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有一位以好勇聞名的國君是秦武王，他也長得非常高大，孔武有力，自認為天下無敵，因此常常喜歡和那些大力士們比武取樂。當時秦國有兩位前代將領的子弟，一名烏獲，一句任鄙，都因為武勇力大，而得秦武王的寵愛，加倍封給他們高官厚祿。後來齊國也出了一個叫孟責的大力士。據說他走水路不怕蚊龍，走旱路不怕虎狼，哪裡都敢去，如果發起脾氣來，怒吼一聲，就像打雷一樣地驚天動地。
有一次他在野外看見兩頭牛正在相鬥，他上前去勸架，用手把兩頭牛分開來。其中一頭牛聽勸，伏在地上不鬥了，另外一頭牛還要打。他大為惱火，左手按住牛頭，右手把牛角活生生地拔了出來，這頭牛當場斃命。
後來他聽說秦武王正在招納天下勇武之人，於是離開齊國去投奔秦國。往秦國的路上，正要渡黃河的時候，他不按先後秩序，搶著要在眾人之前先上船，被人用槳子在他頭上打了一下。他氣得大吼一聲，這一吼，河水被震動得起了浪頭，翻動船身，一船人都被沖到黃河裡去了。孟賁跳上船，拿起篙子一撐，腳底下稍一用力，一艘船就離岸射出去好幾丈遠，不多時就到了對岸，下了船直奔咸陽。見了秦王以後，和烏獲、任鄙一樣，也得到秦武王的寵愛，做了大官。
這位好勇的秦武王，自幼生長在中國的西陲邊地。從來沒有看到過中原鼎盛的現象，因此他頗為仰慕中原的文化。他覺得如果能到(上黎下革)、洛一帶觀光一次，則死而無憾了。奈何他好勇，不循正當的外交途徑作正式的訪問，卻計劃要把隔在中間的韓國打下來，以達到他這個願望。後來居然打下了韓國，進了洛陽。週赧王派人到城外歡迎他，他卻不去覲見。帶了幾個勇士，偷偷跑到周朝的太廟去參觀寶鼎。他看到鼎上分別刻有九州的名字和圖騰，指著鐫有“雍”字的鼎說，這是秦鼎，我將來要把它帶回咸陽去。又聽守鼎的人說，這九個鼎每個千斤之重，從來就沒有人能夠移動過。秦武王問身邊的任鄙、孟賁兩人，能不能舉起來，任鄙比較聰明，他說我只能舉百斤，這鼎有十倍重，我沒有辦法舉起來。孟賁就不同了，他說讓我試試，他把鼎舉離了地面半尺，可是因為用力太猛，眼球都暴了出來，眼眶裂開，流血不止。秦武王看了說，你既然能舉，難道我不能舉？任鄙在旁邊勸他，以一國之君的身份，不要隨便去嘗試。可是他不聽，反而說任鄙自己舉不起來，唯恐他能舉得起來。任鄙就不敢再多嘴了。秦武王也舉起了半尺，他還想走幾步以勝過孟賁，不料一轉步，力盡失手，寶鼎掉下來，把他的脛骨壓斷，昏了過去。當天晚上，就因為流血過多而死了。這就是好小勇的結果。
秦武王身邊三名力氣最大的武士，他們的結果，也不相同。烏獲在攻打韓國宜陽城的時候，他身先士卒，跑在前面，一跳就跳得和城牆一樣高，用手抓住了城頭的雉諜，可是他力氣太大了，雉諜被他一把抓壞，崩裂下來，他也就掉了下來，跌落在一塊大石頭上，肋骨折斷而死。至於孟賁，則在昭襄王即位後，檢討舉鼎這次事件的時候，被認為是他闖出來的禍，於是把他碟死——裂身而死，並且滅族。而任鄙則因為當時曾經進諫，勸過秦武王不可輕易嘗試，於是派他作了漢中太守。他們這三位大力士的不同下場，值得後世那些好小勇的人作為藉鏡。
再將偏好個人武勇，與能任大勇的人，在對立之下，作個比較。歷史上對這兩個人，記載得很詳盡。一個是項羽，有拔山扛鼎之勇，作戰時單槍匹馬，闖到敵人的陣中，縱橫馳騁，誰也不敢阻擋。當漢高祖和他最後一次會戰，用了許多兵力，圍困他許久，雖然楚軍已敗，可是誰都不敢接近項羽。在這之前的另一次戰役中，項羽和漢高祖在陣前見了面。項羽說，天下這多年來的戰亂，就只是你我雙方打來打去，今天你我見面了，我們雙方下令，所有的部下都不許動手，你我兩人出來單打獨鬥，作一死戰，來決定勝負，免得再打下去，傷了許多無辜的生命。漢高祖說，對不住，我絕不和你單打獨鬥，我是鬥智不鬥力的。這就是漢高祖與楚霸王不同之處。
趙武靈王、秦武王、項羽等等，這些都是好小勇的人，不懂得大勇的道理。在歷代帝王中，不問他們好的是大勇或小勇，只要是好勇的，從他們的諡號中，就可以看得出來。像趙武靈王、秦武王、漢武帝等等，凡是有一個武字的人，大多數都是好勇。但這些卻不是中國文化中，孔子所標榜“智仁勇”之勇的真正精神。
如何才是正確的好勇？我們再看一段歷史上的紀錄。
墨子謂駱猾厘曰：“吾聞子好勇。”曰：“然。吾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與鬥而殺之”。墨子曰：“天下莫不予其所好，奪其所惡。今子聞其鄉有勇士而鬥而殺之，是惡勇，非好勇。”
恐怕一般人，都是“駱猾厘式”的好勇，或簡稱之為“駱式”的好勇。現在電視、電影武打片中，常常可以看到這種典型的好勇，尤其是一些青少年們，聽說某人拳頭厲害，就不服氣，一定要想辦法，找到對方較量較量，勢必將對方打垮才甘心。以此來表現自己的本領比他大，武功比人高，而且還自鳴得意，認為自己勇敢，不怕死。而墨子對這種心理，痛下針砭地說，世上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對於自己所愛好的，就加以保護、照顧，而對於自己所厭惡的，則揚棄或者銷毀。就好像你喜歡自己的小孩，你一定培植他，你討厭吃人的野蓋，就殺掉它。現在你聽到哪裡有勇士就去殺他，這是惡勇，而不是好勇。
這是墨子所講個人好勇的哲學。老實說，個人好勇，最高明的也不過是“任氣尚俠”而已，其偏差的流弊很大，甚至眼瞅必報，犯禁殺人而自取滅亡。至於帝王好勇的偏差，則必然會窮兵黷武，以殘殺侵略為能事，那就弄得生靈塗炭，造成社會、國家、人類的大禍害了。最後的結果，不但害了別人，自己的社會國家也同樣受害，乃至於本身生命都不保。現代史的希特勒和第二次大戰的日本軍閥們，就是如此。只有一怒而“安”天下，這才是大勇。
不管齊宣王口中所好的勇是什麼勇，但他和孟子談話時，是很夠味道的。他也很尊重孟子，很有禮貌，對於孟子所提的意見，講的大道理，都還算能聽得進，認為不錯，可是做不來，不能接受。到了要緊關頭，受不了了，就想開溜，把話岔開。
但他也很坦白，像前面孟子說到樂天、畏天的大道理，他就坦白地說，你這種高見實在很偉大，只可惜我是個老粗，我有好勇的毛病哪！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亻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晏子對四：'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回巡狩；巡狩者，巡所狩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囗囗胥讒，民乃作懇，方命虐民，飲食若浪，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合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 '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 '畜君者，好君也。 ”
齊宣王有一次在他的雪宮，也許是夏天避暑的地方，也許是下雪時取暖的宮殿，但應該不是辦公室，或會議廳之類處理政務的場所，多半是供享樂納福的別墅——和孟子見面，他就眼前的享樂和設施問孟子：“賢者亦有此樂乎？”這和梁惠王在沼池上問的話一樣。可見戰國時那些諸侯們，不顧百姓死活，高高在上，那種志得意滿的樣子。我們可以想像另一種畫面，好像老農夫們一天工作完畢，吃飽了晚飯，在門前大樹下一坐，一支煙筒在手，摸摸挺起的大肚皮，大有“雖南面而王，不易也”的味道。
孟子答复他說：有啊！誰有了這種環境都會感到快樂的，誰都希望能有這種享受。不過一般老百姓得不到這樣的享受，就會埋怨他們的國君。老百姓如果因為得不到這快樂，而埋怨國君，實在是不對的。然而一個領導人，沒有做到與民同樂，也是不對的。一個領導人，以人民的快樂為自己的快樂，老百姓也就會以領導人的快樂為快樂。領導人能把人民的憂苦，看成自己的憂苦來解決，那麼老百姓也會把國君的憂煩，看成為自己的憂煩去盡忠。所以，如果領導人以天下人的快樂為快樂，以天下人的憂苦為憂苦，而說他不能行王道於天下，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我們可以看到孟子又在這裡推銷王道了，他好像推銷員似的，隨時隨地都在叫賣：“王道！王道！”這也可見他憂世之急切了。
他說了這番理論，似乎意猶未盡，又舉出一件事例，企圖說服齊宣王，他舉的正是春秋時代齊景公和相國晏嬰的一段故事。晏嬰是歷史上的名相，《晏子春秋》
就是他的大作。
當然，齊景公是姜太公的後人，而現在和孟子說話的齊宣王已經不是姜太公之後，他的祖先原是齊國的權臣田家，後來篡了位，而傳給宣王的。孟子舉出這段故事來也是一種很高明的說話技巧。從表面上看，孟子是以自己的口，說出他人（晏子）的意見來，而實際上他是藉了他人（晏子）的口，來表達自己的意見，他舉出的這段歷史故事是這樣的：
有一天齊景公對晏子說，我想去看看轉附和朝亻舞這兩座名山，然後沿海再到南方去，一直到琅邪為止。你看看，此行要怎麼樣才能夠比得上先王他們那樣的壯觀呢？從“放於琅邪”和“比於先王觀”這兩句話上看，很明顯地透露了齊景公當時，也是有統一天下的大志，並不是普通的觀光旅行、遊山玩水而已。只是當時有尊週——尊重中央政權的口號，不便把心意直接說出來。
晏子不愧為名相，他很聰明，聽了景公的問話，就先用一套歷史哲學答复他說：
“善哉，問也。”你這問題好極了。中國的佛經常有“善哉！善哉！”的說法，當時的譯文就是套這些書來的。原文就是“好的”意思，佛家譯經時，借用了這個名辭。後經佛家多年的開口“善哉”，閉口“善哉”，慢慢地似乎這兩個字，就含了更多的意義，而有濃厚的宗教意味。
晏子說了“這個問題很好”之後，接著就說，依照禮法，中央政府的天子，到各諸侯那裡去巡視一周，叫做“巡狩”，意思是巡視諸侯所守的地方。而諸侯要到中央政府去朝見天子，名為“述職”，意思是向天子報告自己職務以內的事務。如果天下安定，沒有非常特殊的意外事件的話，在春天，要出外視察民眾的耕作情形，如果有情況欠佳的，就要設法補助。在秋天，則出外看著大家的收成和賦稅狀況，如果有入不敷出的，就設法貼補。所以在夏朝政治最修明的時候，民間流行的諺語說，君王不出來走走，我們哪裡能喘口氣？君王如果身心不適，我們又怎麼得到他的幫助呢？所以古時候大家都希望帝王出來玩玩，好沾點光，得些好處。所謂“龍行一步，百草沾恩。”龍走一步路，下了雨，百草都得到滋養。所以那時候天子每次出來巡狩，不但給諸侯、大臣們一個警惕，同時也為“注意民生疾苦”樹立一個榜樣。
晏子說了過去的，又說到當時的。他感嘆今不如昔地說，現在可大不相同了啊！
諸侯們離開國都，一有行動，就帶了大批的軍隊侍衛。於是後勤的各種補給，諸如糧食的供應，一大批、一大批地運送出去。如此一來，原本吃不飽的老百姓們，大家工作得更勞苦了。在強烈的對比之下，老百姓的眼裡難免就有了怨恨之色。閒話、怨言當然也就開始了。日積月累地，就造成社會上的反感心理。諸侯們的這種行為，違背了天理人道，對老百姓不但沒有善盡保護之責，反而加以虐待。只要“流、連、荒、亡”四種現像一出現，政權就要出問題了。今天這些諸侯們的所作所為，真讓人擔心啊！
像隋煬帝出遊揚州，極盡奢靡，老百姓沒有飯吃，他也不管。國君們只要動一動，下面的人就有的忙了，老百姓更是累得慘兮兮的。天怒人怨的結果，只有“好頭顱”被搬家了。
這使我們想到一個明朝的小故事。從前的某些小廟，相當可憐，住在廟裡的小和尚，等於是地方官紳們的僕役，常要聽他們的差使。有的人做了官，衣錦榮歸，事先通知廟里和尚準備素齋，約了朋友，到山明水秀的廟里聯歡，吟詩作對。有一次，這些大人先生們，吃罷素齋，悠遊半日，大為讚賞，對和尚說，大家勞碌半生，今天這次清遊，一頓素齋，太舒服了。老和尚說，各位大人是舒服了半天，可是我們已經忙碌了三天啦。這就是“勞者弗息”了。
晏子又解釋說，領導人的生活墮落，遂其私慾，像水勢向下流，不知停止，就叫做“流”。違反人情，倒行逆施，如逆水而上，就叫做“連”。時常像野獸那樣衝動，暴發獸性而不加節制，就叫做“荒”。沉溺酒色，永不滿足，就叫做“亡”。
這些都是領導人容易犯的錯誤。您景公方才問到，如何才可以比於先王的壯觀。據我所知，先王們是不會有這樣的“流”“連”之樂，也不會有這種“荒”“亡”的行徑的。你自己看看該怎麼辦吧！
齊景公聽了他這番話，非常高興，立即下命令改革政治。同時以身作則，走出深宮內院，接近百姓，訪察民情，並且積極從事地方建設，注意到社會福利。景公將行政工作處理妥當以後，就把兼管國史、文化、禮樂的太師找來，要他在國史上記下這件事，並且為他和晏子這段君臣相得的美事，譜下一段樂章。 《徵招》、《角招》兩篇樂章，就是由此而來。這樂章中有一句詩，意思是說，我們的國君雖然是慾望大，但是沒有關係，這並沒有錯，因為他擴充他的大慾望，建設了我們這個康樂的社會，正是一位好的國君。
這裡孟子又針對齊宣王愛好享受的心理，藉機啟發他與民同樂，與民共享的精神。這次他運用的是鑑古以觀今的手法，拿齊景公與晏子的對話加以闡述，孟子的用心，可謂良苦。他所講的晏子，是春秋戰國之間的名臣賢相，他留下的嘉言善政很多，大家不妨去讀《晏子春秋》這本書，相信也會獲益不淺。
由齊宣王在雪宮中與孟子的一段對話，又聯想到齊景公與晏子的另一則故事，幾乎和孟子對齊宣王的回答同樣有趣。這個故事簡短而生動，而且更有內涵，並不像孟子的長篇大論。這件事故的資料記載在《晏子春秋》裡。有一年的冬天，連下三天的大雪。齊景公穿了很好的白狐袍子，坐在王宮里納福，他對晏子說，下了三天的大雪，似乎沒有什麼寒冷的感覺！晏子聽了便說，一個賢明的君主，自己吃飽的時候，應該要想到社會上還有飢餓沒飯吃人的。自己溫暖的時候，更應該想到世上還有沒有衣服穿，受寒凍死的人。齊景公聽到晏子這樣一說，馬上便把身上的狐裘脫了下來，當然他脫下狐裘不是生晏子的氣，他是被晏子說醒了，覺得自己過分享受，忘記了百姓的飢寒，當著晏子有點不好意思。所以齊景公到底還不失為當時的一個好國君，因此也才能使晏子盡忠而直言無隱。可惜孟子碰到的齊宣王，比齊景公要差了些。原先的記述是這樣的：
景公時，雨雪三日。被狐白裘，坐於堂側，謂晏子曰：三日雨雪，天下何不寒？
晏子曰：夫賢君飽則知人飢，溫則知人寒。公乃去裘。
古書上短短五十字的精簡記述，便說明了一個領導人在政治道德的心理行為上，應當如何自處的道理，內涵豐富而精闢。如果用現代話來寫，又要用很多字了。所以講中國文化的複興紮根，實在應當要注意國學的素養，這是刻不容緩的事。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正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
“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歧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徵，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
'寄矣富人，哀此煢獨。 '”王曰：“善哉言乎！ ”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 ”
有一天，齊宣王提出一個問題對孟子說，現在外面有人建議我，要把明堂拆毀，你孟先生對這件事有什麼高見？如一般人所說，把這座不實用的建築拆除掉呢？還是保留下來好呢？
所謂“明堂”，就是“明政教化之堂”，周代初期的建築。也就是天子的廟堂，舉凡祭祀、朝會諸侯、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等，意義重大的活動，當在這裡舉行。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精神表徵，具有崇高的意義和文化的價值。在《禮記》中有一篇，專門記述明堂的建築規格，以及政教活動的內容。以現代觀念而言，它像徵了固有文化的精神堡壘，比起法國的凱旋門，美國的自由女神像，乃至丹麥的美人魚等等，不可同日而語，具有特殊的內涵與神聖的精神。
齊宣王所說的這個明堂，是周武王東征時所建的，直到漢朝還存在，後世才逐漸湮滅。當然，它表徵了中國文化，同時象徵了當時中央政府週天子的尊嚴。在齊宣王的心目中，雖然久已不聞尊週的口號，可是還沒有一個諸侯敢明目張膽地提出滅週的主張。齊宣王這時把國家治理得蠻有規模了，在他心理上，不能說沒有取周而代之的野心。拆毀明堂，何嘗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可見他有蔑視和反抗中央週天子的微妙心理。但在孟老夫子麵前，又怕碰釘子，不敢開口，於是藉口是外面有人傳說。換言之，是民間的輿論如此，藉此來試探孟子的意向。否則的話，他假如沒有這個念頭，根本認為不可行，就不必問孟子拆了好呢？還是不拆的好呢？
孟子答复齊宣王的話，卻也避開正面，不談尊週與否的問題。他只說，這是王者之堂，象徵著王道思想，您如果要想行王政的話，最好不要把明堂毀掉。齊宣王就說，你所說的王政，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其實對於王道仁政，孟子已經說過好幾次了，而這里齊宣王還問孟子什麼是王政，這就顯示出齊宣王對孟子的意見，也許是根本沒興趣，從來就沒有專心聽過，所以現在又提出這個問題來。也許孟子所提倡的有關仁政學說，頗受當時社會民間的歡迎，各方予以好評，齊宣王不得不對孟子表示尊敬。也許這時候仁義還有利用的價值，可以披起仁義的外衣，而進行實質上的侵奪兼併，所以不得不向孟子請教。
這也可以說是齊宣王的可憐處。
再反過來看孟子，他也很難堪，他希望推行王道仁政，但屢次被齊宣王在重要關頭，來個太極拳的推手，推得遠遠的。於是他又“打蛇貼棍上”式的，再順著齊宣王的話，接上去，還是推銷他的王道思想。用心之苦，實在苦得也很可憐！他們兩個，雖然互相尊重，而彼此似乎又話不投機。
在這裡，孟子被直接問到王政的本題上去，自然有點興奮了。我們知道，孟子是一直以孔子的學說為標榜。而孔子對於政治，是推崇上古以及文、武、周公的政治風範的。所以孟子就舉出周文王的政績答复說，以前周文王在歧山發祥之初，走的就是傳統王道精神的政治路線。第一點：“耕者九一”，對農民只收九分之一的田賦。
這是古代的土地政策，後世稱作“井田制度”。當時地廣人稀，沒有私人財產製，土地均屬國有，田園都依照方整觀念來劃一。每一田園，在規制上區分“井”
字式，分成九部分，收穫的時候，四周八分，分別歸八戶農民所私有，中間一份公田，收成歸政府，所以說只收九分之一的田賦，後世稱此為“井田制度”。其實九分之一的田賦稅收，也只是後世人根據古代資料來講的。究竟實際情形如何？這種制度，歷代學者也有很用心去考證的，但到底還不夠詳細，同時我們不要忘記，當時人口稀少，土地廣大而沒有太多利用和開發。其實在管仲相齊桓公的時期，以及秦孝公時期，中國的經濟制度，早已演變為具有私有土地的形態了，商鞅只是就當時的實際情況和需要，也可以說，他師法管仲，訂出一套完整而具體的法制來管理。
在歷史上，秦以後，曾經有不少人嚮往古代的井田制度，更曾經有幾度，意欲恢復它。最顯著的莫如漢朝的王莽，想恢復井田制度，取消私有財產製。當然，王莽並不是因為有高深的政治思想或突出的見地，只是盲目的好古，妄想復古而已，所以沒有成功。到了宋朝王安石變法，也想走這個路子，因為用人不當，也失敗了。
孟子說到第二點“仁者世祿”，是說當時的政府官職，大多數是世代相襲的。
這一點，和我們今天的觀念不同。但在孟子當時，卻不能說他百分之百是錯誤的。
因為在那個時代，一直延續這樣的製度。不僅在教育制度上，政治思想上也都是如此，沒有發展出全民教育的觀念，讀書人也都是士大夫的世家世襲的。我們以現在民主思想為基礎，就會批評那是封建思想，甚至斥為封建餘毒。可是我們如果綜合了時間、社會、經濟、政治等等因素，去探討這種制度的精神，則可發現，它的功用在當時的時代環境中，可能還是鼓勵人們保護及發揚傳統文化的最好制度。總之，我們論史，應該盡量客觀厚道，就“時”論事。不能純出主觀，以今之所有，笑古之所無；也不能以古之所無，便否認今之所有。
第三點，孟子說到“關市”方面，關卡和互市，也就是現在的關稅和商業市場上的捐稅。這在文王時期是“譏而不徵”的。只是派人巡察，看看有沒有非法之物，順便了解貨物的議價狀況，並不需要收什麼關稅、交易稅之類。因為在戰國當時，徵斂相當繁瑣、嚴苛，常常弄得民不聊生，所以他提出這一點。
再其次，說到周文王時“澤梁無禁”。澤為水澤，梁指山林。廣義地說，就是無論上山下海，包括河川的資源開發，山林資源的開發，都是沒有什麼禁令的。人民在這方面的生產是自由的，但人民也懂得節制，不至於弄到資源枯竭。這裡有一點我們要知道，倒退回去兩千多年看，那時候的社會結構，可以說一切都還在尚未開發的階段。情況和現在不大相同。
在司法方面，孟子指出“罪人不孥”。就是罪不及妻子，個人犯罪個人承當，自己受法律制裁，與家屬無關。這句話在今天的年輕人聽來，覺得沒有什麼道理，因為大家目前所認識的法律，本來就是如此，似乎這句話是多餘的。可是在還沒有推翻清朝以前，中國幾千年來的法律，不像今天民主制度的法治精神。由春秋戰國到清代的幾千年帝制中，有許多情況，都是罪及妻孥，乃至於一人犯罪，可以誅滅九族，全憑當時專制帝王的意思而定。所謂“人主”者，朕即國家，朕即法律，他是國家主權的象徵，他說的話就是最高的法律。在這種情形之下，孟子講這句話，就非同小可了，可以說孟子相當大膽，憑他的浩然正氣而對宣王進諫直言。
接著，孟子又舉出在周朝的王道政治上，社會福利事業的成功，他說：鰥、寡、孤、獨這四種人，是社會上最困苦無依的人。文王當時，凡是仁政愛民的措施，一定先顧及到這些人，使孤苦無依的人優先得到利益。他同時引用了《詩經·小雅·節南山·正月篇》第十三章，最後兩句“哿以富人，哀此煢獨”來強調窮人的可憐。
詩的意思是說，社會上一般衣食無憂的人是沒有什麼問題了，但是有些孤苦伶什的人還不知道怎麼活下去呢？對這些人，我們必須伸出關切和同情的援手。
孟子說“王政”說到這裡月側才一開頭，還沒有講到正題上去，可是齊宣王似乎已經聽不下去，又打起太極拳來了，插上一句“善哉言乎！”意思是說，你講得好，講得很好。又把“王政”這個正題用太極拳的推手往外一推。可是孟子還是用打蛇貼棍上的辦法說，您既然認為這個道理很好，可是為什麼不去實行呢？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於橐於囊，思戢用光。弓夫斯張，於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金，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孟子採緊逼盯人的姿態，追問齊宣王，您既然認為很好，為什麼又不實行王政呢？齊宣王答得很妙，他說我有一個毛病，我非常愛好財富。
古代“貨”字的意思和現代的“財”字相同，包括了金錢、物資等等。齊宣王這句答話，在表面上是牛頭不對馬嘴，答非所識問，但也很妙。孟子要他優先救濟社會上最困苦的四種人，這當然是要花錢的，而他卻說我愛錢，捨不得花鈔票啦！
這就像籃球場上的大國手們，你從後面緊逼盯人，我就來個轉身，擺脫你。奈何孟子還是不放鬆，對他說，這沒有關係呀！周朝的先祖公劉，就是一位好貨的人，而且有詩為證呢！
公劉，據《周紀》說，是棄的後代。棄是唐堯的兄弟，到虞舜時，被封為后稷，有相當偉大的德業，傳到不(上穴下出)這一代的時候，因政治的衰退，不富丟了官，就流亡異域，到戎、狄這兩個外族之間的漆沮“自漆沮度渭，取材用”一帶去求發展（漆水源出陝西省同官縣東北大神山，西南流經分阝縣至耀縣會沮水。沮水出耀縣北分水嶺）。當傳到公劉的時候，才又振作起來。 《詩經·大雅》生民之什的《公劉》篇，就是歌頌這段故事。
孟子又繼續引用的記載作補充說明。他說，公劉當年好貨，但能推己及人。他首先教導人民，因地制宜，努力耕作，增加生產。在秋天豐收時，將糧食堆滿在倉庫裡，還有許多糧食放不下時，只好堆積在倉外。另外，製造乾糧，放在橐裡、囊裡，以便人民遷移時，可以隨身攜帶。由於仁心德政的措施，投靠他的百姓愈來愈多，逐漸地便富強起來了。於是他又整軍經武，把老百姓集中起來訓練，等這些都差不多了，才帶了弓箭，裝備著干戈斧鉞等各種武器，浩浩蕩盪地由漆沮出發，回到他原來的封地豳邑，復興他祖先后稷的舊業。所以留守的人有露天堆積的米粟和充實豐富的穀倉，出發的人有包裹好的干糧，如此準備妥善，才向自地進發。周代也就從這時開始，漸漸興盛起來。
所以當齊宣王說他自己好貨時，孟子卻故意裝作不懂地說，您身為一國之君，喜歡財富是應該的。像周朝的先祖——公劉，創建基業時，也是積極地從事經濟發展。如果您也能效法先人積極進取的精神，從事生產工作，藏富於民的話，如此，齊國得以富強，而百姓得以安居樂業。這不是很好的事嗎？在這裡，可見孟子的誘導教育，以及緊逼盯人的技術，和齊宣王的推拖工夫是同樣高明。
齊宣王的“太極拳”由“好樂”、“好勇”，這裡又段數升高到第三段的“好貨”了。現在讓我們再來討論一下好貨的問題。
在中國文化中，有一句話，包括四件事：“聲、色、貨、利”。在歷史上只要帝王好“聲色貨利”，那個社會。國家，沒有不亂的。這四件事，沒有一件是好事，全是壞事。而齊宣王對這四大壞事，沒有不好的，他全都愛好。
後世一些讀書人，讀了《孟子》這一類的書，學了這一派的論調，每提到“聲色貨利”，就視同毒蛇猛獸，像有劇毒一樣的恐懼。其實，我們每一個人，對於聲色貨利，沒有不愛好的。只是對這四件事的慾望，程度上有大小的不同而已。孟子這裡沒有從心理這一方面發揮，其實人人都是同樣愛好這些的，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只要擴充這大家都愛好的事，並導之正途，那麼不但對社會無害，而且能收到移風易俗的效果，反而是國家、社會、人民的福利了。我們所謂現代化的第一流強國，正是“聲色貨利”最先進的國家。反之，就是尚在落後，尚未開發中的國家。
從這裡，使我們想起齊桓公，他也有像齊宣王所說的三好。但在當時，他有幸得到一位好幫手管仲，能在當世成大功，後世歷史上成大名。讓我們看看齊桓公與管子對話的記載。
桓公謂管仲曰：寡人有大邪三。不幸好畋，晦夜從禽不及，一。不幸好酒，日夜相繼，二。寡人有污行，不幸好色，姊妹有未嫁者，三。管仲曰：惡則惡矣，非其急也。人君惟不愛與不敏，不可耳。不愛則亡眾，不敏則不及事。
齊桓公有一天對管仲說，我這個人，有很不正經、很邪門的三個嗜好，你看多糟糕！怎麼辦？喜歡打獵，常常跑出去玩，有時追捕獵物，玩到天黑了還不肯回來，第二天當然沒有精神理政問事了。這是第一件事。
還有我喜歡喝酒，講究口腹之欲，白天晚上都吃喝個不停。齊桓公好吃，是有名的饕餮，天下所有的美味，他都找來吃。他的一個部下易牙，專以燒一手好菜來侍候他、滿足他。有一天，他吃喝得高興了，對易牙說，天下的美味，我都吃過了，可就沒有吃過人肉，不知道人肉的味道如何。後來齊桓公吃了一碗以前沒有吃過的肉類，問易牙這是什麼肉，易牙說是人肉。原來易牙殺了他自己兒子，來取悅於桓公。因此齊桓公認為易牙很忠心。當然有人說連自己兒子都會殺掉的人，一點仁心都沒有，怎麼談得上“忠”。這是另一段公案，我們暫時不去討論。易牙是壞蛋，歷史早有明證和定評了。但由此可知齊桓公的好吃好喝，到了什麼程度。他自己也對管仲說，這是他的第二件缺德。
他又說，更不幸的，我有比前面兩項，更不干淨的行為，說起來都難為情，我還喜歡女色。好女色倒是小事，我的同宗姊妹中，還有尚未出嫁的。他的姊妹為什麼不出嫁，這當然是使他最難為情，難以啟齒的話。只說這是他第三項劣行，就意在不言中了，所以他的毛病可真大，比齊宣王嚴重多了。
可是管仲怎麼說呢？他說，你這三個大毛病，的確很不好，壞是壞透了，但對你現在來說，還不是最重的要的事，不一定要立即改正。事實上，管仲明知他一下子改不過來。如果管仲說，要他馬上改，反而會弄僵了。管仲只是說，一個作領袖的人，如果沒有愛心，不愛天下人，智慧反應都不夠敏捷，這才是最大的忌諱。因為沒有愛心，不能“愛民”的話，就不會有群眾和人民擁護他；不夠積極，不能“勤政”的話，就會政務荒弛。因此，“勤政愛民”，是領導人所最需具備的條件（就是在管仲之後的孟子所說的仁政）。
這是管仲對君主輔助的一個範例。幾千年來直到現在，我們一直都標榜管仲是歷史上的大政治家。他不但是政治思想家，也是實行家，連孔子都很推崇他。現在管仲與齊桓公所談的內容，和齊宣王與孟子之間的談話內容是一樣的。而談話的態度與方法，孟子與管子也差不多一樣。所不同的一點，管子是站在大政治家的立場，作臣道的建議和提醒，針對現實政治的具體做法而言。至於我們這位孟夫子，則更偏重於政治哲學的原則，同時帶著師道的誘導方式，在境界上當然比管仲更高一層，可惜效果上，卻差了許多。但是有一點要注意，孟子和管仲所遇到的兩個主顧——老闆，在人格、個性上，也有許多差異。因此，在歷史上的成就，也就不相大同了。
其次，我們要討論的“聲、色、貨、利”四事，我國歷史文化上，幾千年來，都認為是要不得的壞事。直至國民革命成功，推翻清朝以前，大家還是看不起工商業，尤其是看不起商人。過去習慣上所謂的士、農、工、商，商人被列為四民之末，這都是中國文化受這些傳統觀念的影響，致使工商業不發達，科學不進步，而形成中國文化呆滯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