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22日
父親是在深夜里中風的，當時他正在睡夢之中。他中風的時候沒有明顯的症狀，還是像他往常那樣，一手托著腮幫側睡著。只是第二天早晨沒有像往常那樣早早醒來。到了九點多鐘還處在昏睡中，家里人就感到不對勁。母親上前輕聲叫他，他沒有醒來，又輕輕搖動他，他仍然沒有醒來。家里人頓時慌作一團。說來也巧，這時候來了兩位醫生，兩位醫生是老弟的朋友，老弟約他們來家裡，是為母親治療關節炎。最近母親關節炎發作，又酸又痛，以至不能站立，或者站而不久。這時候已經顧不上母親的關節炎，趕緊搶救父親。兩位醫生觀察討論了一陣，初步診斷為中風。老弟抓起電話叫來汽車，把父親送進醫院。經過CT、核磁共振等等一系列檢查，醫生確診為中風。父親中風了，這一年他六十六歲，六六卻不順，在這個年紀倒下去，似乎早了點。
我們兄妹三人知道這一消息，是在父親中風半個月之後。家里人覺得我們遠在太平洋對岸的美國，生活已經很不容易，也就沒有告訴我們，以免給我們添亂。一次我給兒子打電話，兒子稍不留神說了句爺爺病了，他知道說漏嘴了趕緊又說已經好了。在我軟硬兼施的追問下，兒子才點點滴滴透露出病情。於是我馬上往醫院住院部打電話，找到守在病床前的老弟，疲憊不堪的老弟才把詳細情況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我。他說事情已經過去了，父親也已經穩定，等著慢慢治療，你們不要急，急也沒什麼用。我趕緊將情況通報在美國的兄妹。那幾天裡，我們兄妹三人幾乎天天打電話回去，隔著太平洋盼望太平，每次打完電話又必定互相通報一下詢問的情況。大哥在醫學院搞神經外科研究，自然詢問得格外詳細，以便診斷出中風的程度。剛好也是從醫的大嫂回國探親，更詳細的了解了父親的病情。最後大哥診斷是輕度中風。我們相信大哥的診斷和判定，大哥的話對我們兄妹來說，從來都是一句頂一萬句。
父親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月，終於在元旦前回家了。過年總是要回家團聚的，一般病人也不例外，何況父親還是第一次在醫院住這麼長時間，自然歸心似箭。聽到父親回家的消息，我們心裡也鬆馳下來，能回家起碼說明父親病情好轉或者正在好轉。聽老弟說，父親現在反應很慢，視力下降，說話吃力含糊，除了這些，沒有太大的後遺症。只是已經不能像從前那樣下樓外出，大多時間躺在床上，或者迷迷糊糊似睡非睡，偶爾也看看電視，少了往常的威風和神氣。根據大哥分析，造成視力和語言障礙的原因，是父親腦血管有兩處淤血，正好壓迫視神經和語言中樞。所以，父親現在在家天天掛瓶點滴，清洗腦血管的淤血部分，以便使血流暢通無阻。
聖誕節這一天，我們在美國的家里人全部團聚在大哥家裡過節。這還是好幾年來的第一次在聖誕節裡團聚。剛來美國的時候，我們都不重視聖誕節，因為這是美國人的節日，作為中國人無法投入進去，似乎也不願意投入進去，還是以過春節為正宗。但是人家美國人也無視你的春節，除非碰到週末，春節也不放假，所以每年春節，家里人不是這個上課，就是那個打工，總也團聚不起來。這麼幾年下來，自然入鄉隨俗認同了聖誕節，只是過法上有所不同，形式是洋節日，內容卻是中國化。這天大嫂炒了一桌菜，開了一瓶“五糧液”，我們一邊吃喝一邊聊天，這次聊的主題自然是父親的中風，聊著聊著又分析起父親為什麼會中風。
父親的身體相當硬朗，一向很好。但是他從三十多歲就開始抽煙喝酒，而且非常厲害，抽煙一天平均要一包半。 “文革”時期，福州市面上沒有好煙賣，父親那時候當供銷科長，經常到上海出差，每次總要帶回來十幾條“飛馬”、“大前門”煙，搭配著本地產的“水仙”、“海堤”次級煙，輪換著抽。父親不僅愛抽煙，而且更愛喝酒，幾乎每天都要喝上一杯，他從不喝“地瓜燒”、“福建老酒”之類的低度酒，而是喝六十度以上的白乾酒，像什麼“二鍋頭”、“洋河大曲”、“丹鳳高粱”、“李渡高粱”。我到農村插隊第一年，隊里分紅分了二十八塊錢。回到家裡，我給父親買了兩瓶“李渡高粱”，這是正中下懷的孝敬，父親為此很高興，好幾年都把這件事掛在嘴邊。父親酒量大，而且酒風很好，說乾就乾，一口乾盡，從來不拖泥帶水討價還價，更不會以水代酒搞些小兒科的把戲。多喝了幾杯，他再勸人喝酒時就說：“從酒風看黨風”。人家能不喝嗎？那幾年，父親改任科室支部書記，那些委員組長們，不論酒量大小，酒風一律端正。每次聚會，總會在酒桌上派生演變出好幾種關於黨風和酒風關係的口號來，如“只有黨風正，才有酒風好”、“端正黨風，帶動酒風”等等。一次一位同事酒後失言：“酒……酒風帶動黨風”。父親猛然酒醒，一擱酒杯，斥道：“胡說！”從此規定再也不准在酒桌上說什麼黨風和酒風的關係。父親五十年代初入黨，對黨一貫忠誠，是個特殊材料構成的共產黨員。但是再怎麼特殊，也經不起菸酒長期輪番的侵蝕，不到五十歲，就得了高血壓，可他還是照樣抽煙喝酒。直到那年春節，他突然心絞痛。那天我幸好在家，急忙找人要了幾片硝酸甘油，讓父親含在舌下，才緩解脫險。此後父親才戒菸少酒，並且開始重練十八錦段功，堅持練了十幾年，耳鳴腿疾腸胃不適等等小毛病都漸漸好了，但是菸酒的副作用仍然消除不了。所以我們一致認為，父親的中風與他長期的抽煙喝酒有極大的關係。父親又是急性子，急性子而馬虎還好辦，偏偏他是個急性子而又認真的人，大事小事事事過問，做起事來又一絲不苟，不順心就發脾氣。有些事其實根本不算什麼事，本來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楚和擺平，可是父親卻要左考慮右考慮，總要考慮得周密無縫，才找你擺開來從容細談說個清楚。我感到父親做事很累，老也鬆馳不下來，經常勸他小事馬虎一些，特別是些家務瑣事，可以不管，這樣可以省心。父親卻厲聲反問：“我不管誰管？你們做兒子的管嗎？”急性子而又認真，使他覺得事事重要，所以他的心情總是沉重，很難輕鬆起來，更不會對一些小事大手一揮或者一笑了之。父親的中風跟他的急性子有一定的關係。
父親病倒以後，我把煙戒了。其實我抽煙並不多，大約三天才抽一包煙，因此經常遭受煙友嗤之以鼻：“你這也叫抽煙？”但是我斷斷續續已經抽了二十多年。在這二十多年裡我曾經戒菸十幾次。促使我戒菸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父母親的諄諄教導和妻子的嘮嘮叨叨；另一方面是醫生的明確指示。但是每次戒菸後不久，我總是忍不住又抽上了。這一次在沒有教導嘮叨和指示的情況下，我抽完“萬寶路”煙盒中最後一支煙，把煙盒連同打火機往垃圾桶裡一扔，自覺與煙告別。那時候，我突然有一種滄桑感，從滄桑感中又生髮出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彷彿父親把接力棒交到我的手中，我握緊接力棒奮力向前跑去。我不僅要承上啟下，而且還要扶老養小，所以在這種重要的歷史關頭，我是決不能有一點麻煩，崇高的使命感促使我把煙徹底戒了。妻子很奇怪，問我怎麼不抽煙了？我說不抽煙不是正合你的意思嗎？你還奇怪什麼？她更奇怪了，自言自語說：“男人也真是，你越強迫他戒菸，他越是不戒；你不管他了吧，他自己倒戒菸了。”她想了半天，似乎還琢磨出某些哲學上的意思來。那天我向一位從醫的朋友討教中風問題，他在回答我的問題時說：“中風是遺傳病。”這使我嚇了一大跳，雖說我當時面無明顯反映，似乎還說了幾句俏皮話，但是回到家之後我卻一直在極其認真考慮這個問題。我溯源而上，發現我父親的父親，也就是我的祖父也得過中風，這給了我巨大的不祥之感。那是在七十年代初的一天，我祖父正躺在床上睡覺，有隔壁鄰居來向他借大木盆洗澡，這大木盆是放在床底下的，祖父翻身彎腰把大水盆拉出來，這用力一拉，當即出了問題。祖父中風了，那一年他也是六十六歲。
對祖父的過去，我知道的不多，所知道的情況，大都是聽父親和姑姑說的。祖父似乎是三十年代到上海的，當時他是一人先到上海的，祖母帶著兒女仍然留在鄉下老家。我的老家在長江入海處的北岸一個叫海門的地方，從海門坐篷船搖搖晃晃一天多時間就能到上海，所以城鄉距離不算太大，也因此吸引著老家人成群結隊到上海這個十里洋場來淘金，祖父就是與他遠房表兄一起到上海的。遠房表兄有一手算盤功夫，在上海灘操練沒有幾年，就進了英國人辦的洋行做事。有一天，洋行老闆在喝下午茶時偶爾說起要找個管家，遠房表兄就將我祖父介紹過去。一直到陳、粟大軍打進上海，十幾年來，我祖父一直在這家洋行里做管家。
洋行矗立在外灘上，傲視著黃浦江，這幢尖頂大廈和左鄰右舍的幾幢樓宇後來成了上海最有名氣的地標。父親有一個大旅行袋，右上角就印著這個地標。記得有一次祖父指著尖頂大廈對我們兄弟三個說：“我過去就在這裡廂工作。”那時候我們覺得祖父很不得了，居然在那麼有名的地方工作。後來我們才知道祖父是在裡面當管家，雖然管家叫得好聽，其實只是管管洋行老闆的生活，倒倒茶水擦擦桌子，專幹這一類生活小事，沒有什麼大名堂，按照時下說法，充其量就是個生活秘書。
祖父是個本分人，長得端端正正，手腳又勤快，深得洋行老闆的歡喜。有一件事，使洋行老闆對我的祖父深為敬重。那是有一年夏天，洋行老闆乘郵輪迴英國去度假，大概是興奮過度，竟然忘了鎖辦公桌中間的大抽屜，而且鎖匙還掛在抽屜的鎖眼裡。第二天，祖父收拾辦公桌的時候，無意拉開抽屜，滿滿的一抽屜英鎊，新新的紮成一刀一刀的英鎊。祖父驚得一愣一愣，但是他沒有見錢眼開，更沒有萌生動一動的念頭。他合上抽屜又鎖上鎖，用抹布把鎖匙包好，扔進牆角一人高的青瓷花瓶裡。三個月以後，洋行老闆從英國回來，祖父當著他的面，倒舉起大花瓶倒出抹布包，取出鎖匙交給他。洋行老闆打開抽屜，見抽屜裡的英鎊絲紋未動。這下輪到洋行老闆驚得一愣一愣，他驚嘆祖父品行高貴心靈美，又驚嘆祖父臂力過人。祖父早年練過武功，為鄉間武林高手，舉一個大花瓶，對他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事。但是祖父沒有動那一抽屜的英鎊，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三個月的日日夜夜祖父有沒有思想鬥爭哪怕“一閃念”？他的身份所給他提供的便利條件，還有那三個月寬鬆的作案時間，就是螞蟻搬家也把那一抽屜英鎊搬回家了。為什麼祖父卻一動不動？
聽到這件事的時候，正是“文革”時期大辯論階段。那時候我們兄弟三人都已經十二三歲左右，都覺得很有思想，對祖父這件事也展開了大辯論，發表各自的看法：“這一抽屜錢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拿回家是革命行動好得很！”“自己拿回家不好，而且土改時候評成分，肯定要評地主。”“但是可以把錢交給上海地下黨啊。再不行，帶回老家蘇北解放區，交給新四軍啊，買槍買炮打鬼子啊！”我們又引用毛主席親自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為英國軍艦暴行發表的聲明》一文中的最高指示，一致認為祖父應該把這一抽屜錢拿回老家交給新四軍，以打擊英帝國主義的囂張氣焰，讓“米”字旗飄落在黃浦江的怒濤中。
祖父在這件事上，充其量是不明智而已，但是他在另外一件事上，就犯了一個大錯誤。祖父有三個女兒一個兒子，一個兒子也就是我父親。所以祖父對我父親這根獨苗也就疼愛得不得了，一直到我母親一連生下我們兄弟三人，祖父看到後續濃重的煙火，才放下心來。發生另外一件事的時候，是臨近解放的一九四八年的春節，祖父一個堂弟，腰別小手槍，騎著棗紅大馬，帶著四個腰掛駁殼槍、同樣騎著大馬的警衛員，威風凜凜的回到老家來了。他十年前突然失踪，十年後回來，已經是陳、粟大軍裡的團長了。這一件事在我的老家引起了轟動，嚇得那些平時作威作福的還鄉團都躲到外鄉去了。他一直記著我祖父過去對他的關照，特地到我家看望從上海回鄉過年的祖父，當他看到我父親已經是高頭大馬的小伙子模樣時，就對我祖父祖母說，讓他把我父親帶到部隊裡去當兵，放在他身邊當警衛員。祖父祖母緊急商量一整個晚上，第二天還是謝絕了堂弟的建議，並且過了年之後，祖父就把我父親帶到上海，送進一家小玻璃廠當學徒。父親到老退休，仍舊在科級位置上挪來挪去，始終沒有挪出個名堂。聽到這件事是在四十年後的一個晚上，父親在一次酒後告訴我的，顯然這件事對父親還是有影響的。我就想父親如果當年進部隊，就算是解放前參加革命，享受離休待遇不說，革命得順暢的話可以做到師團長，轉業到地方，也可以坐到處局級位置上。後來我大哥十五歲時，父親就通過關係，把他送到部隊大熔爐裡去鍛煉，當了個小兵。果然，在他離國來美留學的時候，已經是正團職主治醫師了。祖父不讓我父親去當兵，一個原因是擔心槍林彈雨危險大；另一個原因是家境過得去，不想讓我父親這根獨苗遠走高飛。所以跟父親毅然把我大哥送去當兵截然不同，大哥當的是和平兵，沒有什麼危險性，而且在“文革”時期當兵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是解決就業的最優選擇。所以身為人父，是可以理解祖父的決定。當然，我認識到這一點，也是在我做了父親以後。
祖父似乎沒有想到父親最終還是離他遠走高飛，那是六十年代初，父親所在的玻璃廠決定遷往福州，支援前線建設。父親在廠裡是個工會幹部，不僅自己帶頭響應，還挨家挨戶逐個宣傳動員大家支援前線建設，以至有一些工人至今還在罵當年是被父親騙來的。父親把家搬遷到福州，人去房空，對已經走進晚年的祖父祖母來說，平添了孤獨和牽掛。幾年以後，祖母病逝，祖父又和姑姑一家住在一起。這期間裡，父親曾經兩次把祖父接到福州來住，朝夕相處，我們跟祖父建立了深厚的情感。但是這種親情並不能消除祖父的孤獨，祖父曾經有續弦之念，當他剛小心翼翼向我父親表露出一點意思時，就遭我父親的堅決反對。二十多年後，父親曾經很感慨的對我說：“當年你爺爺有這種想法很正常，那時候反而是我很封建啊。”祖父第二次來福州的時候，一直想看看長孫，但是作為長孫的大哥那時候正在部隊當衛生員，沒有辦法回家來。一直到祖父去世，他都沒有見到長孫一面，這對他來說是一個永遠無法補救的缺憾。
祖父是在“文革”後期去世的，那一年他七十歲。祖父是上吊自殺的，他為什麼自殺？他為什麼選擇上吊這種方式來結束自己的生命？對我來說至今仍然是個謎。記得那年冬天裡的一個下午，我正在學校裡上“農業基礎”課，因為面臨“高中畢業”，大家要去“上山下鄉”，學校就把操場挖掉，改成水稻田，讓學生學“農基”活，大家挽著褲管，站在田埂上聽老師講如何插秧，然後準備下田學插秧。正在這時候，我看見父親騎著自行車來學校找我，告訴我祖父去世的消息，要我跟他回去，當晚乘火車去上海奔喪。我坐在父親自行車的後架上，一路想著祖父的模樣。我想起祖父的兩個耳朵很長很大，那是長壽的標誌，怎麼剛跨進七十歲就去世了呢？在去上海的火車上，我望著窗外飛逝而去的電線桿，想起我上海舅舅對我們說的一句話：“時間加距離等於零。”當時我感到我這個在房管局當工程師的舅舅簡直就是哲學家，他說的這一句話簡直就是至理名言，一針見血的闡釋了時間、距離和親情的關係。的確，即使有血緣的親人也經不起距離的隔絕和時間的磨損，祖父的形像在我的腦海裡越來越模糊，就是時間和距離所致。當我跟著父親趕到上海河濱大樓四樓六號那個小房間，看到白布蒙身的祖父那張真實的遺容，我觸摸到了非常具體的死亡，心中充滿了悲哀，我的眼淚滾滾而下。辦完喪事，父親才告訴我祖父是上吊自殺的，我萬分震驚。父親對祖父上吊自殺很忌諱，交代我回到福州以後不要跟任何人說。祖父是平民百姓，是房管局退休工人，沒有入黨，也不是乾部，自然沒有什麼問題，不可能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但是，即使不上綱上線，起碼也是不熱愛生活不熱愛社會。總之，在那個年代（也包括現在），上吊自殺絕對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十年以後當我又回到上海時，我曾經在一個中午時間，走進六號小房間。這是一個典型的斗室，僅能容下一床一桌，剩下只有合門和轉身的空間了，房間幽暗，即使白天也要開燈。我關上了門，又關上了燈，在冥冥黑暗中努力尋找祖父的身影。我看到中風後的祖父如何躺在床上度過每一個像黑夜一樣的白天，看到他扶壁而立，平靜的將繩子穿過閣樓的橫槓，仔細結好繩扣，認真檢查吊繩的承受力，然後他把繩環套進自己的脖子。我想像著在這個時候，祖父心裡在想什麼，他有沒有想到在遙遠的南方他那唯一的兒子和三個孫子？這种血脈相連的關係有沒有使他產生過動搖猶豫和留念？哪怕一絲的動搖猶豫和留念？看來沒有，距離和時間已經磨損了這种血脈相連的關係，祖父已經深深感到孤獨和無助。我看到祖父是這樣平靜的走向死亡，根本不把死亡當成一回事，頓時感到他非常高大偉岸，我以往所有對生與死的思考都不值得一提。我拉開門走向走廊的陽台，望著遠處國際飯店和永安大廈在陽光的照耀下閃閃發光。我久久的站在那裡。
我到“STOP ＆ SHOP”購物後出來，總要到過道旁免費磅秤上站一站，看看體重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最近一段時間，我的體重已經增加到二百三十五磅，雖然是毛重，但是也不得了，家人朋友對我紛紛聲討，我心裡也感到對不住大家。幸好我一米八的個頭，把肉分攤一下，看上去還不是太胖。而且在美國，和那些比比皆是的大胖子中胖子相比，我倒顯得勻稱和諧。並且我個頭體魄也讓一些美國朋友驚嘆，為中國人爭了不少光，所以我也就沒有刻意去減肥。我食慾非常非常好，而且又懶得鍛煉，再加上又戒了煙，體重就這麼一路穩步增長。一直到查出來我有高血壓和高血脂，才引起我的警惕，於是我決定減肥。
要想減肥首先必須節制飲食，這對我來說，實在是一件極其痛苦的事。我食慾好而且不挑食，一天一鍋米飯就能把我擺平。我有嚴重的“米飯情緒”，我吃過中外各方的美食佳餚後得出一個結論，天底下最好吃的飯菜是大米飯和紅燒肉，特別是我母親煮的大米飯和燒的紅燒肉，那是我永生難忘的美餐，吃完之後我能展翅飛天。到了美國後我仍然吃米飯，一頓不吃米飯不舒服，兩頓不吃米飯人難受，三頓不吃米飯沒法活。在美國那麼多年，我真還從來沒有一天不吃米飯。即使外出只能吃西餐，侍者問我點哪一種伴侶食物，我脫口就是Rice（米飯），而且吩咐要多一點Rice。平時在家裡就自己煮米飯，一煮一大鍋，可以吃兩三頓。要吃時開水一沖電爐一煮，就做成泡飯。配上毛豆炒鹹菜油煎咸帶魚榨菜豆腐乳，都可以百吃不厭。而且我還喜歡開水泡飯這種簡潔的形式。我現在在一家公司工作，中午時間，我和幾個從上海來的同事聚在一起大吃泡飯，吃得酣暢淋漓。還編出不少順口溜：“泡飯泡飯，中華高尚飲食；愛我中華，不可不吃泡飯。”“工人吃泡飯，領導一切權力大；農民吃泡飯，奔馳汽車開回家；戰士吃泡飯，巡航導彈用手擋；領導吃泡飯，進軍北京有希望；我們吃泡飯，省下美金買樓房。”老闆是個從台灣來的華裔科學家，各方面都已經美國化，見到我們大吃泡飯就慘不忍睹，連連搖頭又苦口婆心勸告我們：“千萬不能吃米飯，米飯是碳水化合物，吃了最容易發胖。還有馬鈴薯。”老闆最後一句話顯然是針對我說的，我不僅愛吃米飯，還特別愛吃馬鈴薯，切絲剁塊怎麼個煮法我都喜歡吃。自然我們幾個不聽老闆的勸告，相反覺得他可憐，整天往嘴裡扒拉著生菜，幾片菜葉子能撐住身體嗎？有一次他病倒了，我們就勸導他：“人是鐵而飯是鋼，不吃米飯腰板不硬。男人腰板不硬就不好辦啦。”老闆無奈的苦笑說我們的話是歪理。
我無法抗拒米飯的誘惑，所以減肥一次又一次失敗。我仍然每頓吃兩碗飯（只是盡量把飯裝淺一點），讓自己充分享受那飯後美妙的感覺。然後飯後多多喝茶，衝涮腸胃裡的積油。早晨和晚上我爭取多活動身子骨，防止身上長肉。至於今後我是不是步父輩後塵中風，我就不去多想。十幾年前當我從祖父住的六號小房間走出來的時候，已經開始以一種平常心來對待死亡。我不僅知道死亡是不可避免，而且認識到死亡並不遙遠。正是因為我對死亡清醒的認識，使我在而立之年就開始熱愛和享受每一天。當然我的享受最重要來自精神方面，來自我對生命的熱愛。當我走完了青年而又走進了中年，中年更使我感到人生的美好。我迫不及待的寫了一首詩高唱中年：你說難捨青年／我說憧憬中年／中年標誌著成熟／中年象徵著豐收／中年是生命的蜜月／中年是歷程的豐碑／中年是和諧的交響／中年是悠然的雲鶴／中年淡泊寧靜／中年大智若愚／中年寵辱不驚／中年微笑人生／當你走向中年／你會感到生命燦爛輝煌／當你告別中年／你會自豪曾經擁有中年。這首像大白話的詩寫得實在不怎麼樣，但是這是我發自內心深處的真實感受。人到了中年，我才真正理解什麼叫成熟。其實也很簡單，成熟就是人到中年以後知道自己能力學識有限，知道這個世界有太多自己做不了的事，這時候你就會減少浮躁而心平氣和，你就會寬容許多人和許多事，你就會感到平平常常才是真，你就會體會“平安是福”這句話的深刻內涵，你就會珍惜每一天甚至每一刻。這就是成熟，成熟使人感覺到生命的意義。我有時候在想，人的感覺非常重要，幸福歡樂如何，痛苦憂愁如何，其實全在於人的感覺。我到了中年以後更加堅定了自己的這種認識。當然，我到了中年以後也開始喜歡回顧自己所走過的路，喜歡上升到抽象的層面來思考一些問題：比如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的根在哪裡？我現在的方位在哪裡？我要到哪裡去？我和時間有什麼關係？我和歷史有什麼關係？我和世界有什麼關係？我和宇宙有什麼關係？等等等等。這些問題深刻或者膚淺，或者貌似深刻其實膚淺，或者貌似膚淺其實深刻，或者幼稚可笑得根本不值得一問。但是我都一樣投入進去想來想去。四十歲那一年，我對我過去作了一次很認真的回顧。那時候我在異國他鄉的美國還沒有找到立足之地，正在為生存苦苦掙扎，為了避免精神的迷失，我必須認識確定我自己，然後我再選擇怎麼走。
我的老家在江蘇海門，我對那塊臨江依海的故土非常生疏。至今只去過兩次，一次是在很小的時候，已經沒有什麼印象了；另一次是護送祖父的骨灰回老家與祖母合葬，那一年我已經十八歲，點點滴滴的印象全部注人心頭。我記得那一天我們一早就離開河濱大樓，乘車來到外灘的十六鋪碼頭，坐上一艘叫“東方紅”的大型客輪，客輪駛出黃浦江又駛入長江，幾個小時就靠到長江對岸的青龍港碼頭。我一直站在甲板上，觀賞兩岸風光和江上船景，想像著祖父和父親當年坐著篷船搖搖晃晃來到上海的情景。父親曾經告訴過我，有一次他坐篷船來上海，船到江心的時候正好起大風浪，船左搖右晃幾乎被掀翻，非常危險。而現在的大型客輪則不管風吹浪打，照樣穩穩噹噹行駛。我們上岸之後乘車來到一個叫夥隆鎮的地方，然後又坐自行車又步行，天黑的時候才回到我的老家。第二天一大早，父親就帶著我到房子四周的田地裡去散步，他指著告訴我哪裡到哪裡過去是我家的田地，我當時感覺到這有點像地主富農回來倒算一樣，很緊張地看看周圍有沒有人，我更緊張的是我祖上居然擁有這麼大片的田地。後來我悄悄的問我姑姑，她告訴我說我祖父的祖父很有錢，曾經蓋了一幢大房子，只是他愛喝酒，有一次喝醉了往草房裡一倒，翻來覆去的時候碰倒了油燈，一把大火把房子全部燒光，從此家業衰敗，一直到我祖父才重振家業略有建樹。我祖母是個小腳女人，留在老家就管著這一大片田地，農忙時就請些村里壯勞力來幫忙打工。我祖父每年有固定的銀元帶回來，因此家境過得去。土改時期評成分，我家本來可以評為富農一檔的，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只評為上中農。這中間是階級的分界線，評上去了就是剝削階級，評下來了就是被剝削階級。在這種可上可下的緊要關頭，我家被敲定為上中農，我想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祖父祖母的人緣關係。祖母信佛吃素，雖然面目嚴肅卻是心地善良；祖父在上海經常接待鄉下老家來客，每次回到鄉下老家，又帶回各種禮物分送鄉親鄉鄰，平時行善積德終於有了回報。這是很重要的回報，如果評上了富農，我家後來的生活就是另外一種景象了，碰到“文革”那種非常時期，難免就要抽筋剝皮。那幾天我跟著父親在老家忙來忙去，特別是在一個冬日融融的下午，父親和姑姑們將我祖父的骨灰裝進一個粗瓦罐裡密封好，埋在我祖母的棺材旁邊，老家就刻在了我的心頭。這可能就是後來人們所說的根。根對人來說是很重要的，有了根就有了底，知道自己從哪裡來，知道自己現在在什麼方位。人如果沒有底，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不知道自己現在在什麼方位，那麼他的精神就會迷失。所以沒有根的人要苦苦地尋根，尋到根的人精神就找到軟床，可以穩穩噹噹地躺下。
我出生在上海，按照屬地說法，算是一個上海人，偏偏在九歲的時候隨家搬遷到福州，所以，我是上海人就要打折扣。我在上海的九年裡，一直生活在蘇州河邊的河濱大樓上，過著不著地氣的生活。我父母親在我四歲的時候先帶著我大哥去了福州，我就被寄養在四樓十五號一對蘇北老夫婦家裡，他們沒有兒女，所以特別喜歡我，我就叫他們外公外婆。我老弟就由我祖父祖母帶養，他們就住在六號小房間。五年以後我父母親在福州已經穩定下來，父親就來上海接我和老弟去福州生活，他們認為自己的兒子不在身邊，感情就會慢慢疏遠。果然，當我和外公外婆離別時，我痛哭了一個晚上，外公外婆也難過了幾天，這更加證明了我父母親的觀點。我記得我們是在冬天離開上海去福州的，我和老弟穿著棉衣棉褲，姑姑分別在我們的棉褲帶上插了一根蔥。那時候，我和老弟已經有點懂事，看到棉褲帶上插一根蔥，感覺到很不好意思，怕被別人看見，一上火車，我們就互相幫助抽掉對方棉褲帶上的蔥。我到今天還搞不懂插蔥的含義，是保佑一路平安的意思，還是說蔥插在哪裡都能活，希望人也和蔥一樣在他鄉異土活得好，或者說蔥象徵著根，你帶著蔥即使到了天涯海角，也要記住你的根。二十八年後，我在一次回上海的時候，曾經問姑姑當年給我們插蔥的含義，姑姑說她想不起這件事。姑姑忘記了，可是我卻牢牢記住了。
我九歲的時候才離開上海，也就是說我在上海過完了我的童年。童年對我具有非常影響，讓我從小的時候就知道人如何在窄小的空間裡生存，讓我在窄小的生存空間裡發展了內心想像的空間。而且六十年代初的那幾年，我在上海天天能吃上米飯，非常幸運的躲過了那場大饑餓。我在童年裡曾經遇到兩次險情，都與死神擦肩而過。一次是在我一歲多的時候，也就是在我幼年的時候，一個冬天的中午，我母親把我放在床上蓋好被子，就到走廊陽台煤球爐上燒飯做菜去了。我躺在床上很不安分，手腳亂抓亂蹬，整個厚厚的大棉被嚴嚴實實蓋住了我的臉。等到母親燒好飯菜回到房間，掀開大棉被一看，我已經是滿臉青白奄奄一息。母親急忙推開窗戶，把我抱到窗口吸收新鮮空氣，很久我才慢慢轉過氣來。我後來聽母親說，再遲一步回房間，我就徹底完蛋。另外一次是在我五歲的時候，帶我的外婆是大樓居委會負責四樓的小組長，這天她帶我到一樓的居委會裡去開會，我就乘機溜到門外面，看見馬路對面的蘇州河邊堆放著鵝卵石，我興奮的跑到馬路對面，撿起兩塊鵝卵石，又悶頭跑回來，剛剛跑到馬路中央，只見一輛小轎車向我衝來，司機已經踩死剎車，車仍然以強烈的慣性衝來，一直到貼著我的身邊才剎住。司機嚇得滿臉鐵青，叫喊著跳下車來，我已經跑進會場躲進外婆的懷裡，就看見司機站在門口對著人群找我。當時我並沒有什麼害怕，成年以後再回想起來就有些後怕，心裡非常感激司機的機敏，保住了我的一條小命。我以小小年紀就在生死線上走了兩趟，也算是見過世面，按我祖父的說法我的命很硬。二十多年後，我剛而立之年，上福州東郊的鼓嶺避暑寫作，同屋而住的是我很好的文壇朋友，他看了我的手掌之後大驚失色的說：“啊呀！兄弟你活不過四十。”我說我如果能活到三十九，也已經淨賺三十四年。我有時候想，人生就像坐上一班車，有的人坐的時間長才下車；有的人坐的時間短就下車；有的人不想坐了跳下車；有的人想坐又坐不了了被抬下車。人人都希望坐車時間越長越好，哪怕沒有座位站著，哪怕擠在角落和踏板上，好歹都在車上。像我祖父那樣，不想坐車了就主動跳下車，還是極少數。如今我對生與死已經有一個很明確的態度：快快樂樂的活，平平靜靜的死。我死後一定默不作聲主動去火葬場，只是我會對我兒子提一個小小的要求，不要放哀樂而放兩首中外名曲。一首是中國的小提琴協奏曲《梁山泊與祝英台》；一首是外國的圓舞曲《藍色多瑙河》。
我剛到美國的時候，就住在耶魯校園的一條丁字路口旁的一幢紅樓上，客廳兼書房的窗戶遠遠對著一所殯儀館，我多少次目睹美國人送葬的場景。風琴彈奏著悠揚的樂曲，人們穿著深色的禮服禮裙，捧著各種鮮花，用加長禮賓車為死者送行，場面寧靜而莊重。因為生者（也包括死者）大都認為這是死者步入天堂又獲得新生，所以人們沒有悲哀也就犯不著痛哭。信教的人所以能安詳甚至幸福而去，就是解決了生死問題，他們確信在人間的死亡就是在天堂的新生。 1999年12月13日下午1點16分，我在西海文的公寓裡修改這部中篇正寫到這裡，就听到有人敲門，我起身去打開了門，就見一個高個披著風衣的金發女郎站在門口，她的身後站著一個同樣高個卻瘦骨如柴的老太太。金發女郎溫柔的對我說：“你好，先生。我叫瑪瑞，這位是我的媽媽。請問先生你的名字？”我告訴了她我的名字，她伸出手來握了我一把，然後指著手上一本塑料小書向我介紹。我用手示意她停說，並解釋我的英語很貧乏，有些聽不明白她的介紹。突然老太太插上來問我：“你是中國人？”我說我是中國人。老太太很高興的從女兒皮包的隔層裡抽出一張一折三的中文紙頁遞給我。我看見首頁上畫著一個人面對著地球，下面是一行赫然問句：“這個世界會繼續存留嗎？”我明白這對母女原來是來傳教的。母女倆跟我握手告別，充滿收穫的愉快下樓去了。我關上門後非常驚奇，怎麼我寫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傳教女士翩然而至？我是個無神論者，既不相信神也不相信鬼，但是我不得不驚奇這件事上的巧合。我展開紙頁讀著上面的文字，因為這世界是否繼續存留顯然與我有關，我就仔細讀下去：“歷史上從沒有一個時代像我們現今這麼時常聽到有人談及世界末日。許多人恐懼世界會在一場核子浩劫中消滅。有些人認為污染會把這個世界毀了。還有些人則擔心經濟混亂會導致人類以龐大的規模互相殘殺。這個世界真的會消滅嗎？若然，這意味到什麼？以往曾有一個世界消滅嗎？”紙頁上說：“挪亞在世的那個極度邪惡的世界被水淹沒就消滅了……只保留了傳義道的挪亞一家八口，從普世的洪水中生還。地球這顆行星和美麗的星空亦得以存留……後來，隨著挪亞的後代繼續增加，另一個世界便形成了。這第二個世界或事物製度一直存留至今。它的歷史充滿了戰爭、罪行和暴行。這個世界會有什麼遭遇？它會繼續存留嗎？”於是紙頁上第二節就開始描述“這個世界的前途”和世界末日的種種“標記”。歸納起來有五種世界末日的“標記”：“一、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現代所發生的戰爭是有史以來規模最龐大的。一位歷史家寫道：第一次世界大站（始於1914年）是世上的第一場總體戰。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破壞力卻大的多。至今戰爭仍繼續蹂躪地球。二、多處必有飢荒。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接踵而來的飢荒很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也發生可怕的飢荒。現今世上有五分之一的人營養不良，每年有1400萬兒童因此喪生。三、地要大大震動。自1914年以來，每年死於地震的平均人數大約相當於以往各世紀每年死於地震的平均人數的十倍。1920年，有20萬人在中國喪生；1923年，日本有近10萬人死亡；1939年，土耳其有3萬2千多人喪生；1970年，秘魯有6萬6千多人喪生；1976年，中國有24萬人傷亡。毫無疑問，地的確大大震動！四、多處必有瘟疫。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有2100萬人死於西班牙流行性感冒。《科學文摘》報導說，歷史上從沒見過死亡以如此猛烈迅速的方式打擊人類。自那時以來，心髒病、癌症、愛滋病以及其他傳染病奪去千千萬萬人的性命。五、不法的事情增多。自1914年以來世上充斥著種種罪行和強暴。在許多地方，人們甚至日間在街上行走也不感到安全。晚上人們則躲在重門深鎖的家裡不敢外出。”紙頁上最後歸納總結說：“這意味到世界末日已迫在眉睫了。但值得慶幸的是，屆時會有生還的人。聖經宣告這世界……正在消逝之後，接著應該說，實行上帝旨意的人要永遠生存。因此，我們必須認識上帝的旨意，並且切實遵守。這樣，我們便能夠渡過這世界的末日，在上帝的新世界里永享無窮的幸福。”我第二天去公司詢問一個正在信教的同事，他說，她們是上帝派來的。我請他能不能詳細解釋一下。他說，這沒辦法解釋，我也解釋不了，反正，他們是上帝派來的。我同事說這些話的時候很真誠，而且我也很相信他的真誠。我默然無言，生活中很多事情沒辦法解釋，就像我有時候也沒辦法解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