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汪的老頭大概前列腺有毛病；一夜起來解小溲幾次，有一次他見我靠壁靜坐，曾提出互換位置叫我在他的地盤上睡一小會兒，我謝絕了他的一片好心。和在公安分局的拘留所一樣，帳篷裡也不關燈，一隻偌大的尿桶擺在靠近帳篷門簾附近的地方，不時有尿鹼臊氣鑽鼻。除我之外，那些老號們睡得都很香，似乎他們的鼻子對這混濁的臊臭之氣已經司空見慣了；間或有人起來嘩嘩地撤一泡尿，帳篷裡依然是座不起波瀾的死城。
倒尿桶差事按舖位輪流。按道理講，一個星期以後才能輪到我。是不是因為我是剛來的新號，值班班長點名要我去倒尿。這倒挺合我的心思，因為藉機可以到帳篷外面去透透新鮮空氣。吃早飯了，粥桶放在尿桶擺放的地方：在這“蒙古包”內，“裝車”和“卸車”在一個地方，食物裝進肚子，黃尿排泄出去。但是，隊長講起人道主義來卻毫不含糊，飯罷那面孔黧黑的管教幹部發布命令說：“政府對俘虜都講人道主義，對你們也不例外，今天上午給你們衣裳消毒，用蒸鍋蒸煮蝨子。帶來衣裳的換衣裳，沒帶進來衣裳的，圍上棉被。快入'九'了，別著了涼鬧感冒。”
一聲令下，紛紛脫衣。有衣可換的拋出自己的髒衣裳，沒衣裳可換的圍被而坐。在一片混亂中，鄰居汪老頭對我耳語道：“這是擺花架子，棉被縫裡都成了蝨子窩，煮衣裳有屁用？”說著，他從棉絮上捏出一個大黑蝨子，放在掌心裡讓我看。 “瞅！喝血喝得像口小肥豬了。”
“蝨子多了不咬，賬多了不愁。”我說。
大值班發現我們在交頭接耳，立刻說道：“你們昨天就搞窩窩頭的拉攏，今天又搞啥名堂哩？”
我忙扭回頭坐直了身子。
那汪老頭兒一伸巴掌：“沒搞什麼拉攏，我讓他看大個兒的黑蝨子！”
大值班伸頭看了一眼：“捏死它！”
“這是棉被裡邊的。”老頭兒說，“是不是把棉被也拿出去凍凍！”
有人說：“蝨子不怕凍。”
又有人說：“去曬棉被，我就得赤身露眼兒了。”
“流氓——”值班班長訓斥同類道，“政府為我們蒸煮衣裳，已經是為我們健康著想了，別扒著房檐上房，不知天高地厚。都坐好，現在我們開始認罪守法的學習。”
於是周而復始的學習開始。穿衣裳的和往常並無異樣，披棉的像一個個披袈裟打坐的和尚。後來，管教幹部覺得這實在有礙觀瞻，給那些只有一袍一褂的人（大多屬於盲流犯罪的）發了一套黑色棉祆棉褲，說是到了勞改單位後還要把棉衣錢扣回。
不管怎麼說，寒天送衣還是解急的行動。結合實例，“感謝政府關懷”和“一定努力脫胎換骨”之聲，在帳篷裡不絕於耳。
帳篷內透骨奇寒，我不屬於無衣之列，身上穿著的是一件趕大車人披著的破皮襖。老母親曾告訴我，這是我姥爺穿過的，幾十年的風蝕蟲蛀，破皮襖的板面已經脫落，老母親怕我冷，在燈下一針一線把那些殘破的皮塊連結成一體，外邊罩上一層黑布面兒，在帳篷裡的同類中還不失為衣著體面人物，亂茸茸的毛皮中是藏蝨子和窩生蟣子的好地方，因而坐在那兒打坐念經，渾身不斷發生搔癢。我自知這件破大氅已經是蝨子繁衍子孫的大本營，幾次想過要扔到帳篷外邊去，但始終下不了決心。我不是惜憐這破皮板子，我是惜憐老母親的心！
唐代詩人盂郊留下名篇《遊子吟》。詩曰：“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這件爬滿蝨子的破皮襖上，凝聚著母親的心血，母親的眼淚。因為她不是為出行的遊子縫的這件破皮祆，而是為發配勞改的兒子，縫就的這件衣裳。
更有紀念意義的是，這件破皮祆，成了我身為囚徒的象徵。有一天，值班班長傳下指令，上午免除學習，排隊去照像。在收容所照哪門子像，我真是太幼稚太不識相了，公民有公民的檔案，罪犯有罪犯的檔案，在公安分局的拘留所，我的手蘸滿黑墨按上了手印和掌印，留在那張白紙上的活像一隻糞叉和狗熊爪子，那是為了罪犯手印存檔用的；在土城照像當然也不會例外，是為這些另冊公民編撰另冊檔案而用，果然不出所料，當我排隊等候在一間紅磚房之外時，值班班長拿來一疊長方形紙條，上邊沒有姓名，只有阿拉伯數字的編號，塞到我手裡的數字是273，這就是我在特殊檔案館裡的姓名和編目。我彷照同號的辦法，用大頭針把這個號碼別在我破皮襖的胸膛部位，這一霎間，我覺得自己似乎是等待槍決的死囚，已經和人類訣別，惟一不同的是押赴刑場的死囚草標插在背後。這個號碼雖只是輕薄的一張紙條，壓在胸口部位卻無異於沉重磨盤，在磨盤下的我，可能被絞成肉泥，擠成粉齏。
“273號！”值班班長呼喚著我的代號。
“有。”
“進來照像。”
出於習慣，我攏了攏頭上亂蓬蓬的頭髮，走進那問紅磚房。沒有座位。沒有木凳。我背靠著磚牆頹然而立。沒有鏡子，因而無法看到自己的面部表情，但我知道此時的眉字之間，一定凝聚了卑瑣和淒惶。我在青年時代讀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許多著作，其中一部名叫《死屋手記》的長篇扉頁上，印著陀翁面部的特寫照片。他半低著頭，臉上沉沉的憂鬱，那是一幅死囚等待死刑來臨之照。想到陀翁的臉，我心頭似乎輕鬆了些，儘管我也是等待發配的囚人，但畢竟不是等待斷頭，我還能像螻蟻般地活著；活在這混沌不清的世紀，活在這知識分子欲哭無淚的年代！
這次照像給了我很強烈的精神刺激。使本來就憂鬱的我倍增了愁楚之情。記得，有一次收容所全體人員集合，幾百號人排在帳篷之間的空隙上聽勞改幹部訓話。我正低垂著頭想心事，有人偷偷拉我的破皮祆袖，回頭一看，是在來收容所的路上幫我扛著行李的盜竊犯張嘯虎。他悄聲地對我說：“別耷拉著腦袋和老二算賬。愁也是活，樂也是活，你就是有天機妙算，也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哩！”
“謝謝！”
“聽說快要發配了！”
“去哪兒？”
“遠到中蘇邊界興凱湖，近的地方也許在市郊。全看命了。”
“女號呢！”我想起了張滬。
“沒聽說。反正不會跟你去同一個勞改點。”
“碰巧了也許會……”
“沒那麼善心的菩薩，別做夢了。”
“萬一……”
“我是'二進宮'了，對這裡邊的事門兒清。女號不是去通縣'小五金廠'，就是去清河農場。那兒是大勞改農場，裡邊關著萬八'五毒'呢！”
我仍懷有僥倖之心：“就沒有照顧一下的可能？”
張嘯虎低聲笑了：“雷公打豆腐，無產階級專政還講照顧夫妻？要是那麼慈善，何必送你倆進土城收容所？”
眾目睽睽，身旁有耳，我不敢再多談什麼，便朝他點頭致謝（後來，他被送往北國邊界興凱湖改造）。在我的記憶裡，邁進勞改隊的門坎，走進大牆牆圈之後，他是第一個為我指點迷津的朋友。他說的“愁也是活，樂也是活”，給了我一點阿Q式自我平衡的本領。古來早就有“逆來順受”的喻世名言，他只不過把它更加具體化了而已。
另一個對我有影響的人，是個右派同類。他名叫徐恭瑾，原是中央戲劇學院聲樂系教師。他在土城的任務是指揮各個號篷裡等待發配的人唱歌。徐臉龐消瘦，下巴頦尖尖，但卻有一雙圓而明亮的大眼睛。 60年代初期，社會還不太時興留長發，他腦後留了長長頭髮，在他指揮“五毒”合唱的得意之時，不時甩動一下披落到額頭的散發，無遮蓋地顯示著一個落難藝術家的風姿。他年紀大我一輪開外（1960年我27周歲），眼角眉梢佈滿了中年人早來的褶紋，儘管他指揮牛鬼蛇神合唱時，眉字間，總要表現出喜悅的神色，但我仍然能看出亢奮背後隱藏著悲涼，就像舞台上的悲劇角色偶爾也露出歡顏一樣。
記得50年代，我走上北京日報記者編輯崗位時，在文化生活版曾讀到過艾青一首詩作。詩的大意是這樣的，那白人的小女孩子明明過著天堂般的生活，卻咧嘴在哭；那黑人的小女孩明明過著極為貧困的日子，卻偏偏在笑。由此詩推斷開來，“逆來順受”是人類生存下去的哲理之一，也並非中國所獨有；只不過在世界的一角土城，這種生活哲理得到了強化，也只有強化這種本能，知識分子才得以生存。
後來，我逐漸知道了徐恭瑾的身世。解放前夕，他就步入了歌壇，並取得社會上的承認。解放後，中國舞台上許多的後起歌壇名流，都受過他的指點。他音域寬厚而洪亮，音質中還有劈裂感，很適合於演唱男中低音，但在這裡他要走串每個帳篷，指揮著那些音盲唱“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一唱再唱，唱個沒完；間或有集合之際，徐恭瑾則站在土台上，指揮土城裡的“千軍萬馬”，齊聲高頌偉大領袖毛澤東。這時，他顯得英氣勃發，真像個樂隊指揮那般巍然。他的身旁站著的管教股長。勞改隊長，也對他投以讚賞目光——在這一瞬間，他真成了羊群中的駱駝，群山中的珠穆朗瑪峰了！
這種情緒對我是個強烈的啟迪。他啟迪我要堅強地活下去。至於那爬滿破皮祆的蝨子，只能吸血，但咬不死一個健康的人，讓它拼命吸吮血漿就是了。同時，心頭升起了強烈的願望：走吧！只要不去黑龍江，無論去哪個勞改點都行，在這不見天日的棉帳篷裡打發日子，憋得心裡難受。這不僅是我一個人的願望，而是所有在土城等待發配的人的共同心願。終日的盤腿打坐，整夜像沙丁魚一樣擠在一起，使帳篷裡凝聚了煩躁的氣流，有的竊竊私語，有的占卜去處，有的在半夜的睡夢中叫喊起來：“叫我去勞改吧！黑龍江興凱湖我也願意去！”
我不知土城的勞改幹部是否有意等待這樣的契機。就如同被久困在籠子中的野獸，一旦出籠，它們會產生千百倍的瘋狂奔力；只有到了這個時刻，待發的囚徒才會自願地奔向條條驛路，心甘情願地去接受各種苦難的懲處。如果我沒有記錯，那是在1961年的元月16日，離開土城的訊號終於傳來了：先是在空曠的院子裡響起哨子聲，接著傳下口令，各帳篷裡的人一律到空場集合，聽候訓令。
那天天空陰沉，天上還篩著雪粒，我穿著那件破皮襖，站在三號帳篷的隊伍當中，遙看周圍，同類們個個面露期待之色。彷彿大家面臨的不是去經受長期勞役，而是馬上要釋放回家似的。這天隊伍排列得十分特別，不像往常集合要站成方塊的密集隊形，而是單行排列，每個單行之間，都留有約兩米寬的空隙，好像有什麼人要從這空隙間通過，就如同國賓檢閱儀仗隊的那種陣勢，我們每個人都要接受不知什麼人的檢閱一般。
汪老頭舖位挨著我，站隊也緊挨著我。他低聲說：“真要離開土城了，還不知你我運氣咋樣呢！”
“什麼意思？”我聽不懂他的話。
“這是勞改隊來挑人了，只是不知哪兒來的！”
“不是'連鍋兒端'嗎？”
“哪個勞改隊也不願意要老殘！”他在為自個兒憂心。
原來行列之間的空隙，是為來挑人的勞改幹部留的路，並不是所有的土城人，都能離開這地盤的。我不禁產生了一種惶惑感，萬一要是挑選不上，還要在棉帳篷里呆下去，那簡直是一種最嚴酷的懲罰。
一些“二進宮”、“三進宮”的流氓、扒竊，倒是神態自若。他們在隊列裡探頭探腦地張望，好像對他們能被來者選中，從而離開土城充滿自信。他們關注的焦點，不在於去留之間，而在於去的地點。團河、清河……是帶有“河”的都願意去，因為這些勞改隊都離北京不遠；他們最怕帶“湖”字的勞改隊，比如興凱湖勞改農場地處黑龍江的中蘇邊境上，冬天雪飛像“大煙炮”，一年有半年過冬天。嚴冬零下三四十度的奇寒，使他們望而生畏。更使他們心悸的是，興凱湖遠離鐵路公路，到了那兒再想逃跑難如上青天，而這些年輕的刑事罪犯，雖然認起罪來是賣盆的進村———套一套的，但又不甘心於在勞改隊受苦，不然怎麼會有“二進宮”、“三進宮”呢！
我也十分怕去興凱湖。我並不怕那裡的嚴冬，50年代我跟隨北京青年墾荒隊去過北大荒，體驗過那兒的冰天雪地。對於感情上無牽無掛的人說來，那兒是一塊遠離凡塵的綠洲淨土，無論是冰封雪飄的冬天還是炎熱的夏季，那兒的風光都是很迷人的。我之所以怕去那兒，是為老母親著想，興凱湖和北京相距幾千里，她去探望一次兒子，至少要有半個月的行程；弄得不好，她那條命會埋在漫天飛舞的“大煙炮”裡。要真是興凱湖勞改隊來挑人，那也只能感嘆自己的命苦了。
土城勞改幹部出現在隊列的盡頭，旁邊走著一個陌生的人。矮矮的個子，車軸一般粗壯的身體，他沒穿著和土城勞改幹部一樣的藍棉大衣，而是披著一件綠色的山羊毛的大皮板子，頭戴一頂毛茸茸的狗皮帽子。他那穿著打扮和他的身段以及威風凜凜的神氣頓時使我想起電影《林海雪原》中打虎上山的楊子榮。我的心一下子如同結了冰，渾身每個毛孔似乎都在往外冒著寒氣。還用問嗎？這一定是興凱湖來挑人的勞改幹部了，那些“佛爺”（小偷）及“氓爺”也從來者的打扮上，好像預感到了什麼不吉利，用行話低聲地罵開了大街：
“×他媽的，咱爺們儿怎麼這樣倒霉！”
“是'湖'裡來的'雷子'！哥幾們認命吧！”
“該在'湖'裡淹死的，進不了'河'漢子！”
“從'大輪'（火車）上撒丫子！”
“黑棗（子彈）會叫你腦瓜開花！”
來土城不過半個多月的光景，我已經能聽懂這些“行話”的意思了。這些“二進宮”、 “三進宮”的“天不怕”，雖也是網中之魚，但是他們敢於鑽網。用血肉之軀作賭注，去幹他們想幹的營生，可是隊伍裡的知識分子，卻少有這樣的“勇士”。他們乖乖地站在隊伍之中，惶惶然地轉動著目光，如同一隻只即將擺上祭壇的羔羊，端肩縮脖地等待著命運的裁決。
土城的那位面孔黧黑的干部，陪同那個外地來客開始在隊列中穿行了。那“楊子榮”目光像打量擺在兩邊的白菜、蘿蔔一樣，用手指點哪個，哪個就是被他選中的貨物，要離開隊列向前跨上一步。倒也省事，不問姓名、案由、職業……一切刪繁就簡。不一會兒，單行隊列就變成了雙行，甩下的盡是老、弱、殘、缺。當“楊子榮”披著山羊毛大衣出現在我們帳篷的隊列中時，我仔細地看了他一眼，除了威嚴如故之外，我發現他臉上生有許多麻子。我迅速地低垂下頭，盡量裝出卑瑣的病號神態，心裡默念著：老天有眼，千萬別讓他選中了我。
“抬起頭來！”
誰知道他在喊誰？
“叫的是你！…
我只好抬頭。
他目光如同一道閃電，在我臉上燒了一下。接著，用手指點了我一下：“站出來！”
我被看中了。
往前跨了半步。
當天晚上，睡前來了兩道指令。第一道是被選中的成員和沒被選中的成員分家。那個汪老頭兒和我分開——他屬於老、弱、殘、缺之列。第二道指令是明晨早起，先把行李裝上卡車，人員隨行李車開拔。到底是不是去興凱湖，不知道；沒人告訴你，勞教機構任何一次人員調動，都是個悶葫蘆，進行沒有必要的例行保密。
記得，第二天清晨，我們是乘大轎子車抵達火車站的。土城用大轎子車送我們，絕非出自於怕我們承受不了五更苦寒，而是有車窗玻璃，可以防止囚犯跳車逃號。令人費解的是，車行方向沒有朝“北京站”和“永定門”車站行駛，而一直駛向了西直門車站。車站上，武警戰士架著機槍，如臨大敵般地早已嚴陣以待，沒容我們在站台上停留，就被強令立刻上車。
第一件事就是點名。土城勞改幹部和領人的勞改幹部，每人手持一本花名冊逐個地清點人數。這一工作完成以後，意味著收容所的任務完結，車上如有跳車的逃號，那是領人方面的責任了，為了防止這樣的事故，車廂兩旁的汽門，早已站好了押送我們的武警。直到這時，那個長相很像打虎上山楊子榮的勞改隊長，才向我們透露一點口風，他跳上車廂的坐椅高聲宣布說：“我是來接你們去改造的隊長。聽說，你們心裡一直打鼓，說我是興凱湖來的，現在，先出第一張安民告示，我不是興凱湖來的。至於從哪兒來的，又領你們去哪兒，到地方你們就知道了。我只告訴你們一點，那地盤離北京不算遠也不算近，反正比興凱湖要近得多。”他發布完安“民”告示，緊接著是一項通牒令：“你們都放老實一點，車窗一律不許開，開一條小縫也不許可；現在是冬天，打開車窗容易感冒。告訴你們，誰要是找開車窗，哪怕是一條小縫，就要按逃跑論處。我們不怕個別壞蛋跳車，你跑的再快，也沒有子彈的速度快。聽明白了嗎？”
先是安撫。
後是警示。
這一切都為了在行車途中不發生問題，即使大腦屬於低智，也能對這剛柔並濟之策有所體察。特別是第一道安“民”告示，對喧囂騷動著的列車，顯然起到了鎮靜作用。只要不去興凱湖，這就是最大的喜訊，因而車廂裡還升騰起一點點歡快氣氛。那些對勞改單位並不陌生的刑事犯，掰著手指頭算計著我們的去處；幾經議論，終於揣摸出來我們要去的地點：那兒既非“湖”，也非“河”，而是地處居庸關外新建的勞改點——營門鐵礦。我們要在四面來風的山口子康莊下車，據說營門勞改礦山，離康莊有四十多華里。一出關就是塞外，我們是要去塞外山洞洞裡去脫胎換骨了。
有個亡命之徒迅速打開車窗看了一眼，說這列火車是開往張家口方向去的，去張家口又必經康莊，我們要去高山大峒開鐵礦是定而無疑的。果然，不一會兒站台上架設的機關槍搬走了，旅客開始湧上站台，也登上了我們這列火車，同時女廣播員的婉轉歌喉鳴響在車廂： “各位旅客請注意，這次列車有幾節車廂是專列。上邊的成員是被押送去勞改的專政對象，對此乘客們要提高警惕，防止階級敵人搗亂破壞！”
我不禁啞然失笑。專政對象乘坐的幾節車廂內兩頭都有持槍把門的武警，何以會到其他車廂裡去搗亂破壞呀？不知歷朝歷代被流放塞外的人，除了木枷和押送的武士之外，是否也要製造出一種瘆人的氣氛，使你的靈魂時刻處於驚顫之中？ ！
列車徐徐開動了。我落淚了。
我不知道等待我的究竟是什麼！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重返京華！也許砸死在勞改礦山，也許病死在什麼改造驛站；即使能活下來，也可能意味著和文學的徹底訣別。在車輪的滾動聲中，我的思緒異常複雜，老母親、病妻子、小兒子……以及許多文友的面孔，都映現在那塊車窗玻璃上。我不知妻子張滬是否還在土城等待發配，前幾天晚上，在一次晚點名之後，那位皮膚黧黑面孔敦厚的勞改幹部，點到我的名字時，曾停頓了一會兒，他說：
“你過去是個青年作家？”
我受寵若驚，站得筆桿條直地回答說：“是個記者。”
“你老婆也在土城？”
“是。”
他剛要繼續往下點名，我突然像乞丐一般問道：“能叫我見一面嗎？她身體有病……”
“當初你們不堅持反動立場，何至於有今天的下場！”勞改幹部不正面口答我的請求，反而朝我心臟部位刺了一刀，“記住，這兒不是什麼施捨仁慈的地方，更不施捨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惟一的前途就是脫胎換骨，等你們改造好了，才能有那一天！”
聽了訓政本該知趣地坐回地舖上，但是不存在的幻覺仍然支配我講了這樣幾句話：“隊長！能不能把我們送到同一個勞改隊去，不然我母親探視兒子和兒媳，還要跑兩個不同的地點！”
回答是可想而知的。
坐在發配塞外的火車上，我為自己的懦弱而渾身發燒。扭頭看看武警，武警頭戴國徽莊嚴而立，那閃亮的手槍插在皮帶間，一隻手緊握住槍的後把。回過頭來看看窗外，八達嶺起了風，夏日那蔥鬱的綠色蕩然無存，七八級的大風搖撼著枯枝枯乾，穆桂英點將台蒙在一片混飩之中。影影綽綽可見山巔上的烽火台，它像個歷史證人一樣，看徵人出關，看犯人遠行。今天，它又冷眼看這列爬行的火車了，它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這裡裝運著幾百名不尋常的旅客吧？ ！
大山巍峨！
大關雄渾！
我甚至後悔自己沒有在春日來過長城。從進入《北京日報》，我就為當好記者。編輯而忘我工作，稍有閒暇，我還要提筆寫描寫新生活的小說。從進入京城之日，雖知長城近在咫尺，但捨不得抽出時間來瞻仰這條盤臥在山尖上的龍。這次倒是見到長城了，卻是在這寒風凜冽的冬日，沒有春色，沒有詩情，有的只是蕭蕭萬木和在萬木蕭蕭中出關服勞役的囚徒。
早晨登程之前，每人發了兩個窩頭。此時在沒有暖氣的車廂裡，凍得石頭一般。我機械地嚼著窩窩頭，品味著人生的苦澀。當初，秦始皇修築長城時，這兒走著數不清螻蟻般的民夫和苦力，據說那是為了抗禦外侮之必需；今天送我們這些打入另冊的人們，又是保衛“鋼鐵長城”之必需！是“把北京變成水晶城”之必需……
強權即真理。
無權即無理。
別了！未來的“水晶城”！
我等待著這位大人物的諾言兌現。
列車穿過了大山，關外塵沙飛揚。這兒風更凜冽，遠遠看見一個旋風擰成的通天上柱。當車停在康莊車站時，我們這些成員面面相覷。像西直門車站一樣，武警早已在站台架上了機槍恭候。由於風太大，士兵們那綠色棉軍帽下邊的帶子，一律緊緊地系在下巴頦上，有的怕風沙迷眼，還戴上了風鏡。
我們搖搖晃晃地先搬運行李，把卸下來的所有行李搬上卡車後，才被通知登上無篷卡車。沒有泯滅盡淨的羞恥，使我在搬運行李時，一直低垂著頭，因為我怕列車上的旅客中，有親友或相知的目光。在這方面，我很欽佩那些刑事犯的勇氣，他們在搬運行李時還不忘和車窗裡的旅客逗樂，因而不斷招來戰士的怒斥：
“低下頭來走路！”
“沒臉沒皮的傢伙！”
那位“楊子榮”此時嚴然就是圓睜二目的門神，他在大風中屹立著，一動不動地監視著我們這些搬運夫。直到我們最後一個成員登上卡車，他才鑽進卡車的駕駛室。我至今清晰地記得那條黃塵滾滾的驛路，它從康莊曲曲折折地向東北方向延伸，十幾輛卡車中只有頭一輛是幸運兒，後邊一串都要吃前邊輪下滾起的黃塵，所有車上的成員一律面向車尾；即使這樣，我頭上一頂繫著扣兒的破呢面棉帽子，還硬叫大風給刮去，不知飛向了何方。
“這是好事。”一個東北小盲流對我說，他叫那德廣。
我無心回話，把頭埋在蝨子成堆的皮襖領子裡。
“到那兒就摘你的右派鐵帽！”這個小土猴兒，閃著一對大眼睛對我唱著喜歌。
在土城帳篷裡他年紀最小，初進上城時我不理解為什麼一個大孩子，也被關在“五毒” 當中。後來在他交代罪行時才知道，他是吉林某地（是否那拉氏宗族的後裔記不准了）的一個浪兒，在飢荒年間流入北京，公安機關幾送幾來，後來他偷拿一個副食商店的蛋糕，當場被抓，便以屢次盲流加偷竊為由，送到土城來了。他長著一張娃娃臉，一笑露出虎牙尖尖。他常常自動去抬飯簸籮或倒尿桶，帳篷裡的成員卻對這偷嘴吃的“小家雀”印像不錯。那次隊長點名無心地露出我的原來職業以後，他特別顯得和我親近。一次，在廁所里大便時碰在一起，他便問我：“寫書這活兒好學麼？”我說：“我已經被開除出那個行列了，別談它了。”他說：“隨便聊聊，我又不給你打小報告。”我說：“算了！別學這一行，這行挺害人的！”他聽不懂，刨根問底沒完沒了地問。我心緒很壞，提起褲子走了。在帳篷裡他坐在我對面的地舖上，每每望見他那雙晶黑晶黑的童眸，我就覺得我虧待了他似的，便有意躲開他那雙幽亮的目光（十幾年後，當我在山西伍姓湖勞改農場的窯洞裡，偷偷寫小說時，他成了我搭七巧板時的模特之一）。此時，在黃塵滾滾的路上，他渾身上下雖成了土人，但那雙眼睛依然明亮而動人。他不該來這兒——他進來的太早了。
風勢彷彿漸漸小了一些。回頭望去，是一座高山擋住了風路。汽車一路上盤，我們終於看到了目的地。那是依山勢而起伏的排排紅磚房，紅磚房的周圍站立著高高的崗樓。
“到了！”興奮的聲音。
“到了！”疲憊的聲音。
“到了！”歇斯底里的叫喊。
土猴們的臉上開始有了喜色。我的心也從空中掉在了地上。總算是到了“站”了，這兒雖屬塞外，離北京還不算遠；離北京近一寸，彷彿就和母親的心貼近了一尺。別的都丟了，離老母親和小兒子近些就成了我惟一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