變。一種制度施行久了，漸漸紕漏就出來了，這是必然的趨勢。
一個有悠久歷史的國家，故家世族，功臣遺蔭，每每在政權體制的成規下，演變成左右政權，把持朝政的形勢，成為政壇上的大包袱、大障礙，這也是歷史上必然的趨勢。例如兩漢以後直到魏晉南北朝，士族門閥的權勢，影響了四五百年的人事結構。
唐代新興，在開創基業的時候，一個新的局面打破了這種陋習。但自唐太宗以選舉考試取士以後，經過歷史年代的累積，門第世臣的弊病還是照樣發生。在盛唐的時候，如眾所周知的李白、韓愈等名士，求取功名之初，還不是到處上書，希望那些有名的世臣們加以提拔。也有少數文武人才，是靠世臣故家的賞識，所謂“拔識於稠人”之中的，因此成為千秋佳話。 “稠人”就是普通的群眾的意思。如郭子儀在未得誌時，由於李白的推重，才被重用。後來李白犯了死罪，靠郭子儀以身家性命力保而得救。這些歷史資料，就是古今中外、千秋人情的各種反映。
到了晚唐的時候，在政壇上就有著名的牛（僧孺）、李（德裕）黨派之爭。李德裕樂於提拔平民出身的寒士們，等於我們現在所說的起用新人，後來李德裕被世族牛僧孺一派推翻，而內閣改組之後，被貶逐到嶺南去。當時有“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的名詩，就是記載晚唐歷史上這一事件。等而下之，宋、元、明、清，每個歷史朝代，這些同類的故事的重演，比比皆是。其中比較最為悲慘嚴重的，那便是歷史上有名的黨銅之禍。
第二，是孟子講到身為一個領導人的用人之道。無論是人才或非人才，好人或壞人，一個領導不能隨便聽信人言。甚至全國人都說其人可殺或可用，也不能受到群眾情緒的影響。必須由“明主”來自決自裁。這種用人行政之道，在歷代帝王專制的史實上，有太多數不清的資料。尤其中國歷史的史家，特別強調歷代的明主、賢君們在用人行政上的“不次之擢”——就是不照成規法令提拔人才。
但是話說回來，引用人才的最後取決裁定之權，全仗明主、賢君們的聰明智慧，由他自己的好惡來選擇，也實在太難了。到底明主之所謂“明”，賢君之所謂“賢”，他的明，他的賢，到了什麼程度？而且真明真賢之主究竟有多少？實在都是問題。
歷史上最令人推崇的唐太宗，他也親自在詩上說：“待子心肯日，是汝運通時。”
這是極權性的坦白表達。他說，等到哪一天我心里高興，願意給你官做，給你富貴的時候，你的好運氣就來了。以李世民之英才，尚且如此，何況等而下之的平庸之主呢！
在過去的歷史上，因為人事制度不上軌道，取予裁奪，升降生殺之權，往往係於人主一時的喜怒，或出自黨派的傾軋。因此，歷史上冤死的人才，也是數不清的。
在昇平的時代，如唐、宋的黨爭，所謂君子與君子們在學術思想意見的爭執，而形成政權上的排擠傾軋。末落的時代，則有如漢朝、明朝的黨禍與派系之爭。至於晚唐五代的亂世，好惡生殺之權，完全出於人主們的自決，那就更慘不可言了。這種歷史的事實也很多，我們只要看看晚唐詩人杜苟鶴弔祭朋友的幾句詩，便可知道了。
杜的詩說：“殺戮眼中皆名士，幾人安穩到黃泉。”以及他的“四十年來人殺盡，似君埋少不埋多。”再加上唐末道人鍾離權一首詩：“莫厭追歡笑語頻，尋思離亂可傷神。閒來屈指從頭數，得見昇平有幾人。”這是多麼悲哀的局面啊！當然，這些都是亂世的現象，好像與本題不大相關，其實是有關的。
隨便信手舉幾個大家容易知道的史實來說，如劉宋時代的殺檀道濟，宋代的殺曲端、岳飛，甚至如明代的殺于謙等等公案，這些罪過，都是由於人主們專權裁決之過。歷史上在政壇的冤獄，豈只是少數而已！
至於由派系傾軋、政見不合所造成的，如宋代洛蜀兩黨之爭，都標榜聖賢之學。
如二程夫子等人與王安石，以至到蘇東坡，這些正反雙方人物，總不能算是壞人吧！
而任俠好義的蘇東坡，幾乎也身遭不測，如果不是宋神宗的祖母太皇太后再三維護，恐怕蘇東坡的性命，也早已不保了！我們且看看蘇東坡最倒霉的時候，關在牢裡，聽到要被殺頭的謠言，非常恐懼痛苦而作的詩。這時唯一令他安慰的，是浙江杭州一帶的人們，為了他，請和尚道士念經，替他祈求消災免難。他的詩說：“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柏台霜氣夜淒淒，幾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驚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卿知葬浙江西。”他在獄中做了這兩首詩，自題為：“予以事系御史台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最後又自註：“獄中聞杭（州）湖（州）間民，為餘作解厄道場累月，故有此句。”他作了這兩首詩，拜託看守的獄卒梁成寄給他的兄弟，當然被偵察的人員拿到，不知道如何又傳到宋神宗那裡去了，皇帝看了也很難過，便說：“我並沒有一定要他死啊！”因此反而沒有事被釋放了。以蘇東坡的曠達才情，真碰到要命的時候，也還是說：“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甚至也會：“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驚湯火命如雞。”是多麼的可憐。像這一類的事件，又完全靠那個為人主的皇帝在左右大臣們皆曰可殺時，作了聰明睿智的決定，平反了他的冤枉。當然，最大的影響，還是皇帝的老祖母。所以當太皇太后死時，蘇東坡痛苦極了，他又寫下兩首名詩：“巍然開濟兩朝勳，信矣才難十亂臣。原廟團應調百世，先王何止活千人。和熹未聖猶貪位，明德惟賢不及民。月落風悲天而泣，誰將椽筆寫光塵。”“未報山陵國士知，繞林松柏已猗猗。一聲慟哭猶無所，萬死酬恩更有時。夢里天衢落雲仗，人間雨淚變彤帷。關睢卷耳平生事，白酋累臣正坐詩。”自註題為：“十月二十日，恭聞太皇太后升遐，以軾罪人，不許成服，欲哭則不敢，欲泣則不可，故作挽詞二章。”這裡所說的太皇太后，是宋神宗的祖母，也是歷史上有名的賢後。她是名將名臣曹彬的孫女。他在詩中所說“先王何止活千人”，是指在宋史上，仁宗皇帝和皇后，的確是很了不起的。應該說，都是讀通了孔孟之學的吧！
我們牽扯了這些歷史故事，都是為了討論孟子和齊宣王對話的主題。當然，最重要的，由此可見孟子當時在齊國受排擠、受威脅的嚴重性，所以有不得不走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