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泰伯第八-1

薄帝王而不為 《泰伯》第八這一篇，等於是第二篇《為政》的個人學問修養的引伸註解。第八篇的題目《泰伯》，也就是這一篇裡所記載的，孔子經常標榜的聖人——吳泰伯。 泰伯是什麼人呢？我們現在說中國文化，如果嚴格地說應該是周代文化。是周公把過去的中國文化，集其大成；而孔子是將周公集其大成的中國文化加以整理。所以中國文化，也就是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所傳承的文化總稱。 講到中國的文化歷史，就聯想起一本有關中國歷史哲學的書，在清代是禁書，但是我們還是把它保存了下來，也許大家沒有看過。賈應寵（字鳧西，是明崇禎末年人）寫的《木皮散客鼓詞》，是用歌謠的體裁，以彈唱的方式來敘述我國歷史。這本書是明末清初時期的作品，其中充滿了反清復明的民族意識，也包含著高深的歷史哲學意味及文學境界。講中國的歷史哲學，以朝代來計算，春秋、戰國這兩個時代，還是屬於周朝的。周朝統治天下約八百年，漢朝約四百年，唐代約三百年，元朝八十多年。明朝約三百多年，清朝統治也兩百多年。說亂世，魏晉南北朝亂了兩百多年。其中歷史最長的朝代，源遠流長的是周朝有八百年。

民間的小說上說，姜太公八十歲遇文王。要知道周武王比姜太公只不過小幾歲，當年跟周武王統一中國的都八、九十歲了。當時的文化，老成謀國，越老成經驗越豐富、越穩重，和今天情形大有出入。不過這個出入不必去擔心，時代在變，歷史也在輪轉返复，將來會恢復敬老尊賢也不一定。因為年輕人有衝勁，卻沒有高度智慧與經驗，而老年人衝勁又太小。兩人一配合就完整了，不能偏向的。小說上說姜太公八十遇文王，老先生還擺架子，不肯出來。結果由文王推車，推了八百步推不 動了，姜太公就說保佑他的子孫八百年天下。這是小說寫的，但代表了一種思想。把神話的、小說的外衣剝了以後，真的思想就出來了。這是小說家和民間文學的一種手法。 周朝能統治天下長達八百年，真不簡單，歷史上寫他祖德深厚——所謂祖德，不是迷信，而是說他祖先開始，歷代培養歷史的根基。要培養歷史的根基，是不容易的。我們再看秦始皇統一天下，他也是祖宗好幾代培養下來的。不過秦國走的路子，比不上周朝。周代一開始就走道德的路子；秦國的祖先一開始就以法治為基礎。週以道德為基礎，就是德治、禮治。在教育文化這一方面，秦的法治也培養了好幾代，兩三百年以後，才有秦始皇這個結果。周代的祖先，到周文王不是結果，到週

武王統一天下才是結果。泰伯是個什麼人呢？是周文王的大伯父，周武王的大伯公。周文王的祖父為大王。大王有三個兒子，大兒子為泰伯，次子名虞仲，第三子名季歷。季歷的長子就是周文王，名姬昌。大王當時看到殷商已經快完了，政治太糟糕了，有意革命。照中國古代的規矩，大王一定是傳位給長子泰伯。大王就告訴泰伯好好努力，將來可以把殷商腐敗的政治推翻。但是泰伯依照傳統的觀念，認為殷商的政治儘管敗壞，而周終歸是殷商的諸侯，不應該去推翻它。對於他父親大王這個 思想，在家族中為孝道，不能不聽你親的話；為天下的公道，則礙難聽父親的話；處於兩難之間。泰伯於思想、見解、學問、道德，沒有不好的地方，卻難於接受大王的想法。 大王看到第三個兒子季歷的長子——就是周文王，認為他將來會有辦法，將來可以統一中國。所以大王認為，泰伯既然這樣清高——他當然不能說大兒子不對，泰伯是對的，他也欣賞大兒子——只好將位子傳給三子季歷。古代宗法社會，有長兄在，傳位給小兒子是不可以的。泰伯處在這種左右為難的狀況中，知道了父親的意思以後，於是自己逃掉了，不願當帝王。所以後來大王傳位給季歷，季歷死了傳給周文王。一代一代都是道德的政治。後來周文王受冤枉坐牢，他並沒有起來革命。

到了武王的時候，才和姜太公起來革命，推翻殷商。這樣幾代下來，數百年間，周朝的德政已深入人心。我們古代就講立德立功，後來佛教引用，稱為功德，是功與德聯合起來用。一個道德行為，使全國的人都受到恩惠——政治上的恩惠、公的恩惠、私的恩惠、加上對社會的功勞，合起來為功德。周朝就做到了這一步。 但是泰伯歸隱了，逃到南方，就是後來的江蘇。在古代，這些地方都是蠻荒之地，沒有開發、沒有文化。所以他一逃就逃到這最野蠻的地方。後來他的子孫落籍了，就是在南方的吳國。春秋戰國時吳國，就是他的後代。最初是武王統一天下以後，才把泰伯這一支宗族清理出來，封為吳國。在周武王沒有封他以前，泰伯連王侯都不當。以現代的話來說，為了正義，為了信仰，帝王可以不當，人格不能有損，真理的思想不能動搖，因此走掉。我們有時說“連皇帝都不想當！”那是吹牛，沒

有機會而已。給你當也當不好，除非在電影上、電視上，演戲噹噹還可以，真給你上去，不把你嚇昏了，就被你弄壞了，那不行的。泰伯是真的有帝王可做而不為，這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孔子思想中最推崇這種人，並不把功名富貴放在第一位；把真理、道德放在第一位。窮死餓死，那是另外的問題，並不在乎。所以孔子最尊重的人是泰伯、伯夷、叔齊等人。這一篇開頭就講泰伯。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這是引用孔子平常講的話，當作這一篇的第一節。孔子說，如果講人生的道德——公德，政治的道德；私德，個人的道德——像泰伯這個人，隨便公私兩方面的道德、修養都到了最高點。他三次推讓天下，最後還是逃掉。後世的老百姓，不曉得歷史上這件事。這事後來流傳下來，完全靠《左傳》詳細的記載。而他自己帝王都不要作，當然更不會要一個虛名，讓老百姓去稱道他了。所以孔子特別尊重他。這也就是中國後來所講的道家思想（我們前面曾提過，在當時是儒道不分的）。

一個人道德修養，真要做到“君子坦蕩盪”，必須修養到什麼程度呢？要做到“棄天下如敝屣，薄帝王將相而不為。”把皇帝的位置丟掉像丟掉破鞋子一樣：為了道德，為了自己終身的信仰，人格的建立，皇帝可以不當，出將入相富貴功名可以不要。孔子所標榜的人格的修養，到了這地步，那自然會真正“坦蕩盪”。也是前面提到過的，人有所求則不剛。曾子也說：“求於人者畏於人。”對人有所要求，就會怕人。如向人借錢，總是畏畏縮縮的。求是很痛苦的。所謂“人到無求品自高”。所以要做到“君子坦蕩盪”，養成“棄天下如敝屣”，然後可以擔當天下大任了。因為擔當這個職務的時候，並不以個人當帝王將相為榮耀，硬是視為一個重任到了身上來，不能不盡心力。但隋煬帝另有一種狂妄的說法，他說：“我本無心求富貴，誰知富貴迫人來。”能說這種狂妄的話，自有他的氣魄。這是反派的。到他自己曉得快要失敗了，被困江都的時刻，對著鏡子，拍拍自己的後腦：“好頭顱，誰能砍之？”後來果然被老百姓殺掉了。這是反面的，不是道德的思想。但是我們引用他的話，當“誰知富貴迫人來”的時候，能不被富貴所迷惑的就是泰伯。

貴為天子而友布衣 下面是孔子說明人生修養的境界。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這一節我們要深入研究，意義包括很多。大而言之，就是政治領導哲學；小而言之，是個人的人生修養道理。恭就是恭敬。有的人天生就是態度拘謹，對人對事很恭敬；有的人生來就昂頭翹首，蠻不服氣的樣子。有的長官對這種人的印像很壞，其實大可不必，這種態度，是他的秉賦，他內心並不一定這樣。所以我們判斷一個人的好壞，不要隨便被外在的態度左右，盡量要客觀。孔子所說的恭而無禮，這個禮不是指禮貌，是指禮的精神、思想文化的內涵。所以不要認為態度上恭敬就是道

德，如果有恭敬態度而沒有禮的內涵則“勞”。換句話說，外型禮貌固然重要，如果內在沒有禮的精神，碰到人一味的禮貌，則很辛苦、很不安詳。 “慎而無禮則葸”，有些人做事很謹慎，非常小心。小心固然好，過分的小心就變成無能、窩囊，什麼都不敢動手了。我們土話說“樹葉掉下來怕打破頭”，確有這種人。 “勇而無禮則亂”，有些人有勇氣、有衝勁，容易下決心，有事情就乾了，這就是勇。如果內在沒有好的修養，就容易出亂子，把事情搞壞。 “直而無禮則絞”，有些人個性直率、坦白，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當長官的或當長輩的，有時候遇到這種人，實在難受，常叫你下不了台。老實說這種陽性人，心地非常好，很坦誠。但是學問上要經過磨練、修養，否則就絞，絞得太過分了就斷，誤了事情。這四點：恭、慎、勇、直，都是人的美德，很好的四種個性。但必須要經過文化教育來中和它，不得中和就成為偏激了，這四點也成了大毛病，並不一定對。太恭敬了，變成勞。我們中國人說：“禮多必詐”，像王莽就很多禮。太謹慎了變成窩囊。太勇敢了，容易決斷，成為衝動，有時誤了事情。太直了，有時不但不能成事，反而僨事。項羽的個性就是太勇太直這兩個反面的缺點。清代詩人王曇說他“誤讀兵書負項梁”，很有道理。所以教育文化，非常重要，自己要曉得中和。懂得了這四點，就是每一個人反省自己個性的標準。

孔子接著說：“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我們中國人講孝道，如果對於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朋友都沒有感情，親情不篤，而要他愛天下，愛國家、愛社會，那是空洞的口號，是不可能的。說他真的有愛心，他連父母、兄弟、姊妹、朋友都沒有愛過，怎會愛天下、國家、社會？或者說私事不愛而愛公眾，事實上沒有這回事。愛天下國家，就是愛父母兄弟的發揮。所以說篤於親者，不怕人自私愛自己的父母兄弟。儒家講愛是由近處逐漸向外擴充的，所以先篤於親，然後民興於仁。從親親之義出發，整個風氣就是仁愛，人人都會相愛。 下面“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故舊有兩個意義。過去的解釋是老朋友、老前輩。像古人說的“念舊”，老朋友的交情，始終惦念他，即所謂“滴水之恩，湧泉相報。”如韓信一飯難忘的故事，他倒楣的時候，餓得不得了，在溪邊吃了一個洗衣服老太婆的飯，匆匆忙忙，沒有問清姓名就走了。後來他封了王，想找這個老太婆報答，找不到，只好將千金放在水里。古人就有這個精神。漢光武當了皇帝以後，找老同學嚴光來敘舊；朱元璋當了皇帝以後，要找年輕時和他一起種田的老朋友田

興出來，找不到就下令全國找這個人。田興卻硬不肯出來做官，只是到處在做好事。後來有人報告，一個縣里，有五隻老虎出來吃人，厲害得很，而有一個人把那五隻老虎都打死了。朱元璋接到這封公文，知道一定是他的老朋友田興做的好事。於是找來翰林院的進士們，都是文學修養非常高的，以現在來說，都是研究院中的博士。朱元璋要他們趕快寫信去把田興找來。於是翰林先生們之乎者也矣焉哉、孔子曰、孟子曰的，咬文嚼字。朱元璋看了半天，皺皺眉、搖搖頭，還是自己動手寫。他寫的是白話，內容大要說：皇帝是皇帝，朱元璋是朱元璋。你不要以為我做了皇帝就不要老朋友。你不來，就沒有種。我們兩兄弟還是好兄弟，我今天不是以皇帝身份找你來。我們兩兄弟見面，皇帝是皇帝，朱元璋是朱元璋，有種的你過河來吧！和當年兩個人放牛時，打架對罵的口吻一樣。田興看了這封信來了，來了但還是不做官，玩了一陣子走了。這就是說歷史上的念舊。可是今天的社會，這種事就很少了。有的人環境好了，看到老朋友，要問貴姓了。古人說富貴不可驕人，只有貧賤可以驕人。窮人氣大，我反正窮，不看你就不看你。這是故舊的第一個觀念。

故舊的另外一個意義就是傳統，故舊不遺就是傳統觀念不要放棄。如果你要推翻傳統，最好先推翻你自己，因為你是父母生的，祖宗傳統而來的。沒有父母這個傳統，就傳不下來你這個統，萬事總有個來根。所以孔子說“故舊不遺”，一個偉大的人物，一定有真感情，可以做英雄，可以做烈士，有真感情才肯犧牲，才付得出來，有這种血氣，“則民不偷。”偷是偷巧。不偷巧，社會風氣就穩了。 孔子這一段為什麼放在《泰伯》下面？就是講政治哲學的風氣問題，儒家主張的道德政治，個人修養首先在道德的精神。道德的精神要堅定的思想和真實的感情，才能夠發揮出來。 上面是孔子的教育思想，也是第二篇《為政》的發揮。接下去看這書上的文字，可見是孔子的門人所記載的。前面曾提過，在中國古代的習慣，直接的學生稱弟子，再隔一代以後的學生稱門人。到後來才慢慢混合稱用，凡是學生輩，都稱弟子，也可以稱為門人。 無愧平生事大難 這篇下面差不多都是門人的記載。下一節是講曾子。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這一節最後的“小子”，現在是罵人的——你這個小子——過去的意思就是“年輕人”。等於現在說的，“你們這些年輕人”，這是他對學生的稱呼。 這一節話，為什麼加在《泰伯》篇裡？這是顏回死後，傳承孔子道統的曾子，對學問修養的經驗談。我們在第一篇裡就讀過曾子所提出的，每天以三件事反省自己的學養——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現在他有病快要死的時候，“召門弟子”，這里門人與弟子連起來用，就是曾子把學生乃至他的徒孫們，叫到前面來，吩咐後事。他說：“啟予足，啟予手。”根據這六個字，就知道曾子已經病得手腳都麻痺了。 說到這裡，我們要曉得，通常一個人生機的消逝，往往從腳部開始。試看嬰兒，躺在小床上玩，最早期是用兩腳蹬著玩，手不大動，這時候生命力在腳部，腳就是根。到了幼兒時期，小孩子是坐不住的，兩隻腳總要跑，因為他生命的活力，在不斷的生長。到中年以上，漸漸腳不想動，而動手、動腦筋。年紀再大一點，一坐下，“二郎腿”翹起來了。再到晚年，“二郎腳”都不翹，最好是身子一仰，靠在椅背上，兩隻腳架到寫字台上去了，因為腳上沒有力氣了。所以中國以前看相的說，老年人到冬天而腳心還發熱的，是長壽之相，其實是生理上兩腳還有生命的活力。且看老人，腳活動不靈活，走路吃力，腳已近死亡。越老下面越僵化，生命力沒有了，最後手也懶得動，只用腦筋。到了臨死的時候，除了少數的例外，一般正常的情形，是腳先失去知覺。現在西方正在研究“死亡的科學”，死亡成為了一種專門學問。這也是受了東方古老文化的影響之一。 所以曾子說“啟予足，啟予手。”因為他的病嚴重到快要死了。連自己的手腳在哪裡，都不知道，自己不能指揮了。只有叫學生們，替他把手腳擺擺好。他這時快要斷氣了，只有用頭腦。等學生們替他把手腳放端正了，然後他引用《詩經·小雅·小旻篇》的句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意思是作人作一輩子，常常提心吊膽，尤其是注重道德修養的人更難。我們中國人有一句話“蓋棺論定”，一個人好與壞，要在棺材蓋下去的時候才可以作結論。不過我經常告訴朋友，據我的經驗，世界上有許多事情，蓋棺並不能論定。我就發現許多人，帶著冤枉進到棺材裡走了。絕對的好人，行善一生，到進棺材作結論的時候，人們對他的評論並不見得好。或者做某一件事，在蓋棺的時候覺得他錯了，將來也許又發現他並沒有錯，但已經太晚了。所以在我的看法，“蓋棺論定”這句話有時候也值得懷疑，有時蓋棺還不能論定。 馮道的故事 我們舉出一個人來做例子，這是講到這裡，順便討論歷史。在此要特別聲明，馮道這個人，是不能隨便效法的。現在只是就學理上，作客觀的研究而已。唐末五代時，中國亂了八十多年當中，這個當皇帝、那個當皇帝，換來換去，非常的亂。而且都是邊疆民族。我們現在所稱的邊疆民族，在古代都稱為胡人。當時，是由外國人來統治中國。這時有一個人名叫馮道，他活了七十三歲才死。在五代那樣亂的時候，每一個朝代變動，都要請他去輔政，他成了不倒翁。後來到了宋朝，歐陽修寫歷史罵他，說中國讀書人的氣節都被他喪盡了。他曾事四姓、相六帝，所謂“有奶便是娘”，沒有氣節！看歷史都知道馮道是這樣一個人，也可以說馮道是讀書人中非常混蛋的。 我讀了歷史以後，由人生的經驗，再加以體會，我覺得這個人太奇怪。如果說太平時代，這個人能夠在政治風浪中屹立不搖，倒還不足為奇。但是，在那麼一個大變亂的八十餘年中，他能始終不倒，這確實不是個簡單的人物。第一點，可以想見此人，至少做到不貪污，使人家無法攻擊他；而且其他的品格行為方面，也一定是爐火純青，以致無懈可擊。 古今中外的政治總是非常現實的，政治圈中的是非紛爭也總是不可避免的。可是當時沒有一個人攻擊他。如從這一個角度來看他，可太不簡單。而且最後活到那麼大年紀，自稱“長樂老人”，牛真吹大了。歷史上只有兩個人敢這麼吹牛，其中一個是當皇帝的——清朝的乾隆皇帝——自稱“十全老人”，做了六十幾年皇帝，活到八十幾歲死，樣樣都好，所以自稱人生已經十全了。做人臣的只有馮道，自稱“長樂老人”，這個老人真不簡單。後來儒家罵他喪盡氣節，站在這個角度看，的 確是軟骨頭。但從另一角度來看，歷史上、社會上，凡是被人攻擊的，歸納起來，不外財、色兩類，馮道這個人大概這兩種毛病都沒有。他的文字著作非常少，幾乎 可以說沒有什麼東西留下來，他的文學好不好不知道。後來慢慢找，在別的地方找 到他幾首詩，其中有幾首很好的，像： 天道 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 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 偶作 莫為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 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北使還京作 去年今日奉皇華，只為朝廷不為家。殿上一杯天子泣，門前雙節國人嗟。 龍荒冬往時時雪，兔苑春歸處處花。上下一行如骨肉，幾人身死掩風沙。 像他“偶作”中的最後兩句，就是說自己只要心地好，站得正，思想行為光明磊落，那麼“狼虎叢中也立身”，就是在一群野獸當中，也可以屹然而立，不怕被野獸吃掉。我看到這裡，覺得馮道這個人，的確有常人不及之處。儘管許多人如歐陽修等，批評他誰當皇帝來找他，他都出來。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個人有他的了不起處。在五代這八十年大亂中，他對於保存文化、保留國家的元氣，都有不可磨滅的功績。為了顧全大局，背上千秋不忠的罪名。由他的著作上看起來，他當時的觀念是：向誰去盡忠？這些傢伙都是外國人，打到中國來，各個當會兒皇帝，要向他們去盡忠？那才不干哩！我是中國人啊！所以他說“狼虎叢中也立身”，他並沒有把五代時的那些皇帝當皇帝，他對那些皇帝們視如虎狼。再看他的一生，可以說是清廉、嚴肅、淳厚，度量當然也很寬宏，能夠包涵仇人，能夠感化了仇人。所以後來我同少數幾個朋友，談到歷史哲學的時候，我說這個人的立身修養，值得注意。從另外一面看他政治上的態度，作人的態度，並不算壞。幾十年後文化之所以保存，在我認為他有相當的功勞。不過在歷史上，他受到沒有氣節的千古罵名。所以講這一件事，可見人有許多隱情，蓋棺不能論定。說到這裡，我們要注意，今天我們是關起門來討論學問，可絕不能學馮道。老實說，後世的人要學馮道也學不到，因為沒有他的學養，也沒有他的氣節。且看他能包容敵人、感化敵人，可見他幾乎沒有發過脾氣。有些笨人，一生也沒有脾氣，但那不是修養，是他不敢發脾氣。馮道能夠在如此大風大浪中站得住，實在是值得研究的。這是講歷史上比較大的事。我們看社會上許多小人物，一旦死了，他這一生到底是好人，或者是壞人，我們到殯儀館中去仔細推詳看，也很難斷定。 所以曾子特別提出來，一輩子作人都“戰戰兢兢”。 “戰戰”是發抖的樣子，“兢兢”就是腳都不敢踩實的樣子。 “如臨深淵”，好像站在懸崖邊緣，腳下是萬丈深潭，偶然一不小心，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如履薄冰”，初冬剛結薄冰，或早春要解凍時，走在河面上，要有功夫、有本事，一個疏忽，掉下去就沒命。作人一輩子，要想修養到死都沒有遺憾，如孟子所說“仰不愧于天，俯不怍於人”，實在是偉大功夫。人騙人是常事，最妙的是人還都喜歡騙自己。可是到了自己要死的時候，仍騙不過自己。要想做到對人內心沒有虧欠，就“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了。 這三句話是曾子病到手腳都不能動了，然後告訴學生，人生是如此之困難，尤其是利害關頭，能不能為忠臣，能不能為孝子，就在這麼一念。如果怕自己吃虧，就掉下去了。 “而今而後，吾知免夫。”他說我現在告訴你們，我手腳都失去知覺了，已經死了一半了，到這個地步，我才敢說大話，我不會再犯錯了。這就證明，學問並不在文章寫得好或知識淵博，而在作人處世的修養，孔門是最注意這一點的。這裡前後三節是緊密相連的。也就是曾子有病，快要死的時候，魯國的一個大夫孟敬子來問他。問什麼問題，書上沒有說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這個話怎麼講呢？曾子答复他說，我告訴你，鳥將死的時候，它叫的聲音一定很悲哀，（這是自然界的現象，不但是鳥，所有的動物，將死的時候，叫的聲音都很淒涼。）人類將死的時候，所講的話，多半是好話。 （要注意，不是完全。像以前有些土匪，被拉去槍斃，臨死的時候，還要講狠話，“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並不是好話。）一個普通人，在快要死的時候，對人生的看法，往往比較冷靜，吩咐的話也多半是善言。為什麼曾子要把這兩句話說在前面呢？這就可見曾子的教育態度。換言之就是他說，我快要死了，你平常不大聽話，我現在最後的話是很誠懇的、很嚴肅的對你說，希望你要注意。所以曾子把這兩句話說在前面，以加重語氣。於是曾子告訴他“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這個“道”是儒家的、孔門的人生之道。就是說人之學道——作學問、受教育有三個重點。曾子在這裡所講的三個重點，我們的確要注意。 第一點“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就是人的儀態、風度，要從學問修養來慢慢改變自己，並不一定是天生的。前面說過的“色難”就是這個道理。暴是粗暴，慢是傲慢看不起人，人的這兩種毛病，差不多是天生的。尤其是慢，人都有自我崇尚的心理，講好聽一點就是自尊心，但過分了就是傲慢。傲慢的結果就會覺得什麼都是自己對。這些都是很難改過來的。經過學問修養的熏陶，粗暴傲慢的氣息，自然化為謙和、安詳的氣質。 第二點“正顏色，斯近信矣。”顏色就是神情。前面所說的儀態，包括了一舉手、一投足等站姿、坐姿，一切動作所表現的氣質；“顏色”則是對人的態度。例如同樣答复別人一句話，態度上要誠懇，至少面帶笑容，不要擺出一副冷面孔。 “正顏色，斯近信矣。”講起來容易，做起來可不容易。社會上幾乎都是討債的面孔。要想做到一團和氣，就必須內心修養得好，慢慢改變過來。 第三點“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所謂“出辭氣”就是談吐，善於言談。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這是學問修養的自然流露，做到這一步，當然就“遠鄙倍”了。 這是記載孟敬子問曾子，他問的什麼問題不知道，可是曾子答复的話我們看到了。再從下文連起來看，可知孟敬子所問的，並不是前面曾子所講的這三個問題。從文章中我們可以猜想得到，孟敬子這位魯國的大夫，一定問他，對於處理國家大事，還有什麼秘訣？而曾子不管那些，把問題撇開了，只教他作人做事的道理。因此下面一句話說“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所謂“籩豆”是古代的祭器，用竹製成。在這句話裡代表了“執政”之事。古代政治上的朝圭、朝服都有不同的標記，尤其 如執法施政的文物，對此更注重。像以前憲兵的臂章圖案，有人以為是獅子，其實不是獅子，是狴，古代執法的標誌。相傳古代有這種野獸，非常靈敏，能辨別好人壞人，遇見壞人一定用角去刺，對好人不刺。這些都是古代的標誌。曾子在這裡是告訴孟敬子，我只能貢獻你作人處事的修養。至於你所問的政治司法上的事，不必來問我，自然有管理這些事的人在那裡，你可以去問他們。後來漢文帝問丞相陳平天下錢穀出入方面的某些問題，陳平對以“有主者”；以及漢宣帝時的“丙吉問牛” 都是同一道理。由此可知孟敬子所問的是籩豆一類的事，而曾子所答复他的，還是在教育他，要他注重作人，從內心基本的道德修養去做。學問好、德行高以後，不論從政或者做別的事，都能得心應手。這是一個基本問題，而不是技術問題，有關技術問題可以去問那些專家。 學問深時意氣平 下一節是門人們記載曾子平常所教誨的。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這是曾子提出他同學顏回的美德：“以能問於不能”。凡是所謂天才、聰明有才具的人，容易犯一個錯誤——慢，就是很自滿，不肯向人請教。而顏回雖然高人一等，卻唯恐自己懂得不多，唯恐自己沒有看清楚，還要向不如自己的人請教一番。這也是諸葛亮之所以成功的條件，他的名言“集思廣益”，就是善於集中人家的學問思想，增加自己的知識見解。對自己非常有利益。這也就是以能問於不能的道理。 但是有才具的人，往往不肯向人請教，尤其是不肯向不如自己的人請教。儒家標榜虞舜“好察邇言”，所以能為聖人。雖然淺近的話，但往往能給我們深遠的啟發。 “以多問於寡”的多指知識淵博。顏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學生，知識非常淵博。 “問於寡”，就是問於知識不如自己淵博的人。這是一種解釋。 另一種解釋是說從政的人，多半是通才，什麼都懂；而“寡”可以說是專家，他專門研究一點，而這一點並不是學問淵博的人所能夠知道的。淵博的人知其大概，不能深入；專家則對某一點有深入研究。所以淵博的人，一定要向專家請教。 “有若無”他學問非常淵博，而在待人處世上表現得很平常，好像什麼都不懂似的。 “實若虛”內涵深厚，表面上看起來卻很空洞，普普通通。 “犯而不校”不如他的人對不起他——下面的人對上面的人不敬為“犯”——從來不計較、不記恨。這五點看起來很容易，但是如果以自己待人處世的經驗來體會，幾乎每一句話我們都沒有做到。曾子說，我的朋友顏回，對這五點都做到了。孔子所讚歎的顏回，他學問的火候優點，在此可見一斑了。 臨大節而不可奪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人的學問修養做到在朋友之間，“可以托六尺之孤”，托妻寄子的，非常非常難，簡直沒有。歷史上講義氣的人很多，而託孤的人很少。政治上有名的託孤，是劉備白帝城託孤給諸葛亮。劉備的兒子劉禪，誰都知道的阿斗。以前罵笨頭笨腦沒有出息的年輕人，就罵“阿斗”。劉備在臨死前託孤給諸葛亮說：“君才十倍曹丕，嗣子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而代之。”這就是劉備。諸葛亮是很亮，五十支光，劉備大概一百支光，比他更亮。他這句話可把諸葛亮嚇住了，立即跪下來：“臣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 ”就是說，你放心吧！我把這條命賣給你了，不管你兒子可扶不可扶，我一定幫忙到底。於是“鞠躬盡卒，死而後已”這八個字，等於他自己為自己算了命，就定案了，後來也就真的做到了。這是從歷史上說大的託孤。個人的託孤，尤其現在這個社會，假使朋友死了，還能照顧朋友的家庭，尤其照顧朋友孩子的，別人會說“瘋子人與！瘋子人也。 ”絕不會說“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現在的社會風氣就這樣的。但是照中國文化的大義，可以托六尺之孤的人，就“可以寄百里之命”。“百里”擴而充之也代表了天下。過去，唐以後所謂百里侯稱縣長；春秋戰國時代的百里，在政治制度上相當於現在的一個省。古代稱縣長為父母官，就是說對於百姓而言，有如父母般的關懷、照顧。“可以寄百里之命”，就是可以真正成為一個好的地方首長，將地方老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都交給這種人負責保障了。這兩點都很困難。 “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小事糊塗沒關係，面臨大節當頭時，怎麼都變動不了才行。歷史上許多忠臣義士，臨大節而不可奪，最有名的如文天祥、陸秀夫，可以說是儒家的光榮人物。但是研究文天祥的生平，上半生風流放誕，花花公子，他做太守的時候，歌姬如林，一天到晚喝酒聽歌。可是當國家大難來臨的時候，連與太太兒女們告別的時候都沒有。尤其難得的是從容就義。所謂“慷慨捐身易，從容就義難。”而且他從容到什麼程度呢？元朝的忽必烈，對他十分尊崇、十分重視，硬是空著宰相的位置等了他三年，只要他一點頭，就可以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忽必烈和他談過好幾次，口口聲聲尊稱他文先生，推崇他，要請他出來，他就是不答應。這樣坐了幾年牢，最後一次和忽必烈談話時，他對忽必烈說，你這樣對我，推崇我， 我非常感謝你，也可以說你是我一個知己，既然是知己，那你就要成全我。忽必烈見他在牢里三年，始終如此，知道實在沒有辦法了，於是答應他說，好吧！那就明天吧！文天祥聽了這句話，馬上就跪下來說，謝了！謝了！在他三年坐牢的時候， 他的一個學生，恐怕他受不了而變節，備辦了三牲祭品，並寫了一篇祭文去生祭他。文天祥照樣吃了祭品，看了那篇祭文，然後讓人轉告他的學生，要他們放心，他絕不會做對不起宋朝的事情。他的上半生，吃、喝、玩、樂，什麼都來，可是“臨大節而不可奪”。所以我們平時看到一些人好像吊兒郎當的，但是不要因此而輕視他們。看人要看大節。曾子說，這樣的人是君子吧？的確是真正的君子了。 由此我們更可以看出孔孟思想所謂的學問，並不是讀死書，不是之乎者也矣焉哉的文言文，同時也不是的呢嗎呀吧的白話文。儒家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求這一節書上所提的這種人，這也就是真正儒家的學問所在。 怎樣才算知識分子 這幾節都是記載曾子所講的孔門學問的精華，下面等於是兩個小結論。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我國上古文化，兩三千年前的士，有點類似現在的兵役制度，這是上古的政治制度，也是社會制度：每十個青年中，推選一人出來為公家服務的，就是士。所以士是十字下面加一橫。被選為士的人，要受政治教育，學習法令規章。出來做官，執行任務做公務員，就叫出仕。所以古代的士，並不是普普通通一個讀書的青年就可以叫士。士的教育都是政府主辦，一個士要想知道法律政治，須向官方學習。平民教育是由孔子開始的，不過當時沒有這個名稱。曾子這裡所講的士，已經不是上古時代的士，而是讀書人知識分子的通稱。所以他是說一個讀書人有讀書人的風格。 “不可以不弘毅”，“弘”就是弘大，胸襟大，氣度大，眼光大。 “毅”就是剛毅，有決斷，要看得準、拿得穩，對事情處理有見解。有些人有見解，但請他當主管，卻搞得一塌糊塗，因為他下不了決斷；有人很容易下決心，但眼光不遠，見解有限。所以把眼光、見解、果斷、決心加起來的“弘毅”，而且中間還要有正氣，立場公正。他說一個知識分子，要養成弘與毅是基本的條件。為什麼要養成這兩個基本條件呢？因為一個知識分子，為國家、為社會挑起了很重的責任。 “任重而道遠”，這個道是領導，也是指道路。責任擔得重，前面人生的道路、歷史的道路是遙遠的、 漫長的。社會國家許多事，要去挑起來，走這歷史無窮的路。所以中國過去教育目的，在養成人的弘毅，挑起國家社會的責任。我們現在的教育，受了西方文化的影響，於是“生活就是教育”，由此一變而成“現實就是教育”了。換言之，“知識就是鈔票”，學一樣東西，先問學了以後能賺多少錢。所以我國文化中古代的教育精神，和現在是兩回事，兩者處於矛盾狀況。當然，這只是一個過渡時期。在我看來，是要變的，要迴轉過來的。不過在變、在迴轉過程夾縫中的我們這一代，幾十年來實在很可憐。但是我們對未來的還是要認識清楚，將來還是要走上這條路，這是教育的基本目的。 下面的話是引伸，一個知識分子，為什麼要對國家社會挑那麼重的責任？為什麼要為歷史、為人生走那麼遠的路？因為一個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仁”就是他的責任。什麼是仁？愛人、愛社會、愛國家、愛世界、愛天下。儒家的道統精神所在，親親、仁民、愛物，由個人的愛發展到愛別人、愛世界、乃至愛物、愛一切東西。西方文化的愛，往往流於狹義；仁則是廣義的愛。所以知識分子，以救世救人作為自己的責任，這擔子是挑得非常重的。那麼，這個責任，在人生的路途上，歷史的道路上，要挑到什麼時候？有沒有得退休呢？這是沒有退休的時候，一直到死為止。所以這個路途是非常遙遠的。當然，要挑起這樣重的擔子，走這樣遠的路，就必須要養成偉大的胸襟、恢宏的氣魄和真正的決心、果敢的決斷、深遠的眼光，以及正確的見解等形成的“弘”、“毅”兩個條件。 上面幾節連起來，是用曾子所講的學問修養，來說明孔門所傳學問的道理、方法與目的。下面又是文章的另一波瀾起伏。 文章自己的好 說到寫文章，我曾和年輕的同學們談到，為什麼寫不好文章：一開頭面對稿紙，已經害怕了一半，手裡拿起筆又害怕了一半。筆和稿紙齊全了，卻一個字都寫不出來。原因是在自己心裡老想“我現在寫文章了”，那就寫不好。其實寫文章沒有什麼道理，拿到紙筆先不要當作自己寫文章，當自己放屁好了，愛放什麼儘管放，想到就寫。完稿以後，放下筆，自己再看，對與不對再作修正。就像房屋中的家具一樣，椅子放得不對，把它搬一搬，桌子的位置不好，搬一搬，幾次一搬就對頭了。 各個都會寫文章，大家都說怕寫文章，或說你的文章好，我的文章不好。寫不好文章，都是自己把自己嚇壞的，沒有自信，也就是不弘毅，這也要有點傲氣，你的文章有你的味道，我的文章有我的味道，我不好有不好的味道，也是文章，不能說不是文章。一定要養成自己這種弘毅的氣派，多寫幾回就成了，有什麼難處？尤其現在寫白話文章，更好寫了。至於說要成為一個文學家，那是另外一回事。平心而論這要有天才，和藝術家一樣。不會畫畫的，哭也哭不出一張畫來。叫我畫人物，鼻子會像大蒜，眼睛會成鳳梨。但是畫家隨便一塗，就對。這是天才。 現在我們看到這篇文章，孔門弟子的編排，要來個波瀾起伏了。上面講了一大篇高潮，用曾子的話來說明孔門學問。接著下面是一段平路了。老是高潮上去，像演戲，也演不下去的。下面是引用孔子的話。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這是孔門教育，作學問的內容。第一個是興於詩，強調詩的教育之重要。興於詩的興念去聲，讀如興趣的興。所興的是人的情感，人都有情感，如果壓抑在內心，要變成病態心理，所以一定要發揮。情感最好的發揮，是透過藝術與文學，詩即其一。古代所謂的詩，就包括了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等等。古代詩與音樂是不可分的，而且詩也就是文學的藝術。所以孔子說人的基本修養，要會詩。關於這一點我常想到，從事嚴肅工作的，如政治的、經濟的，乃至於作醫生的人要注意。我常 常勸一些醫生朋友學畫，一個真正的名醫，生活好可憐。我認為醫生的太太都很偉大，醫生幾乎沒有私生活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忙到晚，一天與上百病人接觸，每個人都愁眉苦臉的，一直下去，自己都要病了，尤其精神科的醫生為然。我對一位精神科的醫生開玩笑說：“你也差不多了。”有一位榮民總醫院的精神科醫生說：“你這話是對的。我當年做學生學這科時，那位教我們的老師，看起來就像精神病的樣子。精神科醫生病人看多了，自然就變成精神病似的。”有人說官僚氣， 我說這沒有什麼希奇，官做久了就自然是那個樣子，習慣了；醫生就是醫生氣，見到朋友說人血壓高了；商人一定市儈氣。這沒有什麼好奇怪的，這都是現代心理學上所說的職業病。某一行幹久了，看人看事的觀點，都慣於從這一角度出發。所以凡從事嚴肅工作的人都要注意，過去這種生活上的調劑就靠詩，以藝術的修養作調劑。所以過去的官做得大，文集也留得多，詩也作得多，這絕不是他故意這麼做，而是閒下來，有許多感情無法發揮，只好寄託在這上面。所以孔子說“興於詩”。例如王安石的詩與政治生活，幾乎成為兩種完全不同的風格。 但學藝術、學文學久了的人，有一毛病，就是所謂“文人無行”。一般說來，認為真正純粹的文人，品行都不大好，吊兒郎當，恃才傲物，看不起人。還有一個最大的毛病，千古以來，文人相輕，文章都是自己的好，看人家的文章看不上。以前有一個笑話，說有人作詩一首吹道：“天下文章在三江，三江文章唯我鄉，我鄉文章數舍弟，舍弟跟我學文章。”說來轉去，轉了一個大彎，最後還是自己文章好。所以中和藝術的修養，就要“立於禮”。我們一般人將學者文人連起來，事實上學 者是學者，學術專家是學者；文人是文章寫得好，不一定是學者。有些人文章寫得好，如果和他討論某一學問思想，如談經濟學、心理學等等，他就不懂了。曾經有一次，各種專家學者和某大文豪在一起閒談，那位大文豪聽得不大耐煩，就問科學家說：“你說電腦好，電腦會不會作詩？”使在坐無人答話。當然那位科學家也不好怎麼答，我出來代他答了，我說電腦也可以作詩，不過作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一二三四五，東西南北中”，也未必不是詩。抗戰期間的汽車常拋錨，就有人改了古人一首詩加以描寫道：“一去二三里，拋錨四五回，前行六七步，八九十人推。”那也是詩，一個文人，光是文章好，沒有哲學修養，不懂科學，毛病就大了。所以光“興於詩”還不行，要“立於禮”，立腳點要站在“禮”上，這個“禮”就是《禮記》的精神，包括了哲學的思想與科學的精神。 “成於樂”，最後的完成在樂。古代孔子修訂的《樂經》，沒有傳下來，失傳了。 《樂經》大致是發揮康樂的精神，也就是整個民生育樂的境界。 愚民政策 講了孔子教育的方法、目標與內容以後，下面所說的一節，是另一個問題了。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五四運動”的時候，他們打倒孔家店，這句話也是孔子的“罪狀”之一。照字面上講，“民”就是一般人，老百姓。 “可使由之”，叫他做就是了。等於軍隊下命令，目標正前方，距離若干，限幾分鐘到達。只下命令叫他去。 “不可使知之”，不可以叫他知道理由，絕對的服從。到了民國以來，“五四運動”前後，有好幾個人改這兩句話。康有為、梁啟超他們說，孔子絕對民主，古人對這兩句書，圈點句讀錯了，應該是“民可使，由之。”老百姓各個知識都高了，可以公開選擇投票，給他們政治自由。 “不可使，知之。”老百姓還沒有到達水準，“知之”，教育他，訓練他，先使他知。改得好像是非常好。 但又有人不同意，說康、樑的句讀也錯了，應該是“民可，使由之。”看看這個社會、老百姓可以民主了，給他民主。 “不可，使知之。”看看老百姓還不可以民主的時候，“使知之”，要教育他。但不管他們怎樣圈點，反正都是好心幫我們孔夫子的忙，都是主張孔子是絕對民主，不要打倒孔家店，不必要亂批評。但在我個人，早年也認為他們這樣圈來圈去有道理。現在老了，有時腦子很頑固，認為不必要另外圈點，就是原來那個樣子。事實上對於一般人，有時候只可以要他去做，無法教他知道所以這麼做的原因，這是我根據幾十年的經驗來的。到今天為止，我是這樣的看法，也許明天更聰明一點，再改變也說不定。不過到今天為止，據我所了解，有些人如果要他去做事，先把一切計劃理由告訴他，他去做起來一定很糟糕。好像帶部隊，下命令，三百公尺，限五十秒跑到，跑得到有獎，跑不到處罰。結果跑到了，獎賞他就是了，他一定非常高興。假如先告訴他理由，什麼政治學，什麼心理學、什麼學什麼學的，結果他跑到半路上研究起心理學、政治學來了，目標達不到了。據此迴轉來一想，孔子的話絕對的對，並不是一般人所說的愚民政策。事實上有些人的頭腦、程度、才具只能夠聽命於人，當然有些人是天生的領導人才。曾有兩位同盟會的老先生告訴我，國父孫總理很會說笑話，有一次在上海，大家坐下來談天，他問大家能夠做些什麼？大家說了後，回過來問他。總理說，我想了半天，除了當領導以外，一無所能。這個話聽來蠻妙的，實際上是老實話。大家仔細一想，總理這句話絕對是對的，他就是天生的領袖人才，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相反的，有些人就是天生聽命於人的，能成為非常好的干部。這種人如果去做領導人，下命令，一定做不好。碰到這樣的人只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另外，我還有一個體會，天下的事業，都是渾小子闖出來的。到年紀大懂得多了，經驗豐富，別說去創業，趕公共汽車都怕被汽車碾了。懂是懂得多，可什麼都做不成。所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也是一句名言，不必去另外圈點了。 社會動亂之源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孔子說“好勇”，動不動愛打架，衝動。以國家而言，如過去有許多軍閥好戰，那是好勇。 “疾貧”，討厭貧窮，受不了貧窮的苦。這兩點就是社會動亂的根源。也可以連起來說，一個社會到了貧窮的時候，人就不要命，好勇了，是亂源。以社會的觀點來看歷史，一個時代好動亂，一定是在社會貧窮、經濟衰落的時候，這就是所謂的“飢寒起盜心”。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社會教育沒落，道德衰微，所有的人，心中沒有愛人的心，大家自私，對失敗、失足的人沒有同情心，不 能包容，這是社會的大病態，時積日久，時代就亂了。如果研究社會、政治演變的歷史，都逃不出孔子這兩句話的範圍。一個普通人，要叫他只顧精神的修養，不受物質上貧困的影響，發揮出堅強崇高的人格，這是做不到的。可以如此要求少數人，不能要求一般的人。所以一到了整個社會貧窮，再加上教育的堤防崩潰，動輒好勇，這樣的社會，非變亂不可。到了“人而不仁”，以殺人、以消滅別人為樂，這就是社會很深的病態了。有時以政治、宗教、社會、哲學的觀點來看，好殺人的人，是一種心理變態。如研究軍事思想史時，同時也要研究許多人性。如在現代史料中，有許多人研究希特勒，他就有性心理變態，這些都是亂源。 知人於微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上面講了許多孔門教育的大原則。這裡提出來，孔子對於個人教育的觀點。也是銜接上文之“疾之已甚”的註解。 已好幾次提過才、德、學三者都周全具備的人並不多。以前政治上有個大秘密，歷史上聰明的帝王，喜歡用貪而能者。即使明知其品德不大好而才高的，派出來做官，有時還睜隻眼閉隻眼，上面不大管，但這種人真能替國家社會做好事。有的人非常廉潔，品格非常好，學問也好，可是笨得要死，不能做事。那就派到翰林院去，地位高高的，可是搞了半天，在那裡喝西北風。再舉一個例子：宋太祖趙匡胤平定天下，當了皇帝以後，有一個年輕時的同學趙普，他自己說沒有讀過多少書，後來當了宰相，自稱以半部治天下。他抽屜裡放的也是，有政治問題解決不了，就翻翻，好像現在信宗教的人查經一樣。 宋太祖喜歡晚上穿了便衣到大臣的家中走走，因為以前與趙普的家人都認識，所以尤其喜歡到他家中。有一個冬天下大雪的晚上，趙普夫妻倆以為這樣冷的天氣，大概皇帝不會來，不料後來有人敲門，皇帝還是來了。這一下可把趙普夫婦嚇壞了，因為當時南方還沒有平定，當天下午進貢送來一批東西，他還沒有向上報，趕快跪下來接駕，奏明原因。宋太祖安慰他說沒有關係，公事明天早上再說。他仍在客廳轉來轉去。突然看見貢品中有一個大瓶子，上面寫好送趙普的，宋太祖大感希奇，打開來看看，連趙普在內誰也沒料到裡面都是瓜子金。趙普夫婦嚇死了，立刻又跪下來奏明實在還沒有仔細看過，並不知道是黃金。宋太祖說：“你身為一個宰相，別人不知道，以為天下事決定在你書生之手。外邦既要送你這麼一點東西，算得了什麼？你收了，照收不誤！”不論宋太祖的動機是什麼，都是了不起的。但另外一個人曹彬，原來與趙匡胤是同僚，也是好朋友，他是五代時周朝的外戚。趙匡胤常常約他去喝酒，他卻堅持不肯，始終中立不倚，守住崗位。後來趙匡胤當了皇帝， 認為他人品好，和趙普一樣重用。有人在趙匡胤面前打這人的小報告都打不進去，這就是趙匡胤識人於微的地方。 這些故事，就是說才德俱全的人，就是國家的大臣，是社會上了不起的人物。現在孔子也是說到才與德不能相配合的問題。中國文化經過周公整理集中起來，孔子不過繼承他的道統。周公從事政治，做國家的首相，有名的“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就是他的典故。洗一次頭，三次握起頭髮來；吃一餐飯，三次把飯吐出來，去接見客人，處理公事。一國的首相，內政、外交都要他辦，所有來見他的人，又從不拒絕，是如此的忙。不只是忙，他對於下面的人，所有的事務，如此盡心， 如此好的態度，這就是周公的才能與美德。如果真具有周公的才能與美德，但驕傲看不起人，慳吝得連同情包容都不肯付出，又捨不得花錢，捨不得幫忙別人，勉勵別人，捨不得給人家一紙獎狀的話，那也免談了，他做出來的成績，一定沒有什麼可看的了。這也就是說，一個人有了才能而且很努力，還要修養弘毅的胸襟，深厚的美德，要不驕不吝。不驕傲就是謙虛，不慳吝就是同情、包容和氣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