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它有點像是70年代的聊齋了，來到大辛莊不久，就听到了一個富有傳奇的人物的名字——英木蘭。在磚窯有人談論她，到了配件廠對她的評說就更多。一個勞改隊中的女性，之所以能在男性王國中產生轟動效應，是因為她在大辛莊，做了一件壓倒鬚眉、震動全場的事。
有一天，磚窯40米高大煙筒的頂部，因沉積的粉塵大多，需要有人到大煙筒的頂部去疏通。勞改隊長當然只想到了男號，他在隊列前，號召能夠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人，勇敢地站出來，主動完成這個艱難的任務，以此立功贖罪。為了鼓勵勇者，隊長在大輪窯下擺了一碗酒，目的自然是以酒壯其心志，豪其男兒之膽，以完成這個誰看了都心顫的活兒。
會場死寂了多時，沒有人敢於應答。誰都知道，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活兒：這兒沒有吊車，登上那麼高的煙筒，要靠手腳並用地一格一格地爬鑲嵌在煙筒上的鐵梯。人站在地下往上看，都有些眼暈；要是從上往下看，腿肚子都會轉筋。就在隊長為難的時候，人群中突然走出了醫院的女醫生英木蘭。她剛到輪窯之下時，人們都以為她是執行救死扶傷，準備搶救險情的。沒有想到的是，這個身著白衫的英木蘭，走到輪窯的大煙筒之下，沒有任何表白，就開始了她的生命攀登。
在場的男號都驚呆了。隊長們也面面相覷。道理十分簡單，這樣的活兒，讓一個從醫的女號去幹，在勞改隊還沒有先例。何況這個英木蘭，是個在上海讀過醫科大學的女號，人又長得恬靜而淑雅，連說話都是細聲細語的。隊長們歷經了片刻的研究，大概認定她不會是到大煙筒上去自殺，便在茫然不知所措當中，沒有阻攔她的行動。結果在眾多男號面前，她一步一步地攀上了高高的煙筒，並完成了清掃煙筒上頂的活兒——英木蘭的名字，從此響遍了全場。
乍聽到這件事情時，我也在內心不無疑惑——固然婦女早有半邊天之稱，但畢竟因生理與心理等因素，不太適合這項勞動。她在內心何以會沒有恐懼，而使鬚眉們為之失色的呢？又由於她的名字與中國古代替父從軍的花木蘭，只有姓氏上的差異，又強化了我索密的潛在願望——有一天，我身體有些不適，借看病之際（她在醫務室工作），首先想看一看此人，當然更想知道她何以會有壓倒眉須的堅毅精神。
記得，那已是初冬時節，我穿著一身厚厚的棉衣，走進醫務室的過廊，那兒已經有幾個病號，坐在長椅上排隊候診。我正伸著脖子，好奇地向室內眺望，突然坐在我前邊的候診病號，拍了我肩膀一下：“餵，老兄，還認識我嗎？”
我看了看招呼我的人，他身著一件藍色的棉猴，連帽子也套在頭上，外露的只有他的那張瘦削的臉。他見我流露出陌生的神色，便把他那三角形的帽子，拉了下來。
“是在哪兒見過你，只是……”
“你還記得有一個人，帶你去見死前的呂熒嗎？”
若同一道從天而落的閃電，我的思維立刻被照亮了：“你是姜葆琛？是在清華大學被劃成的右派？早聽說你也來到這兒了，只是總在大院外邊幹活，沒能見到你。”
說實話，他如果不提起美學家呂熒，我是無論如何也認不出他來的。因為我和他昔日只有一個小時的見面機緣。但是姜葆琛能夠畫龍點睛，一提呂熒的名字，就打通了我的全部思路。
我們倆緊緊地握了手。雖然我和他的邂逅，給我帶來了快慰，但我的中樞神經，仍然在英木蘭的精神光環籠罩之中。在我看來，她的不凡絕非來自於天然，一定有著造就她的不凡的社會基因。因而，在我與姜葆琛初見時的話題，既非他，也非我，而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一個奇異的女性。葆琛對她的情況也只是略知一二，他告訴我英氏家族，在解放之前的北京，是個名門望族。她出身於一個天主教會的世族家庭，在解放後不久，她的父親作為反革命被捕坐牢；她也因其父親的問題，而被開除出上海震旦理工學院醫科專業，後來聽說經受過比我們勞改還要嚴酷的監獄生活。至於更具體的情況，他也無從知道，但他告訴我，想要了解她並不難，因為她的愛人王繼昆是個老右，也在這兒勞改。
“你認為她為什麼能有那麼驚人的毅力？而又那麼默默無言？”
葆琛君低聲地回答我說：“反正不是'老三篇'顯靈！”
“那又是什麼力量顯靈？”
葆琛君突然反問了我一句：“你為什麼關注這件事，是不是又犯了你作家的職業病了？”
我無言以答——我當真不知道一個女號的行為，為什麼會對我產生這麼大的誘惑。在我的小屋中，我曾與張滬探討過英木蘭的精神動力問題，她與葆琛君的看法一致，說我死去的文學夢，被這件不凡的事情，給重新點燃了。我極力否認這一點，我說我只是在渾渾噩噩的生活中，發現了並不渾噩的人——而且她是個女人。
輪到我進屋去看病了。她在為我看病，我則在仔細地審視她。致使她覺得我這個病號，目光中流露出異常。她先用手擦了擦她的臉，以為她的臉上帶有什麼污垢。我連忙低下了頭，怕她把我看成一個流氓。
“名字？”她說話是簡短的。
我告訴了她。這回輪到她來審視我了，她說她給張滬看過病，知道我們的一些情況。我沒有在眾目睽睽之下詢及她爬大煙筒的事，這不僅因為看病的病號挺多，還因為我和她只是初見，在此時此刻我如果談及這一問題，不僅十分莽撞，而且有失禮儀。所以她給我開了藥，我立刻就走開了。但是她那形象，無論如何也不能讓我把“無畏”這個字眼，與她聯繫在一起。她體態倒是並不單薄，但是她臉上那文文雅雅的氣質，怎麼能使人和爬高高的煙筒鉤連在一塊兒呢？直到很久之後，葆琛專為此事，帶我去找了她的丈夫王繼昆，後來又漸漸與她熟悉了，才算對英木蘭的堅毅之舉，有了銘刻於心的理解。這種理解不僅是對她個人的，也是對歷史和社會的；還可以視為對一代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別一種類型的認知——因而，我在這裡不能不多花費些筆墨，忠實地記錄下這個勞改中的奇特人物。
她落生於1933年9月的北京，我與她同庚但她比我小著半歲，當我17歲那年，正在中專讀書時，她已經成了階下之囚了。按法律，不足18歲的未成年人，何以成囚？這是一個法律之蝕。反正她與幾個在教會就讀的同學，在同一天的晚上，都被帶進了公安分局。逮捕她的理由一直是個謎：一個從小進了教會辦的慈幼院的孩子，少年時代進了教會的輔仁女中，16歲進了震旦大學的年輕知識分子——即使是教會辦的學校，她的家庭又是信奉天主教的世代家庭，似也沒有被逮捕的理由——因為她當年才17歲呀！
進了分局對她震動比較大的，是從分局向提籃橋監獄的轉移，持槍的武警，先把她們五花大綁地綁好，然後讓她們兩個人一對前後對齊——她當時有點心顫，以為是一顆子彈，可以射穿前後兩個人的腦袋哩！但是武警並沒有處決她們，而是把她們押送到了監獄。
英木蘭說：“過了沒有被槍決的一關，我就不知道什麼是害怕了。由於當時我的年紀很小，倒覺得里邊挺好玩的。牢房留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四周的牆都是黑色的。還有使我覺得新鮮的，提籃橋監獄是一座上下相通的樓，從上可以直接看到下邊，這個陌生的角落，使我有一種身在教堂的神秘感。當時，吃得當然比不上在學校，但是每吃一次雞蛋，出於從小受到的教育，我都讓給別人。我最小，我該這麼做。當時我就懂得人活在世界上，沒有比付出更神聖的事了。”
“付出”這兩個字，對我很有啟迪意義。所以我有如此的感受，與英木蘭後來在生活中的一連串的付出，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她在監獄里關押了一年多，終因沒有具體罪行而被釋放。她回到故園北京時，年僅19歲——這時她才似乎明白了一點點，她是因父親的株連和宗教的關係，而進監獄的。她的父親英純良（英千里之弟），因昔日參加過胡宗南的部隊，後又脫離了國民黨，在輔仁大學擔任國語系教授，專事文學的教育工作——他認為脫離了國民黨，就再也不是國民黨了，解放後“沒有登記”，因而在1953年鎮壓反革命時被捕，被判處7年徒刑。其父如此，其女亦然——這种血統株連，一直像影子一樣追隨著她。
回到北京以後，她從事醫療工作。儘管她在震旦醫大並沒有畢業，但是她天性聰穎，對醫學苦苦鑽研，在一家震旦學長開設的診所裡，很快成了一個優秀的醫生。但是好景不長，幾年之後，反右派運動開始，她並沒有任何反動言行，可是追隨她的那個影子，並沒放過她，在1958年，她被勒令停止了醫生的工作——與社會上的“五類”分子，一起被送往京西一個勞動地點從事運輸的裝運工作。
當時的她剛剛20歲出頭，不但有充沛的體力，更有樂於助人的精神。無論從事什麼勞動，她都是個佼佼者。為此，到了那兒沒有多久，便被調到運輸廠的醫務室工作。那個簡陋的醫務室，沒有任何外科的手術設備，但是她在那個方寸之地，為患者進行了近乎於神話般的手術：青光眼的開刀，白內障的摘除，以及眾多在小醫院都無法進行的小手術。英木蘭的工作，在那個年代已經不同凡響，更令人崇敬的是，不久有一個來自兒童醫院的大夫，因身體不好，參加體力勞動有些困難，請求英木蘭幫助她進醫務室工作。英木蘭不僅為她辦成了這件事，自己還頂替了她的角色，回到負重的體力勞動中來。此事，曾在運輸廠引起軒然大波，勞動成員們對此紛紛表示不平。但是英木蘭對此安然處之。她對我講起這段生活時說： “一個人如果把付出作為人生的坐標，那麼他就永遠精神不死，我就是這麼理解人生的。所以無論面對多麼大的困難，我幾乎沒有畏縮的記錄。”
這就是英木蘭。在此之後，她多次為別人付出：在1966年“文革”前夕，當時她已然從運輸廠被轉移到“強制勞動”的勞改農場天堂河。雖然對她說來，這等於步入了谷底深淵，但是她依然不改博愛於人的初衷。當時，在北京的兒童中，出現了“流腦”。為醫治這樣的病兒，常常要為病兒輸血——她身為醫生，一次又一次地從自己身上抽血，將自己的生命血漿，獻給那素昧生平的幼小生命。致使她自己因營養匱乏，而患上了肝炎。她將她的這些行為，一律認知為“應該的付出”，而與勞改農場的表現好壞，沒有內在的關係。
我相信她的自白都是真實的，這個印象的得來，是多方面的綜合：“文革”年代，大大小小的批判會是不間斷的。在我的目光中，她坐在會場一角，從來沒有過什麼是與非的表態；這不等於她的心裡沒有一桿秤，但她是從不譁眾取寵或有意討好任何人的——包括勞改幹部在內。大辛莊農場的頭頭趙書記，老婆一連生了幾個丫頭，第六胎好不容易生了個帶棒兒的小子——可惜老天有意與之為難，孩子在沒有滿月的第28天，突然得了肺炎。英木蘭並沒有從事兒科的任何經驗——她大著膽子給那個嬰兒使用了頭皮輸液，結果那孩子的生命保住了。那位頭頭的夫人，為了答謝她的晝夜監護，用報紙包著一包東西，非要送給她不可。英木蘭推辭不下，拿回去當眾打開——裡邊是四個白麵饃饃，她笑著將其搓碎，餵了雞舍的雞。她說，她費盡心血甚至是冒著風險，搶救那個孩子，只因那個嬰兒是個生靈，而別無其他。就是勞改成員家屬生下的嬰兒，也不會例外——只要是我能幹的，我一定乾好；即使是我不能幹的，我也要試試。
最後，我和她談起她的婚姻。在我的認知中，一個自幼受天主教會影響較大，並把付出視為生命本能的人——特別是女性，大多屬於對婚姻淡泊的類型。英木蘭認同了我的分折，她說她所以遲遲到38歲才與王繼昆結合（王繼昆是來自外語學院的老右，英木蘭的英語也非常好），兩個人有共同的語言，只是她走出這一步的原因之一；而更為本質的問題所在，是出自於她對他的同情。王繼昆本來是有一個美好的家庭的，夫妻感情也很不錯；但是女方家長反對這門婚事，原因是王繼昆是個右派。後來因為王的妻妹，要嫁給一個解放軍的軍官——在當時政治擇偶不僅是一種時尚，而且發展為社會不成文的條例。王妻家中，為了完成這門大好婚事，便迫使其姐與王繼昆離異——否則在填寫檔案的社會關係這一欄裡，便有了一個右派姐夫。王繼昆與其前妻分手後，精神受到的刺激之強烈可想而知；偏偏此時此刻，王在化工車間勞動時，又被火鹼燙傷，英木蘭在為他醫治燙傷時，便對王產生了強烈的同情。英木蘭對我說道：“我是首先對他產生了人類共有的同情，才漸漸彼此相知相敬相愛的——假如，他沒有前邊的命運坎坷，他當時就是一個單身漢，我就是與他有共同的語言，我怕是也不會走出與他結婚這一步的——因為我這個人，比較喜歡獨處；可以這麼說，是王繼昆的生活不幸，改變了我的生活狀態。”
至此，我好像已然對英木蘭那天敢於爬40米高的大煙筒，有了一個全面的理解了。一個心揣博大精神的人，面對困境會產生博大的情懷；只有一連串為別人著想，而一次又一次捨棄自我的人，才會產生驚人的堅毅。她說她在爬那高高的大煙筒時，沒有恐懼；但她每攀上一格鐵梯，都要告誡自己鎮靜，並自我激勵一定能夠成功。這個成功，意味著的不僅僅是無畏——更是她人格、意志的自我完成。
我曾詢及她這一問題：“這裡邊有沒有宗教精神因素在起作用？”
她沉默了許久，沒有作答。當時的“文革”把一切都砸爛了，我如此提問不是給她出了一道難題嗎！我又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逆向推理，問她是不是“活學活用”之成效，她亦沒有作答。正是這兩個沒有回答，我才對她肅然起敬，致使我這部回憶錄動筆之前，升騰起必須見她一面的願望。好不容易從昔日難友處找到了她的地址。這個地址既在我意料之外，又在我意料之中——她的問題得到平反後，便很快皈依了她從小信奉的天主教，此時她住在修女院，已是天主教北京教區的若瑟修女會副會長。我去看分別了15年的她，她身著黑色修女的聖裝，神態與在勞改隊時沒有什麼差別——如果非要尋找一點什麼差異的話，那就是她脫掉了醫生的白褂，穿起了修女的黑衫。她依然是那麼沉靜，那麼安然。讓我感傷的是，她的先生——我的同類王繼昆得了膀胱癌，已然在1989年離她而去。曾記得，王繼昆在1988 年前後，曾給我來過一封信，談及對我作品的印象，他在信中說，我的小說《風淚眼》、都寫了落難知識分子的真實生活。他希望我能以紀實的文體，比較系統地寫出我們這一代熱愛民族的人（當時第一部尚未出版）；而今他已去了天國，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在我對昔日的生活回訪中，英木蘭成了書中不可或缺的一顆閃光的星斗。
1995年，世界婦女代表大會在中國召開，英木蘭是作為中國宗教界中的修女，參加世界婦女大會的。我想，那些來自地球不同經緯的不同膚色的女性，無論她們的想像力多麼豐富，也想像不到那神態安然的修女英木蘭，曾經留下一個中國女性所獨有的生命傳奇——其中最為令人震撼的一筆，是她曾在極其困頓的勞改生活中，如長虹出世，壓倒過全體鬚眉，那些來自地球各個角落的女性，她們對中國曲裡拐彎歷史的了解只是隔靴搔癢，從而無法對這個從歷史溶洞中走出來的女人，從今天的形態上去還原她的過去……
誰能破譯她體軀內的生命密碼？大概只有曾與她有過共同受難的經歷，並以人學為研究對象的作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