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村不村、鎮不鎮的地方，緊靠著永定門外的鐵道，每日可見綠色鋼鐵長龍，吐著團團白煙風馳而過。每次列車隆隆駛過，我都意識到自己是個在列車拐彎時被甩出車廂的乘客。好在這兒離家近了，每個星期六的晚上能回家，與家人團聚。
但是過剩的憂愁，始終像影子一樣追踪著我。使我心靈震撼最大的是梁沙軍之死。記得張滬躺在病榻上時，他曾去探望過她，並笑嘻嘻地對我說了好多寬心的話。張滬過了死亡的三八線，他卻叩打死神之門了。
他生性樂天，一不會去像王守清那樣用刀片割自己的喉管，二不會像張滬那樣去服用過量的安眠藥。他追求生——但是他偏偏第一個離開了右派群體，不知是不是命運使然，他的屍骨果真埋在了他曾留戀過的八寶山人民公墓。
對於剛剛返城的我們來說，這無異於一顆炸彈。當時，正值1959年底，右派集中於報社大樓，作年終改造總結，梁沙軍之死自然而然地成了我們的話題。之所以如此，還與沙軍的死因有關，因為他是非正常死亡，而是死於非命。我和張滬以及駱新民、趙筠秋等都心如吞鉛般的沉重。首先對沙軍之死憤憤不平的是駱新民。他是留在報社內部勞動的，最了解他死於非命的詳情。他悲慟地告訴我們：沙軍是被一輛小臥車撞死的。 9月9日他下班從東單騎自行車回家，當自行車運行到燈市東口附近的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旁邊，見綠燈向左拐時，迎面一輛小臥車闖過紅燈急駛而來，梁沙軍躲閃不及，連人帶車被撞出幾米遠，他的頭沉重地摔在了馬路和人行道分界的石階上。
在我看來，梁沙軍和王復羊在右派群體中，品質屬於最純的兩個。在反右派鬥爭中，我有懦弱和患得患失的毛病，這種品質上的霉斑絕對和他倆無緣。批判別人時他倆或緘默元言，或稱“不知其詳難以發言”，決不講什麼違背天良的話以求自保。此時，這兩個人一個去了邊塞，一個去了天堂，我的愁楚之情簡直難以言表。我妻子張滬尤為動容，她為粱沙軍的妻子曉英的處境而潸然淚落。在一個星期天，我們和趙筠秋、駱新民一塊去梁家探望曉英，沙軍老母神情呆槁，銀髮散亂；而曉英嘴唇翕動，泣不成聲。這個悲苦的家庭中只有老母和兒媳兩人，本來曉英曾懷孕在身，未足月的胎兒因病流產，從此再沒生養。望著這老母和兒媳，我仰心碎；聽曉英講起梁沙軍身亡後的善後處理，又使我們憤然不平。現將當時談話追記如下：
“沙軍騎車違反了交通規則嗎？”
“是汽車闖的紅燈。”
“是什麼單位的汽車？”
“說是公安局的。”
“怎麼處理的？”
“一埋了事！”
“肇事司機呢？”
“沒聽說給什麼處分。”
“難道撞死右派就可以不承擔法律責任？”
“說……是……說是執行一項緊急任務！”
屋裡的空氣頓時凝固了，我忿然說：“我去找報社領導！”
“你是什麼人？”張滬說，“你和沙軍身份一樣。”
“難道右派就不是人？撞死一條狗也不能這麼處理問題呀！”駱新民說，“這事情最好由曉英本人出面，她是人民，有權利講話。”
趙筠秋提議說：“草草一埋不行，要求按法律辦事！”
“法律在哪兒？”張滬反問趙筠秋，“你犯了哪條法了？說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
難道不是嗎？法律究竟在哪兒？我們泛泛地空議論一番，竟元一條良策獻給曉英。最後大家理智甦醒之後，覺得要求處理司機，等於白日說夢。因為懲處與不懲處司機，沒有人通知你，還是我記起來沙軍在人民公墓觀看墓碑時，曾開玩笑他說過，倘若他真的死了，要我們為他集資修個石棺或水泥棺柩，讓開車肇事撞死沙軍的單位，給他弄個水泥棺柩，沙軍在九泉之下或許會安心些吧？我們把這一點告訴了曉英，曉英也認為可以帶著這個最低要求，去和報社商量。
我們等待著她的消息。我甚至認為肇事單位即使出於低標準的人道主義考慮，也會答應下來的。因為這只要幾袋水泥，幾個工匠澆灌一下，並不需要多少成本。但是兩天之後，曉英慌慌張張地跑到老右的休息室，告訴我們說：“真糟！報社×××問我為什麼早不提出這個問題，偏偏現在才提出來。我……我……這個人不會講話，說到聽你們談起沙軍生前有這個要求。×××頓時火了，說這是右派搬弄是非，還要找你們個別談話哪！這可怎麼辦？”
怎麼辦？我們幾個頓時瞠目結舌。其中。尤其以駱新民最為惶恐，因為沙軍死於非命的詳情是他對我們講起的。第二天上午，×××出現在我們的總結會上，他的眉頭皺成了一個“川”字，臉板得如同一塊石頭，說：“在思想總結期間，還有那麼幾個反改造分子撥弄是非。這不僅僅是兔死狐悲的階級感情問題，更是煽動梁沙軍家屬鬧事的大問題。”
會場鴉雀元聲，大家都被這種無限上綱而威懾住了。右派中的那位“頭人”帶頭髮言說：“在我們這個改造集體中，確實有那麼幾個害群之馬。這幾個人不僅僅對梁沙軍之死沒縫也要下蛆，對大躍進，對總路線……都有他們的反動看法，在這次年終總結會上，希望這些人竹筒倒豆子，把這些都抖落出來，加以認識批判。蒙混過關是不行的。”
大家都沉默著。 “頭人”又沒有明確地點名，沒有人自作多情地去對號入座。可是，坐在長桌對面的駱新民，第一個紅頭漲臉地站起來說：“組織上及時地提醒我們，是對我們的關懷。我在這裡表示，一定深挖自己的思想，借年終總結的機會清洗自己的靈魂！”
老實說，我當時對駱新民的舉動，並不感到意外，道理有二：一、在兩年改造的生涯中，駱新民每次學習會上都是搶先表態，但是一到會下，又是他第一個顯示他的目光尖銳，對社會現實生活評頭品足。二、駱新民因向我們傳達了沙軍之死的經過，首當其沖地感到壓力，為此，他主動表態也是合乎常情的。在這裡，暴露了我對知識分子弱點的完全無知，沒有全面地。歷史地剖析人的習慣和水平。以駱新民來說，在反右鬥爭初期，他揭發過同一個美術組的李濱聲和王復羊；後來，又參與了對老實的美術編輯鄭熹的批判鬥爭。當時能乘人之危以自保的人，在壓力面前就不能故伎重演嗎？
昔日，我們一起在下莊大隊改造時，王復羊曾對我談起過駱新民的人品缺陷。但是，在一起改造的日子，他對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的“怪話”，總是比我們先說，並且語言非常犀利。久而久之，王復羊和我都把他的人品劣跡給淡忘了。在年終總結會上，駱新民首先“揭竿起義”，他寫的關於沙軍之死的檢查中，拉上幾個墊底的：王復羊、張滬、趙筠秋和我皆在其中。
這個戲劇性的突變，是我（包括張滬和趙筠秋）的命運轉折點。我們都作了長長的自我檢查並彼此“互相幫助”。從對反右鬥爭的“錯誤認識”談起，一直深挖到對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的“反動觀點”。還要從馬、恩、列、斯的書中——更多的是從毛澤東的著作中摘取詞句，進行自我鞭撻。
張滬的思想檢查，比我還要多一部分內容。即：批判妄圖自絕於人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自殺行為。她檢查之後，右派中的那位“頭人”點名要我首先批判，因為我是她的丈夫。用語稍稍溫和一些，就是“同情花崗岩”，就是“和張滬住在同一反革命營壘”。古典戲劇中有伍子胥過昭關——一夜白了頭髮的典故。在那段思想總結的日子裡，實比當年的伍子胥過關，步履還要艱難。因為伍子胥只要闖過劍戟之林，騎馬落荒而逃就可以了；但是中國知識分子整起知識分子來，那種不扒掉你一層皮不鬆手的勁兒，實在超過攔截伍子胥闖關的那些蠻勇之夫。比如：那個右派“頭人”，他明明是個投機分子，卻總是裝出一副道貌岸然的衛道神色。以他的那雙鷹隼般的眼睛，何以會看不出大躍進中的種種反科學的盲動行為，但他在總結中頌歌高唱。而管理我們右派改造工作的×××，十分愛聽這種頌歌。另一方面，這位“頭人”卻把對生活提出真誠看法的老右，在會上嚴加討伐，用我們一個個被整倒的橫屍，壘成他一塊塊的墊腳石。他以此取寵取信於領導，而領導也有著愛聽頌歌的時代病，所以，我們那位“頭人”獲得了第一批摘掉右帽的實惠——從右派分子變成摘帽右派——所謂的“人民”。
在我的記憶中，這位“頭人”對同類手段是十分嚴酷的。鬥爭李濱聲的凶相，前文已有所披露。到了四路通農副業生產點之後，因其已是“雞群之鶴”，身份上高於這些老右，因而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當時，生產點養著剛從內蒙古弄回來的一匹劣馬，由一名叫老溫的退伍海軍幹部飼養著。這匹馬野性難馴、經常踢人，連晝夜給它喂草餵料的老溫，也對這頭牲口畏懼三分。有一次，老溫回家休假去了，這位“頭人”派我去拉那匹蒙古馬，任務是套上大平板車，去永定門附近的一個城豁口，拉拆下來的城牆磚。 “生產點要砌豬圈，用這些磚頭壘豬圈牆。你要多裝快跑！”他說。
“我擺弄不了這頭牲口！”我老實地解釋。
“知識分子就是要工農化。”他振振有辭地回答我。 “要從嚴從難要求自己。”
“趕馬車是需要技術的，萬一出點問題……”
“辦事不能瞻前顧後的，叫你去你就該去。”
“我只是講明理由。”我爭辯著。
“這兒都是沒擺弄過馬車的人，你說該派誰去？”他一板起面孔，眼睛就拉成一條直線，窄小的上下眼皮之間，閃爍出火辣辣的光，“活兒難，正是考驗自己的最好時機。”
“趕馬車不是開玩笑的事情，我怕承擔責任！”我說。
“活兒反正是分派給你了，幹不干由你！”說罷，他轉身走開去菜園了。
我木樁子般地愣在那兒，前思後想了一會兒，明明知道是給我穿小鞋，可這雙夾腳的小鞋還是要穿。我走近馬厩，那匹棗紅色的兒馬蛋子，立刻豎起耳朵盯著我。
老溫告訴過我，這頭牲畜不但踢人還會咬人，他第一次牽它出馬厩的時候，它一口就咬掉了他制服上的兩顆鈕扣。我悄悄解著馬槽上的韁繩，生怕驚擾了它，使它發出野性。儘管這樣，它還是冷不丁地來了一口，我往後一閃身，它長長的馬牙撕壞了我外衣衣襟。這一下，反而激勵了我征服它的勇氣，索性貼上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給這匹兒馬蛋子戴上鐵絲籠頭，然後，拉緊馬韁，把這傢伙給拉出了馬厩。新華分社的老右張辛城，幫助我給它戴上套具，我拔了根樹棍當作馬鞭，硬是冒充車把式，把車趕出了生產點的院牆。
前不久，老右趕車曾發生過一段笑話。那是戴著近視鏡的趙老夫子，趕著一頭小毛驢車去玉米地送肥，歸來時發生的。本來毛驢比兒馬蛋子馴服得多，一般說來趕毛驢車並不困難。只是1960年的飢荒席捲全國，我們都常以瓜菜代糧了，毛驢很難吃到料。那天，趙老夫子送完肥，趕著小毛驢車回生產點。他口袋裡偷偷藏了幾個青玉米，在無人的地段便掏出來啃著、嚼著、咽著……不知是趙老夫子偷青刺激了毛驢的腸胃，還是他那狼吞虎咽的架式使毛驢感到眼饞，反正這傢伙拉起小車就往生產點連蹦帶跑。在大路往生產點拐彎的丁字路口，有一個用碎磚頭壘起來的公共女廁所，那驢兒可能想到糟頭吃草的心情太急切了，在拐彎時硬是不聽趙老夫子的鞭杆指揮，拉著車沒去拐90°的死彎，直接從馬路上斜衝了下來。
這一下可不要緊，公共廁所的牆被小車給撞倒了，裡邊兩個婦女正蹲著，一下驚呼起來，“啊——”“哎呀——”她倆一邊往上提褲子，一邊破口大罵：
“你會趕車嗎？”
“怎麼把車往女廁所的牆上趕？”
“流氓——”
“帶眼鏡的四眼流氓——”
趙老夫子操著南方口音，連連道歉；“真對不起，不是誠心撞牆，是我頭一次趕車— —”
當時，正是老右收工吃飯的時候，大夥都看見了這幕戲劇。於是，趙筠秋趕車撞倒女廁所這段不光彩的歷史，便成為解憂排愁的笑料。右派陳德貴還把它編成了謎語，叫大家猜： “趙老夫子趕車撞倒女廁所，打一中國電影名字。誰能猜出來，獎糖球兩個！”我們都覺得這個謎語十分費解，因而無人應對出來，陳德貴只好抖出謎底說：“這部電影名叫《姐姐妹妹站起來》。”
此時，輪到我趕車了，可是我趕的車不是小驢車，而是一輛地地道道的大膠輪平板車。拉著這掛大車呱噠呱噠走著的，不是小毛驢兒，是一匹紅鬃烈馬；趙老夫子趕著車是往僻靜的野道運肥，而我趕著車是走向鬧市拉磚；他偏腿坐在車轅旁，顯得異常悠閒；我不敢坐上馬車，一隻手拉著韁繩走在兒馬蛋子旁邊，心裡緊張得怦怦亂跳。
還算不錯，這匹蒙古馬只是在“窩裡反”，出門拉車倒顯得十分安分，到了城牆豁口，我把草料口袋扔在它嘴邊，才想到這等於是假情假義，因為我不敢給它解下鐵絲籠頭。生怕它再犯野性，咬了路旁的行人。
我衣衫襤褸。出於自尊，盡量不看路旁的來往過客，我從1946年進入北京，市內的熟人和親友為數不少，生怕被人看見我的酸楚之相。我彎腰搬起一塊塊沾有灰漿的城牆磚，往大平板車上運著碼著。本來這個活兒應當是兩個人幹的，我們那位“頭人”偏偏照顧我，叫我又搬、又運、又裝、又碼，美其名曰“嚴格要求”。等這一車磚頭裝完，已過了中午的吃飯時間，如果僅僅肚子餓還可以挺過去。待我吆喝牲口剛離開城牆豁口不遠，突然有個脆脆的聲音喊道：
“餵！你是……不是……從維熙？”
我停住車歪頭看去，路旁站著一個穿花格外衣的婦女，她充滿驚奇地凝望著我。
“是我，我是……”我顛三倒四地回答。
“我叫梁佩瑜，你忘了嗎？我們在學校時是一個文學小組的！”
我頓時記起她來了。當年在“北師”上學時，她是個愛說話的“機關槍”，每每討論一部作品，她總是發言最多。後來，學校裡成立了宣傳通訊組，課餘我們在一起工作了一年多。她性格好動，我曾把她看成女性中的“別林斯基”，因為她很喜歡評議社會和人生。這真是哪一壺不開，偏提哪一壺，為什麼偏偏在這兒遇見昔日的學友呢？
“你怎麼……”
“拉磚砌豬圈。”
待她還要詢問我別的問題時，我以攻為守地反問她了：“你這是去哪兒？”
“我家住天津，去永定門火車站正好經過這兒，左看右看很像你，就停住了腳步。”闊別幾年，她性格依舊，一說就是一串兒，“畢業後，我分配到宣武區××學校教書，你不是調到報社去了嗎？”她邊說邊用探尋的目光打量我，毫不掩飾她驕傲公主對“落魄才子”的同情。
這場景使我想起了《保爾·柯察金》電影中，保爾和冬妮亞在一個無名小車站的相遇— —儘管在學校期間，我和她只有友情，而無超越友情的東西。
“還沒摘帽子？”她問。
“輪不到我。”
“為什麼？”
“改造表現不好！”
“簡直是活活糟踏人。幾年前，我還給學生們朗讀過你的散文《故鄉散記）呢！那篇文章，編印在語文教材之中……”
我看她的話越來越多，提醒她說：“你去車站吧！別誤了火車！”
“沒關係。”她說，“這兒每天有好幾趟路過天津的火車，誤了這趟，坐下一趟好了！”
“不行。我還有任務哩！”我肚子已經餓得咕咕嚕嚕地直叫了。
“難得見面，多聊一會兒吧！”
我指指那匹負重的棗紅馬：“它該吃草料了！”
她遺憾地皺了皺眉，無可奈何他說：“你把地點留給我吧！有空我去看看你！”
“這……這不大方便。我們後會有期吧！”我舉起柳棍兒轟趕牲口，極無禮貌地拒人於門之外。
奈何？
我怎麼能讓昔日的學友，到“四路通”來呢？那兒除了少許幾名幹部之外，都是清一色的老右——中間還有一個陰陽人，他是既不能稱之為乾部，又不能稱為右派的摘帽右派—— 我們的“頭人”。
歸途上，我彷佛是受了侮辱似的，心情十分鬱悶。其實，老學友梁佩瑜絲毫沒有流露出對我的輕蔑之情，實因我過於自尊，過於敏感，才產生這般的怪誕心理。我不禁羨慕起這匹蒙古馬來了，它無痛苦，更沒有人類具有的種種思緒。它套上夾板和套具，埋頭拉車，卸了車打個滾，進馬厩去吃草料，周而復始，單調如一。也許我的生命退化成一匹馬，或者說那頭毛驢，就獲得了永恆的平靜和自由。
不管“頭人”出於什麼動機，應當說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不再俱怕那匹蒙古馬了。我能搖鞭趕馬車了。這在知識分子工農化上，算是一個進步。俗話說：“藝多不壓身。”至於文化是否在工農化過程中退化，那是哲學家們的課題，我無需多來饒舌。從此以後，只要老溫不在，車把式的任務非我莫屬。記得，已是1960年的深秋時節，“頭人”分配我趕著馬車去北京東北郊的九龍山釀酒廠拉稀酒糟。大平板車上用繩索固定住一隻大洋鐵桶。當時，報社。出版社和新華社北京分社的機關食堂，已經出現了玉米核搓成漿液後摻真正玉米麵蒸成的窩窩頭，飯桌上已出現了代替真正肉食的人造肉。 1958年大躍進吹牛吹出的謊禍，在北京各個機關和家庭的餐桌上已然呈現出惡果（山東、河南……包括“天府之國”四川，餓死了數以百萬計的平民百姓）。因此，拉稀酒糟養豬，成了飢餓年代中的特殊任務。我身為一個戴帽右派，黎明前披星戴月套車而出，直到烏鴉繞樹飛鳴的黃昏才歸。
身穿舊狗皮大氅，頭戴一頂遮顏破棉帽，懷裡摟著一桿轟趕牲口用的皮鞭，日行車幾十公里（因四路通離九龍山十分遙遠），而且要穿過北京的建國門大街、崇文門、虹橋、金魚池、天橋、永定門大街等幾個鬧市區。
至今，我回憶起其中某些鏡頭來，還心驚肉顫。一天老詩人晏明當我的跟車助手（報社幹部經常來生產點參加短期勞動），和我一起奔赴九龍山去拉稀酒糟。當馬車行至金魚池大街向虹橋路拐彎的丁字路口時，這匹蒙古馬彎子拐得太直了，直直地向北衝去。好傢伙，大車的左輪子不偏不斜正好撞到街心的交通指揮台上。紅色的交通指揮台被撞得挪了窩，交通警察險些葬身於車輪之下。
我拼命勒嚼子，馬車停下了。
那交通警察怒斥道：“你這是怎麼搞的？”
說真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搞的。事情發生在短短的瞬間，我只好愣愣地聽著訓話。
“你會趕車嗎？”
“為什麼偏偏衝撞交通指揮台？”
“你是哪個公社的？”
“我一定要通知你們公社。”
交通警察臉氣得煞白，我尷尬得滿臉滴汗。這時，多虧老詩人晏明跳下車來，為我解了圍。他說：“真對不起，他是我們報社的下放乾部，過去沒趕過馬車進城。初學乍練，撞了指揮台，請你多多原諒！”
他沒有通報我的右派身份，而冠之以“下放於部”的美稱。那警察拍拍腿上的塵土，狠狠地瞪了我兩眼，警告我說：“撞交通指揮台犯法，要是碾壞了警察，罪上加罪，懂了嗎？”
“懂了！懂了！”
我懂了什麼？我完全是機械地回答。等馬車繼續上路之後，我連連感謝晏明同志說： “多虧了你，不然也許會把我拘留幾天呢！”
生活真他媽的充滿了戲劇性。是不是我在光天化日之下遇見了“鬼打牆”了？ ！黃昏時分，當我趕著馬車，拉著一大桶稀酒糟回來，走過狹窄的虹橋路時（當時虹橋路是北高南低的緩坡，中間有一條有軌電車道），一輛叮鈴叮鈴作響的有軌電車，從馬車後駛了過來。電車司機可能是出於好心，怕撞上馬車。豈不知我趕著的這匹內蒙古來的兒馬蛋子，還沒有聽慣城市的嘈雜音響。這突然響起在我們身後的一連串鈴聲，使這匹馬先是豎起耳朵，然後是邁開四蹄狂奔。我的天！車上拉著的是一車稀酒糟，車上還坐著我和晏明。尤其糟糕的是，這段路是下坡，欲停車而不能。車鈴早在我們身後啞下去了，而車卻越跑越快，這匹受了驚的烈馬，不知哪兒來的那麼大的力氣，一口氣拉著我們跑下了虹橋路，才逐漸放慢了速度。值得慶幸的是，當時已過了上下班的高峰期，街道上自行車和行人都比較稀少，算是鬧了一場虛驚，沒有傷及行人。
之後，不知是不是晏明向生產點的領導，談及了馬車穿行鬧市可能產生的危險，反正從這天起，拉稀酒糟改換了毛驢車。由於冬天已至，這個起五更爬半夜的活兒，十分清苦，趕車的仍然是我。馬車換驢車，大砲換烏槍，險象叢生的事兒少了，但因牲口畢竟不是萬物之靈，撞倒路旁騎車人，或者堵了汽車司機的道，被司機開口罵上幾句“混蛋”之類，還屢屢發生。記得，那是一個冷風刺骨的冬天下午，毛驢拉著滿噹噹的一桶稀酒糟在歸途上路過東單。那天，不知國家領導人接待哪位重要外賓，北京站附近的大街上沿途警哨林立。平日，我趕著這輛毛驢車穿過街市時，已使很多人怒目而視或掩鼻而過了，這是由於灌稀酒糟時，滴落在鐵桶外的黃黃顏色，就像一片黃黃的稀屎湯的模樣，人們總是把我趕的車當成糞車。
“餵！糞車繞路走！”警察朝我喊著。
我懵懵怔怔地望著衣冠楚楚的警察，說道：“我這輛驢車天天走這條路！”
“少廢話！”他一揮白手套，“走開！”
“往哪兒走？”他的傲慢架勢，刺傷了我埋得根深的知識分子自尊心，“這兒只有這一條大路！”
“往胡同里拐！”他比我聲音高出幾倍。
北京站口到東單一段，看上去沒有胡同可拐，但在南側有一個小小的豁口，那個豁口直通《北京日報》，我實在不願意將這“糞車”趕進報社大院，因為我不願意這副窮酸相，被報社的人看見。看上去那交通警察對這段地理不太熟悉，不知南側有個豁口；何況我這輛毛驢車離東單的十字路口已經很近，他便一改剛才的成命說：“算了！別磨蹭了！趕快把車轟到路口，奔崇文門！這兒要過迎賓的車隊！”
我狠命地給了毛驢一鞭杆，想讓它走得快些。毛驢吃了一鞭杆，冷不丁往前一躥蹄，一下子把肚帶給拽斷了，肚帶一折，拉著稀酒糟小車打了天秤，兩根車把像高射機關槍一樣，戳向了天空，毛驢從套具裡鑽了出來。
我頓時急出了一身汗。
交通警察氣呼呼地訓我：“你這是咋搞的？”
“肚帶斷了，怨得著我嗎？”
他著急地看了看腕子上的手錶，“哎呀！哎呀！”急叫了幾聲，走上來想幫我套車。但那鐵桶上黃糊糊的玩藝使他又停下腳步。還是我急中生智，解下腰間繫著皮大氅的那根麻繩，把它和斷了的肚帶銜起來，然後讓那交通警察幫助我按下朝天的小車車把，把毛驢重新戴上套具和夾板。阿彌陀佛，那桶傾斜了半天的稀酒糟，幸虧塞兒塞得很緊，沒把黃屎湯一樣的東西溢到馬路上。但是這麼一折騰，時間拖了足有十分鐘，還沒容我重新揮鞭趕車，迎賓的紅旗轎車車隊，已經拐過北京站路口，風馳電掣地向東長安街的方向駛去。車隊裡每輛車上都掛著窗簾……
一場虛驚之後，我坐在小驢車車轅上，猛想起許多許多的事情，不禁暗自啞然失笑。那是兩年前我們在八寶山下勞動的日子。有一天我和駱新民、王復羊三個人，奉命在革命公墓附近的菜園裡摘豆，突然，韓隊長風風火火地來豆地裡，他說：“今天下午放你們三人半天假，回宿舍下棋去吧！”我們都非常驚愕：“豆子都爆開了，不是叫我們搶收嗎？”韓隊長嘆了口氣說：“政治任務高於一切，誰叫我們大隊正好在革命公墓旁邊呢！”走在收工的半路上，他才告訴我們：今天下午市長××同志來革命公墓，不知是視察，還是來掃墓，或是祭悼故去的戰友。反正上邊來了命令，要加強保衛工作。韓隊長知道我們三個人不會去搗毀汽車，也不會呼喊反動口號，更不會……但是，他還是要按指示執行，右派分子要遠離公墓退避三舍。這件事情和警察轟我趕走毛驢車性質驚人的相似。要是他知道趕“糞車”的是個“五類分子”，或許會把我先“保護”起來，待等車隊駛過大街後再把鞭杆子交給我吧？
回到永定門外的四路通，天色已經大黑。
卸車，飲驢。把稀酒糟放進洋灰池子時，三星已經高照。洗淨手臉去伙房吃飯，吃著玉米麵摻代食品的窩頭，如吃美味佳餚。這真是應了平時說的：“餓漢吃糠甜如蜜，飽漢吃蜜也不甜。”一覺醒來，準時5點半之前，我實不知生物鐘有如此精密度，它總是元聲無息地把我喚醒。接著老三樣：用繩子勒緊皮氅——準備草料口袋——趕車奔赴九龍山。由於長時間和那輛“糞車”打交道，我渾身有洗不掉的酒糟氣息，我進城回家休息時，儘管換上乾淨衣裳，兩歲半的小兒子還是朝我喊著：“爸爸身上有酒味兒！爸爸身上有酒味兒！”
頭上白髮日漸增多的母親，在1960年買了一桿秤，像北京市的許多底層家庭度日那樣，按秤星稱糧入鍋，生怕到月底吃虧了糧食。家裡定量供應的每月二斤凍蛋，總是等我放假休息時食用。日子雖然清苦一些，但每月能夠團圓兩次（休息大禮拜），這是我母親的最高精神享受了。
當時，我的家仍住在北京魏家胡同39號內院。院內有個不大不小的花壇，花壇周圍的空場鋪著方磚，小兒子平日無伴可玩，我就是他的大伴兒。夏天時節，他喜歡逮蜻蜓，我幫他從花叢中逮下來，他就把它們拿到屋內的紗窗上，看它們撲拉一陣子，然後張開小巴掌放生。我常常下意識地感覺到，那些被放生的小生命，應該是我和妻子。我們雖然是萬物之靈，但人類並不都具有孩提的童真和善良。冬天來臨時，花壇中的幾簇花草和向日葵一齊凋謝了，院內無蜻蜓、蝴蝶可逮，我就和兒子玩大皮球，我把球踢得遠遠的，看他抱回皮球時的憨笑神情。我和張滬在和兒子嬉戲的時候，彷彿忘卻了內心沉重的負荷，和小兒子一塊放聲大笑……
此時，我和她並不知道厄運漸漸逼近了我們。張滬在報社裝訂房工作，經常受到張老師傅的表揚；我趕驢車起早貪黑勤奮地工作，也受到過生產點黑板報的嘉獎。一切似乎都很平靜，就像一池不起漣漪的死水，我們是浮在水上一動不動的水蛭，只任時光流逝就是了。當然，有時也拿出《第一片黑土》的手稿本，翻翻看看，倘有激情，也揮筆續寫上幾章。
母親常像禱告一樣，緩緩他說：“幹活吃飯平平安安就行了，你倆千萬可別再出啥差錯！”
“出不了！”我說。
“您放心吧！”妻說。
當然，我們也有憂心之處，最大的憂患不是報社，而是那位摘了右帽的“頭人”。昔日，他把我們當成墊腳石，達到了第一批摘掉帽子的目的；到了四路通以後，他的手段變本加厲，無所不用其極。
使我終生難以忘卻的有兩件事：
一、1960年盛夏，“頭人”派我和趙筠秋去割豬草，並專門為我們兩個人設立了一塊小黑板，回來經人過了磅秤之後，把豬草的數字登記在黑板上。在“四路通”改造的老右有二十多位，都沒受到這種“照顧”，惟獨對我和趙老夫子另眼相待。
一天，早晨起來，細雨迷離，我穿上一件雨衣，背著一條空麻袋，拿著了把鐮刀冒雨出工。原野灰濛蒙的，望不見一個人影，我在雨幕裡尋找著能填飽豬肚子的青草。鐵道兩旁雜草叢生，但能當豬食的灰灰菜卻寥寥無幾。因為在謊禍年份，灰灰菜都被老鄉割走，當作代食品塞進了人的癟胃飢腸（我們生產點的食堂，就曾把曲曲菜、苦麻菜和灰灰菜當作蔬菜，煮炒給我們吃過）。好不容易在鐵路旁一個臨時廁所後邊，找到了一片灰灰菜，我抽鐮便割。雨中的萊葉是光溜溜的，我剛砍了幾鐮，鐮刀就打了滑，一下割在我的左手中指上，血立刻流了出來，我的左手成了血手。同時，一陣鑽心的疼痛，使我渾身顫栗，我只好捨棄了這片難尋的豬草，挑起麻袋和鐮刀“打道回府”。
“頭人”的臉色異常難看，他不看我兩隻手上的鮮血，劈頭問道：“改造兩年多了，還怕雨水？”
“我砍傷了左手中指。”
“為什麼往手上砍？”
我不禁暗暗冒火。他不問疼不問癢倒也罷了，何以惡意度人？我氣急他說：“你這話裡缺少了一點人味兒，谁愿意往手上砍！”
“那為什麼會砍在手上？”
“雨水打過的草葉是光滑的，你知道嗎？”
“怨你鐮刀磨得不快！”
是的。早晨起來我口袋裡忘記了裝上小磨石，但即使是裝在口袋裡，也無助於鐮刀不砍著手。雨中的青草像抹上了一層油，稍不留意就會砍傷手掌。
“咱們辦公室有常用藥，你去抹點紅藥水吧！”
“或許砍傷了筋骨”，我說：“我直接去醫院。”
“有那麼嚴重嗎？”“頭人”滿臉狐疑之色。
我真壓不住火氣了，拉下吊竿上的毛巾擦擦臉，沒向他請示，就從永定門坐公共汽車，去了同仁醫院（此醫院為報社合同單位）。骨科醫生告訴我：“筋骨已經折了，接接看吧！”老大夫給我手指上打了石膏，胳膊上套了個夾板，並叮嚀我說：“一動不動地靜養，也許還能把指骨接上。否則，你的中指一輩子都是彎曲的了！”他給我開了一周的假條，叫我一周之後再去複查。
同仁醫院離報社很近。我到報社去找張滬，並告訴她“頭人”的非人心腸。她也火得不行，但當我提出直接回家休息時，她還是勸我先回四路通，把假條交在“頭人”手裡再回家，以免他無縫下蛆。
這副傷兵的模樣，確實使“頭人”吃了一驚。他連聲說著“想不到會傷筋動骨”的低語。是他的良心在反躬自問？還是對我脖子上垂下來的繃帶和胳膊上的夾板表示懷疑？我無法猜測清楚。當我提出回家休息時，他居然視醫生診斷證明為一紙虛文。他皺了半天眉，說：“咱們生產點很忙，你就在這兒休息養傷吧！”
我還沒作出反應。他又說：“咱們生產點那塊玉米田，不斷發生丟青的事兒！乾脆，你白天睡覺，夜裡去護青好了！”
我不悅地回答他：“我還要按時吃藥呢！”
他說：“那好辦，下地時帶一個水壺，到地裡去吃藥！”
我驚愕地望著這個兩條腿的冷血動物，面對一個中指骨折患者，竟然如此不通人性。我肝火上升，忿然地問：
“這是算我休息？還是算我出工？”
“這個嘛……改造思想就得要對自己狠點！”
“我認為你的話違反改造政策！”我終於耐不住火氣了，嚷了起來，“就算我是個俘虜，政策裡還有人道一條，你怎麼這樣對待人？”
“你不是俘虜，別自我降低身份！”他抓住我的話柄，振振有辭地批判我，“你時刻該注意往人民立場上靠攏，而不要自外於人民，甘心與敵人為伍。”
“你太過分了。”我喊著。
“是你太過分了。你手指用石膏固定起來，還有腿能走吧！要物盡其用。”他也指著我咆哮起來。
“好，我可以去護青。”我退讓了一步說：“夜裡如果有偷青的老鄉，我這帶著夾板的傷手，對付得了他們嗎？青玉米被掰走了，是我的責任，還是誰的責任？”
他避而不答實質性的質詢：“你要是腿勤一點，那些想偷青的看見電棒光就溜走了。當然，你要是在窩棚裡睡大覺，偷青的就會乘虛而入！”
我聽出了他的弦外之音：只要是丟了青莊稼，罪責仍然在我。真是欲罵無詞，欲喊無聲，欲哭無淚。
夥伴們目睹了這場殘酷的戲劇，卻面面相覷。待“頭人”離開屋子，老右劉波泳（小品文作家楊凡）不無感嘆他說：“唉！還不如一頭野獸！”他雖然直接發洩了對這件事的憤慨，但還是悄聲勸告我：“按'頭人'的命令去辦。因為'頭人'已摘了帽子，按詳細的階級分類，他的身份已在我們之上，得罪了他，他隨便弄上幾條，就夠你喝一壺的。”
黃昏，我用繃帶和夾板，托著那隻打了石膏的手掌，另一隻好手提著水壺，口袋裡裝著乾糧。電筒以及止痛消炎藥物，離開生產點。我們那塊玉米地，離生產點約三四華里，是誰和我一塊去執行看青任務的，我已經回憶不起來了。反正我們一夜都圍著這塊青紗帳轉來轉去，只有夜裡吃乾糧時，才到那地邊的小窩棚裡坐了一會兒，夜間的露水，打濕了我披著的破棉祆和繃帶，連五指上裹著的石膏都變得濕漉漉的了。
夜望茫茫星空，我深感人生之嚴酷和悲涼，不禁又想起郭小川的長詩《望星空》。為吟誦此詩，在一擔石溝時我曾挨了一頓批判，怎奈此詩對於我有著強烈的吸引力，常常使我觸景生情，不免又低吟起來：“千節橋，萬節道，不如銀河一節高……”
天亮了，我提空暖壺的時候，不小心碰了傷口一下，頓感鑽心的疼痛。歸途上，通過一片洋白菜地，見一條野狗在追逐菜壟裡的什麼東西。那條狗一身黃色，神態甚是兇猛，它跑跑停停，似在捕獵時不斷受阻，走近看去，原來它是在追捕一個刺猬。那刺猬呈灰褐色，每當那條狗走近它身旁欲伸嘴咬它時，刺猬便“嗬——”地一聲，渾身劍刺倒豎起來，使那條狗不敢下嘴叼它。這一大一小兩個動物，就這樣追追停停，直到那刺猬鑽進一座孤墳的洞穴之中……
夥伴說：“這洞不會深，扒出來燒著吃吧！”
我搖頭：“它夠可憐的了，還是以慈悲為本吧！”
一個星期過去了。我手上裹著的白色石膏變成了烏黑色。到醫院一複查，大夫驚訝地望著我：“你是怎麼搞的？”
我坦然地承認：“我是右派，這幾天沒有休息！”
他無言以對。沉默了老半天，說：“傷筋動骨一百天，你這手指恐怕要落殘了！”
我這個中指的命運，被大夫言中了。緊挨指甲的第一骨節沒有復原，那兒隆起一個肉瘤。直直的中指，從此一生彎曲如弓，像總在低頭認罪……
我的手指彎曲不久，又發生了第二件令人心靈顫栗的事情。那是夏未秋初，因我喜歡赤著脊梁幹活，得了感冒發起燒來。 “頭人”對我去醫院看病仍不放綠燈，我悲忿至極，朝他喊叫了起來，他刁難我說：“可以先試試體溫計嘛！真發燒你再去也不遲！”
“我渾身哆嗦你看不見？”
“小病堅持嘛！活兒這麼忙。”
“你去找體溫計吧！”
這時，出版社另一個摘掉右派帽子的陳德貴，告訴“頭人”生產點沒有體溫計，並說情叫我火速去醫院診療。可是“頭人”兩隻小眼睛一下瞪圓了，糾正陳德貴的話說：“誰說沒有體溫計，那兒不是有隻豬用的肛門計（注：肛門計是給病豬檢查體溫的，用時把溫度計插入肛門。）嗎？”
“混蛋——”我終於罵出聲來。
之後，不等他的放行令，我拖著沉重的雙腿走出生產點。到醫院一量體溫，體溫高達39.3℃。這次，我接受了骨折的教訓，拿了假條直奔家裡，沒有返回生產點，進了家門就拉開棉被睡在床上……
我這只溫順的貓，頭一次扮演了刺猬的角色。
我是兩條腿的人。不是四條腿的豬。 “肛門計”這三個字，使我永生難忘四路通的歲月。當然，更難忘懷那個摘了帽子的“頭人”。
由於有這兩件事情，我在平靜中常有不平靜之感。很快，這預感就被證實了。當時，社會各單位自上而下貫徹了“嚴管五類分子”的決定通知。有一天，“頭人”把我找到了做飯的伙房——那兒靜無他人。我們開始瞭如下的談話：
“入冬以後，你拉運稀酒糟的活兒乾得不錯。”
我知道這是帽兒戲。
“可是你們幾個人（指張滬、趙筠秋、駱新民、王復羊）的事兒，還沒交代清楚；交代了的，也還沒有徹底批判。希望你重新交代、認識、批判！真正扭轉右派反動立場！”他說。
在1959年思想總結會上，報社負責管理右派的領導已向我們明確他說過：向黨交真心，是要求進步的表現，時間過去了一年，怎麼又算開了舊賬？
“可以告訴你，駱新民已經重新交代，重新批判自己的問題了。識時務者為俊傑，你應拿出主動的態度。”
我決斷他說：“我無意去投這個機！”
“咱們沒有共同語言。”“頭人”臉上流露出不耐煩的神氣，一字一板地告誡我，“這是對你最後一次爭取，你要是堅持這個態度，你將悔恨終生！”
他走了。
事後，老右辛大明急急忙忙地找到了我。他把我拉到附近一個木材廠堆放木料的僻靜角落，對我說：“小從，這可不是你任性的時候，社會上對五類分子要嚴加管束了，你和他（“頭人”）抗膀子，胳膊能擰得過大腿嗎？你還是主動找他談一次話，表表你的態度吧！”我很感謝辛大明對我誠懇的幫助，但是在這3年改造生涯中，我已不再是1957年以前懦弱的書生，因而我謝絕了他的一番美意。進城休假時，我向妻子陳述了這些不愉快的事情，她沉默了許久，憂鬱他說：“報社也要抓五類分子中的典型了，我'自絕於人民'的賬還沒清算，也許到了算賬的時候了！”
1960年12月18日，是星期天，天氣奇寒。張滬因患感冒，早早地睡下了。我內心苦悶不堪，當晚拿著一張房東送的戲票去看京劇。年輕時我酷愛京劇，我和劉紹棠對葉盛蘭的戲，幾乎是場場不漏。什麼《白門樓》、《呂布與貂蟬》、《羅成叫關》，後來竟然發展到對杜近芳和葉盛蘭配的每場戲，都必須過目：《柳蔭記》、《白蛇傳》……不過，這天去長安戲院看戲，純屬排悶解憂，而無任何欣賞的雅趣。當晚演員是誰我回憶不起來了，但我當晚看的戲一直銘刻在心，那是關漢卿的名作。
這齣戲成了我們命運的象徵，因為第二大一清早，我們剛剛起床一會兒，報社裝訂房的張老師傅就來到我家傳達指示，要張滬和我吃過早飯去報社開會。張滬因感冒尚未痊癒，本想在家休兩天病假的，但是老師傅親自登門，不便推辭，便穿上藍咔嘰面的皮大衣，戴上防寒的紅毛線帽，和我一塊離開家門。
在電車上，張滬覺得有些發燒，和我耳語說：
“是不是有什麼事？”
“可能是傳達文件。”
“不會真演一場吧？”
“不會。”
“哪個年代都有屈死鬼！”她說。
正值上班時間，電車上人很多，一些乘客不無好奇地窺視著我們。這是因為我倆的著裝，實在太懸殊了。她完全是知識分子的打扮，鼻樑上還架著一副眼鏡；我則穿著一件破舊的狗皮大氅（這是趕車時穿的），頭戴著一頂帶耳扇的舊呢面棉帽子，渾身散發著酒糟氣息。張滬緊閉著雙目，斜斜地靠在我身上——她無法發現那些奇異的目光。
我記得非常清楚，是我攙扶著她爬上報社四樓的。當氣喘吁籲的我們，推開四樓會議室的玻璃門時，頓感氣氛不同尋常。門口有一身著戎裝的武警，報社領導已提前到會，端坐在主席台上，趙筠秋、駱新民身旁空著兩個位於，是給我和張滬安排的）仔細地去描寫這個會議，對我說來今天也仍是十分痛苦的。我只想告訴讀者，領導宣讀了我們的反動罪狀（主要是對反右運動的看法，對“三面紅旗”的言論，閱讀《南共八大會議綱領》，以及傳播傅聰“叛國”的消息等。當然，不會忘記把我寫長篇小說《第一片黑土》也列入了罪狀之內，還有張滬的“自絕於人民”問題等）。結論中指出，這是右派當中有綱領的“反改造小集團” （南斯拉夫在中國的別動隊），必須嚴加懲處云云，一張桌子上已經擺好了簽字的筆。會議主持人當即叫我、張滬和趙筠秋簽字，眾目睽睽之下，任何爭辯都是毫無意義的，我們只能俯首就範。駱新民不在簽字畫押之列——他揭發“小集團”有功，又佔有海外歸僑的便宜，將功折罪，免於勞動教養的處分。
這是短促而又漫長的一個小時。在這個時空中，我若同被五雷轟頂，被五馬分屍。我的靈魂已出七竅，會場上只留下一個我的空殼。麻木昏沉的腦子。恍恍惚惚記得在1957年的這個季節，剃光了頭以示抗議把他劃為右派的徐鍾師，是從這裡押走的——三年過後，又輪到了我們。
進會議室門時看見的那名武警，是為我們而來的。他命令我們三個人爬上一輛有對面座位的吉普車，然後車子鳴笛啟動。那武警當即對我們發出警告說：“你們都是知識分子，想必明白政策，要是誰在車上不老實（可能指跳車之類的舉動），我們可是不客氣的！”說著，他把一副手銬，在我們面前晃了兩晃。
吉普車上肅然元聲。
“送我們去哪兒？”我想起家中的老母和幼子，急切不安地問道。
“到那兒你們就知道了。”武警回答。
我抬頭看看我的妻子，她緊閉眼瞼一動不動地坐在我的對面，那神態，若同已經死卻了一般。我可以承受下地獄之苦，但不禁可憐起她來了。妻子是發著燒來報社開會的，沒想到再也回不了家了。再看她時，她仍然像木雕般一動不動，既不看我，也不看車廂裡的一切，但是有兩行冰冷的淚水，從她緊閉著的眼角流淌了下來。她不擦它，任其順著臉腮滾滾而下，一直滴落到皮大衣上……
我的麻木的心，頓時被攪起了波瀾。在這一霎間，她究竟想起了什麼呢？是兩歲多小兒子的笑靨？還是老婆母叮嚀時的神色？不，她或許是記起了當年在上海灘，剛剛16歲的她參加了學生運動，並在地下黨支部舉行的入黨儀式上舉起拳頭宣誓時的情景？抑或是她想起了在小小年紀時被國民黨警察局抓了去，被國民黨警察狠狠地打耳光的事情？往事如煙似夢，都已成為她的過去。而現在她和我正坐在不知通往何處的吉普車上呢！押送我們的人，帽子上戴著閃亮的國徽！
沉默。死寂。
我們走進了一片混沌之中……
脫稿於1987年2月21日
小孫子從磊二歲半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