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像往常一樣，電話不斷，他都沒接。都由秘書在外面接了，都做主替他一一擋掉。快五點鐘的時候，秘書再次走進來，小心翼翼地觀察著他的臉色，說：“吳總，您兒子來了兩次電話，我都說您出去了。他讓我告訴您，您讓辦的那件事，已經辦好了。”
吳長天愣了半天，突然大發雷霆：“你怎麼不請示我就說我不在！趕快給我接過來！”
秘書面色通紅，嚇得話都不敢回了：“……已經，已經掛掉了。”吳長天努力壓住這股無名惡火，同時意識到自己的失態，低聲說了句：“算了。”
秘書還畏縮在原地，不知進退。吳長天看他一眼，緩和了態度說：“就這樣吧。”意思是你可以走了。可秘書抖抖索索地，又開了口：
“呃——，北京公司賀總和他們保衛處的於處長在外邊，說有急事要見您，您見嗎？”
吳長天情緒敗壞地說：“有什麼事你問問他們吧。”
秘書點頭剛要走，吳長天猛省地叫住他：“是保衛處長？你叫他們進來。”
他心裡一下子緊張起來，聽到保衛處長和有急事這幾個字，吳長天本能地感覺到有點兇多吉少。他忐忑不安地看著辦公室的門被秘書打開，看著北京公司的賀總帶著那位其貌不揚的保衛處處長走了進來。
他故作鎮定，問：“老賀，什麼事？”
賀總說：“吳總，剛才北京公安局來了幾個人，找我們保衛處，說集團行政部的老李出了點事，要找他，問我們老李在不在，又問他的家庭住址。保衛處剛剛接待完他們，於處長跟我匯報，我說這事兒得馬上跟總裁匯報啊。”
吳長天的心跳幾乎都停了，“……老李？是李大功嗎？”
賀總說：“是啊。我了解了一下，總裁辦的人說老李家裡有點事，昨天就請假了，今天也沒來。”
吳長天幾乎發不出常態的聲音：“公安局怎麼說的，說李大功出了什麼事？”
賀總看於處長，於處長匯報導：“聽口氣有個刑事案件牽涉到他了，好像說有個目擊者指認，具體怎麼回事公安局也沒詳細說，我們也不便問。我想會不會是搞錯了。”
賀總說：“不好說，老李認識社會上的人挺雜的，弄不好是別人有什麼事，讓人家給扯上了。”
吳長天好半天才透出一口氣來，得以再問：“公安局的人，走了？”
於處長說：“走了，我們把李大功的住址告訴他們了。人家是正式帶了手續來的，我們不配合也不行。公安局讓我們保衛處出一個人跟著，我估計是抓他的時候要搜一下他的家，讓咱們的人當個現場見證。刑事訴訟法裡面有這個規定的。”
吳長天整個後背都已被汗水濕透，他猶豫了半天才敢問：“什麼時候抓？”
於處長說：“不知道，我們處的小王已經跟著走了，我估計現在就去了吧。”
吳長天目瞪口呆。
賀總說：“這事兒，人家公安局有手續，人家要採取什麼措施咱們還真不能干涉。也不能多問，讓咱們提供情況提供見證人咱們都得提供。這法律上的事咱們還就得按法律辦。”
北京公司這位賀總的觀點，當然是為了向總裁說明他們保衛處對這事的處理方法是正確的，並無不妥之處。誰都知道李大功在集團部室級幹部中的地位及與吳長天的關係，所以不得不解釋如上。
吳長天使勁地點點頭，表示贊同，然後說：“就這樣吧，這事有什麼進展你們再報吧。”結束談話的意思表達得很急迫。賀總和於處長連忙站起來，告退了出去。
他們一走，吳長天馬上進了他辦公室的衛生間，用衛生間裡的電話，直接撥了李大功在北京的家。很巧，正是李大功接的電話。吳長天說：“大功，家裡有別人嗎？”李大功說沒有啊。吳長天說：“你現在趕快離開家，公安局的人已經往你那兒去了，你趕快走。你最好今天晚上到遠郊找個地方去住一晚。我們明天早上再見面。見面之前，互相別打電話。”
他不容李大功詳細問，就倉促地說了明天見面的時間和地點。那地點也在北京的遠郊，是一片乾涸多年的大河灘。過去吳長天、鄭百祥和李大功都去那裡練過車的。那裡的荒涼和開闊讓他印象深刻。
他掛掉了電話，匆忙收拾了一下辦公桌，然後面色盡量平靜地，穿過外間秘書們的屋子，走了出去。
一位秘書突然追了出來，嚇了吳長天一跳，他停下來，緊張地看他。秘書說：“吳總，要給您叫車嗎？”他鬆了口氣，擺了擺手說：
“不用。”
他一個人下了樓。沒用司機，還是自己開車，離開了長天集團的北京公司。
天依然下著雨，已經很小很小，不知是大雨的間歇還是轉晴的前夕。他想，那位目擊者既然能說出李大功，很快也會說出他。在頤和園的那條船上，她顯然已經看破了他和李大功在這件事情上的關係，所以她才沒把兇手向他告發。如果做最壞的估計——他必須做最壞的估計：也許正有另一隊警察馬上就要趕到他的辦公室和京西別墅去，去捉拿他，那麼他現在開著車走在街上，已經屬於負案在逃了。
現在，在他們三人中，只有鄭百祥是相對安全的，還沒有人能指認和懷疑上他。但吳長天還是用車載電話撥通了鄭百祥，簡短地，用近於暗語的表達，告訴他李大功已經東窗事發。鄭百祥此時還在參加一個會議，在電話裡沉默著沒說一句話，吳長天也辨不清他這是鎮定還是嚇傻了。從整件事情的始末過程來看，局勢能走到今天這一步，鄭百祥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
他在電話裡沒有多說，車載電話不方便也不保密。他和鄭百祥約了第二天見面的時間地點，約了一切話等見面後再談。
然後，他給兒子打了電話。兒子的手機關著，他又呼他。他把車子往香山的方向開，接近頤和園時兒子回電話了，他問兒子能不能到香山來一趟，他想見他一面。
兒子答應了，說馬上過來。
他到了香山，雨果然停了，但天還未晴。他先去了碧雲寺，他覺得自己突然變成了那種善男信女，突然渴望找個如來觀音什麼的拜一拜。也許人到走投無路的時候就希望有個依賴和寄託，至少找個對象來傾訴幾句。他提醒自己拜佛時一定要全心全意，要虔誠，也許正因為自己是個六根不淨的人，所以今天才這樣身陷苦海。
和其他廟不同，碧雲寺門前看不到賣香的小販。走近山門，看到一個掃地的老人，一問，才知道碧雲寺已經關門下班。他心裡立即籠罩了一層不祥和茫然。有種被罪貶而且被拒之門外的失落感，不知是自己已不可救贖，還是根本就沒有佛緣。
他的心情極其暗淡，開車至香山飯店。用信用卡開了一個房間，然後把房間號呼在了兒子的BP機上。
兒子到得很快。見了兒子他又不知該說什麼，甚至不知究竟為什麼叫他來。也許僅僅是想再見見他吧，他是他在這世上唯一的親人！在他這二十多年的事業奮鬥中，妻子和兒子都離他很遠，他和他們的親密遠遠不及那些和他朝夕相處的同事。但是，當一個人窮途末路厄運臨頭的時候，讓你戚戚然想起來的，讓你感到溫暖貼心的，還是你的親人！
他和兒子，似乎都受不了客房裡的狹小和悶氣，他們走出來，沿著潮濕的山路向上盤旋。沒有方向，沒有目標，也沒有，太多的語言。吳長天沒對兒子說起自己和李大功的這件殺身之禍，他只言片語地，說了些吳曉小時候的往事、趣事，一些現在說來很親切的事，以及吳曉媽媽的一些舊聞。兒子只是聽，沉默不語。繞了一圈又回到飯店門口，路燈已經燃亮。他本來計劃留兒子一起吃飯的，這也許是父子間最後的晚餐，但心情的低落讓他放棄了這個打算。他和兒子告別：
“你回去吧，不要對林星說我在這兒。她已經帶公安局去抓李大功了。”
他看到了兒子眼睛裡的震驚和難堪，他又說：“你回去吧。爸爸究竟做錯了什麼，你會知道的，如果爸爸讓你丟了臉，那爸爸……向你道歉。”
吳長天的聲音幾乎要哽咽，他連忙轉身向飯店的大門走去。他不想讓兒子看到他失魂落魄的這份淒慘，在兒子的心目中，父親一直是個名副其實的英雄。
兒子叫住了他，遞過來一個信封。他打開來看，原來是一張機票：北京至廣州。啊，他想起來了，他本來計劃去廣州的。他沖兒子笑了一下，他有意要求自己對兒子笑的。他說：“你還記得那個大河灘嗎？你小的時候我帶你去過好多次的那個大河灘，我在那兒學開車的，你記得嗎？”
兒子點頭，“記得。”
他說：“再求你一件事好嗎？你明天早上七點鐘到那兒去，找我。我想讓你陪我去一個地方，好嗎？”
兒子點頭：“好。”
他說了這話，聽到了兒子的應諾，心裡突然安靜下來，輕鬆多了。好像又有一個新計劃，一個新目標，心裡不那麼茫然無措了。他沖兒子揮揮手，然後轉身。
晚上，他沒有吃飯。坐在沒有開燈的客房裡，吸煙，想過去的事情，漫無邊際。夜裡他居然還模棱兩可地睡了一會兒，做了一個雜亂無章的短夢。醒來時記著那夢的個別場面，夢的情節卻模糊不清了。天微微放亮的時候，他離開了飯店，駕車駛離了雨後溪水潺潺，滿坡鬱鬱蔥蔥的香山。
他驅車向北，一直向北，駛入北京遠郊的陽關大道。在一個沒有路標的岔口，拐進了一條傷痕累累的小路。太陽尚未升起的時候，到達了一個廢棄不用的堤壩。他下了車，眺望著壩下荒涸的灘塗，視線中沒有一個人，也看不見遠處的村莊。他迎著東方，等待著清晨日出的那一片壯麗的紅暈。
朝陽尚未現身，廢堤一端的晨霧中，出現了一輛寬大的奔馳轎車，在吳長天的注視下顛簸起伏地開過來，一直開到他的眼前。吳長天拉開車的後門，坐了上去。車裡只有李大功一人。李大功回過頭來，滿目期待地叫了一聲：
“吳總！”
吳長天不想看他，面無表情地望著窗外，說了句：“等一下老鄭。”
他們就這樣默默地坐在車裡，誰也不說話，等著鄭百祥的到來。十分鐘後，鄭百祥駕駛著一輛銀灰色的本田顛簸著來了。他們默默地看著他停好車，上了他們這輛奔馳的前座。這時，太陽終於在他們的前方跳出了地平線，紅通通的光芒把吳長天的臉輝映得絢爛無比。但鄭百祥和李大功的面孔則暗得分不清眉目，他們不約而同地都轉過身來盯住了後座上的吳長天，臉上因此籠罩了一片深深的陰影。
吳長天的聲音，在四野的寂靜和清晨的荒涼中，顯得既孤單又空靈：“事情就這樣了，已經走到了這一步……”他語句僵滯，說不下去。
李大功和鄭百祥目光緊張地盯著吳長天，似乎在等待那句都已知道結果的宣判。但吳長天沒有再說。鄭百祥咽著氣問：“老吳，她畢竟是你的兒媳婦，怎麼會這麼無情？”
吳長天冷冷地說：“我早說過，我們中國人的本性，凡事首先都是為自己考慮的。這畢竟是殺人抵命的事，她憑什麼要為我們擔著！”
鄭百祥面色陰鷙，自顧沉思，好一會兒才自言自語道：“還是靠自己吧，得自己給自己找條路了。”
李大功六神無主：“對，吳總、鄭總，你們趕快想條路吧，要不咱們可沒時間啦。”
吳長天說：“我已經約了我的兒子，讓他陪著我，去自首。這是唯一的路。”
李大功似乎還沒有完全理解吳長天這句話的含義和後果，傻傻地問：“那，我怎麼辦？”
吳長天看他，“大功，你也一樣，只有這一條路。”
李大功愣了半天，愣了半天終於哆嗦起來：“吳總，我可是……死罪！”
吳長天低頭嘆息了一聲：“你不去自首，那就快點走吧，換個名字換個地方，重新做人。可你又能走到哪兒去呢？”
鄭百祥的臉色從來沒有這麼難看過，但仍未放棄掙扎：“吳總！事情還沒到這一步，我們好好想想辦法，還來得及的！那天讓林星看見的，只有大功一個人，對你她也只是懷疑，沒有證據。我們可以想辦法把大功弄出國去。只要公安局抓不到大功，咱們的事就不至於暴露。”
“出國？”吳長天搖頭，“可能嗎？根本來不及了。”
鄭百祥以一種在吳長天面前從未有過的放肆，大聲反駁說：“來不及可以讓大功先躲起來，咱們慢慢再想辦法，你一去自首，不是一切都完了嗎！”
吳長天嚴肅地盯住鄭百祥，他不想再受他擺佈！他主意已定：“百祥，我們別再自作聰明了。這件事一步一步走到現在，都是因為我們自作聰明，結果反被聰明所誤了！”
鄭百祥面色僵冷，陰鷙地沉默下來。也許在李大功看來，鄭百祥的沉默預示了事情已無可救藥。於是他哭了起來：“鄭總，你給我想個辦法吧，你辦法多。吳總，鄭總，我李大功跟你們二十年了……”
鄭百祥皺著臉，幾乎也要哭出來了，他的語言已經註入了怨恨：“老吳，你去自首不是把我們都害了嗎？！”
“我害你們？”吳長天連搖頭的心情都沒有了。如果把這件事從頭說起，究竟誰害了誰呢？他不想辯論。他和他們是二十年的戰友，福禍共擔的朋友，他對他們沒有怨恨。無論是活路還是死路，都是他自己的雙腳走出來的，怨不得別人。他只是想好了自己下一步要走的道路，一切都要從頭開始了。也許他要坐很多年牢，但總有一天，他還是會和現在一樣，生活在燦爛的陽光下。他堅信那時候，他的兒子吳曉，會一樣地愛他！
李大功哭得悲悲切切，他的精神看上去已經瀕於崩潰，只是不停地重複著：“我不能去自首，我不能去自首，我不能去自首……”
鄭百祥發了半天愣，突然說：“大功，別哭了，我來想辦法！你願不願意聽我的？”
李大功流著淚點頭。現在誰出主意，他都會點頭的。
鄭百祥說：“你首先要躲一陣，你的槍帶了嗎？先把它處理掉，這是能證明你死罪的唯一物證。”
李大功收住了哭泣，鄭百祥的話像打了一針強心劑，讓他顫巍巍地鎮靜了片刻，手忙腳亂從右邊的車斗裡，拉出一隻黑色的皮包，又從皮包裡慌慌張張地，取出了那支凶器。火紅的朝陽猛烈地照射在槍身上，使得吳長天竟看不清它原來的本色。
鄭百祥接了這個“罪證”，檢查了一下槍裡的彈夾，嘩啦嘩啦地拉動著槍栓，顯示了過去當兵時的那份利落。出人意料地，他突然把槍抬起來，一下子頂住了李大功的頭部，隨即“砰”的一聲，扣動了扳機。李大功頭部劇烈地擺動了一下，整個身子頃刻間歪下來。吳長天看見了左側的車窗上，噴濺了一攤濃漿一樣的血花。他剎那間就明白髮生什麼事了，幾乎不能相信文質彬彬的鄭百祥會有這樣的果斷和無情。他的心被那砰然炸響的槍聲震得失去了知覺。但頭腦還清醒著，他清醒地看到鄭百祥又將那粗粗的槍口指向了自己。
他面目平靜，他知道一切求告都是多餘的。他們這些人，全都無可救贖！鄭百祥真是聰明絕頂，他在剛才那樣慌亂的情況下還能迅速地把事情想得如此透徹：在通天湖殺人事件中，林星所能告發的，只是李大功和他吳長天，如果他們自取滅亡——兇手殺了主謀者然後自殺——那這樁兇案豈不是可以圓滿告破了嗎？ ！沒有人會再追究到鄭百祥的頭上。這些吳長天也想過，但他的下意識裡，還冷藏著多年以前積存下的那一點道德，所以他注定就不能有鄭百祥這樣迅速和殘酷的決斷。人和人真是不同的。他依然不想再憎恨誰，不想憎恨一切人。在等候死亡的短短的瞬間，他腦子裡飛速閃過的，是二十年漫長的光陰，是從那個破敗的小廠一起走出來的每一個夥伴，每一個不眠之夜，每一個疲憊不堪和激動人心的時刻，每一個記憶猶新的場面和麵孔，他們組合在一起，撲面而來。他微微地笑了，他彷彿又聽到了兒子吹奏出的美妙的《天堂之約》，那深沉寧靜的旋律給了他最後所要的歸宿和告解，而鄭百祥變形的嘮叨還在企圖破壞他此刻想要留戀的一切：
“老吳，是你說的，咱們中國人的本性，都是以自己為中心的，我對不起你了。”
這就是吳長天人生五十年，所聽到的最後的語言！接下來他的眼前火星一閃，額頭上像被重錘用力地敲了一下，世界頓時一片黑暗。沒有痛感。
這個清晨正是一九九九年七月的最後一天，人類並未如預言般地毀滅。太陽照舊在這條黃土畢露的河谷裡，朝氣勃勃地升起來，並且投給吳長天最後的一瞥。
整整一天，吳曉沒有回家，雨停之後，林星幾次站在街口去等他。她急於告訴他公安局那兩位便衣警察對她說的那些話，在中山公園的荷花水榭，他們對她說的關於人的良知和法律責任的那些話。
她不知道告發了李大功是不是就等於告發了吳長天；她不知道她這樣做吳曉是不是會生氣的。吳曉的沉默始終讓她心懸在喉，她猜不出他是自己悄悄找他爸爸去了還是有意躲著不肯回家。
吳曉很晚很晚沒有回來，半夜裡林星蜷在沙發上不知不覺睡著了。醒來時已是第二天的上午。她驚惶地發現，吳曉不知何時肯定回來過。原來放在床上的那件上衣外套已然不見了。她跑出去呼他，他不回。他們從相愛到結婚有半年了，她一直以為自己和吳曉早就天經地義地成為一個親密無間的整體，可到今天才發覺自己並沒有真正地了解他！
那吳曉了解她嗎？
她給他樂隊的哥們儿打電話，問他們吳曉在哪兒。樂隊的哥們儿說不知道，昨天吳曉就沒來。從林星的語氣上他們肯定知道她和吳曉之間發生了不快，他們問林星怎麼啦，你們是不是吵架啦？林星說不是不是我有個急事要找他。
她真想到大街上去找他，可到哪兒去找呢？北京城這麼大！而且，她不敢再離開家了，怕吳曉萬一再回來，再陰差陽錯地走了兩岔。果然，到中午吳曉回來了，像一宿沒睡似的，臉上很髒，雙目赤紅。他一進屋林星就感覺有點不大對頭，她從未見過吳曉有如此難看的臉色：不笑、不怒、不言、不語，像是要哭，卻沒有眼淚。
她心碎地問：“吳曉，你這一天一夜上哪兒去了，我真的急壞了。”
吳曉站在窗前，背對著她，她問了半天他才出聲。他的聲音不知怎麼變了形，他的語言猶如一個瘋人混亂的自囈，他的每一句話，都讓林星全身顫栗！
“我去找我爸了。昨天下大雨……我爸約我今天早上到大河灘去，去找他，他說今天要我陪他去一個地方……那大河灘，我小時常跟我爸去玩兒的，他總愛在那兒開車……在那兒開車最開闊了。我就去了。大河灘上的太陽特別特別的，漂亮。我爸已經在那兒了，我看見了他的車，就停在那兒，那兒除了太陽什麼都沒有，只有兩輛車，早就停在那兒了。我去找我爸，我說爸你在這兒嗎……”吳曉抽泣起來，抽泣得幾乎說不下去了，“他在，他在車子裡……他叫我去的，他本來說叫我陪他去一個地方的。他肯定不想死，要不然他不會，不會不跟我說再見的……”
吳曉雙手掩面，壓抑著洶湧的淚水。林星嚇壞了，她隱隱聽懂了他的囈語。那一刻她恐懼得全身麻木，她覺得她和吳曉，他們的家，已經走上一個即將崩塌的懸崖。
她隱隱聽懂了可她還是要問：“吳曉，你說什麼？你說你爸怎麼了？”
吳曉泣不成聲，林星上去抱他，他躲開了。他哭著說：“你為什麼要害他！”
林星也哭了，“吳曉，我沒有，我沒有害他，你可不能這樣說呀……”
透過眼淚，林星彷彿看見，在她和吳曉之間，正裂開了一道深深的地縫。她同時聽到，地縫裂開時發出的“空空”的聲音。她的身心，恐懼到極點。那聲音越來越大，把她從麻木中震醒，她聽出原來是有人敲門。
他們都忍了哭泣，在敲門聲中木然地站著。還是林星首先擦乾了眼淚，手腳遲鈍地把門打開。她還沒有反應出是怎麼回事，屋裡已經進來了好幾位從未見過面的持槍的警察。
警察對著滿臉是淚的吳曉問：“你叫吳曉嗎？”
吳曉不答，直瞪瞪地看他們。
警察也不再問，宣佈道：“現在你被拘留了！”
林星一陣嗡嗡的耳鳴，幾乎站不穩腳跟，“為什麼，你們為什麼拘留他？他怎麼啦，他犯了什麼法？”
她被警察擋在角落裡，她看見他們在桌子上展開了一張小小的拘留證，讓吳曉簽字按手印。她驚呆地問吳曉：“吳曉，你到底怎麼啦？他們為什麼要抓你？”吳曉沒有理她，彎下身子機械地簽字畫押。她掙扎著撲上去想阻止他，“吳曉，你不能隨便簽啊！”警察拽住她，沖她喝道：“哎哎，我們是在執行公務，請你配合一下，妨礙公務是犯罪，知道嗎？！”
她眼睜睜地，看著警察們帶走了吳曉。她要跟他一起走，但被警察攔住了。她問警察：你們要把他帶到哪兒去呀？沒人回答她。看著吳曉被他們押上汽車，她下意識地叫他：“吳曉！”吳曉沒有回頭，也沒有給她留下一個眼神或者一句話。
警察的車開走了。圍觀的人都瞪著眼看她，她在數不清多少道目光的尾隨下，跑到電話亭給那個老便衣打電話。老便衣聽了她語無倫次的求救之後，平靜地說：“你來一趟吧，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呢。”
她當街叫了車，去找老便衣。老便衣上班的地方她是去過的，那地方和司機一說都知道。在一間接待室裡，她見到了老便衣和他的年輕搭檔。他們的神態和以前一模一樣，老的和藹可親，小的不苟言笑。
老便衣先說：“你做得很對。看來我的話沒有白說。”他拿出一個碩大無比的金戒指，給林星辨認，“是這個嗎？”林星點頭。他便微笑著說，“謝謝你啦。”
林星對這位老便衣寄予了無限期望，她急不可待地想把情況告訴他：“吳曉給一群警察抓走啦，您知道嗎？您能告訴我幹嗎要抓他嗎？就因為他是吳長天的兒子？他天天和我住在一起，他爸爸的事他一點都不知道的。”
她的話立即被那位小警察記在紙上，她看見了可是她不怕！老警察心平氣和地問：“我問你啊，他爸爸和李大功涉嫌殺人的事兒，吳曉到底知道不知道？”
林星說：“他不知道，後來還是我告訴他的。他一直在大連拍MTV呢，他回來我才告訴他的。”
老警察問：“你是哪天告訴他的？”
林星腦子都亂了：“昨天，不……是前天告訴他的。”
老警察用微笑緩解她的緊張：“你再好好想想，到底是昨天還是前天？”
林星說：“前天，是前天晚上，他從大連回來以後我告訴他的。我們說好了一起勸他爸爸到公安局去自首的。”
小警察記錄之餘，還抬頭插嘴：“你們勸了嗎？”
“我們第二天找他爸爸去了，可沒找著。你們那天早上不是在他爸爸的公司看見我們了嗎？”
這次小警察做完記錄，居然還表示負責地把記錄拿給她看，“你看我記得對不對？對，你就簽個字認可一下吧。”
林星簽了。她說：“我簽了他就能出來了嗎？”
老警察說：“小林同志，有些情況，你不一定清楚。我想你也不一定完全了解你愛人吧。”
林星從老警察嚴肅的態度上，預感到事情已很難挽回。她哭了，有點語無倫次：“他到底怎麼了？難道我找了你們，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訴了你們，你們反倒來抓他，那乾嗎不一塊兒把我也抓走呢……”
老警察說：“這是兩回事。你把你知道的情況告訴我們，是一個公民應盡的舉證義務，我們當然表示感謝。但是那天我也跟你說了，這本來就不是一個多複雜的案子。那個阿欣，她死的時候身上裹著的毛毯和繩子，我們已經查到出處了。我們上次拜訪吳長天的時候，還在他的辦公桌上看見了巨額的銀行存款利息清單，這說明他這幾天真是取了不少錢啊。還有，李大功殺劉文慶，他不可能一點痕跡都不留吧……這案子有那麼多的物證，又有完整的犯罪現場，所以要查清楚並不難的。而且所有的疑點從一開始就都指在同一個方向上。你就是不檢舉兇手，這個案子也不會拖得太久。”
林星對這些分析已經不感興趣了，她從老警察和小警察的臉上，已經看不到能救出吳曉的希望。後來他們又對她諄諄開導了些什麼話，她一點沒聽清楚。不知怎麼就失魂落魄地走出了公安局。站在大街上，看著遠處的晚霞，看著街上川流不息的汽車，她覺得自己已無家可歸。
她懵懵懂懂地，在街頭流浪，漫無方向，直到天黑之後才擦乾眼淚。她告訴自己要堅強，因為吳曉這時候是最需要她的。她不能一味悲傷，她必須鼓起勇氣，全力以赴救出吳曉！吳家的權勢和影響已經和吳長天的生命一起突然中斷，連迴響餘音都戛然而止，要救吳曉只有靠她一人！
信念讓她把痛苦拋在腦後，她去找了天堂樂隊的哥們儿，求他們救吳曉。樂隊的人聽了個個目瞪口呆，在他們眼裡，吳曉一直是個少言寡語無是無非的小弟弟。樂隊的哥們儿個個奉公守法誰也不接觸公安局的人，不認識法院檢察院的人，整個天堂樂隊過去只有吳曉一人攀得上權勢二字。
林星又去找她的老師，找同學，把自己的故事向他們哭訴，但每個人都是萬分同情愛莫能助。林星是個孤獨慣了的人，從未和誰有過鐵桿的交情，她那幾天急不擇路地到處奔走呼號，卻找不到一個能夠拔刀相助的朋友。她甚至硬著頭皮去了長天公司，但沒人願意和她談這件事。她直接闖進了現在主持公司工作的副總裁鄭百祥的辦公室，幾乎要給他下跪，也沒有用。鄭百祥過去在吳長天面前是何等的忠誠恭順啊，林星是親眼見過的，現在卻是一派公事公辦的官腔。而且在他們談話時還故意叫了兩個乾部在場，避嫌似的。他說吳長天父子的問題，公安部門正在調查，現在我們無權說話，不能干預司法。你的心情我們可以理解，但要相信政府相信黨，黨和政府不會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會放過一個壞人。吳家父子到底有沒有問題，有什麼問題，總有一天會大白於天下。
林星這才懂得什麼是中國人的世故，才懂得什麼叫做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幾天之前，吳長天這個名字在這個集團公司的上上下下，還是那樣的不可一世！
因此她想，在做人的本質上，他們比她還要孤獨呢，因為他們已不能夠真心地去愛什麼人，已不能夠心甘情願地為什麼人做出犧牲。她比他們要充實和幸運多了，因為至少她心裡還有個吳曉，還有真實的喜怒哀樂。
她給吳曉送去了換洗的衣服，送去了他愛吃的東西，還送去了錢。除了吃的東西，拘留所的警察都答應替她轉交。但第二次她再去的時候，警察把那些東西都原封不動地退給她了。退給她的理由很簡單：是他自己不收的。
“他為什麼不收？”林星問。
“這我們不知道。”警察答。
“他知道這都是他家裡給他送的東西嗎？”
“我們說了，他不收。他說他沒家。你是他什麼人？是姐姐還是妹妹？”
“我是他愛人。”
警察上下打量她，對她的年齡有些疑問：“你們已經結婚了嗎？還是在談朋友？”
林星沒有回答，她抱著吳曉的衣服，回了家。回家後，還是抱著這些衣服，一個人哭。難道他還在恨她嗎？還不能原諒她嗎？這是林星最最害怕的，這個打擊她承受不了。
在這天的晚上，她發起了高燒，她已經好多天沒去做透析了。也沒有認真吃過一頓正規的飯。她躺在床上全身劇疼，心裡朦朦朧朧地，想著就這樣讓自己死了吧。可她扔不下吳曉啊，她無論如何也要活著再見到他。於是她滾下床，一步一晃地挨到樓下，坐在馬路邊上叫出租車。出租車都不敢拉她。路過的人都繞著走，繞著看她。終於有個老頭兒過來問你怎麼啦，她啞著嗓子拼盡全力才說出話來：“我病了，想去醫院……”老頭兒這才張羅著攔車子把她送到醫院去了。
她沒死。她在醫院躺了好多天。還是腎的毛病。
除了天堂樂隊的一個鋼琴師外，沒人來看過她。那鋼琴師是樂隊裡年紀最大的。他和鼓手一起託了關係去看守所見了吳曉一面，給他送了些東西，然後帶了些吳曉的情況到醫院來見林星。他說吳曉在裡邊挺瘦的，但沒生病。可能最近就要開庭審理他的案子了，他自己沒請律師，法院就給他指定了一個。聽那律師說，吳曉的罪名是“包庇”。
林星問：“你們給他送什麼東西了？”
鋼琴師說：“衣服，吃的，還有一千塊錢。”
林星問：“他收了嗎？”
鋼琴師說：“吃的警察不讓收，衣服和錢他都收了。”
林星愣愣地，半天半天都說不出一句話來。終於她問：“吳曉，他問我了嗎？”
她看著鋼琴師的嘴巴，她害怕他說沒有，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受這兩個字。那鋼琴師面色沉悶，目光迴避，遲疑了好一會兒，才說：“沒有。”
林星扭頭看窗外，她不想面對這個殘酷的回答。
鋼琴師也沉默了一會兒，站起來說：“那我走啦。”他看見林星低了頭，雙手掩面，想勸她，“他可能認為……他們都說……是你出賣了他。我來看你，沒有告訴樂隊的那兩個人。不過我想還是應該把吳曉的情況跟你說一下，如果你還想知道的話。反正就是這麼個情況，他在裡邊還可以，聽說也沒挨打。”
鋼琴師走了。林星捂著臉，想哭卻不敢出聲。這病房裡住了六個病人，還有來來往往的護士和家屬，她不想讓別人過來注意她，關心她。
幾天后鋼琴師又給她打了個電話，告訴她吳曉開庭的日期，他說你最好別去旁聽了，受刺激。但開庭那天她還是從醫院跑出來去了法庭。因為她特別想見見吳曉。
法庭比她想像的要小。擁擠的旁聽席坐得滿滿噹噹。她在人群中看到了殘缺的天堂樂隊，樂隊的三個人也看見了她，但沒人和她打招呼。從身邊聽眾的議論中她知道，今天來旁聽的大部分都是吳曉的樂迷。
吳曉給帶出來了，林星的眼睛幾乎不敢看他。他的頭髮從來沒有剃得這麼短過，毛茸茸的只剩下可憐的一層。短頭髮使他有一種很委屈很幼稚的樣子，惟有神情老成麻木。繁瑣的開庭程序之後就是公訴人宣讀訴狀，控告吳曉在李大功殺人一案中知情不舉，並且企圖協助其父逃逸，犯有包庇罪，建議法庭依法懲治。訴狀之後是律師答辯，雖是法院指定的律師，但也慷慨激昂，據理力爭。主要論點是被告並不知道其父犯有罪行，不存在包庇犯罪的主觀故意。接下來開始法庭調查，雙方各自呈上自己掌握的人證物證。在這個法庭上林星知道，警方在吳長天屍體上搜出一張從北京去廣州的飛機票，而公安局在民航售票處調查時發現，購票底單上的購票人一欄裡，填寫的名字是吳曉，留的一個聯繫電話，也是吳曉的。
這還不鐵證如山嗎？
林星這才知道了為什麼那一整天都找不到吳曉。她這才知道那一天他是跑去和他爸爸單獨見面了。
律師對自己的角色還是忠實的，列舉了一系列證據來說明吳曉在幫他父親買票時並不了解其父的罪嫌。針對這個辯護，公訴人請書記員當堂宣讀了公安機關的一段訊問筆錄，不僅搞蒙了律師，也震驚了全場。
這段筆錄讓林星幾乎瘋了！她沒有想到她和老警察的那一段談話，竟被製成了正規的證言，而這證言竟成為致罪吳曉的關鍵一環。
問：“……他爸爸和李大功涉嫌殺人，吳曉到底知道不知道？”
答：“他不知道，後來還是我告訴他的。他一直在大連拍MTV呢，他回來我才告訴他的。”
問：“你是哪天告訴他的？”
答：“昨天，不……是前天告訴他的。”
問：“到底是昨天還是前天？”
答：“前天，是前天晚上，他從大連回來以後我告訴他的，我們說好了一起勸他爸爸到公安局去自首的。”
問：“你們勸了嗎？”
答：“我們第二天去找他爸爸，可沒找到……”
林星站起來，她想叫喊：“不是這樣的！”可她喊不出來，因為她和那老警察的對話，就是這樣的！她腦子裡轟轟隆隆地一片鳴響，雙腿支撐不住，還沒有等那位女書記員宣讀完畢，就往前一頭栽了下去，額頭磕在前排的椅背上，“空”的一聲，她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她醒來時是在一個陌生人的背上，那人穿著法警的製服。他們背著她跑出了法院，叫了汽車，把她送到附近的醫院，給她打針、輸液。醫生問她怎麼了，是什麼感覺，哪兒不舒服，她雙眼不停地流淚，一句話不說。
輸完了液，她徹底清醒了，要走，可身上的錢不夠了。醫院的人讓她打電話叫家里人送錢來。她想了半天，呼了天堂樂隊的鋼琴師。
鋼琴師來了，替她交了醫藥費。兩個人站在醫院的門口。鋼琴師又給了她五十塊錢，說：“你現在還住友誼醫院吧，你打個車自己回去吧。”
鋼琴師說完，叫住了一輛出租車，上去了。在他把車門關上之前，林星叫了他一聲：“大哥！”
鋼琴師沒有下車，在車裡看她。
她問：“怎麼判的？”
鋼琴師不冷不熱地說：“你不是跟警察說得很清楚了嗎？他這個罪名還跑得了！”
林星顧不得臉上的羞恥，繼續問：“判了幾年？”
鋼琴師頓了一下，才說：“判他的罪名成立，但情節比較輕微，判了免予刑事處分。我們早就算過命的，吳曉的命最好。無論碰上什麼災，他都能躲過去！”
林星沒聽明白似的：“免予刑事處分？”
鋼琴師說：“他不過就是幫他爸買了一張飛機票吧。吳曉這個人，對人很重感情的。當然他不像你這麼講原則，這可能是我們搞藝術的和你們當記者的區別吧。”
林星知道他說的是什麼意思。整個天堂樂隊，包括吳曉在內，都把她當做了一個告密者，都認定是她出賣了自己的公公和丈夫。從公理上講，誰也說不出什麼，從私情上論，誰都接受不了她了。但林星並不想再解釋什麼，說明什麼，當鋼琴師“砰”的一聲把車門關上的時候，她急得雙手拉住那就要起步的出租車，高聲問道：
“那他們什麼時候能放了他？”
鋼琴師平靜地說：“已經放了。”
“啊？那他在哪兒？”
“他說他要回家去，你要想見他，就回家看看去吧。”
林星放了鋼琴師，她瘋狂地跑到馬路當中攔出租車。盛夏已過，白天比過去短了。她趕到揚州胡同自己家的時候，天已擦黑。初秋的傍晚有了幾分涼爽，但整個氣氛還是夏天的。林星氣喘吁籲地上了樓，打開家門的剎那心裡已經有一點涼了，因為屋裡沒有開燈，而且靜無一聲。
她打開了燈，懷著最後一絲希望先去臥室，但床上是空的。又看了廚房和衛生間，甚至還去看了塵封的陽台，肯定沒有吳曉。她打開衣櫃，拉開桌子上的抽屜，想分析吳曉是否回來拿過東西。她看到衣櫃裡吳曉的衣服，抽屜裡他們兩個人的錢，一針一線、一分一毫，全都沒有動過。
她傻傻地，站在屋子裡，心裡籠罩了一個最痛苦的判斷：他說回家，難道是回了京西別墅？
她幾乎連門都沒鎖就跑下樓去，叫車直接奔往京西別墅。京西別墅已經物是人非，門前的氣氛透著幾分淒涼敗落，路燈都是滅的。與不久前林星來時的境況相比，有種恍若隔世的陌生。開門的人也不是那個保姆了，換了個男的，穿著西服像個乾部，一臉公事公辦的樣子問你找誰？林星說：吳曉在嗎？那人說：吳曉，哪個吳曉？林星指指裡面：他原來住在這兒的。那人好像明白了：噢，是原來那個……是那個誰的兒子吧。來了，拿了他的東西又走了。
終於找到了吳曉的踪跡，林星興奮極了，一切疲勞困頓都揮之而去。她來不及去想這幹部模樣的男的僅僅是一位看房子的工作人員還是這裡已經徹底換了主人，就連忙打著車又匆匆往回趕。趕回揚州胡同一看，她幾乎精疲力竭地癱在地上：屋子還是黑著的，一切如舊，沒人來過。
她跑出去打電話，先打給友誼醫院，問值班的護士：有人來看過我嗎？護士答今天沒有。她又打電話給天堂酒吧，問酒吧的服務生：天堂樂隊的吳曉來了嗎？服務生說天堂樂隊來了，吳曉沒來。她拿著電話無聲地慟哭起來。
吳曉，你原諒我吧！你幹嗎要這樣懲罰我啊？
在這個從內心深處發出來的絕望的慟哭中，她意識到，她一直恐懼的那件事，那件從她與吳曉相愛的第一天起就開始憂心忡忡的事，終於來了！ ——她終於被吳曉拋棄了！
他拋棄了她，離開了她，連句分手告吹的話都沒給她留下！
吳曉就這樣失踪了。
他離開了林星，離開了天堂樂隊，離開了揚州胡同和京西別墅。也許，在他走出法庭的第一個夜晚，他就離開了北京，不知去向，從此銷聲匿跡了。走得有些悲壯，也有些殘忍。
在吳曉失踪的第二天，林星就結清了友誼醫院的全部費用，搬回到家中。只有家，她這個新婚的小屋，是一個可以承載悲痛的掩體。因為這裡還留著吳曉的笑聲和氣息。每件東西，都和他在的時候一模一樣，彷彿一切都沒有發生過似的，讓人這樣感覺。這些東西滲透和積沉著那麼多不能忘卻的情感，讓林星堅信吳曉總有一天會被思念帶回到這裡，他們畢竟共同擁有著一段生死相依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