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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子張第十九-2

論語別裁 南怀瑾 10413 2018-03-20
辦喪事不是演戲 子遊曰:喪致乎哀而止。 這是講喪事,我們看到四書五經,尤其在中,很多次都說到喪事,以現在年輕人的觀念來說,講死人的問題太多了,這也是一個問題。儒家為什麼對於喪事——死人的問題講了那麼多?我們要了解兩個道理:第一要了解所謂人生,只有生與死兩件大事,這兩個階段就是兩頭,好比天象一樣,早晨和夜晚;或如一年的過程從正月到年底,就是這樣一個現象。所以中國文化對人生問題的重點,在於養生送死。西方文化的重點只有一半,養生非常重要。小孩子在西方文化中很有地位,老年人可憐得很,因為他們對送死不是太重視的。中國則顧到兩頭,養生與送死,因此自古對喪禮就非常重視。但是這種重視,產生了一個流弊,在春秋戰國時,喪禮的繁複,討厭到極點:一副棺材有三套,所謂衣、櫬、棺、槨。朱熹有一部著作專門講這些的,如土葬還要放木炭石灰等等,說來也蠻科學的。有的地方則不同,天葬的掛在樹上給鳥吃了,水葬的丟在海裡就葬了,簡單得很。而中國的喪禮很繁,繁得過分了,所以當時有人出來反對。孔子以後的墨子,也是最反對重視喪禮的一個。他討厭透了這些,所以《墨子》裡有一篇《節喪》,以社會經濟的觀點,認為這是很大的浪費,很不應該的,這也是墨子經濟道德觀點。但是孔子、孟子的思想。對於過分的節省是反對的。在《禮記》上有規定,對喪禮是有所修正的,這是我們要注意的歷史文化的事實問題。第二個要注意的是屬於人類文化的,我們可以不用這個“喪”字,我們研究古書,對這個“喪”字,並不須要頭大,如果思想貫通起來,從人類學的觀點來看,都是一樣的。我們說過,西方文化的根源是宗教,由宗教發展為哲學,由哲學發展為現在的科學,這是三位一體的東西,對於世界上的宗教,我們就以比較宗教來講好了,這也是近年以來在大學裡一門新興的學科,哈佛大學等都有這個系,對每個宗教的教義、哲學理論、方法,都作一個客觀的比較,我們以比較宗教的立場來看,先不談教義,每個宗教首先講人死問題,而且每個宗教都是專管死人的,教人不要怕死,死了以後到我這裡來,好像每個宗教教主都開了一家觀光飯店,招攬生意:“到我天堂上來,我的天堂第一。”有的說“你到我西方極樂世界,招待周到,非常清淨。”好像我們當年到了上海,一上碼頭,很多打燈籠的旅館茶房來拉生意一樣。為什麼每個宗教都如此,都管死的事,沒有管生的事?這一點唯有我們中國文化值得自豪,我們中國文化很少談到宗教,我們固然管死,但也管生的,你們站在殯儀館門口看,看得很可憐,每天都有抬出去,有時候每個廳還排隊,上午下午都忙不過來。可是中國文化,是站在婦產科門口看,天天看到孩子抱出來,沒有什麼悲哀,你那裡抬走一個,我這裡抱出兩個,高興得很,“生生不息”。這是西方原始文化與中國原始文化的基本不同點。

但是有一點我們要注意,不管如何,都對於生命的生與死的問題在研究。生與死的確是個大問題,到現在還沒有解決。這就是說中國文化喪禮的境界,古人為什麼到處提到喪禮的內涵,它包括的問題有這樣大,並不簡單,我們不要輕視它。 現在回到書上:子遊曰:喪致乎哀而止。 子遊的思想是根據孔子的傳統來的,他對於當時社會風其中,對喪禮過分的鋪張,有一個修正的論調,認為辦喪事要誠心哀痛就夠了,表面上辦得非常鋪張,辦得非常隆重,內心沒有一點哀痛,外面的禮貌再好,仍不是喪禮的精神。古代就是用這樣一句話,概括了上述的觀念,如果現在寫文章,便可以在報章雜誌上,寫好幾評論文批評這個事。我們現在如果把這句話對年輕學生講,一定會引起反感,他們認為這句話有什麼了不起。這就是學問與時代沒有辦法配合。我們這一輩知道,中國舊式社會因幾千年來的習俗,有的地方,可以出錢僱人來哭喪的,那種喪聲,比唱歌還好聽,就有專門以替喪家哭死人賺錢維生的人,這就是中國文化的流弊。而且這種風氣,過去在廣東、福建某些地方最盛行,因為這是漢唐文化的遺風。這種替人哭喪的人名為“挽郎”,等於現在出殯行列中的中西大樂隊,因此子遊提出這個主張來,修正這種社會風氣。

難能可貴 子遊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這是孔子死後,同學們互相的評論,大家關起門來的檢討。這一篇是子張開始,所以這裡討論到子張。子遊說,我們的同學子張,作人的確了不起,一般人很難做到的事情,他去做了,困難的事情,他敢去負責任,敢去挑這個擔子,而達到任務。這一點子張做到了,但是還沒有達到夫子那個仁的境界。 這是子遊對子張的評論。曾子也隨著附和,認為子張是個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但是他修養的內涵,還沒有達到仁的境界。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這是用曾子的話,說明學問的道理,這裡又提到喪事,他說,據我當年聽到夫子(指孔子)說“人未有自致者也”。這是一個問題了。自致是自動自發,就是說自動自發的人幾乎是沒有,雖然有這個心情,但很難構成有恆的行為,而能夠達到最後目標的很少。這個話看起來很空洞,但孔門的道統比較注重內心自省的修養,這也是求學問仁的中心。所以這句話就是說,一個人很難做到自己肯責備自己,乃至由自己內心的反省,而到達了聖人的境界,這是很少的事例。換句話說,就是任何一件事,都受客觀環境的影響,出於不得已,完全出於主動的很少,例如有一件事——打牌,三缺一的時候,還跑很遠的路去拉一個人,這是出於自致。但以心理學來研究,這也不是出於自致,因為打牌這個娛樂就不是靠自己來的,而是靠幾個人湊合成一種環境而影響來的。所以真正由自己內心自發,自致,達於仁的境界,的確非常少。嚴格的說,一定要講,哪一件事情是比較自發的呢?曾子便引用孔子的話“必也親喪乎!”一定說起來,只有父母死了的時候,內心真覺得悲哀,那種悲哀是自然的,可以勉強說純粹是自發的悲哀。但是注意“必也”兩個字,就是“勉強、一定、硬是要說的話”的意思,實際上那種悲哀,有時候也是迫於不得已,而並不是真情。 (所以說中國古文,虛字裡有許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因此一個人內心的情感與良心,真正能自發自致的畢竟太難。這節書看起來很簡單,如以心理學、哲學來看,可發揮的地方太多了。

繼往開來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這是歷史哲學的問題。孟莊子是古代的世家,魯國世襲的大夫,姓仲學,名速,他的父親孟獻子,名蔑。孔子當時說,孟莊子可真是一個孝子,他對於父母的孝行來說,其他的一般人都做得到。 (像我有一個朋友,六十幾歲了,也是白髮蒼蒼,事業很大,工作忙得很,家中有八十多歲的老父,他每天晚上一定回家陪父親吃飯,否則他父親就吃不下飯,有時父親還罵他,甚至用手杖打他,他趕緊跪下來給父親打,但這些孝行還不算太難。)孔子說,最難做得到的,是孟莊子承繼高位以後,對於他父親原來用的這班老幹部,並不改變,同他父親一樣待他們,沒有變更,而且對於父親的政策,繼續執行。這兩句話實在道理很多。歷史上古代的政治形態,秦漢以前的宗法社會與秦漢以後又不同,與現在更不同,現在社會假使和古代一樣,那就糟了。現在是工商社會科學時代。春秋戰國不但是農業社會,而且還保留濃厚的宗法社會形態,非常保守的,那時是敬老尊賢,重視前人的經驗。現在重視年輕人,著重求新求變。這又是歷史文化一個大問題,將來是不是人類整個文化會走回頭路?這很難說,看歷史的演變,說不定會走回頭路。這是第一點。

這段書還要注意的,中國講孝道,曾子著了一部書,後來列為十三經之一的《孝經》。嚴格研究孝道,這中間也有些問題,如果我們每個家庭的孩子都是狹義的孝子,那就不會有人去革命了,大家都去當孝子,這個社會還是不會有進步的。所以孝與不孝之間,存在著問題。後來發展到孝與忠是相關連的,但後來又變成忠於一人;忠於一事的狹義的忠。實際上講孝道,就要研究曾子所著的這本《孝經》,其中說到孝道的精神,就是西方文化的愛,愛要擴充到愛天下人,就是大孝於天下, 後世所提倡的忠,就是孝的發揮。因此唐宋之後,有“求忠臣於孝子之門”這句名言。一個人對父母家庭有真感情,他如出來為天下國家獻身,就一定真有責任感。古代的“忠”,現在的名稱就是一個大的責任感,不過這兩個詞句作一比較,我認為還是中國古代的“忠”更好,因為“責任”只是法治的觀念,而法治觀念產生的流弊,就是會在我們的思想上產生有價值沒有價值的問題,如果沒有價值又何必盡這個責任?中國古代的文化則不談價值的問題,,只有情義的問題,所以我們要了解,孔子講孟莊子的孝道“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是說他能大孝於天下,繼父親善良政治的成規,是難得的。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我們要注意的,這個“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什麼難呢?其實非常難,也許我們大家沒有這樣的家庭環境,體會不到,假使有這樣的家庭環境就可以體會到,往往對於老一輩的干部不會用。中國有句話“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們講歷史上兩個故事就可以看出來: 漢武帝殺他最寵愛的妃子鉤弋夫人,是因為要立她所生的孩子為太子。當漢武帝立定了這個決心的時候,先把太子的母親殺了。有人問漢武帝為什麼這樣做,漢武帝說,自古以來國家所以會亂,都是帝王年少,母后年壯干涉政治所致,我年紀已大了,這妃子還年輕,將來我兒子當了皇帝,母后如果乾政怎麼辦?漢武帝這種做法,說來是一種權術、帝王的統治手段,但也不能說沒有道理。 第二個故事也是出在漢朝,以前提過漢文帝到周亞夫細柳營的故事。漢文帝進不了營門;周亞夫出迎,以甲胄之士不便跪拜,拱手為禮,軍容嚴肅,文帝讚他的軍隊最好,重用他。但是後來景帝時,周亞夫還是被逼死。為什麼殺他呢?漢景帝講了一句話,批評周亞夫為“此人鞅鞅,非少主臣。”這是景帝就決定要殺了他。他也認為周亞夫絕對是忠臣,但只忠於我景帝、忠於國家,可是我年紀已大,將要死了,兒子年紀還小,上來當皇帝,他心裡就不會服氣、不痛快了。

我們讀歷史,看到了很多事,所以有人看通了,一輩子都不願出來做事。 (但現在民主時代當然不同。)像這些帝王處理這些事情,如果只以古代宗法社會的體制來說,則有他的道理。 再說唐太宗與徐世績的故事。徐世績和太宗一同起來打天下的,戰功之多,武功之高,都是了不起的。當唐太宗將死的時候,第一個決定,馬上發表徐世績去邊遠地區戍守邊疆,等於一個總司令降下來當一個團管區司令。唐太宗並且告訴他的兒子高宗,注意這道命令送達後,徐世績是怎樣起程動身的。可是徐世績到底是年輕時和唐太宗一同起來打天下的,也很高明。深懂唐太宗。他是在半路上接到命令的,一接到命令,連家裡都不回去,立即就去邊疆報到。別人把這情形報告以後,唐太宗放心了,知道他將來會聽高宗的。

假使徐世績有猶豫或不愉快的表現,恐怕也要被殺了。這件事足見唐太宗的英明。也好在是出於唐太宗的手上,因為他的好處太多了,就把這種玩手段的事忘了,如說出在秦始皇這類人手上,一定給世人罵慘了。唐太宗是怕他功太大了,所謂“功高震主”。 其實社會人情都是一樣。豈但是政治?對人付出太多的感情時,對方會受不了,對朋友熱心幫忙,如果過分得乾涉到他的事務,必會遭反感,所以人生就是政治,政治也是人生。看多了,就知道“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的確很難。所以這幾句書表面上很簡單,卻是真學問,要好學、要深思,用頭腦從人生中去體會。 法律不外人情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孟家找曾子的學生陽膚做士師,勉強比方,士師約等於現在的司法行政部長,但權還更大,可以直接處理執行的官。陽膚上任前向老師曾子請教,徵求意見。 曾子就告訴他說,上面領導的人,(古代帝王政治是說上面領導的人,現在可以說是整個的歷史時代)失其道,社會文化沒有上軌道,一個亂的時代,因為時代亂了,民心也散亂了,沒有中心思想,沒有中心信仰,也沒有真感情,這情形已很久了。 (自春秋開始到曾子這個時代,已經亂了三百多年,比我們現在還可憐,所以我們的歷史是多災多難的歷史,中華民族文化會這樣深厚,也正因為歷史在多災多難中渡過的。知識分子在多災多難中,把政治的、人生的、社會歷史的經驗累積起來,流傳給我們。這便是歷史文化的精神。)“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這是曾子對法治的觀點,他認為應該把社會的實際情形與法治配合起來,這是執法人員應該具有的態度,判案的人,要深深了解人的內情,犯罪的動機究竟在哪裡?有許多是社會問題促成人去犯罪,所以在這樣的時代,辦案的時候,對犯罪的人,應該別有一種憐憫悲痛的心情,因為大家都是我們的同胞,我們的老百姓,為什麼這人會犯罪?這是我們的責任。所以只有無比的悲痛和憐憫,沒有什麼功績可喜的,更不要認為辦了一個大案,自己有功了而高興。如果社會上永遠不發生罪案,那有多好呢?所以古代的士大夫,對於社會風氣壞了,每人都有自己應該負責任的感覺。

上面幾段,用曾子的話說明學問外用的道理。下面便提到子貢的觀念: 成敗論英雄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這是子貢對歷史哲學的一個批評。周武王推翻紂王建立周朝,是因為紂王暴虐。子貢說,紂王的壞,並不像後世說的那麼嚴重,等於另一派的人說秦始皇的壞,不如一般人說的那麼壞,秦始皇焚書坑儒是事實,說他把天下的書都燒了則不見得,他只是把全國的書集中到咸陽阿房宮,不許民間多流傳,怕老百姓知識高了難統治,這才是真的。至於坑儒,他坑的儒,是實在令人討厭的一些人,我們注意歷史上“處士橫議”四個字。秦始皇最初找好多高級知識分子開會,提出很多問題向他們請教,開會時,大家屁都不放一個,開完會以後,心裡又在嘀咕。這還不算頂討厭,更討厭的是那些沒有做到官的處士們,又生橫議,雞蛋裡去挑骨頭,蠻橫地找道理,又不是走直道,所以秦始皇一氣就坑了這些人。我們大家也要反省,讀書人最容易犯這個毛病。開會開多了就會知道,一些人在開會的時候,唯唯諾諾,對什麼事都沒意見,等散會以後,他又到處亂批評。所以秦始皇坑儒也有他的理由。這些都是李斯干的,而罪過都歸到秦始皇的身上。中國的書誰燒的?項羽燒的,咸陽一把火,連續燒了三個月。秦始皇建阿房宮當然不對,像那種建築,如果不被項羽燒掉,還流傳到現在,那是了不起的文化古蹟。假定根據《阿房宮賦》的形容,人站在馬上,高舉十丈長的旗桿,仍然可以通過阿房宮的城門,意大利的建築是不能比的。所以我們古書文化的破壞,這位項老兄的罪過也是很大的。

不但項羽罪過大,蕭何也有罪,他到底只是縣吏——科員出身,到了咸陽以後,所注意搜羅的,都只是戶口、錢糧這些行政方面的基本資料,都搬走了。至於書,因為他也沒有把書讀好過,就不管了。等項羽一到咸陽,這位世家公子一把火,把書都燒了,這也歸罪於秦始皇嗎?這都是對歷史講公平話。世家公子而兼太保的項羽,就有這樣不懂事。近人易實甫有一首詩說他:“二十有才能逐鹿,八千無命欲從龍。咸陽宮闕須臾火,天下侯王一手封。”非常有趣。 所以這裡子貢說紂王的壞是壞,但並不是後世所說的那麼壞,一個人,尤其是一個領導的人,如果自己做得下流,做得壞的時候,天下的錯盡都歸到他身上。因些我們看歷史,有些人真可憐。不但歷史如此,社會也是這樣,子貢這個是老實話,所以作人要小心。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子貢說,一個大丈夫有過錯,沒有什麼關係,好像日月一樣,一個本來發亮的東西,給別的影子掩蓋起來了,大家都看得見;變轉來,大家也看得見,仍然仰慕。這段文字就是這樣,在意義上有兩個:第一個意義是說,君子人不怕有過,不要自己去掩飾,錯了就坦承錯了,給大家看得見,這是君子風度,不過現在明白了,改過來了,人家就像對太陽、月亮一樣,仍然會仰望他的光明。第三個意義,君子就是代表在上面的人,領導人。在過去的社會,小人有過錯沒有關係,他本來就是一片無明,黑洞洞的,再也找不出一點亮光,大家看慣了。但對太陽,大家都看慣了他是亮的,假如他有一點黑,就要被人指摘,所以在客觀上看,君子之過,有這樣的可怕,如果錯了,要馬上改,一糾正大家都會原諒他,因為人們始終是仰望他的。 聖人無常師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這一段是研究孔子本人和研究中國文化的幾個不同觀點。公孫朝是衛國的大夫,他問子貢,孔子是跟誰學的?學問怎麼這樣好?等於我們現在說他是哪個大學畢業的?子貢說“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中國文化集大成的是周朝,周朝有三個人具代表性。文王、武王統一天下,而周公建立中國文化與政治的基礎,所以周代維持了八百年的政權。春秋戰國的時候,正是周代衰落的時候。子貢這句話,就是說,中國文化並不是完全沒有了,還是存在的,問題在於人。如果有比較賢的人,(“賢”代表有智慧、有道德的人。)就懂得中國文化大的一方面。不賢的人,對於中國文化小的部分也知道。等於現代有人以為要了解中國文化,到故宮博物院看看就夠了,對於科學方面的文化,不但不欣賞,還反感,甚之還認為我們沒有人文科學,不知道中國文化在精神方面的偉大。這也就說明不賢者不是完全不知道。如繪畫、編織、木刻,乃至有名的三把刀——廚師的菜刀、裁縫師的剪刀和理髮師的剃刀也不能說不是中國文化,它還是中國文化的一種,是其小者。不管大小方面,中國文化,從文、武、周公以來,到孔子那個階段,都有中國文化的精神。至於老師孔夫子,不管對於哪一樣中國文化的精神,樣樣他都有,如果問他的老師是哪一位,那是沒有的,誰有長處,他就跟誰學,所以無常師。沒有認定跟一個人學。哪一門有所長,他就學哪一門。後來唐代韓愈“師說”的觀念,也由此而發揮。 宮牆外望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雲,不亦宜乎? 叔孫武叔是人名,叔孫氏,名州仇,謚為武,魯國的大夫。這是孔子以後的事情。這一篇都是說到孔子的學生出場了,這時子路也已經死了,子貢在國際之間很有聲望,所以叔孫武叔在朝廷中告訴一班大夫們說,真要比較起來,孔子的學生子貢,比孔子還行。子服景伯也是人名,魯國的大夫,他和子貢是同學,在《憲問十四》中曾經提到過,他在當時是很有實權的人,他報告孔子,公伯寮在造老師的謠言,只要老師一句話,我就可以除掉公伯寮。孔子說不必那麼做。現在子服景伯聽了這個話,就回來告訴子貢,說叔孫武叔在如何批評老師。子貢就說,譬如門牆,(後來稱拜老師為列入門牆,就由這個典故來的。)我們築的牆,只築到肩膀這麼高,人家站在外面一望,就看見了裡面的一切。 講到這裡,順便提一下,我們看了日本式的房子,圍牆都很矮,人家都說日本人喜歡矮,其實不然,我們中國古代,唐、宋時間的房子,都是如此,都是矮牆,所以古代的武俠小說講飛簷走壁,這種牆只要有一點功夫,用手在牆頂一搭,一甩就上去了,是可以做得到飛簷走壁,可不比現在幾層樓的高牆。其次,以前的牆是土牆,上面往往有小坑洞,手上有點功夫,是可以抓住洞來上去,現在的鋼筋水泥牆,壁虎功也好,什麼功也好,完全靠功夫上不去。古代的牆矮,宮牆也並不高,我們到日本看皇宮,靠護城河的外面的宮牆是高的,如城牆一樣,裡面的宮牆還不高的,這是中國的古制。 子貢說我的牆只到肩膀,人家在外面把頭一伸,就看到裡面,房間裡擺的什麼茶几,掛的什麼畫,好的壞的東西都看得見,換句話說,這個家裡有多少內容,給人家一眼就看透了,我的學問、修養、作人就是如此被人看得見,程度只到這個樣子而已。講到我們老師的這個宮牆,有數十尺之高(古時期尺為一仞),因為老師的門牆太高,連門在哪裡,一般人都找不到,使人看不到裡面的情形,那裡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更不要說了。我們這裡可以看到古人的文字,兩個地方的形容詞用 得不同,子貢說自己的牆矮,人家就看穿家中的內室,“室家”兩個字,嚴格說來就是夫妻的寢室,連私生活的房間都看見了,一眼看到底,這是子貢在形容自己。而在講到老師的時候,就很恭敬,不用“室家”兩個字了,而用“宗廟”,在古代的製度,“宗廟”是敬祖宗的地方,最高的地方。這兩個形容,一個對自己很隨便,一個對老師的很恭敬,這就看到古文文字的邏輯概念,身份不同,下的句子形容詞都不同,古人是注意到這些要點。我們現在隨便有隨便的好處,也有隨便的壞處。 子貢再把孔子的學問用皇宮來形容,宮殿太高了,看不進去。孔子的學問有如帝室的莊嚴富有,面前站著文武百官有那麼多,所以一般人要研究老師,能夠找到門的已經很少了,何況登堂入室!叔孫武叔這位先生說我比老師還更好,也難怪,因為我太淺薄了,他們一眼就看穿了,認識我是容易,認識老師則難,因此難怪他們要這樣說了。 “不亦宜乎”用在這裡,是文字的反用。 宋朝的宰相張商英,是學禪的,在他沒有當宰相以前,很自負,因為看了很多佛學的書,認為自己懂禪了,這時他還在當轉運使,掌管幾省的財稅,運輸補給連帶地方行政,權力相當大。一次他經過一個佛寺,寺裡的大和尚云峰悅禪師說,張轉運使太驕傲了,自以為懂禪,他不過官做得大,但禪的修養不一定就好,我一定要打擊他的傲氣。可是小和尚們怕死了,因為以前的大和尚,是由政府敦請的,等於現在的大學校長,轉運使有權影響把他解聘,所以徒弟們勸他不要得罪了這位大員。這個老和尚說,出家人既不求名、又不求利,是就是,非就非,教徒弟們不必管。第二天張商英來了,當然很客氣,兩個人就談到禪,而張商英看不起這個大和尚,只跟這個大和尚談詩,對大和尚說:“聽人家說你詩作得很好。”這個大和尚說:“轉運使你不要聽外人亂講,別人說我詩作得好,正如人家說你的禪學得好是一樣的。”這句話可把張商英罵慘了,“不亦宜乎!”這句話,就是這個道理。這是講話的藝術,也是罵人的藝術,非常高明,子貢這句話也是如此。他們說我好,是對的,因為他們眼光淺,只能看到淺的地方,孔子太高深,他們看不到。 聖人心日月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叔孫武叔這個人,又有一次毀謗孔子,子貢就勸他不要這樣做,孔子不是你們毀謗得了的,別人學問好,道德好,那就好比山坡,的確崇高偉大,但還是可以慢慢爬到頂上去的。至於孔子的偉大崇高,像太陽、月亮一樣,是拿不到,摸不著的。一般人與他隔離關係,想不受孔子思想的影響,等於排拒太陽、月亮的影響一樣。太陽、月亮永遠照臨天下,你蓋一間房子想擋住他,太陽、月亮並不生氣,你房子裡總要有些亮光,這些亮光還是從太陽、月亮來的。就是說,你雖然不接受孔子的 思想,但沒有關係,孔子的思想還是慢慢會影響到你,所以你想毀謗孔子,只不過是顯得你自不量力。 我們常常看到宗教的經典上,如基督教及佛教的經典,也常常用類似這個比喻。一個大聖人的心,就像太陽月亮一樣。我們常看到於右老最愛寫的一副對聯中的“聖人心日月”就是根據這一段書來的,太陽月亮的光明,永遠照臨,你要蓋間房子遮蓋起來,是你自己的事,太陽、月亮照臨的心,並沒有不平,他永遠是平等的。 欲贊無詞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陳子禽是孔子的學生,在上論和下論中,這位同學有好幾次都有所懷疑,而對子貢提出問題。這裡他去對子貢說,子貢老兄,我看你很了不起,非常值得我們恭敬,你已經很成功、很完美了,身心內外的修養,都達到“恭”的境界。 (這個“恭”並不只是“恭敬”,而是“謹嚴”的意思。)實際上我們的老師,(古代的禮貌,學生對老師可以稱字、稱號,不能稱名,所以他們口裡的“仲尼”,就是孔子的號。)我看未必比你好。子貢就教訓這位同學了,他的話又和答复上面幾個人的不同了。他說,一個人言談很重要,一句話代表了你的智慧學問。換句話說,我們聽人家講話,對方一開口,他有多少程度,多少修養,就可以知道,有時候聽一句話,就曉得他無知,所以言語要特別注意,不要亂開口。我們老師的高明,我們永遠都達不到他那種程度,他崇高得像天一樣,不是可以用一張梯子讓我們爬得上去的。從這些資料,我們知道孔子在生乃至他過世以後,真正能夠宣揚孔子、捧孔子的還是子貢;而對於孔子的學問,真正能在事功上用得出來,對於時代有所貢獻的,也還是子貢,所以子貢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如果正面的稱讚孔子,從完全敬仰孔子的學問這一方面看,古今中外任何恭維孔子的文章,所說的話,都被子貢在這裡統統講完了。結論都在下面,別人無法再超過他的好,這也可以說是預言。 他進一步對陳子禽說,夫子的學問,永遠在這個世界上。小至於個人的成家立業,大至於為天下、為國家做大事,想建立一個思想行為作風的基礎,必須要以孔子的學問思想作基本,沒有辦法不這樣做,沒有辦法超過他的範圍,人生經驗到了的時候,更加深刻地覺得他的對。想做好一個領導人的,必須具有領導的基本道德與學問,領導的基本條件很多,中外有關的書籍也很多,但都是講權術,不是道德,都不行。真正的領導要以道德為基礎。說到以道德為基礎的領導,就離不開孔子的 思想。要安撫天下,安撫人心,也只有用孔子的思想,因為它代表了中國文化的中堅精神,一般人才會信仰,才會接受這安撫而來附和,而一切行為,也必須以孔子這種以道德為基礎的思想,才能達到真正的人與人之間的和平相處。 ——這是子貢形容孔子的偉大之處。 下面說到孔子個人:孔子活著是大家的光榮,他死了是大家的悲哀,像這樣誰都及不了他。我們兩個是同學,你怎麼把我捧得比老師還更好呢? “如之何其可及也!”就是說怎麼辦得到呢?這也可以說是子貢真誠懇切的定論,這也是子貢情深意真的心聲吐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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