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
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曰：“可得聞與？”
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曰：“不若與人。”
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
曰：“不若與眾。”
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瑟之音，舉疾首蹙(安頁)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
今玉田獵於此，百姓聞工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安頁)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 '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瑟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
“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工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剛王矣。”
前面已經提過，《孟子》的這一章，絕大部分是記載孟子與齊宣王的談話。從齊宣王心理上不忍殺牛的一點善念說起，一直談到後面實行王道政治的許多問題。
在孟子到齊國的前後，也正是田氏齊國最鼎盛的一個時期。此時，蘇秦也到齊國遊說合縱的思想。這裡的記載，則是孟子在齊國的這段長時間裡，與齊宣王多次見面的談話摘要。
這段又提到一件事，是說有一次孟子接見他的學生，也就是齊國的大夫——莊暴，談到齊宣王好樂，所引起的一次談話。莊暴有一天來見孟子，對孟子說：我見到齊宣王的時候，在閒談中，齊宣王好他好樂，我當時不知道君主們偏好音樂這件事，對或不對，不曉得該怎麼說才好，所以沒有作答。請問孟老夫子，君王偏好音樂這件事，您認為怎樣？
對於這個問題，以我們現代的觀念來看，會覺得很滑稽，好樂就好樂！這有什麼了不起。好比有一個朋友告訴你，他的孩子一天到晚彈吉他，你一定說，好嘛！
既然有這方面的天才就好好培養他往這方面去發展。所以只從“好樂何如”這四個字的字面上去看，依文釋義，或斷章取義，就往往會發生偏差了。
如今要注意的是，這句話是針對人主而說的，人主的嗜好，所發生的影響就大了！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有了偏好，或者好音樂，或者好打球，則往往會影響到政治，所謂“上有好之者，下必甚焉。”問題就來了。因為莊暴知道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所以特別向孟子提出來請教。其實莊暴問話的語氣裡，可以看得出來，莊暴這個人的心目中，認為齊宣王偏愛音樂，是不大妥當的。
孟子對於這個問題持什麼態度呢？他與莊暴不同，他始終是用誘導的方法，希望君主們能行王道，施仁政，這就是孟子所以能為聖人的道理。他不同於一般說教家，明辨是非，將善惡作尖銳的對立；也不像後世的理學家們，認為這件事不好，就把它戒除掉。
例如宋代的大儒家程伊川（頤）做講官時，一日講罷，還未告退。宋哲宗站起來鬆動一下，順手折了欄杆外的一條柳條，程頤馬上就進諫說：“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擲枝於地，下殿而罷。
所以明人馮夢龍便說：“遇到孟夫子，好貨好色都自不妨。遇了程夫子，柳條也動一些不得。苦哉！苦哉！”因此把他列入迂腐之列。
我們且看在這段書裡，孟子怎麼答复。他告訴莊暴說，齊宣王好樂有什麼關係？
如果他對音樂喜好到推之於民，那麼齊國差不多可以治平了。
為什麼齊宣王把好樂的嗜好擴而充之，齊國就能平治呢？這個在孟子與齊宣王另一次見面的談話中，就有了交代。
過了幾天，孟子和齊宣王見面，提起上次和莊暴談的那件事。他對齊宣王說，我聽莊暴說，你曾經告訴他愛好音樂，有這回事嗎？
我們看齊宣王用什麼態度來答复呢？
“王變乎色。”
從這句話，可以看到《孟子》這本書，文章手法的高明，這也是古文的妙處。
短短的四個字，表達了許多的含義，而且把當場的情況寫活了。我們透過這四個字一可以想像，當齊宣王聽到孟子談到他對莊暴說過，自己愛好音樂時，臉色有多尷尬！
齊宣王為什麼會變了臉色呢？
第一，我對你莊暴說我愛好音樂，這裡君臣如家人一樣閒聊自己的私生活，你卻把它當作話柄，去和這位外國來的老夫子談論，真是莫名其妙！
另一方面，自己是一國之主，和這位外國嘉賓，所談的是天下國家大事，屬於嚴謹的一面。而今人家卻問起自己愛好音樂的問題，好比現代一個國家領袖，被人問起他愛好流行歌曲一樣，當然是有點尷尬。
雖然如此，齊宣王的修養還是蠻好的，臉色變了一下，仍然靜下心來，和孟子談論這個問題。而且下面還很幽默地承認自己有好勇、好色、好貨等的毛病。他甚至於坦白地說，自己所愛好的是現代音樂，是流行歌曲，而不是先王流傳下來的正統音樂。因為上古時代的那種傳統音樂太高深了。
重要的問題來了，我們在孔孟和歷代學者的著述中看到，中國文化在上古時代，尤其到了周朝，是很注重禮樂之治的。而且後世也都一直推崇上古的音樂是如何如何的好。儒家這樣推崇上古禮樂，絕不是盲目的，也不是故意強調的，在中國上古時代，就已嚮往先民時代的文化了。但所謂的先民（先王）時代，究竟斷自何時，我們很難決定一個明確的時間。這不只是從黃帝的時代算起，可能在更上古時，曾經有很好的文化成就，在文化成就達到顛峰的時候，又進入了一個冰河時期。所以儒家推崇的先王民時代，很可能是個很古遠很古遠的代表。後世儒家嚮往先民的文化精神，所以都講禮樂之治，行先王之道。
從這裡又可以看到，不只是孔孟及後世一般儒家注重先王的禮樂之治，齊宣王也說出“非能好先王之樂”，這證明當時一般人，也都是崇尚先王之樂的，所以他對孟子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會不大好意思，並且又接著坦白地說，他不懂得先王之樂，所以他只愛好現代音樂。
孟子卻說，愛好現代音樂並沒有什麼不對，只要你能夠把這好樂的精神，推廣開來，對於齊國的民俗政風就有幫助。這是孟子的精神，此所以孟子之為孟子也。
同時，從這裡我們又看到孟子思想之開闊，不像後世儒家所標榜的那麼嚴謹而趨於狹隘。
孟子接著告訴齊宣王說，現代音樂並不是突然憑空產生的，而是由古代音樂慢慢演變而成的。
孟子的這個理論固然是事實，是可以成立的，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可見孟子是善於辭令的。本來齊宣王為了好今樂而不好古樂，感到難為情。現在經孟子這樣為他開解，心理上原有的那一層陰影響，自然就解除了，所以也就輕鬆了。於是便問孟子，為什麼自己好樂，擴充開來，齊國就可以治理得很好？希望孟子把道理解說一下。
於是，孟子問齊宣王，你一個人單獨聽音樂，和與別人一起欣賞音樂，這兩種享受，哪一種樂趣高？
齊宣王說，當然和別人共同享受，會更加快樂。
孟子又進一步問，是和少數人共同欣賞音樂快樂呢？還是和多數人共同欣賞音樂快樂呢？
齊宣王說，當然和大夥共同欣賞音樂，來得更快活啊！
這時齊宣王說出了“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的看法，於是孟子抓住了這個觀點，提出具體的例子，作進一步的發揮。
他對齊宣王說，假使你在深宮裡，舉行音樂會的時候，老百姓聽見了從宮廷中散播出來的鐘、鼓、管、瑟等等樂器的聲音，大家都像生了病似的——以我們現代語說，感到頭痛，皺起了眉頭，相互議論著說，我們的君王有那麼好的興致開音樂會，而我們卻困苦到這個地步，妻離子散，生不如死。
或者你去野外打獵，老百姓聽到到你的轔轔蕭蕭的車馬聲，看到那色澤艷麗，迎風而舞的羽飾、旗幟，大家也是緊皺著眉頭，深惡痛絕地議論著，我們的君王竟然在那裡興高采烈的打獵哪！但是我們卻困苦地流離失所，不得安居。
像這樣的怨聲四起，沒有別的原因，就因為你作國君的，沒有與民同樂。
但是，相反的情形，你在宮廷中開音樂會的時候，或者在田野間打獵的時候，老百姓聽到了樂聲或車馬聲時，看到你美麗的旗幟，全體都高高興興地談論著，我們的國君一定很健康，心情好，所以他今天才有這樣好的興致舉行音樂會或出來打獵。
為什麼老百姓有這樣良好的反應呢？這也沒有其他特別的原因，只因為你能與民同樂而已。
這一段的原文，舉了鼓樂和田獵兩個例子，每一例子，又舉了正反兩面的情形，但只說了與民同樂一個道理。而在原文文字的安排上，有許多重複之處，如“今王鼓樂於此”，有正反兩面敘述時的重複，又有與“今玉田獵於此”的相疊形式。或許有人嫌它羅嗦，但這是古文學寫作上的一種方法，以現代語來說，這是寫作技巧的一種，它的功用，一方面加強文字形式上的排列美，一方面加重了語氣，也就是現在所謂的強調，這樣可以加深讀者對其含義的印象。後世的驕體文、賦、詩、詞中的雙聲疊韻，如李清照詞中常常連疊好幾個字；對聯以及今天的白話文中，也常見許多重複句子，這些演變都具有同一種作用。所以這一段也可以說是，頗具有欣賞價值的文章。如果認為重複太多而嫌羅嗦，那就只好嫌自己不懂得欣賞了。不妨試著朗聲讀誦一篇，就讀出味道來了。
孟子說完了這幾個例子，把正反兩面的現像作結論說，你齊宣王喜歡音樂，好打獵，好開運動會或喜歡其他娛樂活動都沒關係，只要能做到與百姓同樂，就可以達到王道與臣道的仁政境界了。
這是孟子就齊宣王自己說的好樂，藉機誘導。孟子的手法的確不錯，多半是啟發式的，抓住一個機會，就施以教育，拼命鼓勵他，走上王道的思想，實施王道的仁政。
在這段記載裡，引發一個問題，值得我們討論。那就是儒家素來標榜的禮樂之治。在禮的方面，包括了一切文化的整理。樂的方面，是單就音樂對政治教化的重要關係而言。
據說，孔子刪詩書訂禮樂，一共整理了、《書經》、、《禮記》、《樂經》及《春秋》六部書。但自秦始皇燒書，再加項羽咸陽的一把火，《樂經》遂告失傳。所以流傳下來只剩了“五經”。到現在，中國文化流傳下來和政治哲學有關的樂禮部分，只有《禮記》中的一篇《樂記》。但不足以概括當時孔子所整理的《樂經》。孔子本身對於音樂的造詣頗高。我們從中的記載，可以看出一個大概。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推崇舜作的韶樂，而批評武王作的武樂不及韶樂好。
儘管孔子在春秋時代，認為當時的禮樂已經不如古代，文化在衰退了，可是我們現在從歷史的資料上來看，則春秋時代的禮與樂，還是很可觀的。例如孔子曾經從學過的音樂大師師襄，以及為了音感的靈敏，希望學好音樂，而把眼睛刺瞎的師曠，這兩人都有很高的音樂造詣。
究竟中國的音樂好到什麼程度？據孔子的話，以及古書上的資料，有許多神奇的故事，如彈琴、吹蕭，演奏到美妙處，能夠使百鳥來朝。不但天空中所有的飛鳥會來，而且百獸率舞，各種野獸聽到音樂，也都會跑來，滿山遍谷，遠遠近近的，在那裡隨著樂聲起舞。真不知道這種音樂有什麼力量，能夠引起這種共鳴，產生這種反應。至於現代音樂，除非是緬甸人驅蛇，笛子一吹，洞穴裡的蛇都出來了。
諸如上述的神話很多，透過這些神話的流傳，其含義，一言以蔽之，不外乎推崇中國古代音樂的造詣成就。
《樂經》雖然流失，但也不能說中國的古樂就完全消失，例如古代的琴、瑟、箏、鼓等等，都流傳下來，乃至後世傑出的音樂家，也有很好的作品。可是現代的我們，不但找不到秦漢以前的音樂，就是唐、宋間的音樂也找不到了。聽說這些在南朝鮮、日本還保留了一些。當然，很多也走了樣。
唐太宗統一天下以後，在貞觀元年，春正月，大宴群臣的時候，曾經演奏了一首《秦王破陣樂》。是唐太宗當秦王時，破劉武周的戰役中，利用閒暇時所作的一閩大樂章，配合了一百二十八個舞蹈樂工，穿上銀色的甲胄，拿著戟為武器，隨樂聲起舞，後來這個音樂又改名為《神功破陣樂》。到貞觀七年的時候，又改名為《七德舞》，這顯然是場面很壯觀的集體演奏的音樂，但現在也失傳了。最近聽說，南朝鮮還保存了一部分，而日本則保留了全套的音樂和舞蹈。
談到中國上古的樂器，使我們聯想到一個頗為有趣的問題，如鐘、鼓、琴、瑟、箏、簫，這些上古的樂器，除了鐘以外，多偏重於絲竹之聲，其次為土、革，或木質等質料，很少用金屬制樂器。現代的金屬樂器，則多來自西方，這又是東西文化基本精神在樂器上所表現的不同之處（甚至可能“鑼”都是由西域傳過來的）。中國古代作戰的時候，是以擊鼓為號，以鼓聲來傳達進退攻守的命令，後來才有鳴金收兵，以敲鑼聲來輔助傳達作戰時的號令。而胡琴、琵琶等，這些都是外來的樂器。
所以我們樂器的歷史，越到後來，發出的聲音愈大，也越是可以讓多些人來共同欣賞，而這些樂器多半來自胡地。
現在我們再回頭看看齊宣王好樂的問題。照現代觀念，一個國家的領袖愛好音樂，這會有什麼問題？二十多年前，碧瑤會議後不久，我們一個記者團去訪問菲律賓，當時菲律賓的總統，還開舞會歡迎。第一支音樂起奏，就由總統夫人以女主人身份，邀請記者團的團長共舞。而我國的傳統文化，即使在現代，當友好國家的元首來訪，以國宴款待時，也演奏國樂，作為一種外交禮儀。
遠在戰國時代，也有關於音樂用於外交的故事，那是趙惠文王和秦昭襄王，相約在兩國的邊界澠池會盟。見面以後，舉行歡宴，在酒席上，正喝得高興的時候，秦王突然對趙王說，聽說你在音樂方面，很有造詣，現在我有一張寶瑟，是不是可以請你演奏一個曲子，給我們大家欣賞欣賞？在國際性的歡宴中，卻要一國君主在酒席上彈琴助興，這是多不禮貌的事！趙王聽了，臉都漲紅了，可是那時秦國比趙國強盛得多，又不敢拒絕，只好乖乖地演奏了一支曲子。更氣人的是，秦王立即叫他的史官記下來，某年某月某日，秦王與趙王會於澠池，令趙王鼓瑟，把這一件事，記到秦國的歷史上去。豈不是千秋萬世都丟人。這時趙國的宰相藺相如，端了一個瓦盆子到秦王面前說，趙王也聽說你秦王，對秦國的音樂很有造詣，現在也請你演奏一下你們秦國的樂器，互為娛樂。秦王聽了也氣得變了臉色，說不出話來。藺相如端了那隻盛酒的瓦盆，跪到秦王面前說，你秦王是仰仗你國力強大嗎？現在我離你不到五步，可以用我頭上的血，濺到你秦王的身上。這時秦王的衛兵們想把商相如拉開來，可是他睜大了眼睛大罵這些人，連頭髮、鬍子都豎了起來。秦王的衛兵看見他這暴怒得要拼命的樣子，都嚇得進退無據。秦王這時心裡雖然不高興，但也有點顧忌，只好勉強在那瓦盆上敲了幾下。於是藺相如才起來，也叫趙國的史官，記錄下趙王令秦王擊缶的這件事。
現在莊暴聽了齊宣王好樂，會認為很嚴重，是因為一個國家領導人，如果有所偏好，則對於社會風氣，會發生很大的影響。
後世好樂的帝王也很多。剛才說的唐太宗，他也愛好音樂，同時愛好武功，愛好書法。中國的書法，以他提倡最力。後來幾位大書法家，如顏真卿、柳公權等，都出在唐代。其實唐太宗自己的字就寫得很好，還有他的“秘書長”虞世南，“秘書”褚遂良等，都是最好的書法家。唐太宗臨死時，什麼都不要，吩咐他兒子把從別人那裡搶來的王羲之寫的《蘭亭集序》，放到棺材裡陪葬，可見他愛好之深。他同時也愛好詩，結果不但自己的詩作得好，而且影響唐代的詩達到鼎盛。唐太宗有多方面的興趣，也有多方面的慾望，可是他自己知道站在領導人的地位，應該如何去適當處理自己的慾望，使之變為正常化，所以他能夠成為後世的英明之主。不然的話，像另外幾個愛好音樂的帝王，因為不善於處理自己的愛好，結果都是把政治生命連同本身生命一起玩掉了。
在唐代帝王中，最好提倡音樂的就是唐明皇，後世戲班中供奉的祖師爺，就是這位唐朝的皇帝。
唐代末年的僖宗，年少不懂事，只好玩樂，政令都被他左右的權奸、大臣們所把持。他好踢球，自己認為球技最佳。有一天打球回來，對他最繁幸的優人，也是球手石野豬說，如果打球也可以參加考試的話，我一定可以考取狀元。石野豬說，不錯，你在打球上可以考狀元。但是，如果碰到堯舜來主管吏部的話，在考績的時候，一定會把你免職了。僖宗聽了，便哈哈大笑了事。
再下來殘唐五代，幾乎沒有幾個帝王不好音樂、戲劇，如南唐後主等，結果都是這樣玩玩，把政治搞壞了。國家也完了，而整個五代也因此弄得亂七八糟。這在歷史的環節中，也是很有趣的問題。如果我們不作深入的研究，不了解這些史實，就會認為齊宣王愛好音樂，玩玩樂器，聽聽歌有什麼關係呢？這就錯了。
在音樂本身而言，以我們自己幾十年來的生活體驗，禮樂在整個文化中，的確是佔了重要的位置，是一個大問題。音樂往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精神，過去的音樂就代表了過去的時代；現代的音樂，則代表了現在的時代。在文化深厚的時代，所產生的音樂的確也更豐碩、更深厚。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圃，方七十里。有諸？”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曰：“若是其大乎？”
曰：“民猶以為小也。”
曰：“寡人之圃，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
曰：“文王之圃，方七十里，芻囗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送之內，有圃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這里當然又是另外一件事了。有一天，齊宣王問孟子，據說文王有一處可養鳥獸的皇家大園林，方園達七十里，有這回事嗎？
這在當時已經是考古的問題了。當然齊宣王沒有親眼見到，不知道有沒有這件事，我們現在也無法知道它究竟有多大，因為古代的度量衡，和現代的度量衡有所不同。而當時孟子答得很高明，他說在古書上是記載了這樣的事。
齊宣王接著又問，有那麼廣闊麼？大概孟子認為機會來了，又趕緊抓住機會說，那時的老百姓，還認為文王的這處皇家花園大小了呢！
齊宣王說，我的森林花園，方圓不過是四十里，和文王的比較起來，範圍已經小得多了，可是我的老百姓們，還覺得太大了，這是什麼道理呢？
好了，孟子就事論事，發揮起來了。他說，文王的森林花園，雖然方圓七十里，比你的大得多，可是百姓們可以去裡面割草、砍柴，也可以到裡面打野雞、捉兔子。
他開放了這座森林花園，和老百姓共同享用。老百姓們嫌它太小，不是很合情理的嗎？
可是我到貴國來，在還未進入你的國境之前，就先打聽了你們齊國的大禁。當時就听說，在都城外百里的郊關之內，你有一處森林花園，方圓是四十里。如果有人在這四十里方圓內，殺死一頭小鹿，就和犯了殺人罪一樣，是要抵命的。那麼你這方圓四十里的王家林園，對百姓來說，豈不好比是一個具有誘惑力的大陷阱嗎？
老百姓們覺得四十里方圓太大了，可不也是合情合理的麼？
這一段談話內容，和前面他與梁惠王立於沼上談靈臺之樂的意義是一樣的，不必重複解釋了。
但這一段中，有句名言，我們要注意的，那就是“問國之大禁”這句話，也就是後世說的“入國間禁，入鄉隨俗。”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措施，尤其近代交通工具發達，超音速的交通，減少了旅途上使用的時間，等於縮短了空間的距離，於是人與人的接觸愈益頻繁。因此，在現代所謂“人際關係”上，問禁與隨俗，更是十分重要的。我們在進入一個國家之前，一定要先了解這個國家的法令；去一個地方時，也一定要先弄清楚這個地方的風俗習慣；到任何國家，任何地方，都要尊重當地的法令和習俗，不要做出違逆的事來。對異國如此，對他鄉客地如此，最好對於一般團體也如此。假如你帶了一包豬肉鬆走進一所清真寺去，那就犯了莫大的忌諱。對於個人也應注意到，例如某人精神有問題，見不得紅色，而你穿了一件大紅衣服去看他，結果一定很糟糕。擴而大之，對於某些行業，也要注意其禁忌。比如坐舊式的船，在船上吃過飯後，把筷子擱在碗上，就犯了大禁忌。我們這樣注意自己的行為，一則是對人的禮貌和恭敬，次則是減少自己的麻煩和困擾，甚至減少失敗的因素。可惜許多年輕人都忽視了孟子這句話，認為是幾千年前的陳舊思想。
另外讓人感慨的是，從孟子那個時代開始，一直到清朝兩千多年來，中國歷代的帝王，都是尊儒家孔孟之學。但他們只是要求別人遵孔孟之學，盡力巨之道，以立身處世。而他們自己，卻忘了為君之道。在這一方面，都和梁惠王、齊宣王樣，甚至比獨享園林還過分的事，也照做不誤。真是“教化自教化，帝王自帝王”，直到孫中山先生領導了革命，推翻滿清，取消帝王專制政體，建立了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這才取消了宮廷的林園。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
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於時保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肢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週枯，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一個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
這開頭一段，也是一個大問題，孟子所提出的，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外交思想的兩大原則。至少在過去，中國的外交思想不出這兩大原則。
齊宣王提出來問孟子，對於與鄰國的邦交，有什麼好的辦法，好的策略。孟子說：大致可以分成兩種原則。一種是“以大事小”，這是仁者的風範。雖然自己的國土大，國力強，但是仍舊願意配合領土比他小、國力比他弱的小國的政策。像在歷史上，夏朝的時候，湯以毫為都城，地大人眾，國力強盛。而夏朝的另一諸侯，贏姓的葛國，在領土、人民、財力上，都不及湯。葛的故城，在現在河南省葵丘縣東北，在地理位置上和湯為鄰。當時的湯伯雖有專事討伐的特權，但葛在夏朝諸侯的等級上也稱為葛伯，政治地位不下於揚，所以揚在國交上，對葛仍然是尊敬的，順服的，絕對不因自已的權勢大，而去欺凌力量弱小的葛國。
更近一點的史實，在商朝的末期，西方的昆夷——即犬戎，那是以犬皮作為戰衣，乘壞車的國家，和在西岐的文王接壤。而文王當時所治的周國，不論文化、經濟，都非常發達，廣土眾民，聲望又高，不知道要比犬戎強盛多少倍。可是文王為了行仁政，絕對不以兵戎相見，為了行仁政，不忍動武，雖然犬戎經常有粗暴魯莽的侵犯行為，而文王還是忍讓著，不願意生靈塗炭，以免苦了老百姓。
孟子再舉出第二個外交原則：“以小事大”，這屬於明智之舉。他也舉出兩個當時的史例，一個是周太王的例子。商朝末期時，姬週諸侯，由太王當政，這時周國正在積極圖治，而北方自五帝時期以來，就常常在邊界上生事的獯鬻——也就是後世匈奴的一支，這一支游牧民族非常強悍，常常犯邊鬧事，周太王為了致力於內政，為了在安定中求進步，不去和匈奴力爭，而採取退讓的態度，以免擴大戰爭，影響了內政的建設。
第二個例子，是吳越兩國的史實。越王勾踐被打敗了以後，只好對吳國俯首稱臣，一切聽從吳王夫差的命令，還獻上絕代佳人供他娛樂，討他歡心，以便能夠回到自己的故國。他回國後，臥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而後終於雪恥復國。這都是明智的外交原則。自己力量不夠的時候，就順服強者以圖生存。
他舉了仁與智為出發點的兩大外交原則以後，又對齊宣王作進一步的闡述。以大事小的外交原則是“樂天”的，以小事大的外交原則是“畏天”的。
這裡所說的“樂天”“畏天”的天，當然不是愚夫愚婦心目中的天老爺。不是討天老爺歡心的“樂天”，或者怕上天打雷的“畏天”等愚妄迷信。這裡的“天'”，在“天人合一”的哲學上，是包括了人事在內。如果作詳細的解釋，會是一篇很長很長的文章。限於時間和篇幅，姑且勉強作個簡單的解釋。以現代名詞來說，就是非人力所可違反的定理；拿我們中國的詞彙來說，就是天理。
那麼以自己的大國之尊去配合小國，就是順應“天地生萬物”的樂天心理，不願意欺負弱小；至於以弱小的國勢臣服於強國大族，不敢得罪大國，就是敬畏天理。
否則，天地間的定理，不會容許你成功如願的。最後，孟子進一步說，凡樂天的，效法天地的博愛精神，不以強壓弱的大國，結果一定四海歸心，可以保有天下；而弱小的國家，如果能夠畏天道，服從強者的領導，不懷叛逆之心，那麼就可能保住自己的國家。他並且引據來支持他的理論，他說，《詩經·周頌·我將》
篇中記載著“畏天之感，於是保之。”這個“威”字的含義，是指時代的大趨勢。
孟子引用這句話，是對智者的外交政策而言。意思是說，必須以敬畏謹慎的心理，因應國際上自然的大趨勢，把握時間的契機，以維繫自己的生存。
孟子說到這裡的時候，齊宣王不讓他說下去，在中間打了岔，插進來說，孟先生，你講的這些理論，太偉大了，太高深了。暫時不談這麼高遠深奧的哲理，就目前的現實問題來說——換言之，他不喜歡再聽孟子那些大道理，什麼是畏天戒慎一類理論，他心裡對當時的國際看法，正是認為強權就是公理。因此便直截了當地說，我有一個毛病，我這個人愛好武勇。
齊宣王這一打岔，話題就轉了方向，可是孟子也真高明，立即隨著這個方向，繼續施行他王道仁政的教化。他說：你齊宣王好勇，不要緊，只要你愛好的不是小勇。你不要專去喜歡摔跤、柔道、弄槍、舞棒這些個人小勇的玩意兒。一個人握著劍把子，把劍抽出一截來，眼睛瞪得大大的，衝著人說，你敢跟我較量嗎？這種只是普通的個人勇武而已，充其量是一個人對一個人的對打。攻夫好，也許可以把別人打垮；功夫差，自己會被打得鼻青眼腫，難有大志。我相信你齊宣王不會局限於這樣的小勇，我希望你能把好勇的範圍擴大，像《詩經·大雅·皇矣篇）所描寫的文王那樣。當文王得到密國無故攻打阮國的報告時，怒不可遏，立刻整軍經武，出兵阻擋了密國的攻擊，逼得密國退兵，不敢再輕易侵犯別人。同時鞏固了周國自己的國防，增加了周國人民安居樂業的福祉，對天下人的期望也作了交代。這就是“文王之勇”。所以說，文王一怒，使得天下人民得到安定。當然，文王有沒有真的發怒，不得而知。像文王這樣的人會不會發什麼怒，也很難說。
在大家的想像中，孟子說話，總是有根據的，他說了文王的大勇後，接著又引《書經·泰誓》所說，“作之君，作之師”的話，對齊宣王說，《書經》上這幾句話告訴了我們一個政治哲學的大原則，這原則要把握住。
在我國古代，君道與師道是平等的，要同時注意的。除此之外，後世要加一個“作之親”。身為一個領導人，不但要作為部下的老師，教導他們；同時還要像父母待子女一樣，關懷他們，保護他們。今天的公務人員，也應該具備這種精神的修養。雖然以公僕的觀念做事，但同時要具有“作之君，作之師，作之親”的情操。
處理行政事務時，要兼帶教導之責，與關懷之情。
《書經》上接著說：“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局敢有越厥志？”在天時、地利、人和等各方面有所欠缺時，政治領導者要設法彌補這種缺陷。同時一方面管領四方的百姓，不管他是善良的或邪惡的，都要負起教化、領導的責任。只要我這個領導人在，有誰敢放肆作亂？這一種氣魄，確實是宏大。因此，一旦有人橫行天下的時候，武王就責無旁貸地加以平服，使天下沒有橫行的人，沒有橫逆的事。這就是武王的大勇。所有他一怒之下，便吊民伐罪，把殘暴的紂王滅掉，而安定了天下的人民。
孟子最後說，你齊宣王的好勇有什麼關係，只要你所好的不是匹夫小勇，而是如文王、武王的大勇，能夠有大英雄氣魄，在一怒之下，而使天下安定下來。那麼有哪一個老百姓不喜歡大王的好勇？大家只怕你齊宣王不這樣好勇呢！從齊宣王不忍心殺一頭牛開始，一直到這一段，孟子對齊宣王所談的任何事，都是採取誘導的教育方法。齊宣王說自己有好勇的毛病，孟子就說好勇不是毛病，只要能夠擴大這個好勇的境界，齊國就有辦法。好像是假如齊宣王說好吃零食，他也會說沒有關係，只要把點心做得很多很多，人人都能吃到就行。假如齊宣王說好踢球，大概孟子也會說沒關係，只要全國的人都有踢球的閒暇和興致，都把腳力練好，就是好的。這就是孟子的教化，可見他並不是一個迂腐的人。
美中不足的，是他並不能像縱橫家們一樣，只用兩三句話，就投其所好，打動對方的心。孟夫子的王道仁政畢竟還是難於被接受。
齊宣王這裡講到好勇，前面講到好樂，後面還講好貨、好色。在他同一時代的各國諸侯中，誰也沒有這樣坦白的，即使後世那樣多的帝王中，也很少有他這樣坦率的。所以我覺得他是比較可愛的一個人，而在他二十年的當政期間，能把齊國治理得繁榮、安定，實在有他的道理，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他在這裡所說的好勇、好樂、好色、好貨，其實也不只是帝王的心理如此，每一個人都有這種心理。誰不好勇、好樂、好色、好貨？只是在程度上略有不同而已。
當然他在這裡所說的好勇，也不是孟子所說的那種大勇。他所好的，還是一般人所好的小勇。談到好勇，我們想起兩個好勇的人，他們也是一國的君主。
其中之一是趙國的武靈王，他是一個好勇任事的國君，最後失敗了，當然這是由於沒有擴大好勇的胸襟所致。趙國的北邊，是和胡人的邊界連接的，那時候的邊疆民族，都是游牧民族，為了生活方便，同時受生活環境的影響，都是好勇鬥狠。
所以在服裝上，都是短衣窄袖，甚至露出一條手臂來。而我們中國古代的服裝，受禮樂之熏陶，向來是寬袍闊袖，走起路來“翼如也”，兩隻大袖子像翅膀張開似的，雍容有致，的確是很好看的。當時武靈王為了要使趙國強盛，下命令改變服裝，廢棄中國原來的服飾，改用胡人的裝扮，希望藉此能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當時趙國的王室和大臣們紛紛反對。武靈王和這些人的辯論很有趣，也有他的道理。我們姑且不論他這一做法對或不對，看看他的這些辯論，也可想見他當時的思想觀念。
有一天，趙國的輔相肥義和武靈王閒聊，問趙武靈王有沒有想過世局的變化，軍事的部署，以及先王們如簡王、襄王他們當年的勳業，以及和胡人們的利害相處等等問題。
武靈王說，後輩的君王，不忘前輩君王的功勳德業，這是作君王的本份。而為人臣子的，則應該研究這些資料，記取歷史的教訓和榜樣，輔助君王，盡量發揮他們的長處。所以賢明的君王，在平時教化人民，有所作為時，就要宣揚先王的功業。
作人臣的，在不得其位時，要涵養孝悌、謙讓的德性；在顯達時，就要為老百姓們謀福，同時輔助君王的功業。這就是君道的不同了。
現在我想向胡、翟這兩個鄰邦拓展領土，以承繼襄王未完成的功業，但是也許我這一生都不可能實現。因為敵人弱小的話，我們才能藉機拓展領土，才能夠用力少而功業多，不必耗盡民力，而得到如先王般的榮耀。但是目前的情勢是強鄰壓境，胡人、翟人都那麼強悍，這就難辦了。
現在我也有我的構想，然而凡是有卓越功勳的人，在當初往往會留下不同習俗、違情悖理的惡名；有獨到見解的人，在當初又往往得不到人家的信任，往往受到顧忌和反對。譬如我打算要全國的百姓，改穿胡人的服裝，學習胡人騎馬射箭的本領；想來一定會受到物議和反對的。
而這個肥義卻是讚成他的。他說，對一件事猶豫不決，就難以成功；對一個行動遲疑不定，就難有結果，現在你不妨決定這革新的計劃，不要顧慮別人的議論。
俗語說：“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凡是講最高德行的人，往往不能跟著世俗走；要成大業的人，也不必和眾人商議。從前舜到有苗這個地方，曾經隨俗而舞。而禹甚至曾經敞開衣服到裸體國去訪問。他們都不是為了縱慾或享樂，而是為了德業上的遠大理想，而隨俗變通。所謂“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一個笨人在事成之後，都還不明究裡；而聰明人在事情還沒發生時，就已洞燭機先。您就照您的意思去做罷。
肥義說，所謂“疑行無名，疑事無功。”所謂“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引用商鞅遊說秦孝公變法的話。他這一派獨裁論，又牽強地把舜、禹辦外交的故事引了進去，於是把武靈王說動了。
武靈王對他表示，不是對穿胡服這件事的本身有什麼猶豫，只是恐怕天下人笑話。既然肥義你也這麼說，那麼我就下定決心了。於是自己先做一套胡服，準備上早朝的時候，穿起來和群臣見面。
當時公子成是武靈王的長輩，素有盛望。武靈王恐怕會遭到他的反對，所以先派了一位大臣王孫囗去疏通，請公於成也能響應改換胡裝。
疏通不成，於是武靈王親自到公子成家裡解釋說，服裝不過是要穿用方便，禮儀也是為了處事方便。古聖先賢訂下的禮法，都是因地制宜，因事制禮而來的。像南方的越國人，他們一個個披著頭髮，衣裝不整的露個右膀子，渾身刺滿了花紋；而吳國人甚至把牙齒染得黑黑的，額上刺些怪裡怪氣的花紋，頭上戴的是魚皮帽子，衣服則縫得粗裡粗氣。在我們看來，簡直就像野人，但是他們卻覺得安逸而自在。
總之，不同的各種裝扮，同樣都是為了因地制宜，只要對大家方便，並不一定要統一。像儒家，同是一個老師教的弟子，他們發揮的文教就各不相同。他量後說出，變更服裝，是為了便利教老百姓習武，以達到開拓領土的目的，以湔雪國恥。於是公子成同意了他的作法。
但是另一個大臣趙文，又提出反對的意見說，自古為政的原則，就是要輔導世俗合於禮法，提高文化水準。禮制中，衣服的式樣有它的常軌；而人民守法，不違俗禮，是他們的本分。您現在不顧前人的禮法，要改穿胡人服裝，實在是有違傳統文化的精神，希望您還是多考慮一下。
而武靈王辯論說，你這些都是墨守成規的世俗之見，不是具有創造性的遠見。
就說古代吧，三代的服裝各不相同，而他們都完成了稱王天下的偉業；五霸的教化也互不相同，但他們也都有相當可觀的政績。有頭腦的人創制禮法，一般的常人就遵循他所製訂的禮法，循規蹈矩的去做。賢能的人經常會評論世風習俗的好壞，而一般的世人則依照流傳的成規去做。禮制和習俗，都是根據時代趨勢在變化。這種變化是由在上位的人來領導和提倡的，而一般人就照著規範去做。現在正是他們在位者，就當下國情，訂定一套因應環境需要的服制的時候。你放心好了，不必多慮。
又有一個叫趙造的，也力加反對。他的理由是，推行社會教育，不一定要改變人民原來的生活形態；行政措施，也不一定要變更原有的民風習俗。因民而教，據俗而為，往往收效更大。現在改穿這種奇形怪狀的胡服，很可能會影響人們原來淳善的心理；教人們像胡人般一天到晚騎馬打仗，也很可能會造成好勇鬥狠的社會風氣。反過來說，依循舊制，總是穩當的，遵照原有的禮法，也不至於出什麼岔錯。
武靈王則對他辯論說，古代和現在習俗各不相同，到底要以哪個朝代的習俗為標準呢？歷代帝王的禮法，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一直沿襲下來，我們又該遵循哪一個時代的製度呢？像宓戲（伏羲）神農的時代，對犯罪的人是教而不殺。黃帝、堯、舜時代，對犯了死罪的人，雖然殺了他，內心還是哀憐同情的。到了夏、商、週，又因時代背景之不同，而製訂不同的法律；因國情的變化，而訂立不同的禮制。總之，都是以“方便制宜”為原則。衣服、器具的式樣，也都基於同樣的原理而有變革，不一定要效法古代一成不變的。一個開國的明主，雖然不承襲古法，仍然可以領導天下。至於夏、商衰敗的時候，雖然他們沒有變更佔制、禮法，卻也一樣滅亡。
所以反古不一定不對，而遵循禮法也不一定好。至於鄒、魯兩國的服裝奇特，但民風不正，那是由於他們沒有卓越的領導人才。
他最後說：遵循法度的作為，絕不可能有蓋世的功勳；效法古代的成規，也不足以適應現實的環境。我的決定大致不錯，你就不要反對了吧。
這篇史料有很多高明的道理，可以啟發大家的慧思，所以把原文附錄於下，供大家參考：
武靈王平晝間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跡，計胡秋之利乎？”
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有明古先事之功；為人臣者，窮有弟（悌）長（上聲）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去聲）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啟明翟之鄉，而牢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
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舜舞有苗，而離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 ”
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知（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測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
王道胡服，使王孫蝶（音薛）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道主，先王之通誼也。
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
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望募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囗謁之叔，請服焉！ ”
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音銳）知（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儀）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判）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
使（去聲）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
“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製禮，所以利其民厚其國也。被發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魚是)（音題）冠秫（音術）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知（智）者不能一。
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製俗也。
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木戢)（揖）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其參胡樓煩（《史記》無樓煩二字）秦韓之邊。
且昔者簡王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知（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圍部，非社稷之神靈，即高阝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 ”
公子成再拜稽（上聲）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史記》作義），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今再拜！”乃賜胡服。
趙文進諫曰：“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知（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
王曰：“臣無惡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
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製也；修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 ”
王曰：“於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眾，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
趙造諫曰：“陷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證國，賤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此兩者，先聖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循其死！”
王曰：“竭意不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闢（避）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
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闢（避）者亂民，是以蒞國者不襲奇闢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
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礼之循？宓（音伏）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製法，因事而製禮，法度製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必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
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闢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於事之變。 '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製今，子其勿反也。 ”
趙武靈王和大家辯論一番後，仍然下令全國上下改穿胡服。大家都係皮腰帶，穿皮靴，把衣服袖子改小，露出右邊的臂膀，只有左手穿著袖子，披著衣拎。同時把乘車改為騎馬，教導人民每天騎馬出外打獵。
趙武靈王這一番經營，確實收到了一時的效果。國內的軍隊強壯起來。於是他自己親身帶了部隊出去攻打胡、翟的邊界，拓展了好幾百里的領土。有了這次輝煌的成果。野心逐漸擴大，接著就打算向西邊的秦國進攻。
據傳說，武靈王長得非常威武，他身高八尺八寸。古來稱男子漢，有“昂藏七尺之驅”的說法，他的身高自然在一般人之上了。而且相貌堂堂，有龍虎之威，滿臉的絡腮鬍須，皮膚黝黑而發光，胸脯有兩尺寬，比起現在的拳王、穆哈默德·阿里，或曾經做過拳王的烏干達總統阿明，還要威武。總之，被人形容為氣雄萬夫，志吞四海。
他親自帶兵，攻占了別人幾百里土地，接著又開始打秦國的主意。於是他把王位傳給他寵愛的吳姬所生的次子，立為惠王，而自稱王父——太上皇。自己幹起情報工作來，假冒是趙招，奉趙玉之命出使秦國。暗中卻帶了一批測量人員，一路上探測秦國的山）；；形勢，居然到了秦國的首都，謁見了秦昭襄王，應對得不卑不亢，也很得秦王的敬重。但到了那天半夜，秦王想起這名趙國的來使，儀表如此魁梧軒昂，不像是一個普通臣子的樣子。而且傳說趙武靈王長得非常雄武，覺得不太對勁。等到天一亮，就派人到大使館去請這位大使來。而趙武靈王推說有病，拒絕前往。過了三天還是沒去，秦王於是派人強迫他來，這時他已經逃走了三天了。
可是，這位有雄才、有謀略的武靈王結果如何呢？因為被廢的太子與繼承王位的趙惠王爭權，互相殘殺，而他一個人被困在沙丘的宮裡，活活餓死了。真是智足以知人，而不足以知己，才足以取人而不足以自保。至堪浩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