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時候，我曾寫信託在上海的施蟄存先生，給我找一冊孔另境編的《現代中國作家書簡集》，這是抗戰以前生活書店出版的。他不久來信說，這類舊書，本來是很普通的，但是出版年代一久，歷經滄桑，近年又有許多人喜歡蒐集這類史料，一時要買也不容易，只好可遇而不可求了。
看那口氣，幾時能給我買到那本書，已經沒有把握。
我急於要想得到這本書，是因為其中有一封鬱達夫先生寫給我的信，信寫得相當長。內容是些什麼，我現在已經不能詳細記得，只記得這是當年彼此有了一點意見以後的第一封信，可說是一封“復交信”，因此，很想再看看。當然，原信本來是在我處的，可是經過戰爭，連刊載這封信的那本書也不容易買了，遑論這封原信的下落。
不知怎樣，近年好像有許多人對鬱王兩人的問題很感到興趣，可是，由於鬱氏早已去世多年，他不再有說話的機會，因此，使得當年曾經躬與其事的人，讀到別人的文章，不免有一點感傷。因為若是他在世，一定會使大家對他的“毀家”問題知道得更多一點的。
我亟亟的要想看看達夫先生從前的那封舊信，可說也是與這個問題間接有關的。因為達夫先生寫這信時，已經在“一二八”以後，他已經移家杭州，“風雨茅廬”也早已建成了。我當時在上海負責現代書局的編輯部工作，為了向他接洽出書的問題，寫信給他。這是我相隔幾年之後第一次再寫信給他，因此曾在信上向他表示，對於過去的一些芥蒂，還是大家都不必記在心上吧。
他得信後，就回了一封信給我，信寫得相當長，而且很有點感慨。這就是孔另境收在《現代中國作家書簡》裡的那一封。
記得有一次，施蟄存先生曾告訴我，達夫先生寫這封信時，他恰巧正在杭州，到“風雨茅廬”去訪問鬱氏，見到他正在寫信給我，有點詫異，王映霞女士在旁見了便加以解釋道：“他們兩人現在講和了。”
說是“講和”，這對我來說，是有一點僭越的。因為以達夫先生的年歲、輩分和學問來說，對我是在師友之間的，所以應該說是他原諒了這個“少不更事”的我才對。
也正因為如此，想到他現在墓木已拱，身後是非卻還被人播弄不休，令我不免有一點感傷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