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學的目的為什麼
下面開始是第二篇的呼應，也就是為政之道的發揮，與學問修養達到外用的一個重點。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谷，不易得也。
這是當時孔子的感嘆。一般人跟他求學的目的，不是為了本身學問，而是為了職業。跟著他求學三年，所為的只是“谷”，也就是“俸祿”。俸和祿是兩回事，前面“子張學乾祿”中也曾講過，“俸，是薪俸，就是現在的薪水，以官位的高低，發給相當的代價，“祿”，則等於現在的實物配給，不過制度不同。如前清，一個學生“十年窗下無人問”，為什麼要苦苦急於考取功名？中秀才是第一步最起碼的功名，考中了就有祿，得到實物配給，可以維持生活。這是功名的方面，不問官位。假使有功名再去做官，“俸”與“祿”加起來，數字就相當可觀了。孔子當時這個“谷”字就代表了功名和利祿。他說來我這裡求學的學生，目的都在找職業，假使求學三年而目的不在找職業，為學問而學問的人，實在是太難得了。孔子距現在兩千多年，可見古今中外，求學的目的，都為了待遇，講好聽一點，為了前程。
提到教育問題，感慨很多，很多人說現在的教育成了問題。我說中國的教育，三千年來都是問題，也可以說世界上人類的教育問題，本來就存在。為什麼呢？三千年來的觀念都是重男輕女，為什麼重男輕女？男孩將來長大可以光耀門楣，光宗耀祖，因此就望子成龍。而古代望子成龍最好的出路是讀書，古人於是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是我們幾千年來的傳統。當然現在不同了，這副對聯要改作：“萬般皆上品，唯有讀書低。”這是我個人觀察現代化社會的感受。過去“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因為所有職業，以做官這個職業最好。 “十年窗下無人問，一旦成名天下知。”讀書可以做官，做官可以發財，一連串來的，幾千年都是這個觀念。包括我們大家在內，當年在家開始讀書，有沒有這種觀念作祟？在我個人反省，不能說沒有。如果嚴格講學問的道理，有了這種觀念的成分，就很不純潔了。到現在，因為西方文化一來，教育制度變了，教育的精神、方法都在變，變了以後如何？看了幾十年的情形，據我了解，與以前並沒有兩樣，不過換了一個名稱。
“生活即教育”，教育就是為了生活，這和我們所講過去的觀念，沒有兩樣。
所以現在大專聯考選科系，最好考上醫科，將來當醫生，不求人。因此教育的目的一直是為了生活，由生活的觀念一變，就是為了賺錢。除此以外，說是自己真正為了學問而學問，為了求真理而求學問的，實在很少。並不是每個時代絕對沒有這種人，而是太少，這種人往往能影響整個時代的，東西方都是如此。試看每個時代的動亂，他真正的原動力是思想。而改變時代思想的人，往往當時默默無聞，乃至窮死、餓死，可是後來他的思想卻影響了整個時代。例如因滿清入關而引發的民族觀念，是受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李二曲幾個人的思想所影響。一直發展下來，也就形成了現代的民族思想。在西方文化中，影響本世紀最大的馬克思，還不是窮死餓死的。當時他也沒想到自己的思想，竟會影響了整個世界。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出思想問題的嚴重性了。像孔子也是一個例子，在生那麼可憐，死後影響千秋萬代，沒有空間的範圍，也沒有時間的界限，這就是真正的學問。可是一個讀書人開始唸書時，說是立志為這種學問而學問的，那就太少了。孔子當年已有這個感嘆，更何況現在？我們要了解思想的道理，就要從這個角度去體會、去研究。
入山唯恐不深的隱士
下一節孔子接著講學問的道理與個人的修養。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這個觀念要配合《禮記》的《學記》和《儒行》兩篇書來研究。 《學記》就是講學問的目的是什麼，這是中國文化傳統精神。 《儒行》是說一個知識分子應該怎樣訓練自己，成為自己的人格。人有很多種型態，形成各種不同的“人格”，並不要求各個一律。可是哪一種個性，適合哪一種學問，要怎樣培養自己，都有一個標準。
現在孔子所講的這一節，也等於《禮記》中《學記》和《儒行》兩篇所講的個人問題。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就是一個思想、一個信仰的問題。服從真理，要絕對篤信，還要好學。真理是不變的，不受時代環境的影響，不受區域環境的影響，也不受物質環境的影響。所謂“守死善道”就是守住這個信仰、這個主義，“善道”就是最好的道路，最好的思想原則。下面說到個人有了守死善道的抱負，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這並不是滑頭，而是保持文化的精神。危亂的時候，要有出世的修養，危險的地方不要去，因為這個地方的思想一定有問題，最好不去。動亂中的社會，不可以停留。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這兩句話是中國人的隱士思想。說到這裡，有個值得討論的大問題。
中國的歷史文化，素來認為儒家、道家是分途的，絕對不能合流。道家多半趨向於當隱士。說到隱士，問題就大得很。假使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就會感覺到一件事很古怪：學問越高，道德越高的人，多半是退隱了，不願出名，乃至於最後隱姓埋名，連自己的真姓名都不要了。我們都知道張良的老師是黃石公，而黃石公只是一個代號，究竟是誰？沒有人知道。因為他連姓名都不要了，對名利更看得毫無道理。可是這一類隱士思想，在中國古代，自上古以來，一直存在。這是道家走的路子。孔孟以後的儒家，則絕對反對隱士思想，而講究用世之道，所謂學以用。學問那麼好，對社會國家要有貢獻，認為退下來做隱士是不對的，這是後世的儒家思想。而後世儒家這種思想的依據，多半是提出孔孟的思想來反對隱士。事實上最能影響歷代政治的，是隱士的思想。如果以西洋文化的政治思想來說，中國的隱士思想有點像所謂“不同意”的主張，但並不是“不合作”，“不合作”又是另外一個觀念。西方文化現在還保留這一思想形態，如民主社會的投票，不投同意票，也沒有投反對票，可就是不同意的意思，先保持自己的立場，這還只是勉強的比喻，可是中國歷代政治受隱士思想影響非常巨大。
歷史上有名的故事，如漢高祖時代的商山四皓。所謂皓是頭髮都白了的老頭子。從秦始皇時候就當隱士不出來的四個老頭子，學問很好，名氣很大，道德很高，可是不出來。到了漢高祖的時候，年紀很大，鬚髮都白了，被尊為四老。漢高祖當了皇帝，請他們出來，他們認為漢高祖不會禮賢下士。因為漢高祖好謾罵，喜歡開口說粗話，他還沒有得天下以前，對跟著他的那些知識分子，看見他們就討厭，把人家的博士帽子拿來當便器。陸賈勸他要尊重讀書人，他說：“乃翁天下馬上得之。
照現代的白話：“老子的天下是打來的，你們嚕囌什麼？”後來天下太平了，知識分子出來替他擺佈了一下，他才尊重讀書人。這也是陸賈告訴他：“乃翁天下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的善意結果。漢高祖是絕頂聰明的，他問該怎麼辦？告訴他要建立制度等。制度建立以後，第一次上朝，他坐在上面當皇帝，這個味道很好，這時才認為讀書人有道理。於是禮請商山四皓出山，他們不答應。後來他要立太子傳位時，宮廷中發生了一個大問題，漢高祖幾乎要把呂后所生的孝惠帝——當時的太子——廢掉，改立他所喜歡的戚姬所生的兒子——如意為太子。
呂后問計於張良。張良就告訴呂后，只要孝惠帝——當時的太子把商山四皓請來，漢高祖就不敢廢太子了。呂后果然教孝惠帝以卑辭厚禮把商山四皓請來為上賓。漢高祖見到這情形，就告訴戚姬，太子黨羽已成，連自己請不到的商山四皓都請來了，改立如意為太子的事免談了。這就看到政體問題、社會的思想問題，為什麼學說思想對政治發生如此的影響，同時也說明了隱士的重要。
隱士們後來到魏晉被稱為高士。有一本書名《高士傳》。高士即高尚之士，學問很好，才幹也高，也許出來可為治國的大才，可是一輩子絕不出來做事。當然，不出來也有好處，否則出來萬一做不好，這一輩子英名也沒有了。越不出來越高，有人一輩子做“高士”。到了宋朝則稱“處士”。當然，有的處士是怕考試考不取，故意當處士不做官，不要功名富貴，因此名氣越來越大。有時候皇帝特別起用，不經考試還可以做做官。當然真的處士還是有，宋代有這樣一位處士名叫楊璞，宋真
宗請他，他不出來，後來硬是下命令給地方官，用各種方法，軟硬兼施逼他出來了。到了京師，真宗對他很客氣。問他說，先生一路來，一定有很多人送行，其中有好的詩吧！他說只有我的老伴送了我一首詩。真宗說，夫人的詩一定很好。於是要他念出那首詩：“更勿落魄耽杯酒，切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裡去，這回斷送老頭皮。”真宗聽了哈哈大笑，留他在京里玩了幾天，就送他回去。他和同時的種放一樣，都是真正的處士，硬不想出來。
另外像唐朝武則天時的盧藏用，因終南山地近京師，倡言隱居，結果被徵召入朝為官，這又是處士的另一種手段了。所以後來成語所說的“終南捷徑”就是指這麼回事。陸放翁曾有一首是批評也是稱揚隱士的詩：“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負初心。不須更說嚴光輩，直自巢由錯到今。”
後世儒家認為這些“不同意”主義的隱士、高士、處士們，很可惡，不應該。而認為有學問的人們應該對社會國家有所貢獻，為什麼一輩子作學問不肯出來？他們就說孔子是罵隱士的。在後面的中，我們可以看到，孔子碰到好幾個當時的隱士，都挨了罵。那麼孔子挨了罵後怎麼講呢？下論中就講了很多。孔子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後世的儒家就引用這句話，解釋為孔子不同意這些人，罵他們是鳥獸。這個話解釋錯了。實際上孔子的思想，對隱士非常崇敬。所不同的是孔子的
聖人胸懷，對於社會國家，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雖然知道挽救不了，可是他硬要挽救，做了多少算多少。孔子所以為聖，就在這裡。明知道這個人救不起來，我盡我的心力去救他，救得了多少算多少，這是孔子之聖。隱士們的道家思想，則救不起來就不救。這時中國思想的兩大主流。道家對時代思想的潮流，視之如山洪的暴發，擋是擋不住的，一定要去擋就是傻子，必定被沖走。如要挽救的話，就估計山洪的力量到什麼時候，什麼地方衰微下去，先到那衰微處的下游，稍稍一引導，就引進了河川渠圳。儒家的思想則不然，對於時代的趨勢，也視如山洪暴發，擋是擋不住，但是要跟著這股山洪旁邊跑，在沿途看到洪流中的人，救一個算一個，一直到某一有利的形勢，將洪水導入河川渠圳。這兩種思想都對。孔子認為道家走隱士路線，站到下游去等待也沒錯。所以他講“鳥獸不可與同群”，這句話仔細一研究，孔子是讚成的，並不是反對。鳥類是高飛的，要高飛的就高飛去吧！野獸是生活在山林裡的，自然就在山林過他們的生活。而我是人，既不能高飛，也不想入山
林，我就做點人世間的事情吧！
秀才未必知天下事
說了半天，就是解釋“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可見孔子還是讚成隱士思想。他說如果真有救人救世的本事，而當前的機會不屬於我的，你也沒辦法去救，那麼先要保護自己，充實自己。所以“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但在下面“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是進一步告訴我們，如果社會漸漸上了軌道，有才能的應該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倘仍無法貢獻，還處在貧賤中，那就是身為知識分子讀書人的恥辱。如果在一個動亂，不上軌道的社會中，安享富貴，或是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不正當的途徑取來的，這也是不對的，可恥的。
跟著這幾句，便又說出真當“隱士”的客觀態度。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這句話問題又來了。
一個知識分子，如果不是身居官職，最好不要隨便談論批評政事。真當隱士的更須要有如此的胸襟。這幾句話，我們要常注意。現在順便告訴大家一些有趣的經驗。我不是學者文人，但常與學者文人接觸。學者文人最喜歡談政治，而且他們對現實的政治，幾乎沒有滿意過的，尤其學自然科學的學者，更喜歡談政治。我的結論是越外行的越喜歡談內行話。不知大家的經驗如何？
據我所知，文人更喜歡談戰爭，開口就是應該打。他們可不知道打仗的難處，自己又沒有打過仗，也不知道怎麼打。等於有人在街上看到別人打架，自己在旁邊吆喝著大聲喊打，可是叫他自己來，只要一揚拳頭，他就先跑了。這就是歷代文人的談戰爭。知識分子喜歡談軍事、談政治，大多數絕對外行。所以我常引用孔子這句話對他們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們答道：“這有什麼難？”我說：“你我知不知道基辛格此時此刻看的什麼公文？說的什麼話？你我所知道的情報、資料，都是從報上看來的，並不是第一手資料，可靠性大有問題。就算是可靠的，在報紙上發表出來的，還是有限，不知道還有多少不能發表的，而且和此刻的現況，又相隔很遙遠了。像這樣如何可以去談政治？而且政治絕對要靠經驗，不是光憑理論的。 你說某某不行，你自己來試試看，毫無經驗的話，不到三個月就完了。所以孔子說的這句話非常有道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在那個位置上，不能真知道它的內容。以很具體的事實來說，榮民總醫院某手術室，此時在為某一病人的某一病開刀，你我能知道嗎？即使自己親人進手術室接受治療，而我們被關在門外，他在裡面危險到什麼程度，我們不知道，只隔薄薄的一扇門就不知道。所以'謀其政'不是想像中的簡單，要在那個位置上才能執其政、謀其政。”
很不幸的，孔子的這句話常常被人用來做滑頭話，作推託詞。甚至，有些人看見別人用這句話作擋箭牌，都誤認為是跟孔子學滑頭。所以打倒孔家店的人，也把這句話列為“罪狀”之一，把罪過弄到孔子身上了。事實上這句話是告訴我們，學以致用，真正的學問，要和作人做事配合。他也是告誡學生們，對一件事，有一點還不了解，還無法判斷時，不要隨便下斷語，不要隨便批評，因為真正了解內情，太不容易了。
文化復興運動
子曰：師摯之始，關雄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這裡講到文化的重整，等於我們現在講文化的複興。孔子周遊列國以後，回到魯國，開始整理文化。因為時代的盛衰演變中，文化永遠是走在最前面，周代王朝的衰亂已經很嚴重了，所以孔子急於從事文化的複興來力挽狂瀾。他先從禮樂入手，也可以說是樂的一種。 《關雎》為詩經的第一篇，“關雎之亂”的“亂”字，古代和現代的意義有所不同，千萬注意。古代這個“亂”字含有“亂”的反面意義在內，就是“治”的意思——秦漢以上的書，會這樣用，唐以後大多都不會這
樣用。比如“毒”字，在秦漢以前，有治療、痊癒的意思，譬如有人砍了我們一刀，是傷害；而我們手上或腳上生了瘡，醫生鋸下我們一條手臂或一條腿，就不算傷害，反要感謝他的治療，就是這個道理。因為古代文字少的時候，就有許多字義是藉用的。
“師摯之始”，師摯是當時管理魯國文化的大樂師——不是樂隊的大樂師，勉強說，相當於文化局長，但不只是一個做官的，他本身是個專才。孔子這裡說，魯國文化經過整理，新舊文化交流以後，非常悠美。可是跟著而來的，下面孔子又講到文化思想，又提出他的感嘆了。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願，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孔子感嘆當時的社會，一般人的思想與個人的修養，犯了三個大毛病。這三個大毛病，不止是孔子當時的社會如此，在我們看來，每個時代，每個社會都有，尤其現在看來，格外同意孔子的這三句話。許多人“狂而不直”，“狂”本來不是壞事，孔子也欣賞狂狷之士，雖然還不夠標準，但是不可能要求每一個人都成為君子，都成為聖人。因此退而求其次，至少是狂、是狷，還有可取之處。 “狂”就是豪邁慷慨，心地坦然，交朋友，不對就是不對，說了他，他並不恨你，這類的典型為狂。 “狷”，毫不苟取，不義之財一點都不要，不合理的事情絕不做，很保守，個性獨立而很有道德修養為狷。孔子認為假使沒有君子之人，那麼狂與狷這兩種也不錯。
有一個朋友，在大陸曾當過省府委員、廳長一類的職務，他狷介得使人有點怕他。就如我和他坐公共汽車，我替他付了一張公車票，他一定要想辦法下一次替我付回一張。這種人非常可愛，一毫不苟取，一毫不苟與。還有一個朋友，抗戰時在某單位工作的廖先生，學問好，道德也好，我非常敬重他。一九四九、五○年，我到了台北，有一次和他約會，他坐汽車到衡陽街和我見了面以後，就下車，和我坐一輛三輪車走。照他的習慣是走路的，坐三輪車還是依我的習慣。所以換車，是因為他到衡陽街是公事，和我見面後的活動是私事，就把公家的汽車放回去。他這種不苟取不苟與的精神，我非常佩服。勝利以後，他奉命到上海接觸金融界，很多金融界的巨頭都在座，而他穿一套舊中山裝，像個鄉巴佬一樣到場，大家都不認識他。他晚年信佛，住在觀音山的戴公祠。廖先生臨死的時候，好像預先知道，早幾天就約一些好朋友當天去吃飯。飯後洗好澡，穿好衣服，邀朋友們一起和他念佛。念著念著他不念了，不動了，就這樣去了。這是很妙的。這位朋友，的確做到了狷介，做官幾十年，就如此清白。像廖先生臨死時的從容自在，真可算“仰不愧于天，俯不作於人。”一點沒有牽掛，很坦然，而且早一個星期就知道。所以道德修養與生死來去，都有關係，“狂而不直”，有許多人狂，豪邁得很。但是假狂的人很多，內心不正直，歪曲心腸，這是一個大毛病。
“侗而不願”，看起來笨笨的，好像是很厚道的樣子，但一個人貌似忠厚，而心裡鬼主意蠻多，並不是真正的厚道。 “倥倥而不信”，有許多人自己是空空洞洞的，卻不相信人家，也不相信自己，只是空空洞洞，莫名其妙的作一輩子人。 “吾不知之矣”，孔子說有這三種人，我不知道這個社會將變成什麼樣子。這三句話，也就是孔子當時看時代在變亂中，多半是這一類的人：狂而不能直，老實相而內心並不厚道；再加上非常淺薄，淺薄到沒有內容，還不相信別人，也不相信自己，又不好好求學。因此孔子很感嘆。事實上一個亂離的社會，這都是必然的現象。我們今天處於這個時代，看到一些人物，也有孔子同樣的感嘆：“吾不知之矣！”這句話很幽默，意思是說實在不知道這部歷史將變成什麼樣子。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這是以正面言論結束上面的話。孔子說真正為學問而學問，永遠覺得自己還不充實，還要改進。這句話後來演變成曾國藩他們經常引用的：“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學問有個很簡單的原則，停留下來，就是在時代潮流中退下去了。所以不是進步，就是退步，沒有停留在中間的。這個觀念就是從孔子這句話來的。 “學如不及”，求學問要隨時感覺到不充實。以這樣努力的精神，還怕原有的學問修養會退失。如果沒有這樣的心情，懂了一點就心滿意足，結果就是退步。大家要特別注意。尤其中年以上的朋友，對這句話更須要反省。有時我們看到許多中年以上的朋友，學問事業成就了，往往自認為什麼都對了。事實上如不再加努力，就要落伍被淘汰了。思想也好，學識也好，一切都要被時代所淘汰。假如有所成就，而始終好學不倦，這才叫學問，才不會被淘汰。我看到幾位中年朋友，的確是值得佩服。家裡藏書非常多。他們的年齡，都快到六十歲了，每天公事非常忙，夜間讀書每每到兩三點鐘才睡。因此他們的學識、能力，不斷在進步。所以這一點習慣一定要養成。依我個人的經驗來說，讀書的習慣養成了，要無書不讀，甚至壞的一面也要懂，懂了不跟他走，那才是真本事。
三代之治
孔子說了孔門學問中個人的修養，和作人做事的大原則以後，接著是評論中國歷史哲學的一個標準。儒家在歷史上特別推崇堯、舜、禹三代。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巍巍乎”三個字，大家都知道是崇高、偉大的意思，用白話可以寫到幾十個字的句子，古人三個字就形容出來了，甚而可以只用一個“巍”字，就表達出來了。這不去管他。孔子說堯傳位給舜、舜傳位給禹，這三代是著名的“公天下”。這種帝王位置的傳替叫做“禪讓”，禹以後變為“家天下”，但並不是禹的本意，因為禹所傳的人，沒有找對，後來才又找到禹的兒子繼承下來，這才變成家天下。大家要研究“公天下”的道理，千萬要注意前面提到的《伯夷列傳》。這篇書很難讀的，這篇書懂了，對於中國的歷史哲學大概也就懂了。這樣才能了解司馬遷對於歷史哲學和人生哲學的觀點。
說到司馬遷的文章，也可以說有一點壞道。何謂“壞道”？世界上罵人文章寫得最好的，是司馬遷；批評文章寫得最好的，也是司馬遷。好在字面上看不出來在罵人，也看不出來在批評人。他寫了《史記》以後，在一封給朋友的回信《報任少卿書》中，就說寫了這部《史記》“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我們幼年讀書，只知道司馬遷的文章寫得很美。把整篇文章一讀，覺得司馬遷牢騷大了，都在罵人，牛也吹大了。他說周公匯集了中國文化，到孔子是五百年。孔子整理、發揮了中國文化以後，到他司馬遷時，中間又是五百年。於是由他來寫《史記》。他的意思就是說，這一千多年以來，除了周公、孔子和他司馬遷以外，其他的人都沒有思想。他認為自己寫了《史記》，沒有人看得懂，只好“藏之名山”，等到將來有人看得懂的時候，再“傳之其人”。
他在《伯夷列傳》中，對於“公天下”的歷史哲學道理，在第一節中就說得很有條理。他的意思說，不要以為古代“公天下”的“禪讓”是那麼簡單的。他說堯年紀大了，要找一個繼承人，找到了舜。舜是一個大孝子，堯才把他找來，並沒有立即讓舜當皇帝，要他從基層工作做起，各方面的事情都做，給他經歷，訓練他，一直經歷了幾十年，然後才把國家政權交給他。所以司馬遷在《伯夷列傳》上說“傳天下若斯之難也！”這句話表面上看，只是普通的感慨，毫不相干的字眼。但透過這些字眼，才會知道思想的背景。他就是告訴我們，一個替國家做事的人，要有豐富的行政經驗，加上道德才能，經過考察又考察，認為可以傳位才把帝位交給他。這表示傳天下並不簡單，而是非常困難的。舜找禹更慎重了，當時禹的父親鯀負責治水，沒有辦好，犯罪被殺掉了。舜再用他的兒子禹來治水，大禹治水是歷史上有名的故事，胼手胝足，自己下去做工，九年在外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九年中在外工作，三次經過自己家門口， 都沒有時間回去，（也有人唱反調，寫反面文章，說這是故意假裝給人看，目的想當皇帝。事實上也可以說作此批評的，沒有行政經驗，一個真有責任心的人，實在會忙得沒有時間回家。）然後也是做了幾十年，舜才把帝位交給禹。這是《伯夷列傳》講到歷史哲學，然後講到人生，敘述伯夷、叔齊放著國君不當，當隱士去，兩個人逃了。為什麼從堯舜禹三代的禪讓，說到伯夷叔齊的不當皇帝？為什麼有人皇帝不當，有人想當皇帝當不到？他沒有點明，這篇文章很難懂吧！這就是人生觀點，等於所謂“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所以這篇《伯夷列傳》，上面是說傳位之難，下面則說有人可當皇帝還推掉不想當，可是他沒有說明，要讀者自己去體會。現在我們不講這篇文章，到此打住。
司馬遷是非常推崇孔子的。在孔子的觀念中，堯舜禹三代，統治天下，為全國的皇帝，“而不與焉”。心裡沒有覺得當皇帝可貴，而看得很平淡，真正做到只是服務，並不覺得權勢可貴，因此這是真正的偉大，真正的崇高。
他接下來便說到帝堯。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堯以前的歷史，因為沒有文獻，沒有資料的記載。所以孔子講歷史，姑且把他切斷，從堯開始。我們現在研究歷史，堯以前為遠古史，只好從甲骨文及古物的發掘來研究。孔子敘述歷史，自堯開始。他說偉大的堯，他的道德成就有如天一樣崇高偉大，天的偉大不是說天的空間大，這個天不是物理世界的天，上古“天”字是一個抽象的代名詞。天的偉大在於天生萬物於人，而自己既不表功，也不要求回報，更沒有要求大家感謝，自然的，生就生了。道家的思想，教我們人類的胸襟，要效
法天地，只有付出，沒有收回。儒家也有這種思想，所以說堯與天一樣偉大。
講到這裡，又涉及人生哲學及思想背景的問題了。中國儒道兩家，都曉得天的偉大，教我們效法天地，這是正面的看法。但有人從反面看，最著名的是張獻忠的七殺碑：“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一連七個殺字。這也是他的人生哲學，我們可稱它為張獻忠的哲學。有些人的哲學思想很難解說，張獻忠的哲學，從反面來看也有他的道理，但研究以後，最後正面的道理還是會顯示出來，這是說到“天”字的引伸。
孔子說天的偉大，唯有堯效法。古文中的“則”字，觀念上就是法則，單用這個字作動詞，解釋起來就是效法的意思。孔子說堯的政治胸襟、政治氣度，是效法天一樣的偉大，只有付出，布施於大眾，不期望收回一點。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像海水一樣波瀾壯闊，浩瀚無邊。他的偉大是無法以言辭形容的。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孔子說堯最偉大的成就，最偉大的光輝，是替中華民族開啟了文化的傳統。這一節是孔子評論上古歷史哲學的觀念，非常推崇這三代。
民主乎？專制乎？
從這一點研究孔子思想，以現代觀念來說，孔子非常主張民主。為什麼呢？我們知道《中庸》是他的孫子子思著的，《大學》是曾子著的。孔子的學問傳給曾子，曾子著《大學》，我已經說過。現在再次提醒大家注意，許多人以為《大學》、《中庸》就是孔子思想。在學術的立場，嚴格地說，這觀念是不對的。只能說《大學》、《中庸》是承襲孔子的傳統思想。
子思的《中庸》與《大學》的觀念有差別，《大學》的觀念與中的孔子思想又有差別，這是要注意的。
為什麼談到《中庸》？ 《中庸》是孔子的孫子子思著的。子思是跟著曾子學的，曾子是跟孔子學的，前後三代。子思在《中庸》裡說到孔子文化思想的根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推崇的是堯舜，所以我們現在研究孔子，可以從他的孫子子思來取得旁徵。近代有些人批評孔子是為後世帝王幫腔的，這是不對的，其實孔子處處在推崇堯舜的“公天下”。而“公天下”以現在的觀念而言，絕對是民主的，但是這個話也有問題。有些美國學者來討論中國文化，我常常告訴他們要注意，一
個政治學、一個軍事學都是無法作結論的。古今中外的政治無論帝王政治、民主政治、專制政治、各種各樣的政治，都被人類在這個世界上玩過。究竟是哪一個政治體制好？哪一個政治體制絕對的對？誰敢下這個結論？當然有人下，那就是書生——書呆子。在理論上亂下結論可以，在事實上無法下結論。我說，你們現代西方文化的民主，都以美國式民主作代表，與法國式、德國式的又不同。依我的看法，你們現在美國式的民主，是真正的專制，是資本家在專制，是假民主，真專制。但如果真懂了中國過去的帝王制度——先不必談秦漢以前，就說秦漢以後的帝王，真正好的皇帝是很難當的，如唐太宗、宋太祖這些好的皇帝真難當，常常在御前開會時，遇到一些公正的宰相，把皇帝的命令擋回去，或是“留中不發”，還有些大臣“面折廷諍”，當面跟皇帝頂起來，因為他希望自己對歷史有交代。我們在歷史記載上常常看到這樣的大臣或御史，明日準備上朝廷諍，先一夜在家思安排好後事，棺材都買好，告訴家人屆時如不回來，就去收屍，寧可犧牲生命，也要對歷史負責。皇帝碰到這樣的大臣，也只好依他們的意見。所以我說真正研究中國過去的專制政治，是假專制，真民主。
這裡孔子更表達出這個道理來了。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
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殷。週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這是孔子就歷史哲學，對人事的評論，這中間我們要特別注意。
前幾段提到孔子對於三代的推崇、讚歎。這裡提出來，舜為什麼為中國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因為他有優秀的干部。領袖固然重要，幹部更重要。換言之，幹部難得，領袖也難當。舜當時期定天下，留萬古美名，靠他有禹、稷、契、皋陶、伯益五個好乾部，天下就大治了。我們要特別注意，僅僅五個人就可以把天下治好。我們研究歷史，可以發現無論古今中外，任何一代，真正平定天下的，不過是幾個人而已。漢高祖靠手裡的三傑，張良、蕭何、陳平而已。韓信還只是戰將，不算在
內。當然漢高祖也能幹，很懂得採納意見。漢光武中興所謂雲台二十八將，還不是中心人物，真正中心人物也不過幾個人。外國歷史，意大利復興三傑，也只三個人。每一個時代的治亂，最高思想的決策，幾個人而已。啟止是國家大事，據我個人的經驗所見，所體會的，不說大的，說小的，大公司的老闆，我認識的也蠻多，曾看到他窮的時候，也看到他現在的發達，如舊小說上所說的“眼看他起高樓”的，也不過兩三個人替他動腦筋，鬼搞鬼搞就搞起來了，不到十幾年，擁有千萬財產的都
有；個人事業也是如此。所以人生難得是知己。個人事業也好，國家大事也好，連一兩個知己好友都沒有，就免談了。如果兩夫婦意見還不和的更困難了。所以孔子這個話是有深意的。上說：“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兩個人誌同道合，心性完全一致，真正的同志，這股精神力量可以無堅不摧。周武王也說，他起來革命，打垮了紂王，平定天下，當時真正的好乾部只有十個人，而這十個人當中，一個是好太太，男的只有九個。孔子說“才難”，真是人才難得。這裡孔子對學生說，
你們注意啊！人才是這樣難得，從歷史上舜與武王的事例看，可不就是嗎？ “唐虞之際”，堯舜禹三代以下一直到周朝，這千把年的歷史，“於斯為盛”，到周朝開國的時候，是人才鼎盛的時期，也只有八九個人而已。周朝連續八百年的治權，文化優秀，一切文化建設鼎盛。但是也只有十個人把這個文化的根基打下來，而這十個人當中，還有一個女人，男人只有九人。但在周武王的前期，整個的天下，三分有其二，佔了一半以上，還不輕易談革命，仍然執諸侯之禮，這是真正的政治道德。
這個歷史哲學，孔子講的是“才難”。我們知道清代乾隆以後，嘉慶年間有個怪人龔定庵。今天我們講中國思想，近一百多年來，受他的影響很大，康有為、梁啟超等等，都受了他的影響。他才氣非常高，文章也非常好，而且那個時候他留意了國防。外蒙古、滿洲邊疆，他都去了，而且他認為中國問題的發生，都是邊疆問題。事實上邊疆有漏洞，西北陸上有俄國，東面隔海有日本，將來一定出大問題，他也狂得很，作了一篇文章，也講“才難”。當時他說天下將要大亂，因為沒有人才，他在文章中罵得很厲害，他說“朝無才相、巷無才偷、澤無才盜。”連有才的小人都沒有了，所以他感嘆這個時代人才完了，過不了多少年，天下要大亂了，果然不出半個世紀，洪秀全出來造反，緊接著，內憂外患接連而來，被他說中了。這就是說興衰治亂之機，社會安寧的重心在人才。
不過龔定庵是怪人，不足以提倡。他怪，出個兒子更怪，他兒子後來別號叫龔半倫，在五倫裡不認父親。他更狂，讀父親的文章時，把他父親龔定庵的神主牌放在一邊，手裡拿一支棒子，讀到他認為不對的地方，就敲打一下神主牌，斥道：“你又錯了！”這就是龔半倫，人倫逆子中的怪物。
前面一節我們提過，孔子的文化思想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所謂祖述的祖，就是自古相承的一慣傳統，孔子是承繼堯、舜、禹這個一貫的思想。憲章的內涵包括禮法、政治制度、社會禮儀、文化精神等等。中國文化中的這些憲章精神都由文王、武王時代確立了牢固的基礎。老實說，我們現在留下來的中國文化的真精神，都是周代文化的精神，也就是孔子所弘揚的儒家思想。前面從堯、舜而講到周代，現在最後的結論講到禹。
大禹和墨子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緻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
我們研究孔子全部思想，他一直是推崇大禹的。這裡“無閒”的“閒”，就是現代文字的“間”字。 “無閒”就是沒有辦法可以挑剔，挑不出禹的缺點，“菲”是薄的意思，就是說禹自己的生活，非常清苦，自奉甚儉。關於“致孝乎鬼神”這一點，牽涉到中國文化里的一個大問題。這裡的鬼神不是我們後世所講的鬼神。夏禹以後，中國文化里的宗教氣氛非常濃厚，孔子、孟子也不例外。春秋戰國時候，
諸子百家中，墨子對文化思想影響很大。他不但“尚賢”、“尚同”且“尚鬼”、“尚天”。
說到這裡，必須引伸說明一下墨子的思想，因為他和這一節大禹的文化有連帶關係。墨子在孔子之後，他的思想對當時的影響非常大。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固然受了孔、孟思想很大的薰陶，但在無形中影響最大的，還有墨子的思想。因為墨子的思想，經過演變，後來和中國的俠義精神合流，又另開一個局面。就以我們中國文字中的仁義兩字來說，仁字在外文中有同義字。而俠義的義字，從墨子開始，特別強調，所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精神，在外文中，還沒有同義的字。為了朋友，
守信重諾，可以把自己的生命付出。曾子所謂的“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的思想，就與墨子思想相同。我們中國文化精神，受墨子這種思想的影響很大，普及於社會各階層。這是一個專題，在此只是提起大家注意而已。想研究中國思想史，更要特別注意墨子的思想。他思想中的“尚賢”，就是講賢人政治。 “尚同”與“兼愛”，就是提倡和平、博愛的精神。墨子一生就這樣實行他的主義，“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地專門為別人效勞，乃至國際間的紛爭，由他出來，也就可以調停
了。說句笑話，現代的基辛格還沒有資格跟他提皮包呢！歷史上記載，宋楚相爭，他一個人去調解，勸兩個國家不要打杖。楚國見他來了，知道辯不過他，於是請第一流的工程師，好比現在的原子專家——公輸班和他談判。墨子問他，你認為可以征服宋國，有什麼憑恃呢？公輸班搬出最新式的武器，墨子一一封死他，告訴公輸班，你所有的武器，我都有製服的方法，你如打別人，我就攻擊你。最後公輸班說，武器上我都不及你，但我最後一樣武器，你就沒有辦法。墨子說，我知道你現在想
把我殺死，但是我告訴你，這沒有用。因為我的全部學問，在我的弟子中，已有很多人都會了，你殺了我一個墨子，還有千千萬萬墨子出來，最後你還是要失敗的。因此這場國際戰爭沒有打起來。墨子是不是這樣做呢？是這樣做的。他的弟子門人，在戰國時代，無形中形成一股力量，在很多國家裡，都有墨子的學生，他們的中堅領導分子稱為“鉅子”。所以中國特殊社會的組織，在那個時代就已經有了。有一個當時在秦國的“鉅子”，也就是墨家這個組織在秦國分支機構的負責人，在社會上很有聲望和地位，他只有一個獨子，犯了罪，依法一定要判死。但秦王一問，知道是位聞人的獨生子，所以下令特赦。這位鉅子就去看秦王，他除了致謝以外，表示國法可以特赦，但是“墨家”的家法不能容。後來這“鉅子”還是把自己的獨子處死，對秦王作國法的交代。可見墨子當時組織自己的學生是如此嚴密，而且為了社會上的公正，國法能赦，而墨家的家法卻不能容，真正做到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由這段歷史，就可見墨子的思想、組織、作法對後世影響的巨大。
《墨子》這本書是比較難讀的，他的理論，非但“尚天”，崇拜天，而且也尚鬼。這個“鬼”字，我們也曾就文字的構造上解說過，中國人所說的鬼，究竟是什麼東西，很難界說。所以畫家最好畫的對像是鬼，誰也沒有見過。所以怎麼畫都對，越難看就越對。殷商時尚鬼，宗教氣氛最濃厚。如研究中國信奉什麼宗教，沒有一定，樣樣都信。尤其現在還新興了“五教同源”，如紅卐字會等類團體，把孔子、老子、釋迦牟尼、耶穌、穆罕默德五位教主，都請在上面排排坐。中華民族是喜歡
平等的，認為每個教主都好，所以五位一起供奉。殷商的時候就“尚鬼”——重視鬼神。墨子是宋人的後裔，宋就是殷商的後裔，所以墨子的思想，繼承了宋國的傳統。孔子本來也是宋的後代，但孔子的祖先一直住在魯國，而魯是周人文化的後裔。我們要注意，春秋戰國時代，各國的文字沒有統一，交通沒有統一，各地方的思想不同，有如現在的世界形態，美國與法國，各有不同的文化。墨子的思想又尚天、又尚鬼。前些時，一位學生要以墨子思想作論文，他說墨子思想非常崇敬天，與天
主教的教義有相同地方，但是我告訴他要注意，墨子思想也尚鬼，而天主教、基督教就不同了。翻開《墨子》來看，他把鬼的權力說得很大，也就是過去中國民族思想的共同信仰。人如做了壞事，鬼都來找的。好的鬼則可以保護人。所以我們講了幾千年中國文化，民間所流傳鬼會找壞人的觀念，並非孔子思想，乃是墨子思想的傳承。墨子這套思想的源流，是遠溯自夏禹的文化，我們真正研究起上古史的中國文化來，便很費事了。
中國近代六七十年文化思想是最亂的時代。民國初年到五四運動期間，用西方人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化，再加上日本人的觀念，把我們老祖宗的文化，貶得一塌糊塗，說什麼堯是香爐、舜是燭台、禹是大爬蟲，這是日本人誣衊我們文化的鬼話。但過去我們有許多學者，居然相信這套鬼話，搬回來罵自己的文化，直到現在還在流傳，我們現代的學術界就這樣可憐！所以嚴格研究起來，中國歷史還有許多資料，為外國人所不承認。外國人不承認有他的道理，如果他把中國文化推崇得太高了，又把他自己的民族文化擺到什麼地方呢？可是我們中國的學者和留學生，跟著外國人拋棄自己的民族文化，乃至接受西方的觀念，這是非常令人悲痛的事情。也就是先把自己的文化思想破壞了，才會走上這條路。仔細研究起來，這種現代文化的演變，是構成一個專論的重要課題，可以寫成一本大書。
我們現在說到禹，以我們中國文化自己的講法，在道家的觀念裡就多了。道家說禹的本事大得很，當時他畫符念咒，役使鬼神，把黃河長江水利治好，把土地開發出來。究竟事實如何，便不得而知。這方面的傳說太過虛玄，太過神話了，所以一般人難以相信。不過我們現在不管這兩方面——禹是爬蟲或是能役使鬼神的神人，有一點要認識：中華民族奠定了農業社會的基礎，發展成就了後來幾千年以農立國的民族精神，是禹開始的。所以儘管是推崇堯舜，在堯舜時代，政治好到什麼樣子，我們暫不去管他。但那時的地理環境，還在洪水時代，沒有多少人口，這麼大的國家氾濫了洪水，只是一些高山露出了山峰。到了禹治水以後，農業基礎奠定了，文化才開始成長。所以孔子對禹是“吾無閒然矣”，沒有一點辦法可以挑他的毛病。可見孔子對他的推崇是多麼的偉大。他說禹自奉這樣節儉，又非常崇敬鬼神。當然由孔子這句話，可知禹王當時對於神秘的學問是如何的重視。 “惡衣服，而緻美乎黻冕。”我們知道大禹治水時候，沒有穿上禮服，完全和普通人一樣，穿得破破爛爛，一年到頭都在外面跑。但是他對政治的製度，國家的禮服，制定得美崙美奐。換句話說，我們的祖先，由穴居巢處，發明了衣服以後，還沒有規定什麼格式，到了禹王才制定格式。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歷史上記載，禹雖為皇帝，他住的宮殿，還只是一個茅草棚，所謂“茅次土階”，上面蓋的沒有瓦，只是一些草；前面的台階，當然沒有水泥，連石塊也沒有，只是用泥巴堆起來，“而盡力乎溝洫”，盡心盡力辦好水利。孔子對禹有這三個觀點，所以他說禹對於中國文化有這樣大的貢獻，實在無話可講，沒有一點可以批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