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小就听父親談祖父林至誠，說他故鄉是在漳州西郊的貧瘠村子五里沙，那裡從前是九龍江邊的一片黃沙灘地。祖父於一八五五年出世。五歲時，曾祖父在太平天國之亂，漳州大屠殺中，被洪秀全的軍隊“長毛”拉去當腳夫。曾祖母和至誠母子相依為命，掙扎過活。曾祖母身體強壯，有一次用扁擔把十幾個土匪趕出鄉外。至誠肩挑糖果，四處叫賣。下雨天，他母親趕緊炒豆，讓他賣豆仔酥。他有時也挑米去監獄賣，因為可得較高利潤，他也挑竹筍到距離六公里的漳州去賣。
曾祖母是基督教徒，至誠也替從漳州到五里沙傳教的牧師做挑夫。牧師和牧師娘每月從漳州來兩次，他們的行李不但有衣服、鋪蓋、鍋子，還有個土製爐子。對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來說，挑這擔子走六公里非常辛苦，但是牧師娘說，“你是好孩子，身體強壯，挑這點東西不算什麼，你是挑得動的。”至誠沒辦法，只好照辦。後來他把自己肩上的疤痕指給孩子們看，說是挑重擔磨出來的。他要孩子們知道，必須刻苦耐勞，才能站起來做人。
至誠沒有上學校，認字讀書完全靠自修，二十四歲時入神學院。一九二四年出版的《中華基督教年鑑》說：
閩南基督教會牧師林至誠，自幼隨母皈主，長肄業教會學校，養成傳道資格。林公品行方正，才學兼優，深蒙故老牧師打馬字博士青睞。學成出膺傳道，授任同安堂會牧師，教會整理，日臻發達。旋因寶鼎乏人，懇切敦聘爰就寶鼎堂會牧職，教治殷勤，闔會愛戴。
寶鼎即氣仔，那是在崇山峻嶺之中的偏僻小圩，只有千餘人口。要到漳州去的話，必須乘小木舟沿花山溪（九龍江支流）東下，到距離十公里的小溪圩（現小溪鎮，平和縣城），換上五篷船，才能抵達。鄉村名“氣仔”是因為它地處山間盆地，地形像盤子；閩南語盤子和氣仔諧音，故名氣仔。父親於一八九五年在氣仔家裡一所黃土夯實成牆的屋子裡出世。
祖父一心贊成光緒皇帝的新政，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發動“百日維新”運動，對教育學術、經濟建設、軍事、政治提出改革方案。祖父興奮極了，把一張光緒的畫像掛在牆上。他又受西溪的範禮文牧師（ReverendW.L.Warnshius）的影響，對西方的一切非常熱心。範禮文牧師向他介紹“新學”的書籍，及一份對林家大小有極大影響的刊物，那便是上海基督教學會林樂和牧師（YoungJ.Allen）主編的《教會消息》（ChristianIntelligence），那是一份篇幅只有一張的油墨印週報，一年報費一元，祖父訂得起。從這些讀物，他對西方知道了許多，而決心要兒子讀英文，接受西洋教育。
父親讀小學時，祖父就鼓勵兒子們說英語識得幾個字就講幾個字，如pen,pencil,paper等，雖然他自己一字不懂。至誠也不忽略教子女國學，在暑假，每天早晨八時，必搖鈴召集六子女上課，教他們古文，為他們娓娓釋義，哦哦誦讀。父親還幫祖父臨摹一副朱熹寫的對聯，每字約一方尺大，要掛在教堂裡的壁上。原來朱熹這位宋朝大文學家做過漳州的知府，祖父是走了一趟漳州才把那副對聯弄到手的。
父親十歲時，祖父送他去廈門讀書，因為他認為氣仔的學校不夠好。祖父甚至希望兒子將來到上海的聖約翰大學讀書。那時，連在廈門都沒有幾個人聽見過聖約翰大學。祖父又對兒子說，世界上最好的學校是德國柏林大學和英國牛津大學。他要兒子用功讀書，將來能上那種大學，說時眼光閃亮，情緒激動。我可以想像到在那偏僻的山谷中，在那黃泥小屋裡，這位月薪二十銀元的窮牧師對兒子灌輸夢想的情形。
“和樂（後來改名語堂），你要讀書成名！”祖父感情燃燒地對第五個兒子說。幾年前，八股已經廢除，現在停止科舉。但祖父望子成龍，而用功讀書是惟一成名的途徑。至誠特別喜歡這個兒子，他自己每天早上十點左右要吃一碗豬肝麵線，常留下半碗，叫和樂進來吃。祖父四十歲時才添這個兒子。他常對和樂說他如何把床上的髒床布拿到屋子後面的小溪沖洗。
和樂聽父親灌輸夢想，眼睛睜得很大。他也開始做夢，要讀書成名。
去年，漳州薌城區、天寶鎮二級政府花了一百六十多萬元人民幣（五萬元是當地鄉民所捐）在五里沙村的香蕉林裡，在祖父母長眠的虎形山上，建造了林語堂紀念館。
我知道了，不免感到既驚又喜。
感到滿懷喜悅，是因為父親的成就在中國大陸終於有了紀念地標。祖父在天之靈如果知道，會怎樣地高興和驕傲！父親畢業廈門尋源中學、上海聖約翰大學之後，到北京清華學校教英文。他獲得半官費補助金，和母親赴美哈佛大學讀研究院，但因為經濟支絀，迫而離美赴法，在青年會教華工中文。從法國，他寫信給祖父說，他已薄有儲蓄，加上變賣母親的首飾，當可去德國留學。
“我知道父親得這消息會多麼高興，”父親在《四十自述》中說，“因為我們父子同具不可救藥的樂觀。我同新婦出國留學時，赤手空拳，只領有半官費助學金和有去無回的單程旅費。這種事，凡是比較世故的人是不敢冒險的。但是我去了。我怕什麼呢？我常常運氣不錯，而且對自己有信心，加以童年貧窮的經驗使我有毅力和勇氣，所以諸般困難，俱不足以寒我之膽，使我踟躕不前。”
祖父在父親留德時去世，享年六十八。他對父親的寄望，在他在世時一部分實現了。
後來父親著作等身，成為舉世有名的作家，並且是第一位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的中國人。祖父要兒子“讀書成名”的期望如願以償了。
妹妹相如和我知道要成立紀念館的消息，馬上寄上我們所藏的父親作品和照片多種，藉對紀念館的收藏稍盡微力。
令我感到驚奇，是因為自一九五○年起，大陸人士認為父親是“資產階級反動文人”，禁止出版他的作品，等到改革開放以後，才解禁，而父親不但被封為“國學大師”，在大陸更掀起“林語堂熱”。他的作品沒有特別宣傳，銷量卻以千萬計，實在是奇蹟。他的巨著、、最受歡迎。令我更加詫異的是，他三十年代寫的小品文也編輯成幾十種不同的文集，非常暢銷。
歷史真會開玩笑。有一位大陸作家在父親獲得平反後分析說：“我們回顧歷史，不難發現林語堂之所以被扣上'反動文人'的'帽子'，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當年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魯迅唱反調，受到魯迅的嚴厲批判。過去在'左'的思想指導下，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由於偉大領袖毛澤東高度評價魯迅，魯迅也就跟著毛澤東沾了神氣，也被神化了。因而，過去在魯迅研究中有個無形的禁區，似乎存在'兩個凡是'：凡是魯迅罵過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魯迅賞識的人就是好樣的。”
適值在台北的“林語堂故居”經台北市立圖書館修繕之後，由文化局接管，在三月二十六日，父親去世二十六年紀念，舉行重新開放典禮，我們要回去參加。而五里沙紀念館也邀我們參加三月三十一日父親塑像揭幕儀式。
外子黎明、妹妹和我決定從定居的美國華府飛到台北，然後飛香港，換機飛廈門，再到漳州五里沙。父親在兩岸都有紀念地標，中國文人享有這樣的榮耀，恐怕寥若晨星。
飛機把我們送到中正機場。兩年沒回來，居然不認得了，原來機場大廈是新建的，面積龐大，設計極為尖端。我驚愕了一下。
第二天，文化局長龍應台女士到老爺飯店來看我們，初次見到這位作家，我們談得很投機。舉行記者招待會，參加林語堂思想和精神座談會，和老朋友到華西街台南擔擔面海鮮餐廳大啖魚蝦貝蟹，老友重聚，歡樂之至，有著久客還鄉之感。
父親在一九六六年，在歐美住了三十年之後回台灣定居的理由，是為了鄉情。他說：有一次回來訪問，“不期然而然聽見鄉音，自是快活。電影戲院，女招待不期然而說出閩南話。坐既定，隔座觀客，又不期然說吾閩土音。既出院，兩三位女子，打扮的是西裝白衣紅裙，在街中走路，又不期然而然，聽他們用閩南話互相揶揄，這又是何世修來的福分。
我們漳州民間窮苦者什之一，富戶劣紳亦什之一，大半耕者有其田。但是生活水準，教育普遍，自不如今日之台灣。由是，每每因鄉語之魔力使我疑置身故鄉之時，又覺駭異二事。一、這些鄉民忽然都識字了。而且個個國語講得非常純正。這不是做夢嗎？又路上行人，男男女女，一切洋裝、村裝婦女，我所疑為漳州婦女的，又個個打扮得那樣漂亮，紅紅綠綠，可喜娘兒一般，與吾鄉少時所見不同。由是給我一種恍然隔絕人世可遇而不可求的美夢。 ”
雙親在陽明山租了一幢房子住。後來，蔣介石表示要為他們建築一幢房子，父親接受了。這是他生平惟一一次接受官方的恩惠。
父親在陽明山居住的歲月，更為香港中文大學編纂《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在一九六五年底父母親到香港來看我們時，就與中大校長李卓敏談到他終生的抱負，即編纂一部適應現代需要的漢英詞典。當時只有兩種漢英詞典在國際間流行通用。一是一八九二年翟理斯（HerbertA.Glles）編的《漢英詞典》（ChineseEnglishDictionary），以及一九三二年麥氏（RHMathews）編的《麥氏漢英大辭典》（Mathews'Chinese-EnglishDictionary）。這兩部字典已經不足以應付當代的需要。一九六七年春，父親受聘為中文大學的研究教授，主持詞典的編纂工作。資料的收集、查核、抄寫等工作，由一小組人擔任。每天工作七八個小時，甚至十個、十二個小時，他很情願。
工作雖然忙碌，但日子也過得很快樂。家裡有傭人，母親不必再自己操勞家務。早上有人挑剛剛從山上砍下來的竹筍來賣，中午殺一隻雞燉湯吃，那是幾十年來沒有嚐到的美味！進城吧，到圓環去吃蚵仔煎、炒米粉，或是去“一條龍”吃餃子。要不然換換氣氛，到統一大飯店的咖啡室飲一杯咖啡，吃一塊奶油蛋糕。
他也喜歡逛街，有一回他跨進五金店的門，買了一把錘子、一圈銅絲，和不少可用而不必要用的鋼鐵器物，原因很簡單，起初倒無意要買什麼。可是店主是一口真正的龍溪話，普通的閩南話，都有多少縣分的腔調不同，生為龍溪人，聽到真正的故鄉的音調，難免覺得特別的溫情。他們一談談到漳州的東門，又談到江東大石橋，又談到漳州的鹼水桃、鮮牛奶，不覺一片兒時的歡欣喜樂，一齊湧上心頭。誰無故鄉情，怎麼可以不買點東西空手走出去？於是他們做一樁小交易，拿了一大捆東西回家。
那部父親認為是他寫作生涯的巔峰之作，《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於一九七二年十月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全書約一千八百頁。他費了五年的工夫在這部詞典上。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父親在香港去世。一九八五年，由於好友馬驥伸、黃肇珩和馬鎮方先生的努力，父親故居由台北市立圖書館接收成立林語堂紀念圖書館。母親捐贈家園，父親生前藏書和作品，及一部分手稿及代表性遺物。另一部分手稿則寄放在故宮博物院。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八日，台北市文化局成立後第一個上班日，文化局長龍應台就和台北市長馬英九上山探訪林語堂紀念館。在文化局大力推薦之下，馬市長同意讓這位國際性的人物身後遺留的珍貴遺產獲得應有的地位和重視。
馬市長核撥近千萬元新台幣經費由市立圖書館負責修繕工作。 “林語堂紀念圖書館”改稱“林語堂故居”，由文化局接管，佛光大學負責經營。
三月廿六日，馬市長、龍局長和我們緩步繞行過故居後院，以束束淡雅的海芋向長眠在此的父親致意。然後我們啟開了故居大門。故居展示父親的一部分手稿，以各種語文出版的著作，幾個書櫃的藏書，還有使用他發明的上下形中文檢字法的計算機。此外還有他衣物、眼鏡、煙斗、筆墨等等。
我感謝馬市長、龍局長的努力，使民眾能夠到故居觀看各種展品，想見父親的為人。父親的作品在他去世之後不但在國內，也在國外不斷出版，盼望多年以後它們仍然會被視為闡釋中國文化，裨益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
香港赤角機場龐大如城市，和啟德機場截然不同。看板上顯示的地名也看不慣，同一航空公司的飛機，可飛台北、高雄、廣州、廈門、上海。我腦筋一時轉不過來。
我們在香港住了二十五年，從沒去過大陸。在那段時間，許多人喜歡到新界落馬洲，站在高處“看中國大陸”，好像眺望那一片片田地和籠罩著薄霧的山丘，就等於窺見了封閉的整個中國大陸，那咫尺天涯的大陸。我們也帶爸爸去看過。他惋惜地說，“我此生沒有機會回故鄉了。”
在大陸封閉的時期，有一批香港知識分子，所謂“大陸觀察家”，專門研究、分析大陸情況，將所得資料供給媒體等。但對數以萬計從大陸湧來的難民，大陸並不神秘，他們對家鄉的事情知道得一清二楚。多年來他們一直把辛勞所得接濟家鄉的親人。家鄉的人只要開口，香港人便寄錢寄藥寄衣服，為他們買錄音機和電視機，每年農曆新年期間，幾十萬人攜帶各式各樣的禮物回鄉探親。他們看到家鄉親友什麼東西都沒有，往往把什麼都留下來，僅穿身上的衣服回香港。
大陸變幻多端的局勢時時縈繞著他們的心靈。內地在搞什麼運動？大躍進？吃大鍋飯？噢？劉少奇被抓起來了？什麼叫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在想些什麼？
啊？毛澤東去世了？四人幫抓起來啦？
文革結束之後，五里沙的村民曾寫信給妹妹相如說，“在一九六六年間，咱祖國文化大革命，墳墓毀滅不少，你們祖父母之墳墓，本來要挖掘起來，碰著該村親人林盆仔之妻陳桂花，又名桂仔知道，對其子林小德說明，由他出頭阻擋，至親親堂們，出面協助支持，紛紛要求，此墳墓，是我骨骸親人，埋葬無很久時間，留存做紀念，至今完整無損失。”
“咱祖家鄰居天天有人探聽，你們五里沙出了一個世界聞名人，他們後裔有沒有回來？鄉親仍盼望你們回來。”信裡說，五里沙的人還記得父親為村里修學堂，買低窪田地，僱人挖個大魚塘，買田園，並且買來台灣的甘蔗種苗、柚子苗、樹苗給鄉民栽種。信後署名的是林小德、林旺火、林生仔、林發仔。
五里沙是我們的根，深植穩固，那裡的鄉民知道得比我們清楚。從前，我們做夢也沒想到可以回去。從香港飛到廈門只需一個多小時，但距離不能單以地理計算。在大陸封閉的時候，廈門即使近如咫尺，對我們來說，是遠不可及。
改革開放之後，我們去過北京參觀紫禁城、長城、天壇，嚐過全聚德的北京烤鴨（沒有香港的好吃）。我們也遊了長江三峽，在西安看了出土的兵馬俑，也到過上海、蘇州、杭州。我們住的是觀光旅館，去的是遊客去的地方，一個親人都沒有。就是沒有回過故鄉。
現在，我們真的要回去了。我不免百感交集。
廈門高崎國際機場很夠國際水準，大概與廈門劃為經濟特區有關，一九八○年以來，經濟特區引來許多外來投資企業。
二伯玉霖的孫子孫女，即已故廈門大學教授林疑今（寶泉）的子女以撒、夢海、夢如和以撒媳婦麗珍來接機。我們走出機場，即感到陽光明媚，微風吹拂，不帶一絲潮氣，與香港悶熱的氣候大為不同。車子沿嘉禾路駛去，只見左右棕櫚亭立，一片旖旎南國風光。處處高樓大廈，其間是破爛舊屋。一時覺得樣樣新奇，來不及有什麼感想。
車子駛到鷺江賓館，對面就是廈門輪渡碼頭。站在客房前的小陽台，只見熙熙攘攘的渡輪來往。對面就是鼓浪嶼，我富裕的外祖父，豫豐錢莊老闆廖悅發的氣派很大的花園洋房就在那裡，聽說裡面還住著幾位表哥。
一二八事變，母親帶我們三姊妹從上海逃回鼓浪嶼娘家（父親那時在歐洲開會）。我們住在二樓，記得有一棵玉蘭樹高及二樓走廊，我依偎在欄杆俯瞰下面的花園，石板上放著多盆花草，很美麗。有一次，我們坐公共汽車到漳州去看祖母。祖母躺在床上，她說我們很乖。第二年，她卻就過世了。
我從小就听說鼓浪嶼沙灘的沙有多細多白，山上的洋房多麼漂亮，街道多麼清潔。島上居民只有幾千，沒有車馬，走在山上小道，可以聽到從洋房里傳來貝多芬或蕭邦的鋼琴曲，或從教堂里傳來的《聖母頌》。我迫不及待要去看看。
當晚，寶泉嫂一家人在廈門湖濱中路的好清香大酒樓為我們洗塵。八十八歲的寶泉嫂真好福氣，左右邊各坐一個孫子為她撿菜。他們是以撒的雙胞胎兒子。大家都認為麗珍運氣好，朋友的子女要結婚，都喜歡請她去鋪床。主人點了滿桌道地家鄉菜餚，有的吃過，有的沒有。菜單是：
風味九拼盤
（土筍凍、章魚、五香、捆蹄、海蜇皮、鹹水肫、芋棗、鹹水鴨、沙茶腸）竹筒蝦／炒目魚麵／粥，韭菜盒／松子鱸魚／海蠣煎／自包薄餅／海鮮豆腐煲／芋包／肉粽／菜膽扒素鮑／肉燕魚丸湯
最特別的是土筍凍，土筍原來即土蚯，是廈門特產。此菜色澤灰白，沒什麼味道，吃時加芥末、烏醋、辣椒醬等。奇怪，我沒聽父母親提過土蚯凍。
我們大快朵頤，回賓館，我又站在陽台上，空氣帶著淡淡的海的氣息。對面鼓浪嶼山上發出彩色轉動的燈光。最高處是日光岩嗎？小時常聽母親說過，肯定那時沒有裝上吸引遊客的燈光。我願只見明月照在鷺江上。我在那里站了好久，等到風拂臉上有點涼意，才回房間。
明天要去五里沙了。
漳州薌城林語堂學術研究會會長陳力水先生親自來賓館接我們。夢海、夢如、以撒夫婦和我們同去。我們和夢海很熟，她是廈大化學系教授，六年前，來華府的美國天主教大學做研究工作，我們常在一起吃飯聊天。
車子向海滄大橋駛去，那是亞洲第一座三跨連續，全漂浮鋼筋梁懸索橋，把湖里、集美、杏林、海滄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車子沿著高速公路駛去，漳州離廈門六十六公里。
從閩西南大山涓涓細流匯成漳州九龍江的支流，有一條叫西溪，途經山城。父親最疼的二姐美宮姑就嫁到山城蔣家，父親在《四十自述》中說：
我每由坂仔到廈門讀書，必須乘船到漳州，沿途風景如畫，滿具詩意，令我神往。有一次我們全家到山城，因為二姐要到山城結婚，而我將由此到廈門，再到上海就讀聖約翰大學。二姐在出嫁那天給我四毛錢，含淚而微笑對我說，“我們窮，姐姐不能多給你了。你要好好的用功讀書，因為你必要成名。我是女的，沒有福氣上大學。你從學校回家時，來看我。”不幸她結婚後約十個月便因患鼠疫去世。
西溪、山城這些地名一直在我的記憶、想像中，父親童年少年那些快樂和深憂的時光，永遠鏤刻在他的寫作裡。現在我到了他少年成長的地方！
車子沿著九龍江向漳州駛去，一路交通繁忙，司機按喇叭，大車逼小車讓路，從左右邊都可以超車。我不覺捏一把汗。
漳州現在是熙熙攘攘的城市，人口四百四十萬，原以農業和輕工業生產為主，改革開放以後，引來許多台、港、澳地區的投資者，尤其是台灣來投資的人士，因為語言相通，而許多人祖籍是漳州。這裡有工業新區，高科技園。城市中心有高樓大廈也有矮房子，還有三輪車，鬧區有點像五十年代的台北。
車子向西郊駛去，離漳州城六公里，突然轉入一條狹路，左右是綠葉繁茂的香蕉林。這是十里蕉林五里沙了！和剛才公路上的風景判若兩個世界。我睜大眼睛觀看那些從根莖伸出的粗闊綠葉，尚未定下神來，車子已經停了，周圍湧來許多人，有的是手握照像機、攝影機的記者，還有頸上圍著紅圍巾的男童向我們獻花。
向上一望，在左右皆是蕉林的石階上，矗立一座建築物，巍峨壯觀，那便是林語堂紀念館了！
我們爬著石階，共八十一階，紀念父親在世八十一年，不覺感慨萬端。走到平台，看見一座二層樓環型房屋，最觸目的是一道米色磚牆，高及屋頂，牆面上嵌有金光耀眼的“林語堂紀念館”館名，是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沈鵬先生的法書。館前站著數百人，許多是五里沙村民，種香蕉的農民，相信他們沒有幾人看過父親的書，卻聽說過“我們這裡出了個世界名人。”啊呀！父親如果能親自回來，看見他們，不知道要多麼高興！你們好嗎？他會問，生活過得怎樣？香蕉收成好嗎？收入夠用嗎？拿條香蕉來給我吃吃看，甜不甜。
五里沙是個自然村，隸屬珠裡行政村，只有一千三百村民，大家都姓林，全都是農民，六十歲以上的原來大多是文盲，經多年的掃盲，據說已經脫盲，中輕年人都受過九年義務教育，現在已有八十個人高中畢業，十個人大學畢業。那是好的，父親會說。要上學校用功讀書才有前途。
館前有一座父親的塑像，由華城區區長朱璋琪與相如和我舉行揭幕儀式，我們並向塑像獻花。塑像是由著名雕塑家廈門大學李維祖教授設計製作。塑像坐著，栩栩如生，中式長袍、皮鞋、手持煙斗、眼眺故鄉，懷抱蕉林。
紀念館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二層樓房屋，屋頂有褐色琉璃瓦，入口是西式拱門，西班牙螺旋圓柱迴廊，屋中有個小庭院。這是根據台北故居設計的，體現了父親“宅中有園，園中有屋，屋中有樹，樹上有天，天中有月，不亦快哉！”的構想。
紀念館展覽共有五部分：一、山鄉的孩子；二、在國內；三、在國外；四、主要成就；五、家鄉的紀念活動。所藏的書籍、照片大部分是相如和我贈送的。這次我們帶來了一幅父親手書立軸，寫的是南宋詞人辛棄疾所作《江西月》“夜行黃沙道中”一詞的片段：“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
我們走到新紀念館不遠的祖父母合葬墓地，向墳墓鞠躬、獻花致敬。想到大約一百年前，祖父在深山幽谷中的黃泥屋裡感情燃燒地，對兒子說：“和樂，你要讀書成名。”經家國演變，幾萬里山河的滄桑，這個美夢實現了。我不禁眼濕。
父親晚年時常惋惜地說：“我此生沒有機會回故鄉了。”不，他回來了，回來十里蕉林五里沙。
在會議廳舉行座談會，由天寶鎮鎮長沈龍石主持。桌上擺著許多盤香蕉，我吃了一條，味道香甜。與會人士說，紀念館早在十幾年前就有人提出，一九九九年又重新提出，引起共鳴。一批工人來到五里沙考慮、協商、做決定。二○○○年春天，紀念館正式奠基，二○○一年十月，五里沙彩旗飛揚，鑼鼓喧天，林語堂紀念館正式開幕。五個月內，參觀者達三萬人。
我感謝漳州市薌城區、天寶鎮二級政府和鄉民核撥或捐輸巨款建造紀念館。
座談會完畢，漳州市副市長許榮勇在漳州裕暉大廈請午宴。我們在宴會上談到漳州特產荔枝、水仙花、小溪枕頭餅、長泰文旦、漳州八寶印泥。據說齊白石、徐悲鴻等大畫家的作品上，可聞到八寶印泥的芳香。父親在著作中提過，在民國初年要花十塊袁世凱大頭，才買到一兩。
主人送我們姐妹各一盒“特級貢品”印泥，和樟州特產木偶。回到廈門，在鷺江賓館門口有小販挑著擔子賣荔枝。我們買了幾個拿回房間裡吃，自覺是不折不扣的漳州人。
我們乘渡輪到鼓浪嶼，坐旅遊公司的觀光車，上城尋找母親娘家舊故廖宅。沿路處處是海鮮館子，門前擺著一盆盆活生生的魚蝦。全島面積不到二平方公里，地坡遞降，樓屋層次錯落，有從前公共租界時所建的高堂大廈，也有新建的觀光旅館。
我們在音樂學校下車，經過原毓德女學堂，母親曾在那裡就讀。走幾步路，拐進一個巷子，突然看見廖家舊宅，不禁觸目驚心。那當年輝耀一時的三層洋房因為年久失修，破壞殘舊。住在裡面的表兄說，三樓塌下去了，沒有重建。花園荒蕪凌亂，但是我五歲時站在二樓觀賞的那棵玉蘭樹仍然屹立，綠葉茂盛。
物換星移，匆匆歲月，掠風而過。
我們參觀廈門大學在圖書館設的林語堂紀念室，內有父親用過的書台、椅子、沙發和許多照片、書籍，父親生平展覽設計是夢海、夢如兩姐妹策劃的，非常精彩。父親在一九二六年任廈大文科主任，二伯玉霖曾是英文教授。我們又到嘉庚樓的頂屋俯瞰廈大全景，依山傍海的風光令人神往。廈大副校長潘世墨請我們吃午飯。他父親潘茂元是知名的高等教育家，是二伯的學生。兩家成為好朋友。
我們本來要去父親出生地氣仔，誰知相如突患急性盲腸炎，住進中山醫院開刀。幸而醫生手術高明，夢海一家照顧得無微不至。相如恢復力強，我們一星期後搭廈門航空飛到香港，改換國泰班機飛台北，乘長榮航空飛舊金山，換聯合航空飛華府，旅程近一萬哩，飛得暈頭暈腦，回家之後許久才能校正時差，搭上這裡晝夜的拍子。
頭腦清醒過來之後，我彷佛感到在旅程中拾回一段時光，拾到一部分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