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父親，我寫下這篇忠實的文字，為一個由農民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員“樹碑立傳”，也為一個兒子保存將來獻給兒子的記憶……
小時候，父親在我心目中，是嚴厲的一家之主，絕對權威，靠出賣體力供我吃穿的人，恩人，令我懼怕的人。
父親板起臉，母親和我們弟兄四個，就忐忑不安，如對大風暴有感應的鳥兒。
父親難得心里高興，表情開朗。
那時妹妹未降生，爺爺在世，老得無法行動了，整天躺在炕上咳嗽不止，但還很能吃。全家七口人高效率的消化系統，僅靠吮咂一個三級抹灰工的汗水。用母親的話說，全家天天都在“吃”父親。
父親是個剛強的山東漢子，從不抱怨生活，也不嘆氣。父親板著臉任我們“吃”他。父親的生活原則——萬事不求人。鄰居說我們家：“房頂開門，屋地打井。”
我常常祈禱，希望父親也抱怨點什麼，也唉聲嘆氣。因為我聽鄰居一位會算命的老太太說過這樣一句話：“人人胸中一口氣。”按照我的天真幼稚的想法，父親如果能唉聲嘆氣，則會少發脾氣了。
父親就是不肯唉聲嘆氣。
這大概是父親的“命”所決定的吧?真很不幸!我替父親感到不幸，也替全家感到不幸。但父親發脾氣的時候，我卻非常能諒解他，甚至同情他。一個人對自己的“命”是沒辦法的。別人對這個人的“命”也是沒辦法的。何況我們天天在“吃”父親，難道還不允許天天被我們“吃”的人對我們發點脾氣嗎?
父親第一次對我發脾氣，就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一個慣於欺負弱小的大孩子，用碎玻璃在我剛穿到身上的新衣服背後劃了兩道口子。父親不容我分說，狠狠打了我一記耳光。我沒哭，沒敢哭，卻委屈極了，三天沒說話。在擁擠著七口人的不足十六平方米的空間內，生活絕不會因為四個孩子中的一個三天沒說話而變得異常的。全家都沒注意我三天沒說話。
第四天，在學校，在課堂，老師點名，要我站起來讀課文。那是一篇我早已讀熟了的課文。我站起來後，許久未開口。老師急了，同學們也急了。老師和同學，都用焦急的目光看著我，教室的最後一排，坐著七八位外校的聽課老師。
我不是不想讀。我不是存心要使我的班級丟盡榮譽。我是讀不出來。讀不出課文題目的第一個字。我心裡比我的老師，比我的同學們還焦急。
“你怎麼了?你為什麼不開口讀?”老師生氣了，臉都氣紅了。
我哇的一聲大哭起來。
從此我們小學二年級三班，少了一名老師喜愛的“領讀生”，多了一個“結巴磕子”，我也從此失掉了一個孩子的自尊心……
我的口吃，直至上中學以後，才自我矯正過來。我變成了一個說話慢言慢語的人。有人因此把我看得很“成熟”，有人因此把我看得“胸有城府”。而在需要“據理力爭”的時候，我往往成了一個“結巴磕子”，或是一個“理屈詞窮”者。父親從來也沒對我表示過歉意。因為他從來也沒將他打我那一耳光和我以後的口吃聯繫在一起……
爺爺的脾氣也特火暴。父親發怒時，爺爺不開罵，便很值得我們慶幸了。
值得慶幸的時候不多。
母親屬羊，像隻羊那麼馴服，完全被父親所“統治”。如若反過來，我相信對我們幾個孩子是有益處的。因為母親是一位農村私塾先生的女兒，頗識一點文字。遺憾的是，在家庭中，父親的自我意識，起碼比“工人階級領導一切”這條理論早形成二十年。
中國的貧窮家庭的主婦，對困苦生活的適應力和忍耐力是極可敬的。他們憑一種本能對未來充滿憧憬。雖然這憧憬是朦朧的，盲目的，帶有浪漫的主觀色彩的。期望孩子長大成人後都有出息，是她們這種憧憬的萌發基礎。我的母親在這方面的自覺性和自信心，我以為是高於許多母親們的。
關於“出息”，父親是有他獨到的理解的。
一天吃飯的時候，我喝光了一碗包穀面粥，端著碗又要去盛，瞥見父親在瞪我。我膽怯了，猶猶豫豫地站在粥盆旁，不敢再盛。
父親卻鼓勵我：“盛呀!再吃一碗!”
父親見我只盛了半碗，又說：“盛滿!”接著，用筷子指著哥哥和兩個弟弟，異常嚴肅地說：“你們都要能吃!能吃，才長力氣!你們眼下靠我的力氣吃飯，將來，你們是都要靠自己的力氣吃飯的!”
我第一次發現，父親臉上呈現出一種真實的慈祥、一種由衷的喜悅、一種殷切的期望、一種欣慰、一種光彩、一種愛。
我將那滿滿一大碗包穀面粥喝下去了，還強吃掉半個窩窩頭。為了報答父親，報答父親臉上那種稀罕的慈祥和光彩。儘管撐得夠受，但心裡幸福。因為我體驗到了一次父愛。我被這次寶貴的體驗深深感動。
我以一個小學生的理解力，將父親那番話理解為對我的一次教導、一次具有征服性的教導、一次不容置疑的現身說法。我心領神會，虔誠之至地接受這種教導。從那一天起飯量大了，覺得自己的肌肉也彷彿日漸發達，力氣也似乎有所增長。
“老梁家的孩子，一個個都像小狼崽子似的!窩窩頭，包穀面粥，鹹菜疙瘩，瞧一頓頓吃得多歡，吃得多饞人喲!”這是鄰居對我們家的惟一羨慕之處。父親引以為豪。
我十歲那年，父親隨東北建築工程公司支援大西北去了。父親離家不久，爺爺死了。爺爺死後不久，妹妹出生了。妹妹出生不久，母親病了。醫生說，因為母親生病，妹妹不能吃母親的奶。哥哥已上中學，每天給母親熬藥，指揮我們將家庭樂章繼續下去。我每天給妹妹打牛奶，在母親的言傳下，用奶瓶餵妹妹。
我極希望自己有一個姐姐。母親曾為我生育過一個姐姐。然而我未見過姐姐長得什麼樣，她不滿三歲就病死了。姐姐死得很冤，因為父親不相信西醫，不允許母親抱她去西醫院看病。母親偷偷抱著姐姐去西醫院看了一次病，醫生說晚了。母親由於姐姐的死大病了一場。父親卻從不覺得應對姐姐的死負什麼責任。父親認為，姐姐純粹是因為吃了兩片西藥被藥死的。
“西藥，是治外國人的病的!外國人，和我們中國人的血脈是不一樣的!難道中國人的病是可以靠西藥來治的嗎?!西藥能治中國人的病，我們中國人還發明中醫幹什麼?!”
父親這樣對母親吼。
母親辯駁：“中醫先生也叫抱孩子去看看西醫。”
“說這話的，就不是好中醫!”父親更惱火了。
母親，只有默默垂淚而已。
鄰居那個會算命的老太太，說按照麻衣神相，男屬陽，女屬陰，說我們家的血脈陽盛陰衰，不可能有女孩。說父親的秉性太剛，女孩不敢託生到我們家。說我夭折的姐姐，是被我們家的陽剛之氣“克”逃了，又託生到別人家中去了。
一天晚上，我親眼看見，父親將一包中草藥偷偷塞進爐膛裡，滿屋瀰漫一種苦澀的中草藥味。父親在爐前呆呆站立了許久，從爐蓋子縫隙閃耀出的火光，忽明忽暗地映在父親臉上。父親的神情那般肅穆，肅穆中呈現出一種哀傷……
我幼小的心靈，當時很信服麻衣神相之說。要不妹妹為什麼是在父親離家，爺爺死後才出生呢?我盡心盡意照料妹妹，希望妹妹是個膽大的女孩，希望父親三年內別探家。惟恐妹妹也像姐姐似的“託生”到別人家中去。妹妹的“光臨”，畢竟使我想有一個姐姐的願望，某種程度上得到了一種補償性的滿足。
父親果然三年沒探家，不是怕“克”逃了妹妹，是打算積攢一筆錢。
父親雖然身在異地，但企圖用他那條“萬事不求人”的生活原則遙控家庭。
“要節儉，要精打細算，千萬不能東借西借……”父親求人寫的每一封家信中，都忘不了對母親諄諄告誡一番。父親每月寄回的錢，根本不足以維持家中的起碼開銷。母親徹底背叛了父親的原則。我們家“房頂開門，屋地打井”的“自力更生”的歷史階段，很令人悲哀地結束了。我們連心理上的所謂“窮志氣”都失掉了……
父親第一次探家，是在春節前夕。父親攢了三百多元錢，還了母親借的債，剩下一百多元。
“你是怎麼過的日子?啊?!我每封信都叮囑你，可你還是藉了這麼多債!你帶著孩子們這麼個過法，我養活得起嗎?!”父親對母親吼。他坐在炕沿上，當著我們的面，粗糙的大手掌將炕沿拍得啪啪響。
母親默默聽著，一聲不吭。
“爸爸，您要責罵，就責罵我們吧!不過我們沒亂花過一分錢。”哥哥不平地替母親辯護。
我將書包捧到父親面前，兜底兒朝炕上一倒，倒出了正反兩面都寫滿字的作業本，幾截手指般長的鉛筆頭。我瞪著父親，無言地向父親聲明：我們真的沒亂花過一分錢。
“你們這是乾什麼?越大越不懂事了!”母親嚴厲地訓斥我們。
父親側過臉，低下頭，不再吼什麼。許久，父親長嘆了一聲，那是從心底發出的沉重負荷下泄了氣似的長嘆。
那是我第一次聽到父親嘆氣。
我心中倏然對父親產生了一種憐憫。
第二天，父親帶領我們到商店去，給我們兄弟四個每人買了一件新衣服，也給母親買了一件平絨上衣……
父親第二次探家，是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
“錯了，我是大錯特錯了!”一一細瞧著我們幾個孩子因吃野菜而浮腫不堪的青黃色的臉，父親一迭聲說他錯了。
“你說你什麼事錯了?”母親小心翼翼地問。
父親用很低沉的聲音回答：“也許我十二歲那一年就不該闖關東……我想，如今老家的日子興許會比城市的日子好過些?就是吃野菜，老家能吃的野菜也多啊……”
父親要回老家看看。如果老家的日子比城市的日子好過些，他就將帶領母親和我們五個孩子回老家，不再當建築工人，重當農民。
父親這一念頭令我們感到興奮，給我們帶來希望。我們並不迷戀城市。野菜也好，樹葉也好，哪裡有無毒的東西能塞滿我們的胃，哪裡就是我們的福地。父親的話引發了我們對從未回去過的老家的嚮往。
母親對父親的話很不以為然。但父親一念既生，便會專執此念。那是任何人也難以使他放棄的。
母親從來也沒有能夠動搖過父親的哪怕一次荒唐的念頭。母親根本不具備這種婦人之術。母親很有自知之明，便預先為父親作種種動身前的準備。
父親要帶一個兒子回山東老家。
在我們——他的四個兒子之間，展開了一次小小的紛爭。最後，由父親作出了裁決。
父親莊嚴地對我說：“老二，爸帶你一塊兒回山東!”
老家之行，印像是淒涼的。對我，是一次大希望的大破滅。對父親，是一次心理上和感情上的打擊。老家，本沒親人了，但畢竟是父親的故鄉。故鄉人，極羨慕父親這個掙現錢的工人階級。故鄉的孩子，極羨慕我這個城市的孩子。羨慕我穿在腳上的那雙嶄新的膠鞋。故鄉的野菜，還塞不飽故鄉人的胃。我和父親路途上沒吃完的兩摻面的饅頭，在故鄉人眼中，是上等的點心。父親和我，被故鄉一種飢餓的氛圍所促使，竟忘乎所以地扮演起“衣錦還鄉”的角色來。
父親第二次攢下的二百元錢，除了路費，東家給五元，西家給十元，以“見面禮”的方式，差不多全救濟了故鄉人。我和父親帶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幾斤地瓜乾離開了故鄉……
到家後，父親開口對母親說的第一句話是：“孩子他媽，我把錢抖摟光了!你別生氣，我再攢!”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父親用內疚的語調對母親說話。
母親淡淡一笑：“我生啥氣呀!你離開老家後，從沒回去過，也該回去看看嘛!”彷彿她對那被花光的二百多元錢毫不在乎。
但我知道，母親內心是很在乎的。因為我看見，母親背轉身時，眼淚從眼角溢出，滴落在她衣襟上。
那一夜，父親翻身不止，長嘆接短嘆。
兩天后，父親提前回大西北去了。假期內的勞動日是發雙份工資的……
父親始終恪守自己給自己規定的三年探一次家的鐵律，直至退休。父親是很能攢錢的。母親是很能藉債的。我們家的生活，恰恰特別需要這樣一位父親，也特別需要這樣一位母親。所謂“對立統一”。
在我記憶的底片上，父親愈來愈成為一個模糊的虛影，三年顯像一次；在我的情感世界中，父親愈來愈成為一個我想要報答而無力報答的恩人。
報答這種心理，在父子關係中，其實質無異於溶淡骨血深情的稀釋劑。它將最自然的人性最天經地義的倫理平和地扭曲為一種最荒唐的債務。而窮困之所以該詛咒，不只因為它造成物質方面的債務，更因為它造成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債務。
父親第三次探家那一年，正是哥哥考大學那一年。父親對哥哥想考大學這一慾望，以說一不二的威嚴加以反對。
“我供不起你上大學!”父親的話，令母親和哥哥感到沒有絲毫商量餘地。
好心的鄰居給哥哥找了一個掙小錢的臨時活——在菜市場賣菜。賣十斤菜可掙五分錢。父親逼著哥哥去掙小錢。哥哥每天偷偷揣上一冊課本，早出晚歸。回家後交給父親五角錢。那五角錢，是母親每天偷偷塞給哥哥的。哥哥實則是到公園里或松花江邊去溫習功課的。騙局終於敗露，父親對這種“陰謀詭計”大發雷霆，用水杯砸碎了鏡子。
父親氣得當天就決定回大西北。我和哥哥將父親送到火車站。
列車開動前，父親從車窗口探出身，對哥哥說：“老大，聽爸的話，別考大學!咱們全家七口，只我一個掙錢，我已經五十出頭了，身板一天不如一天了，你應該為我分擔一點家庭擔子了啊!”父親的語調中，流露出無限的苦衷和哀哀的懇求。
列車開動時，父親流淚了。一滴淚水掛在父親胡茬儿又黑又硬的臉腮上。我心裡非常難過。卻說不清究竟是為父親難過，還是為哥哥難過。我知道，哥哥已背著父親參加了高考。母親又一次欺騙了父親。哥哥又一次欺騙了父親。我這個“知情不舉”者，也欺騙了父親。我因無罪的欺騙感到內疚極了。我，很大程度上是為自己難過……
幾天后，哥哥接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母親欣慰地笑了。哥哥卻哭了……
我又送走了哥哥。
哥哥沒讓我送進站。
他說：“省下買站台票的五分錢吧。”
在檢票口，哥哥又對我說：“二弟，家中今後全靠你了!先別告訴爸爸，我上了大學……”
我站在檢票口外，呆呆地望著哥哥隨人流走入火車站，左手拎著行李卷，右手拎著網兜，一步三回頭。
我緩慢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手中緊緊攥著沒買站台票省下的那五分鎳幣，心中暗想：為了哥哥，為我們家祖祖輩輩的第一個大學生，全家一定要更加省吃儉用，節約每分錢……
我無法長久隱瞞父親哥哥已上了大學這件事。我不得不在一封信中告訴父親實情。
哥哥在第一個假期被學校送回來了。
他再也沒能返校。
他進了精神病院——一個精神世界的自由王國——一個心理弱者的終生歸宿。一個明確的句號。
我從哥哥的日記本中，翻出了父親寫給哥哥的一封信。一封錯字和白字佔半數以上的信。一封並不徹底的掃盲文化程度的信：
老大!你太自私了!你心中根本沒有父母!根本沒有弟弟妹妹!你只想到你自己!你一心奔你個人的前程吧!就算我白養大你!就算我沒你這個兒子!有朝一日你當了工程師!我也再不會認你這個兒子!
每句話後面都是“!”號，所有這些“!”號，似乎也無法表述父親對哥哥的憤怒。父親這封信，使我聯想到了父親對我們的那番教導：“將來，你們都是要靠自己的力氣吃飯的!”我不由得將父親的教導作為基礎理論進行思考：每個人都是有把子力氣的，倘一個人明明可以靠力氣吃飯而又並不想靠力氣吃飯，也許竟是真有點大逆不道的吧?哥哥上大學，其實絕不會造成我們家有一個人餓死的嚴峻後果。那麼父親的憤怒，是否也因哥哥違背了他的教導呢?父親是一個體力勞動者，我所見識過的體力勞動者，大致分為兩類。一類自卑自賤，怨天咒命的話常掛在嘴邊上：“我們，臭苦力!”一類盲目自尊，崇尚力氣，對凡是不靠力氣吃飯的人，都一言以蔽之曰：“吃輕巧飯的!”蘊含著一種藐視。
父親屬於後一類。
如今想起來，這也算一件極可悲的事吧?對哥哥抑或對父親自己，難道不都可悲嗎?
父親第四次探家前，我到北大荒去了。以後的七年內，我再沒見過父親。我不能按照自己的願望和父親同時探家。
在我下鄉的第七年，連隊推薦我上大學。那已是第二次推薦我上大學了。我並不怎麼後悔地放棄了第一次上大學的機會。哥哥上大學所落到的結果，比父親對我的人生教導在我心理上造成更為深刻的不良影響。然而第二被推薦，我卻極想上大學了。第二次即最後一次。我不會再獲得第三次被推薦的機會。那一年我二十五歲了。
我明白，錄取通知書沒交給我之前，我能否邁入大學校門，還是一個問號。連乾部同意不同意，至關重要。我曾當眾頂撞過連長和指導員，我知道他們對我耿耿於懷。我因此而憂慮重重。幾經徹夜失眠，我給父親寫了一封信，告之父親我已被推薦上大學，但最後結果，尚在難料之中，請求父親匯給我二百元錢。還告知父親，這是我最後一次上大學的機會。我相信我暗示得很清楚，父親是會明白我需要錢幹什麼的。信一投進郵筒，我便追悔莫及。我猜測父親要么乾脆不給我回音，要么會寫封信來狠狠罵我一通。肯定比罵哥哥那封信更無情。按照父親做人的原則，即使他的兒子有當皇上的可能，他也是絕不容忍他的兒子為此用錢去賄賂人心的。
沒想到父親很快就彙來了錢。二百元整。電匯。匯單的附言條上，歪歪扭扭地寫著幾個錯別字：“不勾(夠)，久(就)來電。”
當天我就把錢取回來了。晚上，下著小雨。我將二百元錢分裝在兩個衣兜里，一邊一百元。雙手都插在衣兜，緊緊攥著兩疊錢。我先來到指導員家，在門外徘徊許久，沒進去。後來到連長家，鼓了幾次勇氣，猛然推門進去。我支支吾吾地對連長說了幾句不著邊際的話，立刻告辭。雙手始終沒從衣兜里掏出來，兩疊錢被攥濕了。
我緩緩地在雨中走著。那時刻一個充滿同情的聲音在我耳邊說：“梁師傅真不容易呀，一個人要養活你們這麼一大家子!他節儉得很呢，一塊臭豆腐吃三頓，連盤炒菜都捨不得買……”
這是父親的一位工友到我家對母親說過的話。那時我還幼小，長大後忘了許多事，但這些話卻忘不掉。
我覺得衣兜里的兩疊錢沉甸甸的，沉得像兩大塊鉛。我覺得我的心靈那麼骯髒，我的人格那麼卑下，我的動機那麼可恥。我恨不得將我這顆骯髒的心從胸膛內嘔吐出來，踐踏個稀巴爛，踐踏到泥土中。
我走出連隊很遠，躲進兩堆木棱之間的空隙，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場。我哭自己，也哭父親。父親他為什麼不寫封信罵我一通啊?!一個父親的人格的最後一抹光彩，在一個兒子心中黯然了，就如同一個泥偶毀於一捧髒水。而這捧髒水是由兒子潑在父親身上的，這是多麼令人悔恨令人傷心的事啊!
第二天抬大木時，我堅持由三槓換到了二槓——負荷最沉重的位置。當兩噸多重的巨大圓木在八個人的號子聲中被抬離地面，當抬槓深深壓進我肩頭的肌肉，我心中暗暗呼應的卻是另一種號子——爸爸，我不，不!……
那一年我還是上了大學。連長和指導員並未從中作梗，而且還把我送到了長途汽車站。和他們告別時，我情不自禁地對他們說了一句：“真對不起……”他們默默對望了一眼，不知我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那個漆黑的，下著小雨的夜晚，將永遠永遠保留在我記憶中……
三年大學，我一次也沒有探過家，為了省下從上海到哈爾濱的半票票價。也為了父親每個月少吃一塊臭豆腐，多吃一盤炒菜。
畢業後，參加工作一年，我才探家，算起來，我已十年沒見過父親了。父親提前退休了。他從腳手架上摔下來過一次，受了內傷，也年老了，幹不動重體力活了。
三弟返城了。我回到家裡時，見三弟躺在炕上，一條腿綁著夾板，吊在半空。小妹告訴我，三弟預備結婚了。新房是傍著我們家老屋山牆蓋起的一間“偏廈子”。我們家的老屋很低矮，那“偏廈子”不比別人家的煤棚高多少。
我進入“新房”看了看，出來後問三弟：“怎麼蓋得這麼湊湊乎乎?”
三弟的頭在枕上側向一旁，半天才說：“沒錢。能蓋起這麼一間就不錯了。”
我又問：“你的腿怎麼搞的?”
三弟不說話了。
小妹從旁替他說：“鋪油氈時，房頂木板太朽了，踩塌掉進屋裡……”
我望著三弟，心里挺難受。我能讀完三年大學，全靠三弟每月從北大荒寄給我十元錢。
吃過晚飯後，我對父親說：“爸爸，我想和你談件事。”
父親看了我一眼，默默地等待我說。父親看我時的目光，令我感到有些陌生。是因為我們父子分別了整整十年嗎?是因為我成了一個大學畢業生嗎?我不得而知。他看我那一眼，像一匹老馬看一頭小牛。
我向父親伸出一隻手：“爸爸，把你這些年攢的錢都拿出來，給三弟蓋房子用吧!”
父親又用那種有些陌生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低下頭，沉默半晌，才低聲說：“我……不是已經給了嗎?……”
我說：“爸爸，你只給了三弟二百五十元錢呀!那點錢能夠蓋房子用嗎?”
“我……再沒錢……”父親的聲音更低。
我大聲說：“不對!爸爸，你有!我知道你有!你有三千多元錢!……”
父親騰地從炕沿上站了起來，臉色漲得紫紅，怒吼道：“你!……你簡直胡說!我什麼時候攢下過三千元?!”
躺在炕上的三弟插嘴說：“二哥，你何必為我逼爸爸呢!爸爸一輩子都想攢錢，如今總算攢下了，能捨得拿出來為我蓋房子?”口吻中流露出一個兒子內心對父親的極大不滿。
我生氣了，提高嗓門說：“爸爸，你這樣做不對!三弟能在那樣一間煤棚似的破屋裡結婚嗎?那裡出生的，將是你的孫子，或是你的孫女!你將在子孫後代面前感到羞愧的!……”我心中倏然對父親鄙視起來。
“住嘴!……”父親舉起了一隻拳頭。拳沒落到我身上，在空中僵了片刻，沉重地落在了父親自己的腦門上。 。
母親、四弟和小妹趕緊從里間屋出來，把我往里間屋拉。
“你!……十年沒見我，一見我就教訓我嗎?!好一個兒子啊!你就是這樣給你弟弟妹妹們做榜樣的嗎?你可算念成了大學了!你給我滾!……”父親臉腮抽搐著，眼中噴射出怒火。他那兇暴的語調中，有一種寒透了心的悲涼成分。他用手朝我一指，又吼出一個“滾”字，再說不出別的話來。
我一下子掙脫了母親和四弟拉住我的手，大聲說：“爸爸，我永遠不再回這個家!”說完，衝出了家門。
我一口氣走到火車站，買了一張三個小時後開往北京的火車票，坐在候車室的長凳上，一支接一支吸煙。
不知過了多久，聽到有人輕輕叫我，抬起頭，見母親和四弟站在面前。
四弟說：“二哥，回家吧!”
母親也說：“回家吧，媽求你!”
“不……”我堅決地搖搖頭。
母親又說：“你怎麼能那樣子跟你父親爭吵呢?他的確是沒攢下那麼多錢呀!他攢下的一點錢，差不多全給你三弟了……下個月初就要給你哥交住院費……”
幾個好奇的男人女人圍住了我們，用各種猜疑的目光注視我。
我聽到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離開時嘆了口氣，說：“可憐天下父母心啊!”
我分明是被看成一個不孝之子了。
我打斷母親的話，說：“媽媽，您別替我父親辯護了!我在大學時，您求人寫信告訴過我，父親已積攢下了三千元錢。他怎麼能對他的兒子那麼吝嗇?”
母親怔了一下，說：“傻孩子，是媽不好，媽那是騙你的呀!為了讓你在大學里安心讀書，不掛慮家中的生活……”
聽了母親的話，我呆呆地望著母親那張憔悴的臉，發楞許久，說不出話來。
“聽媽的話，回家吧!回家跟你爸認個錯……”母親上前扯我。
我低下頭哭了……
我跟著母親和四弟回到了家裡。我向父親認了錯。父親當時沒有任何原諒我的表示。
小妹那時已中學畢業，在家待業兩年了，一直沒有分配工作。母親低眉下眼地去找過街道主任幾次，街道主任終於給了個話口說：“下一次來指標，我給使把勁試試看吧!”
母親將這話學給父親，對父親說：“為了孩子，這人情，管多管少，無論如何也得送啊!”
父親拉開抽屜，取出一個牛皮紙錢包，遞給母親，頭也不抬地說：“我這個月的退休金，剛交了老大的住院費，剩下的都在裡邊了……”
牛皮紙錢包裡，大票只有兩張十元的了。母親猶豫了一陣，將其中一張交給妹妹。妹妹就用那十元錢買了點不成體統的東西，當天拎著去街道主任家“表示表示”。怎麼拎去的，又怎麼拎回來了。
母親詫異地問：“怎麼拎回來了?”
小妹沮喪地回答：“人家不肯收。”
母親又問：“嫌少?”
“人家說，多年住在一條街上，收了，就顯得不好了。人家說，要是咱們非要表示表示，她家買了一噸好煤，咱們幫忙給拉回來……”小妹說罷，怯怯地瞟了父親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