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藝文志》無《楚辭》，惟載：“屈原賦二十五篇。”及王逸為《楚辭章句》，其《離騷篇》後序云：“屈原……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後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慮，纘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今臣復以所記所知稽之舊章，作十六卷章句……”據此，則《楚辭》似是劉向所編定。然今本第十六卷即劉向所作《九嘆》，復有第十七卷為王逸所作《九思》，殆兩人各以己作附驥耶？其各篇次第，今本與陸德明《經典釋文》本亦有異同。今錄其篇名、篇數、篇次及相傳作者人名為表如下：
上各篇自《惜誓》以下，皆漢人所作。朱熹《楚辭辯證》雲：
“《七諫》《九懷》《九思》《九嘆》雖為騷體，然其詞氣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為呻吟者。就其中《諫》《嘆》猶或粗有可觀，兩王則卑已甚矣，故雖幸附書尾而人莫之讀。”故熹所作《楚辭集注》，將彼四家之三十四篇刪去，而補以賈生之《吊屈文》及《鵩鳥賦》，其目如下：
洪興祖《補注》本自《漁父》以上皆於篇名下各綴以“離騷”二字，而《離騷》篇題為“離騷經”，《九辯》以下則每篇篇名下綴以“楚辭”二字。朱熹因之而略加修正，故自《離騷》至《漁父》每篇皆冠以“離騷”二字，《九辯》以下則冠以“續離騷”三字。
今本篇次與《釋文》本有異同。洪興祖雲：“《九章》第四，《九辯》第八。而王逸《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辯》中。'知《釋文》篇第，蓋舊本也，後人始以作者次敘之耳。”朱熹雲：“今按天聖十年陳說之序，以為：'舊本篇第混並，首尾差互，如考其人之先後重定其篇。'然則今本說之所定也歟？”啟超按：洪、朱所論甚當。欲知劉向、王逸原本，宜遵《釋文》，今本非也。
上所舉篇數、篇次等，雖甚瑣末，然實為考證屈原作品之基本資料，故不憚詳述之。
《楚辭》中漢人作品，向不為人所重視，更無考證之必要。吾儕研究《楚辭》，實際上不過研究屈原而已。吾儕所亟欲知者，《漢書·藝文志》稱“屈原賦二十五篇”，究竟今《楚辭》中某二十五篇為屈原所作耶？此問題頗複雜。舊說通以《離騷》一篇，《九歌》十一篇，一篇，《九章》九篇，《遠遊》《卜居》《漁父》各一篇，以當二十五篇之數。其《九辯》則歸諸宋玉。 《大招》是否在二十五篇中，則存疑焉。吾竊疑非是。據所臆測，則劉向所集之二十五篇篇名當如下：
離騷一篇。
九辯一篇。
九歌十篇。
卜居一篇。
漁父一篇。
天問一篇。
招魂一篇。
遠遊一篇。
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思美人、橘頌、悲回風、懷沙，各一篇。
上八篇今本更入以《惜往日》一篇，合題為《九章》。
吾此說頗奇特，今須加以說明者，一為《大招》是否屈原作之問題；二為是否宋玉作之問題；三為《九辯》作者問題；四為《九歌》篇數問題；五為《九章》是否舊名及其中各篇有無偽品問題。今一一鉤稽疏證如下：
一、王逸《大招章句》雲：“《大招》，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今按《大招》明為摹仿之作，其辭靡弱不足觀。篇中有“小腰秀頸若鮮卑只”語，鮮卑為東胡餘種，經冒頓摧滅，別保鮮卑山因而得號者，其以此名通於中國，蓋在東漢，非惟屈原不及知，即景差亦不及知。此篇決為漢人作無疑。故《釋文》本列諸第十六，在全書之最末，則劉向編集時殆亦不認為先秦作品矣。故語屈原賦當先將此篇剔出。
二、，今本目錄注指為宋玉作，《文選》亦同。然《史記·屈原列傳》贊雲：“余讀《離騷》《哀郢》，悲其志。”然則司馬遷明認為屈原作。此篇對於厭世主義與現世快樂主義兩方皆極力描寫而兩皆撥棄，實全部《楚辭》中最酣肆最深刻之作。後人因篇名，且中有“魂魄離散汝筮予之”語，遂謂必屈原死後後人悼弔之作，因嫁名宋玉，所謂癡人前說不得夢也，謂宜從《史記》以本篇還諸屈原。
三、《九辯》向未有以加諸二十五篇中者。雖然，有一事頗難索解。 《釋文》本何故以此篇置諸第二——在《離騷》之後《九歌》之前？王逸釋“九”字之義亦詳見本篇下，而《九歌》《九章》略焉，則此為王本原次甚明。夫第一篇及第三以下之二十餘篇皆屈原作。而中間忽以非屈原作之一篇置第二，甚可異也。且全部《楚辭》除漢人諸作外，向來擬議為宋玉、景差等所作者只有《九辯》《小招》三篇，《大招》決屬漢擬，決為屈作，如前文所辯證，殆成信讞，僅餘此《九辯》一篇。 （《九辯》原只一篇，故無子目。王逸本厘為十一篇；朱熹本厘為九篇，皆以意割裂耳。）以宋辭而蝨屈集，益大可異也；且“啟《九辯》與《九歌》”，語見《離騷》。或辯、歌同屬古代韻文名稱，屈並用之。故吾竊疑《九辯》實劉向所編屈賦中之一篇，雖無確證，不失為有討論價值之一問題也。
四、《九歌》十一篇，明載子目，更無問題。惟末篇《禮魂》僅有五句，（“盛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似不能獨立成篇。竊疑此為前十篇之“亂辭”，每篇歌畢，皆殿以此五句。果爾，則《九歌》僅有十篇耳。
五、今本《九章》凡九篇，有子目。惟其中《惜往日》一篇，文氣拖沓靡弱，與他篇絕不類，疑屬漢人擬作，或吊屈原之作耳。 “九章”之名，似亦非舊。 《哀郢》，《九章》之一也，史公以之與《離騷》並舉，認為獨立的一篇。 《懷沙》亦《九章》之一也，本傳全錄其文，稱為“懷沙之賦”。是史公未嘗謂此兩篇為《九章》之一部分也。竊疑“九章”之名，全因摹襲《九辯》《九歌》而起。或編集者見《惜誦》至《悲回風》等散篇，體格大類相類，遂仿《辯》《歌》例賦予以一總名；又見只有八篇，遂以晚出之《惜往日》足之為九。殊不知《辯》《歌》之“九”字，皆別有取義，非指篇數。觀《辯》《歌》之篇皆非九，可知也。褒之《九懷》，向之《九嘆》，逸之《九思》，篇皆取盈九數，適見其陋耳。故吾疑《九章》名非古。藉曰古有之，則篇數亦不嫌僅八，而《惜往日》一篇，必當在料揀之列也。
若吾所臆測不甚謬，則將舊說所謂二十五篇者刪去《惜往日》，以《禮魂》分隸《東皇太一》等十篇之末，不別為篇，而補入《九辯》，恰符二十五之數。此二十五篇是否皆屈原作品，抑有戰國末年無名氏之作而後人概歸諸屈原，雖尚有研究之餘地（近人胡適有此說），然而劉向、班固所謂二十五篇之屈原賦，殆即指此無可疑者。
《史記》有《屈原列傳》，載原事蹟頗詳，舉其大概則：
一，原為楚同姓貴族。
二，原事楚懷王，官左徒，曾大被信任。
三，原為同列上官大夫所排，遂被疏放。然猶嘗任齊使。
四，懷王十六年（西紀前三一三），秦張儀譎詐懷王絕齊交，破合縱之局。原請殺張儀。
五，懷王三十年（前二九九），秦昭王誘懷王會武關，原諫不聽。王遂被脅留，客死於秦。
六，頃襄王立（前二九八），原為令尹子蘭所譖，王怒而遷放之。原遂自沉。
關於屈原身世之唯一的資料，只有此傳，後此言原事者皆本之。故漢王逸謂：“原在懷王時被讒見疏作《離騷》……頃襄王遷原於江南，原復作《九歌》《遠遊》《九章》《卜居》《漁父》等篇。”宋洪興祖謂：“原被放在懷王十六年。至十八年復召用之，頃襄王立，复放。”
惟清王懋竑不信《史記》，謂原決無再召再放事，謂原決不及見頃襄王。其言曰：“《卜居》言'既放三年，不得複見'，《哀郢》言'九年而不復'，'壹反之無時'，則初無召用再放之事。”（《白田草堂存稿》卷三《書（楚辭）後》，下同。）又云：“諫懷王入秦者，據《楚世家》乃昭雎，非屈原也。夫原諫王不聽而卒被留，以致客死，此忠臣之至痛，而原諸篇乃無一語以及之。至《惜往日》《悲回風》臨絕之音，憤懣伉激，略無所諱，而亦只反復於隱蔽障壅之害、孤臣放子之冤。其於國家，則但言其委銜勒，棄舟檝，將卒於亂亡，而不云禍殃之已至是也。是誘會被留，乃原所不及見，而頃襄王之立，則原之自沉久矣。”懋竑所辯尚多，皆從原作品本身立反證，極有價值。又傳中令尹子蘭等事，亦不足信。朱熹雲：“《楚辭》以香草比君子，然以世亂俗衰，人多變節，遂深責椒、蘭之不可恃，而揭車、江離，亦以次書罪，初非以為實有是人而以椒、蘭為名字者也。而史遷作《屈原傳》乃有令尹子蘭之說，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王逸因之又訛以為司馬子蘭、大夫子椒……流誤千載，無一人覺其非，甚可嘆也。使其果然，則又當有子車、子離、子榝之儔，蓋不知其幾人矣。”（《楚辭辯證》卷上。）
上所論難，皆可謂讀書得間。要之，《史記》所載古代史蹟，本多采自傳聞，鑑別非甚精審，況後人竄亂亦多；即以《屈原列傳》論，篇中自相矛盾處且不少（王懋竑列舉之），故吾儕良不宜輕信，更不宜牽合附會以曲為之說。大概屈原為楚貴族，生卒於西紀前四世紀之下半紀。曾一度與聞國政，未幾被黜放，放後逾九年乃自殺。其足跡在今湖北、湖南兩省，亦或嘗至江西。此為屈原之基本的史蹟，過此以往，闕疑可也。
司馬光謂屈原“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故所作《通鑑》，削原事不載。屈原性格誠為極端的，而與中國人好中庸之國民性最相反也，而其所以能成為千古獨步之大文學家，亦即以此。彼以一身同時含有矛盾兩極之思想：彼對於現社會，極端的戀愛，又極端的厭惡；彼有冰冷的頭腦，能剖析哲理，又有滾熱的感情，終日自煎自焚；彼絕不肯同化於惡社會，其力又不能化社會。故終其身與惡社會鬥，最後力竭而自殺。彼兩種矛盾性日日交戰於胸中，結果所產煩悶至於為自身所不能擔荷而自殺。彼之自殺實其個性最猛烈最純潔之全部表現；非有此奇特之個性不能產此文學，亦惟以最後一死能使其人格與文學永不死也。吾嘗有《屈原研究》一篇（見《學術講演集》第三輯），關於此點，論列頗詳盡，可參看。 （彼文關於屈原史蹟及作品之考證與斯篇稍有異同。）
《楚辭》多古字古言，非註釋或不能悉解。漢武帝時，淮南王安已作《離騷章句》。東漢則班固、賈逵皆續有所釋，然亦只限於《離騷》。及王逸乃為《楚辭章句》十六卷，遍釋諸篇。宋則有洪興祖為之《補注》，而朱熹別加刪訂為《楚辭集注》。今三本並存，其餘釋者尚多，不具舉。 （清戴震有《楚辭箋》，不審尚存否？若存必當有可觀。）
王逸年輩在鄭玄、高誘、韋昭前，所釋訓詁名物多近正，最可貴。其釋篇中之義則以為：“《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虯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此在各篇中固偶有如此托興者（《離騷》篇或更多），若每篇每段每句皆膠例而鑿求之，則傎甚矣。人之情感萬端，豈有捨“忠君愛國”外即無所用其情者？若全書如王註所解，則屈原成為一虛偽者或鈍根者，而二十五篇悉變為方頭巾家之政論，更何文學價值之足言！故王註雖有功本書，然關於此點，所失實非細也。後世作者往往不為文學而從事文學，而恆謬托高義於文學以外，皆由誤讀《楚辭》啟之，而注家實不能不任其咎。
朱注對於此等曲說頗有芟汰，較為潔淨。 （《楚辭辯證》對於《九歌》諸篇所論云：“《東皇太一》舊說以為'原意謂人盡心以事神，則神惠以福。今竭忠以事君，而君不見信。故為此以自傷'。《補注》又謂：'此言人臣陳德義禮樂以事上，則上無憂患。'《雲中君》舊說以為：'事神已訖，复念懷王不明而太息憂勞。'《補注》又謂：'以雲神喻君德，而懷王不能，故心以為憂。'皆外增贅說以害全篇之大旨，曲生碎義以亂本文之正意。”又云：“《湘君》一篇，情意曲折，最為詳盡。而為說者之謬為尤多，以致全然不見其語意之脈絡次第，至其卒章猶以'遺玦捐袂'為求賢，而'採杜若'為好賢之無已，皆無復有文理也。”又云：“佳人召予正指湘夫人而言，而五臣謂'若有君命則亦將然'。《補注》以佳人為'賢人同志者'，如此則此篇何以名為《湘夫人》乎？”讀此可知舊注之穿鑿可笑，而朱氏之特識為不可及也。）惜仍有所拘牽，芟滌未盡耳。 （例如《九歌總序》下注云：“此卷諸篇皆以事神不答而不能忘其敬愛，比事君不合而不能忘其忠赤。”雖稍直捷，然終未能脫舊注桎梏。何如直雲《九歌》皆祀神樂章，而屈原自抒其想像力及情感耶？）故吾以為治《楚辭》者，對於諸家之注，但取其名物訓詁而足，其敷陳作者之旨者，宜悉屏勿觀也。
我國最古之文學作品，三百篇外，即數《楚辭》。三百篇為中原遺聲，《楚辭》則南方新興民族所創之新體。三百篇雖亦有激越語，而大端皆主於溫柔敦厚；《楚辭》雖亦有含蓄語，而大端在將情感盡情發洩。三百篇為極質正的現實文學，楚辭則富於想像力之純文學。此其大較也。其技術之應用亦不同道，而《楚辭》表情極迴盪之致，體物盡描寫之妙，則亦一進步也。吾以為凡為中國人者，須獲有欣賞《楚辭》之能力，乃為不虛生此國。吾願學者循吾說而廣之，諷誦饜飫之既久，必能相說以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