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在看病時，與同類姜葆琛邂逅，在勞動之餘，便常常到他那兒閒坐。之所以在眾多的老右中，我對姜葆琛情有獨鍾，不僅僅因為他曾帶我去見過呂熒，那一面之緣的深情使我難忘；更大的誘惑是他一個人獨占一間屋子。當時擴建化工廠廠房在即，他擔任著廠房的畫圖工作，與他談話周圍沒有耳朵，更便於彼此談心。我每次走進他那間屋子時，他都立刻放下畫圖的圓規和紙筆，與我東拉西扯地談起“文革”中的種種問題。他人長得雖然清瘦，卻很健談。他的腦門很大，臉又向裡凹進去不少，由於反差極大之故，他那外凸的前額與他的凹臉，彷彿他的面部既有高山，又有盆地；他那“高山”中，像是藏著無盡的礦藏——我每每到他那兒，似都能受到啟迪。
他已經帶著我結識了王繼昆和英木蘭，在那些接觸中，他扮演的只是旁聽者的角色，我在當時還不知道他的個人經歷。待我職業病中的尋覓得到了滿足之後，有一天他對我說： “你是不是有朝一日，想寫寫這個20世紀的'花木蘭'？”
我告訴他我的文學之夢，早已死了多年。並對他說起《折夢“桃花源”》裡的一個個苦澀故事。他不以為然地搖著頭說：“幹哪行，都有哪行的職業病。比如，我在生理上有'風濕性心髒病'，按醫生的要求，就該少畫圖，多休息；可是我過去學的是水利專業，從大的範圍仍然屬理工科的圈子。所以我一走進這間屋子，就像鑽進了一個怪圈一般，不動筆紙心裡就難受。你又何嘗不是這個怪圈裡的動物。你剛才說你的夢早已死了，我並不懷疑它的真實性；可是你也別忘了古詩中的幾句話：'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你不覺得這裡邊藏有人生和社會的哲理嗎？！”
在泥河一樣流著的生活中，我麻木了的神經，在葆琛的屋子裡，第一次受到強烈的刺激。是啊！我為什麼總是想對英木蘭的事情探源呢？我說：“也許你的目光入木三分，但是重新孕夢對我並非是什麼好事。”
“有什麼不好？中國這一段大歷史，自然用不著我們去勾勒；可是發生在我們身邊的小歷史，誰能比你更有條件描述它？”他用畫圖的圓規，漫無目的地在紙上畫來畫去，“比如英木蘭，正因為她不是花木蘭，而是一個知識分子，歷史的內涵量才更大。”
我理解他所謂的“內涵量”是指的什麼東西。他不說破，我也不說穿——因為我們畢竟是初識的朋友。在那種環境中，常常是隔牆有耳，無論是他還是我，我們都知道我們議論的話題，已然切入了政治。所以，只要有人一進他這間畫圖室，我們便立刻變成啞巴不說，我還會起身告辭。這種出於自我保護和彼此愛護的告辭，正好說明我們的親密無間。
他有時也到我和張滬住的農村小屋裡來，張滬見他面黃肌瘦，有時也給他做點兒好吃的——在那個環境中，所謂好吃的不過是烙餅和麵條之類的東西。山西人多愛麵食，幾乎一年到頭也不吃一次米飯；我們這些實質上的賤民，當然更沒有擇食的餘地。無論是多高的廚藝，也只是在麵食的範圍中換來換去而已。我對葆琛的深刻了解，就是從做飯開始的。有一次，他又到我住的小屋裡來。正巧碰上張滬晚上加班，不能回到小屋來吃飯，他就挽起袖子，和起面來了。我知道他身體虛弱，便搶過面盆來——他一把推開我說：
“吃你倆做的飯是挺有味的，就是不經餓。”
我覺得葆琛有點兒可笑，因為他對我講這話時，嚴然是以一個麵食專家的口吻。
“你比我來山西還晚，從哪兒學來做麵食的技術？”在他和麵的時候，我已看出他和出的面比我們和的面要硬——這是一個專門的學問。
於是他便從和麵的話題中，引出了他的痛苦經歷。我真是難以相信，一個看上去弱不禁風的人，一個風濕性心髒病患者，一個昔日連一小平車蘆葦都拉不動的人，卻有力量去抗衡“文革”。如果說英木蘭，表現的是一種恬淡中的剛毅，而姜葆琛則表現為抗爭中的不屈。他告訴我，他早就來過山西了，吃了不少山西的麵食，喝過不少瓶山西的老陳醋了。
“文革”開始時，在一天的夜晚他拖著帶病之軀，從天堂河農場逃跑了——不是逃往他的老家張家口，而是一路向南，一直逃到了紅土地帶的西雙版納原始森林。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已然使他聯想起秦始皇的焚書坑儒。 “文革”乍起時，反“四舊”反得火葬場屍滿為患，姜葆琛的理智已然崩潰。他無法理解他熱愛的祖國，何以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就變成了一個人鬥人、人殺人的場所。他與美學家呂熒是先後被冠以不安定分子，以“強制勞動” 的名義收容進了天堂河農場的。最初他體恤大學者呂熒之苦，為了照顧這位老人，他強使自己逆來順受；後來他發現自己已無法為呂熒解除任何痛苦，便決心逃離這個勞改農場。
在逃跑之前，他用手裡僅有的一點錢，偷偷買了一個指南針（這是準備逃到原始森林時指路用的），並買了不少的壓縮餅乾，以減少逃亡時的攜帶負荷。當時紅衛兵正在全國大串聯，鐵路交通完全處於失控狀態。他先冒充串聯的紅衛兵（當時非常方便，胳膊上套一塊紅箍，寫上“紅衛兵”三個字，再找一身沒有領章的綠軍衣穿上，便算有了護身的符咒），登上了南下的火車。
一路上心如揣鉛般地沉重，自不必說；無論哪個真造反派發現他，他這輩子就算交待了。但憑著姜葆琛精密的腦袋，早就把可能出現的漏洞，堵得無一空隙。因而在南下的火車上，他一度還成了頭面人物。他是清華大學的高才生，應付那些毛頭小伙綽綽有餘，因而一路平安。只是火車通過黃河大鐵橋的時候，他險些露了馬腳：他在清華大學是學水利的，而當初報考水利系的初衷，就是懷有治理黃河的宏大抱負的——結果在臨近畢業的五七年，就被劃成了階級敵人，使他的滿腔熱血付之東流。而眼前他成了一個逃犯，正好路過這條母親河。 “餵，你怎麼掉淚了？”有一個同車南下串聯的紅衛兵，質詢他說。
姜葆琛當真不知道自己眼睛濕了，只好隨便胡說，他的母親是河南邊上的蘭考縣人，有一年黃河發大水，母親被大水給淹死了。他所以要拿他母親堵紅衛兵的嘴，因為在一般人的眼裡，沒有人會褻讀母親，這是最具有說服力的理由——當然，他的這些話純屬胡說八道，但是正是這種胡說八道，才使他南行一路平安。姜葆琛對我說：“火車通過黃河大橋時，我是對著黃河流淚了。這一是哭我們的民族，亂到了這個份兒上，那些為毛澤東打天下的勇將，也成了階下之囚；二是哭我自己，在當初為什麼非要報考大學，還學的是水利——知識越多越反動，當一個工人進了工廠，就不會有當右派的事兒了。我的家境很糟，小時候家住在內蒙古準噶爾草原，後來因為家境的變化，母親改嫁到了張家口，生活上十分困難。我不但不能給她幫助，還要她為我擔心。所以，當車過黃河時我的神經失控，不自覺地流出了眼淚……”
“你想逃到哪兒？”我似乎感覺到了，他不是一般的出逃。
“我想去雲南。其實當時的紅衛兵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藉著坐車不要錢的機會，到各個地方去觀光的。與我同車的幾個中學生，就是去雲南大理。我們一路同行，他們把我當成他們的頭兒，竟沒有一個人，懷疑我是個異類。這在某種程度上，增強了我的逃亡信心。到昆明車站，我與他們分手了——我要去的是地臨景洪縣的西雙版納森林，從地圖上顯示，那兒靠近中緬邊境；我當時想的是偷越國界，離開生我養我的祖國。道理就不用說了，好端端的一個中國，突然在幾個月之間，變成了人鬼難分的陰陽界；我雖然有病，可是我寧願死在與自己的命運抗爭之中，也不願意在囚籠裡受罪。”
“我不知道你去過雲南沒有，那兒土地的色澤都是紅的——從昆明通往景洪的公共汽車，每一輛都是超載運行。為了減少不必要的麻煩，我有意識地爬到車篷頂上，以減少與紅衛兵的接觸。因為快到敏感的邊界地帶了，我必須小心翼翼；不然的話，一路上的艱辛，都將付之東流。命運之神，還算可憐我這個逃亡者，在歷經兩天的行程後，我終於到了西雙版納的邊緣。在景洪小鎮，我買了些防止蚊叮蟲咬的藥品，並塗抹在了身上；然後在一大的晚上，我闖進了無邊無際的原始森林。”
“真也怪了，我這個看上去弱不禁風的病號，竟然有那麼大的勇氣，敢於走進這原始森林中來。為了逃亡，我事先查閱了一些有關這個地方的書，其中最使我害怕的是一種名叫'見血封喉'的毒樹。只要被這種樹葉碰破了皮膚，是任何藥品也解救不了的。在茫茫黑夜之中，到處都是樹，在穿行之中，又不能打開電筒對每一棵樹，都細細察看——因而，我只有撞大運了，碰上這種毒樹算我命短。壓縮餅乾很快就吃完了，好在西雙版納的野林中，有叫不出名字來的漿果充飢，短時間內，還沒有餓死的危險。最可怕的是那些四條腿的動物，在白天穿越森林時，我常常見到它們的身影，因而當夜幕降臨時，是我最為害怕的時候—— 為了躲避可能發生的襲擊，我不得不像長臂猿那樣睡在古藤織成的'樹床'上。”
“無論怎麼說，那幾天的時間內，我生活在一種希望之中，希望是戰勝恐懼的力量，我是在恐懼與希望的並存中活著的。森林中有許多倒木和葛藤，我的衣服被樹枝刮得襤褸不堪，但是指南針在告訴我，我一直在向著南方行進——這麼走下去，總是會走出莽林抵達中緬邊界的。問題出在一次夜宿於樹藤之上，第二天早上，我伸手去掏我的指南針時，嚇出了一身冷汗，為我引路的指南針，不知道丟在了什麼地方。我在樹下找來找去，不見它的踪影，這就是說，我把它丟在了原路上的什麼地方——這裡說的'原路'，根本不是路，除了我之外，大概只有野豬、野牛走過，沒有任何道路的痕跡——這叫我到哪兒去找？”
“指南針的遺失，對我的一生太重要了。應該怎麼對你說呢，它等於斷送了我的所有希望。莽莽林海，白天都難以看見太陽，目光所及之處都是綠色，我如何去尋覓我的去路呢！退又退不出去。向前走又沒了方向——我坐在一棵倒木上，幾乎要急瘋了。說來說去，人是一個精神動物，自從丟了指南針，我覺得我全身的病都來了，心髒病的胸悶伴隨著的心顫，使我一下子像個癱子一般，再沒了向前走下去的勇氣。但是停在這兒是等待死亡，我只好咬緊牙關，開始了向自認為是'南'的方向，東倒西歪地踉蹌。古代的民諺中有'黃鼠狼專咬病鴨子'一說，那天我爬行餓了，便像往常一樣採摘林間的漿果充飢，竟誤食了毒果——我倒下了，在迷迷糊糊中，我認為我的生命已然走到了盡頭。待我清醒過來時，發現自己躺在一個傣族姑娘的竹樓裡——我如同返祖般的原始人的生活，到此結束。當然，我苦心為自己設計的逃跑計劃，也徹底流產……”
英木蘭與姜葆琛——這兩個看上去溫文爾雅的知識分子，從不同的兩個角度，在苦難年代裡，演繹了各自不同的苦澀故事……不過，在姜葆琛的苦澀中，還留下了使他終生難以忘卻的竹樓情韻。他住進的那個竹樓，是一個離邊塞村寨有幾里路遠、看守橡樹林的小樓；而救他一命的姑娘，是橡樹林的看守員。她不僅把他背到了小樓上，還為他更衣擦傷，把他視若一個漢族的大哥哥。人非草木，孰能無情？西雙版納有一種名叫風流草的植物，還懂得聞風而舞呢！在那隻有一個男性與一個女性的世界中，一個逃跑的囚徒與一個傣族少女，很快就從相知到相愛。當然，即使是姜葆琛激動到了忘我的程度，也是不會把他到西雙版納來的目的，告知她的——在那個年代，他如果吐露真情會把這個小姑娘嚇死。他謊稱是大學裡的紅衛兵，特意借大串聯的時機，來考察林子中稀有植物的——他又有著一張知識分子的臉和文明的談吐，因而很快獲得了姑娘的信任。
“首先是我感情失控的，但是有了一次，就難以再勒住馬僵了。”姜說，“這姑娘相貌平常，但是心地特別善良。比如，我提出我不能見到生人，每次護林小樓來人，或割膠的傣族鄉親來閒坐時，她都會把我藏起來。她在深夜裡對我發誓，永遠不讓村寨的人知道我的存在。按情理而言，我在那兒有性愛，又有溫暖，在那兒安身立命也就行了；但是我是為抗拒“文革”的暴政，而逃到這裡來的，總是像作賊的一般東躲西藏，也不是個長久之計。當時中緬邊界地區的盤查很嚴，時不時有越界逃跑的人被擊斃或被生俘的消息傳來，我再想越界，已然喪失了機會。該怎麼活下去？這是我體力恢復了以後盤旋在我心扉中的問題。終於有一天，我作出了另一種選擇——那是因為紅衛兵串聯到了她們的村寨，一種惶惶不安的心緒，使我產生了決心要離開這兒意念。可是無論從哪方面講，我都該把我的想法告訴她，但是又怕她不讓我走。幾經考慮，我還是覺得不辭而別是個上策。當然這種行為，是十分不道德的。也正是因為有失道德，使我一直都覺得有愧于她——將來你有一天如果寫回憶錄之類的書，不要寬恕我，要寫下我這筆良心債。一天早晨，她還在睡夢中時，我不辭而別地溜走了。南逃的願望已然破滅，我的路線是北返家鄉……”
之後，姜葆琛歷經了種種困難，終於回到了北京，為了逃避追捕，他只在朋友家中過了一夜，就奔向了生養他的準葛爾草原。在逃亡的路途中，他聽來自草原的流浪客說，那兒“文革”的手段，比北京還要殘忍；便在途中改變了計劃，更名換姓地混進了雁北呂梁山下的一支打井隊。那兒人煙稀少，水源尤其匱乏，找水打井就成了當地的大問題。每天與打井工人見面的，就是長城上的古烽火台。他在清華大學是學水利的，按說可以發揮其專長；怎奈當地不僅是山巒疊起，而且地下水位極低，找水打井是個難上加難的活兒。但無論怎麼說，他在工人隊伍裡，是羊群裡的駱駝。在沒有文化的築路工人中間，很快成了工人中間的技術力量。比如：在雪地裡他看見哪兒的雪融化得最快，就知道那兒下面藏有水源——在那兒開鑽打井（當地老鄉叫做打“鍋錐”），比盲目亂找水源工效要快得多。所以，儘管姜葆琛不想出頭露面以便於藏身，他還是很快成了打井隊中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擀麵和麵的技術，就是在那兒練就的）。俗話說：樹大招風。在一群沒有文化的工人當中，有人開始懷疑他的身份。在一天夜裡的大清查中，他被身穿警服的武警，戴上手銬帶走了——姜到了此時，認知了再以假亂真，會給他帶來更大的麻煩，便向武警言明了自己的身份是個“強勞” 分子——當然，他沒有言及到出逃西雙版納的問題，那將涉及到叛國，在當時“文革”的高潮中，是要掉腦袋的。
武警當夜將他馱在摩托車的後座上，並將他的手銬用鐵環套在摩托車的車座上，以防止他逃跑。當天晚上，姜被帶到一個四面環水，中間是一座監獄的水上囚牢。監管人員，先讓他面對著牢牆蹲了幾個小時（中間不許起立）；到了殘陽西下的時候，才把他帶進一排牢房中的一間。就是在那一間牢房裡過夜時，他才知道這個遠離皇城的監獄，竟然原始到如幾百年前的宋朝。姜葆琛十分感傷地對我說：“說起來，你這個在大牆中度過了近20年的人。都不一定相信，那裡牢房裡的犯人，每夜還要互相叫號。那排牢房之間，上邊都有一個方洞相通，一號牢房中值班的犯人，過了一定的時間後，就要高喊：'太平無事喲——'二號牢房值班的犯人，馬上要接著唱合：'太平無事喲——'接下去是三號牢房，四號牢房，五號牢房……依此類推，一直到那排牢房，一間接一間地全部唱完為止。過上一個時辰，這叫號聲又周而復始。我躺在牢房裡的大炕上，靜聽著那高一聲、低一聲的叫號，當真地掉淚了— —這不是為我個人的命運而流下的眼淚，是為中國獄法的返祖而流下的淚水。我讀的書雖然不多，但我記得遠在宋代，獄吏們為了讓犯人自監以防止逃跑，在史書中留下犯人們互相唱合的記載——多少個世紀過去了？多少革命的志士賢達，為了反封建主義，拋頭顱灑熱血，爭取中國的民主自由？但在那塊封閉的土地上，還停留在遠古時代——作為一個20世紀的知識分子，能不為之涕零嗎？！”
我沉默地聽著姜葆琛的自白，心中也不禁升騰起一片苦澀。當然，那是一個監獄中最為原始的角落，但僅此一家也足以值得我們深思的了。不是嗎？ ！姜葆琛君後邊的經歷，就沒有什麼曲線了——他被押送回天堂河。不久，大隊人馬開往茶淀，他便到了那兒的老殘隊— —他是一個有風濕性心髒病的人，又經過了這麼一場天南地北的折騰，當然只有進老殘隊的份兒（雖然當時他只有34歲）。不久，他們又從茶淀調到山西大辛莊農場——我和他便有了在老殘隊見面之後的又一次的見面。
一個有著嚴重疾病的人，在那個非人的年代，能夠置自身病軀於不顧，像繭蛹變成飛蛾那般，勇敢地突破絲網欲飛（儘管它沒能成功）——這裡不能不忠實地記錄下中國知識分子中的另一種類型的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