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抱起小妹，扯著我的手，我的手和兩個弟弟的手扯在一起。我們和母親匆匆往家走，不回頭。不忍回頭。
我們的“小朋友”的足跡在離我家不遠處中斷了。一灘血彷彿是個句號。
自稱打狗隊的那幾個大漢，原來也是備料工人。
不一會兒，他們中的一個來到了我家裡，將用報紙包著的什麼東西放在桌上。
母親狠狠地瞪他。
他低聲說：“我們是餓急眼了……兩條後腿……”
母親說：“滾！”
他垂了頭往外便走。
母親喝道：“帶走你拿來的東西！”
他頭會得更低，轉身匆匆拿起了送來的東西……
雨仍在下，似要停了，卻又不停，窗前瑟縮的瘦葉是被洗得綠生生的了。偶而還聞一聲寂寞的蟬吟。我知道的，今天準會有客來敲我的家門--熟悉的，還是陌生的呢？我早已是有家之人了。弟弟妹妹們也都早是有家之人了。當年貧寒的家像一隻手張開了，再也攥不到一起。母親自然便失落了家，歇棲在她兒女們的家裡。在她兒女們的家裡有著她極為熟悉的東西--那就是依然的貧寒。受著居住條件的限制，一年中的大部分日子，母親和父親兩地分居。
那楊樹的眼睛隔窗瞅我。愣愣地呆呆地瞅我。古希臘和古羅馬雕塑神低沉的眼睛，大抵都是那樣子的。冷靜而漠然。
但願誰也別來敲我的家門，但願。
在這一個孤獨的日子讓我想念我的老母親，深深地想念……
我忘不了我的小說第一次被印成鉛字那份兒喜悅。我日夜祈禱的是這回事兒。真是了，我想我該喜悅，卻沒怎麼喜悅。避開人我躲在個地方哭了，那一時刻我最想我的母親……
我的家搬到光仁街，已經是1963年了。那地方，一條條小胡同彷彿煙鬼的黑牙縫。一片片低矮的破房子彷彿是一片片疥瘡。飢餓對於普通的人們的嚴重威脅畢竟開始緩解。我是小學五年級的學生了。我已經有30多本小人書。
“媽，剩的錢給你。”
“多少？”
“五毛二。”
“你留著吧。”
買糧、煤、劈柴回來，我總能得到幾毛錢。母親給我，因為知道我不會亂花，只會買小人書。每個月都要買糧買煤買劈柴，加上母親平日給我的一些鋼鏰兒，漸漸積攢起就很可觀。積攢到一元多，就去買小人書。當年小人書便宜。厚的三毛幾一本。薄的才一毛幾一本。母親從不反對我買小人書。
我還經常去租小人書。在電影院門口、公園裡、火車站．有一次火車站派出所一位年輕的警察，沒收了我全部的小人書。說我影響了站內秩序。
我一回到家就嚎啕大哭。我用頭撞牆。我的小人書是我巨大的財富。我覺得我破產了。從綽綽富翁變成了一貧如洗的窮光蛋。我絕望的不想活。想死。我那種可憐的樣於，使母親為之動容。於是她帶我去討坯我的小人書。
“不給！出去出去！”
車站派出所年輕的警察，大沿帽微微歪戴著，上唇留撇小鬍子，一副葛列高利那種粲騖不馴的樣子。母親代我向他承認錯誤，代我向他保證以後絕不再到火車站租小人書，話說了許多，他煩了，粗魯地將母親和我從派出所推出來。
母親對他說：“不給，我就坐檯階上不走。”
他說：“誰管你！”砰地將門關上了。
“媽，咱們走吧，我不要了……”
我仰起臉望著母親，心裡一陣難過。親眼見母親因自己而被人呵斥，還有什麼事比這更令一個兒子內疚的？
“不走。媽一定給你要回來！”
母親說著，母親就在台階上坐了下去。並且扯我坐在她身旁，一條手臂摟著我。另外幾位警察出出進進，連看也不看我們。
“葛列高利”也出來了一次。
“還坐這兒？”
母親不說話，不瞧他。
“嘿，靜坐示威……”
他冷笑著又進去了……
天漸黑了。派出所門外的紅燈亮了，像一隻充血的獨眼，自上而下虎視眈眈地瞪著我們。我和母親相依相偎的身影被台階斜折為三折，怪誕地延長到水泥方磚廣場，淹在一汪紅暈裡。我和母親坐在那兒已經近四個小時。母親始終用一手臂接著我。我覺得母親似乎一動也沒動過，彷彿被一種持久的意念定在那兒了。
我想我不能再對母親說--“媽，我們回家吧！”
那意味著我失去的是三十幾本小人書，而母親失去的是被極端輕蔑了的尊嚴。一個自尊的女人的尊嚴。
我不能夠那樣說……
幾位警察走出來了，依然並不注意我們，紛紛騎上自行車回家去了。
終於“葛列高利”又走出來了。
“嗨，我說你們想睡在這兒呀？”
母親不看他。不回答。望著遠處的什麼。
“給你們吧！
“葛列高利”將我的小人書連同書包扔在我懷裡。
母親低聲對我說：“數數。”語調很平靜。
我數了一遍，告訴母親：“缺三本《水滸》。”
母親這才抬起頭來。仰望著“葛列高利”，清清楚楚他說：“缺三本《水滸》。”
他笑了，從衣兜里掏出三本小人書扔給我，嘟噥道：“喲呵，還跟我來這一套……”
母親終於拉著我起身，昂然走下台階。
“站住！”
“葛列高利”跑下了台階，向我們走來，他走到母親跟前，用一根手指將大沿帽往上捅了一下，接著抹他的一撇小鬍子。
我不由得將我的“精神食糧”緊抱在懷中。
母親則將我扯近她身旁，像剛才坐在台階上一樣，又用一條手臂摟著我。
“葛列高利”以將軍命令兩個士兵那種不容違抗的語言說：“等在這兒，沒有我的允許不准離開！”
我惴惴地仰起臉望著母親。
“葛列高利”轉身就走。
他卻是去攔截了一輛小汽車，對司機大聲說：“把那個女人和孩子送回家去。要一直送到家門口！”
我買的第一本長篇小說是《青年近衛軍》。一元多錢。母親還從來沒有一次給過我這麼多錢。
我還從來沒有向母親一次要過這麼多錢。
我的同代人們，當你們也像我一樣，還是一個小學五年級學生的時候，如果你們也像我一樣。生活在一個窮困的普通勞動者家庭的話，你們為我作證，有誰曾在決定開口向母並要一元多錢的時候，內心裡不缺少勇氣？
當年的我們，視父母一天的工資是多麼非同小可呵！
但我想有一本《青年近衛軍》想得整天失魂落魄，無精打采。
我從同學家的收音機裡聽到過幾次《青年近衛軍》長篇小說連續廣播。那時我家的破收音機已經賣了，被我和弟弟妹妹們吃進肚子裡了。
直接吃進肚子裡的東西當然不能取代“精神食糧”。
我那時還不知道什麼叫“維他命”，更沒從誰口中聽說過“卡路里”，但頭腦卻喜歡吞“革命英雄主義”。一如今天的女孩子們喜歡嚼泡泡糖。
在自己對自己的慫恿之下，我去到母親的工廠向母親要錢。母親那一年被鐵路工廠辭退了，為了每月二十七元的收入，又在一個街道小廠上班。一個加工棉膠鞋幫的中世紀奴隸作坊式的街道小廠。
一排破窗，至少有三分之一埋在地下了。門也是。所以只能朝里開。窗玻璃臟得失去了透明度，烏玻璃一樣。我不是邁進門而是躍進門去的。我沒想到門裡的地面比門外的地面低半米。一張踏腳的小條凳權作門裡台階。我踏翻了它，跌進門的情形如同掉進一個深坑。
那是我第一次到母親為我們掙錢的那個地方。
空間非常低矮。低矮得使人感到心理壓抑。不足二百平米的廠房，四壁潮濕頹敗，七八十台破縫紉機一行行排列著，七八十個都不算年輕的女人忙碌在自己的縫紉機後。因為光線陰暗，每個女人頭上方都吊著一隻燈泡。正是酷暑炎夏，窗不能開，七八十個女人的身體和七八十隻燈泡所散發的熱量，使我感到猶如身在蒸籠。那些女人們熱得只穿背心。有的背心肥大，有的背心瘦小，有的穿的還是男人的背心，暴露出相當一部分豐厚或者乾癟的胸脯，千奇百怪。氈絮如同褐色的重霧，如同漫漫的雪花，在女人們在母親們之間紛紛揚揚地飄蕩。而她們不得不一個個戴著口罩。女人們母親們的口罩上，都有三個實心的褐色的圓。那是因為她們的鼻孔和嘴的呼吸將口罩滯濕了，氈絮附著在上面。女人們母親們的頭髮、臂膀和背心也差不多都變成了出色的。毛茸茸的褐色。我覺得自己恍如置身在山頂洞人時期的女人們母親們之間。
我呆呆地將那些女人們母親們掃視一名，和發現不了我的母親。
七八十台破縫紉機發出的噪聲震耳欲聾。
“你找誰？”
一個用竹篾拍竹氈絮的老頭對我大聲嚷，卻沒停止拍打。
毛茸茸的褐色的那老頭像一隻老雄猿。
“找我媽！”
“你媽是誰？”
我大聲說出了母親的名字。 ”
“那兒！”
老頭朝最裡邊的一個角落一指。
我穿過一排縫紉機，走到那個角落，看見一個極其瘦弱的毛茸茸的褐色的脊背彎曲著，頭湊近在縫紉機板上。周圍幾隻燈泡的電熱烤我的臉。
“媽……
“媽……
背直起來了，我的母親。轉過身來了，我的母親。骯髒的毛茸茸的褐色的口罩上方，眼神兒疲竭的我熟悉的一雙眼睛吃驚地望看我，我的母親的眼睛。
母親大聲問：“你來幹什麼？”
“我……”
“有事快說，別耽誤媽幹活！”
“我……要錢……”
我本已不想說出“要錢”兩字，可是竟說出來了！
“要錢幹什麼？”
“買書……”
“多少錢？”
“一元五角就行……”
母親用衣兜。掏出一捲毛票，用指尖龜裂的手指點著。
旁邊一個女人停止自縫紉機，向母親探過身，喊：“大姐，別給！沒你這麼當媽的！供他們吃，供他們穿，供他們上學，還供他們看圖書哇！……”又對我喊：“你看你媽這是在怎麼掙錢？你忍心朝你媽要錢買圖書哇！……”
母親卻已將錢塞在我手心裡了，大聲回答那個女人：“誰叫我們是當媽的啊！我挺高興他愛看書的！”
母親說完，立刻又坐了下去，立刻又彎曲了背，立刻又將頭俯在縫紉機板上了，立刻又陷入手腳並用的機械忙碌狀態……
那一天我第一次發現，我的母親原來是那麼瘦小，竟快是一個老女人了！那時刻我努力要回憶起一個年輕的母親的形像，竟回憶不起母親她何時年輕過。
那一天我第一次覺得我長大，應該是一個大人了。並因自己15歲了才意識到自己應該是一個大人了而感到羞愧難當，無地自容。
我鼻子一酸，攥著錢跑了出去……
那天我用那一元五毛錢給母親買了一聽水果罐頭。
“你這孩子，誰叫你給我買水果罐頭的？！不是你說買書，媽才會得給你錢的麼？！
那一天母親數落了我一頓。數落完了我，又給我湊足了夠買《青年近衛軍》的錢……
我想我沒有權利用那錢再買任何別的東西，無論為我自己還是為母親。
從此我有了第一本長篇小說……
後來我有了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第五本……《牛牤》《勇敢》《幸福》紅旗謠……
我再也沒因想買書而開口向母親要過錢。
我是大人了。
我開始掙錢了--拉小套。在火車站貨運場、濟虹橋坡下、市郊公路上……
用自己辛辛苦苦掙的錢買書時，你尤其會覺得你買的乃是世界上最值得花錢最好的東西。
於是我有了三十幾本長篇小說。 15歲的我愛書如同女人之愛美，向別人炫耀我的書是我當年最大的虛榮。
三年後幾乎一切書都成了“毒草”。
學校在燒書。圖書館在燒書。一切有書的家庭在燒書。自己不燒，別人會到你家裡查抄，結果還是免不了被燒，普通的人們的家庭只剩下了一個人的書，並且要擺在最顯眼的地方。
街道也成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執行委員會”--使命之一也是挨家挨戶查抄“毒草”焚燒之。
“老梁家的，聽說你們這個院兒裡，頂數你們家孩子買的黑書多啦，統統交出來吧！”
面對闖入家中的人們，母親鎮定地聲明：“我是文盲，不知哪些書是黑書。”
“除了毛主席和林副統帥的書，全是黑書，毒草。這個簡單明白的革命道理文盲也是應該懂得的！”
“我兒子的書，我已經燒了，燒光了。現時我家只有那幾本紅寶書啦。”
母親指給他們看。
他們懷疑。
母親便端出一盆紙灰：“怕你們不信，所以保留著紙灰給你們驗證。若從我家搜出一本黑書，你們批判我。”
“聽說你兒子幾十本書吶，就燒成這麼一盆紙灰？”
“都保留著，十來盆呢。我不過只保留了一盆給你們看。”
母親分外虔誠老實的樣子。
他們信了。
他們走時，母親問：“那麼這一盆紙灰我也可以倒了吧？”
他們善意地說：“別倒哇！留著，好好保留著。我們信了，興許我們今後再來查一遍的人們還不信呀。保留著是有必要的！”
紙灰是預先燒的舊報。
我的書，早已在母親的幫助下，糊在頂棚上了。
我下鄉前，撕開糊棚紙，將書從頂棚取下，放在一隻箱子裡，鎖了，藏在床下最裡頭。
我將鑰匙交給母親時說：“媽，你千萬別讓任何人打開那箱子。”
母親鄭重地接過鑰匙：“你放心下鄉去吧！若是咱家失火了，我也吩咐你弟弟妹妹們搶救那箱子。”
我信任母親。
但我離開城市時，心懷著深深的憂鬱。我的書我的一個世界上了鎖，並且由我的母親像忠僕一樣替我保管，我沒有什麼可不放心的。然而誰來替我分擔母親的愁苦呢？即使是能夠分擔一點點？
我知道，不久三弟也是要下鄉的。
接著將會輪到四弟。
那麼家中只剩下挑不動水的妹妹，瘋了的哥哥和我瘦小的憔悴的積勞成疾的母親了！
我們將只能和父親一樣，從相反的兩個方向，大東北和大西北遙遙地關注我們日益破敗的家了……
母親越是剛強地隱藏著愁苦，我越是深深地憐憫母親。
上帝保佑，我的家並出失過火。卻因房屋深陷地下，如同母親掙錢的那個小廠一樣，夏季裡不知被雨水淹了多少次。
l979年，時隔五載，我第一次從北京回去探家，幫助母親從家中清除破爛東西，打床底下拖出那一隻挺沉的箱子。它佈滿了滑溜溜的黴苔。
我問母親：“媽，這箱子裡裝的什麼呀？”
母親看著，回憶著，和我一樣想不起來。
“媽，把打開這鎮的鑰匙給我……”
“媽也記不清楚哪把鑰匙是開這把鎖的了，你試吧！”
母親從兜里掏出一串鑰匙給我。
鎮已銹死，哪一把鑰匙也打不開。最後被我用磚頭砸開了。
掀開箱蓋，一股霉味直衝鼻腔。一箱子書成了一箱子發黃的碎紙。
碎紙中有幾個粉紅色的小小的生命在鑽動，像剛剛被剁下來的保養得極潤的女人手指。
我砰地關上了那箱子蓋，並用雙手使勁按住，彷彿箱子內有一個面目猙獰的魔鬼。
即使將世界裝在那樣一口箱子裡也是會發霉的。
一箱子裡到底是什麼啊？ ”
母親困惑地又問了一句……
父親帶著一間受了傷害的心離開北京回四弟家中去住了，我致信三弟希望母親能到北京來住。這是1985年的事。算起來我又六年未見母親了。父親的走，使我更加想念母親。我心中常被一種潛在的恐慌所滋擾，我總覺得一個不可還免的事實伏在距離我很近的日子裡，當它突然躍到我跟前時，我不知我如何承受那悲哀和內疚和慚愧。
母親便很快來到了北京。
母親是感知到了我的心情麼？
我和妻每夜宿在辦公室，將我們十三平方米的小小居室讓給了母親和安徽小阿姨秀華和我們三歲半的兒子。一老一少兩個女人和一個孩子夜夜擠在一張並不寬大的硬床上。
母親滿口全是假牙了。
母親的眼病是更嚴重了。
“你是她什麼人？”
在積水潭醫院眼科，醫生對母親的雙眼仔細檢查了一番後，冷冷地問我。
“兒子。”
“為什麼到了這種地步才來看？”
我無言以對。我知道弟弟妹妹們為了治好母親的眼睛，已是付諸了許多兒女的義務和孝心。我也聽出了醫生話中譴責的意味。
“眼翳是難以去除了，太厚，手術效果不會理想的。而且也極可能傷到瞳仁……”
“那--至少，是應該植假睫毛的吧？……”
可憐的母親，雙眼連一根睫毛也沒有了！喪失了保護的眼睛常被炎症所苦。
“應該想到的事，你不認為你想到的有些晚了麼？眼皮已經這麼鬆弛了，植了假睫毛還是會向內翻，更增加痛苦。”
“那……”
“多大年紀了？”
“67了。”
“哦，這麼大年紀了……。開幾瓶常用藥水吧，每天給你母親點幾次，保持眼睛衛生……這更現實些……”
我攙扶著母親，兜里揣著幾瓶眼藥水，緩慢地往醫院外面走。
默默地我不知對母親說什麼話好。 15歲那一年，我去到母親為養活我們而掙錢的那個地方的一幕幕情形，從此以後更經常地浮現在我腦際，竟至使我對類似踏破縫紉機的一切聲音和一切近於褐色的顏色產生極度的敏感。
“兒，你替媽難過了？別難過，醫生說得對，媽這麼大年紀了，治好治不好的又怎麼樣呢！……”
8歲的兒子，有著比我在15歲時數量多的'書”--卡通連環畫冊、《看圖識字》、《幼兒英語》、《智力訓練》什麼什麼的。妻的工資並不高，甚至可以說是“低收人階層”，卻很相信“智力投資”一類宣傳。如這等樣的書，妻也看，兒子也看，因為妻得對兒子進行啟蒙式教育，倘我在寫作，照例需要相對的安靜，則必得將全部的書攤在床上或地下，一任兒子作踐，以擺脫他片刻的糾纏。結果更其值得同情的不是我，而是他那些”書”。
觸目皆是兒子的“書”，將兒子的爸爸的“讀物”從隨手可取排擠到無可置處，我覺得憤憤不平，看著心亂。既要將自己的書進行“堅壁清野”，又要對兒子的“書”採取“三光政策”。定期對兒子那些被他作踐得很慘的“書”加以掃蕩，毫不吝惜。
這時候，母親每每跟著我踱出家門，站於門口，望我將那些“書”扔到哪兒去了，隨後撿回。如是頻頻，我不知覺。
一天，我跨入家門，又見滿床滿桌全是幼兒讀物的雜亂情形，正在擺佈的卻不是兒子，而是母親。漿糊、剪刀、紙條，一應俱全。母親正在粘那些“書”。那些曾被兒子作踐得很慘被我扔掉過的“書”。
母親唯恐我心煩，慌慌地立刻就要收起來。
我拿起一冊翻看，母親粘的那麼細緻。
我說：“媽，別粘了。粘得再好，梁爽也是不看的，這些書早對他失去吸引力了！？”
母親說：“我尋思著，扔了怪讓人心疼的不是……要不讓我都粘好，送給別人家孩子吧。也比扔了強呀！”
我說：“破舊的，怎麼送的出手？沒誰要。媽你瞧，你也不是按著頁碼粘的，隔三差五，你再瞧這幾頁，粘倒了啊！……”
母親說：“唉，我這眼啊，要不寄給你弟弟妹妹們的孩子，或者託人捎給他們？”
我說：“千里迢迢，給弟弟妹妹們的孩子寄回去捎回去一些破的舊的畫冊？弟弟妹妹們心裡不想什麼，弟妹們和弟媳妹夫還不取笑我？”
母親說：“那……我真是白粘了麼？……就非扔不可了麼？粘好保存起來，過幾年，梁爽他長大了幾歲，再給他看，興許他又像看沒看過的一樣了吧？
我說：“也可能。媽你願粘，就粘吧。粘成什麼樣都沒關係，我不心煩。”
於是我和母親一塊兒粘。
收音機裡在播著一隻歌：
舊鞋子穿破了不扔為何？
老先生老太太他們實在太羅嗦……
我想像我這樣的一個兒子，是沒有任何權利嘲弄和調侃窮困在我的母親身上造成的深痕的。在如今的消費心理和消費方式的對比之下，這一點並不太使我這個兒子感到可笑，卻使我感到它在觀實中的格格不入的投影是那麼淒涼而又咄咄逼人。
我必莊重。
對於我的母親所做的這一切似乎沒有意義的事情，我必莊重。
我認為那是母親的一種權利。
一種特權。
我必服從。
我必虔誠。
我不能連母親這一點點權利都缺乏理解地剝奪了！
我知道床下，櫃下，還藏著一些飲料筒兒、餅乾盒兒、雜七雜八的好看的小瓶兒什麼的，對於十三平方米的居室，它們完全是多餘之物。毫無用處。
我裝作不知。
是的，我必莊重。
它沒什麼值得嘲弄和調侃的。倘發自於我，是我的醜陋。儘管我也不得不定期加以清除。但絕不當著母親的面，並且不忍徹底，總要給母親留下些她也許很看重的……
一天，我囑咐小阿姨秀華帶母親到廠內的浴室洗澡。母親被燙傷了，是兩個鄰居架回來的。
我問鄰居：“秀華呢？”
她們說她仍在洗。
我從沒對小阿姨表情嚴厲地說過話。但那一天我生氣了，待她高高興興地踏進家門之後，我板起臉問她：“奶奶燙傷了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呀！”
“知道你還繼續洗？”
“我以為……不嚴重……”
“你以為……你以為！那麼你當時都沒走到奶奶身邊兒去看看了？我怎麼囑咐你的！……”
母親見我吼起來，連說：“是不嚴重，是不嚴重，你就別埋怨她了……”
半個多月內，母親默默忍受著傷疼。沒說過一句抱怨之詞。
母親又失去了假牙。母親一天取下泡在漱口杯裡，被粗心粗意的小阿姨連水潑掉了。
母親沒法兒吃東西了，每頓只能喝粥。
我正要帶母親去配牙那一天，妹妹拍來了電報。
我看過之後，撕了。
母親問：“什麼事？”
我說：“沒什麼事。”
“沒什麼事哪會拍電報？”
母親再三追問。
儘管我不願意，但終於不得不告訴母親--長住精神病院的大哥又出院了……
母親許久未說話。
我也許久未說話。
到辦公室去睡覺之前，我低聲問母親：“媽，給你訂哪天的火車票？”
母親說：“越早越好，越早越好。我不早早回去，你四弟又不能上班了！
母親分明更是對她自己說。
我求人給母親買到了兩天后的火車票。
走時，母親囑咐我：“別忘了把那瓶灌油和那卷藥布給我帶上。”
我說：“媽，你燙的傷還沒好？”
母親說：“好了。”
我說：“好了還用帶？”
母親說：“就快好了。”
我說：“媽，我得看看。”
母親說：“別看了。”
我堅持要看。母親只好解開了衣襟--親乾癟的胸脯一大片未癒的燙傷的潰面！
我的心疼得抽搐了。
我不忍視，轉過臉說：“媽，我不能讓你這樣走！”
母親說：“你也得為你四弟的難處想想啊！”
……
母親走了。帶著一身燙傷。失落了她的假牙。留下的，是母親的臨時掛號證，上面草率的字寫著眼科醫生--已無手術價值。
今年春季，大舅患癌症去世了。早在1964年，老舅已經去世了。母親的家族，如今只活著母親一個女人了，老而多病，如同一段枯朽的樹根。且仍擔負著一位老母親對子女們的種種的責任感。那將是母親至死也無法擺脫的了。
我想我一定要在母親悲痛的時候回到母親身旁去。我想如果我不去就簡直太混蛋了！
於是我回到了哈爾濱。
母親更瘦更老更憔悴了。真正的就好似根雕一個樣子！
母親面容之上彷彿並無悲痛。那一副漠漠然的神態令我內心酸楚。母親其實已沒有了絲毫能力擔負她的責任和使命了呀！母親好比是一隻老貓，命在旦夕，只有關注著她的親人和兒女們在這個世界上艱難地死去的份兒了！母親她蒼老的生命大概已完全喪失了體現她內心悲痛和憐憫之情的活力了吧？
在四弟的家裡，只有我和母親兩個人的時候，母親強打起她最後的尊嚴，問我：“你寫的那篇叫《雪城》的書，為什麼鬧得個滿世界風風雨雨？”
我緘默。
“為了稿費？”
“媽……不是……”
“不是？那究竟為什麼？”
“聽著，媽和你爸從來沒指望你當什麼作家。你既然已經是了，就要好好兒的當。媽和你爸都這麼大年紀了，別在我們活著的時候，給我們丟臉……”
“媽……不是……”
“可報上是這麼說的，你弟弟也是這麼認為的。連你媽和你弟弟都不能原諒你的事，你還覺著自己沒多大錯麼？……”
“媽，我錯了！我一定記住您老人家的話！……”
那一時刻，我真想給母親跪下，告訴母親我心裡的實話--為了好好兒當一個作家，我是活得多麼苦多麼累！
母親對我已無它求。
“不會幹別的才寫小說”--這一句話恰恰應了我的情況。
在這大千世界上我已別無選擇，沒了退路！
母親，放心吧。我記住著你的話，一輩子！
若有人問我最大的願望是什麼？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將我的老母親老父親接到我的身邊來，讓我為他們盡一點兒拳拳人子的孝心。然而我知道，這願望幾乎等於是一種幻想是一個泡影。在我的老母親和老父親活著的時候，大致是可以這樣認為的。
我最最衷心地虔誠地感激哈爾濱市政府為我的老父親和老母親解決了晚年老有所居的問題。使他們還能和我的四弟住在一起。若無這一恩德降臨，在這家原先那被四個家庭三代人和一個精神病患者分居的二十六平方米的低矮殘破的生存空間，我的老母親老父親豈不是只有被擠到天棚上去住嗎？像兩隻野貓一樣！而父親作為我們共和國的第一代建築工人，為我們的共和國付出了三十餘年汗水和力氣。
我的哈爾濱我的母親城，身為一個作家，我卻沒有也不能夠為你做些什麼實際的貢獻！
這一內疚是為終生的疚慚。
梁曉聲他本非銜恩不報之人！
對於那些讀了我的小說《潰瘍》給我寫來由衷的信，願真誠地將他們的住房讓出一間半間暫借我老母親老父親棲身的人們，我也永遠地對你們懷著深深的感激。這類事情的重要的意義是，表明著我們的生活中畢竟還存在著善良。
我們北影一幢新樓拔地而起。分房條例規定：副處以上於部，可加八分。得一次全國獎之藝術人員，可加二分。我只得過三次全國中短篇小說獎。填表前向文學部參加分房小組的同志核實，他同情地說：“那是指茅盾獎而言，普通的全國獎不算。”我自忖得過三次普通的全國中短篇獎已屬文壇幸運兒，從不敢作得三次茅盾獎的美夢。而命運神即使偏心地只擁抱我一個人吧，三次茅盾獎之總分也還是比一位副處長少二分，而我們共和國的副處長該是作家人數的幾百倍呢？
母親呵，您也要好好兒的活著呀！您可要等啊！您千萬要等啊！
求求您了，母親！
母親呵，在您那憂愁的凝聚滿了苦澀的內心裡，除了希望您的兒子“好好兒的”當一個作家，再就真的別無所求了麼？ ……
淫雨是停歇了。瘦葉是靜止了。這一個孤獨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親。有三隻眼睛隔窗瞅我，都是那楊樹的眼睛。愣愣地呆呆地瞅我，瞅著想念母親的我。
鄰家的孩子在唱著一首流行的歌：
楊樹楊樹生生不息的楊樹，
就像那媽媽一樣，
誰說赤條條無牽掛？ ……
由我的老母親很想到千千萬萬的幾乎一代人的母親中，那些平凡的甚至可以認為是平庸的在社會最底層喘息著蒼老了生命的女人們，對於她們的兒子，該都是些高貴的母親吧？一個個寫來，都是些充滿了苦澀的溫馨和堅忍之精神的故事吧？
我之揪然是為心作。
娘！ ……
遙遠地，我像山東漢子一樣呼喊您一聲，您可聽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