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原稿遺失的故事
克里浦·鮑台爾
失去一部書的原稿，有些象失去一個孩子一般。這種損失似乎是無可補償的。為了構成一個意念，使它成型可以傳之後代，有時要花費幾個月，甚至幾年的細心工作。然後打擊來了——有時由於意外，有時由於疏忽，或者全然屬於惡運——那原稿被毀了，於是全部創造工作必須再開始一次。幾乎每個人都聽見過托馬斯·卡萊爾的《法蘭西革命史》第一卷的悲劇的命運。
但是卡萊爾忍受了這打擊，站身起來，再寫一遍，並且由此獲得名譽與成功。
而且《法蘭西革命史》並非是初稿遺失之後重新再寫一遍的唯一的一本名著。
為了明白起見，我們不妨再回顧一次這熟知的意外事件。卡萊爾寫完第一卷之後（據湯森·斯寇德所寫的這位史學家太太的傳記《絳妮·威爾布·卡萊爾》），就將它送給約翰·司徒·密爾去校閱，希望他能指出修辭上的小疵。
那是一八三五年三月六日下午的喝茶時分，密爾突然到訖利街五號去拜訪卡萊爾，向他揭露了心痛的消息：密爾家中的一個僕人將這本原稿當作是一堆廢紙，將它用來生火，僅剩下了一兩頁。
“這真是一件從來不曾有過的事情”，密爾呻吟著。
“有過的”，萊爾回答道，“牛頓和他的愛犬金剛鑽”。
卡萊爾並沒有記札記，但是他毫不停留的就去著手他這時正擬從事的第二卷的第一章，不久再回頭來補寫前面的材料。他寫得很困苦，但是他發誓說，雖然有這樣的挫折，這書將不失是一本好書——果然如此。
卡萊爾所提起的伊撒克·牛頓爵士的事，是關於另一件有名的但是也許是傳聞的損失。據一般傳說，牛頓爵士將他暮年生活紀錄的原稿，放在桌上的蠟燭台旁邊。他的愛犬金剛鑽，在桌旁跳躍嬉戲，一不小心將燭台打翻，將原稿燒了起來。達觀的牛頓爵士，對之只是搖頭嘆息。
“唉，金剛鑽，金剛鑽”，他向它說：“你真不明白你闖了怎樣的禍”！
歷史並未記敘是否有人設法滅火，或是牛頓又再寫一次的話。
著名的戲劇家莫里哀，在一次類似的情況下，曾使自己怒不可遏。他翻譯路克里地奧斯的作品已近完成，他的一個僕人卻擅自將一部分的原稿用作莫里哀假髮的捲紙。在一怒之下，這位戲劇家竟將剩下的原稿全部拋入火中。
也許，一切的哲學家到了年老之後都變得有點馬虎，或者他們對於家庭管理天生是一個可憐的判斷者。卡萊爾與牛頓事件，可說正是哲學家阜明·亞保濟特，現在已被人遺忘的牛頓的友人和同時代者，所遭遇的事情的重演。
用當時流行的語言來說，“一個頭腦簡單的鄉下的女僕”，心想“將他的東西收拾一番”，將他書桌上的全部紙張都拋入火中。這包括著他四十年辛苦工作的成果。但是亞保濟特先生卻冷靜的又從頭去做。
當你想到史惠夫特的雄辯的《浴桶的故事》，於一七○ 四年出版後所引起的騷動，你也許忍不住要驚異這位作者曾經使他的原稿經過怎樣的危險。
嚴酷的史惠夫特，對於早年所出版的一切諷刺作品，從不使自己直接和書商——出版家辦交涉。對於《浴桶的故事》，他為了要竭力保持自己的匿名，竟從一輛行動的馬車中將這原稿拋到書商的門口，甚至不及等待察看是否為它所期待的人拾起。
史惠夫特決意與命運試行賭博，緊緊的靠在他的馬車發霉的座墊上，但是那危機並不如初時預料那樣的大。如果原稿真的遺失了，由於他對於當代的迷信和狀況所感到的那種無盡的憤慨的刺激，他會毫無問題的加以重寫。
他的這種衝動，正是那種為了要說話，並且不惜克服任何困難務使自己的意見傳達給讀者的那種作家的特點。
那是在一八三六年，恰在卡萊爾損失原稿之後的一年，理查·亨利·達拉完成他繞道和倫角到加利福尼亞州的歷史的旅程之後，回到波士頓上岸了。用他兒子在較後的某一版的《桅前二年記》的序文中的話來說：
“在海程中，他幾乎每天用他的懷中記錄冊作紀錄，然後在閒暇時再詳細的去寫。這份他的旅程的完備的記敘，連同他的一箱衣物紀念品以及為家人朋友所準備的禮物，由於在碼頭上為他管理物件的一位親戚的疏忽，竟遺失了。
這一份原稿如果仍在人間，有一天被尋到，那將是一件大發現。今日已成名著的《桅前二年記》的文章，乃是達拉回到哈佛法學院以後根據他的筆記重寫的。很幸運，他不曾將他的筆記交給那位不知名的旅伴去照管。但是幾乎已經要費去四年的時間，使得達拉重寫一遍，並由威廉·寇爾倫·布萊恩特將這海洋生活的寫實名著整理出版，這部影響著百年以來一切目睹報導
的著作。
這種幾百萬的損失了的文字的踪跡，現在又將我們領到舊金山，那著名的鮑德溫旅館和劇場，由那“幸運的”鮑德溫所建築的，這位賭徒和計劃家——“這個唯一的從未有過的在賭博中翻一張牌就贏了二十萬元的人”。
威廉·吉列地氏，演員和編劇家，於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正住在鮑德溫旅館。隨了“秘密情報”作巡迴公演，他曾經集中下台後的每一分鐘的餘暇從事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的改編，這時已經完成了。
我們不難想像，這位演員將他的原稿最後一頁作了最後的修正後，看一看鐘點，算定在上戲院之前，還勉強有時間可以匆匆吃一頓飯。於是將完成的原稿放在他的跑江湖的衣箱的頂上。他拿起帽子，走下樓，穿過華麗的客廳就向街上走去了。
吃完飯之後，吉列地走出餐館，轉身走回旅館去。天上有一派紅光，人們都從他身旁跑過。再走過幾間屋，全部悲劇就突然迸現在他眼前。鮑德溫旅館已在烈焰中。火勢已不可收拾，後來一連續燒了好多天。
但是威廉·吉列地從一開始就下了決心，於是一年之後，他開始第一次扮演歇洛克·福爾摩斯的角色，並且由此成名，他繼續演這角色幾乎一直演至一九三七年去世。這份重寫的原稿現在是紐約某珍本書商的珍藏。那上面每一筆紅墨水的修改，每一個墨團、每一處給舞台監督的圖解，都是他從打擊之下全然恢復的無言的佐證。而且重寫的也許是一個更好的劇本。
至於波士·塔鏗頓，則由於命運的離奇的曲折，得了一次比威廉·吉列地較佳的運道。巴頓·寇萊，當時的《婦女家庭》雜誌編者，到印地安納波里城來拜訪他，向他取一篇特約寫的短篇小說原稿。
寇萊先生將小說稿放入他簇新的小英國豬皮旅行夾中，這裡面已經有好幾篇他準備攜回費拉得爾菲亞的原稿。塔鏗頓先生準備給他送行，當他們赴車站的途中，他們在大學俱樂部停下來。那天正是一個嚴寒的天氣，塔鏗頓的黑人汽車夫也下車走進俱樂部的邊門去取暖。
五分鐘之後，他走出道房，竟發覺汽車和車中的一切已經被人偷走。巴頓·寇萊只好放棄旅行夾趕上火車，夾裡還有睡衣和其他的私人物件。我們還是讓波士·塔鏗頓自己來敘述這故事的下文罷：
“警署被通知了”，塔鏗頓先生說，“第二天的報紙上並刊了一條懸賞廣告，汽車也發現了——被拋棄在城外——在我們的早餐時候。當警察以及發現汽車者攜同車輛來到之前，有一個大膽的青年人，借了一個工人的鋁質餐盒，走來向我們說，他就是發現汽車的人，領了賞格很快的就走開了。後來我們知道他是前一天才從潘德頓的懲治監獄裡釋放出來的。但是拿了我們很高興付給他的這筆錢，他就啟程到無人知道的地方去了。
當警察攜同汽車以及它的發現者來到以後，我們只好又付一筆賞格：但是寇萊先生的豬皮夾以及其中的原稿卻永不曾尋獲——除了一篇。這一篇就是我的小說。那竊賊顯然曾將皮夾的內容檢視一過，決定將它和其中的所有物保存下來，除了其中的一篇，他將它拋在車廂裡；他的口味多麼不高妙呀”。
但是，如果塔鏗頓是幸運的，勞倫斯上校就不是了。 《智慧的七柱》的初稿，就被作者自己於一九一九年聖誕節時在利丁車站換車中遺失了，並且永遠不曾再尋到。
這部偉大著作的各種不同版本的書志學，恐怕比我們這時代的任何一本書都更複雜。但是雖不必去作詳細的敘述，我們不妨將後來構成《七柱》的主要故事的成長經過總括一下。
全書的原來十卷稿本，除了序文以及第九卷第十卷的草稿之外，全都在車站遺失了。一兩個月之後，勞倫斯向人表示，他已經開始憑著記憶將初稿記出二十五萬字左右了。在三個月不到的時間內，他又完成了一部十卷四十萬言的原稿。 “當然”他說，“文章是很草率的”。他將這底稿時寫時輟，直到一九二一年，這時他又著手起草第三次的底稿，寫到一九二二年二月間完成。到了這時，他便將第二次的底稿全部焚去，僅留下一頁。
第三次的底稿，就是後來據以印成第一次非公開本的所謂牛津版本，這個後來又再加修改成為以後其他的版本。最初的原稿的遺失，在當時似乎曾經使勞倫斯很難過，但是當第三次重寫之後，由他親自將第二次稿加以銷毀，可以顯示這是在文學史上很少見的一種追求完善的舉動。
正如勞倫斯自己所說，“文學上的初學者，總喜歡將他們所擬描寫的東西的輪廓用一些形容詞隨意亂湊；但是到了一九二四年，我已經學習了寫作上的第一課，已經時常能夠將一九二一年所寫的兩句三句拼成一句”。
當然，在他的散文中，勞倫斯仍保持他的詩人氣質——每一個音韻都不肯放鬆的斵輪老手。對於一個詩人和歷史家，一篇原稿的喪失也許是最大的悲劇。但是一個詩人如果注定必須重寫，他也可以重寫。請看埃達娜·芬桑·密萊的《午夜的談話》的全部初稿偶然被毀的故事。
一九三六年五月某一日的下午，埃達娜·密萊，同了她的丈夫尤金·波賽芬，來到佛洛里達海岸沙尼貝爾島上的巴姆斯旅館。他們隨身帶著的，除了準備長期勾留的行李之外，還有他業已寫作兩年之久的一首長詩唯一的全部草稿。
這一部原稿包括好幾本筆記簿，以及褐色的包裹紙碎片，還有背後有隨手記下斷片的舊信封。這正是密萊女士的計劃，她準備在未來的數星期內用手提打字機親自將原稿打一份。
吩咐將他們的旅行袋、箱夾打字機，以及原稿送來寓所之後，他們便啟程向海濱走去。大約走了還不到半里路，偶然回頭一看，他們看見旅館已在烈焰中（威廉·吉列地氏遭遇的重演）。火舌似乎就從他們寄寓的窗中迸出。
他們趕緊跑回來，但是已經無法挽救任何東西。所幸者，他們還保全了從燃燒的建築物旁推開的汽車。
坐上汽車，穿上現在是他們唯一衣服的污穢的白浴衣，他們開始駛過一座橋到鄰近的克浦地伐島去。到了那裡，那個小旅館的老闆倒證實是一位聰明人。當他知道密萊女士已經將她的新著原稿全部遺失之後，他立即自動的探取行動。他捧了一疊紙張和一架打字機來到他們的房裡。於是密萊女士就立刻坐下來憑著記憶打著她已喪失的詩稿。
用她丈夫的話來概括這個故事：“設若不是由於旅館老闆的好意和他的想像力，真不能確定她是否能夠記出她的詩稿。但是因了立刻就開始，還在她有時間被她眼前這艱苦的工作所嚇倒之前，她因此倒有能力記得起一切，除了僅有幾處短短的語句，以及因了她心中還不能決定兩三個字之中誰是更好一點的，她現在正為了這在繼續工作。”
洛伯特·賽爾夫·亨利的《復興故事》起首十六章的原稿以及全書其餘部分的札記，也遭遇瞭如塔鏗頓的短篇小說相同的命運，可是從不曾再尋到。
他將它們放在一輛未鎖的汽車的後座的衣箱中，自己走進奈希費爾去拜訪幾個朋友。當他走出來時，一切都不見了。
賞格、報紙封面上的新聞，以及當地的無線電廣播，結果都毫無所獲。
亨利先生只是從草稿做起，又花了三年的時間，他的著作始能出版。
他的初稿並沒有副本，所涉及的註釋，有許多又是剪報等容易失散之物，使他無法再蒐集第二次。但是自己也不相信這樣的耽擱果真影響了他的著作。這其中可說包含著一個教訓。
今日所出版的書，大多數如果加以重寫，也許會更好。一個作家的心思，一旦在紙上構出一個意念之後，他便會有意識的與無意識的繼續工作不休。
如果要求脫稿的慣性不那麼大，許多原稿會由作者加以修正和改善。可是，事實卻不是這樣，逐字飣餖的苦役，再加上時間、金錢，以及一個強人所難的編輯的種種原因，使得作家不得不趕著以便他們的單行本，文章和小說去付印。
原稿的遺失也許是一種變相的福氣。誰能知道本文內所提及的各書，其獲得今日的聲譽，有些地方不是由於它們恰是重寫過的原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