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純粹是一次偶然。這觀點現在已經被大多數的人們認可了。相對而言，人生卻要復雜些，起碼來說要麻煩些。倘偶然的生命攤上了必然的時代，人生的歷程有時就麻煩得沒有什麼道理可講。直至死掉，才算終獲解脫。正所謂不速而來，不速而去。彷彿爭先恐後前往參加最後的一次重大慶典；彷彿那是名額有限且體現身份的活動，儘管人人手中都預發了一張入場券，但去晚了入場券就作廢了因而太可惜了似的。
近五年，平均下來，每年都要參加幾個人的追悼會，我心戚戚。今年又送走了兩位忘年交，其中一位便是柳先生，我一向尊稱他“柳老師”。
柳老師享年七十有三。生前體格硬朗，堅持晨練。熟悉他的人，皆認為他可以活到八十三。努努力，活到九十三以後，似乎也是大有可能之事，因為他是那麼健壯啊!
他逝世前不久我還見到過他，在一次出版社舉行的新書研討會上。很平庸的一部小說，到會的都是因名而寂寞之人，與同樣平庸又同樣偏得浮名的我——為平庸充當炒作之幫閒，說些逢場作戲虛與委蛇的平庸的話。有人連書也不曾翻看一下，卻一張口便儼然是在發表權威性的評論。會後備了自助餐，七十三歲的柳老師，仍有一口堅固銳利的、基本上屬於原件的好牙；並有一副吸收功能消化功能都極佳的好腸胃。那日他吃得津津有味，大快朵頤。喝起啤酒來如同嚴重缺氧之人貪婪吸氧，三杯四杯下肚，竟臉也不曾微紅一陣。他豪飲。正值暑季，考慮到大多數人胃腸的適應性，沒提供冰鎮啤酒，提供了一盤子冰塊。別人只不過往杯中放一二冰塊，他不，他專為自己夾了一小盤冰塊。他喝一口啤酒，便放一塊冰入口。接著，嚼得嘎嘣嘎嘣響。周圍眾人看著他一個個目瞪口呆，無不顯出羨煞乃至於嫉妒的樣子。
而他，咽了以後，連說：“這樣才痛快!這樣才痛快!”
分明的，也有那麼點兒炫耀好牙口和好胃口的意思，滿臉的洋洋自得。
於是，眾人都對他的好牙口好胃口肅然起敬。
而他亦莊亦諧地說：“感謝從前對我的改造，受益匪淺，受益匪淺……”
每當有人因他的好牙口好胃口而對他刮目相看，他總那麼說。說得虔而又誠。他曾是“右派分子”，在某邊陲農場改造了二十餘年。似乎，他認為，他的好牙口好胃口，以及全方位的健康硬朗，乃是長期被改造的好處，因而自己實際上是“反右”的既得利益者。往往，惟恐別人懷疑他的虔誠，又總是要在感激的話語之後補充兩個字——“真的!”
想想吧，一位七十三歲的老人，舉杯豪飲，接著嘎嘣嘎嘣地大嚼冰塊，那是一副多麼雄壯的情形?
然而半個月後，我竟親筆為他寫訃告和悼詞。讀者不難想像，聽說他死了，熟悉他的人們多麼驚訝。其中自然包括我。
他不是死於飛來橫禍。
也不是死於什麼長期潛伏於他身體內的噬命病毒。
而是——死於一次會議。
確切地說，是死於一次發言。一次他自己的發言。他一生的最後一次發言。
當我從別人的口中，片片斷斷地獲得了他的死因以後，我就不再像起初那等驚訝了。自古人生誰無死呢?對於一位七十三歲的老人，怎麼死還不是一樣的呢?我甚至覺得，死於自己的一次發言，反而是比死於橫禍死於惡症來得幸運的事。不是嗎?死於橫禍，難免地將死得皮破肉綻，斷肢濺血。死於惡症，又每將死亡這一件事拖得曠日持久。直至自己被折磨得不成人樣不算，也勢必拖累得親人子女身心交瘁，最終暗祈自己早點嚥氣，求全體的解脫。以上兩種死法，第一種不正常，而且每有責任官司留給親人子女。第二種太被動，迫人接受惟一的現實，而且每有失於人之作為人的起碼尊嚴。相比較而言，死於自己一生的最後一次發言，畢竟的，總還算死得乾淨。似乎，更適合於一位知識分子的死法。儘管，那一次發言使他又招致了無盡的煩惱與憤懣，並使他的頭腦大面積溢血。但那點子血，卻終究沒出在頭皮外，只溢在腦殼裡。既不曾使自己恐慌，也不曾嚇著別人。
因為我是他的忘年交，對他一生的大致情況，是有所了解的。正因為有所了解，對於他的死，我漸漸地由驚訝而認為命中註定了。既然他的一生都受發言這種事兒的擺佈，死於最後一次發言，不僅符合“中國特色”這一大概念，而且也算是死得一貫了吧?雖然並不一定其所。
柳老師祖籍山東，生於北方，求學於南方。一九五二年大學畢業，專業是社會學。學生時代的他確信社會學是國家的眼，能替國家見所未見，進而想所未想，於是著書立說，暢言治國理念，實現服務於國的抱負。
由於有如此單純的人生打算，所以他基本上是當時的一名“安分”學生。也就是說，既不曾與大學校園裡的地下中國共青團中國共產黨組織主動接近過，也不曾被大學校園裡的“三青團”之類所物色所拉攏。因為他太安分了，太“以學為主”了，故在大學校園裡的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團員們看來，是一名缺乏政治熱忱、思想近於迂腐的學生。成功地發展他是不太容易的。向他暴露政治身份是根本不值得的。而“三青團”之類，基於對他的同樣的看法，也是那麼的不屑於待見他。其實，對於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他並非一名完全沒有立場的青年。只不過他的立場形成於內心裡，不知該以怎樣的方式向誰們去表達才妥。在當時的大學校園裡，他不但是一名太安分的學生，而且還顯得那麼離群索居，獨往獨來。然而，蔣介石政府的腐朽沒落朝不保夕，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沉重打擊下黔驢技窮節節敗退潰不成軍的局面，畢竟也昭昭地看在他眼裡。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捷報頻傳，畢竟也一次次地在他年輕的心裡掀起過大的激動。那是正知識化著的青年，對於呈現在自己苦難國家之上空的希望曙光所懷的真切的喜悅。然而這青年一如既往地離群索居；一如既往地獨往獨來；一如既往地內向；一如既往地沉默寡言；一如既往地埋頭研讀中外社會學著述；一如既往地既不被校園裡的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團員們所理解，也不被國民黨的“三青團”之類所相中。他那種不動聲色的激動和喜悅，也只不過化作夜深人靜之時，日記裡的一行行小詩而已……
他相信社會學家能充當國家的眼睛，相信社會學可以影響政府治國理念的信條，卻絲毫也未改變過。國民黨的政府不行了，共產黨的政府不是即將誕生了嗎?只要一個國家有政府在，不論那政府好壞，社會學總是會對它有用的啊。它壞，社會學可能使它變得好一點兒。它好，社會學則肯定會使它更好。社會學對它有用，不是也便等於對人民有用了嗎?他確信未來的政府是好政府。
是的，這就是他當時的真實想法。
是的，這青年對他所選擇了並寧願為之奉獻一生的社會學，如一切痴迷的藝術家對自己所從事的藝術一樣，絲毫也不懷疑其意義。
他就在如此這般的心態中，迎來了“百萬雄師過大江”的中國歷史大事件。於是中國共產黨緊接著成了中國的主人。自然的，也同時成了他那一所大學的主人。一夜之間，那一所大學的精神面貌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最盛大的狂歡是由它宣布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中共地下的團員、黨員及其各級組織於是全面地徹底地公開。激動和喜悅匯成巨大的興奮，聯歡活動慶祝活動在校園裡此起彼伏，一場高潮緊接著一場高潮。往日埋頭研讀社會學的大學二年級的學子，驚訝萬分地發現，某些似乎從不過問政治的先生們，卻原來是中共地下黨組織身份很高的領導者。某些昨天似乎和自己一樣“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安分同窗，卻原來是中共優秀的地下黨團員。而他們為了迎接解放全中國這一大事件，長期在地下所從事的卓越的革命活動，一旦成為公開的談資，令他敬佩不已。同時，也使他慚愧不已。
在一次暢談解放心情和感想的座談會上，年輕的柳作了他人生的第一次發言。會議是由從前的地下黨團員發起並主持的。爭相發言的卻幾乎全都是從前疏遠政治的師生們。前者中很少有人發言。他們只不過傾聽或者記錄。因為他們已不必通過發言來表達自己的立場。因為這一點已在他們的地下鬥爭中被證明過了並被考驗過了。那更是給予後者的一次公開的表態機會。後者意識到了。後者的發言十分踴躍。他們沒有為中國的新時代的到來作過什麼貢獻，已然成為不爭的事實。所以他們都努力通過一次發言的機會，表明自己的心從很早很早的時候開始，便暗戀一般癡情地傾向於中國共產黨了。而這是一件除了飽含滿眶的淚水，除了顫抖的嘴唇，除了滾燙的話語和富有感情色彩的口號，畢竟還需另外的一些，哪怕一點點實證的事情。於是他們中的每一位，幾乎都當場“提供”了實證。雖然沒有任何人要求或暗示他們應該那樣，但他們自己對自己有那樣的要求，自己對自己產生那樣的心理暗示。他們中有人出示了一塊紅布，說是在白色恐怖的日子裡就早已預備下了的，為的是在解放軍入城那一天及時地做成一面歡迎的紅旗擎出去。殊料解放軍會在夜間入城呢?有人翻開自己的日記大聲宣讀，說那一段段比馬克思主義還馬克思主義，比共產黨人還共產黨人的話語，是自己在最憂患國家命運的日子裡寫下的。說自己那時多麼多麼的渴望投入共產黨的懷抱，可是校園裡的地下黨團員們腦門上並不貼著告示，一日十次迎面走過也不知道啊。於是使傾聽的人們咀嚼出失之交臂的大憾意味。也有人激昂地朗誦自己寫在日記裡的紅色詩句。那樣的詩句在白色恐怖的日子裡一經被查實是誰寫的，輕則入監坐牢，重則掉腦袋。中共的地下黨團員們以前反而是絕不在自己的日記裡寫那樣的詩句的，因為那是被黨的地下工作的嚴明紀律所禁止的。而後者們信誓旦旦地聲稱，之所以敢在日記裡寫下那樣的詩句，是作好“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的思想準備的……
公正地說，大多數發言者的發言都是源於真誠情懷的。但也確有人的發言，是基於審時度勢的思量。用現今的說法，不無作秀的成分。他們日記裡的話語和紅色詩句，究竟是否真的寫於白色恐怖的日子，是頗值得懷疑的。也許只不過是在發言的前一天偷偷插寫在日記的空頁空行間的。
在“千鈞霹靂開新宇”、“萬里東風掃殘雲”的歷史大轉折的“拐點時期”，形形色色之人的形形色色之心態，都是那麼自然而然，那麼順理成章，那麼可以理解。甚至，多少有些使人悲憫。因為，分明的，尤其那些作秀者的作秀，不無惴惴不安的自我保護的成分。他們從前對政治太淡漠了，對中國的革命太不關心了，而“解放”這一令全世界矚目的大事件，使他們在歷史大轉折的“拐點時期”空前地失重起來。他們急功近利地企圖僅僅通過幾次表態，便確定自己和新政權的親愛關係……
柳是最後一個發言者。
當主持會議的人問：“還有哪位發言?”
那時，只有柳一人沒發言了。主持人不過隨便問一句。像一切主持人照例要問那麼一句一樣。然而在柳聽來，彷彿是衝著自己問的。儘管主持人的目光沒望著他。實際上主持人直至那時並未註意到他這麼一個人的存在。即使他不發言，主持人也將會以為全都發過言了……
然而柳猶猶豫豫地站了起來。於是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了。
像所有發過言的人一樣，柳原本也是有備而至的。也是很需要一次機會，公開表明自己對新政權對中國共產黨的擁戴態度的。而且，他那一種態度，確切地說他那一種立場是發自內心的。聽了一位位發言者的發言，他卻不想發言了。因為在聽的過程中，他頭腦中形成了另外一種想法。而聽了主持人的話，他又覺得不發言不妥，也不好。連給機會公開表達態度和立場若都不表達，那自己究竟幹什麼來了呢?那不是比根本不參加會還顯得態度曖昧了嗎?
主持人看出了他內心有猶豫，鼓勵道：“到會的都是共產黨的朋友，新政權的支持者。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新政權日後還須仰仗諸君的種種協助。別有什麼顧慮，還是和大家交流交流改天換地的感想吧!”
於是柳不再猶豫。
他以他特有的，慢條斯理的語調說，他也是帶來了一個日記本的，日記本上也是寫下了幾首盼望解放軍的全國勝利，詛咒蔣家王朝加速滅亡的詩句的，也是打算當眾朗誦一番的……
“但是……”
他舉起了他手中的日記本，緩緩撕為兩部分。
那一時刻，一切的人是怎樣的驚愕可想而知。
氣氛一時變得極為凝重。甚至，頓時變得有些緊張起來。在場的中共黨員們的表情，剎那皆呈現出勢不可免的大論戰之前的嚴峻。
他接著說，自己實際上是一個“改良救國”主義者。改良之對象，自然是國民黨的政府。自己所以為的改良之策，自然是社會學。由此，足見自己從前政治上的幼稚和淺薄。而新中國誕生了這一事實教育了他，使他終於開始明白——只有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暴力的革命，才能推翻蔣家王朝的統治，才能救中國。從此時此刻起，他將做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事業心悅誠服的、矢志不渝的追隨者……
他說，中國共產黨為了它的事業的成功，犧牲了千千萬萬的優秀者。他們面對屠刀和槍口所表現出的高貴氣節，確乎是驚天地泣鬼神的，是詩性的。而自己，白天明智地迴避開校園裡的白色恐怖羅網，極其個人主義地埋頭讀書，以圖自己日後的成名成家；只不過夜晚回到了宿舍裡，插上門，拉上窗簾，才在日記裡寫下幾行紅色的詩句，而且還覺得將日記藏在什麼地方都不夠安全……既然如此，這樣的詩句，無論今天看來多麼紅色，多麼革命，讀了又有什麼意思呢?又能有幾分感人可言呢?所以他改變了想法，決定不讀了，決定把日記當眾撕了……
他說，一想到那些為新中國之誕生拋頭顱灑鮮血的革命青年，中國共產黨英勇無畏視死如歸的志士，在新中國成立以後的全體人民的大喜悅中，自己的崇敬尤其難以表達，自己的慚愧尤其難以形容……
“我想，同是中國青年，我其實是一個最該羞於談'革命'二字的人。我對'革命'這一件血流成河前仆後繼的大事情，什麼都沒有做過。中國北方的父老鄉親，也還心甘情願地將最後一位親人送上了前線，將最後一把小米雙手捧送給了前線，而我呢?我其實是連與人民分享全國解放之喜悅也是不配的啊!……”
於是他緩緩轉身，畢恭畢敬地面向牆上的馬恩列斯毛的畫像，連鞠三躬。
他的發言，首先贏得了黨團員們極其熱烈的掌聲。
主持會議的人，情不自禁地離開坐位，大步跨到他跟前，緊緊擁抱住他說：“哎呀，哎呀……”
主持會議的人竟一時尋找不到適當的詞彙來評價他的發言——他這個最後發言的人，發言得實在太好了。
主持會議的人滿眶感動的淚水。
他自己也滿眶淚水。
那是百分百真誠的淚水。
然而此後，不少同學和老師開始疏遠柳了。也許，在他們的心底里，還不同程度地對柳產生了鄙夷。他們都是帶著日記本參加過那次座談會，並宣讀過日記裡的紅色話語或朗誦過日記裡的紅色小詩的人。
如果柳不當眾撕毀他的日記就好了。
如果柳的發言，與他們的發言具有一致性就好了。
但是柳卻當眾撕毀了他的日記。這一種做法使他與別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使別人覺得他的做法，是對別人的存心的羞辱，目的在於要將自己包裝得比別人更真誠。
但是柳卻作了與別人極為不一致的發言。並且，用今天的說法是——作了最煽情的發言，於是對比得別人的發言一概地太缺乏反省了，因而似乎越激動越顯得誇張了。
在別人看來，柳的發言是頂做作的，頂表演的，所以是頂虛偽的。
真誠在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度裡，是最經常地被誤解進而曲解的東西。早在西方人從人類的意識活動中發現了“潛意識”現像以前一千多年，中國的中就有“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話了。而後《三國志》中更有“知人善察，難眩以偽”的名言。在古遠的中國文化的教誨之下，中國人“度”他人的經驗是相當豐富的。簡直可以說是構成為中國人的人種基因的特殊元素了。
柳對於別人已在怎樣地“度”他卻渾然不知，不覺。因為他自己，是一個不太具有“度”人之習慣和經驗的人。何況，那些視他的發言為做作、表演，視他為虛偽之人的人，皆以虛偽的假面在以後的校園生活裡與他廝熟著，將“度”他之心包裹得嚴嚴密密的。
柳又一頭扎回到他社會學的天地了。在他想來，既然腐朽敗壞的政府已由一個嶄新良好的政府所取代，那麼他所執著於的社會學，不是更其有用了嗎?
半個世紀以後的一天，當柳老師向我講起年輕時那人生的第一次發言，連我聽了也不由得像別人一樣“度”他，忍不住這麼問：“您當時的發言有沒有表演甚而博寵的成分在內呢?”
他被問得一怔。
我隨即說：“我指的是您潛意識裡。”
他搖頭道：“我不知道。我不清楚。那一年我才二十幾歲，正是男青年喜歡出風頭的年齡。喜歡出風頭嘛，免不了就要趁機當眾表演一番。按現今的說法，如果我確實是在表演，該叫表演什麼?”
我說：“表演真誠。”
他沉默片刻，苦笑道：“可我當時是真誠的。真誠就是真誠，我有什麼必要表演它呢?”
我說：“潛意識不能用有必要沒有必要來解釋。潛意識可以在人對自己不明不白的情況之下將人支配到不由自主的程度。”
他定定地註視了我一陣，慍然道：“滾他媽的潛意識!如果看人專往潛意識層去分析，那麼這世界上還有幾人配襟懷坦白地活著?不管當時別人怎麼看我，反正我認為我的發言是肺腑透明襟懷坦白的!”
見他認真起來，我就只有笑……
儘管，當年他的發言，引起了一些人對他的“度”，但畢竟也引起了另外一些人對他的好感。那另外的一些人，便是代表新政權接管了那一所大學的人們。
他們幾乎一致地認為他是真誠的。而且認為他是他們格外需要的一個人。
於是他們專門開會研究他。
會上有人提供了關於他的最新情況，說他近來曾向一位黨員老師流露出渴望入黨的想法。
經過研究，一致認為還是不發展他入黨的好。一致認為他以後的身份應該是民主黨派成員。一名在新中國成立前原本對革命很淡薄的學生，正是這樣一名學生，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崇敬得五體投地——新政權在大學裡迫切需要這樣的典型。樹立起一個這樣的典型，對於影響別人，對於新政權在思想意識形態方面佔領大學之上層建築陣地，意義非同小可。如果他竟入了黨，作用反而削減了。而他並沒有被發展為黨員，反而加入了民主黨派，典型的作用才大，才長遠。
於是他成了民主黨派的一分子。
於是他以後的人生軌跡，開始納入別人對他的預先設計。
當然，這是他所不知的。
我曾問過他當年怎麼沒有加入共產黨，卻加入了民主黨派?
他說，他起初也不是十分情願的。共產黨已經成了執政黨，發自內心地崇敬共產黨的青年知識分子，有幾個不想加入共產黨呢?可是找他談話的民主黨派的人士說，其實也是代表中國共產黨來動員他的。說大學裡的民主黨派的組織很薄弱，黨希望大學裡有一定比例的民主黨派人士。說一個人加入了民主黨派，日後還可以跨組織加入中國共產黨嘛……
於是他滿懷著遵命的虔誠，成了大學裡最年輕的一名民主黨派人士。
於是，他以後經常被通知，有時是被要求，被指示參加各種名目的會議。社會主義國家會多，新中國建立之初尤其如此。
設計他的人生的人們，目的也是在於鍛煉他，培養他。當然，完全是按照他們的意願塑造他。他們之良苦用心，也是源於一種忠誠。對新政權這一千秋百代的大事業的忠誠。
他是他們的工作重點。
正如他們忠誠地認為，自己是新政權極其重要的一部分。於是漸漸地，他離他的社會學遠了，與政治貼得很近很近了。有時他也難免因而產生苦惱。那不是一種純粹的苦惱，是一種攙雜了被重視甚而被寵愛的良好感覺的苦惱。但負責培養他的人們開導他——所謂社會學嘛，在馬克思主義那兒，其實就是對社會進行調查研究。任何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此方面的經驗都比他多得多。莫如暫且讓更有經驗的人去做，肯定會比他做得好。他目前的作用，就是以他那種獨特的、真誠無比的發言方式，通過開會教育別人，影響別人，提高別人的政治覺悟，鼓動起別人的種種政治參與熱忱。至於他的社會學，來日方長啊!
於是他那種原本並不純粹的苦惱煙消雲散了。
漸漸地，他似乎成了一位明星。一位以擅長於發言，著稱於本校也著稱於許多別的大學的發言明星。
漸漸地，他的發言中有了明顯的做作和——表演。
他有使命感。他認為他的每次發言都是一次使命的完成。因而是意義重大的。因而需要完成得好。因而，加入了表演的成分也無可厚非。
他不再研讀社會學了。他的興趣轉移到了一切關於演講方面的書裡去。中外名人的演講集是他的枕旁讀物。馬雅可夫斯基成了他最喜愛的詩人。他能將詩人那種鼓點式的、氣概壓人的、擲地有聲琅琅上口的詩句，與他的每一次發言結合得天衣無縫，珠聯璧合，相得益彰。
培養他的人們對他的發言——不，演講風格的變化，分明是認可的。因為他們從來也沒指出過他那樣有何不妥。恰恰相反，他們以勉勵的口吻誇獎他，說他的演講越來越富有感染力了。是的，他的發言，已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一個人的發言了，而是一次次地道的演講了。時代那麼需要他的演講。他感受到了這一點。他漸漸地對他的時代角色勝任愉快。而且，樂此不疲；而且，備覺榮耀。
他一年到頭所參加的會議之多，連當年以開會為己任的干部們都望塵莫及了。
某一次會議，尤其是與青年們的政治思想工作相關的會議，倘居然沒有將他邀請到，簡直就是會議組織者們的天大遺憾了。
他的名字開始頻頻出現在報上。他在什麼會上的言論、那些預先字斟句酌過的言論，竟開始被積極要求政治進步的別的青年們所傳抄並在自己的發言中引用了，像引用名人的名言一樣。
連那些曾經“度”他的人們，也開始接受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他由一次與眾不同的發言而受重視，進而由無數次“柳氏風格”的發言而成紅人，而成名人，而前程似錦了。
於是他們也只有以名人看待他。起碼表面奉以敬意。曾“度”他的人們對他的態度的轉變，特別符合這麼一種普遍的規律——當一個人默默無聞之時，別人忽視他；當一個人開始顯示他的與眾不同並由此似乎交了好運時，別人暗憎他。哪怕他捧出的是真誠，在別人看來也是虛偽的表演；而當一個人真的被紅煙紫氣烘托著成了個什麼人物，哪怕他明明是在表演了，別人卻反而收斂了反感，對他以禮相待了。
兩年後，柳獲得大學畢業證書的同時，被格外器重地留校了，並被委任為大學宣傳部的副部長。對於一位二十幾歲剛剛大學畢業的青年，那在當時已是足令同代人仰視之職了。
“當年我簡直受寵若驚啊。我做夢也沒敢往仕途上走呀!”
逝世前的柳老師，每與我談起當年事，那表情，那語調，仍如南柯一夢初醒，彷彿懵懂不知世上今昔何年，感慨萬千。然他畢竟是一個有著可愛的率真心性的人，故總是附帶著頗不留情地解剖自己，承認自己當年確乎地飄飄然過……
按照中國共產黨的標準衡量，公正地講，柳是當年大學裡很稱職的一位宣傳幹部。倘再從統戰的角度來評價，那麼他又實在可以說是一個身在黨外，比身在黨內還講黨性原則，對黨還要忠誠的人。黨統戰了他，他開始替黨統戰別人；黨替他設計他的人生，他開始替別人設計別人之人生。黨對他的統戰和設計動機及願望是良好的。他為黨統戰別人，替別人設計別人之人生的動機及願望，也是良好的。黨使他漸漸明白並樂於接受這樣一種理念——只要我努力做黨的工具，黨將負責安排和料理我的一生。將比我自己對自己之人生的安排和料理還可靠，還周到，還少曲折還天天向上。而他也非常藝術性地使別人漸漸明白並樂於接受這樣一種理念……
他風華正茂。他朝氣蓬勃。他具有火一樣的工作熱情，鼓風機一樣的煽動力，以及一言一行影響一大片的權威。
我曾見過他當年所獲的獎狀和表彰證書。比我至今所獲的文學創作獎少不到哪兒去。
我問他為什麼保存著?
他想了想，竟這麼回答我：“人總得為自己保存點兒什麼。當年我除了這些東西，再就沒有任何值得保存的東西了。”
他的話使我怔異。
而他自己若有所思，亦悵然若失。
我問他怎麼保存下來的?
他說攤開了，一份份塞在褥套裡。為了不至重疊，每一份都細心地用膠布固定著位置。為了使自己的褥子和別人的褥子看去一樣，不顯得不正常，並用粗線攔出了行距，可以展卷自如……
他還說，“我這個人，一生快過完了，連點兒值得保存的愛情念物都沒有。”
此話使我替他愴然。
是的，他當然是個連點兒值得保存的愛情念物都沒有的人。因為他將自己的愛情也一攬子交付給栽培他的人們去負責了。他們也確乎地對他很負責。一位愛上他也被他愛上的姑娘，因出身不好，由栽培他的人們斬釘截鐵地否定了做他妻子的資格。這使那姑娘的心碎成了幾瓣，帶著傷口遠走高飛，發誓永遠不再回到那一座城市。他和另一位姑娘實際上已經發生了性的關係，他愛她勝過愛第一位姑娘。然而那姑娘不但受過教會學校的教育，而且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不僅一日三餐做祈禱，還動輒在胸前劃十字，念念有詞曰：“主啊……”
“她真的很美。臉上有一種聖潔的、天使般的祥靜之美，在她面前我常覺得神魂顛倒。”
他曾說過這樣的話，在對我回憶他的人生的時候。我不但是他的忘年交，也是他忠實的傾聽者。
我問那為什麼他們沒成?
他說他因而受到了一次較嚴厲的批評。批評者批評他忘記了自己不是一般的一個人，而是新政權樹立的一個政治上絕對正面的典型人物。像他這樣一個人物，怎麼可以和一個女天主教徒結成夫妻呢?
他說正因為那姑娘是天主教徒，所以才能最大限度地體恤他的難處。她墮了一次胎後，也悄無聲息地從他的生活半徑內逸去了，像蒸發了一樣無影無踪。他說後來塑造他為典型並進一步“監護”他人生的人們，撮合他與另一所大學的一位女宣傳部長進行戀愛。他開始想不通，因為對方也是資本家的女兒。但是他被嚴肅告知，對方早已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早已是黨員了。有一位黨員妻子，於他是最適宜的。其實他不甚情願的主要之點，乃因對方不如他自己對上象的前兩位姑娘漂亮。而且，對方動輒從政治上提醒他教誨他的戀愛方式，也使他覺得戀愛這件浪漫的纏綿的事，在他們之間索然無味得難以忍受。於是兩人的關係一直時斷時續曖曖昧昧地拖著，一拖竟拖到了一九五七年，那一年他已三十歲了……
“反右”運動中，他親自主持召開了多次揭批大會，揪出了數名“右派分子”。然而上級對他的工作成績並不怎麼滿意，認為應該揪出的“右派分子”遠不止數名，要求他發揮他卓越的鼓動性，進一步“引蛇出洞”。他領會，那也就是指示他親自做帶頭羊煽風點火了。
那一夜他失眠了。
他曾對我說：“當年我不是沒有看到共產黨的錯誤和問題，比如官僚主義、教條主義、本本主義、形式主義盛行。我自己也每每深受其害。可是我想，一個毫無執政經驗的政黨，頂著各方面形成的反動勢力的壓力，領導建立一個新中國是容易的嗎?所以在我看來，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一個也不冤枉!當然都是以給黨提意見為幌子，趁機對黨進行惡毒的攻擊……”
我問那麼他是如何給黨提意見的?
他說，他當然是很嚴肅很激烈地提了。 “引蛇出洞”嘛。又說，但也不能提那種直指疼處的意見啊!那不成了使殺手鐧了嗎?那不和真的“右派言論”同一種性質了嗎?說所以才需要認真思考，反复掂量，所以才失眠啊。
我問他當年是否覺得受栽培反而活得很不輕鬆?
他說那倒不。他說當年受栽培的感覺那還是好極了的。知識分子是“一撮毛”嘛。總之要附著在一張皮上的呀!當年，在中國，一名年輕的知識分子，倘能緊緊地附著在執政黨這張皮上，無論是在自己想來還是在別人看來，都等於人生價值有了最大的體現呀!他說當年對於他，每一天都是無比充實的。從來也沒有過所謂內心空虛的時候。更不去思索“人生的要義究竟在哪裡”之類無聊透頂的問題。
我說，那問題並不無聊透頂。
他堅持認為，那問題即使在今天，也還是無聊透頂。堅持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即使在今天，也還是“一撮毛”，也還是要附著在一張皮上。只不過可供選擇的“皮”多了幾張罷了。他說任何人，從偉人到庶民到知識分子，歸根結底都不可能不是“一撮毛”，不可能不附著在一張什麼皮上。這是一個不分國界的鐵規。比如克林頓附著在美國政治的皮上；比爾·蓋茨附著在美國科技同時兼附在美國經濟的皮上。
我們雖是忘年交，然而畢竟有代溝存在著。話不投機，我每首先沉默，或扭轉話題。
那一天我卻未免過於認真，以近乎抬槓的口吻說：“也許知識分子很難徹底擺脫是一撮毛的命運，但有無不想是一撮毛的自覺意願，那是很不一樣的。”
他卻反問：“你是不是一撮毛?”
我一愣。
他又問：“你敢說你不是一撮毛?你恰恰是最典型的一撮毛，附著在這個國家近五十年未變的一種體制上，又領工資，又得稿費。明明是既得利益者，卻非要擺出一副清高的嘴臉。你們這號人啊，一邊伸手要房子、要職稱、要榮譽、要身份、要待遇，一邊煞有介事地聲稱自己是什麼'自由知識分子'，多可笑。明天給你們一套房子，你們的'自由之聲'就收斂一些，後天再給你們配一輛車，又收斂一些。大後天封個什麼稱號，不用別人教，自己先就學乖了。如今中國變化很巨大，但依我的眼看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習性其實並沒怎麼變。”
我臉紅了，辯白道：“我只在十年前要過一次房子。”
……
當年的他經過一夜失眠，第二天在一次大會上率先作了措辭尖銳的發言，矛頭直指校方的“蘇聯專家政策”。當年他那一所大學裡，很有幾位從蘇聯請來的教授、學者。有的是真教授，真學者；有的濫竽充數，冒牌貨罷了。一律享受專家待遇，住小樓，拿高薪，配服務員，外出有小車坐。他所以要從這一點上提意見，乃因在他想來，這其實是最不至於使黨的形象受到什麼傷害的一點。無非就是對“老大哥”太好了嘛，總比針對黨的官僚主義之類發言要明智呀。而且，還容易獲得廣大中國師生的呼應。不高興的，只有“老大哥”們罷了。他們再是“老大哥”，也終究是客人。他認為在自己“家”裡，在非要向什麼現象“猛烈開火”的情況之下，以他的身份，“老大哥”們是得罪一下最沒關係的……
“老大哥就要有點兒老大哥的樣子，叼著煙斗在課堂上吞雲吐霧，是老大哥的樣子嗎?我們中國的大學課堂，對斯大林同志當然理應例外，可他們並不是斯大林同志本人。調戲中國女學生，是老大哥的樣子嗎?喝醉了酒倒在校園裡，是老大哥的樣子嗎?作為校方，是不是應該反省我們的專家政策?”
他字字鏗鏘的發言，引起了很大的共鳴，博得了一陣陣掌聲。
最後他在台上高問：“這一切說明了什麼?”
一些學生異口同聲：“奴顏婢膝!”
學生們的呼應，使他發言的性質顯得嚴重了。
他當時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也很後悔向學生們問了那麼一句，但卻根本沒有充分估計到問題的嚴重性。
如果那是事情的句號，他後來的命運也不至於多麼糟糕。
然而並不是句號。
晚上，蘇聯教授們住的小樓的幾扇窗子被砸碎了。
第二天，許多學生罷了蘇聯教授的課。
有幾名服務員還拒絕繼續為他們服務。
蘇聯教授中有人受到了當眾羞辱。
因為他發言中所指出的現象，是實際存在並早已引起普遍不滿的事實。
於是事情驚動了蘇聯使館，也當然地驚動了中國高層。
於是事情不僅僅是中國人自己在搞政治運動了，而演變成了損害中蘇兩國友好關係的重大政治事件。
於是，在他渾然不知，還認為自己基本完成了“引蛇出洞”的政治任務，大功告成，可以踏踏實實地睡一覺的那一天夜晚，別人召開緊急會議，討論該不該定他為“右派分子”。
有人替他辯解了幾句。說後果儘管很嚴重，政治影響儘管很惡劣，但顯然不是由於他的思想反動而導致的。他是我們多年培養起來的黨外政治幹部。良馬寶駒也有偶爾失蹄之時，對他應予原諒。替他辯解的人是那些一向欣賞他器重他栽培他的人。他是按照他們的指示“引蛇出洞”的。但有更多的人反對那些人。更多的後者們義憤填膺地說，如果連他的刻毒言論都不算“右派言論”，那麼已經內定了的“右派分子”，則都不該戴上“右派”的帽子了!分明的，他們落井下石，火上澆油，欲將他置於絕境而後快。他們或是因與他素有積怨，或是嫉妒他的得寵，或是覬覦他的職位急於取而代之。替他辯解的人們，惟恐自己也受牽連，豈敢聲明他所以公開發表那樣的言論，其實是領會了他們的旨意?他們既不敢承擔一點點責任，在打算徹底毀了他的人們的凌厲聲討中，替他所進行的辯解就不那麼理直氣壯。甚而顯得顧慮重重，含糊其辭欲言又止。
正討論著，上邊來了電話，大意是——像柳某某這樣一個人，受黨器重，受黨栽培，受黨信任，並不論資格委以重任，卻公開跳將出來反蘇反黨，具有很深刻的反面教科書反面教員的現實意義。反蘇即反共，這是一個鮮明的立場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柳某某夠得上是一個典型了……
於是討論沒必要再進行下去。
可想而知，當柳被宣佈為“右派分子”時，他是多麼震驚多麼不解多麼委屈多麼心不能服。然而無論他怎樣，都已不能改變他的命運。
因為他又是一個典型了。
像當年他由一次發言而出乎意外地成了一個典型一樣。
更令他震驚的是，他以為他的下場一定會引起廣泛同情，卻不料頓時陷入了口誅筆伐的汪洋大海。沒人同情他。他不知所措到了極點。
正應了那句話——牆倒眾人推。
他斯時才痛心疾首地意識到，原來不少人都盼著他有此日。
而未婚妻“大義滅親”、“深層揭批”，使他的命運更加雪上加霜。
不過，他虔誠地配合形勢“引蛇出洞”之目的確乎達到了——另有十餘名學生與他同時劃為“右派”——那些不但貼大字報支持他的發言，且對蘇聯專家無禮冒犯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