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辛莊勞改農場，是個“雜貨店”。它除了務農之外，還有許多與農不相干的工種。最讓我驚奇的，它有著一個生產漂白粉的化工車間和一個銑工車間。至於製坯燒磚，那是為了建四氯化碳的廠房，面臨時成立的。
初到這個地處長治市郊的勞改點，首先見到的是光禿禿的樹木，那正是夏日時節，正是花紅葉綠的日子；但是因為漂白粉塵的污染，場子周圍的各種樹木，一律是“尼姑”與“和尚”的腦袋；所剩下的少許幾片樹葉，也都捲曲著身腰，形色枯黃。這給我們這些初到大辛莊的成員，留下了一個沉鬱的印象。
像在礦山一樣，我們近十戶“雙勞改”，住在場外的一個小村里，“大部隊”則住進了院內的監舍。我住的那家農戶姓常，以務農為生，家庭生活屬於溫飽型。也許正是因為其生活元憂，與我們反而少了王鐵匠一家人那樣的情分，這地方雖然靠近長治，但是仍然沒有自來水，我們仍要到井邊挑水做飯。臨離開礦山之前，我們已自備了水桶；一個名陳興發的福建同類，又在我們告別礦山時，送給我一副竹木扁擔。因而我們在生活用具上，也算鍋，盆。瓢。碗齊備，沒有要求助於老鄉的事情。
古話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也像晉普山建礦一樣，要建立一個化工廠，首先要有廠房——而建廠房，需要的不僅是勞動力，還要有大量的磚瓦。所以我們調到到這兒來的“二勞改”。除了女號及年紀大的男號下大田以外，絕大部分的勞力，都投入了製坯燒磚和配件廠的勞動。為了爭時間、搶速度，磚窯也實行日夜三班倒；歇人不歇馬，因而與漂白粉車間僅有一牆之隔的磚窯，夜間依然燈火通明。
我的任務是拉坯車。只要切坯機不停地轉動，我拉的坯車，也就像走馬燈一般來來回回地跑個不停，一輛大平板車上，拉著近百塊濕坯一路小跑，不敢有任何鬆懈——因為切坯機是不等人的，除非它因供土不足而停止了運轉，否則每個拉坯車的人，就永遠不要想歇腳。劉四為機器起了個名兒，叫它累死活人不償命的“絞肉機”。我就是這台“絞肉機”中的一塊肉，在我氣喘吁籲的時候，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埋骨幹晉普山的建源君，在曲沃拉土車時的比喻——我們還不如老舍先生筆下的駱駝祥子。是的，樣子拉車雖苦，但他是個自由人，願意拉就拉，不願意就撂下車把。我們就好比切坯機上的一個部件，只要它不出毛病，你就在高高低低的路上跑吧！反正只要通往坯場的路上，有燈火為你照明，這種像驢兒圍著磨盤轉的原始勞動，就永遠沒有終結。
趕上夜班還能圖個涼快，要是輪上下午班，那就遭了罪了。太陽像個大火球在頭上掛著，身上僅有的一條褲衩，都被汗水洇濕——在這兒又不能像在茶淀農場那樣赤裸全身，索性來個光腚大戰；因而到了坯棚裡的那幾秒鐘，是拉坯人擦汗的時間。好容易盼到天上雷鳴電閃，大雨傾盆而落，那也有你的活兒乾，拉車的“駱駝樣子”們放下坯車，到坯棚裡去倒坯上架——目的是為了讓濕坯早些風乾，以便進窯燒磚。
至於在12個窯孔的大輪窯里幹燒磚出磚的活兒，就更苦不堪言了，我有幸沒有被分配到窯內勞動，可是有那麼一天，負責大窯出磚的張漢文（即在曲沃為張滬打棺材的那個木工）病了，我臨時被派去頂他的班，可算是嚐到了個中滋味。窯內燒成的磚，自身還帶著滅火後的餘熱；加上大窯中的高溫，鑽進大窯，就如同鑽進了烤箱，這兒倒是見不到太陽，但燒窯的爐火就在身邊；那種高強度的熱浪，能把土坯燒成磚，當然也就能把人燒成灰燼。因而在大窯內出磚，真猶如孫悟空進了火焰山一般——是並不存在的神話，可是大輪窯的燒烤蒸煮，卻是勞改隊的真實。出窯工把磚拉出窯來，是用一輛專用的木架車，出窯人要站在燒好了的磚堆之前，一塊塊把它們裝進木架子車——那車可以容納200塊磚，出窯人要裝上個把小時，才能把磚車裝滿。而一個班內你必須把磚全部拉出窯洞，因為下一個班就要裝進新坯——也可能我是第一次幹出窯的活兒之故，頂替張漢文的那個班時，我差一點兒暈倒在灼熱的大窯之內。
因而，我一見那40米高的大輪窯的煙筒，就立刻想起那次從窯內出磚——若同在老君爐裡煉丹的記憶。在磚窯我大約乾了有三個多月的時間，因為化工廠上馬在即，急需機械配件，場內挑選一些有文化的人，到一所大廟改成的配件廠當機工。我被挑中了，於是，剛剛熟悉了拉坯車技術的我，又被調往配件廠銑工車間當銑工。記得當時有一個姓孫的老右，他是上海人，來自於理工學校；還有一個名叫張大中的老右，他來自北京郊區丰台，原來是個教師。他倆都是精通車床業務的人，因而是我的師傅，我是他倆的徒工。我從小代數課幾乎沒有及過格，還有過考零分的記錄，讓我站在一台立銑銑床前面乾需要計算的活兒，實屬小才大用——是把木棍當椽子用的拔苗助長之舉。
記得，隊長找我談話時，我如實地對他述說了我的苦衷。他說：“你的手過去能寫文章，怎麼就乾不了這個活兒呢！”
我誠懇地請求說：“那是兩路功，從工作出發，您還是讓我拉坯車吧。”
他有點兒不高興了：“這既是工作需要，也是對你的照顧。磚窯的活兒，你不覺得累嗎？”
“累慣了，也無所謂了。我說的都是大實話，我確實掌握不了銑床的性能，特別是立銑銑床，它要求有數學頭腦。”
他立刻像是發現了我的什麼破綻似的，板起臉來訓斥我道：“你既然不懂，怎麼知道它需要計算！我看你改造了這麼多年，還沒有改掉你反動知識分子的清高。你幹也得乾，不干也得乾！”
想不到我的這片真誠，在他眼裡得到的卻是反證，這讓我有苦難言。在有些勞改幹部中，確實有一種逆反的推理模式：以假為真，以真為假。你越是說自己不行，他越覺得你行——你越是說自己行，他越覺得你不行。我再要申辯下去，是自討沒趣。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成了一名不稱職的銑工的。非常遺憾，開立銑銑床製造機械配件的日子，我出過好多好多的次品。記得，最為嚴重的一次，在一個夜班的8個小時之內，我一連折斷了兩把銑刀。好在管理我的兩個右派師傅，還能知道我的苦衷，不然扣上個有意破壞生產的帽子，是非常容易的事。在曲沃演出的是“豆箕相煎”；在這兒演出的卻是相濡以沫——知識分子中間的老右，像天上的雲影，有的甘當白雲蒼狗，有的千方百計在階級鬥爭的疲勞轟炸中，追求閒雲般的自我安閒。在我的認知裡，與我同組的張和孫，就屬於後者的類型。與他們漸漸熟悉以後，我才知道來到這兒的同類很多。其中革命資歷最老的名叫朱希，是來自新聞出版界的右派，還有來自於老上海交通大學的譚其飛，來自化工系統的工程師羅金生，來自兒童醫院的Ｘ光專家呂守棟，以及來自北京院校和畢業於北京院校的曹大士、王繼昆，來自機關的干部、教師、職工何成偉、王仲仁——其中還有一個與我只有一面之緣，但是卻永生無法忘卻的老右姜葆琛。我們在茶淀老殘隊旁邊的大蘆葦塘相識，他曾帶我去見了老殘隊中處於彌留之際的美學家呂熒。
他們都屬“強勞”分子，比勞動教養分子的罪名輕一些，但是“文革”不管你是什麼“分子”，在林彪的一號戰備令發布之前，他們先到了天堂河農場，後去了茶淀農場；待“一號令”頒布之後，他們與我們一樣，前前後後都來了大辛莊農場。由於我一直在大輪窯勞動，而大輪窯在大牆的外邊，所以沒有遇到眾多的老右；而今我走到知識分子密集的配件廠，才知道“大轉移”中，山西成了“垃圾箱”，形形色色的“不安定分子”，都傾倒到山西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