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修易，字勉叔。生平不詳。
黃勉叔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的，不知亦須存個善念否？”
先生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复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個善念，即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燈。”
黃勉叔問：“心無惡念時，心就是空蕩蕩的，不知是否還需要存養一個善念？”
先生說：“既然已經除掉了惡念，就是善念，此時心已經恢復了本體。這就像陽光被烏雲所遮蔽，當烏雲散後，陽光又會重現。如果惡念已經去除乾淨，而又刻意去存養一個善念，這豈不是在陽光下再點一盞燈。”
陽明認為，“惡念”既去，即是恢復了心之本體，達到了至善之境。此時，只要依良知心體所指示的去做，則所做之事均是“為善”的行為。因此，不必再另外存個什麼“善念”。
問：“近來用功，亦頗覺妄念不生，但腔子里黑窣窣的，不知如何打得光明？”
先生曰：“初下手用功，如何腔子里便得光明？譬如奔流濁水，才貯在缸裡，初然雖定，也只是昏濁的；須俟澄定既久，自然渣滓盡去，復得清來。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存久，黑窣窣自能光明矣。今便要責效，卻是助長，不成工夫。”
問先生：“近來用功，也頗感妄念不會再滋生。但心裡還是感覺一團黑漆漆的，不知道怎樣才能讓它光明？”
先生說：“剛剛開始用功，心裡怎麼會立見光明呢？這就像在缸裡奔流打旋的污濁渾水剛剛靜止下來，此時肯定還是渾濁的。只有經過長時間的澄清，水中的渣滓才會沉澱，又會成為清水。你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經過長時間的存養，那份黑漆漆的感覺中自會現出光明。如今若要它立刻見效，只不過是揠苗助長，就做不成功夫了。”
“良知存久”是良知自覺和“自能光明”的必要條件，即它與用功長久的時間磨煉分不開，功到自然成。王陽明雖主張良知的簡易自覺，但他並不奢望剎那頓悟的立竿見影的效果。後者在他看來只是不著實效的拔苗助長而已。
先生曰：“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卻是有根本的學問。日長進一日，愈久愈覺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尋討，卻是無根本的學問。方其壯時，雖暫能外面飾，不見有過，老則精神衰邁，終須放倒。譬如無根之樹，移栽水邊，雖暫時鮮好，終久要憔悴。”
先生說：“我教人致良知，要在格物上用功，它是有根基的學問。日增月長，時間越長就會越覺得精通和明白。世儒教人到每件事物上去格求，那是沒有根基的學問。當其壯大興盛時，雖能暫時修飾表面，即使有閃失也看不出，等時間久遠了門庭衰落了，最終會支撐不住。這就像沒有根的大樹被移栽到水邊，短時間內樹雖生氣勃勃，但終究是要枯萎而死的。”
這是王陽明對世儒的批評，也是對朱熹的格物說作的批評。拘泥於事事物物上尋討知識，不知此本即在心而外求並強探力索，在王陽明看來，是無根之樹。
問“志於道”一章。
先生曰：“只是'志道'一句，便含下面數句功夫，自住不得。譬如做此屋，'志於道'，是念念要去擇地鳩材，經營成個區宅。'據德'，卻是經畫已成，有可據矣。'依仁'，卻是常常住在區宅內，更不離去。'遊藝'，卻是加些畫採，美此區宅。藝者，義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誦詩、讀書、彈琴、習射之類，皆所以調習此心，使之熟於道也。苟不'志道'而'遊藝'，卻如無狀小子，不先去置造區宅，只管要去買畫掛做門面，不知將掛在何處？”
問先生對於“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的看法。
先生說：“僅只'志於道'這一句，它包含了其下好幾句的功夫，不能僅停留在志於道上。例如建房屋這件事，它的'志於道'，就是一定要挑好地方，選好材料，最後搭建成房屋；'據於德'，相當於設計圖紙，使行動有所依據；'依於仁'，就是常在工地，生活、戰斗在生產第一線；'遊於藝'，就是把房子加以裝飾美化。藝，就是義，就是理的最恰當處。比如誦詩、讀書、彈琴、射擊之類，都是為了調習這個心，使之近於道。若不'志於道'，而去'遊於藝'，如同一個糊塗小伙，不先去造房子，卻先買畫準備裝飾門面，不知他究竟要把畫掛在哪？”
這裡，王陽明首先肯定了“藝”對人生的美化或積極作用（“美此區宅”）。同時，“藝”“義”“道”的內在統一，同是“調習此心”即致其知，使之熟於道。很明顯，王陽明把道德情感內化為個體的審美心理，使人生審美化了，使“藝”為人生服務。
問：“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不可缺的。但讀之時，一種科目意思，牽引而來。不知何以免此？”
先生曰：“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為心累，總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且如讀書時，良知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誇多鬥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個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
曰：“雖蒙開示，奈資質庸下，實難免累。竊聞窮通有命，上智之人，恐不屑此。不肖為聲利牽纏，甘心為此，徒自苦耳。欲屏棄之，又制於親，不能捨去。奈何？”
先生曰：“此事歸辭於親者多矣，其實只是無志。志立得時，良知千事萬事只是一事。讀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於得失耳！”因歎曰：“此學不明，不知此處耽擱了幾多英雄漢！”
有人問：“讀書就是為了修養我的本心，因此是必不可缺的。但是讀的時候，未免有種為了科舉考試的意思生出來，怎樣避免這種情況呢？”
先生說：“只要良知是純粹的，即便是為了科舉考試，也不會成為心的牽絆。就是有一點牽絆，也比較容易發現並克除掉。例如讀書時，良知發現死背的想法是不對的，就克去它；良知發現求速的想法是不對的，就克去它；良知發現有自誇好勝的想法是不對的，就克去它。如此一來，總是把自己的所學所得與聖賢印證，就是一個純乎天理的心。所以無論怎樣去讀書，都是修養本心罷了，怎麼會成為心的牽絆呢？”
又問先生：“雖蒙老師開導，怎奈自己天資庸下，實在擺脫不掉科舉功名的牽絆。我曾聽說，人的窮困和通達都是由命運安排。天資聰穎的人，對科舉等事情大概會不屑一顧。我為聲名利祿所牽絆，甘心為了它而讀書，只能獨自苦惱，想摒除這個念頭，又受制於雙親，不敢撂下，到底該怎麼辦？”
先生說：“把這類事情歸怨於雙親的人真是太多了。說到底，還是他自己沒有志向。志向立得正確，千事萬事之於良知只是一事。讀書作文，怎麼會成為人的負擔呢？不過是人累在得失上罷了！”先生因而感嘆說：“良知的學問不明，不知因此耽誤了多少英雄好漢！”
我們不能怪罪於父母親人朋友，而更應該自省，明白問題出在自己身上，是自己沒有志向。當志向堅定時，心懷良知，無論做什麼都是“一事”。此乃不違本心，為己而學，誠意修身，順道而行之事。
問：“'生之謂性'，告之亦說得是，孟子如何非之？”
先生曰：“固是性，但告子認得一邊去了，不曉得頭腦。若曉得頭腦，如此說亦是。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這也是指氣說。”
又曰：“凡人信口說，任意行，皆說此是依我心性出來，此是所謂生之謂性，然卻要有過差。若曉得頭腦，依吾良知上說出來，行將去，便自是停當。然良知亦只是這口說，這身行，豈能外得氣，別有個去行去說。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氣亦性也，性亦氣也，但須認得頭腦是當。”
問先生：“'生之謂性'，我覺得告子說得很對，但孟子為什麼要反對呢？”
先生說：“性固然是與生俱來的，但告子的認識偏頗了，不懂得其中還有一個主宰處。如果知曉了還有一個主宰處，他的話也是對的。孟子也說：'形色，天性也。'這也是指氣說的。”
先生又說：“大凡人胡言亂語，任意亂行，都說這是依照我的心性而做的，這就是所謂的'生之謂性'。但這樣會產生過錯。如果知曉了有一個主宰處，按照自我的良知上說出去、做出來，自然就會正確。可是良知也只是自己的口說、自己的身行，豈能自外得氣，另外有一個東西去說、去做呢？因此程頤說：'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氣也是性，性也是氣，但是，唯有認准主宰處才行。”
王陽明以為，在思考上，性（良知）與氣（自然或經驗）顯然有別：前者俱道德價值，後者沒有。然而，在實踐上，人的善性也只有通過經驗的具體行為才能體現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氣亦性也，性亦氣也”，性與氣相即不離。所以，討論人性必須性與氣兩面兼顧，不能執著於一面。
又曰：“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卻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個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功夫都壞了，此非小過。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來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樣子出來。諸君只要常常懷個'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
又曰：“人若著實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倒。”
先生又說：“諸位在做功夫時，最忌諱的是助長它。上等智慧的人很少，學者沒有超越聖人的道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都是做功夫的節奏秩序。不能覺得我昨天下了工夫，今天卻感覺不夠，便強要裝出一副沒有破綻的樣子，這就是助長，這樣就連之前的功夫也給破壞了。這可不是小錯誤。這就好比一個人走路，突然跌了一跤，站起來接著走也就是了，不要假裝一副沒有跌倒的模樣。諸位只要經常懷著一個'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的心，依照自己的良知去做，不在乎別人的嘲笑、誹謗、稱譽、侮辱，隨便功夫有進有退，我只要良知做我內心的主宰，時間久了，自會感到有力，也自然不會被外面的任何事情所動搖。”
先生又說：“人只要踏實用功，不論別人如何誹謗和侮辱，依然會處處受益，處處是德行日進的資源。若不用功，別人的誹謗和侮辱就會成為魔障，終究會被它累垮。”
王陽明告訴門人，一個篤於自修的人，要以自我認同為本，而不求社會認同。這樣一來，王陽明就為個體的反叛提供了理論基礎。在否定了社會認同、社會評價和現實的社會道德規範的價值之際，王陽明強調人要依良知去實實在在地自修。
先生一日出遊禹穴，顧田間禾曰：“能幾何時，又如此長了！”
範兆期在傍曰：“此只是有根。學問能自植根，亦不患無長。”
先生曰：“人孰無根，良知即是天植靈根，自生生不息。但著了私累，把此根戕賊蔽塞，不得發生耳。”
有一天，先生去大禹墓遊覽觀光，看著田間的禾苗說：“這才幾天工夫，禾苗又長高了。”
範兆期在旁邊說：“這是因為它有根。做學問若能自己種根，也不用擔心它不長進。”
先生說：“人誰沒有根，良知就是天賦的靈根，自然能生生不息。只是被私慾牽累，把這靈根殘害蒙蔽了，不能正常地生長發育罷了。”
天植靈根是一體之仁理、是“生之性”、是心、是良知。既是天植的，故是天賦的、內禀的，屬於人之天性；既是靈根，所以必發出來，“自生生不息”。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像的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奸惡，就見得像的不是矣。像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
是友感悔。
曰：“你今後只不要去論人之是非，凡當責辨人時，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
先生曰：“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疏，或露才揚己，皆是病發。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不可便懷鄙薄之心，非君子與人為善之心矣。”
一個朋友經常容易生氣責備別人。先生告誡他說：“學習應該反身自省。如果只是一味地指責別人，那就會只看見別人的毛病，看不見自己的短處。若能返身自省，才能發現自己有許多不足之處，哪還有時間去指責別人呢？舜之所以能感化傲慢的象，關鍵是舜不去看象的不是。如果舜一心想著去糾正像的奸惡，眼裡就全是像的不是了，而像又是一個傲慢的人，肯定不會認錯，舜又豈能感化他？”
這位朋友聽了感到慚愧，幡然悔悟。
先生說：“你今後只要不去議論別人的是非，每當想要責人或與人爭辯的時候，就把這種念頭當做自己的一大私慾來克除才行。”
先生又說：“凡是朋友質疑刁難，即便很淺近粗疏，你如果想因而顯才揚己，都是毛病在發作。只有對症下藥才行，不可因此而懷有輕視別人的心。否則，就不是君子與人為善的心了。”
王陽明在這裡教導他的弟子，不要輕易指責他人，要與人為善。淺薄的人，趾高氣揚的人，難免會令人鄙薄。即使嘴上不說，內心還是一樣。君子會與人為善，不斷努力自省，返照自心。
問：“《易》，朱子主卜筮，《程傳》主理，何如？”
先生曰：“占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於卜筮者乎？只為後世將卜筮專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藝。不知今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類，皆是卜筮。卜筮者，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謂人心尚有所涉，唯天不容偽耳。”
問先生：“關於，朱熹說主要是卜筮的，程頤說主要是講'理'的，二人哪個說得正確呢？”
先生說：“卜筮就是理，理也是卜筮，天下之理還有超過卜筮的嗎？只因後世之人把卜筮僅看成占卦了，所以認為卜筮是雕蟲小技。卻不知我們現在的師友問答裡邊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類，都是卜筮。卜筮只不過是為了決斷疑惑，使我的心變得神明罷了。《易》是向天請教，人有了疑惑，自信心不足時，這才用《易》來向天詢問。人心依然有所偏私，只有天不容虛偽。”
王陽明對卜筮的意見，是將卜筮活動上升為窮理之意，因此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既是窮理，亦是卜筮。如此，其實已經轉化卜筮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定義了，因此卜筮不專指問告鬼神，而是一切窮理實踐的活動，是“求決狐疑，神明吾心”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