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年代
為古籍中最純粹可信之書，絕不發生真偽問題，故但考其年代已足。
《孟子》雲：“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未述《詩》之起原而惟概指其終局，似論三百篇皆春秋前作品也。今案：各篇年代最古而有徵者為《商頌》五篇。 《國語》雲：“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鄭司農雲：“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後世說《詩》者或以今《商頌》為考父作，此誤讀《國語》耳。此五篇乃至十二篇者，殆商代郊祀樂章，春秋時宋國沿用之，故得傳於後，猶漢、魏郊祀樂府，至今雖失其調而猶存其文也。其次則《豳風》之《七月》一篇。後世注家謂周公述后稷、公劉之德而作，然羌無實據。玩詩語似應為周人自豳遷岐以前之民間作品；且篇首“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云云，所用為夏正，故亦可推定為夏時代作品（？）。果爾，則三百篇中此為最古，且現存一切文學作品中亦此為最古矣。其最晚者如《秦風》之“我送舅氏，曰至渭陽”，相傳為秦襄公送晉文公之詩；如《陳風》之“胡為乎株林，從夏南”，相傳為刺陳靈公暱夏姬之詩。果爾，則為春秋中葉作品。然盡人皆可有舅，不必秦襄，夏南為夏姬雖極近似，亦無以證其必然，故《詩》訖何年，實難論定。惟《魯頌·閟宮篇》：“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其為魯僖公時作品更無可疑。則《三百篇》中不乏春秋時作品，蓋可推斷。然《國風》有《邶》《鄘》《唐》《魏》，皆春秋前舊國，二《雅》有多篇可考定為周厲、宣時事，則假定全書諸篇以西周末東周初——約西紀前九百年至七百年——時人所作為中堅，其間最古之若干篇約距今三千四五百年前，最晚之若干篇約距今二千六七百年前（？），雖不中不甚遠矣。
然則何故惟彼時代獨有詩——或詩獨盛耶？其一，社會文化漸臻成熟之後，始能有優美的文藝作品出現。 “週監二代，鬱鬱乎文。”中國社會脫離僿野狀態，實自周始。周初猶屬啟蒙時代，故可傳之作品尚少。至東遷前後，人文益進，名作乃漸多。又，詩本為表情之具，周初社會靜謐，衝動情感之資料較少，東遷前後，亂離呻吟，不期而全社會強烈之感情被蒸發焉，此或亦多詩之一因也。其二，問者曰：若爾則春秋中葉以後詩宜更多，曷為反少？此問題复可作兩種解答。一，文體本逐時代而變遷，此類之詩，盛行已數百年，或春秋中葉以後，漸為社會所厭倦，不復有名作。二，“輶軒采詩”之製度，傳記屢言，吾儕應認為事實的存在。三百篇之輯集成書，殆由於此。此事本為周代美政之一，由王室行之。春秋以降，王室式微，斯典乃廢。雖有歌什，莫為擷纂，遂至淪逸。 《孟子》所謂“王跡熄而《詩》亡”也。
《史記·孔子世家》雲：“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採契、后稷，中述殷、週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此說若確，則今本，實為孔子所手選，如徐孝穆之選《玉台新詠》，王介甫之選《唐百家詩》。然漢、唐學者多不信此說。孔穎達雲：“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遷言未可信也。”謹案：雲“詩三百，一言以蔽之……”又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此皆孔子之言，而述詩篇數，輒舉三百，可見孔子素所誦習即止此數，而非其所自刪明矣。 《左傳》記吳季札適魯觀樂，事在孔子前，而所歌之風，無出今十五國外者，益可為三百篇非定自孔子之明證。且孔子如刪詩也，則以何為標準耶？如後人所謂“貞淫”耶？鄭、衛言情之作具在，未嘗刪也。且如逸詩之見於傳記者，如之“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如《左傳》之“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凡此之類，何字何句悖於“禮義”，而孔子乃刪之哉！是故以吾儕所信，則孔子決無刪詩之事。今三百篇，是否曾經一度有意識的編纂，不可深考。藉曰有之，則編纂者或史官太師之屬，不能確指為誰。要之，春秋時士大夫所同諷誦者即此三百餘篇。縱有佚亡，亦不過百之一二。此則按諸故實而略可斷言者也。
然則孔子之於未嘗有所致力耶？曰：有之。述孔子言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孔子世家》曰：“詩三百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曰：“孔子誦詩三百，歌詩三百，弦詩三百，舞詩三百。”竊意前此之詩不皆能入樂，或入樂而淪紊其譜；孔子最嗜音樂，最通音樂，故反魯之後，以樂理詔魯太師，又取三百篇之譜闕者補之，舛者訂之，故云樂正而《雅》《頌》得所，故云弦歌以求合韶、武。是故《雅》《頌》之文猶昔也。失所得所，則弦之歌之舞之而始見；孔子正樂即正《詩》也。故樂無經，以《詩》為經。 “雅言詩書執禮”而無樂，樂在《詩》中，不可分也。詩樂合體，其或自孔子始也。 （看魏源《詩古微》上編之三《夫子正樂論》。）
之傳授，在漢初則有魯、齊、韓三家立於學官，而古文《毛氏傳》晚出。東漢以後，毛獨行而三家廢。今官書題此書為“毛詩”，而村學究且有呼為“毛經”者，可嘆，亦可笑也！ 《毛傳》真偽，久成問題。吾於他書論今古文公案者已屢及之，今不再贅；而其偽中出偽、貽誤後學最甚者，尤莫如所謂《詩序》。 《詩序》今附《毛傳》以行。每篇之首，序說所以作此詩之意，或併及作詩之人。首篇《關雎》之序特長，蓋千數百言，總論全書旨趣，謂之《大序》。自餘各篇，短者不及十言，較長者數十言，謂之《小序》。夫讀《詩》者恆欲知作詩之人與作詩之旨，此人情也。而《詩》三百篇一一求其人與其旨以實之，殆不可能。故孟子貴“以意逆志”，《左傳》稱“斷章取義”。申公之授魯詩，“無傳疑，疑者蓋闕不傳”。韓嬰作《韓詩外傳》，劉向作《新序》，皆實行逆志斷章之教。西漢以前之說《詩》者，類皆如此。今所謂《詩序》者，乃逐篇一一取其人與其旨鑿言之，若有所受焉，此所以為學者所共樂習，二千年奉為鴻寶以迄於茲也。
《詩序》誰所作耶？ 《後漢書·儒林傳》述其來歷甚明。 《傳》雲：“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則《序》為宏作，鐵案如山，寧復有疑辯之餘地！乃隋唐以後之傳說則大可異。或云《序》之首句為大毛公作，次句以下為小毛公作；或云《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隋書·經籍志》稱《序》為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益）。尤可駭者，宋程頤以《大序》為孔子所作，《小序》為當時國史所作。以《史記》《漢書》從未齒及之《詩序》，范蔚宗時“傳於世”共知出衛宏手者，乃輾轉攀引嫁名及於孔子、子夏，而千餘年共認為神聖不可侵犯之寶典，真不可思議之怪象矣！
《詩》非必皆無作者主名，然斷不能謂篇篇皆可得作者主名。 《詩》非必皆無本事，然斷不能謂篇篇皆有本事。以三百篇論，則無主名無本事者其數必遠過於有主名有本事者，又至易見也。魯、齊、韓三家書雖亡，其佚說時時見於他籍，間有述各篇之主名或年代或本事，則其義率較所謂《毛詩序》者為長。 （如以《關雎》為康王時詩，以《采薇》為懿王時詩，以《騶虞》為主鳥獸之官，以《賓之初筵》為衛武公飲酒悔過作之類，蓋有所受之也。）毛詩家所謂大毛公、小毛公者是否有其人，本已屬問題。藉曰有之，然質諸劉歆、班固，亦未言二毛有作序之事，而衛宏生東漢之初，果何所受而能知申公、轅固、韓嬰所不知，或另樹一說以與為難者？故但考明《詩序》之來歷，則其書之無價值本已不待辯。若細按其內容，則捧腹噴飯之資料更不可一二數。例如《鄭風》，見有“仲”字則曰祭仲，見有“叔”字則曰共叔段，餘則連篇累牘皆曰“刺忽”“刺忽”。鄭立國數百年，豈其於仲、段、忽外遂無他人？而詩人謳歌，豈其於美刺仲、段、忽外遂無他情感？鑿空武斷，可笑一至此極！其餘諸篇，大率此類也。故欲治者，非先將《毛序》拉雜摧燒之，其蔀障不知所極矣！ （看崔述《讀風偶識》卷一通論詩序、卷二通論十三國風。）
朱熹《集傳》，亦每篇述作詩之旨而頗糾正衛序，較絜淨矣，而又別有其鑿空武斷之途，故學者宜並舉而廓清之。
“四詩”之說，見於《孔子世家》。其說是否為後人附益，尚難斷定。若古有此說，則甚易解，蓋三百篇本以類從，分為四體，曰南、曰風、曰雅、曰頌。自《毛詩序》不得“南”之解，將周、召二《南》儕於《邶》《鄘》以下之諸風名為“十五國風”，於是四詩余其三，而析小、大雅為二以足之，詩體紊矣。今分釋其名如下：
《詩·鼓鐘篇》“以雅以南”。 “南”與“雅”對舉，雅既為詩之一體，則南亦必為詩之一體甚明。 《禮記》文王世子之“胥鼓南”，《左傳》之“象箾南籥”，皆指此也。此體詩何以名之為“南”，無從臆斷。毛氏於《鼓鐘》傳云：“南夷之樂曰南。”《周禮》旄人鄭注，《公羊》昭二十五年何注皆云：“南方之樂曰任。”“南”“任”同音，當本一字。乃至後此漢、魏樂府所謂“鹽”，所謂“艷”者（河鵲鹽、歸國鹽、突厥鹽、黃帝鹽、疏勒鹽、三婦艷），亦即此字所變術，蓋未可知。但《毛詩序》必謂《鼓鐘》之“南”非二南之“南”，其釋二《南》則謂“南，言王化自北而南”，則望文生義，極可笑。此如某帖括家選古詩解《昔昔鹽》為食鹽矣。竊意“南”為當時一種音樂之名，其節奏蓋自為一體，與雅、頌等不同。據《儀禮·鄉飲酒禮》《燕禮》，皆於工歌間歌笙奏之後終以合樂，合樂所歌為《周南》之《關雎》《葛覃》《卷耳》，《召南》之《鵲巢》《采蘩》《採蘋》。亦云：“《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曲終所奏也。綜合此種資料以推測，“南”似為一種合唱的音樂，於樂終時歌之，歌者不限於樂工，故曰“其亂洋洋盈耳”矣。
《毛詩序》釋“風”字之義，謂：“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亦是望文生義。竊疑風者諷也，為諷誦之諷字之本文。 《漢書·藝文志》雲：“不歌而誦謂之賦。”“風”殆只能諷誦而不能歌者，故《儀禮》《禮記》《左傳》中所歌之詩，惟風無有。 《左傳》述宴享時所及之風詩則皆賦也，正所謂不歌而誦也。 （《左傳》季札觀樂篇遍歌各國風，其文可疑，恐是孔子正樂以後之學者所記。詳《左傳》解題。）後此風能歌與否不可知；若能，恐在孔子正樂後也。
雅者正也，殆周代最通行之樂，公認為正聲，故謂之雅。 《儀禮·鄉飲酒》雲：“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儀》……工告於樂正日：正樂備……”（笙詩六篇有聲無辭。晉束皙謂其亡而補之，妄也。竊疑歌與笙同時合作，相依而節，如今西樂所謂“伴奏”。例如歌《魚麗》時，即笙《由庚》以為伴，《由庚》但有音符之譜而無辭可歌，其音節則與所歌《魚麗》相應也。《南陔》之與《鹿鳴》，《自華》之與《四牡》，《華黍》之與《皇皇者華》，《崇丘》之與《南有嘉魚》，《由儀》之與《南山有台》，並同。）凡小雅、大雅之詩皆用此體，故謂之正樂，謂之雅。
後人多以頌美之義釋頌，竊疑不然。 《漢書·儒林傳》雲：“魯徐生善為頌。”蘇林注云：“頌貌威儀。”顏師古注云：“頌讀與容同。”頌字從頁，頁即人面，故容貌實頌字之本義也。然則《周頌》《商頌》等詩何故名為頌耶？南、雅皆唯歌，頌則歌而兼舞。 《周官》：“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禮記》：“朱幹玉戚冕而舞大武。”《大武》為《周頌》中主要之篇，而其用在舞。舞則舞容最重矣，故取所重名此類詩曰頌。 《樂記》雲：“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複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今本《周頌》惟“於皇武王”一章下句標題為“武”。然據《左傳》宣十二年楚莊王雲：“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本惟“耆定爾功”在《武》之章。“敷時繹思”云云其章名曰《賚》，“綏萬邦”云云其章名曰《桓》，而春秋時人乃並指為《武》之一部，且確數其篇次。可見今本分章非古，而《大武》之詩不止一章矣。）觀此則《大武》舞容何若，尚可彷彿想見。三《頌》之詩，皆重舞節，此其所以與雅、南之唯歌者有異，與風之不歌而誦者更異也。 （略以後世之體比附之，則風為民謠，南、雅為樂府歌辭，頌則劇本也。）
上“四詩”之分析解釋，前人多未道及，吾亦未敢遽自信，姑懸一說以待來者。
詩三百篇，為我國最古而最優美之文學作品。其中頌之一類，蓋出專門文學家、音樂家所製，最為典重矞皇。雅之一類，亦似有一部分出專門家之手。南與風則純粹的平民文學也。前後數百年間各地方各種階級各種職業之人男女兩性之作品皆有，所寫情感對於國家社會、對於家庭、對於朋友個人相互交際、對於男女兩性間之怨慕……等等，莫不有其代表之作。其表現情感之法，有極纏綿而極蘊藉者，例如：
君子於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於塒……君子於役，如之何勿思？
如：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如：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採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有極委婉而實極決絕者，例如：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有極沉痛而一發務使盡者，例如：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如：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有於無字句處寫其深痛或摯愛者，例如：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如：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雲遠，曷雲能來。
有其辭繁而不殺，以曲達菀結不可解之情者，例如：《谷風》《載馳》《鴟鴞》《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小弁》《桑柔》諸篇。 （全文不錄。）
有極淡遠而一往情深者，例如：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有極旖旎而含情邈然者，例如：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凡此之類，各極表情文學之能事。 （右所舉例不過隨感憶所及隨摭數章，今學者循此以注意耳，非謂表情佳什僅此，亦非謂表情法之種類僅此也。）故治《詩》者宜以全《詩》作文學品讀，專從其抒寫情感處注意而賞玩之，則《詩》之真價值乃見也。
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孔子於文學與人生之關係看出最真切，故能有此言。古者以詩為教育主要之工具，其目的在使一般人養成美感，有玩賞文學的能力，則人格不期而自進於高明。夫名詩僅諷誦涵泳焉，所得已多矣，況孔子舉三百篇皆弦而歌之，合文學、音樂為一，以樹社會教育之基礎，其感化力之大雲胡可量！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子遊對以“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謂以詩教也，謂美感之能使社會向上也。吾儕學《詩》，亦學孔子之所學而已。
《詩》學之失，自偽《毛序》之言“美刺”始也。偽《序》以美刺釋《詩》者什而八九，其中“刺時”“刺其君”“刺某人”云云者又居彼八九中之八九。夫感慨時政，憎嫉惡社會，雖不失為詩人情感之一，然豈捨此遂更無可抒之情感者？偽《序》乃悉舉而納之於刺，例如《邶風》之《雄雉》，《王風》之，明為夫行役在外而妻念之之作，與時君何與？而一以為刺衛宣公，一以為刺周平王。 《邶風》之《谷風》《衛風》之《氓》，明是棄婦自寫其哀怨，而一以為刺夫婦失道，一以為刺時。諸如此類，指不勝指。信如彼說，則三百篇之作者乃舉如一黃蜂，終日以螫人為事，自身復有性情否耶？三百篇盡成“爰書”，所謂溫柔敦厚者何在耶？又如男女相悅之詩什九釋為刺淫，彼蓋泥於孔子“思無邪”之言，以為“淫則邪，刺之則無邪”也。信如彼說，則搆淫詞以為刺，直“勸百諷一”耳，謂之無邪可乎？不知男女愛悅，亦情之正，豈必刺焉而始有合於無邪之旨也。是故自美刺之說行，而三百篇成為“司空城旦書”，其性靈之神聖智沒不曜者二千年於茲矣。學者速脫此梏，乃可與語於學《詩》也。
前段所說，專就陶養情感一方面言。但古人學《詩》，尚有第二目的，在應用一方面。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學詩何故能言能專對，授之以政何故能達耶？為政者不外熟察人情，批其窾郤，因而導之。而吾人所以御事應務，其本則在“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古人學《詩》，將以求此也。 《左傳》襄二十八年雲：“賦詩斷章，餘取所求焉。”斷章取所求，即學詩應用方面之法也。是故“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孔子讀之則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孔子讀之則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司馬遷讀之則曰：“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子貢讀之，悟所以處貧富者。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子夏讀之，明“禮後”之義。孔子並讚歎之曰：“賜也、商也，始可與言詩也已矣。”“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讀之則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荀子讀之則曰：“故君子結於一也。”自餘如《左傳》所記列國卿大夫之賦詩言志，以及《韓詩外傳》《新序》之或述事、或樹義，而引詩以證成之。凡此之類，並不必問其詩之本事與其本意。通吾之所感於作者之所感，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此亦鍛煉德性增益才智之一法，古人所恆用，而今後尚可襲用者也。
現存先秦古籍，真贗雜糅，幾於無一書無問題。其精金美玉，字字可信可寶者，其首也。故其書於文學價值外尚有一重要價值焉，曰可以為古代史料或史料尺度。
所謂可以為史料者，非謂如偽《毛序》之比附《左傳》《史記》，強派某篇為某王某公之事雲也。關係政治者本甚希，即偶有一二屬於當時宮廷事實者（如衛武公飲酒悔過、許穆夫人賦《載馳》之類），亦不甚足重輕，可置勿論。 （中關於具體的政治史料反不可盡信。蓋文人之言華而不實者多也，如《魯頌·閟宮》有“莊公之子”語，明為頌僖公無疑，而篇中又云“戒狄是膺，荊舒是懲”。僖公何從有此豐功偉烈耶？）雖然，歷史決不限於政治，其最主要者在能現出全社會心的物的兩方面之遺影。而高尚的文學作品，往往最能應給此種要求。 《左傳》季札觀樂一篇對於十五國風之批評，即從社會心理方面研究也（其果否為季札所批評且勿論）。吾儕若能應用此方法而擴大之，則對於“詩的時代”——紀前九○○至六○○之中華民族之社會組織的基礎及其人生觀之根核，可以得較明確的概念；而各地方民性之異同及其次第醇化之跡，亦可以略見。其在物質方面，則當時動植物之分佈，城郭宮室之建築，農器、兵器、禮器、用器之製造，衣服、飲食之進步……凡此種種狀況，試分類爬梳，所得者至復不少。故以史料讀幾乎無一字無用也。
所謂史料之尺度者，古代史神話與贗跡太多，吾儕欲嚴密鑑別，不能不擇一兩部較可信之書以為準據，以衡量他書所言以下真偽之判決，所謂正日月者視北辰也。若是者，吾名之曰史料之尺度。例如研究孔子史蹟當以為尺度是也。有詩時代及有詩以前之時代，正式之史未出現（《詩》亡然後《春秋》作），而傳記、讖緯所記古事多糅雜不可究詰。既未經後人竄亂，全部字字可信，其文雖非為記事而作，而偶有所記，吾輩良可據為準鵠。例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維姜嫄。”乃商、週人述其先德之詩，而所言如此，則稷、契為帝嚳子之說，當然成問題。例如：“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明是周人歷述其創業之主，則泰伯有無逃荊蠻之事，亦成問題（恐週人自文、武以前亦如殷制兄終弟及）。例如，各篇中屢言夏禹，如“禹敷下土方”“纘禹之緒”等，而堯、舜無一字道及，則堯、舜為何等人亦可成問題。諸如此類，若以史家極謹嚴的態度臨之，寧闕疑勿武斷，則以為尺度，尚可得較絜淨之史也。
《詩》居六藝之首，自漢以來，傳習極盛，解說者無慮千百家。即今現存之箋釋等類書亦無慮千百種，略讀之已使人頭白矣，故吾勸學者以少讀為妙。若必欲參考，則姑舉以下各書：
西漢今文詩說有魯、齊、韓三家，其傳皆亡，僅餘一《韓詩外傳》為韓詩之別子。劉向之《新序》及《說苑》，說《詩》語極多。向固治魯詩也，欲知西漢詩說之大概，此三書宜讀。
清陳喬樅有《三家詩遺說考》，搜採三家說略備，可參考。
現行《十三經註疏》本，為毛傳、鄭康成箋、孔穎達疏，所謂古文家言也。毛序之萬不可信，吾已極言之。惟毛傳於訓詁頗簡絜，可讀也。鄭箋什九申毛，時亦糾之，穿鑿附會者不少，宜分別觀。孔疏頗博洽而斷制少。清儒新疏，有陳奐《詩毛氏傳疏》最精審，專宗毛，雖鄭亦不苟同也。次則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胡承珙《毛詩後箋》亦好。而王引之《經義述聞》《經傳釋詞》中關於毛詩各條皆極好。學者讀此類書，宜專取其關於訓詁名物方面觀之，其關於禮制者已當慎擇，關於說《詩》意者切勿為其所囿。
宋儒註釋書，朱熹《詩經集傳》頗絜淨，其教人脫離傳箋直玩詩旨，頗可學，但亦多武斷處。其對於訓詁名物，遠不逮清儒之精審。
通論《詩》旨之書，清魏源《詩古微》、崔述《讀風偶識》，極有理解，可讀。姚際恆《九經通論》中之部當甚好，但我尚未見其書。
吾關於整理之意見有二。其一，訓詁名物之部，清儒箋釋，已什得八九，匯觀參訂，擇善以從，泐成一極簡明之新註，則讀者於文義可以無閡。其二，詩旨之部，從《左傳》所記當時士大夫之“賦詩斷章”起，次《孟子》《禮記》及周秦諸子引《詩》所取義，下至《韓詩外傳》《新序》《說苑》及《兩漢書》各傳中之引《詩》語止，博採其說分系本詩之下，以考見古人“以意逆志”“告往知來”之法，俾詩學可以適用於人生。茲事為之並不難，惜吾有志焉而未之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