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抗戰淪陷期中所失散的那一批藏書，其中雖然並沒有什麼特別珍貴的書，可是數量卻不少，在萬冊以上。而且都是我在二十歲到三十歲之間，自己由編輯費和版稅所得，傾囊購積起來的，所以一旦喪失，實在不容易置之度外。在抗戰期中，也曾時時想念到自己留在上海的這一批藏書，準備戰事結束後就要趕回上海去整理。不料後來得到消息，說在淪陷期間就已經失散了，因此意冷心灰，連回去看看的興致都沒有了。
我的那一批藏書，大部分是西書，購置發展的過程，其中的甘苦，真是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最初的胚芽，是達夫先生給了我幾冊，都是英國小說和散文。他看過了就隨手塞給我：“這寫得很好，你拿去看看。”還有則是張聞天先生也給過我幾冊，大都是王爾德的作品。當時我住在民厚南里，還是美術學校的學生。他也住在同一弄堂裡，任職中華書局編輯所。因為我從達夫先生處認識了他的弟弟健爾，時常一起到他那裡去玩，他知道我在學美術、又喜歡文藝，那時他好像正在譯著王爾德的《獄中記》，便送了幾冊小品集和童話集給我。我最初讀王爾德的《幸福王子》，就是從這些選集上讀到的。
我那時窮得很厲害，從當年的哈同花園附近到西門斜橋去上課，往來都是步行，有時連中午的一碗陽春面的錢也要欠一欠。但是這時卻已經有了跑舊書店的習慣。當時每天往來要經過那一條長長的福煦路，在一條路口附近有一家舊貨店，時時有整捆的西書堆在店門口出售。我記得曾經用一毛錢兩毛錢的代價，從那裡買到了美國詩人惠特曼的、英國畫家詩人羅賽諦的詩集，使我歡喜得簡直是“廢寢忘食”。
我的那一批藏書，就是從這樣的胚芽來開始，逐漸發展長成起來的。一直到參加《洪水》編輯部的時期，我幾乎每月仍沒有什麼固定的收入，因此，仍沒有能力可以買較多或是較貴的書。所幸的是那時的舊書實在價廉物美，只要你懂得挑選，往往意外的可以買到好書，因此，無意中倒也買到了好一些很難得的書，即使富有如詩人邵洵美，見了也忍不住要羨慕。
後來到了自己編輯《幻洲》，又出版了單行本，有編輯費和稿費版稅可拿，這才可以放開手來買，於是我的書架上的書，很快的就成為朋友們談論和羨慕的對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