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見妻眼中噙著淚。
我覺得北京真他媽的小。
女孩兒的爸爸也哭了，像大多數男人一樣，他的哭聲是極度自抑的。
男人的哭其實不是哭，那是一種理性的掙扎，故對看著一個男人哭的別的男人的情感傾向最具有動搖性。
王松山見我怔愣住了，趕緊扶他起來，卻扶不動他。那小齊的兩條腿彷彿和地板焊在一起了。我省過神兒來，也趕緊扶他。我們兩個人，才將他硬扶起來，硬按坐在他坐過的位置上。
我說：“你別這樣。你跪我沒用，我又不是死者的家屬，和死者沒有任何特殊的關係。如果我的話一句頂別人一萬句，沖你今天帶著孩子來到我家裡這一份誠意，事情打我這兒就一了百了啦……”
王松山說：“你別推委。我剛才已經有話在先了，不僅是小齊替他老婆求你，不僅是他女兒替媽媽求你，不僅是韓副院長替小姚求你，也是我在替朋友求你。你和死者沒有任何特殊關係？那對方全權委託你？那你三天來替對方四處奔波，非要把我們小姚判個十年二十年的？對方給了你多少錢？你吐個數，我們翻番兒給你，只求你從中疏通疏通……”他說得我臉紅了。
我嘟噥：“你扯哪去了？什麼錢不錢的？你把我看成什麼人了！？”
韓副院長見我面露慍色，見王松山心直口快地仍大有“逼宮”的架勢，瞪了他一眼，遞給他一支煙，叫他不要說了。
我看出王松山也面有慍色，當年的他就是個急性子。我替自己辯護：“受人至誠相託，我那也是沒辦法。我怎麼能知道事情會搞成現在這樣？”
韓院長也遞給我一支煙。替我燃著火兒後，他善於斡旋地說：“其實現在這樣並不更糟糕，現在這樣倒是挺有利，起碼對我們這方面挺有利，使我們看到了一線希望。如果對方全權委託的不是你，而是別人，我們今晚有勇氣唐突地登門嗎？人家若把臉一板，我們能不立刻就走嗎？是不是？我看我還是先向你介紹一下我們小姚的情況吧。我是她領導，我對我的話負責任，我也不是以個人身份向你介紹，而是以單位的名義。剛才我已經對你說過了，我們小姚確實不是你認為的那種女人。
小齊，把小姚的照片給梁同志看看。快呀！別哭了。光會哭，哭有什麼用？ ……“
於是那小齊從兜里掏出一個信封，從信封裡抖出些照片給我看。彩色的，黑白的，大大小小十幾張。看得出都是從像冊上揭下來的。我暗想他們考慮得可真周密……
照片上是個氣質文文靜靜的年輕女子，三十二三歲的樣子。我感到很窘，因為即使是從照片上，也不難判斷她絕非潑婦之類女人。她眉目溫存而且善良，分明屬於賢妻良母型。若說這樣的一位年輕妻子和母親心狠手辣，那就只有鬼才相信了。
我指著一張側面的彩照問：“這是在做什麼報告吧？”
韓院長點點頭：“是的，這是最近的一張照片了。今年'五四'青年節那天，在區先進人物表彰大會上她演講時拍下來的。你看她像你認為的那種女人嗎？”
我搖了搖頭。我實在是想不明白，她怎麼會跟冉的父親那麼性情涵養極高的老知識分子當著廣眾吵於街頭，而且用傘把他捅死了？看她照片上的樣子，柔柔弱弱，毫無悍勇之相，哪兒來的那麼大一股勁兒呢？
“不要說小齊他發懵，我們全院上上下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感到奇怪。在我們醫院，她是個脾氣好得沒比的人，胸襟比氣度大的男人還寬。誰都說她'宰相肚裡能撐船'。事情發生那一天，我接到公安局的電話通知，先是以為哪個認識她的無聊的小子惡作劇，後來又以為公安局的人搞錯了。她可是我們醫院連續六年的模範護士啊！連續六年，對如今的年輕人，容易嘛！不久前我們單位剛把她作為區人大代表報上去，區裡也基本上是通過了。結果出了這事兒！細想想，我覺得，怨我們當領導的對她關心得太不夠。更怨她自己。我的意思是，恰恰怨她自己脾氣太好了，太能忍了，性格簡直就柔得像水。出這件事前那些日子，我可以說是天天盼著她跟誰吵一架，哪怕是跟我們領導吵一架呢！她卻就是不吵，一切委屈的事都忍了。她照看過的一個病人死了，家屬說她昧下了死者的一隻金戒指。死者活著的時候，戒指確實是戴在指上的，別的護士也證明這一點。倒並非是和死者的家屬一樣懷疑她，是實事求是。病人死在她當班的時候，戒指沒在那時候，她說不是她昧下了，那麼戒指哪去了呢？死者生前，她對人家好得沒比。她對那些注定活不長的病人，都好得沒比。她可憐那樣一些病人，她心軟得要命。她常說，當護士的，如果對快死了的病人都不盡心盡職地服務，態度都不好，就太沒人味了。那位病人對她也非常感激。是位老太太。曾拉著她的手對她說：”你比我女兒比兒媳婦對我都強，大娘今生是報答不了你啦，只有來世再報答你了！ '病人死了，病人的女兒和兒媳婦倒沒哭，她卻躲到一邊去難過得哭了一鼻子。可是那隻戒指，就讓她解釋不清了。她也不作太多的解釋，只說不是她昧下了。病人的家屬就告到了法院，還搬來了報社的記者，當偵查人員和報社記者的面，她仍是那麼一句話，不是她昧下了。老太太倒是幾次想給過她，她沒要。一時間搞得沸沸揚揚，流短蜚長。人緣再好的一個人，遇到這種跳進黃河洗不清的事，也難免遭人議論哇。那記者還把這件事弄到報上去了。雖然沒有任何證據敢斷定必是她昧下了，但是那種種故弄玄虛閃爍其詞的文句，顯然是意在引導讀者朝那方面去想。區裡也打來電話詢問，這樣的事關係到她有沒有資格當人大代表哇。我了解她，她從來不把什麼代表呀模範呀標兵呀當成回事兒。她只是一心要做一名盡職的護士而已。但是那幾天，她所承受的心理壓力，也是可想而知的。有一天吃午飯時，我還跟她半開玩笑地說：“小姚哇，有委屈別悶在心裡，再聽到誰不負責任地瞎議論你，你就跟誰吵一架。不圖別的，圖個發洩發洩嘛！有我替你做主，你別怕跟人吵架！'你們猜她怎麼回答？她說：”我不是怕。我是天生的不會吵架。怎麼個吵法兒，你有空兒教教我唄！ '說得可認真了，還笑。又說：“你就是教會了我，我也不。吵架頂沒勁啦！'因為病人死因不明，在家屬的同意下，醫院就做了解剖。結果呢，從胃裡取出了那隻戒指。推測起來，可能是這麼回事兒——病人出於對她的感激，幾次想把戒指送給她，她幾次謝絕，病人也就不強給她了。病人的女兒、兒子和兒媳婦，對病人不怎麼孝順，病人不願把戒指留給他們中的哪一個戴。大約預感到自己活不長了的時候，就把戒指吞下去了。真相一旦大白，死者的家屬向她賠禮道歉。醫院裡的人們可就替她大為不平了，包括那些不負責任地背後瞎議論過她的人，都說應該罵病人的家屬們一頓。
她卻說：“那是乾什麼呀？誰沒有犯過疑心的時候？若是咱們自己，不是也會產生疑心的嗎？'人們又說老太太真可惡，吞戒指的時候，怎麼就不為她想想！她白對那老太太好了。她說：”咱們別對死了的人說三道四的了。老人家沒文化，頭腦簡單。誰不戀生啊？明知自己活不了一兩天了，哪還能想得那麼多那麼細？ '接著又有一件事，又把她委屈得要命。又委屈又不知如何是好，左右為難。工會改選時，她被選成了工會主席，票數是百分之九十八還多。前任工會主席比她大二十來歲，是男的，被選下來，心理就不平衡了。心理不平衡，就要搞小動作了，就要搞見不得人的勾當了。寫匿名信，四處投寄。無中生有，造謠誹謗，毀壞她的名譽，貶低她的人格。當著她面，還表現得對她無比友好，盡說些保證支持她開展工作的話。
你想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一個善於耍兩面派的男人，存心壞她，不跟把玩健身球似的呀？上級機關呢，見風就下雨，派了考察小組來進行考察。對她考察了一個星期，又搞得沸沸揚揚了一場，結果不了了之。最後還對她說些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之類的話。我們現在有些事就是怪。處處庇護懷著陰暗心理假借廣大群眾名義寫匿名信的人。那理由是，如果不庇護他們，將來群眾連真實情況也不敢反映了。當然，紙裡包不住火，後來全院的人也就明白了，連她自己也清楚是誰搞的鬼了。別人問她：“小姚你生不生氣呢？'她說：”怎麼不生氣泥？他比我年紀大那麼多，我那麼尊敬他，他一向在我面前裝成對我最友好的一個人似的。 '她還落淚了。別人慫恿她：“你得教訓教訓那傢伙，給他點兒顏色看呀！你幹吧，我們大家都站在你這一邊兒！'她說：”我不。我想找他談談心，我得告訴他：我並不想當；如果他還很想當，那就努力重新取得群眾對他的信任，我痛痛快快地讓給他當。 '別人那個氣呀，別人說你這不是等於廉價出賣我們群眾對你的信任嗎！我們如果還能信任他，會選你嗎？她卻真去找對方談心。對方呢，反正勾當已經暴露了，目的也沒有達到，再沒法兒偽裝什麼了，就乾脆不偽裝了，乾脆處處明面地和她作起對來。有這麼一個存心作對的人，她的工作挺難開展。這一切我們當領導的都知道，都一清二楚，卻沒誰出面為她主持過公道和正義。一方是前任工會主席，仍保留著幹部待遇，而且是位五十多歲的老同志，儘管品質不佳，但畢竟沒做太出格的事兒，無非調撥離間，搬弄是非之類的小勾當。領導都撕不開情面認真對待，都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和稀泥和事佬的態度。而另一方是她這麼個最能忍辱負重的人。既然她天生能忍，就由她多忍些個吧。她年輕，也算是種磨練吧。有時事情確屬欺人太甚，有群眾替她忍不了，看不下眼去了，反映到領導這兒來。我們當領導的，也是採取有理無理都三扁擔的處理辦法。其他的領導是這樣，連我這位比較關心她的領導也是這樣。有幾次她找我，表示真的不願當下去了。她從不在領導面前告別人的狀，只強調自己能力不夠。當然不是什麼能力夠不夠的問題。她能力挺強，又善於團結群眾，當工會主席再合適不過了。偏巧那些天我也因為家裡的單位的事煩躁不安。兒子去年沒考上大學，已經在家閒呆了快一年了，聲明我這當父親的再不為他安排工作，他就投少林寺去。女兒鬧離婚，懷著四個月的孕還鬧離婚。你說哪有懷著孕鬧離婚的呀！她說不吃麻花要的就是這個勁兒。 CP確定是男孩兒，女婿和女婿全家盼著男孩兒出生呢，好傳宗接代啊！女兒要給女婿和女婿全家來個竹籃打水一場空，說孩子懷在她肚子裡，看法院判給誰，就不信法院會把懷在女方肚子裡的孩子判給男方。挺著個肚子，住在我家裡，我和她媽還得好生地侍候她。單位裡呢，因為自行車棚蓋在了不該蓋的地方，被罰了一筆款不算，還限期拆除。衛生大檢查，被評了劣等。亮黃牌警告，還說要上電視。都是我抓的工作範圍。搞得我在領導者們中間臉上無光，灰不溜丟的。小姚找我那幾次，我沒耐心和她好好相談，不是三言兩語把她打發走，就是兜頭一通批評。說她女人事兒多；說她馬尾拴豆腐提不起來；說她缺乏涵養；說群眾選的，上級機關審查批准的，不干不行，幹不好也不行。
除非犯錯誤，群眾一致強烈要求免她的職，否則，本院領導是沒理由撤她的，那也得上級機關批准。如今哪方面的工作好做？有天大的委屈也得受著，這就叫為人民服務。所以我今天到你家裡來，是懷著很內疚的心情的。我覺得太對不起小姚。單位的群眾也說，以小姚那種人，那一種天生的能忍辱負重的性格，如果本是由於在單位受的委屈太多太大了，怎麼會跑到街上去和人吵架？這些都不談了。今天直話直說吧：為了能使小姚少判幾年，我們單位願意拿出一筆錢來。我們去找過法院，法院答復關鍵在死者家屬方面。只要死者家屬方面肯於寬諒，法院是樂於從中進行調解的。單位的群眾說，如果幾萬元能減少小姚幾年刑，單位拿出幾萬元，群眾絕沒意見。老梁，我們來你家的目的，就是這麼個目的。無論如何，你成全我們一下……“
韓副院長說時，我反复看那些照片。越看，越聽，我越同情起那個小姚來。我很替她慶幸。她單位的領導和群眾，對她真是夠不錯的。簡直太不錯了，我甚至不無嫉妒。
那個小齊，卻默默地將照片一一收回，放入信封，揣入兜里。它們對他彷彿變得非常珍貴了。
王松山推他一下：“你倒是也說說呀！為什麼不說啊？”“韓副院長都說過了。我還說什麼？我說了又能起什麼作用？誰信呢？”
看來，對我，對他們造訪之目的，他已開始感到灰心。 “英英！英英過來……”
他叫他女兒。
於是她跑過來，重新偎在他懷裡，仍以一種戚戚哀哀的目光望我。
“咱們……走吧？……”
他看看手錶，又看看王松山。
“走？沒個結果，走什麼走？白來一趟啊？……”王松山有些光火。
韓副院長也說：“別走別走，總得聽梁同志表個態……”我說：“我很抱歉。
我剛才……不該說那些先入為主的話。韓副院長，您講那些，我都信，絕對地信。
對你們的心情，小齊尤其對你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
“咱們別扯這些，我們來不是想听你講這些話的！”王松山頗不耐煩地打斷我，氣呼呼地瞪著那小齊說：“好，你不願說，找替你說！幫人幫到底，誰叫我是你們兩口子當初的介紹人呢！……”
於是急切地向我陳述。他說那些日子，小姚在家裡也受了很多委屈。
先是，她忽然感到頭暈，噁心，還吐過好幾次。一化驗，一檢查，懷孕了。只許生一個，不許生二胎呀！他說，可不是小姚的錯哇，當然也不是小齊的錯。小姚戴著環吶！戴著環懷孕了，他說這他媽的不純粹是質量問題嗎？那也得做了呀，那不做也不行哇！結果因此失血過多，休養了兩個多星期身體才緩過來。小齊非但沒好好照顧她，反而不止一次埋怨她。埋怨她不該不聽他的話，如果聽了他的話，過幾個月再查，懷孕也就懷孕了，說不定生也就生了。反正又不是他們明知故犯。白撿一胎，幹嗎非“流”了呢？小齊他做夢都渴望再有個兒子，而“流”了的恰恰是個男胎。這就叫小齊惋惜得不得了，心疼得不得了。當然心疼的是那個男胎，而不是小姚。他對妻子不滿，也就談不上對她照顧不照顧的了。儘管他們夫妻一向感情不錯，可是在這件事上，小齊表現得太自私。接著是和鄰居，也就是他們的房東關係惡化。原本關係不錯的，有時他們夫妻倆下班晚了，房東還替他們到幼兒園接孩子。逢年過節，兩家端來送往的。他們當初租住房子時，和房東簽定的是五年的合同。可是如今有一位外地的個體戶，願出每個月五百元的高價租下房東那兩間小西廂房。人家圖的是離開舖面做買賣的地方近，人家不在乎多花點兒錢。而按當初的合同，小齊兩口子每個月才交八十元。八十元當然也不算低，可和五百元一比，小孩子也知道五百元多哇。不是多出一點兒，是六倍多呢！人家那位個體戶還表示了，如果小齊兩口子肯搬，人家可以替房東補給他們一千兩千的，買個三方樂和。房東就找他們兩口子商議。他一聽急了，租房子不是件容易的事啊！馬上到哪兒去租呢？他們兩口子也都是好說話的人，他們就表示願意提高房租，提高到每月一百或一百一十元。每月多交二三十元房租，以他們兩口子的工資而言，幾乎等於是豁出去了。平心而論，房東平時也是挺好說話的人，可在這件事上，房東變得不那麼好說話了。兩口子沒奈何，便四處託人找房子。找來找去的，不是房租太貴，超出了他們最大限度的工資承受能力，就是地處郊區，交通不便，上下班成為困難。終於找到一處，雖不甚理想，但總比每天看房東的臉色強。準備搬時，才知道附近沒幼兒園，孩子入托又成了難事兒。兩口子的單位，目前都沒有幼兒園。小齊是外地留京工作的大學生，父母在外地，鞭長莫及，照顧不上他們的孩子。小姚的母親去世了，父親七十多歲了，老人自己還需要照顧呢！兩口子結婚後，還從沒那麼苦惱過，還從沒那麼犯愁過。有一天小姚實在心裡憋屈得忍不住了，對小齊說：“你跟你們單位的領導講一講吧！”小齊呢，明知故問：“講什麼呀？”小姚說：“講講咱們的實際困難唄！”小齊說：“講也沒用。單位有單位的實際困難，目前解決不了咱們的實際困難。”小姚聽了，一邊做飯，一邊唉聲嘆氣。小齊又說：“你更應該跟你們單位的領導講講。”小姚說：“你這話是什麼意思？難道我們不是夫妻嗎？
為什麼我就更應該呢？ “小齊發作了，一拍桌子：”你是你們單位的大紅人。是工會主席，是區人大代表，是先進，是模範，是標兵。怎麼，到了你有實際困難的時候，這些榮譽都一錢不值啦？難道你這些個人榮譽，就不是你們單位的榮譽了？憑這些榮譽，你也更應該！還要憑什麼啊？ “小姚不愛聽，反駁道：”你們單位有你們單位的實際困難，我們單位就沒有我們單位的實際困難啦？你這不等於是叫我用個人榮譽當資本，去向領導那兒討特殊化嗎？我們單位還有因為沒房子結不了婚的呢，我這工會主席都不知怎麼關心一下他們的實際困難……“小姚不說這些話猶可，一說這些話，小齊更火了，又拍桌子對她吼了一通。其實他們都不是沒找過各自單位的領導。都找過，都白找，各自心裡都憋屈著。
都想從對方那兒獲得到一線希望或是一種安慰，卻都沒得到想得到的。小齊拍桌子對小姚吼，小姚也不跟他吵，只不過吧嗒吧嗒地落淚，一邊落淚一邊繼續做飯。飯做好了，兩個人都沒心思吃。爸爸媽媽沒心思吃，懂事的孩子也沒心思吃。一家早早地就餓著肚子睡了覺。再說房東方面也生氣。房東以為他們根本就不打算搬。房東一這麼認為，進而就覺得他們簡直是不通情理，存心跟自己過不去。只要兩口子有一個在家裡的時候，房東便在院子裡沒休沒止地指桑罵槐，還故意將髒水往他們家門口潑，故意將垃圾往他們家門口掃。兩口子寄人籬下，惹不起對方，只有忍的份兒。
偏偏，在那些日子小齊家來了一封信。信是以婆婆的口氣寫的。說當老母親的非常思念兒子，也沒見過孫女的面，想到北京，也就是到兒子家住一段。信是小姚接的。她沒給丈夫看那封信，她怕丈夫看了更為難，更犯愁。她在單位抽空兒給婆婆回了封信，說丈夫單位就要分房子了，說不久就要搬家了，說等搬過新居去，歡迎婆婆來住，願住多久住多久……
而事實上是——小齊的母親患了晚期胃癌，想到北京入院治療。即使沒救，最後在兒子身邊住幾天，有機會和兒子媳婦孫女多親近親近，也是老人心中的一大願望。信上之所以沒明寫，是怕兒子著急上火。老人接到兒媳婦的信，沒到北京來。
不久，去世了。
小齊獲電，如晴天霹靂。當日趕回老家奔喪。聽家人告訴，母親生前，曾親筆給他去過一封信。並將小姚的回信給他看。他一看之下，心中對小姚的氣可就生大了。他銜悲懷憾回到北京，一進家門，劈頭便質問妻子。小姚心裡也萬分地不好受，萬分地後悔，萬分地內疚，紅了臉低了頭向丈夫承認錯誤，請求原諒。她說怕房東那一種恨不得哪一天就可以找個什麼正當的理由將他們趕出這院的樣子，使婆婆住得不愉快，高興而來，掃興而歸。她說她哪兒能料到婆婆是患了不治之症呢？儘管她說的也在理，丈夫心中的火還是沒法兒消除。小齊在氣頭上，不但沒原諒她，反而當著孩子的面打了她……
出事的前一天晚上，小姚下班時，特意繞道兒商場，給小齊買了一柄傘，就是那柄將冉的父親捅死了的傘。那半個月北京連雨難晴，小齊卻將傘丟了。一天下班回家，澆得落湯雞似的。小姚就想到第二天應該替丈夫買回一柄傘。諸事種種，那些日子使夫妻關係也不像以往那麼親暱了。小齊由於沒能在老母親去世之前與老母親見上一面，對妻子的態度始終不冷不熱，待搭不理的。小姚說傘是為他買的，他一瞅是黃色的，賭氣說不用，說他一個大男人，怎麼能撐一柄黃色的傘。而且說他在一切淺顏色中，最討厭的是黃色，說你是我老婆，和我共同生活了這麼多年，難道連自己的丈夫喜歡什麼顏色這起碼應該知道的一點都不知道嗎？小姚確實不知道。她蹙眉默想，想不起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夫妻倆談到過誰喜歡什麼顏色誰不喜歡什麼顏色。她買傘時，黑色的已經賣完了，只剩幾柄淺色的了。除了黃色的，還有粉色的，花的。她猶豫了半天，才決定給丈夫買下一柄黃色的。不就是遮雨嗎！她沒把傘的顏色看得多麼重要。她原本希望，通過這柄傘，消除丈夫心裡對她的一層隔閡，討得丈夫對她的幾分歡悅，沒曾想反而又惹丈夫不滿意。小姚當時一聲未吭，打定主意第二天換傘……第二天下班，她又繞道兒商場，見有了幾柄黑傘擺在那兒，心里挺高興，暗自慶幸來得巧。她婉言婉語地向售貨員解釋，傘是替別人買的，別人不喜歡黃色的，希望能換一柄黑色的。反正都是同樣的價，反正她不是退。售貨員起初不給換，說用過了還能換嗎？不換！態度十分生硬。她就又婉言婉語說了許多請求的話，並且聲明自己絕對地沒用過，連撐開都沒撐開過。售貨員被她磨煩了。終於肯給她換了。換之前人家總是要檢查一下的，人家就撐開了。一撐開，才發現有兩根傘骨是斷的。人家指著冷冷問她，你不是發誓沒用過嗎？這怎麼回事兒？沒用過傘骨會斷了兩根嗎？問得她愣愣的。愣愣的她訥訥地說，是啊是啊，我連撐開都沒撐開過，傘骨怎麼會斷了兩根呢？這是質量問題啊。按她的想法，她認為自己更有理由請求換了。可是售貨員並不這麼認為。人家將傘往櫃檯上一扔，幹乾脆脆地說出兩個字是不換。結果她就和人家爭論起來了，結果就圍了一大群瞧熱鬧的人。售貨員理執一端，指著她對一大群瞧熱鬧的人說，她把傘昨天買回去了，用過了，用壞了，隔了一整天又來要求換，還不老老實實承認自己用過了，用壞了，花言巧語說是替別人買的，說是因為別人不喜歡黃色的要求換一柄黑色的。這不是無理取鬧嗎？你說是質量問題，你當時若撐開看，發現傘骨斷了，當然是質量問題。可你用過了，用壞了，再說是質量問題，再想用一柄壞的換一柄好的，哪家商店也不能給你換。用壞了你還不說用壞了，這要是不檢查檢查，當成柄好傘再賣給別人，你這不是坑了別人嗎？你這不等於是存心敗壞本商店的信譽嗎？目前已是質量評比月，你想幹什麼啊？小姚長這麼大，從沒在公共場合跟誰爭長論短過，她也不會爭長論短。在許多人圍觀的這一種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她實際上是處在被那個售貨員嚴詞訓斥的地位。她的理一句也說不出來了。甚至，連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有理還是沒理了。她反而覺得自己似乎真的沒什麼理了，真的有點兒胡攪蠻纏了。她面紅耳赤起來，她無地自容起來。這就使她在圍觀者們看來，的確是個無理取鬧胡攪蠻纏的人了。在他們的譴責聲中，在他們的厭惡的目光的圍剿下，她從櫃檯上抓起那一柄想換而沒換成的斷了兩根傘骨的傘，狼狽之極地逃竄出了商場……
其結果是，她終於在存自行車的地方，和冉的父親遭遇到一塊了，並且吵了起來。並且就用那柄傘捅死了老社會心理學家……
聽王松山像是說評書似的，繪聲繪色地說完，我覺得自己如果仍無動於衷就太不是個東西了。
我問她的丈夫：“現在呢？”
他反問：“現在什麼？”
我說：“現在你們搬走了嗎？”
王松山說：“你別轉移話題，不需要你幫忙租房子。”我說：“你也別總沖我嚷嚷。我想知道！”
小齊說：“現在我們還住那兒。現在房東不打算把我們擠對走了，又對我們好了，向我表示歉意，同情起我們來了……”
我說：“我也是。”
王松山說：“你光用好話應付我們沒意思的！”我說：“我怎麼是光用好話應付你們呢？你們都聽著，我以人格向你們保證——第一，我要回絕了死者的老伴兒對我的委託，明天就回絕她。第二，我願意做你們的委託人。願意從中調解，願意代替你們，去同那老太太斡旋斡旋，也許有可能……”
他們互相望望，便都站起。
王松山說：“以後有什麼需要面談的，我就不帶小齊來了。我比不得你，我得天天上班。小齊自己來行不？”我說：“行，行。”
那位韓副院長說：“我們醫院雖是區屬醫院，但醫療水平還是可以的。有好幾位中醫專家呢，治慢性病挺出名，比如肝炎、胃炎、支氣管炎什麼的。想看中醫時，歡迎你去我們醫院找我，一定讓專家給你看。”
我說：“會去的會去的，一定會去的。”
小齊想對我說什麼，卻什麼也沒對我說。只對他的女兒說：“跟伯伯再見。”
於是那女孩兒機械地重複：“伯伯再見。”眼神兒依然像來時那麼憂鬱，模樣也是。兒童的憂鬱的眼睛，最能將大人們常說的“憂鬱”這個詞兒放大了再顯示給大人們看。我自己的眼睛不禁地望向別處。
“跟伯伯貼個臉兒。”
女孩兒從爸爸懷中將身探向我，我將自己的臉湊上去，和她的小臉兒貼了貼。
我覺得那小臉蛋兒挺燙。
“孩子在發燒吧？”
“嗯。”
“那你還帶著孩子來！”
我不免責備當爸爸的。
“不帶不行她要來啊！這孩子太懂事了，比我還上火著急。”
當爸爸的似有無窮苦衷。
將他們送走後，妻埋怨我：“叫你少管閒事兒，你偏不聽。怎麼樣，這下又把自己捲進去了吧？處理不妥，你非落個雙方面都記恨你的下場不可！”
我感到自己彷彿成了一個雙重間諜。我明白這樣的角色不是一個令人愉快的角色，但卻有些不明白自己究竟錯在哪一情節或細節，使自己命中註定似的成了這麼一個角色。我說：“你別煩我了好不好？”
第二天晚上我到冉家去。開門的是冉的母親，面有慍色的老太太強作笑顏，沒將我引進客廳，而引進了四間房中最裡邊的一間——冉的父親的書房。經過客廳，我見魚缸不在了，地上有沒拖幹的水跡。經過冉的臥室，我聽到有人在裡面抽泣。
我想那一定不會是別人，一定是冉。我想那魚缸一定是碎了……
老太太分明也不想隱瞞我她們發生了爭吵。我一落座她便說：“氣死我了。”
我訕訕一笑，問怎麼了？
老太太說冉反對她替冉的父親準備進行到底的事。說冉認為，當女兒的起碼也有一半的權力和資格，決定某件與死去的父親有直接關係的事，以及決定怎樣做才合乎父親生前的一貫思想方法。
“你說她這不是家庭中的叛逆嗎？她還認為她是站在客觀的立場上。你說，父親死在別人手下，當女兒的，哪有站在什麼客觀立場的？如果老頭子惡貫滿盈，又當別論。可老頭子一生善良得沒比正直得沒比呀！誰反對我，誰就是我的敵人！…
…“
老太太說著說著，激動起來，惱怒起來，兩隻保養得很好的手，同時緊緊地握成了拳頭，並不時擂著自己的膝蓋。她一副義無反顧勇往直前的樣子，甚至是一副破釜沉舟不成功便成仁的樣子。
那一時刻我被她那一種氣概震懾住了，預先想好該怎麼說的話，全忘了，感到很是尷尬。彷彿內心裡的企圖和目的，已然被老太太洞悉無遺看穿看透。我覺得即使要說的話又在頭腦中重新排列組合好了，聰明點兒，識時務點兒，也還是不要說為妙，起碼應該留待以後或許有了較適當的機會再說。老太太問我，是不是來告訴她進展情況的？
我說也是也不是。那件事麼，進展是在進展之中的，但牽涉法律的事，非一朝一夕就能有結果，希望她耐心等待。說罷我起身告辭。
老太太翻出一條煙非要送給我。我推拒不過，只得笑納了。我知道這將使我以後在她面前更加被動。但是她那麼誠心誠意，使我唯恐卻之不恭，沒法不收。
復經過冉的臥室，老太太悄聲對我說：“你勸勸冉吧，勸她別跟我爭吵。這家，從此就剩我們母女倆了，不能爭吵。一爭吵，雙方都傷心，都傷感情……”
她笑了笑，笑得有那麼幾分淒涼。
我猶豫一下，說：“好，我勸勸她。”
於是我進去勸冉。無非將她母親的話，對她重複了一遍。其實我進去之前，她已經不再抽泣了。她先看我手中的煙，隨後才抬頭看我的臉。她那樣子，似乎對我有些冷淡。她說：“對於我們家的事，你最好別過分熱心，別太介入，行不行？”
我說：“行，行。”
她說：“行就好。”
我諾諾著退出。心裡罵了自己一句：你他媽的！ ……回到家不一會兒，電話響了，是我那位當律師的北大荒知青戰友打來的。
我告訴他，我請求他進行的事，不要繼續進行下去了。他說他還要繼續進行下去。
我衝著話筒嚷：“你這人怎麼了？有病啊？告訴你不要繼續進行下去，你卻偏要繼續進行下去！”
他說，他得聽命於他的職業良心，而不是聽命於我。我說：“見你媽的鬼！”
電話那一端沉默了片刻，以堅定不移的口吻又說：“這件事值得當律師的人為之一辯，律師也需要出名的機會。不過我將不是站在你的委託人的立場，而是站在替被告辯護的法律立場。”
“什……麼？……”我不禁吼起來：“你他媽的存心耍弄我是不是？……”
這時妻聞聲走到跟前，一把奪過聽筒，說：“這很好，你是對的，你就這麼繼續進行下去吧。他剛才沒聽懂你的話，其實他也是這個意思……”
我又從妻手中一把奪過聽筒，可對方已將電話掛了。我放下聽筒，瞪著妻，咄咄逼人地問：“你這是乾什麼？”妻說：“我也不太明白你。你昨天不是信誓旦旦地答應了小姚的丈夫，要幫助人家的嗎？現在有一位律師願意為小姚進行辯護，你還跟人家吼，你又究竟是乾什麼呢？”我氣急敗壞地說：“可他是我為冉的母親請的律師，我已經將他的名字告訴了那老太太。現在他反戈一擊，老太太對我會作何想法？我吸這煙，就是那老太太今天強送給我的。對她，我可是成了個什麼樣的人啦？”
妻愣了。她沒想這麼多，更沒想到我非但沒拔脫出自身，反而越陷越深，反而收受了人家的人情。
她怔呆半天，恨恨地說：“活該！人家送給你，你就接？缺你煙過麼？”
第二天上午，我正欲出門去找我那位當律師的北大荒知青戰友，他卻來找我了。
他說：“你先告訴我，那位老先生，是江蘇人不是？”我說：“好像是。你問這幹嘛？”
他說：“是江蘇人就對了。兩人爭吵起來，是因為他先開口罵了人家，用江蘇話罵人家'癩皮臉'。這在長江以南，尤其江蘇一帶，對婦女是侮辱性很重的一句罵人話。對方也是江蘇人，從小在江蘇長大，對用家鄉話罵她格外敏感，就也用家鄉話回罵了一句，罵的是'老瘋癲'之類。而那位老先生，就扇了對方一記耳光…
…“
我說：“這不可能！這根本不可能！冉老那樣的老先生，怎麼可能先開口罵一位婦女，還動手打人家？你對你的話，是要負責任的！”
他笑笑，說：“我當然對我的話負責任。我調查了解過，還取了證。現在證言都在我手裡。有看自行車的老頭兒的證言，有對面賣烤羊肉串的小伙子的證言，有旁邊修理自行車的師傅的證言，還有一位擺服裝攤的姑娘的證言。你別急，你也別不信，你耐心聽我告訴你，是怎麼一個經過。那姓姚的女同志，也就是被告，取自行車的時候，有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也在取車。他碰倒了一輛自行車，結果像多米諾骨牌似的，一輛壓一輛，倒了一大片，包括被告的車也倒了。那男人卻視而不見，推了自己的自行車便走。看自行車的老頭兒從小木房裡衝出來嚷嚷，想喝住他，讓他把車都扶起來。不料那男人兇，罵了老頭兒一句。老頭兒瞅那男人兇，沒敢惹。老頭兒那一天連看自行車，同時照看著孫子。他那孫子在小木房裡哭了，老頭兒顧不上先扶車，趕快進了小木房哄孫子。被告呢，雖然自己的車也被壓倒了，但和老頭兒一樣，不敢惹那個男人。她扶起自己的自行車，推著走了兩步，回頭看看倒下的一排車，又不走了，支住車，去扶那一片倒了的車。如果她走了，不去扶那一片倒了的車，那一天也就不會發生那麼一件事。咱倆今天也就不會談這件事。細想想，還真有些符合摩非定律——任何事情，只要能往壞的方向發展，就一定往那個方向發展。生活中有些帶規律性的現象，是他媽很邪門兒的。她一輛輛扶起了十幾輛車，還倒著十幾輛沒扶起來的時候，那位姓喬的老先生來取車了。倒著的車中，包括他的車。被告，也就是那姓姚的女同志，就不再扶了，向自己的車走去。也許她心裡想：這點兒公共義務人人都應盡，您老把那些車扶起來吧。而看自行車的老頭兒呢，進到他的小木房去之前，見有人替他扶起倒了的一排車，也就發懶，索性不出來了。那位喬老先生呢，誤會了，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以為那些倒著的車，是姓姚的女同志弄倒的。我們現在當然已經無法知道他怎麼會產生誤會了。大概按照他的主觀主義的想法，認為既然對方在扶車，毫無疑問地那一排車是對方弄倒的。既然是你弄倒了別人的車，你就應該全扶起來。於是他叫住姓姚的女同志，質問她為什麼不把車全扶起來，並且批評對方缺乏起碼的公德。她呢，當然說不是自己弄倒的啦。老先生拖住她的自行車後座，不許她走。說我明明看見你在扶，見我來了，就不扶了，就想走。說沒有第三者，不是你弄倒的，難道是我弄倒的不成？說你們如今的年輕人，怎麼竟這樣！說你不把我的自行車扶起來，不把所有你弄倒這些自行車扶起來，你休想走！我非治治你這號人不可！對方說，是我剛才在扶不假，但那也不能證明是我弄倒的呀！你這位老同志怎麼如此冤枉好人啊？這時又來了幾個取自行車的人，見他們的車倒了，都以為是姓姚的女同志弄倒的，都不依了，都七言八語地沖她嚷嚷。那存車處，在商場附近，是個熱鬧的地方，於是就聚了好些圍觀者。其中不乏閒男散女，痞子混混。對面賣烤羊肉串的，兩位修鞋的擺服裝攤的，前後經過全看在眼裡，雖知那姓姚的女同志的確是被冤枉了，但都持一種事不關己的白相者的態度，何況他們得照應他們的買賣。在他們的潛意識裡，也許都覺得一位老夫子樣的老知識分子，和一位有理講不清的年輕婦女當街爭吵，本已構成熱鬧，不看白不看。而那看自行車的老頭兒，一見沒人勸解事兒沒完沒了，一邊嚷嚷著'不是她弄倒的，不是她弄倒的'，一邊邁出他那小木房。些個閒男散女，痞子混混，卻把他推進小木房裡，堵在門口，不許他出來澄清事實。他們巴望著看更大的熱鬧，他們起哄架秧子，一心想鼓譟成更令他們開心的情節。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那位喬老先生，放開了姓姚的女同志的自行車後座。他自己扶起了自己的自行車，並接著去扶別人的。但他在這麼做之前，罵了對方一句'癩皮臉'。而那些自己的自行車被弄倒了的男男女女，那些圍觀者之中的某些人，那些閒男散女，痞子混混，也跟著指罵姓姚的女同志是'癩皮臉'。她當時的心理狀態可想而知，於是她回罵了一句'老瘋癲'，也就是老精神病的意思吧。於是那位喬老轉身扇了她一耳光。於是她從車後座上抽下了傘。但是她並沒有立刻就用傘捅他，她只不過是持著傘對向他。我想那更是一種本能舉動，一種下意識。那位喬老呢，呆住了。我想一來是因為自己當眾打了一位婦女，他大概從沒做出過這種有失男人尤其有失知識分子有失一位長者風範的行為；二來呢，他大概不知對方下一步會怎麼回敬自己。他盯著傘端愣在那兒，處於一種半防衛不防衛的狀態。對方，也就是姓姚的女同志，也有些被那當眾捱過的一耳光，被自己的下意識舉動搞懵了，當時她並沒有像我們通常所說的，完全徹底地喪失了理智。恰恰相反，即使在那一種情況之下，那一種時刻，她還是較理智的。設身處地想一想，將人比人，那挺不容易的了。卻有幾個痞子混混，更加來勁兒地起哄架秧子。說他們是痞子混混，其實是說輕了他們。可以認為他們就是些街頭流氓。他們一邊叫喊：”打呀，打呀！中國人口多，打死一個少一個！''閃開點兒，閃開點兒，別濺身上血！'一邊從後猛撞她。現在這個季節，人人穿得都十分單薄。那位喬老也不例外。穿的是一件半袖小褂。由於有人撞，傘端就衝著他當胸捅過去了……過程就是這樣。一見有人被捅倒了，圍觀的人更多了。那幾個痞子混混，覺得情形不妙，全都溜了。我調查得很詳細。那些證言寫得也都很詳細。他們對每一句話，每一個細節，都是肯出庭作證的。因為但凡算個人，親眼目睹了一場冤枉，總還是多少有點兒正義感的，總還是願意講句公道話的，當然，除了流氓除了痞子除了混混之類的人。何況我們當律師的。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