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九歲離開上海到我三十八歲飛往美國，這中間的三十年，我都生活在東海岸城市福州。這三十年生活佔據了我生命中最寶貴的年華，無論我從哪個方面回憶它，無論是喜怒哀樂還是酸甜苦辣，對於我來說都是極其珍貴的財富。我記得我從上海到了福州，就被送進父母親單位的托兒所。托兒所設在一個平房大院子裡，院子裡不僅有樹木草地，還有一片泥土地，這使我感到非常新奇，因為我在上海從來還沒有看到過泥土地。尤其下過雨之後，泥土地變得又軟又滑，踩在裡面真是其樂無窮。寬大的空間使我身心得到舒展，調皮的天性頓時膨脹，因此經常被老師罰關進一間堆放破桌椅的房間。母親抽空來看我，只能站在窗戶外邊像探獄般看我，有時候會送給我一塊五分錢的甜餅，我望著藍天吃著甜餅，這囚禁的生活就大放異彩。碰到還有“囚友”，我就把甜餅一分為幾，大家分享皆大歡喜。我在托兒所才呆上一年，就正式上了小學。學校在靠近閩江邊的一片住宅區裡，記得學校門口有一棵巨大的榕樹，濃密的樹葉嚴嚴實實遮蓋了一大片場地。但是我上課的教室卻是在校外一座老舊幽暗的木房裡，我在這座木房裡完整的上了一年的學。所以說完整是因為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經開始燃燒起來，學校在幾天之內被砸得一片狼藉。老師和學生都被鼓動起來造反，誰還敢教書和讀書？書是沒辦法讀了，我就跟大人們去省委大院和東街口看大字報，看游斗“走資派”和“地富反壞右”。看也看不懂，純粹是看熱鬧，我心裡就羨慕那些戴紅袖章的高年級同學，個個是紅衛兵，可以隨便坐火車上北京見毛主席，或者拉起隊伍下閩西訪古田瑞金，於是就壯膽跑到學校一個叫“前哨”紅衛兵的支部裡，要求參加紅衛兵。一個扎羊角辮又戴軍帽的小姑娘把我從腳看到頭又從頭看到腳然後說：“你只能參加紅小兵。”我問紅小兵能不能坐火車上北京見毛主席。小姑娘眼睛一瞪說：“誰說不行？誰說不行我們就把他拉下馬再踩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說完小姑娘又問我家的成分。我說我父親是工人。她問我祖父是什麼成分。我想了想說是中農。她扳開手指自言自語：“貧下中農，貧農、下中農……中農，中農不行！”就把我拒之門外。那幾年我逍遙社會，耳聞目睹文化大革命的種種景象，以少年空淨的心靈大量的容納階級鬥爭的畫面，並且把誰是我們的敵人和誰是我們的朋友作為衡量鑑別人的惟一準繩。那時候我父親參加了屬於保皇派的一個叫工人赤衛隊的組織，專門與造反派唱對台戲。我非常清楚記得，有一次造反派要把單位裡一輛美式吉普車開出廠去作革命之用，身為供銷科長的父親堅決不開出車條，造反派就逼迫司機把車開走，只見父親孤身一人站在廠門口，伸開雙臂攔住吉普車。車上的造反派叫喊：“我們這是革命行動！不許你阻擋！”父親說：“要抓革命，還要促生產，這是生產用車，不能隨便開走。你們要開走，從我身上開過去。”父親大義凜然的形象，有點像後來京劇樣板戲《紅燈記》裡的李玉和，牢牢刻在我的記憶中。當時的造反派已經從部隊裡搶得許多槍支，勢力日大，經常在黑夜裡襲擊捉拿保皇派，氣氛十分緊張。父親因為攔車而得罪造反派，就被造反派劃人了“黑名單”。那天夜裡，父親不敢在家睡覺，縮在對面簡易的廚房裡。次日清晨，由一位好友在前面引路，父親跟在十幾米的後面，雙雙騎車奔向地處郊區的體工大院。如果前面發現異常情況，好友就打手勢信號給我父親，父親就立刻回頭或者另走新路。那天還算順利，好友中午就回來告訴我母親，說我父親已經安全到達目的地。父親在這個戒備森嚴的保皇派大本營裡躲了長達半年之久。我後來在許多反映地下鬥爭的影片中看到類似的緊張情景。後來各派終於“大聯合”又“三結合”，到處都在成立革命委員會或者革命領導小組。毛主席又給首都工人階級送去了金黃色的巴基斯坦芒果，聽說首都工人階級大公無私，分了一個芒果給福建工人階級。那天，成千上萬的人湧向五一廣場，終於慢慢開過來一輛紅布蒙身的彩車，車架最高的地方安放著一個精緻的四方玻璃罩，裡面躺著一個碩大的芒果，在陽光的照耀下閃閃發金光。萬眾歡呼高歌，我擠在人群裡，也望到一眼，幸福得也跟人又呼又歌。沒過幾天就听人傳說這個芒果是假的，是用臘做的，真的芒果不可能那麼大個，也不可能那麼閃閃發金光，更不會那麼長時間還那麼新鮮沒有爛掉。又沒過幾天又聽人傳說要追查謠言，說毛主席親手送的芒果怎麼會是假的呢？從金色的北京城運來的芒果當然會閃閃發金光！說巴基斯坦是幾億個芒果裡挑一個，所以就有那麼大個。而且個個都經過特殊加工，幾年都不會爛掉，不僅不會爛掉還一直會像剛從樹上摘下來一樣的新鮮。於是大家又歡欣鼓舞。不久，學校開始“復課鬧革命”，我們又走進久違的學校，走進空空蕩蕩的教室，沒有桌子椅子沒有玻璃窗沒有黑板沒有課本，但是絲毫沒有影響我們要上學的熱情。我們每天提著小板凳去上學，老師胳膊下夾著一個軟皮小黑板走進教室，把小黑板往牆上一掛就開始上課。語文課就上《毛主席語錄》，算術課就上一些簡單的加減乘除。學校裡實行準軍事化，一律按連排班設製，我還記得我是在四連一排三班，確實很好記，叫起來也很上口。不久，學校又成立紅小兵營，校革命領導小組居然宣布我擔任紅小兵營的營長，並且還專門分配一間房間作為紅小兵營部。這使我第一次領略到權力的魅力，我白天在營部向各連排發號施令，晚上在營部挑燈讀《毛選》四卷，我把《毛選》四卷通讀了三遍，做了幾大本筆記。我那時候讀《毛選》難免囫圇吞棗，但是《毛選》裡準確淺白流暢生動的文風卻對我產生極大的影響，至今仍然還有影響。一到學校放假，我和幾個紅小兵連排幹部就輪流住校值班，嚴防階級敵人搞破壞活動。記得有一次，我父親路過學校，要進學校裡的廁所解手，我把他攔在門口，請他多走一段路到公共廁所去解手。我當時鐵面無私的行為就像那個蘇維埃站崗的士兵攔住了忘記帶證件的列寧同志。父親不但沒有惱火，反而向他的同事朋友津津樂道講述這件事，誇我“鬥私批修”十分徹底，可以做紅色接班人。當了幾年紅小兵營長，使我積累不少當“第一把手”的經驗，但是我顯然也做了不少錯事，比如組織紅小兵到新村街口阻止一些郊區農民挑擔叫賣時令蔬菜，名曰打擊投機倒把等等。至今想來心裡仍然沉重，非常內疚。我很快就小學“畢業”進了中學讀初中，中學也是空空蕩盪，中學應該叫二十三中，可是大家都叫二十三空，好像在叫一個空軍部隊的番號簡稱。新生也一樣按連排班分配好，但是學校居然沒有安排我擔任任何一個級別的職務，甚至連什么生活委員之類二線閑職都不給。好歹也是營級幹部，就這麼一挪到底，這使我失落好幾天，以至後來我對那些離開領導崗位的離退休幹部的失落非常理解並報以深切的同情。那一段時間裡，我像撂下重擔一樣渾身輕鬆，就一心一意在籃球場苦練，企圖打進八一男子籃球隊，終於個子沒有突破一米八，只被學校籃球隊召去，還是坐板凳的替補後衛。坐板凳的滋味真不好受，因為我在小學最後一年裡，還作為主力隊員幫我們那所名氣不太大的小學奪得區小學籃球賽的冠軍。過去的受寵和輝煌不再，讓我失落也讓我難受，更讓我品嚐到生活的滋味而不再張狂。這時候學校搞起了“教改”，工業基礎農業基礎化學英語等等課程像掉隊的羊一個個被牽回來。我的學習興趣被點燃起來，尤其是作文課，不僅寫大批判文章，還寫什麼記敘文，這更引起我的興趣。有一次上語文課的時候，語文老師在課堂上朗讀了我的一篇作文。使我心裡湧起一陣一陣無法抑制的快感。我想我後來會埋頭寫小說，跟這些無法抑制的快感一定有關。學校裡“教改”還沒有進行多久，就被認為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回潮，全校範圍開展了一波又一波的大批判。與此同時福州又誕生了新生事物——北峰分校，一時間各個中學都在遠郊的北峰山上建立分校，報紙上稱這是“上山下鄉”的演習場。學校隔幾個月就把各連排拉到分校去半農半讀。開始還裝模作樣上點課，後來就漸漸鬆懈，變成了全天勞動，學生就想著各種辦法請假回城。我的一個同學胃有毛病想請假回城，老師說要公社衛生院醫生開證明才行，就派我陪他下山到公社衛生院看病，結果醫生在診斷後面寫道：“至於回城休息治療，由學校決定”。這件事要由學校來決定那一定是不准的。同學一路愁眉苦臉，在上山路上休息的時候，我取過病歷再看，突然看見“由”字寫得又草又稀，就掏出筆把“由”字改成“望”字，居然改得不露痕跡。回到分校之後，他把病歷給老師看了，當晚就獲准回城。第二天他背著行李下山，一臉的痛苦狀，惟有見到我的時候擠了一下眼睛。十幾年後我到一家報社當編輯，有人問我什麼時候開始乾編輯這一行，我說十六歲就開始乾這一行了。從分校回城要先走兩個多小時的路到一個小鎮，再搭乘班車進城，買一張車票要六毛錢。學校要求學生學習解放軍“拉練”回城，行李扔到大卡車上運回城，學生一早就排著隊步行回城，剛走的時候隊伍還能像繩子一樣蜿蜒山間小道，再走隊伍就拖泥帶水潰不成軍，“飛毛腿”們遙遙先去，剩下大都是女學生和體弱者。我那時候因為心裡暗暗喜歡班裡一個女孩子，故意走錯一段路繞到隊伍後面，然後大步趕上隊伍，一邊講述自己如何“倒霉”而走了冤枉路，一邊見義勇為替女孩子背包。然後組織大家到公路上攔便車，攔了七八輛車都不肯停，我叫大家躲到路邊的大岩石後面，又叫兩個長得漂亮一點的女學生去攔車，果然一攔就停。就在兩個女學生跳上駕駛室的同時，大家蜂擁而上爬進後車廂，又叫又喊說真像電影一樣，然後一路高歌進城。兩年的初中和兩年的高中，就這麼在學工學農學軍和參加各項政治運動中折騰完了。 “高中畢業”後（這個高中畢業要打很多折扣），除了一小部分學生留城招工進廠，其他大部分學生按政策統統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我本來可以留城招工進廠當工人，但是我堅決要求去農村。這裡面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我已經開始寫小說，要寫農村生活的小說首先必須體驗農村生活；第二個是我想把招工的機會讓給我老弟，所以我是以一種莊嚴而又愉快的心情去農村的。 “高中畢業”前的幾個月裡，學校就已經開始“上山下鄉”動員和表態了，提高大家對“上山下鄉”偉大意義的認識。大家都寫了決心書和申請書，貼滿了一面牆壁，我只寫了一頁作業紙兩句話：“毛主席揮手我前進，'上山下鄉'幹革命。”然後署上自己的名字。我覺得自己是鐵定了要“上山下鄉”，就不必亂喊豪言壯語。但是父親來學校參加我的家長會，看見我決心書上只寫了兩行又熟又俗的口號，不像別人鋪天蓋地的豪言壯語，就覺得我寫得太沒勁，開會的時候就坐在邊上了。
前幾年在美國西海岸的一批“老知青”發起成立了一個中國知青聯誼會，頓時一呼百應入者紛紛，隨後又舉辦了一次知青題材的有獎徵文，獲獎作品在報紙上刊登後反響異常熱烈。我本來也想寫一篇文章投去，再細細想想自己插隊落戶的生活平平淡淡，沒有什麼驚心動魄大起大落的事，也就放棄了這個想法。我記得當時在決定去哪裡插隊落戶的時候，父母親想起了江蘇老家，想把我送回老家務農。他們認為去老家總比去陌生的山村好，不管如何還有親戚朋友照顧。即使今後不能上調回城，也可以在老家落葉歸根。正在這時候，他們單位聯繫到福州郊區一個大隊，以幫助建一個隊辦廠為條件，在其中一個小隊裡設立一個知青點。於是我不回江蘇老家而到福州北峰下面一個叫鵝鼻村的地方插隊落戶。這是一個只有三十多戶人家的小隊，一下子湧進幾十個知青，就形成了僧多粥少的局面。於是隊裡就機動靈活安排知青幹活，農忙的時候就召大家來幫忙，農閒的時候就放大家回城休息，這樣雙方皆大歡喜。因為第二年我被選為知青隊長，肩上就擔負著一定的責任，所以大部分時間就留守在知青點。這使得我可以更好更深的感受農村生活，由於我自覺的與農民打成一片，我幾乎與全隊的男女老幼都交上朋友，我想盡辦法深入到他們中間去，盡力抹去知青與農民、城里人與農村人的界限。三年多的農村生活，使我對農村和農民有較深的了解和理解，對土地和糧食有一種超越的認識，對我今後的生活產生了根本的影響。當然這三年多時間，我也吃了不少苦頭，但是與暴風雪下的北大荒知青相比，我就幸運得多。他們是爬雪山過草地，而我不過是上山打打游擊而已，不可比較。我所以津津樂道又嘮嘮叨叨我的這個那個，無非是向人們講述我的人生經歷。可以看出來，我的人生經歷很平常，雖然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是總的說來還不算太坎坷。可能有點獨特，但是與我那個時代的同齡人大體相同，都是那個特定時代的產物。
我從上小學一直到“高中畢業”的十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國家處在一個動亂而荒唐的時期，把我和像我這一代人正常的讀書成長時機斷送了。這是國家的不幸，也是我個人的不幸，國家中風了，我也跟著抽風。在這樣一種非常的時候，文學就像一個美麗的姑娘向我走來，成為我的初戀。那還是在我上初中的時候，我在鄰居家的一個紙箱裡翻到幾冊合訂在一起的職工高中語文課本，我在裡面讀到幾篇短篇小說，一篇是孫犁的《荷花淀》；一篇是張天翼的《華威先生》；一篇是魯迅的；一篇是俄國作家契訶夫的《凡卡》。我封閉的心窩像同時打開幾扇窗戶，陽光如利劍一般直刺進來，我不知道自己讀了多少遍，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決定寫小說，走文學之路。這是一種很堅定而又很純潔的願望和信念，讓我為此作畢生的追求。我開始收集小說來讀，並且鋪開作業紙寫小說。我扔掉其他課程，有意疏遠同學朋友，像後來的專業作家那樣全力寫小說，每天寫三四千字甚至更多。我一篇接著一篇寫，寫完了就端端正正抄在方格稿紙裡，非常神聖投進信箱裡，寄給本省和外省的文學刊物和報紙副刊。然後每天滿懷深切的期待。那時候，我覺得郵遞員是我最親密的人，雖然他一次又一次給我帶來失望，一封又一封的退稿信就像一記又一記的重拳，打得我東倒西歪。但是我沒有趴下，我不停的讀書不停的寫作不停的抄稿不停的投稿又不停的接受退稿。在中學裡是這樣，到農村插隊是這樣，上調進工廠是這樣，借調到機關還是這樣，有十年時間都是這樣。讀書寫作成為我最重要的生活，如果一天沒有讀書或者沒有寫作，我就覺得這一天毫無意義而強烈的責問自己。這十年裡我收到退稿多達三百多封，塞滿了我的三個抽屜。我由失望變成絕望，由絕望變成麻木。但是我堅信我的小說能夠得到發表，只要一篇接著一篇寫下去寫下去。我把所有的錢都用來買書訂報訂刊，十年裡我在這方面的花費達五六千元，這在七十年代是一筆很大的數字。當我還是個剛進工廠的學徒工的時候，我就訂了三十多種報刊。我不僅讀文學作品，還讀政治歷史哲學經濟藝術美學心理地理醫學甚至烹調氣象等等方面的書籍，以充實自己各方面的知識。我至今都感激我父母親，他們對我在這方面的花費從來不吭一聲，當我向他們要錢的時候，他們總是盡量滿足我。他們並不知道我今後到底能成什麼氣候，而是以一種質樸的想法認定讀書寫作總是好事，今後總會有用。他們對我不斷收到退稿又從不見我發表一篇小說從來不責怪一聲，甚至極少過問，只是在心里為我默默的分擔沉重。有一次父親拿著我的一篇小說稿，騎車趕到城北的省報去交給一位熟悉的編輯。父親過去當過省報的“工宣隊”隊長，想利用熟人關係為我“走後門”，這也是我投稿十年來惟一的一次“走後門”，而且這一次“後門'還沒有走成。父親為此很沮喪，我勸父親今後再也不要去做這種事，我說我一定會發表小說的。父親看見我這麼冷靜而又堅定就重重點一下頭答應了。我雖然收到過幾百封退稿，但是我從來沒有埋怨哪位編輯一句話。我總是不斷的從我的小說裡找毛病，不斷的思考鑽研怎麼寫出好小說，至今我都敬佩自己的氣度。我的氣度幫了我兩個大忙，一是更好更深的鑽研小說；第二是錘煉了我堅韌的性格。這對我作文做人都具有深遠的意義。一九八0年五月，我寫了一篇小說，寄給當時在文壇享有盛譽的《北京文學》。一個多月後，我收到《北京文學》的一封來信，以為又是退稿信，就扔在書桌上。吃過晚飯，我坐到書桌前寫作，順手拆開信一看，竟是該刊小說編輯傅用霖先生來信，說我的小說要留用。我激動得爆喊一聲！寫了十年時間，寫了一百多萬字小說，才第一次發表小說，讓我覺得文學這活真苦真累。望著書櫃裡兩大堆草稿和幾百封退稿信，我一夜無言。能發表小說對我或者像我這樣的文學青年來說非常重要，這是一個得到文學界認可的重要標誌。鋼筆圓珠筆抄寫的稿子毫無意義，只有印成了鉛字，才能體現出意義來，特別是發表在一些名氣極大的全國性報刊上，那麼意義將是更加顯著。若干年以後，我成了一家報社的編輯，在編文藝副刊的時候，編髮了一個遠在新疆服刑的青年的兩首短詩，我寄完樣報填完稿費單之後很快把這件事忘記了。四年後的一天，這個青年帶著新婚妻子來報社找我，送給我一大包喜糖，並告訴我說，當年他被遣送到新疆服刑，非常絕望，萬萬沒有想到報紙會發表他的詩，由此發誓重新做人。所以今天他專門在新婚不久攜妻來看我並表示感謝。可見編輯是常常救人的，我就是被《北京文學》救了一把，而我也在無意中救了那青年一把。從八十年代開始，運氣朝我湧來，我的小說一篇接著一篇發表，第二年我就被省作家協會吸收為會員。那時候我已經招工回城當了工人，又被局機關以“以工代幹”借去工作。“以工代幹”是那個時代所獨有的產物，即你以工人身份從事幹部工作但又不享有乾部待遇。並且要你來你就要來，要你走你就要走。正應了一串口號：招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揮之即走。我就是這樣三次借到局機關，三進又三出，最終還是回到工廠。當時報社電台電視台興起向社會招聘，我的兩位同事約我去應聘，結果我的作協會員證和一疊小說作品幫了我的忙，被一家報社錄用，並且又以作協會員享受知識分子待遇，被省人事部門以自學成才為由轉為國家幹部。報社上下對我非常關照，破格讓我評上新聞職稱，出資送我進復旦新聞學院攻讀兩年。後來我調到一家雜誌社，又被提為編輯部主任。旅居美國以後，又因為耶魯哈佛等名校圖書館收藏了我的小說而具備了藝術類傑出人才的條件，被移民局批准獲得綠卡。這一系列的運氣都是沾了文學之光，文學這塊“敲門磚”幫我敲開一扇又一扇緊閉的大門，解決了我生活中一個又一個難題。但是，這些對我並不是最重要，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我要寫出好小說。我將為此作畢生的努力和追求，我期望自己能享受一個美滿的結局，如果不能享受到，我也沒有什麼遺憾，因為我已經享受到為這美滿結局而努力和追求的過程。
我來美國極大的代價就是跟兒子的分離。我走的時候他才九歲，現在已經十五歲了，個子也長到一米七五了，再看見他，感覺上已經打不過他了。父親打不過兒子，父親的威嚴就減去一半。浩瀚的太平洋把我和兒子分隔在兩岸，只有不盡的思念了。我寫過一首短詩，題目就叫《思念》：思念／是一枚針／穿過無力跳動的心／穿過時／針痛得曲身／滿面紅淚。寫的就是這種思念。但是我也很清楚，分離已經成為事實，大哭大喊也無濟於事。於是我就經常寫信給兒子，大談美國見聞，探討各種問題。從兒子小的時候我就有意識的把他當作朋友，跟他平等對話，商量討論各種事情，最多也是引導或者誘導他。我極少訓斥他，更不要說打他了。我堅決反對打兒子，最反對做父親的在氣頭上打兒子，我覺得那是做父親的無能。我記得我只“打”過一次兒子，那次他太調皮，我冷靜想了一下，決定“打”他一下。我突然“怒火萬丈”，猛喝一聲，然後揮手狠狠在他的屁股上打了一個“擦邊球”。他驚恐得大叫一聲，頓時收斂。這樣既達到教訓作用，又不傷及兒子的皮肉。寫信交流固然有深度，但是遠不及電話交流更直接更真實，聲音使距離消失，聲音親切得讓我覺得兒子就在眼前，更有那絲絲呼吸聲讓我感到緊貼著兒子的心。於是我經常給兒子打電話，沒什麼事也打，哪怕問候聊天開玩笑。很多人不理解我的這種行為，尤其我的父親，一碰到我打電話回去他就心疼，在電話那頭反复要求掛斷電話，不要浪費錢。但是我仍然打，我心裡清楚，實際上問候聊天開玩笑，最能維繫我和兒子的情感。有一次在電話中聊天時，我哈哈大笑，兒子在那頭說：“我特別愛聽你的笑聲，你怎麼笑得那麼痛快？我聽了都覺得很痛快。”在電話交流中，我經常以堅定的語調向兒子強調：“兒子，老爸我就在你的背後，你不論遇到什麼，都有老爸我在。”我要讓兒子感到背後有靠，讓兒子感到無論太平洋如何浩瀚，我們父子的情鏈都緊緊相扣永不掉鏈。
我兒子很了不起，讓我這個做父親的深感自豪和驕傲。兒子有兩點可貴的品德，一點是他的自學刻苦；另一點是他的頑強毅力。第一點使他拼命學習，簡直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放學回到家裡又伏案學習。全家人都去親友家赴宴，他卻要求留在家裡學習。那種非常的自覺，只能讓人驚嘆他的早熟，家里人反而要經常勸他休息以免太累。兒子的總成績在班上和年段裡總是處在前三名之列，但是他仍然覺得自己不行，總是勇往直前去奪取最好。我曾經多次建議他來美國上中學，他說美國中學課程設的太低，讀起來沒有勁，應該在國內讀完中學和大學再考慮來美國深造。兒子的自信和成熟讓我陶醉了半天。第二點從他成功減肥得到充分的證明。兒子從十歲起，吹氣似的一天比一天胖，到了十二歲的時候已經登峰造極，再穿上絨衣絨褲，活脫脫一個可愛的“球”人。我在欣賞他的可愛之後，建議他節食減肥。兒子在電話那頭說：“我很愛吃東西。”我說：“我也很愛吃東西，我們是不折不扣的父子'美食家'。”我這個當父親的吃泡飯都能吃出境界，自然深知節食的痛苦，以至我在致肥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所以我對兒子提出節食減肥的建議也是小心翼翼，因為兒子一句話就可以把我的建議頂出國界。但是兒子不知從哪天起已經開始節食，並且每天增加運動時間。我每一次打電話回去都能獲知兒子日漸減肥的勝利消息。不久前，我朋友小丁一家帶著我兒子去廈門泉州旅遊，拍了許多照片寄給我。我兒子竟長成一個一米七多的瘦高個，我真是驚喜萬分。對著兒子的照片，我暗自下定決心：“親愛的兒子，老爸我一定以你為榜樣，節食減肥。”但是決心在晚餐的時候就碰到麻煩，我實在擋不住米飯的誘惑。這麼一來我就更加敬佩兒子。在跟兒子的信件、電話交流中，我經常讚揚兒子，我是發自內心的讚揚。我覺得父親對兒子的讚揚具有特別的推動力。兒子冷靜的表示自己做得不夠，還需要努力。但是我可以感覺到他顯然受到鼓舞。兒子有時候也會讚揚我這個當父親的，這對我來說真是極大的獎賞。有時候我們父子會在電話互相說：“兒子，老爸真為你驕傲！”兒子也說：“老爸，我也為你驕傲！”諸如此類，然後我們父子皆大歡喜，倍加感到鼓舞溫暖和激勵。這種父子間的互相讚揚，甚至互相吹捧，在第三者看來可能覺得相當肉麻。我父親就看不慣，他認為父子間的關係如此曖昧，父親的威嚴必將受損，不利於教育兒子，而且這樣吹捧兒子很容易使他驕傲自滿。父親在一次電話交談中，曾經嚴正的要我停止這種做法。
我父親長相酷似電影上那個“李向陽”，國字臉盤和線條遒勁的五官充滿威嚴。父親非常愛我們，但是他把愛全部塞進威嚴裡，刻意做一個嚴厲的父親，他認為只有這樣才像個父親。從小到大，父親對我們說話都是採取命令式，很少有商量的餘地。當父親發起脾氣的時候，我們就要遭受皮肉之痛，他在發脾氣的時候惟一能保持理智之處，就是將他痛打的範圍僅限於屁股。我小的時候被打過多次，被打的感覺非常不好，一是挫傷了我的自尊心；第二皮肉確實很痛，至今想來仍然記憶猶新。如果能慶倖免遭皮肉之苦，那麼一頓厲聲訓斥是絕對免不了的。父親聲如洪鐘，訓斥起來猶如泰山壓頂，你就是有萬千道理也難以抗辯。父親一般都是很正經很認真和我們談話，然後給我們作些指示，從來不和我們說笑，不和我們開玩笑，更不會對我們有親熱的表達。我給兒子寫信，開頭很自然寫“親愛的兒子”如何如何，結束後也會寫“老爸緊緊擁抱你”等等甜言蜜語。但是我對父親決不會這樣寫，因為這樣寫會覺得非常彆扭，只能冷靜的稱呼“爸爸”。父親對我們也會發出笑聲，但是我總感到父親的笑聲非常生硬。父親對兩個孫子也是如此，平時大都是一本正經訓斥，孫子們也習慣了他的訓斥，有時候他想跟孫子們親熱，當他笑臉相迎的時候，孫子們反而嚇得落荒而逃。父親作為一家之長，在家實行“一言堂”和家長制，所以家庭成員在與他交流的時候，很難心平氣和的陳述看法，往往是訓斥和爭辯，氣氛總是充滿火藥味。到了我們成年以後，父親的訓斥自然少了，漸漸演變成另外一種談話形式，互相用問句來表達，有時候整場對話下來，竟然是清一色的疑問句：“你到現在還不起床啊？”“我起床幹什麼？”“你不可以運動運動？”“有什麼好運動？”“不運動你身體會好嗎？”“好又能好到哪裡去呢？”……明明是一場充滿關懷內容的對話，卻因為對話的形式而變成了抬摃。我因為寫小說，自然格外注意各種類型的人物對話形式。但是久而久之我發現，這種情況不獨我家有，社會上單位裡都有，人心似乎變得浮躁。我決定從我做起，改變這種情況。所以我跟兒子對話的時候，非常注意傾聽兒子的陳述，兒子言之有理，我就報以讚許。我對他也是以平等的口吻陳述我的看法，然後請他最後定奪，從來不把自己的看法強加給他。我們父子在對話的時候，不僅互相平等尊重，而且還佐以幽默，所以每次談完話，我們總是充滿愉快，特別是後來我們被相隔在太平洋兩岸。我們的通話更是充滿陽光和希望。跨入二000年的千禧年之際，我在美國這頭給在中國那頭的兒子打電話，我說：“親愛的兒子，你現在是我的'老子'了。”兒子有點驚訝：“我怎麼是你的'老子'呢？我是你的兒子。”我說：“你是我的'老子'。因為中國那邊比美國這邊早十三個小時進入二00O年，你現在是一O一五歲，而我才四十四歲。你是我的老老'老子'還不止。”兒子在那頭“吃吃”偷笑。我說：“你現在行使'老子'的職權吧，怎麼指導我教訓我臭罵我甚至隔著太平洋打我都行。”兒子說：“那我也像爺爺當年那樣，打你屁股兩下，啪！左邊一下，啪！右邊一下。”我頓時“慘叫”兩聲，兒子哈哈大笑一陣，沒有再濫用“職權”。我在跟兒子的愉快交流過程中，漸漸感覺到兒子的成長，分享到兒子的成熟。後來兒子開始關心我的身體，每次在電話中，總要詢問：“老爸，你最近身體怎麼樣？”有一次他看到我的照片後在電話裡說：“老爸，你還是很胖啊！聽說你高血壓很厲害，你自己一定要，一定要當心身體！”兒子居然教訓起我這個當父親的，兒子教訓老子！可是我突然感到被兒子教訓很幸福。老子教訓兒子，兒子教訓老子，老子教訓兒子，兒子教訓老子，歷史好像就是這麼走過來的。
來美國淘金一般要經過三個“五年計劃”，第一個“五年計劃”，站穩腳跟；第二個“五年計劃”，謀求發展；第三個“五年計劃”，溶入主流。我到美國已經第六個年頭，基本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站穩了腳跟。五年前飛來美國，是我人生中一個重要轉折點，我離鄉別國，從地球的那一頭跑到地球的這一頭，從東方世界跑到西方世界，從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跑到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我的命運情感尊嚴思維興趣關係交往表達甚至食慾等等，都發生了撞擊摩擦磨合冶煉膨脹轉向，我像被推上一個轉盤，經過飛速的旋轉之後，又被推下轉盤，我頓時迷失了。漸漸我又清楚了，清楚之後又模糊了，模糊之後又清楚了。一天又一天的日子，我就是在這種清楚和模糊的交替中度過。我懷疑我是不是中風了！我搞不懂我為什麼來美國？也回憶不起來我是怎麼到美國的？才五年前的事就已經消失了線條，變成了糊狀，很清楚的事變成了很模糊的問題。在許多個夜晚，我強迫自己把很模糊的問題還原成很清楚的事。 “我為什麼來美國？”我強迫自己回答問題。我是為了出來看看外面的世界，可是看完以後我為什麼又沒有回去？我想改變自己的命運？命運反而改變了我，把我推入生活的底層。我是想改變一下生存的方式？可是在國內生存似乎更適合我。我是為了將來兒子能出來留學而開路搭橋？又顯得牽強。那麼我出來是為了掙美金一圓淘金夢？為什麼又整天忙著中美文學交流？不僅不掙錢，反而心甘情願貼錢？我沒有什麼文憑，不懂英語，沒有任何優勢，又以三十八歲“高齡”飛來美國，為什麼？我為什麼來美國？而且我在國內有兒子房子位子票子還有樂子，我為什麼還要來美國？我不是搞錯了嗎？我是不是搞錯了？我搞不懂，我是不是中風了？中風了才會模糊。但是有時候我又很清楚，不像是中風，而且我也沒有什麼中風的症狀，只是感覺上的模糊，這反而讓我感到不安。如果有明確的中風症狀，醫生可以下藥，還有希望醫治。我父親經過打針吃藥，目前已經日漸好轉就是明證。如果沒有中風症狀卻有中風後果，那才是真正要命。那會不會是精神中風？我不知道有沒有“精神中風”這一說，我搞不懂。這就更令人感到恐懼！我強迫自己對一件具體的往事作出清楚的回憶，以證實我是否精神中風。我是怎麼來美國的？我閉上眼睛，打開記憶的黑幕。我記得是五年前的冬天，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是在上午，我老弟送我到福州南郊的一個機場。我沒有讓我兒子來送行，因為那樣會出現父子離別的傷感場景，將會一輩子敲打我和兒子的記憶。我把離別淡化處理，在十幾天前就告訴兒子我要去美國，但是哪一天走我卻沒有說。我那幾天照常與兒子來往，我還給他買了一輛新款自行車，臨走前一天晚上，我還帶他坐著轎車在城裡轉了一圈，我仍然沒有流露離別之意。到了美國以後，我才打電話告訴他，我說：“兒子，我現在在美國，在你腳下的那一頭。”兒子驚奇的說：“那我鑽個洞就可以到你那裡啦？”然後我們嘻嘻哈哈一陣，好像做兒戲一樣。但是隨後，那種離別愁緒就開始漫延。我到今天都在懷疑這樣做是否好，會不會反而起副作用，好像父子之間的關係太隨便，沒有什麼骨肉聯繫，可拆可離無所謂。我搞不懂。我再回憶，我那天乘坐的是從上海飛來的東方航空公司的麥道飛機飛往香港的，飛機沿著台灣海峽的福建沿海一側飛往香港，我在香港點了一個頓號，又乘台灣中華航空公司的747飛機飛往台灣，飛機沿著台灣海峽的台灣沿海一側飛往台北。為什麼又往回飛呢？為什麼不從福州直接飛越台灣海峽到台北而非要拐一個大角去香港點一個頓號呢？聽一個寫小說的人說，台灣海峽中間有一塊頂天立地的透明玻璃牆。說的有點嬌情，但是好像說的也是那麼一回事，所以飛機直飛不過去，要拐到香港然後再飛回台北。為什麼人們會設置一些人為的障礙呢？在台北又點了一個頓號之後，我又乘同一家航空公司的另一架747飛機，飛越太平洋。十幾個小時之後，我就飛到太平洋彼岸，飛到地球的另一頭，飛到另一個國家和另一個世界。飛機停在紐約的肯尼迪國際機場，肯尼迪國際機場與我原先想像的完全不同。怎麼個完全不同？還沒有等我去比較，我已經發現我少了一件行李箱。我一共帶了四件行李箱，可是我從復式旋轉帶上只取到三件行李箱，我反复找都沒有找到另一件行李箱。我當時是無比憤怒！心想這顯然是超級大國給我的下馬威，但是要知道中國人是不好惹的。我衝到三個站在一邊的美國人跟前，用我僅知道的幾句英語，嚴正責問：“I（我），箱子，有，One（1）、Two（2）、Three（3）、Four（4），現在，只有One（l）、Two（2）、Three（3）。”我中文英語加上連比帶劃，那三個老美猜都猜出來了，但是他們只是聳聳肩。我覺得他們是在裝瘋賣傻，又重複的說了一遍，其中一個黑人指引我找到華航辦事人員，才解決了問題。到底是黑人兄弟，關鍵時候幫了忙。從此我開始在異國他鄉生活，語言障礙和文化休克使我體會到人和家園的骨肉關係。我為什麼離開原先生活的東方世界而來到陌生的西方世界？我搞不懂。但是我乘坐十幾個小時的飛機，就從地球的那一頭跑到地球的這一頭，使我感到地球並不是我原先想像的那麼無限大，那麼走不到盡頭。特別當我在高空中，透過機艙窗口遙望深邃的宇宙的時候，我更感到地球的有限，好像一個句號。我凝視著無限的宇宙，那一刻周圍異常的寧靜，我不停的問，宇宙有沒有盡頭？盡頭的盡頭的盡頭……又是什麼？有科學家解釋那是黑洞。一想到沒有盡頭的黑洞，我就毛骨悚然，還是感到地球的實在，感到國家的安全，感到家園的可愛。這是不是就是人和土地的關係呢？我不知道這樣解釋有沒有牽強附會，我搞不懂，卻又想搞懂，所以就有力不從心的困難。我回憶到此，不知道有沒有把“我怎麼來美國的”這件事回憶清楚。我好像清楚了，好像又模糊，我無法確定自己清楚還是模糊。這是非常要命的，我不得不懷疑我中風了。可是我中風了怎麼有時候我又很清楚呢？那麼我沒有中風。可是我沒有中風怎麼有時候又那麼模糊呢？是不是我在裝瘋賣傻？好像是好像又不是，我搞不懂。我最終好像也想通了，這世界搞不懂的事太多太多，我又何必苛求自己？我是不是中風了，或者是不是精神中風了？搞不懂也沒有什麼關係。不管怎麼樣，我都要活下去，快樂的活下去。我有幸來到這個世界，我就要珍惜每一天，過好每一天，享受每一天。
草於1999年11月25日
改於2000年2月8日
再改於2003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