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處關津處處寒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闢人之士也，豈若從闢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長沮和桀溺，是兩個隱士，一對好朋友，在並肩種田，孔子經過那裡，不知是有意或無意的，教子路去問路，問過江的路口，這“問津”是這篇文篇的“點題”，我們中國以後的文字上，所謂“指點迷津”的典故，就是從這裡來的。長沮就先反問子路，你替他趕車的那個老頭子是誰？這是明知故問。子路說，坐在車上的是我的老師啊！鼎鼎大名的孔丘。長沮說，就是魯國的那個孔丘？子路說，是啊！就是他。長沮說，既然是孔丘，他當然知道該怎麼走，還要來向我們問路嗎？他這話答
得很妙，子路問的是車子應該走向哪裡的路。長沮答的不是車子走的路，是人生之路，長沮的意思是說這個周遊列國、到處還要傳道的孔子，他現在“路”都不曉得走嗎？他這個話是很妙，很幽默的。
子路問不出道理來，就轉過頭來問桀溺，桀溺卻反過來問子路，你是什麼人？子路說，我名字叫仲由。桀溺說，你就是魯國那個糟老頭孔丘的徒弟嗎？子路說，是的。桀溺說：“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滔滔是形容詞，現代語彙就是潮流，當潮流來時，海水一漲，浪花滔滔滾滾，不管好的壞的，統統都被浪頭淹沒了。天下皆是也，就是說現在全世界都在濁浪滔滔，一股渾水在流，這情形又有誰能夠把它變得了，那洪水氾濫的時候，時代的趨勢來了，誰都擋不住，並且他告訴子路：“且
而與其從闢人之士也，豈若從闢世之士哉？ ”這句話中的“闢”就是“逃避”的“避”；“闢人之士”，是指孔子，避開了魯國，魯國政治太亂，自己的國家他救不了啦！為了想實行自己的理想，到處去看，是避開亂的社會，另外想找更好的環境，為“闢人之士”。桀溺是告訴子路，你跟著孔子這樣的“闢人之士”，可是人是避不開的，如現在的和尚出家，神父的入會，反正都沒有離開社會，不過換了一個生活。哪裡出得了家？真出家談何容易？真出家就是桀溺說的“闢世之士”，連這個時代都拋開了。離開這個社會，跑到深山里去，不和任何人打交道，這就是出家嗎？永嘉禪師曾經說過，當你的心不能平靜的時候，跑到深山都沒有用。不要以為到了山里，就是出家修行，有時候看到風吹草動，心裡都會煩起來。如果把自己的心修平靜了，在任何熱鬧的地方，就和在山林中一樣的清淨，這是基本的道理。所以這一段桀溺對子路說，你與其跟著孔子一樣，覺得這裡不對，就離開到另外一個社會，其實時代是逃避不了的，還不如像我們一樣，自己忘記了這個世界，忘記了這個時代，種我的田，什麼都不管。他說到這里以後，再不說話了，拿起鋤頭，還是不停地種他的田。
子路碰了釘子，就回去把經過報告孔子，孔子聽了心裡很不愜意，臉色變了，很落寞也很難過的樣子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後世自命為儒家的人，抓住這句話作為把柄，認為道家這些隱士都不對，說孔子在罵他們是禽獸，這些人沒有國家的觀念，不是人，是禽獸。這是後世的解釋，但我否認這種解釋，後世的儒家根本解釋錯了。我的看法，孔子非常贊成他們，孔子這句話不是罵他們，因為上面有句“夫子憮然曰”，孔子心裡很難過，很落寞的味道，所以告訴子路：“鳥獸不可與同群。”鳥是飛的，獸是走的，而且鳥是海闊天空由他飛，獸類之中，絕大多數野獸都在山林裡，不在人類的社會中，飛的與走的不能擺在一起，換句話說，人各有志，各走各的路，遠走的就去遠走，高飛的就去高飛。孔子接著說，其實我很想跟他們一樣，走他們的路線，拋開天下國家不管，我還不是跟他們兩個人的思想一樣的。換句話說，都是在憂世的，擔憂這個國家，擔憂這個時代，擔憂這個社會，這種憂都是一樣的，問題只是做法兩樣。他們可以丟下這個社會、這個時代不管，只管自己種田去，可是我丟不下來。假如說國家社會上了軌道，我又何必來改變它呢？就因為時代太亂了，我必須要犧牲自己，來改變這個社會的潮流。這就是孔子！所以我們知道孔子走的路線，比這些隱士們走的路更難。明知道這個擔子挑不動的，他硬要去挑。
我們這裡引述歷史一件事來補充說明：宋代王安石上台了，蘇東坡這批人和他的意見不同、分歧，形成了後來著名的“黨禍”，而王安石所用的人都非常壞，所以這班正人君子都紛紛辭職。當時有人主張最好不要辭職，因為王安石下面這一批人，將來一定要把事情搞壞的，你多佔一個位子，使他們少搞壞一點，這就做了好事。這就說明挑這種擔子很難，明知道要壞，可硬是不走開，佔住一點，少壞一點，雖然不能積極的挽救，也是消極的防止，孔子走的是這個路線。
如此風波不可行
下面又來一個：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有一次跟著孔子後面走，大概脫了隊，落伍了。 “遇丈人”，碰到一個老頭子。 “丈人”不是岳父，古代丈人是對長輩的尊稱。過去寫信，對父執輩稱世伯，自稱世晚或世侄，但有的與父輩沒有交情，而年歲地位又比自己高得多，這時就尊稱對方為“丈”，就是長者、前輩的意思。子路碰到一位老先生，用他的拐杖，挑了一些編織竹器的青竹篾藤，子路就問他，你看到我的老師嗎？這個老頭子可罵了子路一頓，什麼你的老師？這種人光在那裡吹牛，也不去勞動勞動，連五穀都分不
清楚，一天到晚只在那裡用頭腦，用嘴巴吹牛，我才不認識你的什麼老師。老頭說完，把拐杖往地下一插，在那裡芸田，手扶著杖頭，用腳把禾苗周圍的草，壓到泥土下去。子路搞得沒辦法，被他的氣勢懾住了，拱手站在那裡恭恭敬敬的不敢動。於是這位老頭子帶子路回家，留他住下，還殺雞，做了很好的飯，很豐盛的款待他，而且還教兩個兒子來做陪客。第二天子路找到孔子，又報告了經過。孔子說，這是一個隱居的高人，教子路回去找他，可是子路到了那裡一看，這位老先生搬家了。
關於這些隱士的事情，儒家記載得很有限，我們如果看《高士傳》、《神仙傳》這一方面的書，則這種人很多。如佛家禪宗的隱山和尚，這是佛教進入中國以後唐代的故事：有兩位很有名的大師，出門“行腳”。 “行腳”是佛家的術語，就是到各處參訪有道德學問的高人，這兩個和尚走到一個深山里面，在溪水中洗臉，其中一個是洞山，告訴另外一個密師伯，這山中住有高人。密師伯說怎麼知道？洞山說，我們洗臉時不是看到一片菜葉子，隨溪水流下來嗎？可見上流有人。於是兩個人就去找，雖沒有路跡可循，但終於找到了這個隱山和尚，搭了一個茅草棚，一個人住在深山，於是這兩個和尚跟他談道，他們談得相當投機。後來，這兩個和尚就走了。但在半路上一想不對，多年來難得一見的高人，隱居在這裡，實在太可惜了。於是第二天回去找，找不到了，連茅草棚都燒掉了，只留了幾首詩在那裡，最後兩句說：“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屋入深居。”像這樣所謂隱士思想的人物，在中國歷史上很多，並不是灰心，灰心就自殺了，而多半是很有修養的人。
子路找不到這個荷蓧老人，回來告訴孔子後，談起這件事有所感想——子路不是一個絕對莽撞的人，他跟孔子這麼多年，孔子也很欣賞他，所以他講出一個道理——他說，一個知識分子，有學問有能力，不肯出仕貢獻給國家社會，（這裡要注意，“仕”的觀念，在春秋戰國以前，是為對國家有所貢獻而出仕，後世是為了自己的功名富貴，出來做官為出仕，完全是兩回事。）不合於義。社會有社會的秩序，長幼的階級，父是父，子是子，人倫的階級不可廢，家庭父母子女的秩序都不可亂，更何況國家社會的政治體制，怎麼能廢？假使廢了，社會就沒有型態、沒有秩序，不成社會了。這些隱士思想的人，欲潔身自好，把自己身心人格搞得很清高，自己有自己的觀點。社會中有許多人也是這種個性，這種人是守成的第一流人才，可是教他去開創，那就糟了。開創事業的人，好的要，壞的也要，而且要準備接受壞的，天下好的名聲固然好，有時候為了成功一件事業，往往要擔負很多壞名聲，其實很冤枉。但是能夠挑得起來，就很難了。這種做法，比潔身自好還更難。所以我們常常感到任勞任怨難，尤其當主管的人更是如此。創業的人，第一個修養要能夠任怨，但不是手段，要是一種德行才行。所以潔身自好的人，多半是隱士。子路這時可有個感想，認為潔身自好的人，亂了人倫之道，把一切都丟開了，只管自己。也可以說，是絕對的個人自由主義者，對於國家社會並無貢獻。所以子路說，君子的出仕，並不是為了自己想出鋒頭，而是為了貢獻給國家社會——“行其義也”。看了這些隱士們，就曉得“道之不行”了。因為社會上的知識分子，多半喜歡走隱士的路線，覺得救不了時代，就做隱士，向後退，不敢跳下這個渾水去。大家都像這個樣子，有學問，有修養的人，頭腦太清明了，看清楚了，不願來淌這個渾水。所以子路說他懂了，搞不好了，他知道跟孔子這位老師所走的路線，自始至終，永遠都是自我犧牲，因為其他的知識分子，多半只管自己了。
上面到這裡，等於告了一個段落，下面一章就等於引用孔子的評論了。先說逸民，古代逸民也近於隱士，在歷史上，後來引用孔子這句話，有“逸民傳”。尤其清朝的歷史，對於明朝的許多絕對不投降，當然更不肯出來做官的知識分子，像王船山逃到湖南的山里去了，像陝西的李二曲、江甦的顧亭林等等，硬是不出來，當然也沒有被殺，這一類人在清代的歷史上留下來，就列入“逸民傳”中，當然不是二臣，二臣就是投降了的，逸民是很高逸的，這又與隱士有所同而又大有不同之處了。
窮達行藏
現在繼續講《微子第十八》，今天說到“逸民”這一段。上次說過，這一篇所講的，等於是歷史人物的報導，也反映出立身處世的道理，一種走入世的路，一種走隱逸的路，當隱士為出世之路。不過中國過去的隱逸之路，並不完全是消極的，以舊文字來形容，可用“有所待也”四個字。他們不是為個人利益有所待，只是想為國家社會有所貢獻而有所待，雖然同入世的人看法兩樣，角度兩樣，但都是有所待。因此，隱逸的路線也可說是積極的，他們救人救世的目標是一致的。可是這一類人，和孔夫子正面對照起來，顯出兩個方向。這一片里大部分都是說隱逸的，孔子提出來：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孔子認為這批逸民們，最值得欽佩的，確定了人格，立志不變，自己認清楚了一個主義、一個思想、一個目標。他這個人格不管什麼環境，永遠不變，不動搖，同時不辱其身——這四個字是很難的，拿社會的現象與歷史作一個對比，就會知道，歷史上有許多人降志辱身。有人在一個時代變更，尤其國破家亡的時候，例如宋末、明末時期，有很多人，或為了怕死，或為了一己的功名富貴而降志，降志而後辱身，招來不知多少侮辱，被人看不起。但是話說回來，有許多人還以辱身為光榮的，對這種人真是一點辦法都沒有。同時由這點，也可以了解我們中國思想文化，對於人格教育的建立是很重視的，再說不辱其身的事例，我們但看社會上許多人，雖然發財了，但是乃由降志辱身得來，也是很可憐！對於不辱其身的定義，廣義的是堅定人格，高尚其志，這是很不容易的。孔子認為真夠得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只有伯夷、叔齊他們，這兩個人連皇帝位置都不要，可以做到棲心道德，視天下如敝屣。
孔子又說等而次之，便如柳下惠、少連這兩個人。柳下惠這個人我們曾經提到過的，三次上台，三次下台，始終搞不好，孔子說，這好像就差一點，可以說降其志，又辱其身了。明知道做不好，非硬做不可，又不知道權變，如知道權變，將就一點也好，又不能將就，既挽不回時代，又自取其辱，結果既降志而又辱身。辱身是指個人對社會環境而言，降志是對自我人格而言。孔子說，在這方面來講，柳下惠、少連就比較差了。不過，他們一生的言語思想是中倫的。這個“中”是射箭射中了的“中”。 “中倫”就是中於倫常的道理，維持了傳統文化的精神，同時也說他們言語思想完全是走中肯的路子，他們的行為，能夠中於中正的精神。總之，他們的言行思想，可以保持原來的規矩沒有變，只能如此而已。但挽回不了時代，對社會也沒有貢獻，所以說他們是自己降志辱身。
再其次如虞仲、夷逸這幾個人，用現代話說，也可以說是時代的逃兵，或者說是現實社會裡退伍了的人，自己認為對社會沒有什麼貢獻，就只好退出。他們一輩子隱居，沒有出來做過事，放言高論、批判是非得失。我們把“隱居放言”連起來看，便知唯有隱居可以放言，這怎麼說呢？對功名富貴、社會的一切都無所要求，沒有企圖，所以這可以客觀地講公正的話，也敢於講話。但孔子說他們雖然如此，也只能做到他們本身一輩子清高而已，儘管再大的功名富貴放在面前都不要，捨棄掉了一切人事上的禍福利害關係，自己退隱了專門自修。固然說時代不對了，環境不許可他們有所作為，沒有辦法，只好退隱了，不過隱退也是不得已的一個權宜之計，所以說它是一種通權達變的辦法而已。
孔子提了這幾個隱士的典型以後便說：我和他們則是兩樣，真正時代不需要我的時候，我可以作隱士，需要我的時候，我也可以出來，絕對地負起責任來做事。並不是自己立定一個呆板的目標，像上面提到這幾個著名隱士的作風。因為他們自己劃了一道鴻溝，自己規定了人格標準，守住那個格。孔了說無可無不可，就是說不守那個格，可以說是“君子不器”，也就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意思。需要用我的時候，把責任交給我，我就照做，挑起這個擔子，不要我挑起這個擔子的時候，我絕不勉強去求，所以說孔子是“聖之時者”。他這個聖人與別的聖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自己所說的“無可，無不可。”沒有規定哪一樣可去做，沒有絕對否定哪一樣事情不可做。 “無可，無不可。”有時候被人錯誤解釋是滑頭的事，好像這樣也可以，那樣也可以，其實不是這意思，而是說不固執自己的成見。
這一段等於是這一篇內容要點的畫龍點睛了，本篇的宗旨就在這個地方，也可以說，在為人處世上，給我們一個啟示，看自己應該向哪一個人生路線邁進。
時衰鬼弄人
下面跟著就是講時代的混亂，由這一節就可見當時春秋戰國，尤其在魯國，傳統文化的衰退，結果知識分子統統逃走了，都去做了逸民。
大師摯適齊，亞飯幹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鞀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在這裡孔子提出當時的魯國，這班人都散了。魯國是周公之後，周公是建立周代文化的開創人，所以中國上古一直到周代的傳統文化，比較能夠保存的，是在魯國，而到孔子這個時代衰敗了，人才都散了。當時的文化，重點在禮樂，那個時代管樂的，不是現代一樣的音樂專家，以現代語彙說，都是高深的哲學思想家而兼禮樂方面的事，可是當時這一班人都散掉了。管樂的大師摯，“大師”是官名，勉強等於現代的部長階級，“摯”是人名，這個人離開自己的魯國，到齊國去隱掉了（並
不是去就更好的職位）。亞飯幹，這裡的“飯”字等於是管樂的官階官名，亞飯等於副首長，幹這個人到楚國去了。三飯繚到蔡國去了。四飯缺到秦國去了。鼓是打鼓的鼓手，中國古代音樂的鼓手是合奏中的指揮手，很難的，那個名叫方叔的鼓手到河內（黃河上游）一帶去了。搖博浪鼓的武，過了漢水到了長江一帶。少師，即大師的副手名叫陽的這個人和打大磐的襄出海，到海外去了。這一篇簡單的述說就是這樣記載這幾個人的行踪。單獨看這一段記載，沒有什麼道理，好像毫不相干的，
但這說明一個國家社會，在變亂的時代，真正憂時匡世的人才離散，無法存在高位，大家退隱散伙了。真正有學問，想為國家天下貢獻能力的人，無能為力，灰心地，都逃避現實而東零西散，人才一去，這個社會、政治的結構，社會的形態就成了大問題。透過這一段。我們要了解它的精神，等於領導一個單位，發現了好幾個人才，薪水不足以養廉，或者某一環境困擾他，他們就散掉了，一個人唱獨腳戲，就唱不起來。整個歷史時代的光輝或黯淡，都是人的問題。不管制度如何好，還是要靠人來執行，沒有人才就完了。所以這段要與前後文連起來看，就可看出它的精神來。把這段文章圈斷，那是後來宋明儒生們幹的事，如照他們圈斷的來讀，這一段記載，孤零零擺在這裡，就毫無意義，就好比王安石罵《春秋》這本書是流水帳一樣，沒有什麼道理，但連起來看，這本帳大有文章，由此可知當時的時代歷史之嚴重，時代要變亂，人才都離散了。
由此再把下面兩節連起來，作為本篇的結論。周公遺訓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敵，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我們再強調要連起來看，就看出了的道理，指導我們的方針。上面講了當時文化集中地的魯國，到了孔子時代已經開始衰微了，老成凋謝，人材星散。這裡又推溯記載魯國開國之初周武王的兄弟，建立周代文化的周公，告訴他的兒子魯公（就是伯禽，分封在魯國），一個領導的人，不管是個人作人，或者擴充到政治上，總之，為天下國家社會，要沒有私心，好處先不要想給自己的親信，要大公無私。這是第一點。
不要使自己提拔起來的干部怨乎不以，就是不使重要幹部心裡不以為然的怨懟，感到不過以他來擺位置、作傀儡，並不是真正要他做事。大臣如不以領導人的做法為然，又不好明說，就會變成屍位素餐，應付一下上班，反正提意見也沒用，這樣就很危險，這是第二點。再其次：“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這是說明中國古代文化的念舊精神，共同創業有功的人，這些故舊，到了年紀已大，應該退休時，雖然頭腦差些，沒有用了，但當時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如果他們沒有太重大的錯誤，
不要隨便捨棄不用。中國文化所講的人倫文化，就是推己及人地愛人。因此對於故舊，雖然老了，但他年輕時還是有用的，出過力，甚至可能在期間還幾乎連命都賠上，今日老了還算是幸運的，所以周公說對於這種人，除非犯了太大的錯誤，否則不能無故丟其他們。為政之道也好，作人之道也好，這是念舊、愛人。對朋友當然如此，對於老朋友，如果沒有什麼嚴重的問題，活著已經沒有幾次好見面了。見一次少一次，更不能拋棄這分友情。這是第三點。
還有一點最重要的，一個做領導人的，不可要求幹部全部是才。人常常容易犯這種錯誤，希望幹部又能幹，又沒有缺點。這是萬難做到的。還有一個常犯的毛病，對於一個能幹的干部，任何事都交給他辦，結果常常使這個能幹的干部受不了，因為他到底是人，不是鐵打的。這就是說無求備於人。再說，人都有長處，有缺點，不能要求每一個人都是聖人，尤其是共同創業的干部，又能為你打天下，又能為你守成，同時又是聖人，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交朋友，做領導人，不要對人責備求全。
這四點是周公吩咐他的兒子——魯國的國君，為領袖者的重要原則。因此，把這段放在本篇這個地方，編得太好了。上面講了許多人生態度與孔子對立的人，以及一般逃隱之士。如《孔子家語》記載所罵孔子的“如喪家之狗”，像條野狗一樣， 到處亂跑。形成兩個目標完全不同的相對類型。因此就可以看出一個道理：很多隱逸的人是被環境逼走的，這就關係到政治上作領導人的問題了。孔子經常提到周朝之德，所以下文就以周朝之人才濟濟作一小結。
周有八士：伯達、伯適、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周朝的興起來，除了主要的薑太公、周公以外，還有重要的干部，就是這八個人，幕僚中的要角，周朝初期奠定了後世八百年天下的基礎，並不簡單，全是靠人才濟濟，同心協力所致。對這八個人的歷史，我們保存的資料不太多，暫且到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