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桑·史塔勒特
文學作品中最逗人的關於贗造的敘述——這是藝術之中最卑鄙最危險的一種——乃是歇洛克·福爾摩斯先生在《六個拿破崙》最後數頁所提到的。
老行家應該記得那段插話的當時環境，使得著名的波爾齊的黑珍珠得以尋獲的……
“華生，將珍珠放入保險箱中”，那偵探說，當一切完畢之後，“並將關於康克——辛格東贗造案的文件拿出來。再見，李斯特拉。如果你發現任何小問題，只要我能力所及，我十分高興在解答上貢獻你一些意見。”
但是這就是我們所能知道的關於康克——辛格東贗造案的一切。這真可惜，我們對於麥克費爾遜與威廉·亨利·愛爾蘭，知得比康克——辛格東更多，我們不知道他究竟是何許人，所贗造的是什麼東西。我們甚至不明白他究竟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他的名字倒有點像是一位莎士比亞作品註釋家。
老朋友華生！在他那未整理出來的筆記堆中，不知有多少這類案件使我們永遠失之交臂了。我們還是為了已經知道的向他致謝罷。
但是我們不難明白歇洛克·福爾摩斯對於收藏在他保險箱中的這些文件所感到的興趣。一個贗造品的問題其中含有一種錯誤的魔力；這真可惜，他不曾有機會視察一下，許多年以來震動了文學世界安靜的一些驚人的欺詐行為。僅是關於莎士比亞這一部門的研究，就要使他忙碌數十年。關於版本方面的研討會害得他發狂。
現代文學贗造案之中最吸引人的，乃是一九三四年由卡德——波拉特二人所揭露的那些；這回大暴露的迴聲，依舊還可以在任何關於藏書的談話中得到反映。對於約翰·卡德與格萊罕·波拉特二人的工作，福爾摩斯也要表示他的欽佩。他們的著作，《關於某些十九世紀小冊子的性格的探討》，可說是世上有名的偵探故事之一。在那些引人入勝的篇幅中，大約有三十多種小冊子，都是在藏書家之中被認為稀覯的初版本而且售價高昂的，被指出都是由一個贗造家的巨擘所經手贗造問世的。這一批初版本的書目，許多都是文學上的名著，包括白朗寧夫人的《葡萄牙短歌》，拉斯金的《芝蔴與百合》的一部分，丹尼遜的《亞述王之死》，斯蒂芬遜的《論森林的溫度影響》，狄更斯的《黃昏的讀物》，以及史文朋、華斯華茲、艾里奧特女士、摩里思、羅賽諦等人的各種次要作品。除這之外，還有二十多種其他的小冊子也有很大的可疑之點。不過，我們該記住，這些作品的本身並無問題；所贗造的乃是那些所謂“初版本”。
被分析的冊子共有五十四種，都是用一種極費時間和精力的檢驗手續，並且對於製造的細節，如字型和紙張等，特別予以極縝密的注意。研究者的探索方法——對於製造原料的精密研究——其新穎之處好似將那個巧妙的贗造家所用的方法擺在他們眼前似的；於是就產生了我們這時代少見的一本書。可惜的是，它不曾提出那個贗造家的姓名；但是看來那兩位作者心目中已知道這人是誰，並且使得本書的讀者讀了之後，對於所推測的對像也無庸懷疑。
但是我們要記住，這些贗造品都是異常精巧的。它們都是在一個顯然對於書志學科學訓練有素的人指導之下製造的；一個有修養的人，一個學者。
他們的偵查工作，需要在各方面與贗造者相等的耐心和學識。但是並非所有的文藝贗造品都是如此的。再沒有像費拉恩·路加斯對於那位天真的法國數學家，密歇爾·車司里斯所施行的欺詐行為那麼大膽的了。這個贗造家的全名該是費拉恩—丹尼斯·路加斯，他是一個受教育不多，但是非常大膽和有自信力的人。他的犧牲者是當時著名的幾何學家之一。差不多繼續有十年之久，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七○年之間，路加斯偽造了許多已死的名人的書信，當作真的賣給車司里斯。據統計，這位學者在那許多年代之中，曾先後收購了從這同一多才的筆尖下產生的文獻達兩萬七千件之多，並且耗資至少十五萬法郎。
這些書信都是——說得和緩一點——非常稀奇的。其中有二十七封是莎士比亞寫給若干友人的，又有幾百封拉布萊和巴斯加的信；但是這些還是這批收藏之中次要的東西。那真正的寶貝，據車司里斯向他的友人所示，包括有使徒路加與凱撒大帝的通信，以及莎孚、維吉爾、柏拉圖、普林尼等人的書信，亞歷山大大帝與龐比伊的通信。但這兩位的信件的光彩，卻給更出奇的克萊奧巴特娜寫給凱撒大帝，談論他們的孩子西賽里安的一封信，拿撒肋寫給使徒彼得的一張便條，瑪麗·瑪嘉達蓮寫給布根地皇帝談閒天的信所掩沒了。這一切的信都是用現代法文寫的，這對於它們的購藏者也許顯得更加動人。真的，這至少使他，贊起來更為容易。
我猜想路加斯正擬將耶蘇登山寶訓的原稿——用法文寫的——或類此的荒誕東西賣給車司里斯，但是恰在這時被揭穿了。可是那位著迷的數學家至死都在辯護他的寶藏不是贗造品。
與費拉恩·路加斯相類的是亞歷山大·哈蘭·史密斯，被稱作“古董史密斯”的，他曾經使蘇格蘭市場充滿了贗造的詩人彭斯的原稿；後來卻因了他的聰明誤用而忍受了十二個月的苦工監。
這裡似乎應該順便提到一個大不為人知道的故事，而且是另一種性質的。這牽涉到一個名叫茂萊甘的愛爾蘭人——康杜克的詹姆斯·茂萊甘，曾經任過美國駐薩摩亞島的總領事，他的任期恰與洛伯·路易斯·斯諦芬遜在該島住的時期同時。因了是這位蘇格蘭小說家的友人和崇拜者，茂萊甘曾經吞沒了傑克·布克朗的一本書，這人就是“破般賊”裡面的“湯眉·哈頓”的本人。這本書經過作者親筆簽字，恰恰是布克朗藏書室所有藏書的一半；總領事將這書借去，始終打不定主意將它歸還。幾個月之後，它的所有者要求他歸還，以便轉給一個偶然認識的友人。
這故事的下文由茂萊甘自己說罷。 “他使得我寢食不安”，總領事敘述這段插話，“我表示我已經將它遺失了。可是他不肯相信我的表示，後來竟堅持非還不可。這時，幸虧他的情人，一個漂亮的半淪落的名叫麗賽·莊士敦的姑娘，正熱中於名人墨蹟的蒐集，表示她想要克里夫郎總統的十二張親筆簽名；傑克提議，如果我能夠供給這些簽名，他可以放棄索回這本書，並且由我保有。當然，茂萊甘結束這敘述，“我便將簽名給了他”。
將這有趣的逸話加以註釋，未免有點煞風景：我希望，這事的關鍵已足夠令人一目了然。
除了卡德——波拉特的揭發之外，近年被人最廣泛談論著的贗造案，怕是那些和程·東姆夫人名字有關的了，這些人物簡直就像活生生的從巴爾札克書中走出來似的。
一年多的時間，這個有名的案件激動著愛書家，終於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鬧上了英國法庭。被牽涉的作品是一個劇本，《為了皇帝的愛》，由英國書店繆塞姆所出版，據說是奧斯長·王爾德作的，但是這假定卻為王爾德作品研究專家克里斯多夫·密拉特氏所竭力否認。這書所根據的原稿來自程·東姆夫人處，她本是一位緬甸律師的孀婦，據他說這劇本是這位愛爾蘭戲劇家於一八九四年特地為她寫的。這位奇特的人物，本來名叫瑪貝·科絲格羅芙，在訴訟時卻被稱為烏德好斯·比爾斯夫人，她自稱有一時期曾與王爾德的大哥“威廉”訂過婚，並且多年與王爾德在愛爾蘭的家人相識。當她與程·東姆結婚之後，有一時間曾在緬甸住過；據她自己的自白，正是由於她寄給王爾德的這些“本地風光”，這才驅使他寫了這部緬甸的童話劇《為了皇帝的愛》。
程·東姆夫人的儀表，恰和她的經歷一樣令人驚異。她是都柏林、倫敦、巴黎文藝圈中一個著名的人物，她的碩長的身材，穿了一件博大的黑色長袍，頸後翹起高高的黑領，每到一處就立刻吸引人家的注意。為了更使別人對她注意，每逢出外時，她總要攜帶一隻燦爛的翠綠色的鸚鵡停在她的肩上或彎曲的手臂上。這只出色的鳥，據說能夠以使人吃驚的熟練英語和法語交談；在巴黎，程·東姆夫人曾被人稱為“鸚鵡夫人”。她的態度隨時都是令人同情的，她的風致和智慧也值得令人注意，她有很多的朋友和熟人。
這劇本是經過英美雜誌發表後，於一九二二年十月由繆賽姆書店出版的。王爾德研究專家密拉特，他以筆名司徒·馬遜為人所熟知，於一九二五年夏天捲入了這案件。程·東姆夫人這時正被人稱作烏德好斯·比爾斯夫人，正企圖將六封“十分有趣的王爾德書信”以廉價售給密拉特。這些書信，經過檢視之後，密拉特表示都是贗造的；並且為了懷疑《為了皇帝的愛》也是相類的東西，他與這書的出版家接洽，請求允許他檢驗一下這書的原稿。結果發現原稿乃是由打字機打的稿本，附有據說是王爾德親筆的修正；但是密拉特宣布這部作品全部都贗造品。他更指斥那些修正之處乃是馬德好斯·比爾斯夫人的手筆。後來，他為了這問題寫了許多通信給好幾家倫敦的報紙，可是這些報紙都拒絕發表，他後來又將這些信件收集起來印了一本小冊子散佈。在這一切經過之中，他都是很仔細的表示他的信任，認為出版家的行為是無疵的，不過是上了當而已。但是後來在他分送給各書店的招貼上，其中有些不幸的詞句惹出了是非，使得繆賽姆書店以毀謗名譽罪向他起訴。在證人台上，小說家F·V·路加斯供述他曾經為書店審閱過這部原稿，他至今仍相信這是真的作品。
另一個原告的證人回憶程·東姆夫人第一次拿原稿來的情形說，“她似乎有點怪僻”，他承認，“她的肩上有一隻鸚鵡”。原告的律師向密拉特恭維了一陣，承認他作為王爾德專家方面的盛譽，但是堅持他一再反對這劇本實是一種偏見，並且並無佐證足以證實這是贗品。最後，法庭判原告得直·密拉特以言行魯莽被判罰款。這事不久之後，他便逝世了，精神潦倒，他的朋友們都認為是由於這次判決結果所致。
那個一再被指責贗造罪的婦人，卻始終不曾向密拉特採取什麼行動。在密拉特的指斥以及其後毀謗名譽案的高潮中，有人設法尋找她這個人，好久不曾尋到；後來被發覺她正在監獄中，因了偷竊罪被判監禁。
有兩件屬於贗造文藝作品的古典的例子，一篇關於這題目的文章漏了它們便不能算完全者，乃是查特頓與帕撒瑪拉沙爾（Pralmanazaar）；後一位先生的大名有許多不同的拼法，但是因了這根本就不是他的真名，因此多一個A 或少一個A 實沒有什麼區別。查特頓的案子是很淒惻動人的，關於這已經有很多文章寫過了。感情衝動者說他是一個“傑出的孩子”，從他的詩中尋出天才的證據——這確實是可能有的——但是也許由於他青年自殺，使得他在人們的眼中看來比他實際上更加動人了。
湯麥斯·查特頓是一個不幸的貧困的學校教師的不幸遺腹子，在十四歲時就開始了他的可憐生涯，企圖用贗造文件來證實布列斯託的某一個錫匠是貴族出身。他用彩色墨水和一些古羊皮紙完成了這件工作；他所贗造的門閥紋章譜牒使得那錫匠非常高興，竟送了他五先令作酬報。這時正是一七六六年。這事稍後，在當地一位律師處為學徒，他又偷暇杜撰一些驚人的文獻，假託是有關古代布列斯托歷史的，竟使英國這一部分的考古家受了欺騙。於是，從此以後，他又不時拿出一些詩歌，都是用古文寫的，假託是一個名叫湯麥斯·洛萊，一位中世紀牧師的作品；這些寫在古羊皮紙上的原稿，他表示是在一隻教堂用的古櫃裡發現的，這只櫃子放在教堂樓上一間小房裡久已被人忘記了。在那些一時被這發現欺矇了的人之中，還有那著名的荷拉斯·華爾波耳；但是結果這“傑出的孩子”終於喪失了信用。他到倫敦去，嘗試文學寫作生活，但是不曾成功，最後——潦倒，絕望，餓著肚子——便在從一位安琪爾夫人家租來的房間內服毒自殺。他這時還未滿十八歲。
對於湯麥斯·查特頓，實在只應該寄予同情。雖然直到最後，他還堅持表示他並非“洛萊”詩歌的作者，但這事實在已經不必再懷疑了。據說：他本來的用意，乃是想當世人對這些詩歌一致讚揚時，他就走出來除下那用來吸引人注意的面具，這也許是真的。但是華爾波耳的譴責使得這冒險行為無法繼續，使他不得不回復自己的面目，並且獲得悲劇的下場。他寫給他母親和妹姊的那些愉快勇敢和說謊的書信，當他自己在倫敦連麵包都沒有的時候還寄禮物給她們，實在都是文學上最動人的文獻。雖然是他指出了贗造，但是華爾被耳在這次事件中並不怎麼得人擁護；而他後來對於自己處置這詩人所作的辯護——其中細節至今還不明白——也不曾使他有何收穫。他未免過於苛刻，說查特頓“對於文體以及手技的模仿的技巧。我相信，可能引誘他趨向偽造更簡易的散文，錢財票據”。這些話未免過分，因為說這話的人他自己就是那著名的《奧特蘭托蘭古堡》的著者，在序文上曾說明這作品乃是發現自“英格蘭北部一家古老的天主教家庭的藏書樓中，於一五二九年在奈不勒斯用黑體字所印”。
喬治·帕撒瑪拉沙爾，一般都這樣稱呼他，至今還是一個神秘的文人。
他的一本書，《台灣的歷史與地理的敘述，一個臣服於日本皇帝的海島》，於一七○四年在倫敦出版，使他引起人們相當的注意。接著他又出版了《一個日本人與一個台灣人的對話錄》；而在他一七六三年逝世時，這時已屆八十四歲高齡，他更留下一部回憶錄，這書可說與他以前所寫的東西同樣荒唐。
如果以這書為根據，他該出生於法國南部某處，約在一六七九年左右，曾在一座多密立克教派的僧院中受過教育，因了不守規則，後來從其中逃了出來。
為了繼續做一個匿名的歐洲人，既麻煩同時又不安全，那回憶錄說，因此這才異想天開，使他最後出版了他那全然捏造的台灣歷史。
看來一個名叫威廉·殷尼斯的人，這人乃是軍中牧師和出名的流氓，似乎同這發展有關。至少，乃是由於殷尼斯的勸說，帕撒瑪拉沙爾才領受洗禮，並且被引誘自稱是一個歸化的台灣人，而且也是由於殷尼斯的協助，他才到了倫敦，得以將他的聰明繼續大顯身手，為了完成他的冒險行為，這騙子竟真的造了一種台灣方言，並附了文法規則和二十個字母。為了將他的島國文字加以運用。他竟印了所謂台灣文的“公禱文”，“使徒信經”以及“十誡”，不過都是用拉丁字母拼音的。他甚至還出版了一本小小的辭匯，以及那些有意去觀光這個神秘海島的人們參考之用。
這全部都是胡謅；但是由於他的支持者的好奇心以及他的反對者的懷疑向他所作的嚴厲的盤詰，使他自己不得不記住這一切。他時常要回答一些換一個心靈稍為遲鈍的人便要被難倒的問題。
這本書的插畫也相當出色；這其中包括著祭壇和烤架，根據書中所說明，要在這上面燒烤兒童的心臟，在一年的祭禮中要需用一萬八千名；還有太陽、月亮、星宿的各種祭壇；水上的村莊，葬禮行列，皇室用的服飾；以及全部錢幣，這對於帕撒瑪拉沙爾倒很方便，因為這時很少人知道這區域的錢幣是怎樣。這書中的歷史和地理部分，有不少抄自別的著作；但是大部分乃是純粹的杜撰，而且時常杜撰得非常出色。還可以附帶一說的，乃是帕撒瑪拉沙爾又捏造了一些全新的宇宙志。
這是一種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情形，而且這個贗造家的天才，以及他的記憶力，一定有些時候會受到很嚴重的考驗。但是他居然能混過了一些時。
甚至有人在發起一種為他募款的運動；由康普登主教以及其他教會中人出資，他在牛津大學消磨了六個月，向一些有志去傳教的學生們教授“台灣語文”。當然，到了最後，他終於被揭穿了，而且有一時期成了被嘲弄的箭垛。
後來，他默默無聞地隱居起來，似乎就寫了那部身後出版的回憶錄。在他的暮年，約翰遜博士總是在老街的一家麥酒店裡，同他坐在一起談天；派奧基夫人在她的《逸話》中曾經敘著：“他對於一種麻煩的疾病所表示的順從和忍受，完成一個足資榜樣的死，使他品性所造成的深刻的印象得以加強在博士的心上。他對於當時文壇所作的最後的貢獻，其書名可說謙遜已極：《我的最後意見和囑咐，一個被一般喚作喬治·帕撒瑪拉沙爾的可憐而毫不足道的人物》。書中供述了他的贗造案——“那個卑劣的欺騙行為”——並請求上帝和世人厚宥他寫下了這個。其實，世人對於他的裁判倒並不怎樣苛刻。
這位偉大的博士對於另一個欺詐者的意見，就沒有這麼寬恕。關於麥克費爾遜以及奧賽安欺騙案，已經有了很多文章；但是其中最能引人入勝的，恐怕無過於博士對於詹姆斯·麥克費爾遜的見解了。
那是在一七六一年——帕撒瑪拉沙爾模範的死之前的兩年——出版了一篇題名“芬格爾”的史詩，引起了比台灣的謊話更猛烈的爭辯。這篇詩之後又出版了別的，據稱都是自古代詩人奧賽安的賽爾特語原文譯出，由一個名叫詹姆斯·麥克費爾遜所譯。出版之後就引起很大的懷疑，在許多人的眼中，都認為這些詩是很淺顯的疏忽的贗造品。當時的麥克費爾遜，一個很自負的自我主義者，便大為發怒，威嚇他的批評家，但是因了拒絕拿出原文，只有愈加證實了一般人的懷疑。事實上，他始終不曾拿出原文過；於是這種爭辯就從十八世紀的末年，很酷烈的一直繼續至十九世紀。也許這問題將永不能圓滿的使得每一個人都滿意的解決；但是一般的見解傾向，在今日恰如在當年一般，是對於麥克費爾遜不利的。一般的意見是，他也許偶然獲得若干零星的原文，他就以此為根據贗造了那些公之於世的欺人東西。
約翰遜，他對於要說的話從來不肯吞吐其辭的，公開指責麥克費爾遜向人欺詐，於是就即刻從這個好戰的詩人那裡獲得挑戰的回答。但是這一場決鬥始終不曾實行。約翰遜只是買了一根粗大的橡木手杖以防萬一，並且對於這邀請回了一封至今尚為人引用的信：
“詹姆斯·麥克費爾遜先生：
我收到了你的愚蠢而魯莽的信件。凡是投給我的侮辱，不論如何，我必盡力回報，我自己無能為力者，法律亦必為我盡力。我決不會對一個惡漢的恐嚇而有所懼畏，因而中止我對於一件我認為欺騙行為的偵察。
你要我撤銷。我有什麼可以撤銷呢？我自一開始就認定你的著作是一種欺騙。我仔細思索，愈加肯定它是一個欺騙。為了這個原故，我將我所知道的公之大眾，我想你決不至反駁。
不過，無論我怎樣鄙視你，我仍尊敬真理。如果你能夠證明你的作品是真的，我可以接受。我藐視你的憤怒。至於你的能力，因了你的作品並不怎樣令人欽佩，以及我所聽到的關於你的品行，使我將不顧你要說的是什麼，只注意你能證明的是什麼而已。
如果你高興，你可以將這發表。
撒彌耳·約翰遜。 ”
這封信，據約翰遜在給鮑斯威爾的一封信裡說，“結束了我們的書信往還”，這也許是一種可以理解的發展。
後來遲至一八一○年，始有一篇報告出版，披露蘇格蘭協會為了研究所謂奧賽安詩歌的來源和真實性所作的調查的結果；這時有一些據稱是原文的片斷出現了。但是委員會所能作的最好的解說，乃是麥克費爾遜將一些古舊的歌謠和故事，加以自己鋪張的穿插，構成一種集錦——一種東拼西湊的東西。從今日看來，為了這個老混蛋，雙方所花費的筆墨可說已經太多了，而奇怪之至，這個傢伙躺在威斯敏斯特大寺裡，竟以指斥他為恐嚇的那位著名的辭家相距只有數尺之遙。
與莎士比亞的偉大的名字有關贗造案是相當多的；要談論他們，幾乎需要一大本書，而且事實上，為了那些好奇的人士，這樣的一本書業已存在，——真的，一共有好幾種。不過，在那些出色的偽託的莎士比亞作品之中，顯得最大膽的乃是那兩位愛爾蘭氏，父親和兒子，以及約翰·派尼·柯利爾的出產。說來湊巧，愛爾蘭氏施行欺騙的時代，也恰是我們發現查特頓、帕撒瑪拉沙爾，以及麥克費爾遜諸人贗造品的那個同一豐收的時代；這就是說，十八世紀的下半個世紀，是一個適合大小混蛋的豐腴時代。
那是一七九六年，撒彌耳·威廉·亨利·愛爾蘭氏出版了一冊，據說與莎士比亞生活有關的贗造文獻；但是在這畫出版以前，他們已經為這些東西熱鬧了一陣。事實上是，在一七九○年，它們就已經露面，到了一七九四年，它們更層出不窮——契據、信件、簽名、折字體的詩句、愛情詩、合同——使得它們在諾爾弗克街的展覽會，獲得不可思議的成功。群眾蜂湧著去參觀這麼一大批珍異的收藏品，當代有聲望的考古家都簽署證件，表示他們承認這些文獻都是真的。在一張證書上簽名的人之中，鮑斯威爾也簽了他的名字，他在未簽名之前，曾經跪下來感謝上帝使他能目睹這樣的發現，“我現在可以瞑目了”，在狂歡之下，他這麼喊道。
但是瑪隆，當代著名的莎士比亞研究權威，他的關於莎士比亞的著作和原稿的存在理論，多少曾有助於愛爾蘭氏的贗造計劃，當那些收藏品印成書之後，便揭發其欺詐；後來，年輕的愛爾蘭氏終於自己承認了。在他的自白中，他竭力想開脫他的父親，他是這書的編輯人，曾經同謀騙人。不過，在大家嘩然聲中，這贗造品卻不曾影響生意，於是一部很壞的劇本，《伏爾地根姆》，據愛爾蘭氏說是莎士比亞寫的，竟由希萊頓與克姆貝二人在丟威郎上演。
約翰·派尼·柯里爾的贗造案，就更為精巧，使得莎士比亞學者也更為惶惑，因為柯里爾是一位有才乾和權威的伊麗沙白時代的學者。
他的產品——自一八三五年延至一八四九年，其中包括寫在一冊第二版的莎士作品上面的原稿修改——由於他的喧赫的聲譽的支持，非常值得喝采。如果他高興將這些東西當作是他自己從謬誤的版本中所得的推論和結論，看來其中有不少將為人所接納，並且將成為標準的註釋，但他不曾這麼做，因此他的名譽受了很大的損害，而這個插話的影響，使人對他許多重要的作品也不再信任。
勒威斯·西奧鮑特與喬治·斯諦芬斯二人，也是那個冗長的莎士比亞專家名單榜上有名的人物，這些人都是因了對於自己的任務過分熱中，曾經使得他們越過一切危險的信號，最低限度走近了犯罪的幻想主義邊緣。
很顯然的，文藝贗造案的動機，有時太複雜，不容易理解；但是從柯里爾的案件，以及其他幾個失足的著名學者的情形看來，似乎有一種變態的忠忱——最低限度是崇拜——應該為他們這種行徑負責。當然，再加上相當的利己主義。有時，純粹的狡猾也有份；或者甚至是陷害，因為學者們向來彼此之間就沒有同情的。不過，有許多例子，其動機並不難獲得。
這種解說似乎可信，就是，年輕的愛爾蘭氏——一個十九歲的孩子，才能不及查特頓一半——在一種諷嘲性質的戲弄精神之下開始他的活動，他要試看為了尋求古物，冒昧的輕信態度可以發展至如何限度；而查特頓的案子更明顯可見：他希望有人能注意他那若是當作自己的東西發表便無人過問的詩歌。從一般說來，貪婪不免是大部分文藝欺騙行為最基本的動機，正如其他一切贗造案一般。
不過，忠忱的動機也不應加以忽視；這可以從一些早期的文件紀錄的贗造品上看出它的最好的例子：如為了教會、宗派或教條的原故而縝密製造的贗造品。
那些真偽難分的記事書、福音書、使徒行傳、啟示錄，以及新約中的各篇書信，乃是一批驚人的重要的文獻；但是在最後分析之下，它們都是贗造品；這裡無法詳細的敘述；關於研究這問題的書籍已經汗牛充棟。但是我們至少要將那些書信之中的一封加以引用。一般的經文讀者，也許現在是第一次讀到它。將要惋惜不得不將這些可愛的章句歸入假見證的地獄中。下引的一節據說是一部古稿本的一部分的譯文，是一封信，是當基督教降生傳道的初期，由耶路撒冷的總督普比利奧斯·郎吐魯斯寫給羅馬議會的：“在近來這些時候，這裡出現了，並且還繼續存在，一個名叫耶蘇基督的有大能力的人，一般民眾都稱他作真理的先知，但是他的門徒們卻又稱他作上帝的兒子，能夠使死人復生，醫治疾病，這人身材中等，儀表端正，具有一種能令人敬畏的容貌，使得望見他的人對他又愛又懼；頭髮的色澤是一種未熟的榛實色，直到耳畔都是平直的，但是從耳下就彎曲成捲，並且色澤更黑更光亮，披拂到他的肩上；發式按照拿撒勒人的方式，在頭頂中部分開；眉宇光鮮寧靜，一張絲毫沒有皺紋或瑕疵的臉，略略一點色彩（紅色）就使他十分美麗；鼻子和嘴也無絲毫缺憾可尋；具有同他頭髮色澤相同的絡腮鬍須，不過不很長，在下頷處略有分歧；表情簡單熱諳，眼睛灰色，閃閃有光而澄澈；斥責時使人生畏，訓誡時則又慈樣可愛，愉快但是保持莊嚴；他有時會哭，但是從來不笑，身材碩長修直，手和手臂都美柔可愛；說話時嚴肅，含蓄而且謙遜（是以他很正確的為先知們所稱道），比人們的孩子還更柔美可愛”。
還有其他幾種現存的這類經文，彼此雖有相當的差異，但是都顯然是根據一般相傳的耶穌容貌而寫的。 “不用懷疑”，M·R·詹姆斯博士說，“一定是面對著一幀這樣的畫像寫成的”。詹姆斯博士斷定這種虔誠的杜撰出於十三世紀，並且認為是在意大利編造的。沙爾美爾博士，一位更早一點的專家，說這贗造品該由一個法國拉伐爾人名叫胡亞特者負責。
其他真偽難分的信徒書翰之中，這些都是為學者們所熟知，並為他們所指責的，還有那些據稱是耶穌和他的一些同時代人的往來文件，以及西尼加與使徒掃羅的通信。在更廣闊的關於歷史上和政治上的欺騙行為領域中，那些贗造的信件和文獻，以及相類的用來欺騙某一個人或一個國家——時常就是他的後代——的文字，是無法統計並且不勝揭發的。在這廣大的欺騙部門中，純粹的屬於文藝的贗造品僅佔極小的一個角落。不過，有時這兩者會合而為一，於是在收藏家的書架上，就會增加一本如那著名的《伊康·巴西奈基》之類的作品，這是由保皇黨所散佈，用來引起民眾對於英國查理一世惋惜的。 （譯者附註：《伊康·巴西奈基》〔Eikon Baislike〕意譯為“皇帝的影像”，是高丹博士於查理一世被殺後所出版，據說是查理在獄中所作的感想錄。出版後頗為當時民眾所信仰，曾出至四十七版，以至國會不得不撰文對這偽書加以駁斥。）
很少文藝事件曾經引起過這麼多的討論和爭辯的。皇上系在一六四九年一月三十日受刑，但是在次日——是極端秘密的——這本書就出現在國人之前。它宣稱係出自查理一世本人親筆，是他對於自己統治期內重要事件的感想的忠實表現，以及在拘禁期間由回憶所引起的虔敬的思想。這書的流傳目的是想構成一種對於這位尊貴受難者的同情，它果然獲得了這效果。這書在第一年就印了五十版！並且被譯成多種文字，包括拉丁文在內，人們對了這書下淚，到處都被人熱切的讀著，辯論著。這書究竟是誰寫的，至今還議論未定，雖然在“王政復古”之後，有一位薩賽克斯郡波金地方的牧師，名叫約翰高丹的，曾出面自承是他的手筆。不過，他的要求是在相當秘密之下提出的，後來為了作為使他繼續保持秘密的代價，他得了愛克斯特區的主教職。
其後，他埋怨這區域過於清貧，又被調到更富足的瓦爾士打區。但是說高丹是《伊康·巴西奈基》的作者，實在沒有什麼充足的理由；相反的，若說他不是這書的作者，理由倒很充分。也許，這位機警的上帝的牧人，聽到機會來到他的門前，並且聽到它的叩門聲，他的要求酬報可說本身就是一種欺詐。
更有可能者，這書確如它的內容所示，是查理一世本人寫的，但是密爾頓及其他等人都不贊同這見解。
不過，無論從那一方面說，這裡面一定牽涉著一宗值得注意的欺騙行為。
在一大群騙子的名單中，還應該提到費特波的安尼奧斯的名字，他是多密立派的僧人，是亞歷山大六世的神宮的主管人，他出版了十七冊的古物研究，捏造發現了桑訶尼安拉、瑪力梭、比洛斯奧斯等失傳的作品；還有約翰·費拉，那個西西里的冒險家，他在十八世紀末年，宣稱擁有失傳的《利未記》共十七卷，系用亞拉伯文寫的。在這一雙例子上，十七這數字，似乎是一個用得很妙的數目。結果這兩個人到底都被揭穿了，可惜安尼奧斯在不曾有機會自白之前便已逝世。至於那大膽的費拉，開始是滿身榮譽，然後為自己的破綻所洩漏，終於受到監禁的處分。
但是贗造家的名單是寫不完的。只有一位偉大的古典文藝學者，才有資格敘述關於古代文藝欺詐行為的複雜的歷史。似乎不少古時有名的名字都曾經先後蒙上過雲翳。荷馬曾被人指為是一個婦人，是一種集體寫作，是一部選集。 《安拉貝塞斯》究竟是塞諾芬的作品，還是狄米斯托奇尼斯的作品呢？
耶穌基督的歷史的真實性，有一部分全依靠約瑟夫的一行書；但是這一行卻有人認為是加添進去的贗造品。還有，究竟誰是的作者呢？
要檢查贗造的原稿，贗造的著作，以及過去著名作品中的贗造的章節和贗造的添注，是一種專門學術的工作；而這種搜尋工作的歷史，可說是我們這時代的偉大偵探故事之一。也許一切都是可疑的。但是有一點卻十分清晰。
文學中的贗造行為，幾乎同文學本身同樣的古老。也許它們彼此之間僅有一小時的距離。在創造的腳跟之後，緊接著就出現了模仿，然後便是贗造。而每一個莎士比亞都有他的捉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