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孟子運氣相當不好。正當他和梁惠王慢慢談得來，已經可以勸梁惠王不必懷疑他的“王亦曰仁義而已矣”的道理，不要猶豫去施仁政的時候，不幸得很，梁惠王死了，新王——梁襄王即位，這時孟子即將離開魏國，因為新王上台，一切情形也就不同了。下面就是孟子和這位新王見面後的情形：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
'天下惡乎定？ '吾對曰：'定於一。 ''孰能一之？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孰能與之？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美。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其如是，熟能御之？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御之？ ”'
這一段文章，寫得真好，不要說在古文中，很少有這樣生動、幽默的作品，就是在現代用白話文來寫，也很難寫得如此活龍活現，而又恰到好處。在字裡行間，體會一下，蠻好玩的。
魏國的新王——襄王即位了，第一次召見孟子，孟子去了，可是兩人見面談話的情形和內容，沒有作客觀的直接記述，只說孟子見了襄王以後，出來了。然後由當事人之一的孟子對別人說：這位新王，一眼看上去，給人的第一印象，就不像個皇帝。 “望之不似人君”這句話，成了名言，成了大家的口頭話。幾千年來，直到今天，大家常會藉用這句話去批評別人，每個人都可以體會一下，當借用這一句話去批評別人時，自己的心理、情緒上，是什麼狀況，那一種心理狀態也是頗為複雜、微妙而難以形容的。
孟子又補充一句說：等到接近他時，再仔細地看看，他一點謙虛之德都沒有，一點恐懼戒慎的心情也沒有。我們知道一個越是有德的人，當他的地位越高，臨事時就越是恐懼，越加小心謹慎。尤其當時的魏國，在戰略地理上，處於四戰之地，強鄰環伺，而又已經打了幾次大敗仗，正是國勢不振的時候，他應該知道，這個國君是不好當的。別說是這樣一個國際現勢，就是天下太平，身居如此高位，也該誠惶誠恐才對，可是梁襄王一副公子哥兒的作風，滿不在乎的樣子。所以孟子說他“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不但一國君主應該戒慎恐懼，就是一個平民，平日處世也應該如此，否則的話，稍稍有一點收穫，就志得意滿。賺了一千元，高興得一夜睡不著，這就叫做“器小易盈”，有如一個小酒杯，加一點水就滿溢出來了，像這樣的人，是沒有什麼大作為的。
這兩句話，是孟子敘述他觀察梁襄王以後所得的印象，好像是替梁襄王看相。
當然，這個看相不是看眼睛如何？鼻子如何？運氣又怎樣？這是一般江湖術士的看相術。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對於“識人”的學問，有好幾部書。漢末有劉劭的《人物誌》。最近的有清代曾國藩的。 《人物誌》，可視之為看相的書，也就是識人之學。所謂“形名”之書，也可看作是現代研究人事管理，不可不讀的書。
裡面是討論人的器宇、器度、神態等問題。其實說到看相，中國很早遠在戰國時代就有。在漢代有一個著名的相人者名叫許負，名聲普聞朝野，看相看得很準。當然，也有一些是獻媚的小人，對人說些好聽的話，一味地阿諛奉承，這是另外一回事。
但從一個人外在的言默舉止，而看他的內在品德修養，也是一件很難的事。以現代的名辭來說，就是品質問題。現代的工業產品，要加強品質管制，就是每一種產品，有它一定程度的規格，這種規格，就是起碼的品質。產品有一定品質，出廠前要用科學方法，精密儀器鑑定，超過標準規定的是優良品質，不及的就是不良品質，必須淘汰。人也有各人的品質。人之所以成功，自有他器度，有優良的品質。而看人的器度好壞，也如同鑑定東西品質好壞，從外形上即可看出一樣，從人的言默舉止之間，即可看出此人之氣質如何。如所謂“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等對帝王人物的評語，就是對器度的描寫。如形容漢高祖的隆準、龍顏等等，表面像龍的那個樣子，鼻子高高的，下面大大的像一顆獨蒜頭，嘴巴闊到耳根邊，睜大了兩個眼睛，好看不好看呢？不去管他。也有人說明太祖朱元璋的相很像豬，指現在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那張朱元璋畫像是假的，而在廬山天池寺的一張才是真的。我看過廬山天池寺那一張被指為真的明太祖畫像，真的就像一個豬頭，所謂五嶽朝天，嘴唇特厚。在我看來，廬山那張是假的，故宮那張是真的才對，否則一個皇帝長成那個豬頭樣子，實在難看！事實上也不可能。這是講歷史故事的閒話。
另外在歷史上有兩件關於人的器度的故事。也足以證明人的器度，的確是他的內涵修養氣質的表現。晉朝著名的奸雄，也是歷史上一位半成功的人物——桓溫，他代蜀打到了川東，在白帝城看到了幾堆砌起的石頭，據說是諸葛亮當年作戰時，依奇門遁甲，克敵制勝而擺下的八陣圖。這時桓溫自認為了不起，覺得諸葛亮也不過如此。因而表現出一副很自豪的態度，便向身邊一名在年輕時候、曾經跟隨過諸葛亮的老兵說：“你是跟過諸葛丞相的，今日你看看我和諸葛公比較起來怎樣？”
這位老兵最初連聲說：“差不多！差不多！威風差不多，可是……”頓了一下，他又嘆了一口氣說：“我跟過諸葛丞相許多年，可是諸葛丞相死後，這幾十年來，又看了這許多人，可就沒有一個比得上諸葛丞相。”桓溫聽了這位老兵的結論，臉都發白了。
桓溫平日就很自我欣賞他的雄姿、風度、氣質，認為和晉宣帝、劉琨他們的氣質不相上下。他征伐了秦國回來的時候，收買了一個年紀大的女僕人，查問之下，這個女僕人，以前就是劉琨的女僕，自然是熟識劉琨的。這個老女僕一見到桓溫的時候，就禁不住流下眼淚飲泣起來，同時對桓溫說，“您很像劉司馬”。桓溫聽了她這句話，正中下懷，高興得不得了，可是還不自滿足，再把帽子戴戴好，衣服拉拉平，弄得更端端正正，又問這個女僕，“你再仔細看我，到底像劉司馬——像到什麼程度？”這個女人一面仔細看他，一面說：“您的面貌很像，就是面皮薄了一點，不像他那麼福泰；眼睛也很像，可惜小了一點，再大一點就好；嗯，鬍鬚的樣子很像很像，可惜您是紅鬍子，不像他的烏亮；整個身材也差不多，奈何您不及他高；聲音也像，但是您的聲音有點娘娘腔。”這個老僕婦，奉命評頭品腳，談了老半天，說得什麼都像，可是什麼都差一點，都不像。把一個桓溫氣得摘下帽子，脫了袍子，乾脆跑去蒙頭大睡，好幾天都不快活。此外，例如許劭看曹操，便說他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曹操問裴潛說：“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裴潛說：“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二若乘邊守險，足為一方之主。”
這些有關歷史人物的評鑑，都是絕頂聰明的人旁觀者清的智慧之語，當然不是全仗看鼻子、眼睛等五官相法而論人物的。
大人物的情形如此，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氣質。有這樣一則笑話：清朝末年，國庫空虛，於是鬻官賣爵，設立捐班，定下價格，捐多少錢，便可做多大的官，以資斂取。當時有一個發了橫財的船夫，捐了一大筆錢，得了一個七品頂戴，也在禮部學了禮，大概用苦功學了一段時間，在場面上也能擺出一副官架子來了。可是有一次，和一些同一階層的官員們在一起吃飯，這位捐班出身的大人，在拿起筷子來夾菜之間，仍不改他在船上吃飯時的習慣，右手拿的筷子往左掌心一戳，把兩根筷子，弄得齊平。他的這個小動作，被同席的人看見了，一一猜就知道他是捐班出身，而且以前可能以是作船夫的。這還是小事。飯後大家坐下來喝茶聊天，其中有一位進士出身的清廉縣知事，穿的一雙靴子破了，但他仍毫無愧色地伸在前面擺開了八字腳。這位捐班的船夫看見了，於是說，某大人！你的靴子破了。這位縣知事聽了不但沒有難為情，反而舉起腳來說：“我這靴子的面子雖然破了，可是底子好得很。”
這是一句雙關語，意思是說：我這縣官的底子，是憑學問考來的，不像你老哥這個官兒是用鈔票買來的，所以羞紅了臉垂下頭去的，反而是這位笑別人破靴子的船夫。
這就是氣質的不同了。
可是看人的氣度，有時也是不簡單的。像這位船夫大人在手心里齊筷子，是很明顯的所謂職業的習慣性動作，但也有時一些似是而非的外表，那可就要別具慧眼來辨別了。像《呂氏春秋》說的：
相玉者，患石似玉。相劍者，患劍似吳於將。賢主患辨者似通人，亡國之君似智，亡國之臣似忠。
識人如辨物，那一種似是而非的贗品，最會把人難倒，玉和石，是很容易分辨得出來的。但是遇到一塊很像玉的石頭，那麼珠寶店的專家，也感到頭痛了。至於評斷寶劍也是一樣，普通的生鐵所鑄，鋒刃不利的，一望而知。但是樣子很像什麼干將、莫邪的古代名劍，也會令古董商人頭痛。物因如此，對人的認識就更難。因為人是活著的，是動的，會自我巧飾，所以一個很賢能的君主，也怕遇到那種耍嘴皮子能說善道的辯士，弄得不好就誤認他是有真才實學的通人，予以重用而終於誤國。歷史上更有許多亡國之君，看來非常聰明；一些亡國之臣，看來非常忠心的。
例如大家最崇拜的諸葛亮，也把馬謖看走了眼，而自嘆不如劉備的知人。
鑑識人，見其器度困難，即使是從言默舉止有了認識，也是不夠的，還必須要更深入地了解他的個性。在苟說的《申鑒》中，有一段討論到氣度的反面個性說：
“人之性，有山峙淵停者，患在不通。”一個穩如山岳，太持重的人，做起事來，往往不能通達權宜。 “嚴剛貶絕者，患在傷士。”處世太嚴謹剛烈，除惡務盡的人，往往會因小的漏失而毀了人才。 “廣大闊盪者，患在無檢。”過分寬大的人，遇事又往往不知檢點，流於怠情簡慢，馬馬虎虎。 “和順恭慎者，患在少斷。”對人客客氣氣，內心又特別小心謹慎的人，在緊急狀況下，重要關鍵處，則沒有當機立斷的魄力。 “端愨清潔者，患在狹隘。”做人方方正正，絲毫不苟取的人，又有拘拘縮縮，施展不開的缺點。 “辯通有辭者，患在多言。”那種有口才的人，則常犯話多的毛病，言多必失，多言是要不得的。 “安舒沉重者，患在後世。”安於現實的人，一定不會亂來，但他往往是跟不上時代的落伍者。 “好古守經者，患在不變。”尊重傳統，守禮守常的，又往往會食古而不化，死守著古老的教條，於是就難有進步。 “勇毅果敢者，患在險害。”現代語所謂有衝勁，有乾勁的人，在相反的一面，又容易造成危險的禍害。
所以認識了一個人的氣度，同時還要看他這一種氣度在反面有什麼缺陷，那麼“事上”也好，“用下”也好，才能達到知人善任的目的。
孟子一見到梁襄王，就說他“望之不似人君”。這是孟子的善於識人。歷史上的確有許多不像皇帝的職業皇帝，尤其是生下來就是太子的人，常有不像樣的。野史的資料，記載朱元璋統一全國以後，有一次拿起元朝後代皇帝的畫像來看，他說：
“左看右看，只像是個牛醫，哪裡像個君臨天下的帝王相。”牛醫就是獸醫的意思。
清代最後一個皇帝宣統，有許多人是見過的，他的照片，大家差不多都看過，雖然清秀，但卻帶著點“我見猶憐”的味道，的確也是“望之不似人君”的一種典型。
從“望之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這兩句話，就知道孟子的心目中，已經認為這位魏國新王是扶植不起來的，這時也已經註定了孟子將要離開魏國的命運。
孟子告訴別人——也可能是告訴他的學生，這位魏國新王，還有更妙的事。梁襄王見到孟子，既沒有寒暄，也沒有禮貌，招呼也不打一個，連“叟”都不史一下了。忽然間毫不客氣地、冒冒失失、沒頭沒腦地捅出一個不著邊際的問題來：“怎麼定天下？”於是孟子只好答复他：“定於一。”
這一個“一”是什麼？一個人？一件事？一個原則？一個戰略？或一個國家？
到底是“一”個什麼？好比佛家參禪的話頭，看不出一個確定的意義，你愛怎麼想就怎麼去想吧。 ！
可是這位“不見所畏”的公子哥兒想的是一個人，而且這個人就是我襄王自己。
所以馬上接口問孟子：“哪一個人可以定天下？”這時孟子就他的話告訴他：“只有那個不喜歡殺人的人，才能夠定天下。”這時候襄王才明白，孟子所說定天下的人，並不是他梁襄王，而是不喜歡殺人的人。
不殺人的人就能定天下。如果在現代這個時代，我們依文釋義，這句話似乎就不通，沒有道理。你我不要說不喜歡殺人，即使殺一隻雞也害怕，難道就可以定天下？果真如此，則人人可以定天下了。當然，我們不能作這樣的解釋。孟子這句話，是指當時那個時代的君主而言。在戰國時代的人主——民眾的家長，是可以隨自己的喜惡，任意殺人，有絕對的殺人權利，沒有權能分別的法令，沒有絕對合理的規章，人主不必守法，可以生人，也可以殺人。所以孟子這句話，是對當時有殺人特權的人主們而言。
梁襄王說：假如一個人主不殺人，那有誰和他在一起肯來幫忙他呢？大概戰國時代，各國君主，都以殺人為務，以殺人來立威，使人畏懼，因為怕被殺而跟著走。
自幼在這種人主可以隨意殺人的觀念下長大的梁襄王，聽孟子說不殺人可以定天下，感到意外，所以才問出“孰能與之”這句話來。
孟子聽到這個無知的問題，還是開導他，告訴他：“假如今天有一個愛護百姓，不隨意殺人的人主，則天下的人都會和他在一起。”孟子還怕他聽不懂這個道理，於是又改用比喻的方式開導他說：“您對於田地裡禾苗生長的情形，是一定知道的。
每年到了七、八月的時候，如果久不下雨，田地干旱，稻子沒有水分滋養，眼看就要枯萎了。正當這個時候，炎陽高照的萬里晴空中，突然湧來瀰漫著水汽的雲層，接著充沛的雨水如注地降下來，很快地，那田地裡本來已經垂頭彎腰，快要枯萎的稻子，就又有了生氣，欣欣向榮地伸直了禾桿，生氣勃勃地複活成長起來。像這股充沛的滋潤力，是自然的法則，又有誰阻擋得了呢？ ”
可慨嘆的，孟子這個枯苗的比喻，恰好就是亂世敗政——如戰國時代人生境況的寫照。
在古代歷史上，碰到亂世的時代，人命真如枯苗草營，有野心的諸侯們，大都是走“殘民以逞”——滿足私慾的路線。讀了《孟子》這一節書，由亂離人命如草管枯苗，使人聯想到明代沈明臣的詩句——“殺人如草不聞聲”這沉痛的描述。
接著孟子又說：“今天那些統領人的人主們，各國的國君們，沒有一個不是好大喜功，殺人如麻而無動於衷。倘使其中有一位大仁大義的國君，能夠施行仁政，體恤百姓，不隨意殺伐征戰的話，那麼天下的老百姓，一個個都會伸長了脖子仰望著，期待著這位君主的領導。如果真的有一天，出現了這樣的君主，發生了這樣的情形，那麼百姓們就會像往下衝的巨流般地歸向他。這股自然的趨勢，哪裡是人力所能阻擋得了的呢？那麼這個不好殺人的君主，當然就可以統一天下了。”
這一節，等於孟子的日記，是他自身的歷史筆記。當他快要離開魏國之前，非常倒霉不得意，梁惠王雖然談不攏，結果還是談得差不多，至少是可以談，現在這位新王根本“望之不似人君”，談也不必談了，只有捲起鋪蓋走路了。
在這一節記載裡，雖然梁襄王的問話不好，而且問得沒有禮貌，沒有意義。可孟子答复他的話，都是至理名言，是真正的道理。凡是想要作為一國之主的，就要具備這樣的胸懷和器度。相反地，也解釋了孟子說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的理由。
梁襄王沒有這種抱負，那麼就不能令人見了產生肅然起敬的心理，他的器度、胸襟，都沒有那種令人願意臣服為他輔助的氣勢。
孟子自從那次見了梁襄王，出來對人說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以後，就離開了魏國。這應該是梁惠王剛剛去世，襄王即位那一年的事情。梁襄王二年，蘇秦大約就在孟子之後，又到了魏國，並且以合縱之說，說動了梁襄王，參加了蘇秦所主張的六國合縱以抗秦的計劃。當然，精確的考據很難說。
這次蘇秦訪問魏國，和梁襄王談話的經過，《史記》和《戰國策》都有記述，內容差不多，但是《戰國策》的記載比較詳細而精彩。現在引用到這裡，我們可以對照起來，作一些研究。
蘇子（即蘇秦）為趙合縱，說魏王（惠王嗣。時襄王二年）曰：大王之囗（古地字），南有鴻溝（即狼盪渠，在河南榮陽東，南至陳入穎，宋以前汁河是其道，今謂之賈魯河；自榮陽經河陰開封等縣，南至商水縣，合於汝水）、陳、汝（汝水出今河南嵩縣南山，東北過伊陽、臨汝，又東南經郊縣、寶豐、襄城、郾城，又東南為渦河，舊時自郾城南至西平、上蔡、元季水溢為害，於渦河截其流，約水東注，而西平上蔡之水，仍名為汝水。稗地不至陳，蓋誇之。）南有許、鄢（即鄢陵）、昆陽、邵陵（即召陵）、舞陽（今縣，為汝陽道，故城在縣南）、新妻阝（故城在今安徽阜陽縣東南）。東有淮（魏地不至淮，蓋誇言之。）潁（源出河南登豐縣。
東南流，經開封、許昌等縣，合大沙河，又東南入安徽阜陽，合小沙河，至壽縣入淮）、沂、黃、(上者下火)棗（故城在今山東菏澤縣西）、海鹽、無囗（《史記》
——無海鹽字，囗作胥，索隱——地闕），西有長城之界（自鄭濱洛以北，至固陽。
秦魏之界也。今陝西華縣西鹿阝西南有故長城，即六國時遺址），北有河外（《史記》索隱——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地。案今河南郊縣有曲沃故城，戰國魏地，非晉都曲沃也。平周，邑名，在今山西介休縣。）、卷（魏邑，在今河南原武縣。）、衍（故衍城，在今河南鄭縣北。）、酸棗（故城在今延津縣北）。囗方千里，囗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眾，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眾。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
然橫人（主張連橫的人）謀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
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言為秦築宮，備其巡狩而捨之，故謂之帝宮。），受冠帶（謂冠帶制度，皆受秦之法。），飼春秋（謂春秋貢秦，以助秦祭祀。），臣竊為大王愧之。
臣問越王勾踐（允常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乾道（即於隧，吳王夫差自刎處，今江蘇吳縣西北萬安山，一句秦餘杭山，一名陽山，又名四飛山，山之別阜日隧山，即其地也。吳王代齊後，與晉會於黃池，於是越王襲吳。時敬王三十八年。
至元王三年，越滅吳。 ）。武王卒三千人，革車（兵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即今牧野，在今河南淇縣南。）。豈其士卒眾哉？誠能振其威也。
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史記》作武士，武卒也。《漢書·刑法志》——魏士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二十餘萬，蒼頭（謂以青巾裹頭，以異於眾）二十萬，奮擊（軍士之能奪擊者）十萬，廝徒（炊烹供奉雜役）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闢臣（邪僻之臣）之說，而俗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獻也）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奸臣，非忠臣也。
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囗，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扶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
《周書》曰：綿綿不絕，緩慢（《史記》作蔓蔓，謂蔓延也）奈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縱）親，專心並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肅侯語）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任大王詔之。
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闡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蘇秦以合縱發起國——趙國的名義來到魏國遊說，實際上是為他自己爭取功名富貴。他可不管梁襄王像不像人君，一開頭，就從魏國的地理形勢說起，細說魏國的戰略地勢，還帶上幾分誇張，把魏四周的疆界，說得很熱鬧，並說到魏國人民有如何的多，大吹其牛，給魏襄王戴高帽子。這也就是孟子與蘇秦所以不同之處。所謂謀士、說客、縱橫之士，都是給別人戴高帽子的，竟然說魏國不下於楚，其實當時南方的楚國，在領土的幅員，地理的環境等各方面，都比魏國強大得多。
接下來，把梁惠王、梁襄王父子下面的大臣，都罵了。他說他們“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這幾句話很嚴重，等於說梁惠王這些幹部都不盡忠。
蘇秦的這一著非常厲害，他這一罵，把梁襄王下面那些想發表意見的人，一下子就堵住嘴了。
可是對於梁襄王，他還是一頂又一頂的高帽子繼續送上去。 “天下之強國也”、“天下之賢主也”，大拍馬屁。反正天下事，幹錯萬錯，馬屁不錯。和現代的推銷員一樣，千方百計也要把顧客說服。而說服之道，戴高帽最安全，也最有效。馬屁拍完，在對方聽得渾渾淘淘的時候，另一手來了，他立即一個耳光上去，說梁襄王有這麼大一個強國，竟然想奴顏卑膝地向人低頭，這豈不是太可恥了！
這時，蘇秦又舉過去歷史上吳越之戰的故事，同時分析魏國的國力，作為申述他合縱主張的基礎。我們不要以為蘇秦第一次遊說失敗，回到家裡，讀了幾年《陰符經》，就把學問讀出來了。如今大家從小學讀到大學，讀了十六年的書，走入社會，找一份七、八千元的工作還不容易。蘇秦這裡所舉魏國的國力，絕對不是他關在房子裡，窗簾都不拉起來，頭懸樑，錐刺股搞出來的。他在這段時間裡，蒐集情報，把國際間各國的實力，都弄得清清楚楚，了若指掌了。所以我們大家讀書不要讀成書呆子。蘇秦第一次出來游說的時候，的確還是書呆子，但是第二次出來游說時，就大不相同，各國國防上的機密情報他已清楚得很了。
同時我們了解當時魏國是這樣的情形，而孟子見梁惠王時卻要他們行仁義之道的仁政，這就好比對一個衰病的老年人，要他不必吃補藥、打補針，他一定不肯依著去做，是一樣的。
蘇秦在梁襄王面前，如數家珍地陳述了魏國當時的局面和戰備詳細數字，接著又罵他下面的那些大臣、幹部們，說梁襄王身邊這些親信的人，都是闢佞之臣，只是會討好、拍馬屁，不會謀國的奸臣，而不是忠臣。蘇秦以一個外國人，跑到魏國，居然敢在魏國君王的面前大罵他的親信大臣，我們就要從這裡了解到他當時的背景。
蘇秦第一次遊說的時候，雖然已花了家裡很多錢，有車、有馬、有裘，打扮得很像個樣子，頗壯行色，但到底是單槍匹馬，腦袋是提在手上的，弄得不好，隨時會丟掉的。可是這次的蘇秦，勝過以前不知多少倍了。他是先說服了趙王接受他的合縱計劃，然後是代表趙國去說服梁襄王的。這時的蘇秦，不但身邊帶了一大批助手和衛士，而且還有趙國作後盾，所以他說話的態度就不同了。義正辭嚴地指魏國的大臣們，以人主之地，與外國結交，貪求近功，不顧後果。其實這些話都是罵梁襄王的，只是他身為一個外交官、一個謀略家，自然不便，也不會去面對面地罵一個他要說服籠絡的君主。於是就把這些話、這些責任完全轉嫁到這個國家的干部身上，使對方有一個轉身的餘地。
蘇秦的這一著，是罵得相當厲害的，他所指的“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這些話的評語，也正和前幾年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的情形完全一樣。其實呢？蘇秦他自己不也正是“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嗎？由此看來，天下的是非，大多數只能暫時保留一時一地，很難永遠成為“公是公非”。
然後，他再引經據典地，說出《周書》的理論。在當時可以說沒有出版事業，書籍都是刻在竹片上，非常稀少而珍貴。蘇秦引經據典，暗示了他自己很有學問，讀過一般人不易讀到的書，一方面表示他的計劃是有根據的，最後說出他六國縱親的計劃，禮貌地請梁襄王作決定。
那麼，孟子形容為“望之不似人君”的這位梁襄王，聽了蘇秦這番話以後怎樣呢？自己責備自己不肖，從來沒有聽過這樣高明的意見，立即簽約，全力支持到底。
不過，後來蘇秦死了，張儀也來見梁襄王，提倡連橫之說，又是另外一套理論，反過來駁倒蘇秦的說法。這兩篇文章，如果辦報紙、雜誌，正是社論體結構上的好藍本。
我們讀書，是為了引古以證今，也可由今而鑑古。單看這一篇《戰國策》中的文章，記載蘇秦說魏國樑襄王的故事，當時情形，是不是完全一樣，不得而知。但後代的記載，大部分是不會太離譜的。看了這篇文章，就知道當時是很熱鬧的了。
由這篇文章，可以了解魏國在梁惠王、梁襄王那個時代，也就是孟子到魏國的那一段時期，魏國所處的國際地位和戰略環境，它的歷史背景，以及當時的國內情形。了解這些以後，我們可以用現代的立場，去體會一下樑惠王、梁襄王在戰國那個時代中，如果採用孟子所提出來行仁政的王道精神，是不是行得通？
當然，孟子對梁惠王所建議的，只是政治哲學上的最高原則，並不像蘇秦、孫子等兵法家、謀略家那樣，提出立即可以付諸實施的，如“合縱”、“連橫”一類的具體辦法。不過話得說回來，假定梁惠王或其他國君，接受了孟子這項政治哲學的最高原則，像魯國接受了孔子的意見，並給予權位一樣，那麼孟子有了權位以後，自然會提出具體的辦法。因此，我們不要隨隨便便就把“書呆子”這頂帽子往孟子頭上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