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之戰果由而擴大了。
不久他被發配到農場去接受改造。與他同時劃為“右派”的十餘名學生們，並不因而與他同“病”相憐，惺惺相惜。不，他們非但不那樣，還恨他。因為在他們想來，自己是做了他的政治殉葬者。都是大學生，誰也不弱智。後來他們相互一溝通一啟發，全明白了。於是對他的恨膨脹了十分。有天晚上他們將他騙到野地裡，狠揍了他一頓。連幾名女學生也對他動了拳腳。他們解恨散去以後，他在野地里大哭。那時西北風呼呼地刮，像牛吼。幾名女生啐他的唾沫，在他臉上凍成滿臉冰斑。斯時狀況，可用四句詩來形容——“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
以後幾年內，那些學生們陸續“摘帽”，陸續分配工作，陸續離開勞改地。當最後一名學生離開時，他對人家竟那麼依依不捨。因為有他們在，雖然都是“右派”，雖然在他這方面姿態卑下，時時處處多賠小心，惟恐惹他們煩而遭呵斥，但——畢竟他是在一個小群體裡。他不知只剩他一個人了，孤獨又漫長無期的歲月該怎樣打發，以及命運還會怎樣地懲罰他。
他的依依不捨感動了人家。
人家分手時說：“老師，您珍重啊。我也沒什麼送您留作紀念的，就送您一句話吧!”
那句話是——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
馮夢龍小說中的一句話。
人家的心地是很良善的。然而在他聽來，卻似乎包含著顯明的諷刺意味——因為他的口幾乎僅是飲食之“門”了，因為他的舌幾乎僅有品味之功能了。一則勞改條例嚴厲限制著“右派”的言論自由；二則既已為“右派”，心裡謹慎，自己束縛著自己說話的慾念。他已差不多變成一個準啞人了。
其實他也有早些摘掉“右派”帽子的可能。只要他虔誠地表示認罪。那十幾名學生，便是因為認罪態度好，而被陸續“寬大處理”的。偏他幾年內沒悟明白過來。不斷地這裡那裡寫信申述自己的無辜。等那勞改地就剩他一個“右派”了，等他終於悟明白過來了，晚了。不能全部摘帽。全都摘帽運動不是白搞了嗎?他是“右派”典型，既為典型，自己想不是——休想。典型那就是要永遠起典型的作用，無論正面的還是反面的。
當“右派”不再是一個小小的集中的群體，而是單獨的一個人的時候，其命運大抵有兩種——或者隨著歲月的流逝，人們監督的眼漸漸疲憊了，最終接受了他也只不過是一個人，忽略了他是“另類”；或者因為在某環境中的獨一無二，更加成為眾矢之的，每逢有政治的戲劇上演，便成為“反角明星”，以襯託別人的正面形象。前一種命運的幸運往往體現在民間，如具體的一個偏遠的鄉村，一個小鎮的社區，或一個人數不多，以女性為主體的手工業半手工業小廠。政治的風尾即使也每每刮到那裡，然而一般不會成為民間的主要生活情節。又由於民間對於有較高文化之人，仍保持著幾千年以來的傳統的敬意，故“右派分子”在那些地方受到的歧視要小些，受到的傷害也要少些。而第二種命運的不幸，往往體現在大農場、大企業，以男性為主體的大群體。由於那些地方大，政治之風刮到那裡時仍正強勁，而它們的領導的級別也高。他們對政治之風的迎送方式，每習慣於搞轟轟烈烈。而且由於那些地方大中小知識分子成堆，亦不乏知識分子出身的政治幹部或技術幹部。知識分子對以自己的同類為靶子來證明自己政治立場的堅定，尤其沒有什麼不安。
柳是不幸的。他被一次次押遣轉移，由較小的地方押遣到較大的地方、更大的地方。哪裡的政治空氣被認為濃度不夠，他便被押遣到哪裡去。而他一被押遣到哪裡，哪裡的政治空氣就活躍了。好比養魚的人，見哪一塘魚欠生動，放一尾狗魚進去，別的魚們就游得歡了。他的典型性，似乎具有可持續的價值。
二十二年中，據柳自己說，他至少被批鬥了四五百次。在“文革”十年中，更是幾乎天天被批被鬥。倘幾名中專畢業的青年技工午休時間閒得慌，胡亂批鬥他一通則就解了悶了。在“文革”十年中，有些大單位是禁止午休時下棋打撲克的。於是批鬥他等於下一盤棋，或打幾輪撲克。
據柳自己說，二十二年間，很是有一些人，因批判他而提高了寫批判文章的才華，而提高了發言的思想水平。連中蘇兩國在珍寶島發生了邊境武裝衝突，批判者也能與他這名“右派分子”聯繫起來，認為他當年在不足論道的雞零狗碎的小事上偽裝“反蘇”，其目的無非想麻痺人們，使人們對蘇聯的認識由而不能著眼於修正主義的本質。是“小罵大幫忙”的伎倆……
據柳自己說，二十二年間，不少人由他而提高了寫批判文章的才華，而提高了發言的思想水平，於是和他自己當年一樣，引起關注，被賞識，繼而由工人而班組長，而入黨，而車間主任什麼的。也有人被抽調到寫作班子裡去，成了政治宣傳員，繼而成了脫產的政治宣傳小幹部……
他的話給我這麼一種印象，當年的他彷彿是一塊靶子，許多人可以通過射擊他而訓練成射擊能手。又彷佛一具活屍，許多人可以通過解剖他轉行當政治“外科醫生”……
據柳自己講，一九七九年他獲平反，調回原大學的途中，受到了某縣一位副縣長的數日款待。原來對方也曾是“射擊”他的能手，解剖他的行家，官運由而亨通。更令他哭笑不得的是，對方還因為經常寫批判他的大字報，大標語，而竟成了該縣書法家協會的會長。並且，果然寫得一手好書法。起碼在他看來是那樣。他臨行之際，人家贈他條幅，上書八字乃是——“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是老子的話。
在文言，“中”通“衝”。 “不如守中”，意謂不如默默保持虛靜，壓制衝動。
二十二年如夢魘，柳悄無聲息地回到他曾任過宣傳部長的那所大學。有一位“平反辦公室”的女工作人員接待了他，安排他在校招待所住下。那女同志四十餘歲，對他的接待態度客氣而又周到。請他不必著急“平反”以後的具體事項，安安心心地休息一段時間為好，若有什麼要求來日方長。那些日子，相比於二十二年，使他感到幸福無比。終日無所事事，睡到十點鐘才起也沒人干涉，彷彿神仙過的日子。其寂然回歸，直可用“神出鬼沒”四字形容，很有那麼點兒重新“潛伏”下來的意味兒。最初的日子，吃飽便睡，醒了又吃，吃了再睡。二十二年間，他的身體感到嚴重虧損的似乎更是睡眠，大腦不失時機地，強烈反射著一種急需補足的本能。一個星期後才開始在校園裡各處轉轉，走走。一切都還是從前的樣子。只不過樹老了，樓舊了，路多了幾條，看見的都是生面孔了。別人不知他是誰，他也認不得別人。即使從前的同事或上下級擦肩而過，竟也不能相互引起注意……
終於他被那位女同志通知去開會了。一次，兩次，數次，都是關於肅清“文革”流毒，促進思想解放的討論。他早早地去，坐在一個角落裡，心中牢記著當年他那名學生送給他的話，以及那位副縣長贈他的條幅，自封其口，自緘其舌。
有次參加會議的多是年輕人，有學生代表，也有三四十歲的教師，一名學生髮言曰：“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社會主義之中國，好比一口大鍋，一幢大廈，鍋已裂紋道道，廈已東倒西歪。莫如趁著思想解放的熱情高漲，一舉砸碎之，推倒之，從頭再來一遍!好比用橡皮將紙上雜亂的鉛痕擦盡，使之重是一張白紙，重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正是“撥亂反正”年代，青年人口無遮掩，一旦亢奮，過激言論時有發生。主持會議的人即使不以為然，一般卻也不太會當成件嚴重的事。
但那一次會情況有所不同。各方各面為上級收集政治思想動向的人士隱坐四角。主持會議的人是預知這一點的。臉色一時就特別的難看。想予以批駁，一時組織不成一番有力的話語；而一味保持沉默，又幾乎等於慫恿……
這當兒就見有人站起來說：“我也要發言。”
站起來的不是別人，正是柳。
主持會議的人不認識他，惟恐他再說出什麼不像話的話，靈機一動，宣布休息幾分鐘。
不料他堅持道：“我請求此刻發言，過會兒我也許不願開口了!”
他臉發紅，唇發抖，特別激動的樣子。
有些人似乎成心要使主持會議的人更不自在，大鼓其掌。
主持會議的人只得同意他發言。
他大聲道：“同志們啊，我曾是一名右派分子，我被改造了二十二年啊!我現在終於又和你們一樣有公開發言的權利了，又有稱大家同志的資格了!我想說，什麼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那就是無怨無悔地愛國的胸懷啊!剛才那位同學不是說，社會主義這口大鍋已經裂紋道道了嗎?那我們就要像能工巧匠一樣，仔仔細細地把它鋦好啊!社會主義這幢大廈即使真的已東倒西歪，那我們就要像希臘神話中的巨人一樣，用我們的脊背將它抵正抵穩啊!倘需要，那我們就要心甘情願地化作石柱，永永遠遠地支撐在那裡啊!這就是我，一名被改造了二十二年的典型右派分子，對我們的祖國母親的自白!……”
之後，他抑揚頓挫、情感充沛地朗誦了幾句詩：
無論這樣，
還是那樣，
我的國啊，
我愛你!
無論貧窮，
還是富裕，
我的國啊，
我愛你!
……
他的發言具有一種厚積薄發的、如泉噴湧般的感染效果。一個命運浮沉與發言這種“中國特色”之事結下難解之緣的人，在你方言罷我開口的熱烈的發言氣氛中，那是很難做到堅決地不發言的。其發言的衝動不被激活反而顯得太不正常了。
他還沒來得及坐下，主持會議的人也已站了起來。
主持會議的人向他伸出一隻手說：“老同志，受了委屈的老同志，讓我握住您的手……”
他有點兒懵懂地向對方伸出了一隻手。
他的手立即被對方的兩隻手緊緊握住。
對方噙淚說：“老同志啊，現在，'我代表黨'這句話，已經不是哪個級別的黨的領導者都可以隨便說的了。但我還是想說這句話。我是新任的黨委書記。老同志啊，我代表黨感謝您的一番發言，感謝您的一片忠誠!”
他的淚水也頓時奪眶而出。
校黨委書記對他的感激是真誠的。因為他的發言及時撥正了討論的思想方向，使自己由兩難之境得以擺脫。
一片肅靜。
無數雙眼呆呆地望著他們。
一名女學生代表情不自禁地小聲說：“哎呀，哎呀……”
在多數情況下，不知說什麼好的人都會這樣。
她已無法形容自己當時的感受。
而緊接著一陣掌聲淹沒了她的“哎呀”……
晚上，負責接待他的女同志到招待所看望他，極欣慰地告訴他，他那番發言在校園裡反響十分強烈。彷彿，也是她的一份榮耀。並且，陪他吃了晚飯。飯桌上試探地問他對安排工作有什麼想法?
他說，無條件地服從。
柳曾對我說，他當時那番發言，百分之百地真誠。他頭腦裡就是那麼想的。終於被平反了，他內心裡充滿了一種夢幻般的、急於表達喜悅的激情。而那一種激情渴望進行一次正當的噴發。
我，則百分之百地相信他的真誠。
在他渾然不知的情況下，他那次發言，被打印在各種匯報材料里和“內參”裡、文件裡。他的名字又一次成了一個典型人物的名字。
不久，他官復原職。
又不久，他和那位女同志結婚。她丈夫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死。她是化學系“文革”前的講師，臨時抽調到“平反辦公室”的。但是她卻堅持認為他們的緣分是物理性質的，是“完全非彈性碰撞”的結果。而物體相碰後不再分離，並以同一速度運動，是以最大的運動能損失為前提的。他明白她指的是她將為婚姻損失事業上的追求——都四十多歲了，才是講師。十餘年沒評教授了。不發憤圖強，縱然又開始評了，豈能輪到她的份兒?而發憤圖強吧，她又不忍使這個五十來歲才結婚的男人，彷彿只有一位象徵性的妻子……
他終於又可以昂著頭出現在校園的任何地方了。他的經歷開始在校園里傳播。以前從未聽說過他名字的人，開始將他的名字和校級領導們的名字排在一起記住。二十二年前對他落井下石的人，遠遠望見他繞路而行了。他們中有的“文革”十年也在劫難逃地成了挨整的對象，而有的成了“三種人”。
他又必得在大會小會上發言了。他牢記二十二年前的教訓，一句自認為不合時宜的話也不說，僅僅宣講他的忠誠，和無怨無悔。這兩點在中國這個國家裡，幾乎永遠都是求大於供的。因而幾乎永遠都是緊俏的。相對於政治，好比是敬灶的麥芽糖。所以，他又成了一位被到處邀請的明星。然而畢竟的，中國的一隻腳已進入了思想解放的時代。人們在感動於忠誠之後，還急需聽到反思。
他不是完全沒有反思。
不，他是有的。
卻發誓除了對他的妻子，再也不對任何人說了，更不在任何會上公開說了。
他死了以後，由於我對他的喪事盡了點兒不足論道的操辦之力，他老伴出於報答，將他的一本日記當作紀念物送給了我。
他的日記中有這麼一段話：“其實，二十二年的改造，使我對於中國這一個國家的政治的認識，有著比別人較深刻的體會。但是我已決定將我的體會帶到火葬場去。連對她，也是大可不必說的。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面對眼前的生活實惠，我須變得聰明。我的人生已再經不起一次懲罰了……”
我想，他日記中那個“她”，顯然是指他的妻子。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顯然指二十二年前他曾被就要成為他妻子的女人在關鍵時刻出賣了那一件事。那一件事竟成他刻骨銘心的教訓耿耿於懷，是我怎麼也不曾料到的。
我曾在電話裡問他的老伴，從頭到尾看過他的日記沒有?
她說連翻也沒翻一下，不願翻。
我的心情這才替他覺得稍安。否則，我認為那段話對她太欠公平了。
我甚至認為，官復原職之後的他，其發言、其報告，忠誠的成分是大打折扣的。那隻不過是一次次重複性質的表態罷了。他所以一次次不厭其煩地、一廂情願地那樣，顯然是心有餘悸的結果。
我充分理解他的心有餘悸。懷著大的悲憫來理解。
當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他。在現實生活中，一個人若希望一切人都理解自己，是完全沒有什麼道理的。
他當年卻還不能認識這一尋常的連擺攤賣菜的農婦都明白的普遍規律。在他想來，自己被改造了二十二年，僅憑這一點，僅僅出於同情，聽他發言，聽他作報告的人們，也是應該給他以掌聲的啊。
然而後來，他的發言，他的報告，實際上多次遭到了噓聲。
人們希望聽到的，他隻字不說；人們聽膩歪了的，他一次次盡說盡說。真誠既已大打折扣，那就不能怪別人們聽出來了。總不該要求別人們降低智商而歡迎他迎合他啊。
於是他漸漸地由明星變成了一個令別人反感的人。
他意識到了這一點。
他企圖打消別人對他的反感。
在發言中和報告中，他開始不失時機地替自己進行含蓄的或迫切的解釋、辯白。
於是在別人們看來，他越發地善於表演了。於是在別人們聽來，他的發言有了自我粉飾的色彩。許許多多的人們，一提到他的名字，開始大撇其嘴了。他們不但開始認為他虛偽，而且開始認為他骨子裡其實真是很左的了。這既是一個事實，也很難怪他。畢竟，他與沒有過他那種可悲經歷的人之間，有著二十二年的隔膜。二十二年後他的思維方式幾乎仍停留在當年，而普遍的中國人們，尤其普遍的中國知識分子們，思維方式已經進行過多次重大的調整了。
他因而苦悶異常。
他的苦悶像霉斑，一處處發生在他那一時期的日記裡。
然而又一次被角色化了的他，卻一籌莫展，無計可施。只有暗暗地苦悶而已。
他的工作狀態，由最初時期的意氣風發感覺良好，而每況愈下漸漸喪失了主觀能動性。後來則有那麼點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了。
到了一九八五年，在一次換屆中，他的職務由正而副被人取代。仍為他安排副職，乃體現著校方對他的厚愛。
他的自尊心嚴重受挫，整天地有些無精打采起來。被“改造”時，他的夢想僅僅是有一天摘掉“右派”帽子；剛剛平反時，他的夢想僅僅是人們盡快忘記他曾是“右派”那檔子事。他原以為自己對人生的要求已降低到了最低點，卻不料人的願望是習慣於從最低點向上逐漸攀升的。他既是人，遂發現自己也不例外。在校總機機房裡，部長的姓名是列在校領導一欄的，而副部長則不，並且沒有單獨的一間辦公室專用的一台電話了。他原以為自己其實是根本不在乎的。一旦擁有過了再失去，他卻明白自己其實是挺在乎的。他因而沮喪，既沮喪於由正而副，也沮喪於連自己對自己都感到不解的那份在乎……
一年後，久已失去了聯繫的當年的老校長，不知從誰那裡獲知了他的下落，從北京給他寫來了一封信，問他願否到北京的某重點大學，也就是對方任校長的一所大學去謀人生的發展?正是國家高等教育開始大發展的年代，北京方面出台了吸納高等教育人才的政策。
他轉憂為喜，喜不自勝。趕緊复信，表示極願。畢竟，倘調往北京，意味著人生的又一次轉折。
不知為什麼，此事拖了一年。在他大失所望之際，來了令他大喜過望的調令。
調到北京以後，當年的老校長與他談了一次。對方由於在二十二年前那個決定他命運的晚上，替他辯白了幾句，便被認為有包庇“右派言論”之嫌，以後一直受著政治冷遇。 “文革”中新賬老賬齊算，於是被打成“黑線人物”，罷官撤職……
老校長說當年很對不起他，明明是指示他“引蛇出洞”的，卻不料把他也定成了“右派”。而且，自己也沒保護得了他。
他說其實自己當年很對不起老校長。 “引蛇出洞”有許多種方式的嘛，是應該很好地講究一下政治的藝術性嘛。是自己利令智昏，一番發言釀成了一次嚴重的政治事件，還牽連了老校長，以及十餘名學生。這個沉痛的教訓是一定要永遠銘記的。再也不會犯同樣的錯誤了。
於是兩人理解萬歲，彼此執手，相向唏噓不已。
老校長又說，由於他是典型“右派”，他的進京對各方面來講都是一件慎重之事，所以拖了一年之久才批下來。還說，諸方面對他平反之後的言論表現都是滿意的，甚至是欣賞的。這使他不禁暗自慶幸，覺得雖曾引起過許多人的反感，卻是值得在言論上那麼表現的。
老校長向他透露，將暫且安排他任團委書記。他顧慮自己五十多歲了，其年齡不利於開展工作。老校長說不過是一個過渡。說從前他是自己栽培起來的人，現在還是，更是。說過渡一下之後，對他另有重用。否則會千里迢迢地把他調到北京嗎?
最後，老校長語重心長地教誨他，北京畢竟是北京，是中國的思想解放之都。形形色色的知識分子們的思想，在北京，尤其在重點高校，粉碎“四人幫”後一直表現得極其活躍。知識分子而在北京給人以思想保守、僵化，甚至“左”的面孔，即使被大人物欣賞，那也是較難勝任愉快地肩負重擔的。希望他在北京要自己打開思想的窗戶，善於接受別人的深刻思想，也要善於使別人明了自己的頭腦裡究竟有些什麼樣的稱得上是思想的貨色……
他諾諾連聲，備感對方對自己的關懷。關且，暗覺誠惶誠恐。
他在新角色的職務上謹小慎微地工作了半年之久，那時就快到了一九八六年的年底了。大學生們倒也漸漸接受了他這位五十多歲的、超齡的團委書記。因為他責人寬、克己嚴的工作作風，還因為他成功地舉辦了幾場很受他們歡迎的文藝活動，校領導們對他的工作成績也比較肯定，常用“穩健”二字加以評價。而他自己清楚，那一評價得來不易。是以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既定方針”換取的。其實一切人，包括學生們，心裡都明鏡似的，都斷定了他只要再平安無事地工作上幾個月，那就注定會高升了。五十多歲的團委書記，是太超常的現象了嘛。有人私下里甚至這麼議論：“是為了給予他在學生中充分亮相的時段啊!”
他自己也不弱智，很明白這一點。
卻也有人議論他未免將自己的思想包裹得太嚴密了。說像他這樣的人一旦升到高位上，會使別人缺少安全感。說對於將是領導的人，無論紅臉白臉，總應該給人們一個明朗的印象。
他妻子那時也調到北京了。以上議論是她轉告給他的。如果她只聽到一次，就不當成回事兒轉告給他了。但她無意中聽到了多次。如果他自己不當成回事兒，那麼實際上那種議論會自生自滅的。偏他自己當成回事兒了。不但當成回事兒了，而且當成塊心病了。畢竟沒有過什麼能夠自如縱橫於仕途的豐富經歷和寶貴經驗，未諳所謂“群眾看法”，在提拔問題上往往是可以視為零的。
於是就發生了後來的事：在本校舉行的一次大學生辯論賽的總結大會上，他又說了一番不合時宜的話。辯題是如何看待當代大學生的政治使命感和政治責任感。正方的論點是要大力弘揚“五四”精神和傳統。結果自然是正方勝。
他卻在總結中坦言：倘他是一位評委，他的一票，將會投給反方。為什麼呢?因為在他看來，當代中國大學生們，昨天還只不過是鄰家的男孩女孩，高考幸運中第，搖身一變就都是大學生了。從校門到校門，其單純程度，仍是昨天鄰家那個男孩女孩。而“政治這頭怪物”，越來越需要高超的駕馭藝術了。守著宿舍門後的一堆多日無人清除的垃圾，聞著它散發的腐味兒和臭氣而臥談什麼“鐵肩擔道義”，實在是很滑稽可笑的。倘無自知之明，政治熱忱被廉價利用，那是很可悲的……
他引用了胡適的話——主張大學生們應首先對自己的人生負起責任，打理好自己的人生，再談國家命運不遲……
他批判了“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說中國當代青年的高考比例才百分之幾，如此要求一名青年是不適當的……
他調侃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說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天下興亡，責任全在政治家軍事家們，不在普通百姓。若真要盡天下興亡之責，那也要先成為政治家或軍事家……
他最後強調，歸根結底，一言以蔽之，他主張中國當代大學生們少談點主義，多務實點兒學業；離政治遠些，離人生近些……
自然的，他也以自己作了現身說法。
那是他的又一次真誠發言。倘非指責他的真誠有什麼雜質的話，那也不過就是——他當眾從他的頭腦中往外掏出了自己的真實思想，求最明朗的一種思想亮相的效果，試圖改變某些人認為他未免將自己的思想包裹得太嚴密的印象。
適得其反，又一次禍從口出。
大學生們對他的總結反應強烈。不過是逆反應的。一九八六年，正是中國大學裡思想這東西空前泡沫化的年代。中國當代之大學生們似乎都認為，中國興亡，舍我輩其誰?他的總結觸疼了當代大學生們的嬌嫩自尊心，於是招致了“文革”年代似的大字報小字報的種種質疑。名曰質疑，等於“筆伐”。也觸怒了方方面面的上級。不，豈止是觸怒，簡直是使他們震怒了。突出政治之流弊依然在大學校園里四處作祟，他被認為是直接挑戰大學裡的馬列主義“政治主權”。那時已經重新評定過職稱了，大學裡出現了又一茬副教授和教授們。他們中教政治的強烈抗議道：“那我們集體下崗掃馬路去吧!”而上級則指示追查背景。
“還把胡適搬出來了!胡適算什麼東西!”那時的左派人士們開始對他的歷史進行調查，一心想搞清楚他年輕那會兒曾與胡適有何種關係，何種往來。
他出示了一本胡適的文選向他們請教：胡適的書既然已經在國內解禁出版，公開引用幾句胡適的話何罪之有?
結果就更使對方們不肯善罷甘休。他們說書的內容有好有壞，有對有錯，有進步有反動!解禁了胡適的書，並不意味著連胡適的一切思想言論也都成了金科玉律，可以當作正面的思想營養灌輸給大學生們了……
他們四處投信告他。
他在日記中如此評述自己遭遇到的這一件事——看來在中國，還是將自己的真實思想嚴密地包裹起來的好。或者，根本沒有思想可言更好。因為，我覺得留給個人思想的自由空間只不過是一條夾縫啊。那麼，除非思想本身是扁的。否則，它總歸會顯得“面目猙獰”。從夾縫中硬擠著生長出來的思想，看去不可能不是奇形怪狀的……
他犯起倔來。頂著壓力拒不檢討，拒不認錯。
在這件事上，他當年的老校長不再“對不起”他了，而是“見義勇為”，像一位老鬥士似的護著他。雖然後者此前一生不曾是過什麼鬥士。
當年的老校長也四處寫信，替他爭鳴，替他不平。在信中，對於某些人，甚至連“黨棍”之類的話都寫上了……
老校長某夜猝死於腦溢血。
當追悼會結束了，連死者親屬也含悲離去以後，他才搶在屍體轉移之前獨自出現。
他深鞠三躬，放下一束花，淚流滿面。他覺得，自己喪失了這世上惟一頗能正確看待自己的人。此人賞識他、栽培他，也使他成了“右派”。好比家庭主婦由於很喜歡一隻盤子，擦拭的時候太仔細了，反而失手摔裂了“它”。
那時刻恩與怨交織心頭，轉身時心頭卻完全被一片感恩戴德之情所籠罩。
他被免職了。
“過渡時期”凝固在他的人生中了。
指日可待的職位，因他人生的又一次下沉，化為泡影。
他並不掌握一門專業足以開課授學，自然也沒有資格參與職稱評定，只有到圖書館去當了一名老圖書管理員。
三年後，他退休了。斯時已是九十年代。仍沒職稱，套了一個行政正處待遇。別人認為他應感到安慰，他自己則對自己的人生感到了空前的悲哀。只有退休了的人，才會切身領教到那一種欲說還休的人生況味……
一個退休之人，自然也就再沒那麼多會可參加，再沒什麼言可發了。
然而他的名字，卻在多次會議上，由別人之口提到著。因為中國發生了那場震驚世界的大事件，而其導火索首先是在大學裡引燃的。於是許多人開始重估他三年前的言論，認為非但一點兒都不錯，而且簡直正確極了。簡直有先見之明!大學生不勤奮於學業，搞的哪門子政治呢?倘三年前不批他，不免他的職，進而將他當成稀有動物保護一下，使他那種比胡適還明智的言論得以作為一種別樣的聲音合理合法地存在，並且合理合法地擴大其影響，後來大學裡的情形是否會不太一樣呢?
當然，也只不過是一種重估，一種事後的推斷。
他得知別人如何發揮他三年前的觀點引用他三年前的話，苦笑而已。
不知怎麼一來他這個人連些外國記者們也知道了，於是請求採訪。
反正已經退休了，他想談點兒自己對於中國的真感覺了，爽然應允。
結果他的名字居然在國外見了報，被稱為當代中國的“自由知識分子”。
而我認識他，則是網絡時代來臨以後的事。我是從不上網的，至今沒換筆。家中為兒子買電腦已近十年了，我只有在擦灰時才拿起過鼠標。對電腦顯示器後面的種種熱鬧，我幾乎一無所知，毫無興趣。網絡之對於我，即使化成美女，也誘惑不了我。我當然也聽說過網上有些很無忌的言論。僅就我聽說過的而言，不太謙虛地講，我覺得還沒有什麼超出我的思想半徑的內容，也沒有什麼超出了北京一名出租汽車司機的見解水平的思想。見解裝在自己頭腦裡是一回事兒，貼到網上是另一回事兒。我承認網絡之相對於中國，具有早期“海德公園”的意義。所以我對網絡其實不是反感，只不過是拒絕罷了。
某日家中來了一位友人，對我大談網上政治，頻頻提到柳。
我問柳是誰?
友人故作愕異：怎麼?你不知道?他可是網上大名鼎鼎的“新左派知識分子”呀!
遂向我宣傳柳在網上的種種言論。
我聽了半天，說那些言論一點兒也不新鮮啊。近二十年，中國一代一代的知識分子，不是就沒斷了談來談去嗎?
友人就覺得我老了，對什麼都不敏感了。而且，越變越寡味了。
他說他要給我寄幾篇柳的文章來，為了激活我的頭腦。
果然寄來了。都是從網上下載的。
我認真拜讀了，仍未讀出有什麼思想的高明之處，而且覺得文字很糙。從我這方面講，近年對於思想有了別種認識。那就是——只有預見於現象之前的才算思想。滯後的只不過是思維。思維人人都會，從現實生活中到網上，人人都在整天進行著。然而思想，在中國，太少了。所以我有自知之明，已變得逃避思想二字惟恐不及，恐偏向思想使人生厭……
友人又來了，慫恿我去拜見網上的“新左派知識分子”。
我說，人家自己的文章裡明明寫著，人家只想做“自由知識分子”的呀!你們幹嗎非另封人家不可呢?
友人說，那不管。網上有網上的封法。網上封誰是什麼，誰不願接受也不行。
我脫口道：那麼，網上真他媽的。
拗不過友人，只好跟隨其去。
結果一見到柳，就喜歡上了他。他實在是一位又睿智又幽默的老人。可嘆，像他那樣一個人，只有退了休以後，才漸漸覺醒了基因裡的本真性情。
他說，電腦之對於他，如布娃娃之對於小女孩兒。說小女孩兒在父母面前，或取悅，或乞寵，或撕嬌，或任性，那都是轉著小心眼兒，有獲得的企圖的。而布娃娃卻給予不了小女孩兒什麼，所以她每對布娃娃才喃喃自語地說真話……
談到“新左派知識分子”之稱號，他說，在網上他又不是那個稱號了，是“新保守派知識分子”了。說網上是風雲變幻的，一天刮左風，一天刮右風。在現實生活中感到失落的知識分子，或慾望難以得到滿足的知識分子，才到網上去證明自己，膨脹自己。他說，當然，這一點主要體現於“網上政治家”和“網上思想家”們身上。
他一邊說，手指一邊敲點鍵盤，調出一些與自己相關的內容並指給我們看：“瞧，這兒怎麼說我的!瞧我又不是'新保守派知識分子'了，是'幫閒知識分子'了!再瞧這兒，咦，我怎麼又成了'溫和的持不同政見主義者'了呢?真是亂戴帽子!”
言罷朗笑。笑得開心不已。
他說，他的網上文章已開始被些小報小刊轉載了。僅當月，已有數筆稿酬寄來。從電腦桌的抽屜裡取出一個小本，翻開看了一會兒，得意地說：“比上月多了兩筆稿酬，加起來近八百元了，不少吧?我迷網絡，不只是因為寂寞，也是要為稻粱謀啊!”
他既然在網上已是一個人物了，在現實生活中，也便相應地引起點關注了，又常被邀請開些什麼不三不四的會了。
“我不喜歡開會，不喜歡在會上發言，但如果給出場費，有時我也去。我挺喜歡錢的。錢能提高我和老伴的生活水平啊!”
他坦誠得可愛。
後來我在一次會上見到了他。主持人介紹他時，稱他是“著名的網絡雜評家”。他並不作謙虛狀，儼然自居始終。散會後他邀我一塊兒逛書城，在社科類書架前，我們同時發現了費孝通先生的一排數卷文集，書出得很大氣。他用手撫摸著書脊，像盲人的指撫摸琴鍵。那時他表情肅然，繼而愴然……
離開書城，他一路沉默。分手時，才問我：“你知道嗎?費先生七八十歲時，還在身體力行地搞社會調查，孜孜不倦地又寫了幾百萬字……”
我點頭表示知道。
他長嘆道：“中國社會學後繼乏人啊!本來，我也可以成為社會學家的。起碼，是可以成為社會學者的啊!我……不說了，再見!”
他話一結束，轉身大步而去。那是冬季的一天，很冷，刮著四五級寒風。望著老人的背影頂著寒風漸遠，我心一片惆悵……
他是伏在電腦桌上死去的。
他不知怎麼捲入了網上些個臭名昭著的最下三爛的人們精心策劃的一個最下三爛的“話題”的——相互謾罵的漩渦。網上沒大小，先是他被“網蟲”們罵，終於沒了七十三歲老人的涵養和風範，於是回罵，於是遭到更侮辱其人格的謾罵……
電腦顯示器上閃爍著他敲出的最後三個字是：“我認為……”
而下面一串是別人謾罵他的話：
“老丫挺的，回家玩你那老××去!……”
污言穢語，不一而足。
而那網站的站名卻是“公眾發言”。
真無法理解，他怎麼還那麼愛發言呢?
七十三歲了，終於可做一個不必再發言的中國人，為什麼偏不呢?
他老伴發現時，他的身體已經硬了，涼了……
在他的日記中，有一大段關於中國人之發言的體會，讀來頗發人深省——“中國國也大，人也眾，會也多，尤數知識分子，一生不曾作會上發言者幾人?或主動，或被動，或表態，或議事，一生不曾因發言而影響人生者幾人?人有竟因擅長發言而交佳運，而紅而紫。雖德俗才庸，卻扶搖直上。有人竟因直抒己見而厄運臨頭，連遭坎坷。雖光明磊落，卻被歸另冊。於是虛與委蛇之風漸長，假話空話套話盛行。此弊習沿襲至今，敗壞知識分子品格，毒害下一代青年。予每見青年會上發言慷慷慨慨，浮詞連篇，會下撇唇戲曰：'假作真時真亦假，何妨假，莫如假'，周身發寒。想予也曾奉此鄙律權當經驗，羞不欲生，愧幾欲死。嗚呼，名堂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嗚呼，發言幾時真?表態何須頻?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讀之，我心愀然，愀愀然。
某日復讀時，友人打來電話，吞吐相告：“我被撤職了。”
問何過之有?
答曰：“因為一次發言，其實，那又不是我的真……”
於是絮絮叨叨，痛說委屈。
我耳一陣內鳴，頓覺頭大。
我沒聽完就放下了電話——不真你還發的什麼言?!
噫!中國，還我真話語來!還我真文字來!還我真見解來!還我真觀點來!還我人之真思想真態度真性情真襟懷來!……
還我!
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