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過去幾千年來，農田水利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尤其黃河的河患，往往造成千百里地田園廬墓為廢墟。耕種的田地，住的房屋，乃至於祖宗的墳墓都保不住，這又和孟子所說的中國政治哲學的“養生喪死無憾”的原則違背了。造成這種弊害的，水利不興的原因尤重。
我國自大禹治水以後，三代以下近兩三千年以來，時有水患，而以黃河長江兩大河流為烈。黃河的水利，根本就沒有治好過；長江的水利工程，有所成就的，也只有上游川西的一段地方，就是遠在秦始皇時代治好的都江堰。那是在四川青城山下，灌縣縣治旁邊的一個峽口，名為灌口，也就是杜甫詩中“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所謂的“玉壘”和“離堆”等名勝地區所在。此地築有一座水壩，在壩上有一座二郎廟，廟中所供的神像，並不是《封神榜》小說中的二郎神楊戳，而是秦昭王時，蜀中太守主持建築都江堰的李冰父子。
說到李冰父子，現在讓我們看看清人錢茂所撰《歷代都江堰功小傳》中對他們的簡述：
李冰，戰國時人。知天文地理，隱居氓峨，與鬼谷友。時張若守蜀，與張儀築城不就，兼苦水患，乃薦冰代若。
冰營郡治，致神龜，鑿離堆，以避沫水之害。壅江作堋，穿鄲檢兩江，別支流過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頹隨水流，坐收其利。又引溉田疇，以萬億計。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鐫石定水則，傀無失度。作大堰以扼蓄洩咽喉，稱都安堰。即今都江堰。蜀以此無饑謹，號天府焉。
冰复導洛通山洛水，與鄲別江會新津大渡，穿廣都鹽井諸陂池，鑿南安溷崖，以殺沫水，世咸饗其利，都江堰乃其較著者也。
其作堰，破竹為籠，以石累其中，或鎮以石牛石人，設象鼻魚鉤護岸。有石刻《深淘灘，低作堰》六大字，尤心傳之妙者，歷代尊其法，食其德，立飼致祭，元至順元年，封聖德英惠王。
至國朝，封敷澤興濟通佑王，載在祀典。
二郎為李冰仲子，喜弛獵，史軼其事，名字無考，世傳種種異跡，薦紳先生難言之。可徵者，誰作五石犀，以壓水怪，穿石犀溪於江南，命日犀牛裡，與其友七人靳蛟。又假飾美女，就婚囗囗，以入祠勸酒。或謂即冰為牛斗刺殺江神事傅會之，詳見《水經註》。
然考亭朱子云：二郎與文昌，分踞蜀境，是二郎克迪前光，以得全蜀人心者，固有在也。元至順元年，封英烈昭惠靈顯仁枯王。
國朝封承績廣惠顯王。
王囗事軼，蜀典姓源韻譜，謂與李冰同時人。方氏通雅作王囗，謂與冰同穿二江，其他無聞焉，或亦冰之良佐也。
原來灌口這個地方，河床有一個彎道，每年到了春末夏初的時候，這條江上游源頭的雪山上，整個冬天的大量積雪開始融化，雪水自廣闊的雪山山脈數以百計的峰頭，滾滾而下，匯集到灌口這個隘口時，更是波濤洶湧，聲若雷鳴。氣勢之雄，力量之大，和今天石門水庫放水時的情況，有過之而無不及。如不作適當的措施，那麼災害之大，當不止四川一省，可能遍及下游各地，與黃河的水患，互相比惡了。
早在幾千年前，李冰父子就想出了“深淘灘，低作堰”之六字真言，以拋流籠的辦法，建築這座都江堰，使這裡的洪水不致氾濫。
所謂流籠，是用青竹，剖開以後，浸過桐油或石灰，增加它的纖維拉力，以及防水漬的腐蝕力。再將這種處理過的青竹，編織成長數丈，直徑一米多，有六角形空洞（俗稱胡椒眼）的竹籠，然後把大大小小圓形——近似鵝卵的石塊（俗稱鵝卵石），填到這竹籠內，就做成了流籠。
把這種流籠，壩作江岸，作有規則的排列，而堆積成水壩。當洪水沖來的時候，遇到這種流籠，洶湧的水勢，就被阻擋，但又從籠與籠之間以及籠中鵝卵石之間的空隙通過，於是就收到了減緩水勢的適度效果。堰堤水壩便安全不致被沖毀，也無堤腳被淘空的危險。只是每年要檢查一下，發現了腐朽的流籠，就要更換新的。
這座都江堰，就這樣從秦代到現在，使用了幾千年，堰堤不壞，功能不減。抗戰時期，曾有德、英、法、美等許多西方國家的現代水利學者、堤壩專家們，到都江堰共同參觀研究，認為常換流籠太麻煩，於是提出計劃，以他們的現代力學方法，改建水泥壩。不料還是不行。一下子就垮了，唯有恢復原狀，用幾千年前李冰父子的老辦法。這種流籠，我國現代的水利工程人員，目前還在沿用。但是這種流籠，如果用在黃河，就失去效用。因為黃河的流水混濁，帶有大量的泥沙，流過流籠時，泥沙沉澱停滯在石縫間，很快就被淤塞起來，就失去減緩水勢的功用，而終被流水沖垮。
這歷史上唯一成功的河渠水利工程，也反映出我國幾千年來的政治，在經濟建設方面，工商發展方面暫且不說，我們這個以農立國的國家對於農田水利的問題，則始終沒有解決。
引申到這裡，我們透過孟子這簡煉的幾句話，可以看到中國歷史上悲劇性的一面，存在著許許多多的問題，而一直未做到孟子所說的“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的程度。同時我們也了解，這“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就是孫中山先生所提出來的民生問題。而現在世界各國，各種政治思想哲學，都以解決民生問題為主。民生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好，乃至共產主義也好，不管他們提的什麼主張，何項辦法，總不外乎解決民生問題。究竟要做到什麼程度，各有各的思想，各有各的目標。當然，現在的民生主義，也就是上繼孔孟所提出來的中國文化大同世界的理想。但看今日的實際情形，大同理想的實現，還有待我們各方面更多的努力。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草。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車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像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這段文章的記載上，顯示出來，梁惠王大概受了孟子的影響，每談一次話，態度就好轉一次。這次的談話，比以前幾次更好得多了。他一開口就說：“我願意虛心地專誠向你請教，聽取你孟先生的意見。”所以他也沒有提出什麼問題來發問，只是希望孟子給他一些意見，今後治國該怎麼辦。這種態度，看來的確是虛心而誠懇的，存心要向孟子請教。
孟子見他那樣誠懇，所以答复梁惠王的話，也是誠懇地講實在話，一點沒有虛偽客套。他以問為答地說：“一個人用棍子去打死人和用刀子去殺死人，有什麼分別麼？”孟子這個問題，可以說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所以梁惠王可以不加考慮地立即答复孟子：“當然沒有什麼分別啊！”雖然用的凶器不同，但殺人的居心，和殺死人的結果都是一樣，這有什麼不同呢？
在這裡，我們又看到孟子談話的高明了。真是剝繭抽絲，逐步層層深入。等到梁惠王肯定了他的這個問題以後，冷不防，話鋒一轉，逼進一步問道：“好了，你既然說用棍或用刀，都是一樣殺人。那麼我再請教你，用刀和用暴虐不良的政治殺人，是不是就有所分別了呢？”
孟老夫子這一逼，可把一個梁惠王逼得轉不過彎來了，也許當時被問得愣了一下，梁惠王心裡總不肯承認在施行不良的暴虐之政的。但是因為自己身為施政的一國之王，只好眨眨眼，搖搖頭說：“當然也沒有什麼兩樣啊！”
好了，兩個問題一轉折，把梁惠王扣住以後，正文來了。孟子於是說：“那麼，現在的君主們，廚房裡存放著許多肥美的肉類，馬厩裡養育壯碩的馬匹。可是老百姓卻吃不飽，一個個面黃肌瘦的；在城外郊野，還有人餓死在路旁。這種情形對照一下，可不等於是縱容驅使禽獸去吃人嗎？”
今天在富庶社會中過安定日子的人，或者體會不到這種景象的悲慘，而認為冰櫃裡多存一些肉，養上幾匹馬，又算得了什麼？殊不知，在古代沒有冰箱，也沒有冰櫃，而內府中的人多得很，儲存的肉類不能不多，但是存久了會變質發臭，就只好扔掉。這就是所謂的“朱門酒肉臭”。至於養馬，現在大家都坐汽車了，不知道養馬的耗費。以前養一匹壯馬，比十個人的生活費還多。要給它好的豆料、雞蛋，還要喝酒，有時候是上好的名酒。那種跑馬場的賽馬，還要餵整枝的人參。戰馬當然也要吃得很好，“馬無夜草不肥”，夜晚要派人去遛馬，還要給馬洗澡，真是一筆大耗費。現在有些人不買汽車，因為汽車每個月的油料和保養費太高了，但比起養馬來，泡車的耗費又小得多。何況當時的諸侯，並不是光養一匹馬，而是養許多馬。大夫幹部們也養許多馬。還有成千上萬的戰馬呢！了解了這些情形，計算一下所需的費用，那麼就知道孟子所說的“率獸食人”一點也不假了。
孟子這幾句話，反映了春秋戰國當時政治和社會狀況的大概，同時巧妙地指責了梁惠王與他下面的這些大臣和乾部。另段“率獸食人”，也等於說你梁惠王的這些大臣們，和猛獸差不多，你如今就好比帶了一批野獸，在那裡吞食老百姓的骨肉啊！所以他又勸梁惠王說：我們看到禽獸互相殘殺，弱肉強食的時候，都會非常厭惡，憎恨他們，巴不得殺掉他們。而我們民族文化，作之君，作之師，作之親，你是一國的君主，也等於是全國老百姓的父母，應該像對自己兒女一樣，去愛護照顧老百姓。可是，你現在實施的政治，還免不了好像帶了一群猛獸去吃人似的暴虐，那麼老百姓又怎麼不感到厭惡，你又怎麼算得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呢？
孟子始終是遵奉孔子的學說的，最後他還是引用孔子的話來作結論。
在這裡，先要提出一個題外話來研究一下。原文上，孟子引用孔子的話時，是用“仲尼曰”三個字，為什麼不用“孔丘曰”或“丘曰”呢？我們知道，孔丘是孔子的姓名，仲尼是孔子的字。依古禮對長輩，是可以稱字或號的，甚至於對同輩的人，也只稱字號而不稱名的，絕對不能連名帶姓一起叫。孔子是春秋時人，孟子是戰國時人。時間上，孟子已經是晚輩了。而孟子是子思門人的學生，子思又是孔子的孫子，所以孟子比孔子當然是再晚又晚輩了，所以他應該尊稱孔子的字號。即如在《禮記》中子思稱孔子，也稱仲尼，這是中國的古禮。但是到了後來，漸漸變成對長輩不能稱字號了。尤其是對自己的父親或祖父，直接稱號，反倒要讓人覺得大逆不道了。
孟子在這次談話中，把孔子的話舉出來，他說：“孔子曾經說，第一個製作陶泥人用來陪葬的人，不會有後代吧！”因為他雖然沒有用活人去陪葬，但所做的陪葬陶泥人和活的人一樣，在心理上，還是存了以活人陪葬的想像——正如許多標榜素食的人，跑到素食館裡，大吃素雞素鴨。誠然，所吃到的仍舊是豆腐、豆皮、豆干、麵粉之類，如果心理上存了吃雞吃鴨的念頭，就和吃葷沒有兩樣。既然這種用代替品假設，而存有一點活人陪葬的心理念頭都是不可以、不應該的，又怎麼可以活生生地使老百姓們餓死呢？
實際上孟子是指責梁惠王上樑不正下樑歪。領頭在那裡率獸食人的，就是他梁惠王。只是不便直接指責，才引用孔子這個“始作湧者”來隱喻，指責梁惠王領導無方，自己王府裡那麼奢侈，領導大臣們也競相浪費，而老百姓們則無飯可吃，竟然餓死。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灑之，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憚、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製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被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徵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他們這一次的談話，司馬遷在《史記》中《魏世家》梁惠王的一段，曾經稍稍提到過一點，語意一樣，文字不同。在這裡，梁惠王提起晉國。大家應該記得，原韓、魏、趙三國的祖先，歷代都是臣事晉國的，後來他們分了晉國的土地，而自己獨立稱王。現在他又自稱是承接了晉國的傳統，晉國就等於是他們的祖國。因此梁惠王對孟子從他的祖國談起。
他說：“我的宗主國在晉文公的時候，曾經稱霸諸侯，歷史上的強盛情形，你老夫子是知道的。但是到了我這一代，說來真慚愧，倒霉得很，在西方割地七百里，求和於強秦，在南方又常受楚國欺凌侮辱，一直受他威脅。像這樣的國恥，我實在忍受不了。我願意為這些為國犧牲的先烈們雪恥。請問你，我應該怎麼做才好？”
梁惠王提到他祖先的光榮歷史。其實從春秋大義來說，魏是叛晉的，談不上光榮。
不過當時在中原一帶，三晉的確是相當強盛的。這些且不去管它，我們從歷史上可以知道，這次梁惠王對孟子所提出來的，正是他那個時候的中心問題。魏國當時為政的重心所在，就是為了雪恥圖強。梁惠王先後對鄒衍、淳于髡這些謀士的恭敬禮請，也都是為了雪恥圖強。當時的各國，走富國強兵的路線，大多也都是為了雪恥圖強。這是戰國時代，國際間一種共同的情況——相當於個人的冤冤相報。在循環報復的思想下，綿延了幾百年的國際戰亂，這是值得注意的。
對於梁惠王的宏圖，孟子告訴他，只要有百里的小小領土，如果做得好的話，也一樣可以成為國際上的領導國家，可以達到以王道統治天下的目的。他繼續告訴梁惠王治國之道，要用王道仁政的精神，不要用存心去統治別人的霸道思想。所以，他要梁惠王第一步實施仁政，其次要注重教化。
怎樣施仁政？孟子對梁惠王列舉了幾點施仁政的作法。當然，這只是仁政的作法，不是仁政的最高目的。
孟子列舉仁政的要點，第一是省刑罰。刑與罰是法治上的兩種精神，有所不同，但卻是相輔相成的兩個重點。孟子這裡告訴梁惠王，對於刑罰的施為，應該以省略為上，不可太苛重。法治並不是和王道完全相反的，法治也是王道治國的治術之一，不過在王道的精神之下，法治要簡明，不可繁重嚴苛。王道是要以仁義為本的。
後世儒者有的只講仁義，主張不要刑罰，有的法家主張治國不能用仁義，都是失之於偏。所以唐代的學者趙蕤，在他所著的《長短經·政體》篇中，對於嚴刑罰，曾引孔子的話，作了這樣的評議：
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故三軍大敗，不可斬。獄犴不治，不可刑。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人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
不誠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即可也。陳道德以先服之，猶不可；則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則廢不能以憚之，而猶有邪人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矣。袁子曰：夫仁義禮智者，法之本也；法令刑罰者，治之末也；無本者不立，無末者不成。
何剛？夫禮教之法，先之以仁義，示之以禮讓，使之遷善，日用而不知。儒者見其如此，因謂治國不須刑法。不知刑法承於下，而後仁義興於上也。法令者，賞善禁淫，居理之要。商、韓見其如此，因日治國不待仁義為體，故法令行於下也。故有刑法而無仁義，則人怨，怨則怒也；有仁義而無刑法，則人慢，慢則姦起也。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兩道而無偏重，則治之至也。故仲長子曰：或秦用商君之法，張彌天之網，然陳涉大呼於沛澤之中，天下響應。人不為用者，怨毒結於天下也。
桓範曰：桀紂之用刑也，或脯醢人肌肉，或刳割人心腹，至乃叛逆眾多，卒用傾危者，此不用仁義為本者也。故曰：仁者法之恕，義者法之斷也。是知仁義者乃刑之本。故孫子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此之謂二。 ”
趙蕤所引用孔子及各家的話，對於王道政治中，刑罰與仁義道德的關係，相輔相成的功能，體用本末的作用，實在可以視為孟子這裡“省刑罰”三個字的闡揚。
也是王道精神並不排斥刑罰，以仁義為本，以刑罰為用，而輔仁義教化之不足的最好說明。由此我們也可以了解孟子動輒稱仁義。但是對梁惠王說仁政，只說“省”
刑罰，而不說“去”刑罰的原因。所謂“治國不須刑罰”，那隻是秦漢以後腐儒們的遷闊之見。
孟子指出仁政的第二個措施，是“薄稅斂”，減輕國家的經常稅賦，減輕公府的公費、規費和臨時的稽徵。像秦始皇造阿房宮、宋徽宗之造艮嶽，徵用民財，就是斂，徵用民力，就奪時。老百姓這一些額外的負擔和經常的稅賦，都要減輕，否則的話，徵斂太多太重，則等於殺雞取卵。弄到民窮財盡，路有餓莩，則無從征斂。
能夠薄稅斂，則藏富於民，國家自然富足，國庫自然充裕。現代的名詞，所謂“培養稅源”，也就是薄稅斂的道理。
仁政的第三個重要措施，孟子提出“深耕易耨”四個字。這是農業技術上的兩件事。 “深耕”就是將泥土耕得更深一些。如此使植物吸收更多養分，成長得更好。
“易耨”，耨就是江南一帶所謂的耘田，又叫作芟草。秧苗插下去以後，過一段時間——大多在穀雨之後，要把秧苗四周長的雜草除去，以免消耗浪費了土地中的養分，使秧苗長得更好。在台灣，我們常在季春時節，看到農民跪在水田裡，兩手在地上劃圈圈一樣，把秧苗四周的雜草壓到土裡，不但卻除了雜草之害，這些雜草又可腐化成有益的肥料，這就是耨。而所謂“易耨”，應該包涵了輪作的意思。同一塊土地每年種同樣的莊稼，會長得不好；如果輪換一下，今年種稻，明年種菜，那麼兩種植物都會長得比較好，這是古人早有的常識。農業方面是有許多技術的，這裡因為古代文學的精簡，只用四個字來代表農技。所謂“不奪農時”，用現代的語言來說，就是要教老百姓把握時空、勤於耕種，改良農業技術來增加生產。
綜合以上三點，王道政治的重點，第一是法治，第二是財政，第三是經建。孟子說在法治上做到了省刑罰，財政上做到了薄稅斂，農業建設上做到了增加生產，便可使社會安定、豐衣足食，然後進一步再提高教育水準。
在少年人、青年人空閒的時候——正如中孔子說的“使民以時”——在最適當的時間，也就是前面所說“不奪時”，不在農忙時耽誤耕作的空閒時間，教化少壯青年，具有孝、悌、忠、信的修養與行為。在個人的品德上，對父母尊長，能夠善盡孝道；對兄弟姊妹，同輩朋友，能發揮友愛的精神；對人對事，能殫智竭慮，做得最適當，能夠言而有信，不虛偽詐欺。人人如能如此知恥，自立自強，在家的時候，這樣孝友父兄，到了社會上，能以這種品德待人處世，那麼就形成了孝、涕、忠、信的大家庭。各個家庭如此，便成了孝、涕、忠、信的社會。擴而充之，就是孝、悌、忠、信的國家。
到了這個時候，不必拿兵器去作戰殺人，在文化戰、政治戰上，就已經打了一個大勝仗。如果必要打仗時，你縱然教老百姓拿了木棍，去撻伐秦國、楚國這些具備堅甲利兵的國家，他們也會勇敢地湧上前去。
孟子告訴了梁惠王施仁政的作法之後，又返過來，從另一面分析當時鄰國敵國的國情，告訴梁惠王說：“現在他們這些國家，都是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亂用民力。
不問農忙不農忙，說打仗就隨時徵調老百姓去打仗，使老百姓不能耕田生產，無法過農業社會的安定生活，弄得人人家園破產，上不能奉養他們的父母，致使他們的父母也凍死餓死。強迫出征，和兄弟妻子就因此而離散。像這樣，等於把自己的百姓扔到水里淹死，推進深坑泥淖活活埋了。 ”
這種徵役之苦，後世在唐代杜甫的《兵車行》和《石壕吏》等詩中，有詳細的刻畫，這是大家都能熟誦的。在明末，一名進士楊士聰的凶年四吟中，也有深刻的寫照，其中兩首寫道：
名將重威信，過師從枕席；平日少撫練，臨戎增嘆噴；賊焰既已熾，調發雜主客；強者太猙獰，弱者不任革；緣村掠民蓄，孰操自完策；貧民無立錐，更複遭奇厄；談笑借汝頭，聊以充斬馘。
殺運珍生人，輕細如蠓蠛；兵荒已半死，豈堪罹病孽；春來漸多疫，什九劇綿囗；蠢兇既草萎，良謹或蘭折；道路續新鬼，親屬累死別；貧民無棺斂，委棄空痛結，橫屍陳道衢，端為鳥鳶設。
這兩首詩的文藝境界如何，且不去討論，但說得是相當沉痛的，例如：“談笑借汝頭，聊以充斬馘。”是說借用老百姓的腦袋，造成自己的功績，等於滿清時代所說的，大人的頂子，是血染紅了的（隱喻清朝大官們的紅纓帽）。其餘如“橫屍陳道衢，端為鳥鳶設。”這就是窮兵黷武的結果，一副悲慘世界的畫面。如今百餘年來，我中華民族即經常在此浩劫的籠罩下，國家多難，人民不幸，實令人不勝慨嘆！
還有前面引用過的一位五代朱梁時詩人杜苟鶴，也有兩首詩感慨這種“陷溺其民”的暴政所造成的社會狀況。他在贈朋友張秋浦的詩中寫道：
人事旋生當路縣，吏才難展用兵時。農夫背上題軍號，賈客船頭插戰旗。
把“奪其民時”的情形，寫得入木三分。
又在一首題為《旅泊遇郡中亂》的詩中寫著：
握手相看誰敢言，軍家刀劍在腰邊。遍搜寶貨無藏處，亂殺平人不怕天。古寺折為修寨木，荒墳掘作囗城磚。郡侯逐去渾閒事，正是鑾輿幸蜀年。
孟子早已說過，你這些拼命擴張武力的鄰國，把社會弄成這個樣子，陷溺其民。
如果你實施了仁政，法治上了軌道，財政經濟充裕，國民教育水準提高了，人人自立自強，然後再去征伐鄰國，自然就天下無敵了。所謂“仁者無敵”，不要對仁義治國的最高原則懷疑，不要猶豫，走向仁義的大道吧！
“仁政”——這個孟子的主張，在現代也還得細細地看的，如果能夠施行“仁政”，使人人明白國恥，心情也沒達到國強民富，則自然是“仁者無敵”，最後必能致勝的。
孟子和梁惠王，從第一次見面開始，到這裡告一段落。從他們兩人數次的談話中，可以知道，孟子是始終奉行中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孔子的學說思想，推行仁義，講求仁政，期望天下太平，人民的日子過得好。對於當時那些策士，所謂縱橫家、謀略家等遊說之士，如蘇秦者流，為求取功名富貴，討好君主們擴充權力的心理而不顧老百姓死活的一套主張，他不是不知道的，而是知而不為，不願那樣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