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篇的記載，與上論第九篇《子罕篇》性質有相同之處。 《子罕》這一篇，記載當時孔子做學問、言論、行為的實際教育理論，現在《子張第十九》這一篇，講到孔子的學生乃至門人，受孔子教育以後，對於孔門道學的發揮。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上面所說的，在孔子的言論中間，提到什麼要緊的事，都是“君子、君子”，到了這裡，子張提出來的是“士”，我們由此可以看到先後時代上的稍有不同。中國的“士”，我們曾提到過的，每十個青年中選一個比較有學問、能力強的人為士，這是中國的選舉雛形，現在的選舉是西方式的，中國古代的選舉精神，一直到漢代，表面上都是如此，真正自由民主的選舉，推出來為社稷服務的就是“士”。現在子張說，為什麼國家社會需要知識分子的士？這個知識分子的觀念與現在稍有不同，當時的知識分子是為人群需要的“儒”。 “人之需也”，子張說一個知識分子要“見危致命”，看到國家社會艱難的時候，只好出來，挑起這個責任。在《禮記》中也有過同樣的話。如我們經常標榜的文天祥，他之當宰相，是很可憐的任務，等到南宋末代最後沒有辦法的時候，才發表的，他本可以不干，換句話說你們吃肉過好日子的時候不要我，現在卻要我了！但文天祥可沒有這個不爭氣的觀念，這也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士所謂“見危致命”的典型，艱難危險的時候，你既然要我，我就來了，準備這條命賠進去。
當然，除了文天祥以外，歷史上許多開創的時代中，也有很好的事例，不過，對於成功的一面，大家覺得不夠醒目，所以未提。例如郭子儀，便是一個見危致命的典型。 “見得思義”，就是得到什麼利益的時候，或者有功勞酬庸的時候，就要考慮了。 “思義”就是考慮是否為我們本分所應得的？不能隨便得。由此可見中國文化要求一個知識分子，士大夫階級的所謂“儒者”，是這樣嚴格：最艱難困苦的由我擔，好的由你們大家拿去，我不一定要。
中國古代文化對於祭祀天地祖先鬼神，非常重視，譬如十二月廿四的祭灶，也是幾千年的歷史了，雖然看起來是迷信，其實有重大的意義，當然祭祀行禮的時候，要規規矩矩，如面對神靈。現代的科學只是講看得見的一面，還有看不見的一面，正在摸索。這看不見的一面，至少現在科學還無法證明有沒有，一個真正大科學家不敢說沒有，所以對天人之間的祭祀要“思敬”。
“喪思哀”，死了人是喪，這是狹義的講面對喪事要有沉哀的心情，如講中國《禮記》，這個喪字包括有更大的意義，如時代的失敗。今日在座的人，相處此地，內心都有無比的悲憤，都應有責任問題的痛思。子張說要做到了這四點，才夠得上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士，不愧為一個讀書人。這一點我們要認清，自己的國家文化中一個知識分子、讀書人，構成為士的條件有如此之難。
孔子去世以後，子張在教學生，也就是繼承了孔子精神，從事社會教育。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這八個字很難。 “執德不弘”，執就是抓住，譬如信仰就是抓住某一思想為中心。 “德”是廣義的，包括道德之德，真理。我們普通一每個人都有這種德，譬如看見別人做好事，心裡一定肅然起敬，看見人家有好畫，心裡也很欣賞，讀書時感到書中的道理很對，也很開心。但是我們照著做了沒有？沒有，這就是“執德不弘”。我們沒有這樣遠大，我們也服從真理，看見好人好事也很欽佩，但是自己做起來，沒有那麼積極，不能發揮。 “信道不篤”的“道”並不只是宗教的“道”，包括一切真理。我們人生的體會，有時明明知道是這個道理，但到處理事情的時候，自己的個性、脾氣一來，就不管道理了，這就是“信道不篤”，不踏實。上面這八個字，是我們最容易犯的錯誤，老實講不但是普通人如此，有許多宗教徒也如此，他們對信仰應該是堅定，但據經驗看來，有時候只好對他們付之一笑，常常發覺他們都是“執德不弘，信道不篤。”他不見得對那個宗教真正有認識、有信仰，像這種人教他得意也不可以，“焉能為有”，他得意就會得意忘形，忘記了自己。讓他失意也不可以，“焉能為亡”！他又會失意忘形。換句話說，自己沒有建立一個人生觀，自己沒有中心思想，受環境的轉變，有的人沒事做時，會很痛苦，就是因為自己沒有中心思想的修養，如果自己有中心思想而退休閒居，就沒有關係，否則的話，閒居時就很可憐，這情形就是子張這個話，“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子張認為要做到“執德能弘，信道能篤。”自己有中心思想才可以。能處有處無，坦然自在。
有容德乃大
子張、子夏這些人都是同學，孔子去世後，子張在教學，子夏也在教學，後來荀子這一派都是由子夏這一派流出來的。子張、子夏都有學生，有一天有這樣一件事：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的學生，碰到師叔（子張少子夏四歲），就問師叔什麼是交朋友之道，子張就反過來先問，你的老師是怎麼告訴你們的呢？子夏的學生說，我們老師教我們，對於可以交的朋友，就和他往來作朋友，不可以交的朋友，就距離遠一點。子張就說，那對不住，我當時聽到我們的老師孔子所教我們的，和你老師所教你的不一樣。 （子張也蠻會講話，他並不說你們的老師講錯了。）我所聽到我們老師是說，一個人處社會交朋友要尊賢，有學問有道德的值得尊敬，而對於一般沒有道德、沒有學問的人要包容他，對於好的有善行的人要鼓勵他，對不好的，差的人要同情他。假定我是一個有道德修養，有學問的人，自己是個君子，那麼對哪一個不可以包容呢？假如我自己是一個混蛋，那麼自己不必拒絕人，人家先討厭我了，何必還要去拒絕別人？
這一段記載得很老實，就是講子張和子夏都是孔子的學生。一個教育，一個思想，到了第三代就大變。好比三民主義思想，到現在考試起來就很難。這是說一個學問的發揮，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範圍擴充了，方向就兩樣，這是第一個觀點。第二個觀點，就看到子張的見解，比子夏的見解是高明一點，作人的道理是應該如此，對於不及我們的人，不必討厭他，要同情他，能夠幫助的就盡量幫助他，即使不能幫助也要包容人，原諒人家一點，如果自己是對的，當然要助人，自己不對就免談，所以子張的見解是比子夏高明。
雕蟲小技大有可觀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這是講學問和人生修養的道理。子夏說，人生天地間的學問，分門別類，不止一種，雖然有很多小道，如下棋、寫中國字、作詩、刻圖章，甚至於打牌吧，這些都不是什麼大學問，只是小道，古人所謂雕蟲小技，但也是學問，並不簡單，都很難，如果深入去研究，都會有所成就。但為什麼它是小道呢？是說一個人的精神思想，前面的目標不放遠大，專抓一點小成就當成大學問，就被困住了，像掉進泥坑里去了，爬不起來，所以君子不取小道，寧可走大路，但現在時代不同了，這個事也很難講，譬如八股文，寫文章也是小道，但現代的青年連小道都做不好。
講人生修養，一個大丈夫，不管對哪門學問，都要能入乎其內，出乎其外，不要被它困住了。因此，反過來講，對於下棋、打牌等等，能入乎其內，出乎其外，不被它困住的，不能不算是學問。如困住了的話，就變成了“致遠恐泥”。有一個朋友的孩子，在大學讀書，成績很好，文章也好，字也好。我這位朋友還嫌他兒子的毛筆字寫得不好，要我勸他的孩子去習毛筆字。我告訴他現在已經到了用打字機的時代，而且一支筆千餘元，一錠墨二千餘元，一張宣紙又好幾百元，已經寫不起了，將來孩子學成能創業，何必一定要書法好？正是：“銷磨百代英雄氣，殿體詩書八股文。”殿體書又名殿閣體或臺閣體，就是在皇帝面前應試所寫的字體，現在印刷界稱之為“正楷字”的。這些都是小道。但是現在很可憐了，沒有真正的文化，人家外國人來看中國文化，我們拿什麼給人家看？動輒到故宮博物院。到了故宮博物院，心裡一個慚愧的念頭——沾祖宗的光！我們這一代有什麼給人家看？我們自己真值得反省，我們只拿書畫、音樂這些小道當作文化，而且現在還拿不出來，即使拿得出來，也不過只是做做表面工作，在精神思想上，一點都沒有建立自己的文化，這個問題很嚴重。因此子夏所講的小道也有可觀，對此實在有很多感愧。
學問無盡歲月難留
子夏曰：日如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這是子夏告訴學生做學問的道理。我們看到子夏教學生的這兩點，真有無限的感慨。子夏說，一個人應該每天反省自己所欠缺的，每個人都有所缺乏的，不要認為自己有一點知識就滿足了，還要再去補充、學習。每天補充自己所沒有的學問，一個月接著一個月，有恆心不丟掉，不忘記所學的，這樣才真可說是好學，就是有恆。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說，一個人知識要淵博，但是知識越淵博思想越沒有中心。這一點大家要研究一下，特別注意，尤其搞思想的人要注意。不但是現在社會，古今中外的知識分子都是一樣的，知識淵博的人，思想反而失掉中心。不過也許我這個看法是錯的，如果知識淵博，人品又好，修養又有中心，那一定是第一流人物，這種人很難辦，什麼都沾不上，軟硬都不吃，其實，一般的知識分子，並無可怕之處，都是很安分的。我也常常和學生說笑話，將來時代是你們的，你們還年輕，我也看不見了。你
們將來做事，萬一碰到知識分子搗亂，很容易辦，多送他一點錢，弄一個清高的官給他做，然後給他聲色犬馬，就什麼都沒有了。試看歷史上，皇帝們，對付文人很簡單，都是這個法子，給什麼翰林院，什麼大學士，等於一個顧問，上了班泡杯茶去吹牛，再賞黃金多少鎰，另外賜幾個宮女給他，他再也沒有精神來惹事了，就完了嘛，很容易安排的。對人，學問並不一定可貴，但是文人有知識，最喜歡亂叫。我們幾十年來，社會亂成這個樣子，首先鬧的還不是一般不成器的知識分子。借題發揮來鬧，對某一人不滿意，就借題發揮的鬧，結果把一個國家鬧成這個樣子。這些人也真可憐，沒有中心思想，而且多半是窮極無聊，處處不滿意，實際上是鄉巴佬說朝廷。這就是博學不一定有用，博學要篤志，有一個中心，意志堅定，建立人品，那麼知識淵博，有如一顆好的種子，意志的堅定是肥料，培養出花和果來。內在沒有一個中心，知識越淵博，思想越危險，覺得樣樣都有道理，容易動搖，應該是真理只有一個，要把它找出來，所以要篤志。
“切問而近思”，切問就是經驗，多聽多問。但要注意，中年人都體會得到，人生經驗多了，結果容易走上兩條路：灰心或怨恨，覺得自己幾十年都上當，社會上沒有真理，切問包括了經驗，所以有了經驗還要近思，要真正有思想學問，去體會人生經驗就好了。近思有兩個意義，一個是思想要有中心，一個是不要想得太虛玄太高遠，要切近的其實的思想，人生到底沒有什麼太高遠，不必向外找，我們知道朱熹先生寫一本書叫《近思錄》，就是取這句話的意義。子夏教育學生，如果能做這兩句話，那麼孔子所標榜的“仁”這個學問的中心就有了。
體相圓融用之不窮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子夏說，社會上各種做工藝的，自己必須有一工藝場地，才能專心做成他的事情。知識分子的求學，首先要認識，學術知識是一回事情，透過知識還要建立一個東西，這個東西無以名之，稱它為道。一切學問為了道而學，知識學問都是為了培植這個道，知識並不就是道。 “道”是什麼呢？這個問題就像“仁”一樣，討論起來就大了，就麻煩了。我們可以簡單的分三方面來講：有它的體，有它的相，有它的用。體就是中心，形而上的。相就是它的現象，譬如全部四書所講的關於人生的行為思想，都是道的相，這個相為達到人生目的就是用。這是簡單的解釋“道”的體、相、用。如果嚴格講起來太多了，這裡不發揮。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講到人生的修養，後來中國文學中常用“文過飾非”四個字，其出典在此。自己有過錯了，粉飾一下，掩護一下。子夏說，一個小人對於自己的過錯，總想辦法說出一套理由，把過錯掩蓋起來，一個君子自己錯了就承認錯了，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和太陽、月亮一樣，偶然有一點黑影，大家都看得見，可是等一下就會過，仍不失原有的光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這是下論曾經提到過讚揚孔子的話。他說一個人有高度的修養，就是君子之人，有三種變相：看起來不可侵犯，實際上跟他一親近，又非常溫和，充滿了感情，但聽他講話，儘管他說笑話，但他言語的內容，又非常莊嚴，不可侵犯的。這是講有高度修養的人。上論中有這三句話的同義語用來形容孔子，他這裡再重提一下，強調君子學養的典型。
交淺不言深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這個地方子夏教學生們將來作人處世的道理，上面兩句話是講如何做領導人，下面兩句話，是講做別人幹部，“臣道”應有的態度。他說一個君子，要指揮下面的人，需要他們做事的時候，必須先要建立起來他們對自己的信念，當他們對自己有了信念，然後要他們做事，雖然沒有告訴他們所以然，他們仍會做到。當部下對自己還沒有信仰的時候，要求他們過多，他會以為是找他麻煩。一個領導人，在與乾部之間沒有建立信心以前，雖然是為了乾部的利益而想的辦法，但乾部們反而誤會你在利用他們，損害他們的權益。一般人的心理如此，人是最難對付的，所以待人處世必須以信，信之重要在此。
第二點，說明作為一個高級幹部的人，要對主管長官提出建議之前，先要自己估計，有沒有在領導人心中建立信任，真正對自己有了信任，再依信任的程度，作適當的建議才對。如果長官對自己的信任還不夠，則自己提出來好的意見，往往會得到相反的結果，上級反而誤會，懷疑你在毀謗他、反對他，這問題就大了。我們讀歷史，甚至看，唐太宗的意見，常常被魏徵、房玄齡這班大臣碰回去。有人說魏徵、房玄齡了不起，但更了不起的是唐太宗，魏徵如果沒有碰到這種好老闆，老早被懷疑了。唐太宗到底是唐太宗，能信任大臣，包容大臣的反對意見。張良何以不找別的老闆而找劉邦？也還是劉邦了不起，對他言聽計從，這都是說明長官與部下之間，要相互有信，下對上敬信，上對下信任，才有偉大的成就。如互信不夠，沒有真誠的溝通情感和思想，問題就大了。
大行與小節
子夏曰：大德不逾閒，小德出入可也。
我們要注意，這兩句話是子夏說的，平常很多人都誤引述是孔子說的，“閒”就是范圍，上古的時候沒有房門，晚上睡覺，門用木架子擋著就是了。當年在大陸的西南、西北地區就可看到，一些山洞的門口用木架一擋就算了，並不怕小偷，只防牛羊跑出去，所以叫“閒”。子夏主張大德、大原則不要超出範圍，不可以輕易變更，小的毛病大家都有，不要過分責備。人能做到這樣也就很好了。那麼子遊說話了：
子遊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講到這裡，是記載了子夏教學的事。孔子死後，子夏在河西講學這個階段的事。他的同學子遊說，子夏所教的這些年輕學生們，“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這裡“灑掃、應對、進退”六個字，是古人的教育，包括生活的教育、人格的教育，是中國文化三千年來一貫的傳統。如果有外國人問起我們中國文化教育方面，過去的教育宗旨是什麼？我們不是教育專家，專家說的理論是他們的，我們講句老實話，中國過去的教育，主要的是先教人格的教育，也就是生活的教育。美國也講生活的
教育，但美國的生活教育是與職業，與賺錢相配合，而我們過去的生活教育是與人格的建立相配合，不管將來做什麼事，人格先要建立。這就是中國文化的教育。現在我們的教育跟著西方走，所謂的生活教育，則是美國式的生活教育，教出來的孩子，先以能夠謀職業，有飯吃，謀生為第一。這其中差別很大很大，這是教育上一個大問題。當然將來會變，依我的看法非變不可，不變就不得了。社會自然會使它變，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不是偶然的，到了某一情勢、某一階段，自然會變。
過去孩子們進了學校，首先接受的教育就是“灑掃、應對、進退”這幾件事。 “灑掃”就是掃地，搞清潔衛生等，我們現在小學、中學都有，好像和古代教育一樣，其實是兩樣的。我們從西方文化學來的教育，制度變了，教務、訓導、總務三個獨立。等於一個政治，三權分立，三樣都不連繫，結果三樣都失敗。教務只教知識沒有教學問；訓導是空的；總務呢？下意識中就認為是搞錢的。變成了這樣，可見我們整個教育制度沒有檢討，因此學生對學校大體上都是壞印象。中間細微末節的事還很多，譬如老師下命令搞清潔，就沒有一個搞好清潔。我經常說搞總務之難，一個好的總務，是宰相的人才，漢代的蕭何，就是搞總務的。總務這門學問，在學校裡有家政系，（這個翻譯得不好，實際上就是內務系。）訓練內務人才。但總務始終很難搞好。任何一個機關團體，一上廁所就發現毛病，管總務的也不可能每於去看每一個抽水馬桶，這就可見總務上管理之難。至於灑掃方面，現在的青年連地都不會掃，雖然中學小學要掃地，可是拿到掃把揮舞，反而把灰塵揚得滿天飛，抹上桌上灰塵，轉身反而抹到牆上，連灑掃都沒學會，生活教育真不容易。再其次的“應對”，更成問題。現在的學生幾乎不會應對，如問他：“貴姓？”他就答：“我貴姓某。”“府上哪裡？”他會說：“我府上某地。”就是如此，應對的禮儀沒有了，這是大問題。最後“進退”更難了，一件東西該拿不該拿？一件事情該不該做？是大學問，小的時候就要開始教。如吩咐去向長輩拜年，到了親友家，該站該坐？站在哪裡？坐在哪裡？進退之間，作人的道理，都要注意教育，現在這些都沒有了。古代的教育，就從灑掃、應對、進退這些地方開始。
中國的古禮，周公之禮，六歲就讀小學，小學就從這種生活規範學起；進一步八歲十歲認字；十八歲入大學，那是學大人。所以中國文化，小學這個階段，就是求作人的知識，先培養一個人，然後再講高深的修養，才是大學之道，這是我們中國過去文化教育的路線。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時代真可憐，很差勁，“灑掃、應對、進退”統統沒有了，非常嚴重，這不能全怪學校，幾乎每個人都要怪自己，因為現在我們搞得不中不西，不今不古。如果完全西化還好，西方人還是蠻有禮貌的，儘管有的披頭散發，像嬉皮一樣，他對人還是有一套，很有禮貌，也許他只穿一雙膠拖鞋來，但對美國人不必要求這些，因為他們很節省，以頭髮來說，美國孩子一年中難得有一次上理髮館，普通家庭婦女，都是自己動手的，節省得很，只有英國講究衣飾派頭，所以不要以為外國人平時穿著不好就沒有文化，當他們參加社交宴會時就很講究了。人家有人家一套禮貌，可憐的是我們這一代青年們，什麼都沒有，所以我們這一代必須特別為下一代著想。這是對“灑掃、應對、進退”大概說了一下，如果詳細說中國傳統“灑掃、應對、進退”的沿革，可以出一本專書了。
子遊批評子夏，說子夏辦教育，教的學生，“灑掃、應對、進退”這幾件事勉強還可以，不過這是枝末的問題，他還沒教人家根本。外形都教得很好，沒有內容，怎麼辦？他這個話傳到子夏耳裡，子夏就說，我這個老同學的要求太苛刻了，太過分了。應該從哪裡先開始？哪一樣放在最後？乃至哪些應該放棄了？換句話說，辦教育的人，造就後一代，要觀機設教，沒有固定什麼叫先本後末的事。基本上就要完成一個人格，人在外形上做好，“灑掃、應對、進退”懂了以後，慢慢就會達到
內心。譬如種植草木，要有個區分，不能混合。同樣，教育學生，對人才的資質要有自然分類。如果施教如下雨一樣普遍澆下來，可是青菜所吸收的雨量和大樹所吸收的雨量各不相同，這中間因受教者的本質不同必須有所區別的。不管如何，從事教育的人，固然希望後一代好，但基本的教育最要緊，雖然它是注重形態，可是形態也要教好，怎麼可以隨便說它沒有用呢？至於再進一步，由生活教育一直到精神教育的最高處，不是我們做得到的，要聖人才可以教人馬上悟到“道”的真諦。
學與仕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這兩句話要注意，後來一直成了中國文化的中心思想之一，講到這裡，我的感慨特別多。過去我們中國文化，都是走這兩句話的路線，我們翻開歷史來看，覺得很可愛，過去的人所謂“十年窗下無人問，一旦成名天下知。”學問有成就，考取功名，做了官，揚名天下。可是做了官以後，始終不離開讀書，還在求學，每個人都有個書房，公餘之暇，獨居書房不斷進步，這是古人的可愛處，就是“仕而優則學”，儘管地位高了，還要不斷求學。 “學而優則仕”，學問高了，當然出來為天下人做事。然而到了現代幾十年看來，只有“學而優則仕”，至於說“仕而優則學”就少有了，而是“仕而優則牌”，閒來無事大多數都在打牌。有的買了線裝的二十五史等書，我擔心放在那裡將來會被書蟲蛀了，因為他都在打牌，這正如所謂：“青瑣瑯嬛飽蠹魚。”所以我深深地感慨，一個時代的風氣之可貴，我們要為後一代做好榜樣，我們已經害了自己，害了社會，絕不要害後一代，對後一代培養好，使國家未來的前途，看到光明的遠景，我們這一代再不能馬虎了。歷史上，如司馬光做了這麼大的官，是他著作的，退下來，公事之餘，他就著作、讀書，千古的名著，不是簡單的。現在讀書的風氣沒有了。剛才說笑話，“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牌。”現在這個風氣又過去了，不是“牌”了，仕而優則“舞”，下班以後跳茶舞、喝咖啡等等，花樣多了。這就說到社會上讀書的風氣的確是很重要。其次我有另一個很大的感慨，過去辦教育的只是犧牲者，一輩子從事教育，的確是犧牲。很多人教出來的學生地位很高了，回來看老師還磕頭跪拜的，學生為什麼如此？是老師對教育的負責，學生終生的感謝。現在不然了，學而優則商，讀完了書去做生意，生意做垮了就“商而不優則仕”，搞一個公務員噹噹，公務員再搞不好，於是“仕而不優則學”，轉過來教書去！這怎麼得了？我這話是老實話。前幾年確是如此，看到這種情形，身在教育界就感慨良多了。時代的趨勢變成這樣，我們對於子夏這兩句話，應該要深切地反省深思，今天的社會，所謂中國文化、中國教育，到了這種情形，應該怎麼辦？
我們從文化資產中，看到歷代名臣的著作太多了。至於名家也不一定是地位高，官做得大。如清代的鄭板橋、袁枚這幾個名家，官位只不過是當縣長而已，而且他們也不想做大官，當了縣長以後，年紀輕輕就辭職了，回家之後以名士的身份從事著作，所產生的影響非常大。而我們現在，好像已經沒有這個精神了。現在天天在講中國文化，而中國文化人——知識分子，這個讀書的精神可變了。最近以來，有許多年輕的同學，討論到著作的問題，我告訴他們，現在的教育，由小學一直到大學，這十幾年讀書，所浪費的精神的確不少，都在應付考試。孩子們真可憐，而用腦力記下來的東西，考試完了以後，連影子都沒有了，這些學問到底有沒有用，將來至少在文化教育史上，是一個大問題，現在我們也許感覺不到，但歷史是一個天平，將來是要算總帳的，現在的年輕學生，把腦力用在不必要的記憶上，但到大學以後，開始想真正讀書的時候，已經缺乏這個精力了，而且心靜不來，沒有讀書的習慣。當年我們讀書的時候，是盡量的吸收，裝進來，當然也啟發了自己的思想，但沒有像為了考試那樣，去擔心應付這些記憶，而讀得非常輕鬆，到二三十歲的時候，對於以前讀進來的書，統統發揮出來了。尤其碰到作人處世的時候，把原來所吸收的東西，盡量發揮出來，可真的很有用。現在的年輕朋友，他們可以說沒有真正讀過一本書，而近年來，小學的孩子所具有的知識，比二十年前的孩子又多了許多，但真教他對學問修養下一個決心，他就做不到了。所以我們可以預言的，將來我們國家民族對這個問題，會深深感覺到害多利少，會很痛苦的。這是由“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兩句話聯想到的。
再說“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古人不但是讀書，而且把工作經驗和學問融化在一起，所以寫真有價值的著作，準備流傳。我們看古人有價值的著作，如講中國政治哲學吧，絕對離不開《管子》。但是《管子》這本書，就不是像現在我們這樣，為了拿一個學位或是為了出名而隨便亂寫的，而是從他一生的經驗，乃至從他在歷史上有名的“一匡天下，九合諸侯。”——這是孔子對他的評語。管仲原是一個犯法的罪人，齊桓公起用他以後，他能夠九合諸侯。當時的國際關係比現在還難做好，而他能前後開了九次國際聯合會議，而且大家非聽他的不可，並沒有用原子彈壓迫別人，也沒有利用石油控制別人，就把政治上一個混亂的時代，領導上了軌道。所以孔子非常佩服他。以他這樣一生的事功，也只寫了《管子》這一本書。不過後人再研究這本書的內容，認為真正是他寫的，不過十分之三四，有十分之六七是別人加進去的，或是後人假託他，或是他當時的智囊人物增進去的。但不管如何，這本書對中國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說比孔子的思想還早。他這樣以一生的經驗，只寫下了一本書，可見古人著作，慎重得不得了。還有一本《商君書》，秦始皇以前的秦國，他之所以特別強盛起來，就靠商鞅變法，他是講法治的法家，也可以說以法律作統制工具的政治家。秦國用商鞅以來，一直主張法治。這本書究竟真假的成分多少，我們不去管他，但在中國法家政治思想上非常重要，要想研究思想鬥爭，這些書是不可少的。我們一般人，這幾十年來接受外國哲學思想，比接受自己的哲學思想更多，洋裝書比線裝書看得多，這也是一個大問題。滿清入關打明朝的兵法，就是用了一部，雖然這個話太概括，也未免太輕視清朝了，但是大體上是如此。雖是一部小說，所包括的外交、政治、經濟、軍事、謀略思想太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人打中國以前，幾乎日本全國的人都在讀《孫子兵法》與，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而我們現在的年輕人看過這些小說的，實在是少之又少了。
我們研究文化鬥爭，一定要把別人的根挖出來，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挖出了敵人的根在什麼地方，然後知道他下一步是怎麼走，知道他必然是什麼路線，而且實際上歷代講統治的人，內在都是用法家的思想與原則。雖然商鞅變法自己是失敗了，而這部《商君書》，他和《韓非子》等這些法家的著作一樣，在中國政治的運用上，都是很重要的典籍。假使研究鬥爭的手段，在這些書裡，可以找出來的例證太多了，是用不完的。
這也就是說明了“仕而優則學”，一方面工作服務求經驗，一方面不斷求學，增加學識的淵博以開拓心胸，再配合自己為人處世的實驗，而產生的學問，這是中國文化講學以致用的精神。但是現在和學人文科學的學生們談談，真覺得悲哀，連自己中國的歷史都沒有學好，只學了研究歷史的方法，而中國古人讀歷史不是走這個路子，讀懂了以後，自然知道方法，現在更可悲哀的，有中國學生去美國研究中國學問，如中國史、中國文學等，或是只研究一節中國斷代史的某一點，就拿到了學位，想想看這該多可憐！這個樣子讀歷史，學位是有了，而對於歷史與人生的配合則不曉得。這也是我們要注意的，將來對後代的教育，對自己工作與處世的方面，也許會有新的認識。所以“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這兩句話，我們今天讀來，是有無限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