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是嗎？且看隋煬帝這位著名的荒淫皇帝的行徑，他早上調戲後母被發覺，恐怕他老子殺他，派人秘密殺了做皇帝的父親。當天晚上對後母逞了獸慾，第二天就發喪即皇帝位，又把他的哥哥殺死。
第二年的季春三月，就驅迫二百萬名壯丁，在洛陽建築宮室。遠從長江一帶和廣東等地，收集奇材異石。又向全國各地搜羅珍奇高貴的花草樹木、飛禽走獸，運到洛陽，佈置在宮廷的園林中，供他賞玩。同時特別開一條水路，把汴河的水引到離宮中，並造龍舟，供他在水上游樂。他所建的宮廷園林，佔了方圓二百里的廣闊土地。在園林中又造了一處人工海，周圍有十幾里路。海上又想像方丈、蓬萊、瀛海等三處仙島，建起人工島來，高出水面一百多尺。台、觀、樓、閣、宮殿等等，連綿地分佈在山上。海的四周又建築了十六處庭院，每院都住有許多美女，每院的主持人，都給予四品夫人的高貴頭銜。海裡的荷花、宮殿前的花木，如果到秋冬季節自然凋謝了，就命人用紙或絹緞，製造假花，安放在樹枝上和水中，只要褪了顏色，就隨時換新的。十六院的食物，更是互相爭求精美，來討好他的胃口。至於他驅使八萬人拉著他的龍舟，經運河到揚州遊玩，船隻相接二百多里的奢侈行為，是人人都知道的。
他又曾驅使一百多萬壯丁，作歷史上的第六度修築長城。歷史上記載，他搞這些用來自娛的工程，所驅迫的四百萬人力，其中一半以上累死在工地。
不但是人民受到迫害，就是連鳥獸，也不得安身。他為了要做一件新的大氅，在即位後的第三年，通今天下各州各縣，進貢白鶴的羽毛。於是全國上下，都紛紛捕白鶴取羽毛。當時在四川的烏程縣里，有一棵十丈多高的大樹，上面有一個很大的鶴巢。可是樹太高了，沒有辦法上去捕鶴，也無法張那麼高大的網羅。但是，如果不將這鶴的羽毛取來進貢，就犯了欺君之罪，是要殺頭的，弄得不好，甚至會誅九族的，於是老百姓只好砍伐樹根，準備把樹弄倒了，以便捕鶴。大概是樹上的大鶴，恐怕這樣會傷害到小鶴的生命，所以在樹上拔下自己身上可以製大氅的羽毛，投到地上來。而謅媚的地方官，不念鶴自己拔毛的痛苦，反而說是一種祥瑞的徵兆。
報告到宮裡，討隋煬帝的歡心，以期博得一個加官進祿。
他建築了這些地方，經常在有月光的夜晚，帶上幾千名美貌的嬪妃宮女，都騎了馬，在大園林中夜遊，而且還特別作了歌曲，在馬上演奏歌唱。可是，這樣還不滿足，他後來又認為宮殿雖然壯麗寬敞，可惜沒有曲房小苑，幽軒宮室。如果再有這一類型的佈置，就更快樂了。於是他身邊的侍臣高昌，介紹了一位高明的建築設計師項升。依照他的願望，設計了一張藍圖，呈獻到宮裡。隋煬帝看了以後，非常滿意。立即下令向天下搜索材料，又徵調了幾萬名壯年男子，建造了一年多才完工。
所花費的錢財之多，難以統計，連國庫也因此空虛了。這座新的建築，除了華麗以外，更十分精巧別緻，是自古以來所未有的。人們走進去了，往往會整天都找不到出路。隋煬帝重重地賞了項升為五品官及千匹庫帛外，更得意揚揚地對近臣說：
“即使是真的神仙到了這裡，也一定會迷了路的，這真好比一座迷樓。”於是後世的人也都管它叫迷樓了。
迷樓建好以後，隋煬帝在裡面的荒淫生活，更是不忍卒睹，不忍卒聞，也不忍去說了。到後來健康大損，虛弱得終日昏睡，無法清醒。到了夏季，一天要喝幾百杯水，面前放一大塊冰，還是口渴得煩躁不安。最後，隋煬帝再度南游到揚州，被起義革命的百姓抓住，他想飲毒酒自殺被拒絕，最後被宇文化及叫人用繩子把他勒死了。
而他在洛陽的迷樓呢？當唐太宗起義，提兵打到京城，看到這座迷樓，便說：
“這是用千萬老百姓的血汗脂膏建築起來的哪！”於是就下命令把迷樓燒了，也是燒了好幾個月才燒光。這又是孟子所說“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的另一形態的印證與發揮吧！只可惜那時候的人，沒有充分發揮與民同樂的思想，致使素稱英明的唐太宗，也和項羽及清末的八國聯軍一樣，都做了“焚琴煮鶴”、大煞風景的事。
這位荒淫到極點的君主，窮奢極侈，看來是享盡了那種皇家宮室的園林之樂。
事實上，不但當時是喝涼水，對冰盆，甚至還落得一個被勒死的結果。所以後代詩人李商隱的隋宮詩便有：“乘興南游不戒嚴，九重誰省諫書函。春風舉國裁宮錦，半作障泥半作帆”的感嘆。春秋時代的齊景公，也建築供給自己玩樂的一個台，並且還想造一座大鐘，當時的賢相晏子便反對面勸諫說：“斂民作鐘民必哀，斂哀以謀樂不祥。”
至於宋代那位被金人俘虜了十幾年，終於死在異邦五國城——塞北漠地的徽宗皇帝。如果我們說北宋的敗亡，就是敗亡在他“獨享宮室園林之樂”的生活上，並不為過。雖然當時是由一些宦官、奸佞，如童貫、蔡京之流乃至於裝妖弄鬼的道士，專政弄權。但這些人之所以能夠得他的寵信，掌握到政權，細按史實，都和他的獨夫之樂有密切關係，這又是較之秦始皇、隋煬帝，更進一步危害到政治。
擅長揣摩他人心理和巧言令色等諂媚功夫的宦官童貫，一得到徽宗歡心後，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江蘇、杭州一帶，去搜索江南的書畫古董，以及各種奇奇怪怪的奇珍異物。在杭州一住，往往就是幾個月，一天到晚和蔡京在一起鬼混，因此每得到一件奇珍古玩，派人送到京里時，在信上總是為蔡京說上些好話，再加上一個常到皇后那裡畫符念咒的道士徐知常，透過大學博士範致虛在京里為奧援，於是徽宗的心裡對蔡京留下了好印象，也就從此播下了北宋敗亡的種子。
後來童貫在江南搜索珍玩的事，愈來愈大，竟然設立了一個專門機構——“應奉局”，擴大搜括，凡是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等手工藝品，無一不包，樣樣都要。每天都有幾千人，在那里為皇帝盡義務作苦工，而所用的這些價值昂貴的材料，也是由老百姓負擔，皇家是不給錢的，真是使老百姓喘不過氣來。
當時蘇州有朱衝、朱勔父子，本來是犯法受過刑的人，在蔡京的下面做事，很得歡心。於是蔡京就推薦到童貫的下面聽差，而做起官來了。一次徽宗看到童貫送到京里的花石，非常高興。蔡京從宮廷的內線中，知道了這個消息，就囑咐朱衝，秘密地蒐集浙江的珍異送到京里。最初送去的三株黃楊，徽宗頗為欣賞，嘉勉了一番。這條路子一打開，以後送到京里的花石和珍玩，就越來越多，年年增加，運輸的船隻，在汴京與淮河之間往來不絕，而被人號稱為“花石綱”。因此更得到徽宗的喜愛，而命令朱衝的兒子朱勔，在童貫下面，主持應奉局和花石綱。
朱勔這小人得勢之後，橫行霸道，真是不可一世，一方面向內府需索，一伸手就是上百萬，少也幾十萬，他說是為了替皇帝辦事要用的。皇家管錢的人，誰也不敢說個不字，誰也不敢得罪他，內府的錢就好像是他口袋中的錢了。在民間他更是嚴搜刻括，鉅細無遺，就是窮鄉僻境、深山大壑中隱藏的東西，也逃不過他的搜括，老百姓家裡的一石一木，只要稍微有一點賞玩的價值，就派兵卒闖進去，貼上皇家的黃色封條，責令原物主負責保管，如果有所損失，就是對皇帝不敬，一定殺頭。
如果是較大的東西，搬運不便，就連物主的房屋也給拆掉。假如有人家有一件東西稍微畸形一點，又被指為不祥而獲罪。在室外郊野的東西，不論是山巔谷底、深淵巨壑，都千方百計，不惜人命找來。運輸這些東西的船員們，也是狐假虎威仗勢欺人，有時甚至凌辱到州官縣官的頭上。
這種情形之下，老百姓賣兒鬻女、家破人亡的大有人在，道路為之側目，而已經種下了後來方臘的一場大亂，嚴重地動搖了國本。
最嚴重的是“艮嶽”的建築，徽宗因為沒有兒子，心裡總是不愜意。有一個也是以畫符念咒常常出入禁宮的道士劉混康，對徽宗大談其風水之道。說什麼京城的西北方，具備了調和天地、順應陰陽的地理。如果在那裡堆起一座山來，將地勢加高，一定會多子多孫的。徽宗聽信他的話，動員老百姓，把那裡的地勢加高了幾丈。
后宮恰巧有幾個嬪妃生了兒子，於是徽宗更加相信。到政和七年，便命兵部侍郎孟揆，在京城上清宮的東邊，依照餘杭鳳凰山的形勢，籌築一座萬歲山。直到宣和四年，一共花了六年的時間，才把這座山築成，命名為“艮嶽”。
艮嶽的規模，在徽宗自己作的《艮嶽記》裡，有大致的記載。儘管只是梗概，我們讀了以後，也要驚奇得張口結舌。現代一些國際馳名的什麼公園、什麼樂園的，比較起艮嶽來，也遜色得多。如果阿房宮、迷樓、艮嶽這些歷代的宮室園林，今天還在的話，中國的觀光勝景，恐怕是世界首屈一指。
徽宗自己描寫他的得意傑作有一節說：“……按圖度地，庀徒潺潺，累土積石，設洞庭、湖口、絲溪、仇池之深淵，與四濱、林慮、靈壁、芙蓉之諸山，最瓊奇特異瑤琨之石。即姑蘇、武林、明月之壤，荊楚江湘、南粵之野。移枇杷、橙柚、榔栝、荔枝之木，金峨、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於雕欄曲檻，而穿石出罅，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沿溪而傍隴；連綿而彌滿，香山懷谷。”從開頭這一小段文字，就可見這座山的恢宏氣魄，把全國的名勝古蹟，奇石異木，都集中到這裡來了。
宋人張吳的筆記裡，還指出了這些東西從各地搬來的運輸情形，都是越江渡海，甚至把城廓都鑿開來，以便這些巨大的木石，不受損傷地得以通過。
在南宋時候，四川一位僧人祖秀，寫了一篇《華陽宮記》，所寫的“艮嶽”景物，許多是在徽宗自己的記中未曾說到的，可能是艮嶽築成以後，還在陸續增加修建。祖秀和尚的那篇記中最後的描寫“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於斯盡矣！”可謂道盡了一切。
而徽宗自己作的記中，結語說：“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深谷幽岩之底，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郛郭寰會，紛萃而填委也。真天造地設，神謀化力，非人所能為者，此舉其梗概焉。”一副志得意滿的樣子，比起梁惠王那一句“賢者亦樂此乎”來，更神氣得多了。
可是我們再把他被擄以後，押解到女真去的時候，在中途驛館題的一首詩：
“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天南無雁飛”和他的《艮嶽記》放在一起，對照咀嚼一下，真要感慨萬千了。這又是孟子所說“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的照會。
所以清人吳楚村對他有兩段極嚴厲但也極適切的批評。一則說：“徽宗任市井丐兒，為此縱慾逆天之事，其與隋煬帝、陳後主一律也。然煬帝之頸，斫於宇文化及之手；陳後主之身，隕於台城辱井之中；徽宗之命，歿於金虜沙漠之地。天豈有意肆毒於三君哉！無乃自取之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灑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況三君兼有者乎？”
另一段說他築艮嶽是“極土木之盛，彈億萬之財，天怒於上而不悟，民怨於下而不知，是時強狄在外，漸為國患，宋之君臣，曾未見其思犯預防之心，而徒今日斂民貨，明日勞民力，自古荒淫之君，愚之甚者，未有如徽宗之甚者也。噫！民心既離，天命亦叛，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他用孟子的話作了結論，也等於演繹了孟子這兩句話。
但是，正如杜牧說的“後人哀之而不能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清人對宋代徽宗皇帝作瞭如此嚴刻的批評，可是清朝的末代，並沒有把它當作一面鏡子，放在當前，經常對照對照，看看自己可曾變成那副模樣？所以後來有了慈禧太后的興建頤和園，大動土木，搜括天下，弄到民不卿生。當時列強環伺，乘隙而入，強行索取，紛紛要求割地、賠款。後來八國聯軍一役，西人的堅甲利兵，進逼北京，清廷毫無阻擋能力，結果慈禧這位老太婆只好帶著小皇帝，狼狽而逃。
最後終於把清朝祖宗打下來二百多年的江山斷送了。幸虧國民革命乃屬義師，鼎革之時，還優待了清朝末代皇帝的家室，並且保留了那座用老百姓血汗建成的頤和園，應該為後世萬代很好的殷鑑吧！
檢討了這幾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的皇帝，貪享園林之樂的結果。我們更想到一位極有詩才的末代皇帝——李後主被俘後的詩：
江南江北舊家鄉，四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台殿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孤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閒坐細思量。又另一闕詞：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銷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
寫來字字是淚，句句是血。而當時那些吳苑宮闈廣陵台殿，以及鳳閣龍樓等等的昔日繁華，卻不能與民同樂，可見沒有“共有、共享”的社會福利，是不會長久的，獨樂是不可能的。
在西方國家，當時統治階層的奢靡狀況，也是如此，甚至還要更厲害。西方國家共有共享的社會福利制度、民主自由的思想，那還是十四世紀文藝復興運動以後的事，距今不過幾百年而已。
從這些歷史事實，以及李後主的詩詞中，我們可以知道，孟子所說的“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的兩句話，不但是一個國家的政權如此，即使一個家庭的興衰，每一個人的成敗，也都是如此。儘管是做了龐大的事業，擁有千萬美金，如果沒有中心思想，沒有建立起一個道德標準，作為自己立身處世的基礎，也是沒有用的。因為這些有形的財富，只是暫時屬於你的，而不是真正為你所有的。當你到了眼睛一閉，兩腿一伸的時候，一塊錢也不是你的了，這也就是孟子說的“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
再說，物質環境好，是不是就一定能夠快樂？這是一個觀念問題，並不是絕對的。固然，物質環境的好壞，可以影響到人的心情與思想。但有高度精神修養的人，同樣地能夠以自己的心，去轉變環境的。如孔子說顏回：“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優，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他自己有自己的天地，並不因為物質環境的影響而有所改變。如果沒有中心思想，沒有立身處世的道德標準和這一些精神的修養，縱然有再多的財富，再好的物質環境，而他的心理上，並不會快樂的。前面我們所舉歷史上那幾個君主的史實，固然是很好的例證，我們如果再從現代西方國家的精神病學家或心理病學家手上的病例去研究，也可以獲得證實——“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兇，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兇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對曰：“正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氵誇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庫序之教，申之以孝。涕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手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正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歲罪，斯天下之民至焉。”
當然，由於孟子的偉大人格和高尚的道德修養，一直講王道政治的精神，也感動了梁惠王，已經漸漸聽得進孟子的話了。所以兩人在這一段談話語氣中，已經表現出來，不像前兩次，一邊說：“老頭子，你從那麼遠跑到我大樑來有什麼對我的國家有利的辦法？”一邊卻答：“何必一開口就談利，談談仁義吧！”那麼格格不入了。這次的談話情形，就比以前融洽一些，好像比較更談得來了。
所以梁惠王說：“平心而論，我對我的國家已經盡心盡力地去做了。譬如說，在我的國境以內，黃河內套，如果遭遇了水旱天災、糧食歉收的凶年，我就把河內的人民，遷移到河東來；同時在河東征收了糧食，送到河內去，使河內的人，不至於受到飢餓的痛苦。假如是河東遭遇到什麼災害的時候，我也是以同樣的方法，去照顧幫助河東的人民，這都是我盡心仁愛人民的事實。你是講仁義的，要我施仁政的，我這樣不是正符合了你的主張嗎？現在看看我的鄰邦，他們沒有這樣做，可是他們的人民並沒有減少，我曾經照你的理論那樣做了，我的人民也沒有增加起來。
這是什麼道理呢？ ”
梁惠王為什麼會提出這些問題來？假如以現代的人口觀念來看，世界人口爆滿，各國糧食都發生問題，普遍在推行家庭計劃，哪裡怕人家的人口不少，而自己的人口不多呢？固然他那樣應付凶年歉收的態度，也是理所當然，政府應有的責任。但在方法技術上來說，弄得老百姓搬來遷去，那麼辛苦，也未必是最好的措施呢！
可是我們必須先了解戰國的時代文化背景。戰國的諸侯各國，雖然不同於西方的封建制度，但人民、領土、政權，都是諸侯們的私有財產，自然領土越廣，人民越多，實力、權勢越大，在國際間的地位就愈高，就能稱雄稱霸。由於那時還沒有國籍制度，也沒有移民限制，更沒有護照的辦法，老百姓可以比較自由遷徙，哪一個國家富強，可以過更好的生活，就可以搬到哪一個國家，作他的國民。而在戰國當時，天下——全中國的人民，只不過幾千萬人而已，真正是地廣人稀，和近代的情形大不相同。這一分析之下，就知道當時梁惠王對孟子提出這個問題來，是有他的道理的。
那麼孟子怎樣答复呢？他說：“你梁惠王喜歡打仗，我就以戰爭來譬喻給你聽。
在作戰的時候，戰鼓一響起來，部隊向前衝鋒，雙方接近戰鬥以後，一直怕死的兵將脫了戰袍，丟了兵器往後逃走，有的逃了一百步才停下來，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來，而跑了五十步的人，卻譏笑跑了一百步的人膽小。你梁惠王覺得譏笑得對嗎？ ”
孟子這樣反問，等於設了一個圈套，先把梁惠王套住，這是他談話技巧的高明，如果寫文章，則是一種有層次，設伏筆的手法。由此足見孟子這個人不是後世一些腐儒所說的那麼迂闊。
果然，梁惠王說：“當然不可以譏笑別人，他們不過沒有逃一百步，但同樣的是逃亡退卻啊！”
於是孟子說：“你既然知道這個道理，那也就不必希望你的老百姓會比鄰近國家的更多了。”
孟子說梁惠王好戰，老實說在那個時代，誰不好戰？如不打仗，就難以生存，就不叫做戰國時代了。梁惠王為了恢復他父親魏武侯、祖父魏文侯時代的那種輝煌的局面，只好求之戰爭。但也確有好戰之過，像他派龐涓去打齊國的那一仗，是大可以不打的，結果龐涓戰死，吃了一個大敗仗，實在是人謀不臧、自食惡果之報。
不過孟子的話，還是說得相當委婉的。他這個比喻的意思是說，你梁惠王遇到兇荒的年歲，移民、輸糧，固然是好事，但也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而已。
你的鄰國是壞，但是你實行這種頭痛醫頭的辦法，也只是比鄰國好了一點。你不從根本上去著手，除去病源，為國家千秋萬世著想，作百年大計，長久之圖，怎麼可能比鄰國的人民多起來呢？
從我們的歷史上看，孟子這個話，的確有他的道理。自從戰國以後，自秦以下，漢、唐、宋、元、明、清歷代除了少數的開國皇帝，或中興之主，有值得標榜的建樹外，大多數的人主，都犯了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毛病，很少有為國家百年大計作打算的。
孟子在消極地指出了梁惠王的錯誤觀念後，又繼續作積極性的建議，告訴梁惠王實行王道政治，開始時應該注意的基本政策，所謂“不違農時”等等。這一段可以朗朗上口，誦讀起來音節鏗鏘的美好文章，他的內容則是以當時的農業社會經濟為基礎的政治，從農業的發展，達到農村經濟的繁榮，形成國家的富有；由國家的臻於富庶，進一步達到社會的安定，然後在安定中，實現中國文化所標榜的政治精神——養生、喪死。
“養生”包括了人口的增加，生活的不斷改善，以及生存的保障，生命的延續。
現代西方國家，重視兒童福利，以及老人福利的精神，就是孟子“養生”、“喪死”
的理想範圍。也就是我們今日標榜的《禮運》的大同世界理想。所謂“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境界，也是王道政治的基本精神。
但從孟子這一個具體的建議裡，我們可以知道他當時也是所見有限。因為他的出遊各國，也只到過中原農業地區，走的地方並不多，比如他所談的只是農業、漁業、林業三方面的建設，如果他到過新疆、蒙古或者中國西南部分的山區省分，那麼“數罷不入持池，魚鱉不可勝食也”就要成問題了。這些地區哪來的氵誇池，又從何處去捕魚呢？又像廣西邊境和貴州有些地方，所謂“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兩銀。”又如何去發展平原農業經濟？
不過那個時代，還是大禹治水以後，形成以農立國的中原，連發展鹽鐵之利的理論都還沒有確立，在戰國時代還沒有大行。所以孟子這個具體意見，是將就當時實際的情況，針對當時的經濟結構而建議。是有其時間性和空間性的。奈何後世直到清末以前的讀書為政的知識分子，死死抓住孟子的這些觀念，形成了重視農業而輕視工商業的偏激錯誤觀念，導致產業落後，經濟衰退的惡果。
但是，在這裡要特別注意到“不違農時”的這個“時”字所涵蓋的意義，不要光從字面上看。只是依文解義，就無法了解真正的道理。梁惠王身為一國君主，而且也不是過於昏庸的統治者，難道會不懂得農時？誰也不會在寒冬大雪的時候去播種布穀，在六七月的炎炎夏日方才去種西瓜，或者在不宜於種蔬菜的時候去下菜種。
而孟子卻在向梁惠王建議三點農事上的注意事項時，第一點就講到“不違農時”，豈不是沒有意義的事嗎？假如我們注意到歷史和地理問題，對於時間——時代背景，空間——地理環境兩種因素，共同去體會這句話，就可以看到它的真面目了。
我們知道，在春秋戰國時代，各國諸侯，為了達到他們不斷互相征伐、爭雄稱霸的目的，都實施富國強兵的近利政策，便濫用民力，不管老百姓們是不是正在插秧的清明、穀雨期間，或者是立秋、處暑的收割季節，都在那裡動用民力，亂搞一陣。同時漁獵也不選地方，不擇時候。本來在禽獸產卵生子的時候，是不打獵的，捕到小魚是該放回水里的。所以漁獵也一樣要在適當的時候，不可以任性地亂捕亂獵。在現代也是如此，像用電捕魚，或用毒藥投到水里“鬧魚”，都由法令明文禁止。現在的術語叫做“保護天然資源”。林業也是如此，不可隨便砍伐，否則的話，直接的影響，是土地流失，河床淤塞，失去森林的水土保持功能，導致洪水氾濫的災害。間接方面，甚至影響到雨量減少等氣象方面的異常。過去曾經看到許多地方有所謂“童山灌灌”的土山，一個個山頭，像嬰兒尚未長發的頭一樣，光禿禿的。
因為過去沒有什麼林務局去管理或經營林業，都是任由老百姓自由砍伐，不知道保養森林。
孟子是鄒人，鄒在魯國，即現在的山東。而他所遊歷的地方——齊、魏等國，即現在的河南、山西一帶平原地區，都是農林業和小型漁獵的社會。他又看到當時天下的各國諸侯，包括魏國的梁惠王在內，都在為了擴充自己的權力、土地，設法富國強兵，大量剝奪了老百姓的生產時間和勞力。所以他提出這三件事，對當時的戰國，是非常重要，深具價值的。我們非但不可依文解義來讀這句話，並且不可輕易放過。所以他提出這些事是實施工道的開始，一點也不錯。我們了解了這一層道理，就可知以後孟子一而再地說到“無失其時”、“勿奪其時”，對這“時”字特別重視和強調的道理所在了。
孟子建議梁惠王在國內實施王道政治，社會安定以後，還要提倡家庭副業，譬如五畝之宅，就叫他們種桑養蠶、飼養家禽家畜。然後五十歲以上的人可以穿絲織品的衣物；七十歲以上的人可以天天吃肉了。到達了這種富庶的小康境界，進一步教化老百姓們，發揚孝涕的道德，使年長的人不必勞苦，生活能及帛食肉，國境之內，沒有人挨餓受凍。孟子說，假使一個國家經濟上的富庶，政治、社會中的安定，到達了這樣的情形，卻還不能為國際間的政治領導者，不為天下的盟主，是不可能的。
再看下面一段，孟子指出當時狗彘食人食，途有餓莩，也即如後世所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狀況。這是一段反面文章。我們從這一小節中，又看到了孟子說話的高明技巧。他是以當代各國社會中的病態，反面地刺激梁惠王，以激發他行王道的政治。
孟子在這裡，用“狗彘食人食”，及“途有餓革”不到十個字，描寫春秋戰國時的亂象病態，雖然深刻而悲痛，但是，沒有經歷過亂世的人，也許無法在這寥寥幾個字中，體會到戰國時代各國的悲慘情形。
在一九三七年，即抗戰開始的那一年，許多人進入四川，就親眼看到一個個餓死的人，躺在道路的旁邊，屍體的頭上差不多都裹了一塊白布，更增添了悲涼的氣氛。 （當時四川百姓有如阿拉伯、印度的風俗，喜歡在頭上包塊白布，如古代所稱的“纏回”一樣。）那都是當年四川軍閥們，為了爭權奪利，連年內戰，為四川造下的惡果。他們打仗爭權，所需的經費，都是從老百姓身上榨取而來，真是弄到民窮財盡。他們榨取的方法有兩種：一是徵收，將老百姓的財物，單方面的強徵硬取而去；一種方法是加租稅，把租率提高到無法再高了，就有所謂預收。據說在一九二六年北伐前後，四川的軍閥們收稅，竟然預收到一九六一年的稅了。這是當時一個天大的笑話，在軍閥們製造的這個天大的政治笑話後面，隱藏了多少老百姓的眼淚和血汗！以四川這樣的天府之國，那麼富庶的地方，弄到路有餓莩，原因就是軍閥的窮兵黷武，以致民窮財盡。
在歷史上，這一類的事情也是屢見不鮮的，尤其是在戰亂的時候為甚。像五代時南唐後主李煜的父親李景（原名李景通，後改名李璟，又改名李景），史稱南唐史主，他在國用不夠的時候，就拼命增加賦稅，除了提高稅率以外，還增加稅目，各種苛捐雜稅都來了，名目繁多，簡直難以計數。甚至老百姓家裡的雞、鴨、鵝等家禽，同時生下兩隻蛋，也要徵稅。到了春夏之間，老百姓庭前門外種的楊柳，當柳絮隨風滿天飛舞的時候，竟然還要收柳絮稅。老百姓在重重賦稅壓力之下，再也無法負荷，敢怒而不敢言的時候，自然就形成了“予及汝偕亡”這種深深的怨恨。
像這樣為擴張自己的權力，亂用民力的君主，往往在生活上貪圖享受，耽於聲色，每在宮中養些優伶戲子，唱戲作樂。這些伶人當然與民間較為接近，比較了解民間的疾苦，有時就在歌舞上，以幽默、滑稽的方式，將老百姓的心聲，在皇帝面前反映出來。所以當李中主徵稅徵到雙鵝蛋及柳絮上面去的時候，就有一個伶人演戲時高唱著：“惟願普天多瑞慶，柳條結絮鵝雙生。”這兩句深刻的諷刺，成了名句而流傳千古，幸而李景故裝糊塗，當時沒有追究嚴辦。
從孟子說的“狗彘食人食，途有餓莩”這兩句話，就知道當時魏國所謂的公府，梁惠王和他的高級幹部、大臣豪門們的生活是相當糜爛奢侈，而老百姓卻相當窮困。
如果移用孟子這兩句話來形容今天的美國，也有點相像。美國人養狗，有狗醫生不說，還有特製的狗衣狗帽，以及狗的美容院，為狗理髮修毛。平日有專門餵狗的罐頭食品，其中牛肉、雞肉都是上等貨，不次於落後地區人們的食物，近來還有狗飯店，專門為那些“天之驕犬”準備它們喜歡吃的東西。在美國雖然很少聽到餓死人的事，可是失業的問題卻很嚴重。
孟子對梁惠王指出了魏國當時的不良政風，更加強了語氣說，這樣狗食人食的情形，你不做一番檢討；路上餓死了人，你也沒有開倉發糧去救濟。透過這兩句話，我們就知道，魏國的政治的確不好。所以孟子就針對梁惠王自誇移民輸糧的話，加強了語氣說，在這樣狗食人食，途有餓莩的情形下，你還自誇河東凶年移民河內，把河內糧食送到河東就是德政。對於死了的人，你還說是天災，是凶年造成的，並不是政治不好。這種說法，和用刀殺了人，而後說不是我殺的，是刀殺的，又有什麼兩樣？
最後，孟子說，你不必把這些造成人民痛苦的責任，推到天災荒年上去。如能自己檢討，承認在政治上還沒有真正為民謀福利，然後向王道的政治上去努力，那麼就可以使天下歸心，大家都會擁護你，欽仰你，到你魏國來的人民自然就多了。
讀了這段記載，又使人想到五代的一些故事。在唐末以後，乃至於歷代變亂的時候，中原的知識分子和高階層人士，多向南方逃到廣東、福建一帶避亂。唐人詩所說的“避地衣冠盡向南”，就是這一階段的事。唐末有一個藩鎮王審知，在福建擁兵割據，他的後代曾自稱閩王。王審知倒很有大量，收羅了這些自北邊逃來的文人名士，都在福建落籍，名詩人韓惺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當時目睹唐末的現況，所作的詩中曾有“千村冷落如寒食，不見人煙只見花”的句子，這是何等淒涼的景象（在古代，清明節前二日為寒食節，禁火三天，全國都不舉煙火，沒有炊煙）。走遍了上千的村落，像是在寒食節的日子，看不見人煙，而郊野的山花，依然開放，卻沒有人去欣賞，又是多麼落寞。光是這詩人筆下的風光，就夠使人酸鼻的了。
在明代張式之撫閩的時候，亦有“除夕不須燒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紅”的詩句，描寫戰亂的景象。
至於五代詩人杜苟鶴的詩，就是把戰亂中的百姓苦難，刻畫得更詳盡而深刻了。
在這裡介紹他十首時世吟中的兩首，就可見其一斑：
夫因兵亂守蓬茆，麻芒裙衫鬢髮焦。桑拓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砍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徵搖。其二雲：
八十衰翁住破村，村中牢落不堪論。因供寨木無桑拓，為點鄉兵絕子孫。還似昇平催賦稅，未曾州縣略安存。至今雞犬皆星散，落日西山哭倚門。
用文藝的眼光看，這兩首七律，不但是詩中有畫，而且畫中有淚又有血，可不就是孟子見梁惠王時，所說“狗彘食人食，途有餓莩”的放大麼？這正如清末日據時期台灣詩人王鬆的詩說：“不合時宜知多少，生逢亂世做人難。”
談到五代的詩，又令人想起五代時馮道的典故來。馮道這個人，後代批評他無恥。指責他自稱儒者，竟然“有奶便是娘”，前後做了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個朝代十個皇帝的官。
但是深入地仔細研究馮道的詩文以及他為官時的作為，當可知道，在他心目中，五代時的那些君主，都是不值得去盡忠的。他之所以歷代為官，目的並不在於貪圖富貴，而是怕五代那些外族皇帝亂來，毀了中華文化。為了保全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才不得已廁身於那亂世中的宦途，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題和後世的誤解而為官。
這並不是故意捧他，而是有事蹟可尋的。像後唐的明宗皇帝李嗣源，就是一個目不識丁的人，各方來的奏章他都不會看，要叫別人讀給他聽。這位老粗皇帝即位後的第二年，全國豐收，自然很高興，也不再粗裡粗氣，一副不像皇帝的樣子了，懂得斯斯文文，從從容容和馮道談起國內豐收、四方無事的樂事。
這時馮道並沒有一味圓滑、錦上添花地順著明宗說話，他卻對明宗說：“我以前在先帝莊宗幕府做事的時候，有一次奉命出使到中山去，經過井陘縣。那裡的地形非常險惡，路況又不好，崎嶇不平的，我深恐摔下馬來跌死了，所以兩手緊緊地抓住緩繩轡口，兩腿用力夾住馬身，小心翼翼地走，才僥倖沒有出事。等走過了這段險路，到達平坦大道上的時候，心理上放鬆了，手腳也放鬆了。可不料在這平坦大道上，卻狼狽地摔下馬來，跌了一大跤。所以我想到，身為一個國家領導人，從事天下國家大業的時候，大概更要時時留意。”
他就這樣澆了明宗一頭冷水。這盆冷水噹然不敢直潑，以免惹禍，於是拐了許多彎子，也可見他用心良苦。
這位不識字的皇帝，倒蠻有器量的，聽了馮道的反調，不但沒有生氣，反而認為馮道的話很有道理，甚至有一點向馮道討好的意味，接著問馮道說：“今年雖然豐收了，老百姓的糧食夠吃了嗎？”這種態度和剛剛志得意滿的味道不同了，一副憂國憂民的樣子。
可是馮道還是沒有阿諛奉承的話，他還是講實際的情形和正確的道理。所以他說：“農家在歉收的凶年，很可能會餓死。如果是豐收，則所謂穀賤傷農，穀米多了，賣不出高價，還是吃虧受損。所以無論是豐收或歉收，農民的生活都是很苦。
我記得進士聶夷中曾經有這樣一首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 '這首詩雖然句子很白話，沒有什麼文學價值，可是委婉地寫盡了種田人家的實在情形，在士農工商四民之中，農民是最辛勞也是最困苦的，這是身為人主不可不知道的。 ”
明宗聽了他這些話，大為高興，立刻命令旁邊的人，把聶夷中的這首詩記錄下來，並且要常常朗誦給他聽。
我們引述這些歷史故事以後，對於孟子這幾句精煉的話，才能夠有深刻的認識，而了解他在中國文化政治哲學中的重要性，就不會覺得孟子的話枯燥無味，平淡無奇了。
同時，把歷史和經書綜合起來研究以後，我們更可以發現中國歷史幾千年來的一大缺失，就是農田水利問題。直到現代，還沒有獲得徹底圓滿的解決。如馮道所說“豐兇兩病，惟農家為然。”的農村情形，自漢、唐、宋、元、明、清歷代中，除了各有一段極短時期例外，農村都是如此困苦，未獲解決。
只有現在三十年來，積極改良土地，建設水庫水壩，再加配肥等等措施及農技，才免除了凶年歉收的現象。豐收中又實施了以高市價的標準價格，收購餘糧，避免了穀賤傷農的弊病。的確是中國歷史上的善舉；但農村經濟受到現代工商業發展的衝擊，新的問題又復不斷產生，因此有關當局仍須繼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