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春，與被台灣關押多年的台灣作家王拓先生會面於北京惠中飯店。是巧合？還是……台灣中轉囚徒的收容所，也叫“土城”。
“土城”，顧名思義就是土屯之城。據史料記載，公元1272年時，元朝改金中都為元大都，北京首次被定為都城。土城即元大都時的遺址。其城牆皆由夯土而成，這個收容所的赭黃色殘破圍牆就是古老土城中的一段。它外表已然十分古老而斑駁，標誌著它的年輪久遠。為了掩人耳目，土牆外幾十米遠的地方，圍上一圈高高的紅色磚牆、“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門口矯飾得如同一個普通機關，陌生行者只觀其外表，絕不會想到裡邊是個“勞教收容所”。
來土城之前，我們已在東城公安分局扣押了10天。張滬去了女號，我和趙筠秋押放在男號。那是一間十五六平米的屋子，面對面有兩排木板大通舖，室內沒生爐火倒也感不到冷，因為這間屋子關押著14口子人。屬於知識分子的只有趙和我，其他一律是流氓、地痞、小偷、盲流……使我十分費解的是：在這方寸之地他們仍然十分逍遙，似乎房屋四壁，對他們並不是一種間隔。他們談吃，談喝，談倒賣糧票，談玩弄女人……只有我和趙各在房子的一角，蹲在那兒揪著頭髮，想各自的心事。
中午時分，看守員送飯來了。兩個拳頭大的小窩窩頭，外加一塊鹹菜。我滿腹愁思，毫無半點食慾，那些“同號”見狀，便蜂擁般地搶我那兩個窩窩頭。我著實不能理解他們，何以會如此失態。同時頓感自己已跌入社會的最底層，也許將來要永遠和這些流裡流氣的人為伍了——我感到深深的悲哀。
“餵！你是吃屎（知識）分子吧？”
我拒絕回答。
“別想不開嘛！笑一笑，十年少，於嘛總耷拉著腦袋！”
是啊！難道我哭就能哭回來自由嗎？我感謝他們的提示，苦澀地笑了笑。
我很後悔，12月19日的清晨，沒有親吻我小兒子一下。當時，他還在孩提世界的幻夢之中，圍著一條紫花小棉被，均勻地呼吸著——他在夢中，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他的爸媽此去將是長長的別離。我更對不起我的母親，自從我4歲喪父，母親一直漿養著我，孤兒寡母相依為命。為了我能求學，她來北京給一個有錢的人家當過保姆，我這獨根苗苗是她用血汗澆灌起來的（我是獨生子，無兄弟姐妹）。現在我和妻子都突然離開了她，又把一個兩歲多的小孫子留給了她，她將重新像老鳥餵育幼雛一樣，負起保護和漿養第三代的任務。這，對一個苦命的中國婦女——我敬愛的媽媽，不是太殘酷了一點嗎？ ！
我潸然淚落……
又慌忙把眼淚擦掉。
張滬關押在找對面的屋子裡。那是一次男號放風去廁所時發現的。我隔著塗著白漆的玻璃空隙，看見了她那頂紅色的毛線帽子閃動了一下，從而斷定了那就是她。由於這個生命磁場的發現，我常常情不自禁地踮起足跟，探長脖子朝對面屋子裡看，心裡虔誠地祝愿她，能夠堅強地活下去，並能回視我一眼。但我只能看到那頂紅毛線帽，偶爾移動一下，而無法看見她那張清瘦的帶有病容的臉。
那些“同號”比猴兒還精，他們很快發現了我的舉動。隱瞞是毫無意義的，我告訴他們對面屋關押的是我愛人。為了滿足我的精神需求，他們由兩三個人用胳膊搭成腳墊，叫我像運動員那樣，登著他們的胳膊，登高眺望；我著實欠缺他們的勇敢，怕被警察看見挨訓。其中，一個臉膛黑黑名叫張嘯虎的東北人，譏笑我說：“像你這種人，只配在度荒的年頭餓死。看一眼咋的了？他們是能給你加兩年刑，還是能摳掉你的眼珠？”在他鼓勵之下，我斗膽地登高朝北屋望了一眼。由於居高臨下，我看清楚了：那空蕩蕩的“號子”裡，只有她孤零零的一個人。她圍著棉被端坐在牆角，像在吉普車上的神情一樣，緊緊地閉合著雙眼…… 19日早晨，她是帶病去報社開會的，看樣子，現在她的病還沒有好。
看不到想看，真正看到了，又加重了我心中的愁楚。兩扇門，兩把鎖，儘管我和她不過幾米距離，卻若同遠在海角天涯。我自幼不信神鬼之類巫說，卻總是想起那天晚上去看的夜戲。我倆都遠去了，家裡一老一小又該如何度日呢？前兩天的一個下午，警察把我和她的行李，各自擲進我們的號房，老母親和孩子想必已經知道了我們的厄運，此時這一老一小又在想些什麼？此時的我如亂箭穿心，常在夜間如犯囈症一樣，突然從床板上坐起身來。我想大哭一場，想歇斯底里地大喊幾聲，可是那些“同號”，睡得那麼平靜而香甜，我只好強壓下心中的焦躁。
其實，我母親在這幾天裡經受的精神折磨，比我還大（這是後來才知道的）。 1960年12月20日——我們迸了分局的第二天下午，張滬的父母聞訊來我家看望一老一小。張滬父親——這位延安來的老布爾什維克，頭上雖然也頂著一頂右派帽子，但他還是義憤地向我母親表述了他的心聲：“滬兒和維熙很可能又評議什麼國事了，難道我們的總路線、大躍進，真像報上吹得那麼好嗎？怎麼敢講實話的人，就要給關起來呢！”他又安慰我母親說，“這不是他們一兩個人倒霉的事兒，是我們國家的災難。你們一老一小要活下去，還要活得結結實實，經濟上有困難，我們接濟你們！”
兩個老人還沒走，家裡就闖進三個人來。這是報社保衛科的兩名幹部，會同一名街道幹部，來家裡進行搜查。他們翻箱倒櫃，把桌子抽屜以及書箱中，每張帶字的紙本和紙片都裝走了。不知是因為臨時突擊搜查之故，還是由於他們的馬虎，竟然沒有帶來麻袋一類的東西，臨行前還向我母親借了一個大大的包裹皮，把這些東西包走，裝上了汽車（我寫的長篇小說草稿《第一片黑土》，就是在這天被裝走的）。
三個老人在另一間屋子坐著，靜待他們的搜查，我的小兒子不了解發生了什麼事，還跑去幫助他們拾撿遺落在地上的紙片，並伸出小小巴掌：
“叔叔！給！”
“這是我媽媽給我畫的帶小辮的無軌電車！”
“好看嗎？”
沒有回答。
沒人理睬。
我母親詢問他們我倆的確切去處，得到的回答是三個字：
“不知道！”
我岳父也詢問他們說：“他倆究竟又犯了什麼錯誤？”
“沒錯誤就不會處理他們！”這算是回答。
至今，我母親仍然記得那天的悲涼場景：那間屋子被翻得亂七八糟，書籍和碎紙片攤了一地。三個老人愁鎖眉梢，一直呆坐到深夜。
第二大，一個好心腸的街道老太太，悄悄地告訴我母親，說我倆關押在東城分局。出於同情，她自願為我母親帶路，為了防止別人說三道四，她和我母親約定走在路上時，要拉開距離，裝成兩旁路人的陌生樣子，以遮人耳目。我母親把小兒子安頓給街坊鄰居，找出來推小孫子的小推車，上邊裝上臉盆及衣物等雜什，蹣跚著兩隻白薯腳（她幼小纏足），跟著那位老太太給我倆送來衣物。分局的門警比較通情達理，除了收下給我倆送來的東西之外，還告訴我母親，這兒不允許“接見”，將來把我們送到勞改農場或勞改礦山時，她才可以去探望。至於我倆究竟被送到哪個勞改點，他無可奉告。
是的，連我們自己也不知道要去何方。據同號“二進宮”的扒竊犯說，我們先要進土城（又稱北苑）收容所，那兒是勞教分子的集中點；然後，從那兒發配到各個勞改隊，最遠的地方是中蘇邊境的興凱湖。
我真是不寒而栗。 1955年，我作為一個青年作家，曾去北大荒和大、小興安嶺深入過生活，那兒距離北京千山萬里，雲水迢迢。如果命運真把我拋向了那兒，老母和幼子就難得相見了。我喜歡北國，尤其喜歡北國的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風光，我不懷疑我這個囚徒能夠生存，但我憂心北京的一老一小。張滬已然“自絕於人民”一次了，真要是到了那兒，她……
大概是到了第四天，我才開始進食。警察送進來的窩窩頭，我不再分發給“同號”，而是把它送進自己的腸胃。這是神經歷經巨大刺激後開始麻木的信息，也可以解釋成感情逐步冷卻後帶來的理智甦醒。記得，老岳父張宗麟昔日曾不止一次地叮嚀我倆：“既來之！則安之！”事已至此，任何感情的自我折磨，都無濟於事，就像那一朵朵繖形的蒲公英，它們命運無法由自己主宰，只能聽任狂風對它的擺佈和戲弄。
到了第七天上午，我和“同號”被分別叫到審訊室。分局的警察沒有對我進行審問，而是叫我伸出兩隻巴掌，把手掌和十指都蘸上黑墨，往一張厚厚的白紙上按手印。我的掌紋和手紋，以及我作為人的尊嚴和權利，都留在那張白紙上了。在這一剎那間我清醒地認識到，我的靈魂己墮落到霧的深谷，我的肉體已淪落到社會的底層深淵，我這份區別於人民的特殊的檔案，將存入專為罪犯建立的特殊檔案館。同時，我還朦朦朧朧地意識到，這是即將送我們到土城集中的一個信號，公安分局似在完成他們應當完成的程序。
第十大早晨——那是1960年12月29日，我們先是被命令捆綁行李，然後列隊在院內站好。報數。點名。最後點到的名字是張滬。十大的“號房”囚禁，使她本來就蒼白的臉，又增加了幾分菜色，因而她回答那聲“到”時，語音十分微弱。押送我們去“士城”的警察姓田，矮矮的個頭，微胖的身子，他似笑非笑地對我們說：“我提醒你們注意兩點：第一，沒有行李的人，要幫助手中東西多的人。改造思想就要從腳下開始，這叫互相幫助。第二，沒有卡車送你們，要乘公共汽車去'土城'，如果在途中有逃跑行為，別怨我們不客氣！” 他先亮出手銬，又拍拍腰間別著的一支手槍。
至今我還念念不忘那個叫張嘯虎的漢子。他北京無家，因而手中無物可拿，出於對我們夫婦憐憫之情，他跑到隊尾，抓起張滬的行李，就扛在了肩上。有一個犯偷竊罪的年輕人，又替她提起網兜——裡面裝著臉盆，臉盆裡裝著女人用的雜什。還有的“同號”爭著為我扛行李，我回拒了，因為我意識到，更為艱難的路還在前面，我要在艱苦的生活中自立，而不能依靠任何人。
正值年末歲尾，我們頂著凜冽的寒風踏上了為囚之路。馬路上的行人，對我們側目而視；公共汽車上的乘客，都向我們投以窺測的目光。你們看吧！我是曾在50年代初，寫了幾本歌頌新生活小說的青年作家，她是16歲就為黨出生人死，把青春熱血獻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青年記者。只不過我們又講了一些不屬歌頌的大實話，現在是加碼處罰。 “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這是但丁寫下的至理名言，20世紀60年代輪上了她和我。張滬則還是閉合著眼簾，不看汽車上的乘客，也不看我一眼，像個修女那樣，但是眼角卻在滴落著淚水。
我摸摸分局發還我的背包，裡邊還有一包煙卷。我偷偷掏出來，塞給那個黑臉朋友張嘯虎一支，又傳給另外同號每人一支；當我們在眾目睽睽之下，從公共汽車上下來，迫不及待地點燃了煙卷時，警察老田不滿意地看了看我們，大概是考慮到他的押送任務即將完成之故，才沒有製止。我們（除張滬一個之外）每個人鼻孔裡都吐著煙龍，扛著行李，蹣跚著向“土城”緩緩而行。
“土城”的外形像個機關大院，進了大門走了幾十米，才見大牆和崗樓。男號的箭頭指北，女號的箭頭指東，我和妻子一路無言，此時到了分別的路標。
我停下腳步。
她也停下腳步。
四目對視，久久無言。
還是我先開口：“身體不如我，要格外愛護自己身體！”
她點點頭，低聲說：“我不會那麼輕生了，我要等著看看'明天'！”
“到了地方我給你寫信。”我說。
“誰知道我會到哪兒，誰又知道你又到哪兒？”她說，“還是往家裡寫信吧！再由家裡轉告你我的勞改地點！”
“你考慮得比我周到。”
“再見吧！”她腳步並沒有移動。
“再見！但願不會太久太久！”
我在公共汽車上撫摸自己的背包時，除了摸到了煙草之紙還摸到一塊包著錫紙的太妃糖。這些紙菸和糖塊，是我當“糞車夫”時，在漫漫的行車路上吮食的，此時我把剩下的最後一塊遞給了她。
她接過糖，剝去了糖紙，用牙把糖塊咬成兩半，把一半遞還給我。這時，崗樓上的士兵，向我們喊話了。他可能不知道我們是走進囚籠的一對苦命夫妻，因而口氣十分嚴厲： “搞什麼流氓活動哪！走！走！走開！”
兩隻勞燕從此各奔東西。
剛才幫助我妻子扛行李的盲流張嘯虎，此時分出手來搶過我的行李，同時對我耳語說：
“多看她幾眼吧！你們不定啥時候再見面哩！”
“崗樓上的武警，已經訓我一頓了。”我說。
“給他一雙耳朵，讓他朝你喊吧，反正他不敢朝你開槍。”張嘯虎把行李橫扛肩上對我說，“我是'二進宮'了，這裡邊的事，我都門兒清！”
我當真地回過頭來，窺視著順界標朝女號走去的張滬，剛才有幾個小伙子幫她拿東西、扛行李，此時行李和雜什都由她一人拿著，顯然是螞蟻扛山。她像拖死狗一般在地上拉著行李，另一隻手提著網兜中的臉盆及洗漱用具，走兩步，停一下。她是個有潔癖的女人，此時任行李在泥土路上蹭著，拖過行李的地方，揚起股股黃塵。她比我更富有理性，只顧拉著行李走向羅網，我站了好一陣子，她都沒有朝我停步的方向看上一眼。
當然，又招來持槍武警的一頓訓斥。也許從這個時候起，就應開始訓練聽力和中樞神經的分離。訓罵由他們去，我則心神安之。我記起張滬曾向我講起她的一段往事：東北戰役開始以後，國民黨駐上海的警特部門加緊了對地下共產黨的搜捕，她是黑名單中被搜捕的一員。為了安全，上級組織通知她連夜撤出上海，通過旱路和水路從鎮江——揚州——淮陰— —直到鹽城。在揚州到淮陰的日子，她得了傷寒病，便在一個小村里養病，蘇北農村很苦，是稀粥米湯使她起死回生的。她曾不止一次地對我說起當時同誌之間的生死情誼。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同樣是中國共產黨，同樣還是她母體上的一顆細胞，此時卻變為承受折磨的階下之囚，她不得不強撐著虛弱的身子，一步一步地拖拉著行李走向監牢。
這兒是和文化古都近在颶尺的北郊，在磚牆和土牆的雙層圍牆裡，聳立著一座座像蒙古包一樣的圓頂棉帳篷。我們這“五毒”一行六人，走在奔往“蒙古包”的路上，甚至有一點空曠之感。因為目光所及之處，除了“蒙古包”和幾排簡易的紅磚房之外，幾乎沒碰到活人，一群嘰嘰喳喳的老家賊，在“蒙古包”周圍的空地上覓食吃。約莫走了有十分鐘左右，我們在一排紅磚房外停下。那幾個流氓、盜竊犯自動一字排開地蹲在地上，我正不知所措地東張西望，突然聽到一聲吆喝：
“蹲下——”
喊話的人是個白面書生，他身後站著面孔黧黑的中年人。原來那幾位都知道這裡邊的規矩，只有我是個雛兒，不知道“蹲下”是何意思（後來，我在收容所才從“同類”嘴裡打聽到，這就好比過去的罪犯進了衙門，那些刀斧手和衙役們高喊“堂威”一樣，先殺殺你的威風）。我順從地蹲了下來，心內頓覺自己矮了半截。噢！我明白了一點，這是區別公民和罪犯的身價——我已然是階下之囚了。
還是那個白面書生模樣的人，先翻弄著花名冊，後來開始點名。當點到“從維熙”三個字時，他目光分明在我臉上停留了瞬間，然後又去呼喚另一個罪犯的名字。我當時狐疑地亂猜，可能這個小白臉在區別刑事犯和思想犯的差別，不外是對我這個右派加強警惕之意（後來在“蒙古包”裡才聽說，這個小白臉並非收容所的干部，他也是被囿於“土城”裡的右派，他原是一所名牌大學的中文系助教，進“土城”的原因是劃右派後偷拿過一次別人的派克鋼筆）。他點過花名冊後，畢恭畢敬地把罪犯名單交給一個臉膛黧黑的中年人。這個貨真價實的勞改幹部，開始了對我們訓話：“你們知道這兒是什麼地方嗎？這兒叫北苑，也叫土城。說句粗魯話，這是社會垃圾的收容所。今天把你們收容進來，因為你們是社會上的垃圾。你們想想，當初你們剛出生的時候，你母親把你從屎窩挪到尿窩，又從尿窩挪到干淨的被褥上，要操多大的心？養你們這麼大，你們都對得起當老人的嗎？偷、盜、流氓、打架，搞右派反革命，你們拍拍心窩問問，你們對得起誰？告訴你們，這兒是專治惡人的地方，是龍你給我捲起鬚子，是虎你給我趴下，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對那些反改造分子決不手軟。現在，你們首先要交代罪行，學習好了，才能送你們去各個勞改點，在勞動中改造反動的資產階級世界觀。”
至今我難忘那個黧黑臉膛的勞改幹部，因為他是我身陷囹圄後的第一個監管人員。坦率他說，我對這個帶有北方濃重地方口音的干部印象並不壞，他不像機關人事室或保衛處的干部那樣，對人橫眉豎目；他訓斥我們蹲成一排的“五毒”時，除了炫耀專政的威力之外，不忘以人性來啟示人的良知。很顯然，他的文化不高，不然他不會找一個勞教右派當他的文化拐棍兒，那條右派“拐棍兒”姓張，而今，我無論如何也記不起他的名字來了。
在監管幹部訓話之後，“張拐棍”宣布我們每個人住的帳篷編號，在拘留所相聚在一起的“五毒”，各自去了各自的住處。我住的是三號帳篷。離訓政的地方最近，扛起行李沒走上幾分鐘，就到了地方。時值冬日，天氣冷如刮骨，“蒙古包”的棉門簾緊緊下垂著，在北風中顯得十分荒蕪寂寥。但是當我挑開門簾的時候，不由地吃了一驚，原來地舖上坐著里三層外三層的罪犯。
“怎麼不喊'報告'就進來？”坐在帳篷中心的值班班長對我喊叫。
“我……我……我不知道規矩。”我木訥地解釋。
“記住，以後無論進哪個號子都要先喊'報告'！”
“是。”
“把你的行李放在角角上。”
“是。”
“就在那兒原地坐下。”
我又應了一聲，把行李靠在帳篷角角上。仿照那些老號的樣子，盤腿坐在地舖上。屁股反饋給我的信息是：地舖上沒鋪木板，只舖有一層稻草，稻草上鋪著的是老號們的行李。冷鼻子傳導給我的信息是：稻草似乎已經發了霉了，那霉爛氣息摻雜著骯髒被褥發出來的潮濕臭氣，就是一個化學家也難以羅列出這氣味的化學分子式。好在帳篷角角上，有縫合不嚴的地方，我把鼻子伸向那兒，可以嗅到帳篷外吹進來的清冷空氣。
“你總往外瞎看什麼？”值班班長見我經常歪頭吸氣，以為我在向帳篷外邊窺視，對我進行管教說，“身子進了土城，心也應該跟著進來，不管你在社會上是乾什麼的，到這兒一律是罪犯，留戀過去是沒有用處的，進土城就是勞動改造的開始。”
帳篷裡幾十號人的目光都轉向我，我的臉騰地燒紅了。那值班班長不容我說話，對我繼續進行開導：“現在，你首先要學習好坐著的姿勢。第一，兩眼前視；第二，挺胸收腹；第三，盤腿坐正；第四，把雙手搭在膝蓋上。你看，就這樣坐——”他做了個示範的姿勢給我看，“你看明白了嗎？”
我看看周圍的“同類”坐姿，雖說沒有值班班長那麼標準，卻也不亞於一尊尊羅漢打坐，我只好應了一聲，強打精神挺直了腰身。帳篷裡的讀書聲重新開始，那標題我已忘記，但內容卻記得十分清楚，大意說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為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威懾力量，必須對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實行嚴管。讀過報後由值班班長佈置討論，講明發言時必須聯繫每個人犯下的罪行。那些流氓、小偷類型的老號，搶先發言，在讚頌政府改造政策偉大英明的同時，還不斷檢查自己不該把個人幸福建築在他人痛苦之上云云，如此這般，周而復始。他們好像對這兒的環境已十分習慣了，發言時喜笑顏開，毫無痛苦之表情。不知是哪個小子喊了一句：“讓那'新號'交代一下罪行吧，今後好能彼此監督。”
“對！”七嘴八舌地響應。
我對此毫無準備，推脫著說：“我還不懂這裡邊的規矩，先讓我好好學習兩天再發言吧！”
“應該搶先脫褲子割尾巴嘛，沒有一點自覺性，你還能夠改造得好？”值班班長說道， “也不難為你這新號，簡單交代罪行就行了。是愉了？是摸了，是亂搞男女關係了？是書寫反革命標語了？是……”
“我是右派。”無奈，我只好亮了字號。
“右派？”值班班長狐疑地問道，“右派都在社會上改造，怎麼會被送到土城裡來？”
“不認罪錯，並且重複了新的右派言行。”我說。
“那就是反革命嘛！”有人打響了批判的第一槍。
“右派本來就是反革命，又重新反黨反社會主義，那就等於是雙料的反革命！”
“交代罪行時干嗎往臉上抹粉！”
“這新號態度不老實。”
“樣兒倒挺斯文，是只披著羊皮的狼！”
至今，我對初進“蒙古包”時的被迎頭批判一頓還記憶猶新。其實，那些老號是在帳篷裡悶得難受，彼此之間的車軲轆話已經聽膩味了。每每帳篷裡來一個新號，都是如此這般一番，用十分莊嚴而又堂而皇之的表象，掩蓋幾十口人內心的愁苦之情。包括那個值班班長，他來自清華大學，1959年因為書寫了一張攻擊大躍進的大字報，以不戴右派帽子的反動分子身份進了土城。
替我解圍的是那頓中午飯，飯簸籮一進帳篷，批判聲立刻雲消霧散。一雙雙眼睛都盯向那冒著熱氣的窩窩頭。收容所的窩窩頭比拘留所的窩窩頭大一點點，白菜湯稀稠和拘留所沒有差別。分窩頭和湯、鹹菜疙瘩的任務，由值班班長執行，在我看來分配是十分公平的，但每每遇到窩頭缺個角或窩頭被籠屜布粘去一層，都會引起麻煩。
“為什麼給我缺了皮的？”
“趕上誰是誰。”值班班長說，“沒看見嗎？我如同瞎子摸像一樣抓窩頭。這裡邊沒厚沒薄，全看你的運氣好壞了！”
值班班長兩眼看著頂篷，像賭徒玩弄賭具一般摸著窩頭。沒過一會兒，抗議聲又響起來：
“我這個窩窩頭眼兒這麼大，換一個吧！”
值班班長笑道：“伙房大師傅的手指有大有小，有粗有細，誰趕上張飛的手捏的窩頭，誰認倒霉。”
我很驚奇這些老號的心態，他們就好像幼兒園的娃娃觀察玩具一樣，評判著窩頭的分量，窩頭眼兒的大小等等。雖說1960年是天災加謊禍的荒年，社會上許多家庭多了一桿稱下鍋糧的秤，但還沒有因飢荒而使心態變得畸形，來土城的第一天，我就看到飢餓帶給人的精神變態；清華大學來的那個值班班長喝完菜湯後，還像貓兒舔碗一樣用舌頭把碗上的菜葉舔得乾乾淨淨，真比水洗的菜碗還要乾淨。
我本來就心情鬱悶，加上帳篷外的“蹲下”和帳篷裡的“見面禮”，心情灰到了極點。兩個窩頭我讓給了挨著我坐的老號，只把菜湯倒進了自己的肚腸。我口乾舌燥，學習時就想喝上一杯開水。可這兒甭說開水，連冷水也沒得喝，那碗稀稀零零的白菜湯，正好當白開水解我心中之焦渴。然後，我往帳篷邊行李上一靠，傷神地閉上雙眼。
好比一隻生命之舟，當它已被擱淺在無水的沙礁，心裡反而比在海霧之中苦渡要安心多了，因而我靠著行李就昏沉沉地睡著了。醒來睜開眼看看，帳篷裡一個緊挨著一個躺著，鼾聲粗細不勻，那值班班長用一張報紙蓋著臉，身子斜靠在帳篷門口打盹；每次頭往下一低，那張報紙便從臉上滑下來，他睡眼迷朦地再把它抓起來蓋到臉上。
帳篷裡只有一個人沒有睡，就是剛才吃了我那份窩窩頭的老號。他是個精瘦精瘦的小老頭兒，坐在地舖的鋪沿上呆呆發楞。
“你怎麼沒有休息一會兒？”我悄聲問他。
“是想躺一會兒，可是伸腿的地方被你佔去了。”
我悟性頓開，在這張方圓二十平米左右的帳篷裡，躺著有幾十號人；人挨人，人擠人，由於我往行李上一靠，只留給他屁股大小的一塊地方，他只能在那兒和尚打坐了。
“來，你躺下，我坐會兒！”
“不，快吹哨了，哨聲一響都要爬起來學習。”
“對不起，我佔了您的地方。”
“你還給了我窩窩頭吃呢！”老頭兒小聲說，“不過，今後你再給我窩窩頭得背點人，剛才值班班長接到一張告狀紙條，說新號拉攏老號。在這里人和人不能有來往，不能夥吃夥喝！”
我愣了。
“沒關係。值班班長睜一眼閉一眼。下回你把手背到身後給我，別讓那些混蛋王八羔子看見就行了。”接著，老頭兒開導我說，“到哪站說哪站；你別愁眉苦臉的，我初來時也和你一樣，不思茶飯，現在肚子就成了無底洞。”
“您什麼罪條進來的？”
老頭兒看看帳篷裡的人都睡得像死狗，便緊挨著我的耳梢，低聲說起他進土城的緣由。這老頭兒原是北京郊區一個公社社員，論出身三輩子貧農，論資歷土改年月鬥過地主老財，可算得上根紅苗正了。飢荒年間，他到大隊長的自留地裡（社員沒分自留地）去偷青，被大隊長的小崽子發現了，於是叫他背著偷的青玉米敲鑼遊街，一開始，這老頭兒一邊敲鑼一邊作踐自個兒，喊著：“我餓得肚皮挨了脊梁，犯了偷青罪，鄉親們千萬不要學我，當好吃懶作的'三隻手'！”喊著喊著老頭兒覺著不對味兒，說我他媽的偷青犯罪，你他媽的這塊自留地不是偷社里的麼，他媽的你當隊長就能比社員多一塊青莊稼地？我是暗偷，你他媽的不是明吞嗎？老頭兒一時來了火性，便擅自改了遊街時的詞兒：“我偷青固然不對、可是我沒進社里的莊稼地去掰青玉米；我是進大隊長自留地去偷青的。許州官明著放火，還不許我暗中點燈？人家把幾畝地劃歸自己，我只不過掰了幾畝地上的半麻袋青玉米呀！”老頭兒的調門兒一改，惹出了麻煩事，遊街示眾倒是停止了，但是沒過半月，公社政法幹部找上門來，人家不說自留地的事幾，只說他偷青是破壞青苗的反動行為。壞分子的帽子戴上不說，還押送他到了土城。 “他姥姥的，在哪兒不是乾活吃飯，我想開了，吃勞改這碗飯還省心哩！” 老頭兒朝我笑了，算是抖落淨了他的悄悄話。
這是我進了勞改隊以後，結識的第一個同號。 “第一個”永遠印象深邃，而這“第一個”就有滿腹冤情。
哨子聲終於尖利刺耳地鳴響起來。這死去了一般的蒙古包，又成了活的世界，於是“認罪”守法之類的詞兒，不斷從每個成員嘴中吐出來，就連我身旁的這位老頭兒，也能扮演兩面人，說出一套冠冕堂皇的詞兒。這位老農民姓汪，我之所以能清楚地記下他的姓氏，因為他在“認罪學習”中，把他的姓氏和大漢奸汪精衛曾勾聯在一起，儘管這是十分荒誕而荒唐的聯繫，但是“蒙古包”裡沒有人笑。人們好像悟出了一點道理，罵自己越狠越好，綱上得越高越好。這精瘦精瘦的老農民，最後把偷青行為比喻成拿著鐵鍁去挖天安門城樓的地基，是和反革命同一個鼻子眼出氣兒的反革命行為。當然，他在交代批判自己的罪行時，省略掉了是偷大隊長自留地上青苗的情節，在眾目睽睽之下，隱藏起了他內心的憤懣和悲哀。
煩悶的，枯燥的，千篇一律的認罪學習終於完結。天黑了下來，帳篷裡亮起了燈火。偌大的帳篷裡，只懸掛著兩隻二十瓦的燈泡，光線幽暗得如同地窖。我蹲在地上正在解行李扣兒，睡覺的命令就下達了，待我把行李扣兒解開，已經沒了我睡覺的地盤。在值班班長強令下，好不容易把我的左鄰右舍呼喚起來，但剛剛容我鋪好被褥，忽啦一聲那些成員就搶先躺倒！只留給我能側身躺下的一條窄縫。這時，我才發現所有成員一律顛倒著身子睡覺，甲頭朝里，乙頭朝外；丙頭朝里，丁頭朝外，依此排列順序，是幾十號人在方寸之地惟一能臥睡的辦法。因而每個人的頭部兩側，都有四隻臭腳相陪，機會均等，不偏不倚，無論你向左右哪邊側臥，都有腳臭可聞；而仰臥佔地面積又太大，不被左鄰右舍許可。奈何？但是側臥膝蓋又沒有彎曲的餘地，只能像倒地的旗桿一樣直溜溜地躺著，所以我索性爬起，背靠帳篷半坐半臥。很快我的地盤就被擠沒了，這個姿勢我一直堅持到天亮。
進公安分局的第一夜我徹夜未眠，進土城收容所第一夜我也徹夜未眠。這不僅僅因為帳篷中的腳臭熏天，更使我不得安寧的是這一幅入睡圖，地地道道，不折不扣地像密閉的沙丁魚罐頭，身軀一個挨著一個，首尾相依相接，令人愁思頓起，人世間最底層的賤民，竟是這等睡相。男號如此，女號可以想像，我難以預料我妻子張滬的病弱之軀，能否經受得住這種苦難，能否把這條苦難的驛路走到頭！或者說這條路就沒有頭，像一首無休止符號的悲愴樂章，不知哪兒才是脫胎換骨的彼岸，哪兒才是這首苦難樂曲的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