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發生後的第二天，韓起科就被捕了。捕前，他失踪了幾小時。沒人知道，這幾小時裡他到底去了哪兒，又去乾了些什麼。也沒人知道，那天他到底為什麼要燒這樣一把火，造成那麼大的禍害……我再次見到他，已是多年後的某一天了。也就是說，是他刑滿釋放後的某一天……
大火燒起來的那一刻，我不在現場。我早已從那個大地窩子裡回到了學校。大地窩子裡發生的那一幕，深深地震撼了我。我一直睡不著。高福海和韓起科這兩個人的面容一直在我腦海裡閃爍，迴旋。我自以為已經開始熟悉這二人了，在經歷了大地窩子那一幕以後，我才覺出，這二人對我來說仍然是個謎。自己依然不了解他們。跟他們依然隔著好幾層。他們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我詫異，忐忑，驚駭，又好奇……後來就恍惚地聽到了那大火的嘯叫，那燃燒中的樹木在噼劈啪啪地開裂，傾倒；還聽到了慌亂中的人呼馬嘶。等我趕到火場，天色已經微微轉藍，火也早已熄滅。整個火場在灰白色的曙光裡，冒著一綹綹淺淡的青煙。沒受傷的知青正慌忙地抬起受傷的知青，往場部衛生隊送。路旁地頭林帶空地間，到處都遺落著鞋子帽子背包水壺大衣之類的東西。還有燒殘的大車排子和撞壞的架子車軲轆。事故發生的第二天，韓起科就被捕了。捕前，他失踪了幾小時。沒人知道，這幾小時裡他到底去了哪兒，又去乾了些什麼。也沒人知道，那天他到底搭錯了哪根筋，居然會幹出如此荒唐而又“殘忍”的事情。失踪前，他好像來找過我。當時，我睡著了。在火場上忙了整整一天，接著又開了大半宿的事故分析總結會，人整個兒都累劈了。回到宿舍，腦袋剛挨著枕頭，就呼呼地睡死過去了。睡夢中覺得有人在敲門。但我實在睜不開眼，手腳也酥軟得一點都動彈不成。第二天，我悄悄地問小分隊的人，昨晚你們誰來敲過我門了。他們全說沒有。這樣，我認定，敲門的就是韓起科。我想，這時間他來找我，一定感到自己走投無路了，一定是有什麼“後事”要託付。也許還會告訴我一些平日里絕對不會跟別人說的事情。我怎麼偏偏就在這時間睡死了呢？假如沒睡得那麼死，韓起科一敲門，我就醒了。在他最需要人幫他一把的時候，我能接待他一下，給他一點心理的安慰，或別的支持，後來的事情也許就不會像現實中發生的那樣讓人痛心了。多少年來，我真的非常怨恨自己，也非常後悔……
……立即逮捕韓起科的命令最早是傳達給朱副場長的。 （事情發生後，高福海完全病倒了。也可以說，精神上完全垮了。上頭便責成朱副場長暫時代理他的職務，主持岡古拉的全面工作。）朱副場長擔心小分隊的人裹亂，在執行逮捕令前，派人先把小分隊的人全都看管了起來。 （考慮到那兩個基幹武裝民兵連的人跟韓起科和小分隊都比較熟識，他都沒敢使用他們，而是調用了那批退伍軍人來執行這個任務。）而後就發現，韓起科失踪了。找遍了整個場部，也不見他的踪跡。四處都可以見到他的腳印，但就是不見他這人。於是，沒多會兒工夫，謠言四起。有的說，韓起科這狗屁孩子性子硬，就是死，他也絕對不會讓人把自己抓走去坐牢的。很可能自殺了。上他的“誕生之地”第十七棵黑楊樹跟前“抹脖子上吊”去了。 （後來，追捕的人確實也在那棵黑楊樹下發現了他的腳印。但沒見“屍體”。）多數人卻認為，他可能是去找他那些“狼媽媽”了。死了心的他，對岡古拉，對周圍的這些“人”完全失去了“信心”。他想離開。一去不再回頭了。甚至有人說，天亮前那一刻工夫，他們看到有一群老狼在他住的那口泉眼兒那兒轉悠了老半天。他們還看到，韓起科那間小木屋的窗戶子里當時還亮著燈。隨後，燈滅了，狼群也不見了。他們還隱隱約約地看到一個酷似韓起科的年輕人，背著一個包，隨著狼群快速地消失在高地東側那片起伏不止的大沙包裡……
僅僅過了幾小時，人們看到，高地上的那兩間小木屋突然起火了。沖天躥出的火焰足有二三十米高。朱副場長得到此報告，湧上他腦子裡的第一個念頭就是，這小子畏罪自焚了？忙帶十來個退伍軍人，帶著輕武器，趕到高地上，卻在那這兩間正燃得熾烈的小木屋跟前，發現了韓起科。他默默地站在那兒，似乎正等著他們來抓他。當時，朱副場長等人還不敢靠近他。他們知道這小子的厲害。那些退伍軍人端著槍，在他身後一二十米的地方，警覺地監視著他。他好像壓根兒就不知道身後有人似的，只是一動不動地衝著那熊熊大火發楞。木屋漸漸地在火焰中垮塌。飛舞的火星子像鎦金的小精靈，點綴著整個天空。火焰隨後就暗淡了，縮回到那暗紅色的灰燼中。他這才顫栗了一下，慢慢轉過身來。人們發現，他已經把自己的雙手捆上了。是他自己捆上的，還是誰幫著捆上的，那就沒人知道了。反正人們從正面看到他時，他的雙手已經是捆著的了。用一根黑白相間的羊毛繩捆起。這是生活在高地荒原上的牧人常用的一種繩子。然後，他最後看了一眼那兩間完全燒毀了的小木屋，平靜地向朱副場長和那些持槍的退伍軍人們走了過去……
後來在法院內部，關於他這個“自捆待捕”情節，算不算“投案自首”，量刑時要不要酌情減輕，還引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爭論。另一個引發爭論的問題是：到底是按成年人來判他，還是按未成年人來判。在岡古拉，有一部分人非常恨他，說，從這小子一貫的所作所為來看，他絕對超過十八周歲了，這個沒人搞得清他身世的渾蛋小子肯定一直在“裝嫩”，現在就得“剝開他畫皮”，還他“原形原貌”，按成人來重判。不狠狠判他一傢伙，“不足以平民憤”。但多數岡古拉人的心情卻十分複雜。他們說，他是他們眼瞅著一點點長起來的。怎麼算，今年也不滿十七周歲。以往的許多事，全怪罪到一個娃娃身上，是不公平的。縱火傷人，當然應該懲罰，但他縱火的動機和誘因始終沒查清。考慮到，他還“未成年”，還是應該從輕發落。但說歸說，法律看重的是證據。誰也拿不出過硬的證據來證實他的出生年月。在那個人人都有一份絕密檔案的年代裡，去查檔的審判員發現，他居然沒有檔案。審判員們去找高福海。高福海也愣住了，說，他沒檔案？不可能不可能……後來，再想了想，又說，可能的。可能的……唉……是的，那時誰也沒想到過，還應該為他建一份檔案。就像從來不會有人想到要為岡古拉的哪一座沙丘、哪一片黑楊林、哪一條乾溝、哪一個旱獺洞、哪一片天空……建一份檔案一樣。在人們的心目中，這狗屁孩子就跟這些沙丘、黑楊林、乾溝、旱獺洞和天空一樣，既不用問其來歷，也不用考察其去向，更不用記載他的活動軌跡，他與生俱來就是屬於岡古拉，最後也一定會歸寂於岡古拉……
在庭審中，他消瘦得厲害。他認罪。特別是當法警向他出示那幾個被嚴重燒傷的孩子的照片時，他流淚了。但是他怎麼也不回答這麼一個根本的問題：“你為什麼要放這一把火？”馬桂花的父親馬立安找法院認真地談過一次，他認為，這孩子一直生活在高福海身邊，受其左右。而高福海，很多年來由於身處特殊環境，心態失常，情緒失控，也極大地影響了這個孩子的心態和情緒。縱火行為是這孩子在突發的精神失常狀態下發生的。希望法庭充分考慮這一點，給於減輕或免於刑事處分。審判員們也找韓起科本人談過。 （當時還沒有律師辯護一說。）法院要為他做一次“精神疾病”方面的檢查，如果能確認他的神經不正常，那麼，量刑時就可酌情考慮了。但遭到他斷然拒絕。他說，我放火時是清醒的。我知道自己在幹什麼。我不是精神病患者。我是正常人。審判員說，正常不正常，你說了不算，我們說了也不算，得由精神病大夫說了才算。這是對你負責。他說，我是正常人。我不需要這種檢查。所有那些說我、說高場長神經不正常的人都是別有用心的。審判員說，如果你堅決不接受檢查，堅持認為自己是正常人，那我們就要按正常人來判你了。你考慮過這個後果沒有？他渾身顫栗著答道，我為自己所做的一切負責。不管我做錯過什麼，還是做對了什麼，在做的時候，我都是正常人。
“那你倒是跟我們說說，你為什麼要放這一把火？”審判員又問。
“我已經說過多次，我不能回答你們這個問題。”他繼續顫栗著答道。
“你說你是正常人，你為什麼就不能回答我們這個問題？”審判員再問。
“正因為我是正常人，我才不回答你們的這個問題。”他慘慘地一笑，答道。
“你這不是胡攪蠻纏嗎？”一個審判員忍不住地訓斥道。
“如果您是這麼認為的，那我也沒辦法。”他答道，並低下了頭去。
“那好吧，你就等著最後宣判吧。”審判員和書記員們收拾起卷宗，板著臉走了。
最後，法庭採納了岡古拉幾十位老人的“證言”，以十七周歲未成年來考慮他的量刑問題。他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宣判後，他沒上訴。我再次見到他，已是他刑滿釋放後的事了。在他服刑的那些年裡，我曾驅車長途跋涉好幾百公里，去他待過的一個勞改場所看望他。他不見。宣判後，由看守所押往勞改隊服刑前，馬桂花帶領原小分隊隊員特地來給他“送行”。他也不見。病重的高福海多次託人給服刑的他送去吃的穿的，他全都退還了。甚至都不願留在岡古拉的勞改隊裡服刑。十年後，我問過他，當時為什麼不願意留在岡古拉服刑，也不願見我們這些熟人？他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只說了一句話：“我想……那樣……那樣也許更合適一些吧……大概是更合適一些吧……”為什麼那樣更合適一些，他還是不肯細說。
韓起科實際上只服了八年刑。他是提前兩年獲釋的。再次見到他時，他已獲釋好長一段時間了。八九年裡，他始終拒絕面見任何熟人。我完全想不到，那天他居然還會主動來找我。那時，哈拉努里已經升格兒建市。我也早已回到哈拉努里，並且在新建的哈拉努里市市委擔任副書記一職，也快有一年多的時間了。那天，快到中午時分，市委秘書科的一位副科長匆匆給我送一份第二天某個會議上要用的講話稿，偶爾談起，近來國企職工上訪增多，市委市府信訪辦，甚至包括法院檢察院的信訪辦都有些窮於應付。 “現在但凡是個人，有屁大點兒事，都想直接找市委市府領導解決問題。都把領導當成啥了嘛？”副科長無奈地嘆了口氣說道，“前天還有個叫韓起科的傢伙指名道姓要見您。傳達室底同志跟他要身份證明手續，他哆嗦半天咧，您猜一下，最後他拿出一個啥證明來咧呢？刑滿釋放證。唉呀呀，唉呀呀，原來是個剛出大獄底刑滿釋放分子哩。連這樣底人一張嘴，也要見市委底主要領導咧哩。這風氣，您說……您說這風氣，咋弄弄嘛……唉……”我沒跟這位副科長多說什麼，打發他走了後，先給傳達室打了個電話，告訴他們，通知所有值班人員，以後但凡一個叫“韓起科”的人再來找，務必讓他上樓來見我。我又給市公安局局長打了個電話，讓他盡快替我在全市範圍內，尋找“韓起科”。但連續找了兩天，找遍了市內各收容所、大小旅館、車站，最後甚至找到市看守所裡，也都沒找見。
說實話，這八九年裡，由於數次被韓起科拒見，碰了幾回不軟不硬的釘子，我就再沒去探望過他了。不去，不光是不想再去碰這根“釘子”，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那些年，全社會都在發生一系列超乎常人想像的急劇變化。誇張一點說，這些變化幾乎每天都在發生。一年前還被認為是非常“反動”“可怕”的事情，一年後也許就成了非常“時髦”“得體”的“新生事物”了。昨天還只能偷偷地在暗處操作的事，今天也許就可以大張旗鼓地在報紙的頭版頭條進行宣揚了。那邊鄧麗君的音帶剛運進大陸，這邊的李谷一便開始大紅大紫。當大洋那邊台球桌旁進行的依然是一項百年沿襲的紳士運動時，這邊的台球桌已經迅速鋪到了窮鄉僻壤，連哈拉努里灰塵撲撲的街道旁，小棚子下烤羊肉串的爐子邊，都支上了歪著腿的台球桌；而圍著台球桌轉的，往往是一些叼著煙卷、光著膀子的“痞爺”。第一批擁有私人摩托車的人紛紛因交通事故而傷亡，第一批因炒股而成為百萬富翁新星的人轉瞬間一個個銷聲匿跡，第一批因資本運作而成為億萬富翁的人相繼在香港落馬，第一批下崗的老工人離退休的老幹部茫茫然中仍然堅定地寄希望於那不變的“四項基本原則”。而同樣不變的，是這樣一些關鍵詞：“金融街”“高速公路”“超市”“托福”“雙規”“IT”“IP”和“MM”“CEO”……人們時時都在驚喜、詫異、困惑、忐忑、焦慮之中，忙著適應這不斷襲來的新變化，並且給自己給社會爭取一份越來越多的新變化。我自不能例外。也不敢例外。更不甘例外。誰要不能抓住這變化，並且在變化中趕緊變化，就會被這幾乎再不會逆轉的變化淘汰。在這嚴酷的歷史性的關鍵時刻，我當然不可能把更多的心思和精力，放在一個已然入獄了的“勞改犯”身上，我想這應該是誰都可以理解和諒解的。除此以外，還有一個原因使我在那一個時間段裡有意地去“疏遠”那位韓起科，那就是：當時我已經娶馬桂花為妻了。
馬桂花一直喜歡著韓起科。 （我不知道對於那個年代的十六七歲的少年，能不能用“暗戀”這樣的說法。假如說，暗自喜歡，暗自崇敬，暗自關懷，暗自思念，也就是現如今說的“暗戀”，那麼，我要坦率地說，當時還不滿十七歲的馬桂花一直在“暗戀”著同樣還不滿十七歲的韓起科。）雖然從當時的各種跡象來看，韓起科從來也沒有把馬桂花當作自己的什麼人，從來也沒對馬桂花有過任何感情方面的表示或暗示，但在岡古拉，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在將來的日子裡，他倆才是最般配的一對。如果不是發生了縱火事件，幾乎所有的人都會認為，他倆日後是一定會成為兩口子的。這幾乎也是岡古拉大多數人的願望。現在我把馬桂花娶到了手，以我現在的身分和地位，不會有人認為不應該，不合理。也許更多的人會認為，在“韓起科之後”，由我來娶馬桂花，應該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水到渠成”的一件事，也是“不幸中萬幸”的一件事。應該說，我娶馬桂花是堂堂正正的，即便去見韓起科，我也沒什麼張不開嘴，說不出口，抬不起頭的。但是……但是……說真的，自從娶了馬桂花，我心態上總有那麼一種“乘人之危”“奪人所愛”，不好意思再去見韓起科的感覺，特別是這兩年，和馬桂花一起生活得遠不像想像中的那麼美好和和諧，甚至越來越生分，越來越疏離，彆扭，我為此也越來越苦惱，越來越感到無所適從。為此，我也在盡量迴避再見到岡古拉的那些老朋友，盡量不讓自己去回想那段在岡古拉的生活。自然因此也就漸漸地淡化了要去看望韓起科的念頭。即便時不時地也會偶爾地想起岡古拉，想起韓起科，那也只是一閃念的事情，也只是在計算，哦，他還在服刑，已經勞改多少年了，刑期還剩多少……
八九年都不肯見人，這一回卻主動上門來求見。幹嗎？是來找我為他“平反”？不會的。他是個明白人。他應該知道，當時只判他十年刑，還是算“寬大”的了，還是基於當時他“未成年”，也因為內部有人幫他說話，為他斡旋，（在最後關口，高福海上下找了不少人，做了不少工作。）甚至那些被燒傷了的知青，也都為他向公檢法部門遞交了請求信，“希望從輕發落這個一時感情衝動的娃娃”。審判委員會合議該案時，也慎重考慮到了事情的發生，有它的特殊性，是在一定的“歷史背景和社會大環境之中”造成的，經請示批准，才做出了這個從輕判決的結果。否則的話，以故意縱火、燒傷幾十人，惡意破壞中央解決知識青年問題的戰略部署罪論處，從重從快，他是必死無疑。更惶論“平反”？ ！ ！
那麼，是來找我給他安排工作的？這倒不是沒有可能。但我想事情不會那麼簡單。依我多年前對他的認識和感覺，這小子身上有一點東西，和高福海極其相似，那就是自卑和傲慢共生，謹慎和衝動並存。這一種特質，我們有時從其他人身上也能發現一二。但從沒像這二人那麼典型和強烈。這二人內心的“自卑”是用“傲慢”的形式外在出來的，而長期謹慎壓抑的結果，往往又以極度的衝動來對自己進行反撥，並以此畫上一個個扭曲變形的句號。也許十年的大獄生活，能把他“煉”得實在一些，世俗一些？也學會了要利用“關係”來給自己謀一點眼前的實利？如果他真的只是為了“吃飯問題”“生存問題”來找我，我想這是沒什麼可責備的。把我放到這個處境裡，我想我也會這麼幹的。因此，只要他提出，我想在可能的範圍裡，我會為他做一點事情的。我甚至還為此做了點準備，找過一兩個街道社區的主管幹部，打聽在哈拉努里市內，有哪些單位願意接收這樣一類刑滿釋放的年輕人。但到末了，我還是相信，還是隱隱約約地覺得，這一回，一定會有什麼比他個人的“吃飯問題”“生存問題”更重大一些的原因，促使他來找我……
這狗屁孩子的突然出現，驟然間使我又走近了那個對於我來說已然遠去了的“岡古拉”，讓我的內心又漸漸變得不平靜起來……
幾天后，市公安局的領導告訴我，他們找到韓起科了。讓我吃驚的是，他們居然是在臭名昭著的“灰鴨嘴村”裡找到他的。
“灰鴨嘴村”位於哈拉努里西南方，離市區約四十來公里。上個世紀初，一個由英法兩國探險家組成的探險隊很偶然地在那裡發現了一個蘊藏量巨大、而且埋藏很淺、極便於開采的優質無菸煤礦，名噪一時。當時在那兒云集過數千礦工和礦主。 “灰鴨嘴”也因此成了當時東亞少見的大型煤碳生產基地。但由於當年開礦技術落後，礦主素質很差，管理極其混亂，地下煤層突發自燃，釀成一時無法控制的地下大火，礦井紛紛報廢。這場大火在地下一直燃燒了近百年，燒到今天。方圓十數平方公里內，地面都是燙的。幾乎所有的地縫裡都在往外嘶嘶地噴射著一綹綹黃白色的煙氣。大地被熏成了焦黃褐紅色。空氣中始終瀰漫著一股濃濃的硫磺味兒。區域內所有有生命的東西不是枯萎了，便是逃離了，只剩下寂靜不動的天空和遠山，死死地守護著它。因此，無論是離遠了看，還是走近了看，它都給你一種極恐怖的感覺，跟個魔鬼峽谷似的。前些年，有人發現可以用電解的方法，從這些被熏黃蒸紅了的土壤中（他們稱之為“鋁礬土”），提煉出高品質的鋁來。一度又招來了大大小小各種各樣的礦主和從業者。但不久又發現，在無法解決能源的情況下，耗電量巨大的電解法，絕對只是紙上談兵牆上畫餅的事。於是這些大大小小的礦主和業者又一窩蜂似的撤走了，只留下一片片簡陋低矮的棚棚子和土屋。其中最大的一個聚居區，就是現在被人稱為“灰鴨嘴村”的群落。現在，惟有這個“群落”裡還居住著來歷不明、身份不一的一二百戶“人家”。 （據說這一兩年間，已發展到五六百戶好幾千人的規模了。）這些人，你可以認定是來自全國各地的新盲流，新乞丐，新的犯罪團伙和新的“超生游擊隊”……但你卻什麼把柄也拿不住他們。這些人以灰鴨嘴村為依托，以收購廢舊物品為名義，輻射周圍各個城鎮、礦山、油田，農場，做著他們或謀財不害命，或謀財也害命的勾當，成為威脅這地區社會治安的最大一塊“毒瘤”。據說近來有人還謀劃著在“村子”裡開設時尚的“美容院”和“桑拿休閒中心”，正在招收各種各樣的按摩技師和陪伺女郎，還想在那兒正經火火地經營一把……
韓起科怎麼會在那兒落腳？他在那兒乾啥？市局的同志提議，如果我一定要去灰鴨嘴村，出於安全的考慮，能否由他們派人先去把這個“韓起科”的背景搞搞清楚，或者乾脆把他弄到市裡來見我。我斷然拒絕了。我早就想去那鬼地方瞧瞧。興師動眾的，總不是好辦法。我只是讓他們把韓起科在那“村子”裡的確切住址搞準了，第二天上午，順延了原定所有的日程，自己一個人開著一輛豐田“巡洋艦”，獨自去了“灰鴨嘴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