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百三十篇，漢太史令司馬遷作。遷字子長，（見揚雄《法言》及王充《論衡》。）左馮翊夏陽人，（據《自序》“司馬氏入少梁”語，案推漢地。）今陝西之同州韓城縣也。司馬氏世典週史，遷父談，以漢武帝建元元封間仕為太史令。談卒，遷襲官。遷生卒年不見於《太史公自序》及《漢書·司馬遷傳》，惟據《自序》雲：“為太史令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張守節《正義》雲：“案遷年四十二歲。”以此推算，知遷生於景帝中元五年（西紀前一四五年）。父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遷皆傳其學。遷又受業孔安國治《尚書》，聞《春秋》於董仲舒。喜遊歷，足跡遍天下，其所經行之地見於本書者如下：
《五帝本紀》：“余嘗西至空同，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
《河渠書》：“餘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大湟，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
《齊太公世家》：“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餘里。”
《魏世家》：“吾適故大樑之墟。”
《孔子世家》：“餘適魯，觀仲尼廟堂。”
《伯夷列傳》：“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雲。”
《孟嘗君列傳》：“吾嚐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
《信陵君列傳》：“吾過大樑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
《春申君列傳》：“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
《屈原賈生列傳》：“餘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
《蒙恬列傳》：“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取為秦築長城亭障。”
《淮陰侯列傳》：“吾如淮陰，淮陰人為餘言韓信。”“餘視其母塚。”
《樊酈滕灌列傳》：“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塚。”
《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吾儕試取一地圖，按今地，施朱線，以考遷遊踪，則知當時全漢版圖，除朝鮮、河西、嶺南諸新開郡外，所歷殆遍矣。遷初仕為郎中，及繼父任太史令，則奉召修太初歷。自發議迄頒定，皆遷主之；始末具詳《漢書·律曆志》。修歷事畢，從事作史。史未成，因上書救李陵，獲罪下蠶室。已而為中書令，尊寵任事。其卒年無考，大率在武帝末年。今據王靜安（國維）所著《太史公系年考略》，略表其行歷年代如下：
西紀前一四五（景帝中元五年）遷生。
前一四○（武帝建元元年）六歲。
前一三六（建元五年）十歲，自序云：“年十歲則誦古文。”
前一三四（元光元年）十二歲。
前一二八（元朔元年）十八歲。
前一二六（元朔三年）二十歲。自序云：“二十而南游江淮，……過梁、楚以歸。”（全文見前。）所記或不止一年事，要之自二十歲起遊學四方也。
前一二二（元狩元年）二十四歲。 《史記》所記事，訖於是年。說詳下。
前一一六（元鼎元年）三十歲。 《自序》雲：“於是遷仕為郎中。”其年無考，大約在元狩、元鼎間。
前一一○（元封元年）三十六歲。 《自序》雲：“奉使西征巴、蜀，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遷歸自南，見父談於河、淮之間。未幾，談卒。遺命使遷撰史。
前一○八（元封三年）三十八歲。始為太史令。 《自序》雲：太史公“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䌷史記石室金匱之書”。
前一○四（太初元年）四十二歲。據《漢書·律曆志》，元封七年，因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法廢壞，宜改正朔，乃詔以明年為太初元年，命遷等造漢歷，選鄧平及民間治歷者二十餘人參其事。事竣，詔遷頒所造八十一分歷，即所謂太初歷也。遷生平事業，造歷之功，蓋亞於作史雲。
《史記》蓋以是年屬稿。 《自序》雲：“五年（為太史令後之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太史公曰：'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小子何敢讓焉……於是論次其文。……'”
前一○○（天漢元年）四十六歲。
前九八（天漢三年）四十八歲。下獄被刑。 《自序》雲：“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徐廣注云：“天漢三年。”（據《李將軍列傳》及《匈奴列傳》，李陵降匈奴，在天漢二年。）是時《史記》尚未成書，故《報任安書》雲：“革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
前九六（太始元年）五十歲。 《漢書》本傳云：“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事。”當在此數年中。
前九三（太始四年）五十三歲。是年有報益州刺史任安書。書見《漢書》本傳，不箸年月，惟書中有“會東從上來”語，又有“涉旬月追季冬，僕又薄從上雍”語。考《漢書·武帝紀》“是年春三月，行幸太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還幸建章宮。”即所謂“東從上來”也。又：“冬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畤。”即所謂“季冬從上雍”也。故知報書在是年。遷時為宦侍，故每出必扈行也。
前九二（徵和元年）五十四歲。
前八八（後元元年）若遷尚在，則其年五十八歲。明年武帝崩。遷卒年，絕無可考。惟據《漢書·宣帝紀》載武帝后元二年遣使盡殺長安獄囚，內謁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獄云云。案《續漢書·百官志》知內謁者令即中書謁者令，亦即中書令。然則其時遷已不在中書，計當前卒矣。大約遷之年代與武帝相始終也。
《史記》之名，非遷書原名也。其見於《漢書》者，《藝文志》述劉歆《七略》稱“太史公百三十篇”；《楊惲傳》謂之“太史公記”，應劭《風俗通》（卷一、卷六）同；《宣元六王傳》謂之“太史公書”，班彪《略論》、王充《論衡》同；而《風俗通》（卷二）時或稱“太史記”。是知兩漢時並未有名遷書為“史記”者。本書中“史記”之名凡八見：（一）《周本紀》雲：“太史伯陽讀史記。”（二）《十二諸侯年表》雲：“孔子論史記舊聞。”（三）《十二諸侯年表》雲：“左丘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四）《六國表》雲：“秦燒天下書，諸侯史記尤甚。”（五）《六國表》雲：“史記獨藏周室。”（六）《天官書》雲：“余觀史記考事。”（七）《孔子世家》雲：“乃因魯史記作《春秋》。”（八）《太史公自序》雲：“䌷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皆指古史也。 “史記”之名，蓋起於魏、晉間，實“太史公記”之省稱耳。
《史記》所據之原料，據班彪《略論》，則（一）《左傳》，（二）《國語》，（三）《世本》，（四）《戰國策》，（五）陸賈《楚漢春秋》。今考本書中自述其所取材者如下：
《五帝本紀》：“予觀《春秋》《國語》。”
《殷本紀》：“自成湯以來，採於《詩》。”
《秦始皇本紀》：“吾讀秦記。”
《孝武本紀》：“餘究觀方士、祠官之言。”
《三代世表》：“余讀諜記，稽其歷譜。”
《十二諸侯年表》：“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秦記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餘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著諸所聞興壞之端。”
《吳太伯世家》：“余讀《春秋》古文。”
《衛康叔世家》：“余讀世家言。”
《伯夷列傳》：“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
《管晏列傳》：“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
《司馬穰苴列傳》：“余讀《司馬兵法》。”
《孫吳列傳》：“《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
《仲尼弟子列傳》：“悉取弟子問，並次為篇。”
《孟子荀卿列傳》：“余讀孟子書。”“自如孟子至於籲子，世多有其書。”
《商鞅列傳》：“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
《屈原賈生列傳》：“余讀《離騷》《哀郢》。”
《酈生陸賈列傳》：“余讀陸生《新語》書。”
《儒林列傳》：“余讀功令。”
大抵除班彪所舉五書外，史公所採主要材料：（一）六藝，（二）秦史記，（三）諜記（或即《世本》），（四）諸子著書現存者，（五）功令官書，（六）方士言；而秦火後“諸侯史記”之湮滅，則史公最感苦痛者也。
史公史料，多就地採訪，觀前條所列遊踪可見。各篇中尚有明著其所親見聞者如下：
《項羽本紀》：“吾聞之週生。”
《趙世家》：“吾聞馮王孫。”
《魏世家》：“吾適故大樑之墟，墟中人言曰。”
《淮陰侯列傳》：“吾如淮陰，淮陰人為餘言。”
《樊酈絳滕列傳》：“餘與他廣遊，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馮唐傳》：“唐子遂與餘善。”
《韓長孺列傳》：“餘與壺遂定律曆，觀韓長孺之義。”
《李將軍列傳》：“余觀李將軍，悛悛如鄙人。”
《衛將軍驃騎列傳》：“蘇建語余曰。”
《遊俠列傳》：“吾觀郭解，狀貌不如中人。”
凡此皆《史記》資料多取諸載籍以外之證也。
《史記》自是中國第一部史書，但吾儕最當注意者，“為作史而作史”，不過近世史學家之新觀念；從前史家作史，大率別有一“超史的”目的，而藉史事為其手段。此在各國舊史皆然，而中國為尤甚也。孔子所作《春秋》，表面上像一部二百四十年的史，然其中實蘊含無數“微言大義”，故後世學者不謂之史而謂之經。司馬遷實當時春秋家大師董仲舒之受業弟子，其作《史記》蓋竊比《春秋》，故其《自序》首引仲舒所述孔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意若曰：吾本有種種理想，將以覺民而救世，但憑空發議論，難以警切，不如借現成的歷史上事實做個題目，使讀者更為親切有昧云爾。 《春秋》旨趣既如此，則竊比《春秋》之《史記》可知。故遷《報任安書》雲：“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序》亦云：“略以拾遺補蓺，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諸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由此觀之，其著書最大目的，乃在發表司馬氏“一家之言”，與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質正同。不過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發表耳。故僅以近世史的觀念讀《史記》，非能知《史記》者也。
然則《史記》不復有史的價值耶？是又不然。據《自序》：“司馬氏世典週史。”古代學術，率為官府所專有，而史官尤為其淵海。談、遷父子入漢，世守其業。 《自序》雲：“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蓋當時具備作史資格者，無如遷父子。故談臨終以此責遷，而遷亦毅然以此自任。前此史家著述成績何如，今不可盡考。略以現存之幾部古史觀之，大抵為斷片的雜記，或順按年月纂錄。其自出機杼，加以一番組織，先定全書規模，然後駕馭去取各種資料者，蓋未之前有。有之，自遷書始也。 《自序》雲：“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此遷自謙云爾。作史安能憑空自造？舍“述”無由。史家惟一職務，即在“整齊其世傳”。 “整齊”即史家之創作也。能否“整齊”，則視乎其人之學識及天才。太史公知整齊之必要，又知所以整齊，又能使其整齊理想實現，故太史公為史界第一創作家也。
《史記》創造之要點，以餘所見者如下：
一，以人物為中心。歷史由環境構成耶？由人物構成耶？此為史界累世聚訟之問題。以吾儕所見，雖兩方勢力俱不可蔑，而人類心力發展之功能，固當畸重。中國史家，最注意於此，而實自太史公發之。其書百三十篇，除十表八書外，餘皆個人傳記，在外國史及過去古籍中無此體裁。以無數個人傳記之集合體成一史，結果成為人的史而非社會的史，是其短處；然對於能發動社會事變之主要人物，各留一較詳確之面影以傳於後，此其所長也。長短得失且勿論，要之太史公一創作也。
二，歷史之整個的觀念。從前的史，或屬於一件事的關係文書——如《尚書》，或屬於各地方的記載——如《國語》《戰國策》，或屬於一時代的記載——如《春秋》及《左傳》；《史記》則舉其時所及知之人類全體自有文化以來數千年之總活動冶為一爐，自此始認識歷史為整個渾一的，為永久相續的。非至秦漢統一後，且文化發展至相當程度，則此觀念不能發生；而太史公實應運而生，《史記》實為中國通史之創始者。自班固以下，此意荒矣！故鄭漁仲（樵）、章實齋（學誠）力言《漢書》以後“斷代史”之不當，雖責備或太過，然史公之遠識與偉力，則無論何人不能否定也。
上二項就理想方面論。
三，組織之複雜及其聯絡。 《史記》以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組織而成。其本紀及世家之一部分為編年體，用以定時間的關係；其列傳則人的記載，貫徹其以人物為歷史主體之精神；其書則自然界現象與社會制度之記述，與“人的史”相調劑；內中意匠特出，尤在十表。據桓譚《新論》謂其“旁行斜上並效《週譜》”，或以前嘗有此體制亦未可知。然各表之分合間架，總出諸史公之慘淡經營。表法既立，可以文省事多，而事之脈絡亦具。 《史記》以此四部分組成全書，互相調和，互保聯絡，遂成一部博大謹嚴之著作。後世作斷代史者，雖或於表志門目間有增減，而大體組織不能越其範圍，可見史公創作力之雄偉，能籠罩千古也。
四，敘列之扼要而美妙。後世諸史之列傳，多藉史以傳人；《史記》之列傳，惟藉人以明史，故與社會無大關係之人，濫竽者少。換一方面看，立傳之人，並不限於政治方面，凡與社會各部分有關係之事業，皆有傳為之代表。以行文而論，每敘一人，能將其面目活現。又極複雜之事項——例如《貨殖列傳》《匈奴列傳》《西南夷列傳》等所敘，皆能剖析條理，縝密而清晰，其才力固自敻絕。
上二項就技術方面論。
要之《史記》價值，久為學界所公認。吾儕讚美，適成贅詞，反不如攻其闕失，猶足附於史公忠臣之列。今姑述此四項，致吾敬仰云爾。
現存古書，什有九非本來面目，非加一番別擇整理工夫而貿然輕信，殊足以誤人。然別擇整理之難，殆未有甚於《史記》者。今欲從事研究，蓋有先決問題二：一、為《史記》是否已成書之問題；二、為《史記》記事最終年限問題。
《史記》是否已成書耶？按《自序》則百三十篇粲然具備，似悉出史公手定，故此問題，二千年從未發生。然據《漢書·司馬遷傳》已雲：“十篇有錄無書。”《後漢書·班彪傳》亦云：“十篇缺焉。”注家謂“遷沒之後亡”，則認為書本完成後乃亡佚云爾。吾細考史公年曆，則不能無疑。 《報任安書》自述下獄時事雲：“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則其時書尚未成可知，時天漢三年也。自此以後，去太史令職而為中書令，“金匱石室之藏”，不復能如昔時之恣其䌷讀。又近侍尊寵，每有巡幸，無役不從。依《漢書·武帝記》所載：“太始二年，正月，行幸回中，登隴首。三年，正月，行幸甘泉。五月，行幸東海至琅邪成山，登之罘。冬乃歸。四年三月，行幸泰山。四月，幸不其。十二月，行幸雍，西至安定北地。”此皆史公官中書時事，計數年間能安居京師從事著述者殆無幾日，《報任安書》所謂“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蓋實情也。 《報任安書》已經考定為太始四年冬間作，玩其語氣，史確未成。雲：“僕誠已著此書，則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下又云：“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則書未成而前辱未償明甚。越二年而巫蠱難作，史公存亡已不可考矣。然則書竟不成而齎志以沒，未可知也。信如是也，則《史記》之有缺篇，非亡佚而原缺也。而今本乃百三十篇，一無所欠，其果為遷書之舊耶？否耶？
《史記》所記事，以何年為最終年限耶？據《自序》曰：“故述往事，思來者，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集解》：“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漢書·揚雄傳》雲：“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後漢書·班彪傳》雲：“太史令司馬遷，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上據遷所自言及揚雄、班固言，（《揚雄傳》，雄所自作，班書全采之。《班彪傳》，班固作，范書全采之。）則“麟止”一語，殆為鐵案。案武帝獲麟，在元狩元年冬十月（西紀前一二二）。孔子作《春秋》，訖於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史記》竊比《春秋》，時亦適有獲麟之事，故所記以此為終限。然則《武帝本紀》當敘至元狩元年十月止，年表、世家、列傳稱是。凡此年以後之記事，皆非原文，此標準宜為最可信據者。
雖然，本書所載元狩元年以後之事甚多，而年限亦有異說。其年限之異說，則：
一，訖太初說。 《太史公自序》最末一段雲：“餘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漢書敘傳》雲：“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太初凡四年，若訖太初四年（西紀前一○一），則逾麟止之限二十二年。
二，訖天漢說。 《漢書·司馬遷傳》贊雲：“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史記》之《集解》《索隱》《正義》皆主是說。天漢接太初後，凡四年，若訖天漢四年（西紀前九七），則逾麟止之限二十六年。
三，訖武帝末說。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末附：“褚先生曰：太史公記事，盡於武帝之末。”武帝最末一年為後元二年（西紀前八七），若訖於此，則逾麟止之限三十六年。
上第二第三兩種異說出自後人之口，且暫置不理。惟第一異說之訖太初，則與訖麟止語同出《自序》。一篇之中，矛盾至此，實令人迷惑。查“訖麟止”語，在《自序》大序之正文中，“訖太初”語，乃在小序之後另附一行，文體突兀不肖。又《漢書》本傳全錄《自序》而不載此一行，似班固所見《自序》原本，並無此語。衡以史公竊比《春秋》之本意，固宜以“麟止”為斷也。但太初、天漢事，尚為史公所及見耳。今本《史記》，不獨太初、天漢事盈篇累幅也，乃至記武帝后事者，且不一而足。如：
一，《酷吏傳》載：“杜周捕治桑弘羊昆弟子。”事在昭帝元鳳間（西紀前八○至七五），距武帝崩六年至十二年。
二，《楚元王世家》雲：“地節二年，中人上書告楚王謀反。”宣帝地節二年（西紀前六八），距武帝崩十九年。
三，《齊悼惠王世家》載：“建始三年，城陽王景卒。同年，莆川王橫卒。”成帝建始三年（西紀前三○），距武帝崩五十七年。
四，《將相名臣表》，武帝后續以昭、宣、元、成四帝，直至鴻嘉元年止。成帝鴻嘉元年（西紀前二○），距武帝崩六十七年。
上不過舉數條為例，書中所記昭、宣、元、成間事，蓋更僕難數。無論如何曲解，斷不能謂太史公及見建始、鴻嘉時事。然而此諸條者，固明明在今本正文中，稍粗心讀去，絕不能辨矣。吾儕據此等鐵證，可以斷言今本《史記》決非史公之舊，其中有一部分乃後人羼亂。
然則《史記》何故容後人羼亂耶？某部分屬於後人羼亂耶？其來由及種類約有三：
第一類，原本缺亡而後人補作者。 《漢書·司馬遷傳》雲：“十篇缺，有錄無書。”顏注引張晏曰：“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案：今本《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兩傳皆有褚先生補文，附於讚語之後，而史公原文，似亦未嘗缺。若《武帝紀》則並褚補字樣而無之，而其文乃割裂《封禪書》，讚語亦全與《封禪書》同，非原文明矣。其餘張晏所舉諸篇，今本皆現存，其不足信益明。又《三代世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陳涉世家》《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傳》等篇，皆各有“褚先生曰”一段補文附於讚語後，則褚補原不僅四篇也。如《張丞相列傳》於讚語後有一大段補文，但並無“褚先生曰”字樣，知補者又不獨一褚先生也。補文別附贊後者，吾輩能識別之。若如《武帝紀》之類，竟以補文作正文，或所補並非褚先生之舊者，則後人從何辨耶？
第二類，後人續撰者。 《漢書·藝文志》於“太史公百三十篇”（《史記》本名《太史公書》）之後，接列“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劉知幾《史通·正史篇》雲：“《史記》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後漢書·班彪傳》注亦列舉續《史記》者尚有陽城衡、史孝山二人。孝山當即岑。）據此，則西漢、東漢之交，續《史記》者將二十家，而皆仍其舊名。即班彪續作數十篇，亦僅名為《後傳》（見彪傳）。蓋自馮商、劉向以迄班彪，其意皆欲各據所立時代以次遞續，不別為書。其截採《史記》記漢初以來之一部分，續以昭、宣迄哀、平之部分，以成斷代之史，則自班固始耳。 （然《漢書·古今人表》所表皆漢以前人，則其體裁仍是補續《史記》也。）當時既未有印書，傳鈔皆用竹木簡或縑帛，弆攜兩艱，用之彌嗇。各家所續本，或即以塗附於原鈔本中。即不然，而學者輾轉誦習，竟將續本與原本合鈔以圖省便，亦意中事。故今本《史記》，有馮商、劉向、劉歆……諸人手筆雜入其中者，定不少也。
總之，書中關於漢事之記載，若嚴格的甄別，宜以元狩元年以前為斷；即稍寬，亦只能截至太初末而止。其有溢出此年限外者，決非史公之舊也。然此猶較易辨別，其最難者，則有：
第三類，後人故意竄亂者。西漢末學界一大公案起焉，曰今古文之爭。事緣劉歆典校中秘書，自稱發見各種古文經傳，其主要者則《春秋左氏傳》《周禮》《古文尚書》，其餘群經亦皆有古本，而其學說什九與漢初以來諸師所傳者相背戾。又有各種緯書，亦皆起自哀、平間，其言荒誕不可究詰。東漢以後，多數學者皆信此等書為先秦古籍，而今文家則謂是皆歆及其徒黨所偽造以媚王莽而助其篡。內中與《史記》問題關係最密切者，尤在《尚書》《左傳》兩書。今文家謂《尚書》為備（意謂漢初諸師所傳二十八篇之《尚書》已完備無缺，無所謂百篇及《書序》也），謂《左氏》不傳《春秋》（意謂《左氏春秋》即《國語》，純屬別行之史，並非為《春秋》傳也）。然則史公所述三代前及春秋間事，宜以《尚書》二十八篇及原本《左氏春秋》——即《國語》為限，而今《史記》乃多有助“古文家言”張目者。嚴鞫此讞，乃不能不歸獄於歆等之有意竄亂。
然則歆等竄亂，果有可能性耶？曰：有。其一，據《漢書·王莽傳》：“元始四年，徵天下有逸禮、古書（即古文《尚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鐘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前後至者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古文學說之掩襲天下，自此役始。蓋此千數人者，皆承莽、歆意旨以改竄古書為職者也；而“史篇”亦在其中，則遷書之遭蹂躪，實意中事。時歆方典中秘書，則彼之所改，自稱定本，誰復能與抗辯？其二，續《史記》者十六人，而歆與居一。歆所續今雖不傳，然其人學博名高，其書必有可觀，故班固《漢書》多采之。 （黃省曾《西京雜記序》謂：“班固《漢書》全取劉歆。”雖言之或太過，然歆書為固書最重要之原料殆不可疑。）今本《史記》以後人補續之語羼入正文者，既所在多有（見前文），且尤有後世妄人取《漢書》竄補者（見下文），則其中有一部分為歆手筆，並無足怪。
上所舉第一第二類，清代乾嘉諸儒考證頗詳。其第三類，則吾師康南海先生（有為）之《新學偽經考》初發此疑，近人崔觶甫（適）著《史記探原》大發其覆，雖其中有過當之處，而大致蓋可取。今略綜諸家之說推考各篇真偽如下：
第一，全篇原缺後人續補者。 《漢書》本傳明言：“十篇缺，有錄無書。”班固所不及見者，後人何由得見？故下列十篇，應認為全偽：
《孝景本紀》 張晏雲：“亡。”司馬貞云：“取班書補之。”
《孝武本紀》 張晏雲：“《武紀》亡，褚先生補作也。”司馬貞云：“褚先生集合武帝事以編年，今止取《封禪書》補之，信其才之薄也。”今案：此紀即《封禪書》之下半，疑並不出褚先生手。或褚補亦亡，後人再割裂他篇充數耶？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張晏雲：“亡。”裴駰雲：“太史以後，後人所續。”案：當從張說，全篇為後人補續。
《禮書》 張晏雲：“亡。”司馬貞云：“取荀卿《禮論》。”
《樂書》 張晏雲：“亡。”司馬貞云：“取《禮記·樂記》。”
《律書》 張晏雲：“《兵書》亡。”顏師古云：“序目無《兵書》。”司馬貞云：“《兵書》，遷沒之後亡。褚少孫以《律書》補之。”
《三王世家》 張晏雲：“亡，褚先生補。”案：今本於太史公贊後附錄褚補文，而贊前則錄三封榮，實則前後皆褚補也。
《日者列傳》《龜策列傳》張晏雲：“亡，褚先生補。”案：此兩篇文甚蕪鄙，是否即褚補原本，尚未敢信。
《傅靳蒯成列傳》 張晏雲：“亡。”案：今本蓋後人從《漢書》錄補。
第二，明著續之文及補續痕跡易見者：
《三代世表》 篇末自“張夫子問褚先生曰”以下。
《張丞相傳》 篇末自“孝武時丞相多”以下。
《田叔列傳》 篇末自“褚先生曰”以下。
《平津侯主父列傳》 篇末自“太皇太后詔”以下。又自“班固稱曰”以下。
《滑稽列傳》 篇末“褚先生曰”以下。
以上各條，今武英殿版本皆改為低一格以示識別。
第三，全篇可疑者。班固稱有錄無書者雖僅十篇，然吾儕因此已得知《史記》確為未成之書，或雖成而已有亡佚。原書未成之推定，說已詳前；即已成之部分，亦有亡佚之可能性。以卷帙浩瀚之書，在傳寫極艱之時代，散亡甚易，略可想見。 《漢書》本傳云：“遷既死後，其書稍出。”據此似是一部分陸續傳布。 《後漢書·竇融傳》雲：“光武賜融以太史公《五宗世家》《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則摘篇別寫單行，固有明例矣。則各家鈔本有一部分亡缺，亦事理之常。要之，原缺續補者既有十篇，則所缺所示補亦可至十篇以外。 《淮南子》所謂“鑿一孔而百隙隨”也，今本《史記》中多有與《漢書》略同，而玩其文義，乃似《史記》割裂《漢書》，非《漢書》刪取《史記》者。崔適指出各篇如下：
崔氏疑古太勇，其言雖未可據為典要，然既對於此諸篇提出問題，且頗能言之有故，持之成理，則吾輩固宜一為推勘矣。
第四，元狩或太初以後之漢事為後人續補、竄入各篇正文者。此類在年表、世家、列傳中甚多，不復枚舉。
第五，各篇正文中為劉歆故意竄亂者。此項辨別甚難，舉要點數端如下：
一，凡言“終始五德”者。 《五帝本紀》《秦始皇本紀》《十二諸侯年表》《孟子荀卿列傳》《張蒼傳》等篇。
二，凡言“十二分野”者。 《十二諸侯年表》《齊、宋、鄭世家》《張蒼傳》等篇。
三，凡言《古文尚書》及所述《書序》。 《夏、殷、周本紀》《齊、魯、衛、宋世家》等篇。
四，凡記漢初古文傳授者。 《儒林列傳》《張蒼傳》等篇。
以上所論關於《史記》真本之種種考證，多來自近人著作而略斷以己意，其言頗繁重，或為讀者所厭。吾所以不憚煩為此者，欲學者知今本《史記》非盡原文而已。著手讀《史記》以前，必須認定此事實，否則必至處處捍格難通也。
讀《史記》有二法。一，常識的讀法。二，專究的讀法。兩種讀法，有共同之入門準備。
一，先讀《太史公自序》及《漢書·司馬遷傳》，求明了作者年代、性行、經歷及全書大概。
二，讀《漢書·敘傳》論《史記》之部，劉知幾《史通》之《六家篇》《二體篇》《正史篇》，鄭樵《通志總序》論《史記》之部，《隋書·經籍志》及《四庫提要》之史部正史類關於記述《史記》之部分，求略識本書在史學界之位置及價值。
今先論常識的讀法。 《史記》為正史之祖，為有組織有宗旨之第一部古史書，文章又極優美，二千年來學者家弦戶誦，形成國民常識之一部，其地位與六經諸子相並，故凡屬學人，必須一讀，無可疑者。惟全篇卷帙頗繁，卒業不易，今為節嗇日力計，先剔出以下各部分：
一，十《表》但閱序文，表中內容不必詳究，但瀏覽其體例，略比較各表編次方法之異同便得。
二，八本為極重要之部分，惟今所傳似非原本，與其讀此，不如讀《漢書》各志，故可全部從省。
三，《世家》中吳、齊、魯、管蔡、陳杞、衛、宋、晉、楚、越、鄭各篇，原料什九採自《左傳》。既讀《左傳》，則此可省。但戰國一部分之世家仍須讀，因《戰國策》太無系統故。
四，《武帝紀》《日者傳》《龜策傳》等，已證明為偽書，且蕪雜淺俚，自可不讀。 《扁鵲倉公傳》等，似是長編，非定本，一涉獵便足。
以上所甄別，約當今書三分之一，所省精力已不少。其餘各部分之讀法略舉如下：
第一，以研究著述體例及宗旨為目的而讀之。 《史記》以極複雜之體裁混合組織，而配置極完善，前既言之矣。專就列傳一部分論，其對於社會文化確能面面顧及，政治方面代表之人物無論矣，學問、藝術方面，亦盛水不漏。試以劉向《七略》比附之：如《仲尼弟子》《老莊申韓》《孟子荀卿》等傳，於先秦學派網羅略具，《儒林傳》於秦、漢間學派淵源敘述特詳，則《六藝略》《諸子略》之屬也；如《司馬穰苴》《孫子吳起》等傳，則《兵書略》之屬也；如《屈原賈生》《司馬相如》等傳，則《詩賦略》之屬也；如《扁鵲倉公傳》，則《方技略》之屬也；如《龜策》《日者》兩傳，則《術數略》之屬也。又如《貨殖傳》之注重社會經濟，《外戚》《佞幸》兩傳暗示漢代政治禍機所伏，處處皆具特識。又其篇目排列，亦似有微意。如本紀首唐、虞，世家首吳泰伯，列傳首伯夷，皆含有表章讓德之意味。此等事前人多已論列，不盡穿鑿附會也。
若以此項目的讀《史記》，宜提高眼光，鳥瞰全書，不可徒拘拘於尋行數墨，庶幾所謂“一家之言”者，可以看出。
第二，以研究古代史蹟為目的而讀之。 《史記》既為最古之通史，欲知古代史蹟，總應以之為研究基礎。為此項目的而讀，宜先用“觀大略”的讀法，將全篇一氣呵成瀏覽一過。再用自己眼光尋出每個時代之關鍵要點所在，便專向幾個要點有關係之事項，注意精讀。如此方能鉤元提要，不至氾濫無歸。
第三，以研究文章技術為目的而讀之。 《史記》文章之價值，無論何人當不能否認，且二千年來相承誦習，其語調字法，早已形成文學常識之一部。故專為學文計，亦不能不以此書為基礎。學者如以此項目的讀《史記》，則宜擇其尤為傑作之十數篇精讀之。孰為傑作，此憑各人賞會，本難有確定標準。吾生平所最愛讀者則以下各篇：
《項羽本紀》《信陵君列傳》《廉頗藺相如列傳》《魯仲連鄒陽列傳》《淮陰侯列傳》《魏其武安侯列傳》《李將軍列傳》《匈奴列傳》《貨殖列傳》《太史公自序》。
上諸篇皆肅括宏深，實敘事文永遠之模範。班叔皮稱：史公“善序述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文質相稱，良史之才”。如諸篇者，洵足當之矣。學者宜精讀多次，或務成誦，自能契其神味，辭遠鄙倍。至如明、清選家最樂道之《伯夷列傳》《管晏列傳》《屈原賈生列傳》等，以吾論之，反是篇中第二等文字耳。
今當繼論專究的讀法。 《史記》為千古不朽之名著，本宜人人共讀。徒以去今太遠，文義或佶屈難曉；郡國名物等事，世嬗稱易，或不審所指；加以傳寫訛舛，竄亂紛紜，時或使人因疑生蔑，後輩誦習漸希，蓋此之由。謂宜悉心整理一番，俾此書盡人樂讀。吾夙有志，未能逮也。謹述所懷條理以質當世，有好學者或獨力或合作以成之，亦不朽之盛事也。
一，《史記》確有後人續補竄亂之部分，既如前述，宜略以前文所論列為標準，嚴密考證。凡可疑者，以朱線圍之，俾勿與原本相混，庶幾漸還史公之真面目。學者欲從事此種研究，可以崔適《史記探源》為主要參考書，而以自己忠實研究的結果下最後之判斷。
二，吾輩之重視《史記》，實在其所紀先秦古事。因秦、漢以後事，有完備之《漢書》可讀。唐虞、三代、春秋、戰國之事，有組織的著述，未或能過《史記》也。而不幸《史記》關於此點，殊不足以饜吾輩所期。後人竄亂之部分無論矣，即其確出史公手者，其所述古史可信之程度，亦遠在所述漢事下。此事原不能專怪史公，因遠古之史，皆含有半神話的性質，極難辨別，此各國所同，不獨我國為然矣。近古——如春秋、戰國，資料本尚不少，而秦焚一役，“諸侯史記”蕩盡，憑藉缺如，此亦無可如何者。顧吾輩所致憾於史公，不在其搜采之不備，而在其別擇之不精。善夫班叔皮之言也：“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後漢書·班彪傳》）試將《史記》古史之部分與現存先秦古籍相較，其中蕪累誣誕之辭，蓋實不少。即本書各篇互相矛盾者，亦所在而有，此非“文重思煩，刊落不盡”之明效耶？然居今日而治古史，則終不能不以《史記》為考證之聚光點。學者如誠忠於史公，謂宜將漢以前之本紀、世家、年表全部磨勘一度。從本書及他書蒐集旁證反證，是正其訛謬而汰存其精粹，略用裴注《三國志》之義例，分注於各篇各段之下，庶幾乎其有信史矣。學者欲從事此種研究，則梁玉繩《史記志疑》、崔述《考信錄》實最重要之參考書；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趙冀《廿二史劄記》三書中《史記》之部，次之；其余清儒札記、文集中，亦所在多有。然茲事既極繁重，且平決聚訟，殊大非易。成功與否，要視其人之學力及判斷何如耳。然有誌之青年，固不妨取書中一二篇為研究之嘗試；縱令不能得滿意之結果，其於治學之方法及德性，所裨已多矣。
三，《史記》之訓詁名物，有非今之人所能驟解者，故註釋不可少。然舊注非失之太簡，即失之太繁，宜或刪或補。最好以現今中學學生所難了解者為標準，別作簡明之注，再加以章節句讀之符號，庶使盡人能讀。
四，地理為史蹟筋絡，而古今地名殊稱，直讀或不知所在，故宜編一地名檢目，古今對照。
五，我國以帝王紀年，極難記憶；春秋、戰國間，各國各自紀年，益複雜不易理。宜於十表之外補一大事年表，貫通全書，以西曆紀，而附註該事件所屬之朝代或國邑、紀年於其下。其時代則從《十二諸侯年表》以共和元年起，蓋前乎此者無徵也；其事件則以載於本書者為限。
以上五項，為整理《史記》方法之綱要。學者如能循此致力，則可以《史記》之學名其家，而裨益於後進者且不貲矣。至如就《史記》內容分類研究，或比較政治組織，或觀察社會狀態，則問題甚多，取材各異，在學者自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