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的典範
孔子又批評一個人，是當時春秋時代，比孔子稍稍早一點，鄭國有名的首相，對鄭國有了不起的貢獻的，名叫子產。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
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是歷史上有名的好宰相，好政治家，孔子非常佩服他，說他特別有四點君子之道，不是普通的常情、德業、修養等等可比。因此孔子對他四個長處，在歷史價值上加以評論。他說子產自己嚴肅得很，管理自己非常恭謹，不馬虎，這是很難得的。一個人對自己最易放鬆，往往認為錯處總是他人的，很少對自己的錯失反省，而子產做得到“行己也恭”，實在難得。同時又“事上也敬”，子產做首相，對於主上非常恭敬。恭是自己內心的肅誠，敬是對人對事態度上的嚴謹。換言之：對上
接受命令時，不只是服從，有好的意見時要提出力爭。執行命令，要盡心，不只是敷衍了事。最怕的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你要他提意見辦法，他表示沒有異議，你教他執行，他又呆在那裡。而子產對上對下都能敬於其事。 “其養民也惠”，他能促使經濟繁榮，對於社會百姓，大家能得其所養，安定生活，對於社會有貢獻，有恩惠給人民，因此老百姓感恩於他，他有命令下達時，各個服從。但是“其使民也義”，他又非常合理、合時、合法，人家樂意聽他用，的確是大政治家的風範。所以鄭國有子產才能興起來，因為他有四點君子之道。這四點長處並不僅是政治家才應該具備，而我們不是政治家就用不著，沒有這種事。如果我們拿這四點來作人處世，就是成功的一半，所謂君子之道，大有可望了。
孔子講到另外一個人，就是晏平仲。齊國人，曾任宰相，年紀比孔子大一點，但與孔子同時。孔子到齊國所以不得志，就是小矮子不讓他去，齊國本來想請孔子去，小矮子告訴齊王：“你能有這度量，可以請他來嗎？”這個話皇帝一聽，心裡有數了，就不敢請孔子去。但是孔子對於晏子很佩服。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他說這個人作朋友了不起，歷史上有他的專門著作——《晏氏春秋》。晏子是大政治家，可說是孔子前輩，年齡雖然差不多，但比孔子出道早。上有一篇，輯自《史記·管晏列傳》，提到晏子的車夫，一天回家時，太太要求離婚。車夫問什麼原因，他的太太說，我今天在門縫中看到你駕車載晏子經過門口，晏子那麼矮，做了宰相，名震諸侯，還是簡樸無華，自居人下的樣子。而你身高八尺，只是他的僕役，卻顯得意氣揚揚、自足自滿的樣子。你竟是這樣沒有出息，不長進
的人，所以我要離婚。晏子的車夫聽了這番話，就馬上改過，力學謙卑，第二天駕車都變了。晏子看見他突然一反常態，樣子變了，覺得奇怪，問明了原因，晏子就培養他，從此立志讀書，後來官拜大夫。從這個故事可知晏子有他了不起的地方，孔子尤其佩服他這個人對於交朋友的態度。他不大容易與人交朋友，如果交了一個朋友，就全始全終。我們都有朋友，但全始全終的很少，所以古人說：“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到處點頭都是朋友，但不相干。晏子對朋友能全始全終，“久而敬之”，交情越久，他對人越恭敬有禮，別人對他也越敬重；交朋友之道，最重要的就是這四個字——“久而敬之”。我們看到許多朋友之間會搞不好，都是因為久而不敬的關係；初交很客氣，三杯酒下肚，什麼都來了，最後成為冤家。
講到這裡，我們想到中國人的夫婦之道——“相敬如賓”——賓是客人，對於客人無論如何帶幾分客氣，如果家人正在吵架，突然來了客人，一定暫行停戰，先招待客人，也許臉上的怒意沒有完全去掉，但對客人一定客氣有禮。夫婦之間，在最初談戀愛時，西門町電影院門口等了兩小時，肚子裡冒火，對方來了，還是笑臉迎上去，並且表示再等兩小時也沒關係。如果結了婚，再這樣等兩小時，不罵一頓才怪！因為是夫婦了嘛！所以夫婦之間，永遠保持談戀愛時的態度——相敬如賓，感情一定好。不但夫婦如此，朋友也如此。擴而大之，長官對於部下，部下對於長官，也是這個道理。
這個“敬”的作用是什麼？好像公共汽車後面八個字的安全標記：“保持距離，以策安全。”少碰為妙。
普通人交朋友，恰恰與晏平仲相反，時間久了，好朋友變成冤家，這對五倫中的友道，實在有虧。尤其是我們這一代青年，對任何人都不大相信，友道根本上已成了問題。必須急圖匡正。以便維繫“久而敬之”的交友原則。
玩物喪志
接下去，談到了臧文仲。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何如其知也？
我們首先要了解的，臧文仲是孔子父母之邦——魯國的大夫，為臧孫氏，名辰。 “居”字在這裡，和“囤積居奇”這句成語中的那個“居”字的意義相同。 “蔡”是大烏龜，就是在街上特產店中可買到的玳瑁。講到烏龜和狗，在中國上古的文化中，都是很受重視的東西。平常碰到廣東朋友，就往往會談到吃狗肉。為什麼廣東朋友歡喜吃狗肉？因為廣東、福建一帶，直到現在還保存了不少唐代以前的文化。同時在中文音讀方面，廣東、福建的語系，很多地方還保有唐代的中州音。我們研
究詩詞、讀古文、講音韻平仄。假使用現在的國語發音，有時候會有很大的困惑；我們如用國語來朗誦古詩詞，就會常常讀錯音的。例如一個字的平、上、去、入四聲，現代改為第一聲、第二聲、第三聲、第四聲。但第四聲（入）往往和平聲沒什麼分別，所以原來的四聲等於只有三聲。原來的上、去、入等三聲都是仄聲，但現在聽見有人用國語朗誦詩詞，對入聲字就念成了平聲，這就是因為現在的國語，一、四兩聲不容易分而發生的毛病。
我們中國字的念法，不但有平、上、去、入四聲，事實上以中原音為準，有宮、商、角、徵（知矣切）、羽、變宮、變徵等七音。 （笛譜上有合、四、一、上、尺、 工、凡等七個音階。）所謂中原是古南陽，現在的河南、鄂北一帶，為中原的中心地帶。京戲中皮黃的黃，就是指湖北黃陂、黃岡一帶而言，如“大王”這個名詞，在京戲裡念成“代王”的音，廣東話的“大佬”也念成“代佬”，這就是古音。所以現在要研究中國的文學、文化，都必須懂得廣東話，乃至福建話（包括台灣話）。因為廣東話、福建話有七個音，尤其閩南話到了八音，它的鼻音非常多，有些是國語沒有的音。
為什麼我們說廣東人的吃狗肉，也是來自上古的文化？我國自古以狗作祭品。自三代以來，差不多到商周時代，祭品中才取消狗，改用牛、豬、羊等作祭祀的犧牲。老子有：“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話——一般人批評老子這句話為陰險、刻薄，看事情太透徹。因為他們解釋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天地無所謂仁不仁，生了萬物，又把萬物當芻狗來玩弄。這是對老子思想的誤解，或者故意曲解來作幽默用的。老子“芻狗”的本意，就是草做的狗。狗在古代本來是作祭祀用的犧牲，在祭祖宗、祭天地等典禮中，如現在的冷豬頭、牛、羊等。後來由於社會風氣的演變，不再用真的狗，而用草扎一隻狗形來代替。相當於後世在拜拜的時候，用面做的豬頭來代替真的豬頭一樣。芻狗做好以後，在還沒有用來祭祀之前，大家對它都很重視，碰都不敢隨便碰；等到舉行祭祀以後，就把它丟到垃圾堆裡去了。
儒家常說天地有仁心，滋生了萬物；老了則說天地無所謂仁，也無所謂不仁。天地生了萬物，並沒有想取回什麼報酬。人幫助了人，都往往附帶了條件，希望有所回報。於是老子說人要效法天地。天地生了萬物，他沒有居功；天地給萬物以生命，他沒有自認為榮耀；天地做了好事，使萬物生生不息。凡是能做的，做了就做了，沒有條件。所以真正要成為聖人，就要效法天地的這種精神，養成這樣的胸襟。所以老子的“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真正意思是：天地看萬物和那個丟掉的
草狗一樣，並沒有對人特別好，對其他的萬物特別差。人之所以對萬物差，是因為人的主觀，人的自私的觀念；這是老子的本意。
總之，這是說明上古把狗肉看得很重要，同時也把烏龜看得很重要。剛才說過了，研究古代文化，比較接近的，要從廣東、福建兩省的文字、語言、風俗、習慣著手。本省同胞的祖先，都是來自閩粵的，他們祭祀時用米做的烏龜很多。而在大陸其他各省，對烏龜就很忌諱。實際上烏龜在唐代以前都是好的象徵。認為它的壽命很長，又代表了厚道、富貴，所以本省現在還保留這個風氣。
現在講到“蔡”，就是大龜——玳瑁，是龜中特別好的一種。戰國時代，對大龜看得很珍貴。如果現在有人以此為題寫博士論文，一定也可以拿到一個學位。司馬遷在《史記》中寫了《日者列傳》、《龜策列傳》，就提到過烏龜。所謂“日者”在古代包括了天文學家、氣象學家、占卜、算命等都在內。過去對於這些像科學，又像哲學，又像玄學的東西，都歸“太史公”掌管。所以當時太史這個官，就是專管歷史和這些事情的。司馬遷的《史記》中，常有“太史公曰”，因為他是歷代世
襲的太史，他是把父親捧出來：“我爸爸說的。”後來司馬遷承襲父職也做了太史公。他自己要罵人的時候，不好意思直罵，就說“太史公曰”——“我爸爸當年說的”，這是司馬遷寫文章調皮的地方。
司馬遷在《日者》、《龜策列傳》中，寫到卜卦用烏龜的事。古代認為烏龜有神靈，卜卦要用烏龜的殼。卜卦的人如何找得到那麼好的烏龜殼？古代的情形不知道，據我們所看到的，就很殘忍了。是把烏龜上下夾住，然後在烏龜後面用火一燒，烏龜被燒痛了，拚命想逃走，可是殼又被夾住了，最後向前猛竄，龜肉飛了出去，殼就留下來，所謂“脫殼烏龜”就是這情形。這種龜殼，就被認為有神靈，拿來作卜卦之用。
司馬遷因為世代研究這類東西，天文、氣象、卜卦等等都會，因此他在《龜策列傳》中，對這件事寫得很妙。他說烏龜如何如何靈，如何如何神。在春秋戰國以前，遇到國家大事，連大臣們都不能決疑的時候，就用卜卦來決定。他還舉出了許多例子，來證明烏龜如何靈驗，但寫到最後，妙了！他寫道：“江淮人家，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最後這麼一句，意思是說：據小子我遍遊名山大川，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到了南方一看，江淮之人，長江以南，湖南、廣東一帶的人，
他們還吃烏龜的肉呢！這篇文章到此就完了。你說他迷信不迷信？這可不知道了，也許這是他的歷史哲學。上面說了烏龜很靈驗，既然很靈驗，又自己保不住，江淮的人還吃烏龜肉，就可見不靈驗。假如不靈驗，又何必去迷信？但一定說是迷信，上面又舉了很多靈驗的事實。由此我們知道古人寫文章，不像現代的人寫文章沒有根。古人寫文章不但有根有據，而且不輕易下結論，非常客觀。
現在回到本文。如上面所說的，因為古人對於烏龜非常重視，魯國的大夫臧文仲居蔡，把一個玳瑁藏起來。當年沒有博物館，臧文仲是一位大夫，在自己家裡，修了一間房子，把這個玳瑁供起來。這間供玳瑁的房子，漂亮極了。 “山節藻棁”， 就是古代木質的建築物，在樑柱上雕刻有山水。 “藻”是海藻形的花紋浮雕。 “棁”就是接棁的地方。為了供一隻烏龜，特別在家裡修一棟建築物，又修得那麼漂亮、華麗、奢侈。一般人都認為臧文仲很有智慧，很有學問。孔子就說：“何如其知也？”——這個“知”讀“智”——像他做這樣事情的人，為什麼一般人說他很有智慧呢？孔子認為臧文仲做這件事，太不懂事，幾乎是近於無知。他相信一個人到了某種地位時，在言行上，一舉一動，一句話，都會影響到社會風氣。以現代社會而言，如果一個有權位的人家，養一隻小狗，給它蓋棟小洋房，就未免太過分了。當一個社會艱難困苦的時候，這樣做是不應該的，這不能算是智。
進退揖讓之間
這裡又批評當時歷史上另外一個人——令尹子文：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子文是春秋戰國時代，楚國的名宰相。姓鬥，名谷於菟。楚國是當時南方新興的國家。研究春秋戰國的歷史文化就知道，北方大概偏重於傳統守舊；到了南方，楚國是後起的國家，氣象就不同，文化思想都有新興開展的現象。同時他也有很好的政治家。
令尹子文，令尹是官名，等於後世所謂的宰相、首相。子文是封號。他的道德、學問都很有修養，而他當時在國際間的聲望，大致相當於近代日本明治維新的名相伊藤博文。 “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他三次上台做首相，並沒有覺得了不起，一點也沒有高興過。 “三已之，無慍色。”三次下台卸官，他也沒有難過。人在上台與下台之間，儘管修養很好，而真能到淡泊的並不多。一旦發表了好的位置，看看他那個神氣，馬上不同了。當然，“人逢喜事精神爽”，這也是人情之常，在所難
免。如果上台了，還是本色，並沒有因此而高興，這的確是種難得的修養。下台時，朋友安慰他：“這樣好，可以休息休息。”他口中回答：“是呀！我求之不得！”但這不一定是真心話。事實上一個普通人並不容易做到安於下台的程度。所以唐人的詩說：“逢人都說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這是描寫當時在朝做官這種情形，古今中外都是一樣，不足為怪。不但中國，外國也是一樣。 “不喜不慍”，這是很重要的修養。此其一。
其次，上台終有下台時。爬山的朋友就知道，爬上去時固然很難，下山的時候更危險。因為向上爬很費力很痛苦，一定會小心。走下坡的時候，就滿不在乎了，但往往在這時出毛病。我們可以從爬山體會人生。人“上台終有下台時”，而且老是站在台上，永遠演上去就沒有意思了。和電影、電視界的人一接觸就知道，再好的明星，演上十年，也就不再受歡迎了。大家看慣了的面孔，就會生厭，必須要換新人。所以有時下來，換個面孔，蠻好！同是一個人，到別的地方站站，蠻好！此中也其有人生哲理。此其二。
在權位、名利之間，大家都說對富貴功名不在乎，但有人問我喜歡什麼？我一定說喜歡錢。問我有錢沒有？我老實回答沒有錢。當然，不應該要的錢不會去拿，危險的錢不敢去拿，所以一輩子也沒有錢。但錢是人人喜歡的，所以要講老實話。如果說“我絕不要錢”，這個話真不真？很難說了。同樣的說“我絕不要做官”，這個話是不是真心的，也很難說。富貴功名我很喜歡，可是絕不亂來，絕不幸致。這是坦白話、良心話，我喜歡，但不苟取、不亂來，這已經了不起，是很好的素養了。如果說我絕對不喜歡，那是假話。人要誠懇。所以做官，必須要學學令尹子文，三次上台，不喜，三次下台，不慍。我們看書時往往把這種地方很輕易帶過了，如果自己切實一體會，才知道他真是了不起。上台，應該的，你交給我做，只要能夠做的我盡力去做；下台，最好，我休息休息，給別人做，心裡無動於衷。這還不怎麼難，最難的是：“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自己所做的事情，一定詳詳細細告訴後面接任的人該怎麼辦。普通交接，只說：“這事我辦了一半，明天你開始接下去。”就這樣了事，令尹子文，則把事情的困難、機密，全部告訴來接印的新人。多數人都會有經驗，新舊任交接，在交印時總不是味道，多半不願把困難的所在告訴新任的人。即使雙方是好朋友，也是一樣。甚至原來兩個好朋友，一個在台上的病危了，另一個到醫院去探望，關心的是哪一天可以去接他的印，而不是病情何時好轉。看了幾十年人情，頗恨眼睛還很亮，不太老花，耳朵也頗靈光，這真不是件快樂的事！
這裡是說令尹子文對國家的盡忠負責。對來接任的人，看成是工作的接班人。他這種態度，在表面上看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在外面做事的人，對這些要牢記，這是對國家盡忠，對自己盡職。在一個團體，就為團體盡忠，不為私事。所以子張問到令尹子文時，孔子便說：“忠矣。”指出令尹子文是國家的忠臣，因為他把私人的利害得失丟開了，完全為國家盡忠。 “曰：仁矣乎？”子張又問到像令尹子文這樣的做法，他的學問修養，有沒有達到“仁”的境界？ “曰：未知，焉得仁？”
孔子說，“仁”是什麼他還不知道，他怎麼能算得“仁”者？他只是忠臣，仁還不夠。
對於孔子說的仁，我們在《里仁》篇中曾提到過的，這裡不再重複。
濯足滄浪哪得清
崔子弒其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這是歷史上有名的事情。齊國是魯國的鄰邦，當時有一大臣崔杼叛亂，殺掉了齊國君王莊公。孔子寫《春秋》的微言大義，前面已經說過，他常用一兩個字標明，衡論是非。這裡的“弒”字，就是《春秋》大義的微言。凡是叛變的人殺了上面的都稱為“弒”，所以在歷史上看到弒，就知道是叛變殺了上面，在歷史上永遠留下叛變的罪名。這是中國歷史哲學的精神，也是歷史的道德觀。無論怎樣成功，如果做了不對的事，千秋萬世都要負這個歷史道德的罪名，弒就是弒，殺就是殺。對敵
人打勝仗就是克，不是敵人就不能用克。這是一定的、刻板的，所以崔子叛變殺了齊君就是弒。
陳文子也是齊國的大夫，和崔子是同事，地位相當。古代的交通工具，一部車子為一乘，用四匹馬駕駛。有馬十乘，就是有十部馬車，一共四十匹馬。以現在來說，小轎車就有十輛以上了，直升飛機幾架不去說他。 “棄而違之”，對崔子的叛變看不下去，把自己的偌大財產都丟掉不要，逃離了齊國。 “之於他邦”，又流浪到別的國家。春秋戰國時，每個國家都很亂，到別的國家一看，“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他說，這個國家的大臣們，也都是混蛋，和齊國的崔子一樣，都不是好東西。 “違之”，因此又走。周遊列國，到處走。 “之一邦”，又到了另外一個國家，“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又是感嘆！整個世界都是一樣，都在混亂，大臣都和崔子一樣，沒有好東西！ “違之”，離開了。這個陳文子，後來不知到瑞士或者非洲的什麼國家去了（一笑）。子張就問孔子，老師，像陳文子這個人，你看，了不起吧？ “子曰：清矣。”孔子說，好！很清高。清高的人往往比較自私，只顧自己，不能算是忠臣。否則，為什麼自己國家有難，棄而不救，到處亂走？這裡看不慣，那裡看不慣，難道國家太平了，就非要你來住嗎？
絕大多數清廉之士，最高的成就只到這個地步。他們清，很清。他們批評什麼事情，都很深刻，都很中肯，很有道理。但是讓他一做，就很糟糕。高尚之士談天下事，談得頭頭是道。不過，天下事如果交給他們辦，恐怕只要幾個月就完蛋。國家天下事，是要從人生經驗中得來。什麼經驗都沒有，甚至連“一呼百諾”的權勢經驗都沒有嚐過，那就免談了。否則，自己站在上面叫一聲：“拿茶來！”下面龍井、烏龍、香片、鐵觀音，統統都來了，不昏了頭才怪，你往地上看一眼，皺皺眉頭，覺得不對，等一會就掃得乾乾淨淨。這個味道嚐過沒有？沒有嚐過，到時候就非昏倒不可。頭暈、血壓高，再加上心髒病，哪裡還能做事？一定要富貴功名都經歷過了，還能保持平淡的本色，最了不起時是如此，起不了時還是如此；我還是我，這才有資格談國家天下事。不然去讀讀書好了。至於批評儘管批評，因為知識分子批評都很刻骨，但本身最了不起的也只能做到清高。嚴格說來普通一般的清高，也不過只是自私心的發展，不能做到“見危授命”，不能做到“見義勇為”。所以古人的詩說：“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這也是從人生經驗中體會得來，的確大半是如此。屠狗輩就是古時殺豬殺狗的貧賤從業者，他們有時候很有俠義精神。歷史上的荊軻、高漸離這些人都是屠狗輩。雖說是沒有知識的人，但有時候這些人講義氣，講了一句話，真的去做了；而知識越高的人，批評是批評，高調很會唱，真有困難時找他，不行。
講到這裡，想起一個湖南朋友，好幾年以前，因事牽連坐了牢。三個月後出來了，碰面時，問他有什麼感想？他說三個月坐牢經驗，有詩一首。是特別體裁的吊腳詩，七個字一句，下面加三個字的註解。他的詩是：“世態人情薄似紗——真不差，自己跌倒自己爬——莫靠拉；交了許多好朋友——菸酒茶，一旦有事去找他——不在家。”我聽了連聲讚好。這就和“負心多是讀書人”一樣，他是對這個“清”字反面作用的引伸；對社會的作用而言，就是這個道理。所以孔子對於陳文子這種
人的評論只給他一個“清”字。總之，“水太清則無魚，人太清則無福。”這話很有道理。子張又問陳文子這個人，夠不夠得上“仁”的程度？孔子就說，他對仁的觀念都還沒有，怎麼可能達到“仁”的修養？
想得太過了
上面列舉出“忠”的榜樣和“清”的榜樣，接著講一個道理。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姓季孫，名行父，諡文，是魯國的大夫。做事情過分的小心，過分的仔細。 “三思而後行”，一件事情，想了又想，想了又再想叫“三思”。孔子聽到他這種做事的態度，便說：“再，斯可矣！”這句話有兩種解釋，從前老學究們的解釋認為：“做事情要特別小心，孩子們，想三次都不夠，孔子說'再斯可矣！'還要再想一次哪！”這種解釋是不對的。其實，孔子認為他想得太多。作人做事誠然要小心，但“三思而後行”，的確考慮太多了。學過邏輯就知道，學過的道理更懂得。世界上任何事情，是非、利害、善惡都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但是要三思就討厭了，相對總是矛盾的，三思就是矛盾的統一，統一了以後又是矛盾，如此永遠搞不完了，也下不了結論的。所以一件事情到手的時候，考慮一下，再考慮一下，就可以了。如果第三次再考慮一下，很可能就猶豫不決，再也不會去做了。所以謹慎是要謹慎，過分謹慎就變成了小器。大家都有幾十年的人生經驗，過分小心的朋友，往往都犯了這個小器的毛病，小器的結果，問題就多了。所以孔子主張，何必三思而後行，再思就可以了。
難得糊塗
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寧武子是春秋時代，衛國很有名的大夫，姓寧，名俞，武是他的諡號。經歷衛國兩代的變動，由衛文公到衛成公，兩朝代完全不同，寧武子卻安然地做衛國的兩朝元老。 “邦有道則知”，這個邦就是古時國家的別稱，國家政治上了正軌，他的智慧、能力、才具發揮出來，了不起！可是後來到了衛成公的時候，政治、社會，一切都非常混亂，情況險惡，他還在朝，也參加了這個政治，可是他在“邦無道”的時候，卻表現得愚蠢魯鈍，好像什麼都很無知。但從歷史上看出他並不笨，他對於當時的政權、社會，在無形之中，局外人看不見的情形下，在努力挽救。表面上好像他碌碌無能，沒有什麼表現，可是他對於國家、社會真的做了事。所以孔子給他下了一個斷語：“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他說寧武子那種聰明才智的表現，有的人還可做得到，但處於亂世那種愚笨的表演，就難以學到了。
人們到了社會歷史發生變動的時候，尤其是古代帝王政權變亂時，在前一個君王手上，充分錶現了政治才能的人，本來是很容易遭忌的。這是政治上千古以來不移的定例。何以如此？有點莫名其妙的，也許是人類心理的通病，能乾了會有人妒忌的。為什麼妒忌？只能說是人類天生的劣根性，我們必須以學問、道德來消磨它。這種妒忌心理，到了事業或利害相對的時候，就忌刻別人。所以學問之道，就要了解自己的心理，把這些罪惡的心理，消磨了、轉化了，那才是真正“仁道”之“仁”。所以孔子說到寧武子，當初他的才能表現得那麼高，應該遭人家的妒忌；但是到了變亂的時候，他表現很碌碌無能，沒人打擊他，也沒有人仇恨他，這一點修養是別人做不到的。人在得意時，聰明才智很容易露鋒芒；“其知可及也”，這點大家還可以做得到。但是其實無華、老實平淡、笨笨無能的樣子，“其愚不可及也”，這就很難做到了。
這裡我們就想到清朝名士鄭板橋，說過幾句很了不起的話：“聰明難，糊塗亦難，由聰明而轉入糊塗更難。放一著，退一步，當下心安，非圖後來福報也。”絕頂聰明的人，不是故意裝糊塗，而是把自己聰明的鋒芒收斂起來，而轉進糊塗，這就更難了。下一句話說待人接物，遇事退一步，把利益權位都讓給人家，心裡很舒服，並不希望人家事後報答，只要當時心裡舒服就好。這也是孔子說寧武子的“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的另一引伸。
不如歸去
下面講到：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
之。
歸與的“與”字是驚嘆詞。這一節等於孔子的一段傳記。這是孔子周遊列國，到晚年的時候，要想回來講學的自白。這裡談到學問之道。我們要特別了解的是，孔子在這段時間周遊列國，對於國家天下大事，了然於心。有很多很多拿到政權的
機會，但是他不要，他認為國家天下所以安定，必須要以教育文化為基礎，於是他決心回到自己的國家講學去。此時他很感嘆地說：回去吧！回去吧！
“吾黨之小子狂簡”——小子是年輕人。黨是指古代的鄉黨，也就是魯國這一些跟隨他的學生們。 “狂簡”是兩個典型。豪邁、慷慨，多半年輕人喜歡的個性和作風就是“狂”。輕易、草率，對國家天下事掉以輕心，就是“簡”。我們知道宋代的名詩人陸放翁，（在清末民初，有更多的文學家喜歡捧陸放翁，譽他為愛國詩人。）他的一首名詩：“早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樓船夜雪瓜州渡，鐵馬秋風大散關。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與伯仲間。”這是他當時的自述。他在少年時代，希望帶兵打仗，把金人趕出去，那種幻想中的氣魄，非常可愛可嘉；後面四句則說到年紀大了，頭髮白了，一無所成的感慨。現在引用他的詩“早歲那知世事艱”，說明年輕人雖然富有衝勁，但容易犯輕狂的毛病，太過衝動，這就是“狂簡”的狂。第二種典型“簡”，把天下事看得太容易了，自己想到就好像做得到一樣，年輕人也容易犯這個毛病。 “吾黨之小子狂簡”，是說跟自己的這班年輕人，蠻有豪氣，看天下事太容易了。雖然文采不錯，“斐然成章”地議論紛紛，畢竟還未成器。像現代許多年輕人搞的書刊著作，大談國家天下事，頭頭是道，但文章是文章，天下事是天下事，這完全兩回事。要做到事理合一，非有幾十年親身艱苦的經歷，是不會了解的。所以孔子認為，必須要回國教育後一代，決心把精神放在教育上，培養國家的根本。 “不知所以裁之”這句話，是說年輕人有夠狂的豪氣，凡事看得太容易太簡單。文章見解固然有，卻不知道仲裁，不知道裁取。如何是該不該？怎樣是能不能？都不考慮。學問之道，最難的是如何中肯仲裁。像做衣服的技師一樣，要把一塊布裁剪成一件合身而大方的衣服，這是一門不簡單的學問。所以他一心要回到魯國，獻身於文教的千秋事業。
這一段，在時間上說，很可能是孔子晚年回國講學的情況。為了整篇的行文，特地安排在這一篇。也很可能是孔子在陳蔡之間，遭遇困難以後，決心要回國講學了，於是發出了這個“宣言”說明他回國講學，對一些人或事，所採取的態度。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孔子對於伯夷、叔齊、吳泰伯三個人是非常佩服的。關於吳泰伯，在下面還有專篇。中國歷史上這三個人，都是薄帝王而不為的人，他們本該當君主的，可是他們都謙讓了，自己不要。伯夷是老大，叔齊是老三。老大讓位給老三，老三也不干，結果兩人都逃掉了，只好由老二勉強擔當政權。伯夷、叔齊這樣讓國，吳泰伯也是這樣的人。孔子到處提到他們，非常尊敬他們、崇拜他們。在這裡又提到伯夷、叔齊有不念舊惡的美德。過去有人對不起他的，過了就算了，不懷恨在心。這有什麼
好處呢？有！ “怨是用希”，能夠不懷恨別人，寬恕了別人，所以和別人之間的仇怨就沒有了，而壞人漸漸也會被他們所感化。
為什麼編到這裡，把這句插進去呢？因為孔子在魯國做過一任司寇，至少也有現在電視上《包青天》節目中，包公的那種政風。上了台就把少正卯殺掉了，雷厲風行的作法，不免在政治上有些恩恩怨怨。不過他走的是正路，所以大家也拿他沒辦法。既然要回國講學，政治上的恩怨可以拋諸腦後了。過去有人對我不起的，不要放在心上，隨他去。我們回去教學吧！雖然如此，他又講了一件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高，姓微生，名高，是一個魯國人，人家說微生高這個人很直爽、坦率，但是孔子認為大家的話說過分了，他並沒有符合這種修養。 “或乞醯焉”，有人向他要一杯醋漿。他沒有，自己便到別一家去要一杯醋來，再轉給這個要醋的朋友。孔子認為這樣的行為固然很好，很講義氣，但不算是直道。直道的人，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不必轉這個彎。微生高轉了這個彎，就不能算是直。
這一點值得我們研究了。我們要注意，孔子的思想——在下面還會講到——是“以直報怨”，這也就是後世儒家思想的爭論點。什麼是“以直報怨”呢？你打我一記耳光，我不打你一拳，但吐你一口唾沫，不過分吧！總可以吧？因為你打我，我實在生氣。至少，你罵了我，我可以不恨你，但我不理你，這總可以吧？這就是“以直報怨”的道理。孔子一直是這個主張。 “以德報怨”是老子的思想，後世也把它代表了道家的思想。就是說，你對我不起，我不恨你，不報復你，反而對你好，
乃至把你感化了。孔子“以直報怨”的思想，在中國文化中，和墨子思想以及俠義思想，有相同看法，都主張“直”。所以中國俠義的思想和墨子的思想，普遍流傳於民間，所謂“睚眥必報”，所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就是由這種精神演變而來。那麼孔子這個思想對或不對呢？我們不管他聖人不聖人，“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先把聖人這頭銜供到上面去，問題則要討論。拿中國傳統的俠義思想或道家的思想來說，對於一個有困難，有急用而來借錢的朋友，正好自己沒有錢，於是轉向他人借來，給這困難的朋友，這是義所當為的事。但孔子在這裡卻並不以為然，他認為這不是直道的行為。
就我們現在研究的方法，是整篇連貫的，不能一節一節拆開來看。而且二十篇，也可說是全部連貫的一篇大文章。那麼在這一個基本觀點上，來看這一句話的含義。正如我剛才所講的，孔子晚年周遊列國後，要回國講學了。他發表“宣言”，首先提出來“不念舊惡”，過去的都過去了，所有恩恩怨怨，大家都不必去說他。現在應該回去，為自己國家、為天下人，打一點文化的基礎，來教育後代。第二點他也說明，雖然過去不問，但好的還是好，壞的還是壞。並不因為既往不咎，壞的就一下子變好了。這裡不過借用這個“直”字來作說明而已。如果一定要說這一點，是孔子解釋直道行為的要點，那麼，後世的儒家就發生問題了。漢、唐、宋、元、明、清以來，所有讀書稱儒家的人，都變成胸襟狹窄，結果就成為剛才所例舉過古人的詩說：“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了。難道說讀書人多半不管別人，不能具有這種俠義的精神？這是誤解了孔子這句話的意思。就我的觀點，連貫全篇的思想看起來，孔子是故意向當時魯國一些因政治上恩怨而怕他回國的人，透露了一個消息——雖然對於你們，在我心裡並不同意，但是各走各的路，你們不要害怕，我要回來了。
何以見得是這樣的呢？下面孔子還有一句話。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這個丘是孔子的名字。我們過去老式的唸書，念到這裡不稱丘，不敢念，念了犯忌諱，要挨揍的。於是另外拿一個字來替代，而念成“某亦恥之”。現在時代的忌諱不同了，無所謂。這裡孔子又說，一個人講一些虛妄的、好聽的話；臉上表現出好看的、討人喜歡的面孔；看起來對人很恭敬的樣子，但不是真心的。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左丘明就是寫《春秋左傳》的左丘明，古人認為左丘明是當時的聞人。古代所謂的聞人，就是名氣非常大，可並不是官，也不是一個固定型的人，所以稱聞人。後世對幫會領袖稱作聞人，這個觀念，古今是有出入的。）孔子這句話是說，左丘明討厭這種說假話做假事的人，我也和左丘明一樣，討厭這種人。
“匿怨而友其人”，明明對人有仇怨，可是不把仇怨表示出來，暗暗放在心裡，還去和所怨恨的人故意周旋，像這樣的人，他的行徑就太不對，用心也太奸險了。左丘明作人的態度不屑於這樣，我也不屑於這樣。
把孔子這兩句話，和對微生高的話連在一起，再把上面“歸與……歸與……”連貫起來，如我剛才所說的，是孔子歸國辦教育前的“宣言”。等於是對魯國政治上這班怨恨他、怕他回來的人說，我對你們是不同意的，但沒有仇恨，我要回來了。一連串貫通起來，便成了這個意思。但非定論，我只是作如此說而已。對與不對，另俟高明。
下面接著孔子回到魯國了，我們把它連起來，就像是孔子的一段傳記歷史。也可當一部小說，也可當一部電影看。
一樂也的對話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有一天，顏淵和子路站在孔子旁邊閒談，孔子就說：“盍各言爾志”。 “盍”是一個虛字，中國古文裡經常有“盍”“夫”這類虛字，等於我們現在的“嗯”、“那麼”。他說，：你們年輕的一代，把你們的願望、志向講出來聽聽看。在這裡，我們等於在看話劇，台詞中表現了孔子學生的個性，也烘托出孔子的教育手法。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這完全代表了子路的個性。子路是很有俠氣的一個人，胸襟很開闊。他說，我要發大財，家裡有幾百部小轎車，冬天有好的皮袍、大衣穿，還有其他很多富貴豪華的享受。但不是為自己一個人，希望所有認識我的人，沒有錢，問我要；沒飯吃，我請客；沒房子，我給他住。氣魄大！唐代詩人杜甫也有兩句名詩說：“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就是子路這個志願的翻版。他說修了千萬棟寬敞的國民住宅，所有天下的窮讀書人都來找我，這是杜甫文人的感嘆。而子路的是俠義思想，氣魄很大，凡是我的朋友，衣、食、住、行都給予上等的供應。 “與朋友共”的道義思想，絕不是個人享受。 “敝之而無憾”，用完了，拉倒！
顏淵卻是另一面的人物，他的道德修養非常高，與季路完全兩個典型。他說，我希望有最好的道德行為、最好的道德成就，對於社會雖有善行貢獻，卻不驕傲。 “伐善”的伐，就是誇耀。 “無伐善”，有了好的表現，可是並不宣傳。 “無施勞”，自己認為勞苦的事情，不交給別人。 “施勞”的意思，我主張這樣解釋。在上面也提到過，聖賢與英雄的分野：英雄能夠征服天下，不能克服自己；聖賢不想征服天下，只想征服自己。所以聖賢比英雄還要難。換句話說，英雄可以施勞，把自己的理想，建築在別人的煩惱、痛苦上。聖賢則不想把自己的煩惱、痛苦放在別人的肩膀上，而想擔起天下人的煩惱與痛苦。所以顏淵講“無施勞”，就是說不要把自己的煩惱痛苦放在別人身上，這是顏淵的所謂“仁者之言”。
一文一武這兩學生的理想志願完全不同，都報告完了。孔子聽了以後，還沒說話，我們這位子路同學，可忍不住，發問了，老師！你先問我們，你的呢？也說說看。孔子說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這就是《禮運篇》中大同思想的實現，這是最難做到的了。這三點一看就與眾不同。孔子之所以為聖人，成為了不起的教育家、哲學家……總之什麼家都被他“家”上了，了不起就是了不起。 “老者安之”，社會上所有老年的人，無論在精神或物質方面，都有安頓。 “朋友信之”，社會朋友之間，能夠互相信任，人與人之間，沒有仇恨，沒有懷疑。 “少者懷之”，年輕人永遠有偉大的懷抱，使他的精神，永遠有美好的理想、美麗的盼望。也可以說永遠要愛護他們，永遠關愛年輕的一代。我們仔細研究，如果這三點都能做到，真是了不起的人。這樣的人，如果要為他加一個頭銜，就是聖人，或者神仙，或者如來。因為這三點，對上一代，自己這一代，以及下一代都有交代。此即所謂聖人境界，是很難做到的一件事。
講到這裡，這篇對於學問之道實際的討論，引用孔子的話，作個結論。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這就是學問之道的點題。主要的要與第一篇《學而》連起來。孔子這幾句話，用白話文翻譯過來是：算了吧！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一個人，能隨時檢討自己的過錯，而且在檢討過錯以後，還能在內心自我審判。怎樣受審判呢？就是自己內在打天理與人欲之爭的官司，就是如何善用理智平衡衝動的感情。這是學問的基本；也是中國文化儒家情操的中心；也是我們每一個人，隨時會碰到，而無法避免的事。例如吸煙的人，戒菸非常難，看見了煙，理智告訴自己要戒，然而手下意識地會伸出去
取煙。其實人生隨時隨地都是如此，每個人都有理智，都很清醒，有的事不願做，但慾望一起，就壓不下去，理智始終克服不了情慾。所以孔子儒家的學問重點，在於內訟和自省，自己在肚子裡審察一番。孔子在這裡就講到，他從來沒有看過一個人，可以隨時自己反省、隨時檢討自己、責備自己的。這是特別提出孔子講作學問的重點所在。
在下面還補充一句。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根據孔子上面所說，以他活到六七十歲的年紀，周遊世界各國，竟然沒有看到過一個隨時反省的人，頂多只有一個，是他的學生顏回。似乎抹煞了天下人，但是孔子並沒有那麼偏激的思想。十室之邑——等於我們說在三家村里。 （古代的“邑”，等於現代的鄰或裡。漢唐以後，“邑”的觀念又不同了，相當於現代的縣。如果把漢唐以後的“邑”的觀念，拿來看春秋戰國時的“邑”，那就錯了，這是研究學識上要小心的地方。）所以他接著補充說，就是在十戶人家的三家村里，也一定有講學問道德的人。對事的忠、對人的信，都像我一樣，只是不像我一樣肯努力去多方學習而已。孔子認為許多人有天才，但沒有加上學識的培養，因此不能成就。就道德心理而言，問題也是一樣。任何人都有道德的基本因素，只是因為沒有學養，不知道把這種道德心理的基本因素培養出來。要使這種心理上善良的本質見之於行為，就必須加上學問的陶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