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答复他，假如叫一個人，把泰山挾在腋下，跳過北海，這人說，這種事情我辦不到。正如現在我們叫世界拳王阿里，挾起日本的富士山來，跳過太平洋，落到美國西海岸去，阿里說，我辦不到。這是不能，是能力不夠，不是不願意去做。
假如叫一個人去為一位老年人，折一根樹枝，而這個人說，我沒有辦法，折不下來。
那麼，這個人是不肯做，而不是他沒有能力。
孟子引用這種譬喻，粗看起來，很像一個童話故事，沒有什麼了不起。其實，內涵很深。一個普通人，當然不能“挾泰山以超北海”。但是如果領導，集中一國人，或天下人的力量，那就另當別論了。再進一步來說，一個普通人，對於舉手之間，折下一根樹枝，這件小事當然可以做到，但他不肯做，這又是一個問題了。這正是孟子暗示齊宣王，你有此權能，不是做得到做不到的問題，只是你肯做不肯做而已。因此，答复廠齊宣王這個問題以後，馬上直截了當指到事實上來。於是他緊接著說，如果你齊宣王能走王道的路子，肯施行王道的政治，以你現有的國力和所處的政治環境而言，並不像挾泰山以超北海那麼困難，並不是沒有推行王道政治的能力，就像不願為長者折枝一樣，是你不肯去實行，而不是沒有實行的能力。
孟子又不待齊宣王插嘴，繼續向齊宣王推銷他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最高理想，以大同世界為目標的王道與仁政。他說，假使你齊宣王施行仁政，從你本身做起，然後推行到全國的老百姓。先敬重每個人自己的父母長輩，然後推而廣之，同樣地敬重別人的父母長輩，每個人都愛卹自己的子弟，然後把愛卹自己子弟的心，推廣開來，擴而充之，同樣地去愛別人的子弟，等到你做到了這種程度，那麼天下就可以運籌在你的手掌上了。
正如《詩經·大雅·思齊篇》上所說的，先做一個榜樣出來給自己的太太看，使她也做到這樣，然後再推廣到你的兄弟身上，再擴大來教化整個的家族，乃至於治理一個國家。這幾句話的意思就是教我們推己及人，把這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心，擴而充之。如果能擴大仁心，推恩出去，保護四海的百姓，就能夠保有天下。否則的話，只顧自己的權位、利益，刻薄寡恩，那麼到頭來，會連自己的妻子兒女也保不住了。
在歷史上，有不少刻薄寡恩的政治領導人，都不得善終。所以古代的人，如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乃至於齊桓公、晉文公這些人，他們在思想上、功業上，所以能夠大大地超越別人，使他人望塵莫及，並沒有什麼其他特別的本領，他們不過善於推廣他們的仁心，也就是孔子所說的那種推己及人的恕道。
譬如你想吃好的，穿好的，也讓別人吃好的，穿好的。從心理建設、建立恕道開始，行仁政就是這樣去做的。
可是現在你齊宣王，對於一頭牛，看見它發抖，就那麼慈悲，不忍心殺了它。
而你對你的老百姓，卻沒有像對這頭牛這樣的有愛心，你的恩惠並沒有用到老百姓的身上，他們並沒有獲得你給他們的什麼利益呀！那麼，這是什麼原因呢？為什麼給禽獸恩惠，唯獨不給老百姓恩惠呢？這就是孟子從心理行為上，對齊宣王的一個分析了。
接著孟子又舉出一項物理性的事例，說出一個邏輯。他說，譬如一件東西，用秤稱過，才知道它的輕重，用尺量過，才知道它的長短。世間萬物，也都是這個樣子，要經過某些標準的衡量，才知道究竟。而一個人的心理，更應該如此，經常反省衡量，才能認識自己，改善自己。
我們要注意孟子的這句話，人的心理行為，應該經常自我檢討，這就是
上曾於說的“吾日三省吾身”。我們如果不及時反省。就會犯錯誤，而心理反省對道德修養的重要，就和秤與尺在權衡上所佔的分量一樣重要，所以，檢討了自己的行為，多加反省，就可知道自己是不是合乎道德的標準。如不反省，就無法知道自己的思想、心理，有哪些地方需要改過，有哪些地方需要發揚光大。正如齊宣王放了那頭牛，而不知其所以然是一樣的。在佛家的唯識學裡，這種反省功夫，也只能叫做“比量”，還不是佛學心理的最高境界。其實嚴格地說，“比量”也就是“非量”，這是對形而上的本體而言。至於形而下的起用來說，就不能不用“比量”了。
孟子舉出心理上的衡量，更重於物質的衡量，並請齊宣王仔細省察他自己的心理之後，進一步向齊宣王追問，難道你是要興甲舉兵，發動戰爭，使自己國家的官員百姓，受到戰亂的威脅，同時在國際上，造成緊張的敵對情勢，你才覺得痛快嗎？
換句話說，殺一頭牛，你心裡就不忍，便發慈悲。難道去發動兇惡的戰爭，你心裡反而感到痛快嗎？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歟？”王笑而不言。
曰：“為肥甘不足於口歟？輕暖不足於林歟？抑為採色不足視於目歟？聲音不足聽於耳歟？便嬖不足使今於前歟？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
曰：“否！吾不為是也。”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俗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托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王曰：“若是其甚歟？”
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
孟子問齊宣王，是不是要發動戰爭，才覺得痛快。齊宣王說，不是的，我哪裡是想發動戰爭來求得自己的快意呢！不過，我有一個大的願望，希望能夠實現。齊宣王沒有直接說出他的這個理想是什麼。於是孟子便問他，你這個願望是一個什麼樣的大願望，可以說來聽聽嗎？
齊宣王對於這個問題，只是笑一笑，並沒有答复。在他這一個笑容裡，也許有故作神秘的味道，也許表現了“你猜猜看”的反問眼神；也許根本就懶得對這位孟老夫子說；我們沒在場，就不得而知了。假如把這一段故事，用現代的戲劇表現出來，那麼舞台上齊宣王的面部表情、眼神、笑聲，或是無聲的笑，或者打個哈哈搖一搖頭就不說下去了。該如何去表達齊宣王這時的心理狀態和情緒，那就要導演去揣摩，去指導了。
總之，齊宣王沒有說話，沒有直接把他的大願望說出來，孟子對他沒有辦法，也只好故作猜啞謎狀了。於是就說，難道說你是為了吃的方面不能滿足，想吃得更好？或者是為了身上所穿的衣料不理想，不夠柔軟，不夠暖和，又不夠輕巧？或者是要有好看的，或者是要好聽的呢？以現代的視聽享受來說，別人有錄放影設備，而你還只是一架彩色電視機放在客廳裡，或者你只有一部鑽石唱針的留聲機，而希望有八聲道、立體聲，收、錄、放三用的聲響設備嗎？拿古文和現代語一對照，就看出今古文章的寫法不同。古文精簡幾個字，涵蓋的意義很廣，現代只講電視、錄音機兩種視聽上的享受，就要說上一大堆了。這是順便說一下文學方面古今不同之處，其餘的還是由大家自己去體會它的文學價值。現在且回到原文吧！
孟子講述了物質聲色上的享受，又繼續轉到人事上來。他說，假如你不缺乏這些物慾上的享受，那麼難道是在你身邊那些服侍你的臣僕，以及你所寵信喜愛的男女官人，不夠稱心嗎？事實上，現有的大小臣僕，男女宮人，已經是夠你使喚，可以把你服侍得舒舒服服，難道你還不滿意嗎？
齊宣王說，不！這些倒不是我所要追求的。
到了這個時候，孟子便直截了當說出齊宣王的心思來了。實際上，在我們現在看來，孟子應該早就知道了齊宣王的大欲是什麼。也許一開頭說穿了，雙方都難為情，齊宣王還可能會加以否認。所以先說一些聲色貨利等瑣碎的事，把齊宣王套住，讓他先否定了這些以後，才真正地放矢，直中紅心，說到他內心深處。因此這時候便說，既然這些都不是你的大欲，那麼除此之外，你的大欲，說來也就可以想像得到了。那就是希望擴張領土（在戰國當時來說，擴張領土，自然就是掠奪別家諸侯的土地，劃入自己的版圖的侵略行為，孟子不便當面指他侵略，只有含蓄地說擴張，因此用這個“闢”字，不用“奪”字）。增強國力，讓目前國際間的最強盛的秦國和楚國，都向你低頭，向你朝拜進貢，那麼你站在霸主的立場，以中國之主的地位，去撫順四夷（東方的夷族，西方的戎族，南方的蠻族，和北方的狄族），要這些沒有文化或文化落後的民族，都來歸順你。換句話說，你的大欲是要成為全中國的領導者。但是，以你現在這樣的做法，而希望能夠實現你這樣的理想，滿足你這樣的慾望，就好比是爬到樹上去抓魚，永遠也達不到願望的。
關於齊宣王說到的大欲，在後面他還會很坦誠、很直率地說到他個人還有好勇、好貨、好色等私慾，而有別於這裡所說君臨中國的大欲。孟子在前面所說的那些衣食聲色等方面的享受，也只是小欲而已。其實，這裡所說的大慾和小欲，只是比較的說法。
就人類的慾望而言，在《禮記》中記載孔子的話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這是每一個人，上自帝王，下至百姓，人人共有的大欲。但是我們要知道，人的慾望是沒有止境的，一個人到了某種地位，某種環境，某一時間，某一空間，他的慾望是會變的，不斷地增加累進。尤其作了君侯的人，除了飲食男女基本的慾望以外，他的大欲就是君臨天下，要權勢，要更大更大的權勢。普通的人，滿足了飲食男女，就是求功名富貴，拿現代的話說，是發展事業，事業成功了，要權力，可以支配別人；有了權力，又希望君臨天下；君臨天下以後，還是不能滿足；那麼，希望長生不老，永遠活下去，永遠掌握著這個權力，所以秦始皇派人到蓬萊三山去求長生不老之藥，當然是求不到，但求不到還是要求，希望在家天下的支配欲上延伸，把這份已得的權力，傳給自己的萬世於孫，永遠掌握下去。
在明、清之間，有一本閒書名叫《解人頤》，這個書名就說明了，只是使人破顏一笑，鬆弛板起的面孔，咧開嘴來笑一笑的意思。這本書里許多記載，的確有令人發出會心微笑之處。不過它也是像《聊齋誌異蔔一樣，大多以狐鬼的故事來諷世。
它所搜羅的許多可笑的文字中，笑里或有血，或有淚，蘊含了許多做人處世的道理，啟發人們的良知，在過去的時代，的確是深具教育意義的一本閒書。
這本《解人頤》中，有一篇很有哲學意味、描述人類慾望無止境的白話詩：
終日奔波只為飢，方才一飽便思衣。衣食兩般皆具足，又想嬌容美貌妻。娶得美妻生下子，恨無田地少根基。買到田園多廣闊，出入無船少馬騎。槽頭扣了騾和馬，嘆無官職被人欺。縣丞主薄還嫌小，又要朝中掛紫衣。 （作了皇帝求仙術，更想登天跨鶴飛。）若要世人心裡足，除是南柯一夢西。
這其中“作了皇帝求仙術，更想登天跨鶴飛”兩句是我隨便湊上去的。這位作者寫這篇白話詩的時候，正是君主專政的時代，當然不敢連皇帝也寫進去。而在歷史的事實上，像秦始皇、漢武帝一樣，作了皇帝又想長生不老的例子也不少。所以齊宣王雖然已為一國之主，但還想君臨天下，那也是很自然的趨勢。
這篇七言韻文的白話詩，可說道盡了人類慾望無窮，欲壑難填的心理狀態。本來一個一無所有的窮光蛋，連吃飯都成問題，一天到晚，勞勞碌碌，也許是貧戶登記，掃街掏溝的。好不容易，賺的錢吃飽了，就覺得身上穿的毛線衣，已經穿了三五年，下水洗過很多次，不夠暖和，去見朋友時，也不體面，於是在衣服上講究起來了。等到衣食兩個問題都已解決，那麼正如諺語所說，飽暖思淫欲，想娶一個漂亮的小姐作太太。後來，太太也娶了，孩子也生了，一家數口，融融樂樂，過得蠻好的，可是還不能滿足。念頭一轉，家無恆產哪！總得買幢房子，弄點田地什麼長久的生產之道，打下經濟基礎，讓下半輩子生活安閒，子孫也不愁吃穿。這些都齊全了，還想買汽車，坐在八個汽缸的全自動別克名牌汽車裡，又想到警察昨天開了一張違規的紅單子，稅務員的面孔不大好看，而朋友張三做了官，比較吃得開，還是弄個一官半職在身，才不吃虧受氣，於是競選去，或者走門路，搞個官來做。官也當上了，可是這縣政府的科長、秘書，能指揮的人太少，來指揮自己的人多，還是不過癮，應該想辦法當大官去。又這樣往上爬，結果當了皇帝還是有慾望，又希望成仙上天，長生不老，所以這位作者最後兩句結論是，人類這永無止境的慾望，除非到死方休。其實人的慾望，是死也不休的。
中國文學裡，有三個很有名的美夢，是指點人生哲學的妙文。一個是莊子的蝴蝶夢；一個是邯鄲夢；還有一個便是唐人李公佐著的南柯夢。縱然南柯夢醒，但人欲無窮，仍不肯罷休。死了還想升天堂，到他方佛國，也許在那裡，可以滿足了在這個世界上所不能滿足的慾望吧！
其中一個唐代文學上有名的夢，便是邯鄲夢。這是說一個廬姓書生，進京去考功名，走到邯鄲道上，疲倦了想休息，旁邊一個老頭子正把黃粱米洗好，要下鍋作飯，就把枕頭借給這個廬生去睡。這個書生靠在他的枕頭上睡熟了，睡中他作了一個夢，夢到自己考上功名，中了進士，娶妻生子，又很快地當了宰相，出將入相，四十年的富貴功名，煊赫一時，結果犯了罪，要被殺頭，像秦二世的宰相李斯一樣，被拉出東門去砍頭。他一嚇醒來，回頭一看，旁邊這個老頭兒的黃粱飯還沒煮熟。
老頭子看他醒了，對他笑一笑說：四十年的功名富貴，很過癮吧！他一想，唉呀！
我在作夢，他怎麼知道？他一定是個神仙來度化我的。於是不去考功名，跟著老頭兒去修道了。
有的說，這個邯鄲夢的主角，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神仙呂純陽，那個老者，便是他的老師鍾離權。這個故事，是教化性的，宗教哲學性的，要人看破人生。所以在後世的文學中、詩詞裡，很多提到黃粱未熟，或黃粱夢覺。
但是後來有一個讀書人，卻持相反的意見。他也落魄到了邯鄲，想起這個故事，作了一首詩說：“四十年來公與侯，縱然是夢也風流。我今落魄邯鄲道，要向先生借枕頭。”即使是夢中事，也可以過過富貴癮。這首詩對人欲的描述，真可說淋漓盡致。
我們除了引用《解人頤》中的一首白話詩，來說明齊宣王在人性上，很自然地會產生君臨天下的慾望以外。其次，我們再從歷史上來看齊國當時的背景、國情和環境，來了解他這慾望的由來。
據歷史上的記載，當齊宣王即位的第二年，魏國樑惠王發動了戰爭，用龐涓為大將，率兵攻打趙國。這一仗，趙、韓聯盟，韓國向齊求救，起用孫武子的孫兒——函瞑的戰爭計劃，殲滅魏國的名將龐涓，打敗了魏國以後，過了將近二十年的安定生活，可以說是當時很有福氣的一個君王。他在安定中，把內政做得還算不錯。
在這時期，他娶了一個歷史上最有名的醜女人“無鹽”作君夫人，這是後話，留待下次再說。他這樣把齊國經營得幾乎有了國際間霸主的氣勢，當然，君臨中國的大欲自然而然地就慢慢形成了。在這二十年當中，他雖有這種慾望，可是沒有發動過大規模的侵略戰爭。只有對北方的燕國，有一次還不算太大的戰役。在《孟子》本書中，下文便有記載，在宣王晚年，到他兒子泯王的階段，割據了燕國一小塊土地，埋下了後來被燕國樂毅連下七十餘城，幾乎亡國的仇恨種子。幸好有田單在莒、即墨二城，又興起反攻復國的事。但是當孟子在齊國的這個階段，也正是蘇秦去齊國遊說合縱的時期，從《戰國策》中，“蘇秦為趙合縱說齊宣王”這篇記載中，便可了解到孟子見齊王時，那時齊國的國情了。
“蘇秦為趙合縱說齊宣王”原文：
蘇秦為趙合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鄲邪（山名，在今山東諸城縣東南），西有清河（《史記正義》：即貝州），北有渤海（案下云四塞之國，則大山、琅邪、清河、渤海。皆以山川形勢言，以郡邑當之恐誤。《方輿紀要》曰：齊西有清河，即濟水也。當以濟水為是。），此所謂四塞之國也。
齊地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錐如疾矢（小矢也，喻勁疾也。），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大山，絕清河，涉渤海也。
臨淄（齊都，故齊城，在今山東臨淄縣北）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率，固已二十一萬矣。
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竿鼓瑟，擊筑彈琴，鬥雞走犬，六博囗囗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戶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
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
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
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故城在今山東曹縣北，故衛地）之道，徑亢父（故城在今山東濟寧縣南，故齊地）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併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
是故恫疑虛揭，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已明矣。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
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這篇資料，一開頭就指出了齊國在戰略上極其有利的地理形勢。國內為一大平原，而四面的疆界，都有大山巨川或深海，可為險阻。所謂“四塞之國”，易於防守，而外敵不易入侵。
次一段，是指出齊國國富兵強的實際情形。蘇秦把齊國的兵力，了解得清清楚楚。他指出，齊國正如現代的強國一樣，軍隊有數十萬人。糧食的儲存，堆積得像山一樣高。軍隊的強盛，攻擊力量的尖銳，行動的迅速，可以雷電疾風作比擬。這當然是蘇秦誇張性的形容，但仍可見齊國的軍力之強。他並指出，這樣強大的武力，一旦有敵人來侵，可以不必離開自己的國境，就把敵人擊退，使得難越雷池半步。
接著他敘述齊國首都臨淄的情形，當時人口就有七萬戶，如果以戰國時代的人口比率來說，則當時七萬戶大約相當於今天的國際名都——紐約市的人口。依照蘇秦的估計，一戶有三名兵役年齡的男子，那麼臨淄在一夜之間，就可以動員二十一萬的士卒，不必再從外縣市徵調，這是首都一地的充足兵源。
再看臨淄的繁榮，經濟上的富庶，所表現在居民日常生活上的狀況，真是富足得不得了。社會安定，經濟富裕後，社會的趨勢就一定會變，於是吃喝玩樂都來了，或者是玩玩竿、築、琴、瑟這些樂器，或者是鬥雞、跑馬、打球以及各種賭博性的娛樂。在路上，車子太多，輪軸常常互相磨擦。路上的行人當然比車子還多，擠在一起，有如台北的西門町，走起路來都感到困難。這些人把衣裳的下擺連起來，或者把袖子接連舉起，就會形成一塊大布幔，密不透氣的。這時候如果大家同時流汗的話，就會像下雨似的。
由於人們都過得殷實而富裕，所以一個個都顯得志得意滿的樣子。 “家敦而富，志高而揚。”這八個字，是蘇秦對臨淄居民的生活寫照，我們在今天讀史時，對於這八個字，就要特別注意了。這八個字，從另一面看，也是一種弊害的源頭。當一個國家，經濟安定，社會繁榮，國民收入增加之後，往往就流於浪費，生活方式多半都驕奢淫逸，精神生活方面則道德墮落，產生優越感，看輕別人。這就是當時齊國的情形，和今天美國的情形差不多。
下面是蘇秦的說辭。他說，以你齊宣王的英明，領導國家建設，趨於如此的地步，各國諸侯，沒有比得上你的。可是你卻還要對西方的秦國低頭，去聽他的話，我蘇秦實在替你暗暗慚愧，真是不必如此啊！
蘇秦這個論調，對當時的齊宣王來說，實在是夠刺激的。
蘇秦指出了齊國當時地理上的先天優勢，以及充沛的軍事與經濟力量，然後再進一步對齊宣王分析當時的國際情勢。他說，韓國和魏國會怕秦國的原因，是他們的邊界和秦國的邊界連接在一起，如果打起仗來，雙方出兵，力量都差不多，不出十天的時間，就可以決定勝負。韓、魏兩個國家，如果打敗了秦國，這場戰爭，必然是很刺激的。雖然勝了，也會損失一半的國力，餘下的一半力量，實在不足以保衛疆土，在國防實力上，還是處在空虛危險的狀態中。假如打了敗仗，當然更慘了，跟著來的，就只有亡國的命運。由這樣不利的形勢，韓、魏就把和秦國作戰，看成了嚴重的問題，所以他們避重就輕，只好對秦朝貢稱臣，以博取和平。
蘇秦的這一分析，確實是有相當道理的，這又證明了他刺股用功，不止是讀一部《陰符經》而已。而是得到《陰符經》的啟示，曉得要注意到各國的形勢，去蒐集國際資料，了解各國的國情和國際現勢。年輕人今天讀書，實在要把握這一點，才不會讀死書，變成書呆子。
他作了國際形勢的分析後，再進一步將齊國的國際關係，分析給齊宣王聽。他指出：秦國當然也有他的大欲，也想君臨中國。不過秦國如果要攻擊齊國，情形就不一樣了。
第一，齊秦之間，還隔了韓、魏這兩個國家，還要藉道於衛國的陽晉，再經過亢父一帶險要的山區。這一段路，戰車無法順利通過，馬匹也不能並行。只要派一百人守在那裡，那麼成千的兵力都攻不進來，是十倍兵力所不能攻克的戰爭死角。
還有，縱然秦國冒了最大的危險，深入內地進犯。它也還要狼顧一番。 （中國相法中，“狼顧”是奸詐的表象，因為狼在走路的時候，是低著頭，眼睛向左右回顧四周。“鷹視”是眼睛發現一個標的時，睜了大眼盯著看，眼神中含有貪婪的擄掠意味。有時狼顧鷹視並用，這是描述一個人的奸詐、貪婪而又狠毒。）要分心注意到韓、魏這些國家，是不是會動腦筋，乘它秦國攻擊你齊國的時候，在它的背側，向它進攻。
以秦攻齊，既處於不利的戰略形勢，又有後顧之憂，因此，這只是唬唬人的心理戰術。雖然秦國的確是躍躍欲試，可是卻不敢輕易付諸行動，所以，秦國不足以為害你齊國，是很明顯的事了。
蘇秦分析了這些情勢，最後作了結論，也是他對齊宣王的進言：現在，你低估自己，沒有想到秦國是奈何不了你齊國的，它根本不敢來攻打齊國，而你反而要去聽秦國的話，跟著它走。幫你出主意的大臣們，實在是估計錯誤了。如今，假使能照我的意見來合縱，那麼齊國不但在名義上，不需稱臣於秦；而且實質上，還是一個真正強盛獨立自主的大國。我希望你能多加考慮。
齊宣王聽了，於是“敬奉社稷以從”，加入了這個合縱的國際組織。
從這裡，我們又可以知道，蘇秦之所以能夠同時把六個國家的相印，掛在他的腰上，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從這一段蘇秦口中所說的齊國情形，齊宣王用孫臏打敗魏國後，二十年來的經營，達到國強民富的地步。而蘇秦以“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兩句話，說動了齊宣王加盟合縱，這證明孟子見齊宣王時，齊宣王正有稱霸天下的心思，這也就是他“笑而不答”的大欲。
在那個時候，天下知名的知識分子，大多數都在齊國，像今天的美國一樣，齊宣王當然想開疆闢土，使秦楚來朝，進而平定天下，這是很自然的。孟子當然知道他有這個野心，這裡不過是用飲食、聲色這些基本的慾念來套他的話，誘導他行仁政。孟子並沒有阻止他這種慾望，只是告訴齊宣王，以他現有的政治做法，而要實現他這樣的理想，就好比爬到樹上去抓魚吃，是絕對辦不到的。在他認為，齊宣王的行為與理想是背道而馳的。
於是齊宣王說，依你這樣說，我現在的所作所為，錯得這麼厲害嗎？孟子說，事實上你的作為，比緣本求魚還要嚴重得多。爬到樹上去抓魚，雖然抓不到魚，再爬下樹來就是，不會有後遺症，不會有什麼禍害。可是你現在的情形不同，以你現在的做法，去追求你那個蒞臨中國，撫有四夷的大欲，縱使你竭盡心力也不可能達到目的，而且會有後遺症、副作用，會帶來災禍的。
曰：“可得聞歟？”
曰：“鄒人與楚人戰，則正以為孰勝？”
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國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上朔下心)於王。
其若是，孰能御之？ ”
齊宣王聽孟子說得那麼嚴重，以他多年來的經營，到達了《戰國策》中所描寫的富強情形，還說有後遺症，當然覺得不可思議，於是對孟子說，你說得那麼嚴重，到底會發生一些什麼事，是不是可以說來聽聽看。
孟子說，假如我自己的故國——鄒，和現在南方的強國——楚國打仗。你看是哪一方面勝利？
齊宣王說，那當然是楚國會打勝的。
於是，孟子說，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小國當然不能去敵對大國，兵少的不能和兵多的打仗，力量弱小的也不能去對抗力量強大的，這是不變的原則。如今，你齊國雖有千里之廣的土地，但卻只佔了天下的九分之一而已。你現在以九分之一的力量，想去征服其他九分之八的力量，以達到稱霸天下、統一中國的目的，就等於鄒國去打楚國一樣，最後一定失敗的，而失敗的後果就嚴重了。所以你最好從根本思想上，回過頭來重作考慮，放棄用武力統一天下的想法，改變國策，從實施仁政做起，使天下讀書人——知識分子，想做官的人，都願意做你的干部；所有的農人，都喜歡到齊國來耕種；所有的商人，都願意到齊國來作生意；而觀光客們也都願意到齊國來游覽；國際上，所有對他們領導階層不滿意的，都到齊國來向你投靠。
到了這個地步，雖然你不動一兵一卒，誰又能和你相對抗呢？
孟子的這些主張，是反緣木求魚的。而他把齊宣王有做法，比為緣木求魚，的確比喻得很妙，所以這句話也就成了後世幾千年來，大家常引用的成語。
說到緣木求魚，想起另外一句成語——“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句鼓勵別人的話，和緣木求魚的意義不一樣，作用也是不相同。一般人聽了“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話，都很高興，認為是被誇獎勵，而沒有仔細去想一想，為什麼說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呢？試想想看，在地上豎立了一根一百尺高的竿子，當一個由地面向上爬，爬到了一百尺的竿上，已經到了頂點了，還鼓勵他更進一步？
這一步進到哪裡去？再一步就落空了，落空可不就又掉到地下來了嗎？所以這句話的意義，是勉勵人，要由崇高歸於平實。也就是《中庸》所說的“極高明而道中庸”。
一個人的人生，在絢爛以後，要歸於平淡。
在明人的筆記中，有一則類似“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故事。敘述一位道學家求道的故事。這位道學家修道，研究了許多年，始終搞不出一個堂來，得不了道，非常苦惱。於是有一天，帶了一些銀子，出門去訪名師。不料在路上遇到一名騙子，知道他是出外訪師求道的，身邊帶有許多銀子。就打他的主意，設法和他接近。騙子當然是很聰明的，和他一聊上天，兩人就很談得來。可是儘管這個騙子，假裝是得了道的道學家，使這位求訪名師的書呆子道學家，對他十分欽佩，但就是騙不到他的錢。後來，到了一個渡口，要過河了。這名騙子腦筋一轉，對道學家說，要傳道給他了，而且選擇在船上把道傳給他。這位道學家聽到有道可得，非常高興。兩人上了船，那個騙子告訴道學家，爬到船桅頂上就可以得道。這位求道心切的道學家，為了求道，為了便於爬桅杆，他那放有銀子而永不離身的包袱、這時就不能不放下來了。當他爬到桅杆的頂端，再無寸木可爬的時候，也沒有看見什麼道，便回過頭來，向這位傳道的高人請教：道在哪裡？不料那名騙子早已把他留在甲板上的包袱銀子拿去，走得無影無踪了。船上的其他乘客都拍手笑他，上了騙子的當。可是這位道學家，在大家拍手笑他的時候，他在桅頂上，突然之間真的悟了，所謂道就在平實之處，並不是高高在上的什麼東西啦。於是立刻爬下桅杆來，對大家說，他不是騙子，的確是高明！的確是吾師也！他高高興興地回去了。
這雖然是一則諷刺道學家迂腐的笑話，透過這個笑話來看，實在有其至理。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哪句話一樣，道就在平庸、平淡之中，也就是極高明而道中庸的道理。
笑話說過了，再回到《孟子》的本文。我們看他在大原則上，對齊宣王說，不要用武力，而以仁政，使天下歸心，各行各業，各階層的人，都會願意到齊國來，作齊國的臣民。如此，自然就可以“範中國而撫四夷”，齊宣王的大欲，就可以達到了，這當然是沒有錯的。
但是參考蘇秦、張儀，這些所謂縱橫家的謀略之士們，依據各國的情勢、地理環境、時代背景、戰略地位，再配合國際關係的說辭，則與孟子之說有所不同了。
就戰略、政略問題的討論上來說，我們不妨牽扯一點孫武子所著《兵法》中的兩段記載。孫子說：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兵者，詭道也。
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如果我們假設一下，由孫子來與齊宣王見面，那麼他將會說出上面這些話的。
從這裡看到，以一師之眾，要十萬人作後盾，而所花費的戰費，是多麼龐大，所以作戰用兵久了，絕對不可能對國家有利。後人也說兵貴神速，如果戰爭拖下去，絕沒有好處。抗戰期間，日本人估計，只要三個月便可征服中國了。而我們對日本人的戰略，就是以空間換取時間，盡力設法把戰爭拖延下去，使日本人渡太平洋而戰的部隊，師老兵疲，自嘗敗亡的苦果。所以，如果沒有把作戰的害處弄清楚，就不會懂得用兵，當然也就不會得到戰爭的勝果。因此，作戰並不是那麼容易的。這又是個不同的論點。
王曰：“吾瑉，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闢、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同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民也輕。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王欲行之，剛益反其本矣。 ”
齊宣王聽了孟子這一番行仁政的王道理論，似乎還聽得進去，對孟子的態度也算客氣，稱“夫子”，不像梁惠王只稱他“史”。所以他對孟子說，我真有點糊塗，沒有你看得那麼遠，這方面還有什麼更高深的道理，希望你幫助我，明白地告訴我。
雖然我還不夠聰明，或者可以聽你的辦法，試著去做。
於是孟子提出一個原則來，也成為後世的千載名言。不過名言是名言，有時候又會事實歸事實。因為在某一種時代，某一種情況，或某一種特殊的因素，這種種客觀的條件下，現實與理論會互相違背的。
孟子這句名言的意思是，有恆產的人才有恆心。他說“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假使一個人沒有穩定的經濟基礎，而對一件事，一個觀念，或一個中心思想，能夠專心一致地奉行下去，中途並不因窮困而改變他的節操，不見異思遷，不改行跳槽的，只有那些品德好、有修養、有學問的人才做得到。普通的人，一定要有了穩定的經濟基礎之後，才可能奉公守法，才可能講禮義廉恥。四川朋友有兩句諺語：“最窮無非討飯，不死總會出頭。”一個人既然窮到了討飯，他還有什麼顧慮？這時候名譽根本無所謂了，什麼操守、人格的，更是管他去的。為了填飽肚子，為了活命，什麼都做得出來。一般沒有固定產業的人，既沒有恆心，就沒有中心思想，平日的生活行為，或者是任意妄為，放肆胡搞，或者是稀奇古怪，吊兒郎當，或者走邪門，或者揮霍無度。因為在沒有恆產的心理上，認為反正就是這麼點錢，花了再說，享受了再說，所以沒有錢的，反而捨得花錢。錢花慣了，虛榮心越來越大，總有一天錢不夠用了，於是心存僥倖，動起腦筋作姦犯科，無所不為了。
等他們犯了罪以後，你齊宣王用法令，又把他們抓來，再處罰他們，一定是這樣辦的。現在，你看見他們犯了罪以後，只曉得去處罰他們，而不改善你的政策，使他們不致於走上犯罪的路，這就等於你設下犯罪的陷阱引他們跳下去，結果又來責罰他們，這就是陷他們於不義。一個真正行仁政的領導人，是不會如此對待老百姓的。
看完了這一段孟子的談話，我們就可以作幾點研究了。
第一，我們讀了《戰國策》中蘇秦描寫齊國，尤其描寫齊國首都臨淄的情形，是那麼繁華，那麼奢靡，而這種社會形態的內在精神又是什麼呢？所表現的是一種什麼樣的社會心理呢？就是孟子這裡所講的：“放、闢、邪、侈，無不為已。”而終於“陷於罪”的一種社會心理和時代精神，是病態的，而不是健康的。以現代的理論去衡量齊宣王時代的社會，是沒有真正實行民生主義，使每一個國民，每一個家庭，都得到富足、安樂、和睦、健康的生活，而只是表面的繁華而已，只是一個所謂“浮華”的社會，並不是踏實的安和康樂。
第二，孟子的這段話，雖然是對齊宣王說的，可並不一定齊國才如此。戰國時代，各國的情況，也都是如此，無以強國為然。所以孟子的話，也可以說是針對整個時代而說的。
第三，在任何時代，任何政權下，政治不上軌道，社會形成病態，都會產生這類現象。
那麼如何才能做到強國富民的均富政治，建立安和康樂的社會？孟子繼續說出了他的意見，在現代來說，他指出了民生主義的重要性。他主張先要使每個人經濟安定，每個家庭經濟充裕，然後達到社會的富裕，國家的富強，仁政一定要以經濟安定，安和康樂的社會為基礎。在當時，是沒有現代這些分門別類的術語，來表達這種政治的境界，孟子只有以具體的事實狀況作說明。所以他說，一位英明的政治領導者，實行建設安和康樂社會的政策，必須要使得每個國民，對上能夠養得起父母，對下能夠娶得起妻子，生兒育女後，要有撫養孩子的能力，更重要的，到年成好，豐收的時候，大家都可以吃飽；即使遇到歉收的凶年，大家也不會有餓死、流亡的痛苦。假如社會建設到這個地步，每個國民都可以安居樂業，然後再施以教化，教百姓都向好的一面去努力，往好的方面去求進步。這些也都做到了，你有事下一道命令出去，老百姓們很自然地都樂於聽從了。
現在你齊宣王在民生問題上的措施，究竟如何呢？你走軍國主義的路線，武力第一，只求國家的強大，實施專制的、獨裁的、集權統治的政治。拼命榨取人民，擴充國家的武力軍備，結果弄得老百姓養不起父母妻兒，家庭破碎。即使年成好，農產豐收，也被集權統治的政權——徵斂去充實軍備了，老百姓還是吃不飽。假如是遇到年歲不好，糧食歉收，那就更慘了，只有餓死。到了這個地步，活都活不下去了，還談什麼教育，講什麼禮義。所以齊宣王你，如果想行仁政，使全國國民都很樂於服從你，然後以王道領導天下，那麼你就應該一反今日的作法，回到根本原則上去檢討，有所改變才行。
我們看到孟子這項主張，就知道儒家的孔孟之道，並不是像後儒所說的那樣，坐在那裡空談、講道，鑽研心性微言，講授孔孟理學，靜坐終日，眼觀鼻，鼻觀心，觀到後來，只有“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那才真是誤了道，造了孽了。
所以孔孟之道是救世濟民的，正如管子政治哲學的名言：“倉凜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都是先要個人的經濟充裕了，才有安和康樂的社會，然後才能談文化教育，談禮樂。孟子也是如此，大家可不要冤枉了孟子，以為他們是坐在那裡眼觀鼻，鼻觀心的，只講養浩然之氣，講盡心修道而已！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美。謹庫序之教，中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這一段話，前面孟子見梁惠王的記載中，已經有過。只是“數口之家”，在這裡記的是“八口之家”；“七十者衣帛食肉”，在這裡記的是“老者衣帛食肉”；這些具體數字的些許差別而已，在文義上，沒有什麼不同，所以這裡就不再作字句上的講解了。
從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之事開始，到這里為止，他和孟子一波三折，數度起伏的談話，告一個小小的段落。就在這一小小段落中，有好幾個值得我們研究討論的重點。
後世常引用孟子的許多名言名句，如“君子遠庖廚”，“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是不為也，非不能也”，“猶緣木求魚”，“鄒人與楚人戰”，“無恆產，無恆心”及“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等等，不但是文學上的名句，也是學術思想上的名言。無論研究政治，研究經濟，研究社會，乃至於研究民生問題，土地改革，以及心理建設，文化教育等等，都是很有參考價值的至理名言和最高原則。
它涵蓋的意義，相當廣泛，值得作更深入的研究。
其次，齊國當時的社會，尤其首都臨淄的景象，表面上是商旅輻接，經濟繁榮，市面一片景氣，簡直如歐洲的羅馬鼎盛時期，又如今天新大陸的紐約一樣。然而，這種繁榮的現象，是真實的嗎？是表裡一致的嗎？不然！在齊宣王的戰國時代的政體，一般學說上，稱之為封建制度，這是對中央政府的周天子而言。如果以諸侯各國的內部施政，就諸侯與人民之間的權利義務而言，則與秦以後的專制政體，是完全一樣的。所以一般以為在秦商鞅變法以後，才有“私有財產製”，其實春秋諸侯各國，早已演變成了私有財產製。從孟子建議梁惠王和齊宣王“五畝之地，樹之以桑”。發展農村副業以達到“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的目的，就證明了當時的財產私有製。商鞅不過是就當時演變發展所形成的事實，製作一套更完整的法令制度出來，更便於徵斂而已。當時各國的財政、軍用，都靠徵斂而來。而徵斂的對象，唯有從土地上去不斷壓榨，在農產品上去征收了。
不但戰國時代如此，後世兩千年來，儘管在漢以後，有了鹽、鐵資源的開發，所謂“上山下海”，擴大了生的領域，增加了這兩方面以及其他商業貨物方面的稅賦收入。可是直到幾十年前，我們還是以農立國，於是不可避免的，農民就挑起了國家財政的重擔，成為徵斂的主要對象。尤其在戰國時代，國家一旦用兵，軍費支出之浩大，人力消耗之慘重，如前面孫子所說的那樣，實在是農民們的苦難。
所以孟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不只是對齊宣王說的，也是對當時各國說的。不只是戰國時代如此，後世幾千年來的事實，大多如此。而他的“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的希望，也是幾千年來國民共有的希望。儘管幾千年來的歷史，都在歌頌農民，讚歎農民，但在沒有實施“耕者有其田”的平均地權政策以前，農民的生活始終沒有獲得保障，始終是一個問題。
其次，我們研究政治的也好，研究社會的也好，研究軍事的也好，許多都認為歷史上朝代的變更，是由於農民不滿於政府的壓榨，而起義革命，也有的說是農民與知識分子結合而起義。認真地說，只有來自農村的人，知道民間的疾苦，與知識分子結合，起來革命的則有，至於農民本身起來革命的事情則沒有。固然漢高祖、朱元璋曾經種過田，但也只是一個短時期，不算是真正的農民。但是，因為中國的農業社會，幾千年來，都停留在“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的狀況之中，有人起來鼓動一下的時候，社會就亂了。
以上這些是中國的情形，我們放眼看世界各國，又有所不同。例如歐洲的古希臘、西班牙等等國家，先天上沒有辦法向農業方面發展，只有在商業上找出路。而商業的最好出路，是航海到別的島嶼或陸地做生意，於是形成了海運的發達。當時的所謂海運，老實說，到了陸地，有王法的地方就是貿易，在海上一般人看不見，就是海盜。至於奴隸的買賣，女奴的掠奪，乃至新大陸的惡行劣跡，都是有史可尋的。大概說，十六世紀以前，歐洲國家並不富裕，連黃金都少有，許多都是這些海盜們搶印度，騙中國，這樣從東方劫掠過去的。
等到歐洲的產業革命以後，機器發達，代替了人力，資本集中，大量生產以後，資本家的財富愈來愈多，工人愈來愈苦。這時馬克思看到當時的景象，才提出了勞工第一，勞工神聖等意識，才有共產主義思想的產生。
但是也說明了，在歐洲、美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區，不問其是以農立國或工商立國，在過去的歷史，一般百姓們總是過著“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的生活。
至於今後如何呢？經濟不斷地發展，社會福利等措施也不停地擴展，大家都汲汲於全人類的“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結果如何呢？問題似乎並不單純，也不樂觀。因為還有一個複雜的心理問題有待處理，在心靈的修養，達到相當的程度，精神、物質兩方面都滿足了，人類才有安定的可能。不然，仍會造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的痛苦。
孟子和齊宣王的這段談話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他們兩人思想上，最大的一個分歧點。孟子是聖賢，聖賢的思想，處處是為了大多數人，普遍的、平等的和長遠利益著想，要大家“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而齊宣王是一個國君，尤其是戰國時代的典型君主，他的為政，是為了他那笑而不答，隱藏在心裡的“範中國而撫四夷”的個人大欲。所以我在前面講到，歷代帝王出來打天下，口裡都是說為人民解倒懸之苦，而事實上是為了滿足他們個人的權力欲。過去由英雄主義一變而躍登帝王寶座的帝王與強盜，都一樣會造成社會的不安和動亂。
元朝時有人就曾寫過這樣一首詩：“中原莫遣生強盜，強盜生時豈可除？一盜既除群盜起，功臣原是盜根株。”
元人還有一首諷刺帝王政治時代官場的白話詩說：“解賊一金並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鑼是金屬製成的，所以金字也就是代表鑼。
我們研究《孟子》到這裡，從書上記載的編排次序，可以知道孟子已見過了梁惠王、梁襄王和齊宣王。前後三位國君，每一位國君的思想觀念、處境以及素養，都有所不同。而孟子對他們，卻一貫地闡揚王道政治的哲理和政策。
從他和這三位國君的談話中，我們可以了解，就教育的方法看，他是用誘導的方式，就教化的立場而言，他始終走的是師道與臣道之間的路線。例如：他對齊宣王的談話，一開頭就把握住齊宣王不忍殺牛這一點善念，然後教他將這一點擴而充之，推及到愛人、愛世上面。這就是順其所念所行而誘導，不像一般宗教或其他說教的理論，以辨別是非善惡的方式，在可以與不可以、善良與罪惡的種種對比中，作強制性的說教。而是先同意、贊成對方的意見，而後誘導對方，使他擴而充之，知道自己所愛好的別人也愛好，自己所要的別人也要，這就是孔子“推己及人”的恕道，也是實施仁義之道的方法。所以跟著下面齊宣王說到自己好樂、好勇、好色、好貨的時候，孟子都說沒有關係，不要緊，不過要擴而充之，使天下人都能達到富強康樂的生活水準。
我們看到孟子這種教化的方式，聯想到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眾所周知，兩千多年以來，孔孟之道一直是中國文化的中心，也是儒家思想的中心。但是幾千年來，儒家在推行王道政治，發揮仁道精神的作為上，雖然秉持著師道的原則，但事實上，始終是走臣道的路線。換言之，是“依草附木”式的，依靠一個既成的力量藉以推行王道的理想。儘管儒家標榜的是堯、舜、禹、湯、文、武歷代帝王的盛德，可是他們本身所走的路線，都是依據既成的力量，推行他們的理想；依附別人的門戶，並沒有自己去走出一條路來，或自己起而行之，去實現他們的理想。
簡要而切實地說，儒家從來沒有想到自己為堯，為舜，也沒有這樣做過，他們只是希望已經在位的帝王，能夠變成堯，變成舜，因此影響到後世兩干年來的儒家思想，永遠是走臣道的路線，只希望做到“致君堯舜”，使在位的帝王，能夠像堯舜一樣，施行仁政。
可是，“致君堯舜”又談何容易！自秦漢以後，歷代的帝王，在基本素質上，他們不但並非堯舜的根株，而且都是以征服起家的。正如杜甫《過昭陵》詩說：
“草昧英雄起，誆歌歷數歸。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
這一首五言絕句，短短的二十個字，對於歷史哲學的感慨，既含蓄又坦率，直言無隱，和司馬遷寫《史記》的哲學觀點，完全一樣，只要懂得古詩寫作原則，了解所謂溫柔敦厚的含蓄藝術，便可透過他每一句的字面，明了他所說的深邃含義。
第一句“草昧英雄起”，一開頭就說明生當亂世時期，英雄都起於草澤之中，成王敗寇，很難論斷，到了成功以後，便四海漚歌讚頌，認為是天命有歸，歷數更代，成為不可置疑的真命天子。事實上，他們無非都起於風塵之中，猶如漢高祖，手提三尺劍，斬白蛇而起家。到了以戎衣而平定群雄之後，江山社稷便成為一家一姓的天下了。他由唐太宗的開基創業，而聯想到漢高祖等歷代帝王，幾乎都是一個模式出來的。
便“乃翁天下”雖在馬上得之，當然不能在馬上治之。於是乎才輪到了後世標榜儒家的讀書人們，來坐而論道，大談其治平之學，與孔孟之道了。事實上，那些天子的禀賦，既非堯舜的本質，要想“致君堯舜”，豈非癡人說夢。歷史上雖然也出過極少數幾個比較好的皇帝，到底距離孔孟所標榜的先王之道，相差太遠。可憐的後世儒生們，在文章上拼命講述“致君堯舜”，而事實上每下愈況，都只是希望自己考取功名以後，“致身富貴”而已。
像孟子一樣，極盡所能誘導齊宣王走上王道的路子，結果還是徒勞無功。何況既非孔孟之才，又非孔孟之聖，哪有可能？此所以我們過去的文化歷史，始終在帝王專制政體中，“內用黃老，外示儒術”的一個模式之下，度過了兩千多年。也使孔孟的道統精神，依草附木式地攀附在帝王政體之下，綿延存續了兩千多年。
以前我在讀《孟子》的時候，也曾為古聖先賢們發出同情的一嘆，寫了一首不成才的詩：“千秋禮樂論興亡，儒墨家家爭辯忙。堯舜不來周孔遠，古今人事莽倉倉。”我說是不成才的詩，那是老實話，絕不是自謙。
在文藝與哲學相凝結的唐詩裡，前有杜甫《過昭陵》的五言絕句，後有唐彥謙《過長陵》的一首七言絕句，都是很好的歷史哲學寫照，而且很典型地具有溫柔敦厚的詩人風格。他的詩說：“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杯。千古腐儒騎瘦馬，灞陵斜日重回頭。”
第一句“耳聞明主提三尺”，是說由歷史得知，凡是開國的君主帝王，大都以武功而得天下。這一句和杜甫詩的涵義一樣。第二句“眼見愚民盜一杯”，其典故出在漢文帝時，張釋之為廷尉，說“愚民有盜長陵一杯土即斬首”的法令，此處影射歷史上成王（奪得天下即為天子）敗寇（侵犯帝陵即便殺頭）的人生悲劇。下面兩句，也便是我們常有的感慨，自孔孟以來，後世的讀書人——儒家們，雖然滿腹詩書，究竟有何用？比較有成就的，也只是引經據典，成為第一流的幫閒而已。等而下之，差一點的，一輩子死於頭巾之下，談今論古，滿腹酸腐味道，也就是漢高祖——劉邦口頭常常愛罵的“豎儒”或“鯫生”、“腐儒”之類，等於近代常用的“酸秀才”、“書呆子”，是同樣的意思，所以唐彥謙在他後兩句詩里便感慨地說，最可憐的是像我們這些唸書的，生逢亂世，“千古腐儒騎瘦馬”，只有一副窮酸落魄的樣子，在那夕陽古道，經過漢王帝寢的灞陵之下，回頭望望，發思古之幽情，作一副無可奈何的窮酸樣，所謂“灞陵斜日重回頭”而已。
在宋人筆記上記載著一則故事更有趣。有一次，宋太祖趙匡胤經過一道城門，抬頭一看，城門上寫著“某某之門”四個字，他便問旁邊的侍從秘書說，城門上寫著某某門便好了，為什麼要加一個“之”字呢？那個秘書說“之”字是語助詞。趙匡胤聽了就說，這些“之乎也者”又助得了什麼事啊！
講到這裡，同時要注意中國文化的詩和哲學等等，都有我們民族傳統的特性，必須具有溫柔敦厚的內涵，才算是忠厚之德，不然，就都流於輕薄。中國人喜歡作詩，無論是古詩或今詩——白話詩，反正大家先天秉性就有詩人的才情，這也是我們民族的特殊氣質之一。但是有才華，還必需要經過力學的鍛煉才好。比如詩聖杜甫，或者較有名的歷代詩人們的好詩，都有這種風格。剛才所舉杜甫、唐彥謙兩首和歷史哲學有關的詩，的確是涵養深厚，使人讀了雖然有感於懷，卻不致憤世嫉俗。
相反地，有同樣的思想，但一下筆、一出口，便具有煽動性，容易引起叛亂意識，猶如上樑山泊式的詩，我們舉一個例子來看，那便是前面所講元朝人作的那首：“中原莫遣生強盜”的詩，你能說這首詩作得不好嗎？看來淺顯明白，而且直截了當便表白了對歷史哲學的看法，哀傷感嘆、悲天們人的文學心理，都兼而有之，但它在文學的價值上，就不足為訓，不足為法，到底是缺乏文化熏陶的根基。前兩首與此有同樣的意義，但用不同的文字修養來表達，便合於中國文化“溫柔敦厚，詩之教也”的標準了。前面提過近代詩人易實甫先生的“江山只合生名士，莫遣英雄作帝王”那就對了，這也是文化與教育最要注意的地方。
尤其是諸位年輕的同學們，如果去當老師，培養後一代，那就更要注意了。像我現在講《孟子》，講，故意用輕鬆的辦法，嬉笑怒罵，來引起大家對固有民族文化思想的注意，只能偶而一用，到底有流於輕率之嫌，不足為訓。所以我始終說自己這些講解，雖然用心良苦，但卻不入正途的。大家千萬注意這一點，有的人用來可以改邪歸正，但同樣的方法，被別人用偏差了，說不定會改正歸邪了。
現在我們研究，孔孟當時為什麼會走這種師道與臣道之間的路線呢？我們知道，雖然後世的儒家，有了門戶之見，對於道家的思想起了爭論，但是在孔孟當時的知識分子，是沒有儒道之分的。老子有三寶之說：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孔孟的這種作法，也就是老子的“不敢為天下先”，絕對沒有挺身而出，親自扮演堯、舜的思想。
這種自己絕對不來的態度，是儒家的好處，因為他們唯恐會使天下更亂。儒家自己不來，好了儒家，卻苦了天下的老百姓，更可憐的是影響後世的儒家精神，只能規規矩矩走臣道的路子，但是要想“致君堯舜”——走上王道，改變現有的狀態，卻又往往力不從心，受到各種客觀環境的限製而事與願違。在達不到理想的時候，有時只能以身殉道，充分發揮了“臣節”的教育精神，做到了盡忠報國，盡忠報工而已。如果就行為哲學和歷史的事實互相參究起來，那麼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也是個很難解決的問題。我們看歷代的名臣和大臣以儒家之學，處身廟堂，儘管有許多作為，有許多成就，可是一遇到帝王本身或者宮廷中出了問題，他們便一點辦法也沒有。所以從幾千年的歷史來看，儒家只是一直依傍人家的門戶，無法自立，也無法對天下有更大的影響。讓我們拋一句文言，便可說：“至堪浩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