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已吸了三支煙。我又叼上了第四支煙。我覺得自己這個角色，純粹他媽的是被導演耍弄了。而導演並非別人，恰恰是我自己。冉的母親是“策劃”。我對她可真的沒法兒交待了。
“我知道你心裡彆扭。”朋友又說：“事情鬧得反了過來，我也沒想到。一開始，我完全是站在死者家屬一方去進行調查的，可是……”
我說：“你什麼都別解釋了。兩個人為難，不如一個人為難。”
他問：“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說：“就讓我一個人為難吧。你呢，按你決定了的去做。”
朋友又說了些抱歉之類的話走了。他還要到法院去。原來法院並沒定審，七年，不過是按照以往類似案件的處理意向……
我在家中坐立不安。幾分鐘後，我毅然決然地往冉的單位打電話。她在。我請她立刻到我家來。
她說：“我們下午學習文件啊！”
我說：“那你就請假。”
她說：“一般的事不准假。”
我說：“不是一般的事！你是喬老先生的女兒，而我可不是他的兒子，我對他沒什麼非盡不可的義務！來不來隨你的便吧！”
一說完我就啪地放下了電話。
下午她來了。
我說：“冉，關於你父親的死，倘若是這麼個結果——法院只判對方一二年，甚至，判一二年，還緩刑一二年的話，你估計，你母親會接受得了嗎？……”
她搖頭。
“那，你母親會怎麼樣呢？”
“更不會善罷甘休了。”
“有什麼辦法，或者有誰，能勸得你母親偃旗息鼓嗎？”“沒有。”
“你的心裡會平衡嗎？”
“司機開車撞死一個人，如果那個人並沒違反交通規則，也要判兩年啊！”
冉的話，等於含蓄地告訴了我——果然如此的話，她也難以接受。看來，她和她母親的分歧僅僅在於——平衡她們心理的那一刑期大於七年或等於七年。一旦小於七年，也許她們竟會同仇敵愾起來吧？這真是人的心理的一種奇怪現像啊！
我說：“冉，上午，我為你母親請的那位律師到我家來過了。他從今天開始，已經變成被告的自願的辯護律師了。他估計，甚至被告有無罪釋放的可能。他對這一點是充滿了信心的。他在律師界很有些小名氣，挺有辯護才能的……”
冉那雙眼睛，漸漸瞪大了。它們盯著我，似乎在問：你究竟搞的什麼名堂？你究竟起的什麼作用？你究竟從中扮演的是什麼角色？你耍弄我母親？ ……我避開她的目光，將朋友的調查結果，盡量詳細地告訴了她……
聽著聽著，她的頭垂下了。我講得很艱難。覺得無論怎麼講，都似乎是在對冉老先生作著有損於他可敬長者形象的蓋棺定論式的評價。這使我感到有些罪過，感到自己有些可惡。
我訥訥地說：“冉，真抱歉對你講這些。一個事件的絕對客觀的過程，也許是沒有的。其實……其實你也完全可以不相信，不相信你父親竟會對人產生那麼……
那麼一種古怪而又認真的誤會……不相信他竟在街頭鬧市先辱罵了一位女同志，不相信他竟還動手打了人家……“
不料冉說：“我信……”
我訝然。
“我信。我全信……”冉又說，“我料到了，我有預感。我知道……某種事遲早要發生的。出事前幾天，父親至少三次對我說過同一句話……”
“他……說什麼？……”
“兔子急了也要咬人的……”
我不但訝然，而且怦然了。
“也好。他這麼解脫了也好。只不過解脫的方式，太戲劇化了。而且……而且太……對不起那姓姚的女同誌了……”“你是說……他……他蓄意激怒某個人，以求借別人的手……了斷自己的生命？……”
冉愀然搖頭：“我不是那個意思，父親也不是個嫁禍於人的人。其實，別人並不真正了解他。我也是近一二年才忽然意識到，作為一個女兒，我有責任了解自己的老父親。於是我才發現，他頭腦中充滿了對立的思想，這些思想在他頭腦中有時衝突得很劇烈。他內心裡也充滿了情感矛盾，他的心靈經常處於受情感折磨的狀態。他像一個空心的金屬球，內中裝滿了滾球，觸動一下，內中就發生碰撞和摩擦。
他分析普通人的心理頭頭是道，對平衡自己的心理卻無可奈何。我雖然了解了他，卻幫助不了他。從理性上他是一個堅定不移的擁護改革的人，但是幾乎一切改革的負面都是他深惡痛絕的。他似乎很甘於澹泊寂寞，但是又喜歡到處演講，有請必至。請他作報告的單位多了他煩，一個階段內沒人請他自己又煩躁，感到失落，感到被社會徹底遺棄了。在這個單位他大聲疾呼改革勢不可擋，在另一個單位他聲討起'資本主義復闢'現象怒形於色激昂慷慨。在這篇文章裡他大談'要玫瑰就不要怕它的刺紮手'，在另一篇文章裡他嘲諷'玫瑰固然比菠菜美麗，可是用玫瑰熬湯無異於譁眾取寵'。在有的場合，他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強調，每一個擁護改革的中國人，都必須以健全的心理承受改革所帶來的種種壓力，而在另一種場合，他悲天憐人，又說中國人的心理早已不堪重負，人和改革的關係，不是炒鍋和豆子的關係。以至於，當他想把自己發表過的那些文章編成一個集子的時候，連他自己也認為，許多文章的觀點是截然對立的。若真的編在一個集子裡，彷彿是兩個人的文章合編成的什麼'爭鳴集'或者'辯論集'。他甚至對自己的文章產生懷疑，說這是我寫的文章嗎？我怎麼會寫出這種文章來？淺薄呀淺薄，羞愧極了。有時他非常認真地問我：“你說爸爸究竟是一個擁護改革的人還是一個反對改革的人？'我如果說他是一個擁護改革的人，他就搖頭自我否定，說他自己充其量是一個口頭上擁護改革的人。我如果說他是一個反對改革的人，他又很悲哀，甚至很生氣，說就因為你爸爸寫過幾篇批評改革負面現象的文章，你就這麼認為你爸爸嗎？虧你還是我的女兒。我說爸你別整天思考這些嚴肅的事了，那是中央領導人的事，你思考得再深刻也沒什麼用的。他呢，又會反過來教訓我，說擁護改革或者反對改革，是每一個中國人不參與也得參與的時代大戲。堂堂一位中國高級知識分子，豈能僅僅作壁上觀嗎？某些看過他的幾篇文章聽過他的幾次演講或報告的人，寄給他不少信。有的對他的某種觀點進行批判，有的要和他進行公開商榷。而年輕人寄來的信最不留情面，尖酸刻薄，嬉笑怒罵，將他比作一個'二花臉'。說中國的'二花臉'已經太多了，奉勸他每次出門去演講之前，首先應該對著鏡子，將自己鼻樑上的標籤描清楚，是'改'就描清楚一個'改'，是'保'就描清楚一個'保'，別到時候現描。
那些信很傷他的自尊心。他自己的心理實際上是相當脆弱的，卻又希望教會別人怎樣心理堅韌起來。我勸他不要把那些信當成一回事，連看也不必看，收到了就撕掉，或者燒了。他不聽，每封必看。自己不知該怎麼回信，就要求我一封封替他回信。我替父親回過幾封信，對那種尖酸刻薄、文字放肆無禮的，我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一套誰不會。都是無師自通的。倒也沒誰糾纏不休，打上門來。可是如果父親回信，就沒這麼好的結果了。我勸他，把沒寫完的著作抓時間寫完才對，何必為些不相干的事分散精力？他倒也聽，說對對，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可是一有人請他，他又去演講又去做報告。攔不住他。他說那麼多人都把我當一個反對改革的人，當成一個冥頑不化的保守派了，我還能不去更正自己的形象嗎？他似乎覺得，全中國，至少全北京，每天都有許多人在研究他，如同他每天都在研究普遍的人們。你簡直沒法向他說明，這不過是他的一種臆想。結果他就去了，結果自尊又帶著創傷回來，又會對我像小孩子一樣喃喃述說：“冉啊，女兒啊，爸爸心裡很悲哀，沒人理解我。'……”
他有時明白，承認所謂社會心理學，不過就是一門學問。承認自己這一位學者，不過就是依賴於它而確立了功名的個人。有時又不那麼明白，認為它是和中國的政治和中國的經濟一樣重要的，關係到中國改革成敗的大項目大問題。這是冉說的，冉說她的父親給中央寫過一封信，提議中央下一個文件，號召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工青婦聯各界都要掀起學用社會心理學的熱潮。說她父親認為，一手抓改革，一手抓社會心理學的普及運動，中國的改革就一定會成功。那封信泥牛入海，空谷無音。他品嚐到了被冷淡的滋味兒，好幾天內戚戚然憤憤然，覺得自己一顆憂國憂民之心被嚴重輕蔑了……冉說她的父親自從因為花花的死住院出院後，不快的事懊惱的事令他憤恨的事接踵而來。先是他正帶著的兩名博士研究生“背叛”了他。一名受金錢的誘惑，視博士證書如糞土，下海經商了。一名利用出國進行學術交流的機會，給洋人刷盤子去了，發誓永不回國了。還將替他整理的一部社會心理學手稿暗中帶出了國。原以為那等於是一大筆美金，卻因為是中文的四處碰壁推銷不遂。最後以三百五十美金的低價，當作“資料”，賣給了加里福尼亞大學的一位美國教授。
人家花錢僱傭了幾名中國留學生，在最短的時間內突擊翻譯完畢，並以最快的在中國人看來根本就不可思議的速度出版了。當然署的是人家的名字。書一發行造成不小的轟動。人家名利雙收，不但獲得了幾萬美金的版稅，而且隔夜之間成了研究當代中國人的專家。據說連美國總統都對那一本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自己認真通讀了一遍不算，還推薦給他的白宮幕僚們，還邀請那位美國教授參加了一次總統私人晚宴。這件事反饋到國內，當導師的所受到的刺激可想而知，他幾乎震怒得背過氣去。其後的幾天內，整天把自己關在書房內不見人。咕咕噥噥獨自說的是：“我花了四年時間，改了五稿，他就只偷出去賣了三百多美金……”
冉那時剛做過人工流產手術。她當然沒敢告訴父親。她矢口不談自己受到欺騙的心靈痛苦，娓娓地勸說父親想開點兒。說父親那麼多弟子中，只出了一個行為卑鄙的不足為怪。而她的母親卻對她的父親指責不休，聲明自己從來沒喜歡過老伴兒那個學生，斥他有眼無珠看錯了人，實在是很活該的事。但這聲明並不符合事實，事實是她比冉的父親比冉自己，更殷切地期望著那個卑鄙小人早點兒成了她女婿。
一天，趁老伴兒不在家時，喬老先生將冉喚入書房，很是鄭重地對冉說，自己終於想通了。人生在世，總難免被坑害幾次的，何況自己平生被坑的次數已經不少，應該明白人坑人之事，實在尋常得有如比肩接踵的便道上人撞了人一樣。若以七十來歲的一大把年紀，居然還想不通這麼點兒彆扭的話，豈不是越活越嬌氣了嗎？冉自是軟聲細語，說父親能想通了，就太對了。說也有學生被導師所坑的事。說互為坑之，方顯出大千世界的公允。喬老先生微笑頷首，頻頻稱是。說自己是研究社會心理學的學者，連起碼的心理承受能力都不具備，真真是太令人恥笑了。自嘲一番之後，更加鄭重地對冉說，自己覺得太對不起女兒。因為在兩名收山弟子中，他對坑了自己那一個，一向情有獨鍾。因為是在自己的促進下，女兒才以心相許。他囁囁嚅嚅地問女兒，是不是也以身相許了。經父親這麼一問，冉回答說是的。冉承認自己已經做過一次人工流產手術了。不過冉說這沒什麼，冉說她不像有些姑娘，耿耿於懷，認為這種事是為男人做出的犧牲，因而有什麼吃虧的想法，求索補償，甚至產生報復。冉說她認為，這種事兒就好比日本人下河豚館，吃的是那一口就不怕中一次毒。壞事可以變成好事，這也等於增強了自己今後在愛情方面的免疫力。於是喬老先生也說女兒能想通了，就太對了。而當女兒的看出他是心中叫苦不迭嘴上卻沒法兒說。喬老先生還託人給自己那弟子捎了一封信，懇言之至，目的全在於打消對方的負疚之感。說世界有時似乎也很小，希望今後無論在哪兒無論在什麼場合邂逅了，之間仍能以師生關係相待。沒收到回信。喬老先生每每談起，喟然長嘆。由此一名弟子的孤鴻遙渺，竟勾引得他懷念起另一名到南方“淘金”的弟子來。他還千里迢迢地去尋找過一次，想親眼看看另一名混得怎麼樣了。如果混得好呢，他也就從此不惦記著了；如果混得不濟呢，他想把人家帶回來，繼續收為弟子。心誠誠意切切地去了一次南方，歸來之時卻是哀悵悵傷戚戚。
另一名弟子玩股票玩砸了，已在當地自殺了……這些都是冉告訴我的。
社會心理學家畢竟是社會心理學家，就心理承受能力而言，怎麼的也比不是社會心理學家的中國人強不少。心理創傷一愈，一種“野心”油然萌發。社會心理學家也是人。常人都有的報復心理，喬老先生其實也是有的。不過報復的手段並不歹毒，報復的對像也不具體。他對女兒表示他想通了，其實是想通了一半兒。還有一半兒並沒怎麼想通，甚至可以說根本就想不通，越想心眼兒反而越狹小。他承認中國人在尊重知識產權方面很沒出息，行為很野蠻，形象惡劣。但是他認為自己在這一點上是中國人中的一個例外，不曾在知識方面侵犯過別國人的任何權益。倒是自己的論文論著，經常被國外發表轉載出版，卻從未收到過從國外寄來的美元英鎊什麼的。而堂堂一位美國教授，大大地侵犯了他一次，卻是一個鐵一般的事實。為在尊重知識產權方面形像很惡劣的中國做出犧牲，他認為等於是應該落在騾馬身上的鞭子落在羊身上了，並且他覺得這一種犧牲起不了什麼有益於中國的作用，不見得就能替中國的形象扳回一分。與其默默犧牲，倒不如一報還一報來得英雄。於是他動用存款，求助於形形色色的人，從美國寄來或買來大批書籍。不唯心理學方面的，也有暢銷小說和人物傳記之類。他召集全體弟子和弟子們的弟子開了一次會，陳述己見，說那些書全部翻譯了，籌辦久矣的《社會心理學刊》就有一筆錢創刊了。
弟子和弟子們的弟子，也能各自暫緩拮据。他說他已經和許多出版社聯繫妥了。說他預測，社會心理學方面的書，尤其是一些實用性的普及性的小冊子，將在圖書市場走俏，受到各層人士的青睞。至於那些暢銷小說和人物傳記之類，因為發行量將相當可觀，出版社給的稿酬標準不菲。弟子和弟子們的弟子，無不大鼓其掌。都說導師的思想終於也算“開放”了。都說我們不干誰幹？都說此時還不干更待何時？
都說他們早已這麼乾了，只不過都怕導師不准許，都怕惹導師生氣，瞞著他乾而已。說現在是可以大顯身手地干一把了，因為有導師親自出馬擔任“公關”，當然的要和導師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了。說這是導師和他們大家的“公活”，悠悠萬事，唯此為大，說都願意發揚先“公”後“私”、大“公”無“私”之精神，至於手中正翻譯著的種種為稻糧謀的東西，保證一概的先都暫停。於是統一了目標，統一了思想，統一了意志。於是皆大歡喜。於是第二天便都廢寢忘食地投入了此一項規模宏大的系列性的共同的“希望工程”……這些都是冉告訴我的。
喬老先生身先士卒，親自上陣。那時節初暑驟至，他每日里從早到晚，極其自覺地將自己關在書房裡，僅著褲衩和背心，一手持筆，一手握扇，很有些“甘灑熱血寫春秋”的樣子。老伴見他魂歸正業，亦對他表現出格外的關心，幾回回欲將電扇從客廳裡搬到他的書房去，但他杜門不納，予以堅決的反對。他說一有電扇在旁邊嗡嗡響，便會一個字也譯不出來的。俗話說，“老將出馬，一個頂倆”，其實他的翻譯速度，比哪一名弟子都緩慢。畢竟老了，畢竟思維不那麼敏捷了。而且，頸肩病和他作對，雙臂陣陣麻木，還經常偏頭疼。而且，一輩子認真慣了，每句話每個字都不肯輕率落筆。所以呢，實際上倆他自己，也是頂不上他的任何一名弟子的日成績的。他還自書一幅對聯——“引書媒以戚戚，入文畝以休休。”求人裱了掛在牆上自勉自勵。一想到不久將來的一大筆經濟效益，一想到不久將來《社會心理學刊》創刊時那份兒欣慰喜悅，一想到眾弟子分紅均利後置家添件的興奮，和必然要對這位導師說的些感激之詞，他恨不得能將自己變成一台打字機。買一台廉價的電腦——是他近年的夙願，也是他此番奮不顧身的原始動力的一部分。頸肩病的折磨，使他預感到自己和筆為伴的時日不會太長了。星期日，他照例帶了煙、水果、飲料之類，四處往返看望弟子們，給予他們精神上的慰勞和鞭策。冉自是非常體恤父親的，有時通過朋友的關係弄輛車，陪他一塊兒看望弟子們。後來就從報上見到了中美雙方開始洽談知識產權問題的新聞，這不免就使他心理緊張起來。晚上接著從電視裡看新聞聯播，看完一言未發神色大異地踱入了客廳。冉跟入客廳，見他委頓地坐在沙發上，心事重重叼著煙斗吞雲吐霧。冉覺得父親的憂慮是多餘的。她認為中國人做事情，一向拖拖拉拉，體現在外交方面，也果斷不到哪兒去。何況，老美的態度，似乎挺強硬，聽說先決條件和具體內容都比較苛刻。而中國有中國的難處，真要全盤接受了，只一個瓊瑤，就有理由向中國的各出版社各刊物索要幾百萬。全國僅此一項，大概就得補償幾千萬，也許遠遠不止。那麼中國的出版業有一半兒就得負債累累，有些就得黃。中國不能不考慮到這一點。那麼就不能全盤接受，那麼就得繼續和老美進行洽談，相互討價還價。也許二三年後，才能達成一個什麼協議。而幾個月內，父親們進行的事兒，也就大功告成了。憂慮的什麼呢？聽了冉的一通分析，喬老先生的精神又振作了起來。然而那一天以後，弟子和弟子們的弟子紛紛登門，看來都不無擔心。
喬老先生，就用冉寬慰過自己的話，复而寬慰弟子們。眾弟子聽了，也都覺得不無道理。於是各自恢復亢進狀態，更加廢寢忘食，更加孜孜不倦，更加爭分奪秒，更加奮不顧身。 “希望工程”終於全部“竣工”那一天，喬老先生和眾弟子到一家小飯店相聚慶賀。之後推薦了幾個人，各自帶上他的親筆信，到全國各地的出版社去送稿。不久幾個人先後返京，都說對方不肯接受稿子。喬老先生說怎麼會呢？
當初談妥的嘛！那幾個弟子說，人家都有顧慮，怕哪一天中美知識產權問題的協議一生效，有一條若是追索前債，美國的版權那麼值錢，人家擔待不起。他瞅著弟子們帶回的一捆捆書稿，當時血壓升高，一陣頭暈目眩，險些跌倒。半晌緩過些神兒來，訥訥說出的一句話是——“我這不等於把你們都耍弄了嗎？”眾弟子見他那樣，都不忍埋怨。都說先生千萬別這麼想。情況是在不斷地變化，權當我們大家在您的督促之下練習筆譯了。他望著幾個月之間，一個個勞苦得形銷骨立的眾弟子，心疼他們，懊惱自己，不禁地放聲大哭了一聲。冉也覺得十分的內疚，覺得父親的“希望工程”的落空，似乎和自己不無責任。起碼自己要是不對父親說那些自以為是的話，父親早早地罷手，也不至於接著白白投入了兩個多月的心血。於是她保證說，出書的事，包在自己身上了。有膽小的，可也有膽大的。她說她的朋友之中，很有些能人，肯定會替她和出版界的“個體戶”們牽上線。到了這種地步，也顧不了那麼許多了，反正這批譯稿能印成書就意味著父親他們幾個月的心血值，就一樣有經濟效益。反正都非內容反動的誨淫誨盜之書，絕不在國家所禁之列。喬老先生開始是反對的，他唯恐自己學者的名聲受損。但弟子們都說可行，並慫恿他同意。最後他也就違心同意了。北京這地方，也不知被股子什麼邪氣籠罩了，不但孕育出大批大批的“侃爺”，而且滋生出不少的“侃嬸”、“侃姨”、“侃姐兒”、“侃妞”。時代確是有些不同了，女子不讓鬚眉。能“侃”的人按理說不太容易被信任，不被信任的人按理說朋友不會多。但在如今的現實中恰好反過來。冉卻是個例外。
冉不是個“侃姐兒”，但冉的朋友也挺多，從文人雅士到雞鳴狗盜者。冉純粹地是例外觀像，別人都上趕著交她，她沒辦法。彷彿一棵樹，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全由不得自己。冉這個例外現象為什麼就例外，我搞不大明白。她曾說她自己也搞不大明白。不太可能是衝著她的父親，她父親沒那麼大魅力。唯一推翻不了的解釋是她的個人魅力。如今有書卷氣的年輕女性不多了，書卷氣被脂粉氣一大片一大片地覆蓋了，漏網的幾個就成了鳳毛麟角。一成了鳳毛麟角，便格外地有人欣賞了。東西是那樣，人同此理。冉的朋友們更是些交際寬廣的人。人託人，一竿子搭一竿子的，就搭上了個體書商們。他們都是些“地下工作者”。聯絡網線雖幾經瓦解，但實力仍在，只不過與先前比起來，更“地下”了而已。一有牟利之機，他們都像水底遊蛙似的蹦到岸上。那幾天冉家裡好生熱鬧，不速之客紛紛光臨。喬老先生自是不屑於和他們打交道的，由冉接待。沒用冉費甚麼唇舌，總共一百多斤分紮成二十幾捆的書稿，一頁不少全被拎走。冉老先生的弟子們，和弟子們的弟子，沒誰嚮導師追問過結果。他們都有心理障礙，怕一問必加重導師的負疚感。喬老先生也不問女兒。他也有心理障礙，怕女兒將這件事看得太重了。女兒若看得太重了，必頻頻去問那些個體書商們，進而會不會令那些個體書商們小瞧了自己這位老學者，和自己的弟子們呢？在中國，出一本書能那麼快嗎？何況豈止一本。大小學者們也開始往錢眼兒裡鑽了不是？那也得有耐性哇！他尤其怕遭到些個體書商們的恥笑。
都不問，漸漸的，冉把這件事給忘了。忘得很徹底。喬老先生，也裝作忘了。他的弟子，和弟子們的弟子，都裝作忘了。儘管都忘不了。兩個多月以後的一天，喬老先生逛街，就在書攤上發現了由那批書稿印成的書。賣得還都很搶手。封面設計得倒挺雅緻。白底。塑料加膜。他的名字印在每一本的突出位置，他的名字之下才是他每位弟子們的名字。
有幾本，只有他的名字，沒了他的弟子們的名字。而那幾本書，他連校正也沒校正過，百分之百是他的弟子們的翻譯成果。那些書，使他感到，既是自己和弟子們的腦力勞動的產物，又似乎不是。因為書名全改了：《男人的原子反應堆——情慾》、《女人的性心理探秘》、《做愛的心理三部曲》、《女人的性偽裝——羞澀》、《男人的性侵略意識分析》……等等，不一而足，一本挨一本擺在書攤上，擺了兩行，組合成蔚為大觀的一套性系列。看得個喬老先生面紅耳赤，幸虧搶購者中沒認得他的。若有，他真會到了無地自容的程度。他倒並不諱言性，他自認為不是老道學先生，更非偽君子。社會心理學也是心理學的一部分，搞心理學的哪有不涉及性的呢？但是他知道得很清楚，那些原著根本不是談性的。有談性的內容，不過一章兩章，字數上也不過就十之一二。變成了這樣一些書，他明明等於是被強奸了嘛！同時也使原著遭到了中國式的強姦。原作者們都是外國人，這一種中國式的強姦，好比在睡夢中遭淫，眼不見心不煩，算不上身受其害。而他，和他的弟子們，都是中國人。想都變成外國人也不那麼容易。這一種強姦就勢必引起不利於他和他的弟子們的連鎖反應。這一點使他七竅生煙，接著的感覺是不寒而栗。他拿起一本翻開，但見前言寫的是——“此一套系列叢書，是由著名性心理學家喬老先生親自審定和主編，他的精英弟子們通力合譯的。喬老先生是當今中國獨占鰲頭，首屈一指的性問題專家，是當之無愧的中國的弗洛依德……”他再翻另外十幾本，本本都有同樣的前言。他這一翻不要緊，就引起了書攤主人的注意。
人家端詳他片刻，指定他說：“這位就是喬老先生哇，快買快買，買了請他簽名啊！”原來這套書設計得與眾不同，還印了他的照片。但不是印在封面上，也不是印在內封，而是印在封底，所以他沒發現。於是他被包圍，被爭先恐後地請求籤名。結果引來了更多的人，結果他就昏了過去……
他醒來時，已在家中，已在書房裡的小單人床上，已是晚上了。床邊守護著冉，冉身後站立著他的眾弟子。老伴兒在客廳裡哭。她覺得把她的臉也丟光了……好幾名弟子手中拿著印有他們名字的書，當然沒人給他們寄過樣書，都是他們買的。
他質問冉這一切作何解釋？
冉無言以答。
一名弟子說，原先總抱怨搞學問的，不如作家們出名快。這下可全出名了，沒想到出名並不難……一名弟子說，按嚴格的語法要求，所有書名中的“的”字，其實都是一個多餘的字，應該刪去……一名弟子說，封面還可以，至於內容麼，只有一半兒是他譯的，另一半兒不知是什麼人的手筆……只有一名弟子仍保持經濟頭腦，說別的都甭扯了，要稿費是大事。
十幾本一套書，稿費加在一起至少該是五六萬。被騙奸了就被騙奸了吧！
逼良為娼的事兒別人經歷過，咱們經歷了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只要稿費到手，認了。冉的作用仍不可一概抹煞。有了那五六萬元錢，咱們被騙奸了一次也不虧啊……
當父親的質問女兒，哪些個體書商，怎麼會有他的照片？
冉說，當初他們中的一個走後，她覺得玻璃板下少了一張父親的照片，懷疑可能那人偷走了。但沒想到會被印在書上，也就沒當一回事……
冉哭了。她一哭，父親的弟子們，便都勸起她來。都說他們的話，沒有半點兒責怪她的意思在內，不過是一通自我調侃。人遇到不快的事，自我調侃不是比較能想得開的態度嗎？他們說天降大任於斯人也，替他們催討稿費這一任務，她得明確接受下來啊！ ……於是她的父親，也就不再質問她什麼了，只說——稿費一分錢也他媽的不許少！ ……老頭子一向很講語言文明，從不說“他媽的”。那一天不但說了“他媽的”，而且還罵了超“國罵”的話……冉講著這些的時候，像位作家在口述一篇小說。講到某處，甚至還自笑。或者，停頓那麼一兩分鐘，彷彿繼續構思的樣子，彷彿當我是她的記錄者，怕我的記錄速度跟不上，等等我。似乎的，她已經忘了為什麼講給我聽，忘了她曾為什麼哭……
我問冉，她替她父親們索討到了那筆稿費沒有？我挺替喬老先生和他的弟子們窩心的。我暗想我若是那些個體書商們，一定給喬老先生和他的弟子們開每千字五十元，不，開每千字六十元的稿酬。否則，真是天理不容，真是良心不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