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活到十六歲時覺得自己已經不是男孩了，可那時社會上開始把男孩女孩的標準往上提，二十五歲以下的都算，於是他又留在了男孩的行列裡，等待二十五歲的來臨，到那個時候不知道行情會不會又變。
男孩仍住在戴城，幾十年來，這座城市始終沒有廣場，直到九十年代末，嶄新的市政府大樓落成，那是一片空曠的花崗岩地帶，四周攔起圍牆，正面是一個把守森嚴的滾輪柵欄門，遙遠的大樓在空曠地帶的盡頭，一座方正無誤的建築，看不清什麼細節，只有分佈均勻的窗口，黑洞洞的，遠看像碉堡的射擊孔。那片禁止入內的空曠地帶永遠冷清清，既不長草，也沒有半只鴿子。
在他的整個青少年時代，即使是這樣的廣場也不曾目睹過，成天在逼仄的街巷裡走來走去，人們太熱衷於植樹造林，假如有一大片空地，人們一定會按照某種幾何圖形，種上冬青，圍出一塊草地，留下筆直或弧形的小路供人們行走。於是，很大的一塊空地最終也變成了小巷，而草坪是不允許踐踏的。
小時候，姐姐帶男孩去人民公園玩，那地方陰森森的，有幾個草坪和一個四周堆滿假山的池塘，後面還帶一個簡陋的兒童樂園，沿著公園的圍牆種滿高大的喬木，積年的落葉全在腳底下，踩著覺得軟綿綿的像地毯。這是個奇怪的地方，有人爬樹，有人爬到涼亭頂上，都沒人管，只有在草坪中心豎一塊木牌：禁止入內。其實那也不是什麼草皮，根本就是些長得比較順眼的雜草，到了星期天有很多人跨過冬青樹，在草地上坐著，談戀愛，看書，寫生，什麼都有。公園管理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所謂法不責眾。過了星期天，禁令起效了。男孩的姐姐曾經被抓到過，由於她口袋裡沒半毛錢，也不打算喊攝影師來解釋問題，於是接受了一種極為特殊的懲罰：他們讓她舉著那塊木牌在草地上站著，站了一個下午。
這種懲罰在男孩看來根本不算什麼，從出生那天起，他就頂著歪頭的名聲，比木牌更可怕的東西。然而姐姐和他不一樣，這是她少女時代最痛心的一次示眾，她活得很成功，不能忍受這種羞辱。到十六歲時，男孩發現姐姐成了一個憤世嫉俗的女人，那年她二十一歲。
那年春天男孩知道自己的姐姐失戀了。得與失都發生在她學校裡，看她那樣子，愛情必然轟轟烈烈，然後像一根燒紅的鐵棍戳進涼水，發出呲的一聲慘叫，事情就結束了。那個誰也沒見過的傢伙據說出國去了，他飛機後面的尾氣大概就是鐵棍最後冒出的一縷青煙。 後面幾天姐姐回到了戴城，躺在里屋一言不發。她上大學的日子，男孩睡里屋，她回來了男孩和攝影師都得睡到吃飯間。家裡就這麼大地方。如此睡了三天，她出來的時候人胖了一圈，其實是腫的。 等到精神稍微好點了，她說：“他去了紐約。” 男孩說薔薇街上的朱常勇，他去了日本，在什麼地方刷盤子，他的老婆蒯紅英正在和瘸子老炳軋姘頭。 他的意思是，只要出國的，就會有感情問題產生。不過姐姐沒聽懂。 “那不是一回事。”她說，“朱常勇是去日本做苦力，那個人是去美國留學。” “反正能出國都是好的。”男孩說，“你想出國嗎？” “能有機會出去當然好，想有什麼好想的？” 攝影師坐在一邊憂心忡忡，偶爾扔過來一聲嘆息。姐姐不愛聽這聲音，問他：“你呢？什麼時候和關文梨結婚？”攝影師覺得那根涼了的鐵棍伸到自己眼前，還有點焦糊味，雖不足以燙人但也可以把人攪得一臉臟兮兮。攝影師只能說：“我暫時不會結婚。”姐姐說：“結吧，你都快五十了。我就算不出國也不想回戴城了，大學畢業我要去深圳。” 男孩說：“那我怎麼辦？爸爸怎麼辦？” “我才不管你們咧，你們喜歡這兒。” 她回到上海以後徹底玩瘋了，跟著同學長途旅行，然後打電話到老鬼子的雜貨店，讓去喊攝影師來接聽，再匯點兒錢給她。不久她到達偉大首都，在那兒拍了一張亂糟糟的照片寄回了薔薇街。她的臉仍然腫著，咧嘴大笑，張牙舞爪，整個人都像是被搶劫過了。攝影師忽然想起，當年她的小姨李紅霞也有過一張照片，北京大北照相館的傑作。不過，相比之下紅霞小姨本人與背景的比例十分恰當，其人也赳赳英姿，不可一世，而顧小妍容貌晦暗，稍嫌模糊，那種傻瓜照相機很容易就把焦點對準到背景的一堆垃圾上去。
一個沒有廣場的城市是可悲的，人都像是在管道裡流來流去，稍不注意，就違反了交通規則。男孩活到十六歲時覺得淒惶焦灼，彷彿搖搖欲墜，彷彿走在薄冰上聽到吱吱嘎嘎的碎裂聲。羅佳已經離他而去，方小兵沉默而哀傷，攝影師日日擔心著關文梨的前夫跑過來一拳打瞎他的眼睛，只有顧小妍振翅高飛，但她這次並不打算帶上歪頭弟弟。初三的畢業會考近在眼前，男孩的選擇，要么考一所馬馬虎虎的高中，要么乾脆念個中專技校，總不能讓自己十六歲就去上班啊。無論是不是歪頭，十六歲都像個門檻，他得跨進去，萬一不幸絆倒了，爬也得爬進去。事情就是這樣。 他一個人在城裡游盪，後來發現自己錯怪了戴城，這裡有廣場，在城北的火車站。他很少涉足此地以至於竟忽略了它的存在，當然，它似是而非，基本上只能稱為一個大集市，這樣的廣場並不愜意，甚至可以說是卑微。在這塊佔地十畝的水泥地上，用細麻繩攔起的行走通道，破碎的地面，形形色色的人們拎著旅行袋匆忙趕路。盲流們聚集在走廊下面，鋪開他們的編織袋，坐著，躺著，散發著酸腐的氣味。有四根高達十米的路燈豎在廣場中央，頂部做成飛碟的形狀，三十二個高能射燈在夜裡照得地面一片慘白，底下的人都像是鬼片裡出來的。這裡還有花壇和雕塑，花壇仍舊是冬青樹，圍著階梯狀隆起的盆栽植物，一串紅，菊花，貓臉花，視季節而定，國慶節它們還會拼成五角星或者是紅旗的圖案；雕塑則是一座佈滿灰塵終年不變的不銹鋼赤裸人體，在一個禁止進入的花壇深處，足有三米高的健碩男性，夾緊雙腿抬起雙臂，陰部擋著一片不銹鋼樹葉，不知道是盤古呢還是亞當。 終年綁著紅臂章的老太婆逡巡在廣場的每個角落，她們面容近似，衣著近似，每一張罰款單上都印著“五元”，無論吐痰還是扔垃圾都這個價格，罵人打架不歸她們管。她們意志堅定，絕不放走一個違章分子，同時也坦然面對一切辱罵。這微小的執法權簡直是她們的要塞，攻不破，也休想讓她們投降。男孩曾經看見老太婆追著一個中年婦女，糾纏了半個小時，要到了五塊錢的罰款，然後被這個中年婦女追著罵了半個小時的“老逼”，她毅然決然充耳不聞地走向了下一個吐痰的人。 姐姐說，所有城市的火車站廣場都是這個樣子，有些更糟糕，連不銹鋼男人都沒有，你必須穿過骯髒的廣場，坐上骯髒的火車，才能去另一個城市，迎接你的仍然是同樣的場景，同樣的老太婆，幾乎沒什麼差別。那根本不是什麼廣場。真正的廣場，儘管人滿為患，仍讓她感到愜意，陽光直直地照在硬地上，沒有任何陰影，你可以往四面八方走，甚至走出很遠很遠時，發現自己仍在廣場之內。 但他忽然愛上了這個地方，在最無聊的夜裡，他騎車來到火車站廣場，四個飛碟正騰空而起，逆光望去，星辰失色。他為什麼會在十六歲那年迷戀於此？大概是因為它的寬闊無度，與城裡景色截然不同的風貌。但那種亂糟糟的場面，混跡在旅客、小販、司機和旅館拉客女之間，並不是很愉快的事情。他很快又會厭倦，看著四個飛碟，吹一會兒風，回家去睡覺。 有一天他在廣場上看到個乞丐，腿爛了，斜倚在飛碟路燈下，傷口流膿，紫脹發黑。照男孩的理解，這條腿是肯定要鋸掉了，但他安然地躺著，面前一個搪瓷碗裡放著幾張鈔票。以前的乞丐都不是這樣的，他們只是衣衫襤褸、蓬頭垢面，但絕無一條可怕的爛腿。男孩心想，這到底是爛腿還是道具呢？抱著這樣的懷疑，沒有人敢走過去摸一下。 男孩坐著，他像是廣場的神經，努力為它感知著變化中的一切。世界像一鍋水，煮啊煮啊，看不出有什麼變化，忽然之間就沸騰了。所有的事情都像是突發事件，那四個飛碟上的燈，有一天忽然掉了一個下來。十米高空墜下一個臉盆大的燈正砸在乞丐的爛腿上，他一點也不疼，但簡直害怕死了，警察把他抬上擔架的時候，他一直在大喊：“這是我吃飯的腿！” 無數個盲流越過男孩的身子，走向他們要去的地方。那年春天他站在火車站的宣傳欄前面，看到很多照片，全都是關於火災的，有人把汽油帶上了火車，有人帶油漆，有人居然帶雷管。它們燃燒或爆炸成為了宣傳欄上的照片，燒得焦黑的人體，半焦黑的，或者火功恰到好處的。總之都是燒烤人體。這個宣傳欄告訴他，沒事別坐火車，盲流太多，出了事情想跑掉沒那麼容易，到處都堵著呢。 某一天黃昏，幾個戴城大學的學生來到了廣場上，他們看上去很熱，坐在飛碟路燈下面說話。男孩提醒他們，不久前這裡剛出過事，最好去安全一點的地方待著。一個女大學生很有禮貌地對他表示了謝意，但另外幾個則毫不理會，他們對著他的歪頭髮笑。男孩冷眼看著他們，是的，同一個地方兩次掉下燈，把人砸中的機率很小，讓他們發笑吧。一個大學生從口袋裡掏出一支粉筆，在粗壯的燈桿上寫了一首詩，然後他們鑽進了檢票口，女大學生還回過頭來對男孩說了聲再見。她很像姐姐。男孩覺得那列火車是再也不會回來了，這感覺像是一個做串了的夢，真是太奇怪了。 後來臨近中考，他中止了火車站的徘徊，回到薔薇街。街上很熱鬧，電線桿子上貼了很多紅紅綠綠的紙，上面用毛筆字寫了詩，那字顏筋柳骨，斷不是常人所為。著名的天才畫家方小兵路過，一時興起，在空白處添了幾筆，有些是荷花，有些是楊柳，有些是葡萄。空白處很小，但小兵在彩蛋的方寸之地已經練出了真功夫，眾人一起品鑑，說他完全可以和唐伯虎媲美。後來街道主任鮑翠芬來查，帶著人撕畫，方小兵痛惜不已，跑出去揪著鮑主任，拼命指自己的胸口，意思是此乃方某人大作，撕不得。鮑主任給了他一個耳光，說：“你想死也找個好地方去。” 十六歲那年，男孩在薔薇街上看見過日暈，五月略顯單調的天幕上有一個黃色的太陽，太陽之外有一圈紫色的光環。他看得頭暈眼花。攝影師說，這是一種自然現象，風景照裡面常有的，照片拍得好的話可以刊登在攝影雜誌上。方屠戶嘆息說：“這東西不吉利，大概豬肉又要漲價了。” 攝影師去了一趟上海，姐姐被拎了回來。男孩發現她把長發剪掉了，變成一個游泳頭。這是當時很流行的髮型，也便宜了理髮師，基本就是個男式頭。男孩已經到了懂得欣賞女性美的年齡，他看了半天說：“頭髮真難看。”姐姐拿出一盒磁帶，指著上面一個女歌星說：“看，這個女人叫西尼德·奧康納，她剃了個光頭，而且，她一直是光頭。”男孩問她為什麼要剃光頭，姐姐說：“因為那種叛逆的勇氣。”男孩心想，成績不好的孩子才叛逆，這個詞跟你渾身沒有關係嘛。 那時男孩在復習功課，迎接升學考試。男孩看見這個最頭疼，不但要比成績，還要體檢。他去體檢的時候，正好二十二中的畢業生也在那兒，一夥女孩對著他狂笑。但他沒有在人群中找到那個叫羅佳的。 在他十六歲時至少有一個好消息——他的歪頭病沒法治，但似乎也不會惡化，它指向十一點整的方向，在所有的斜頸症之中，這算不上什麼。男孩有一次出門被一個同樣的歪頭打了一頓，那傢伙歪得太厲害（幾乎九點整），他以為男孩在學他。打完了以後才發現是同類，他不但不道歉，還有點妒忌，說男孩這種樣子應該可以偽裝成正常人嘛。 姐姐回到家裡發現他的功課很差，尤其數學，只要涉及解析幾何他一概不會做。為了讓歪頭能有個好前途，她不得不待在家裡幫他補課。這耽誤了她的時間，日日嘲笑他是個笨蛋：平時都乾嗎去了，也像爸爸一樣不務正業吧？男孩說：“平時叛逆去了。”姐姐說這個詞你倒學得挺快的，但你沒什麼資本叛逆，好好搞懂你的解析幾何吧。男孩就說：“像你們這種正常人，非要把自己的頭髮剃了，把好好的東西弄殘了，才能像個叛逆。我什麼都不做，站大街上就是人類叛逆。”姐姐聽了有點傷感，說：“聽說有個女同學陪你和方小兵玩？”男孩沮喪地說：“她二十二中的，已經不跟我玩了。”姐姐說：“看來還挺善變的嘛。”男孩說那個叫羅佳的女孩曾經見過姐姐，她來照相館拍過照，那會兒羅佳還是個小學生，然而記性糟糕的姐姐已經完全忘記這件事了。 到了六月末，中考已經結束了，男孩哪兒都去不了，姐姐也是，兩個人只能守在照相館裡，幫攝影師打雜。照例七月裡都會有洪澇，這一年卻很乾燥，太陽一直照著，街道新鋪了一層柏油，原先凹凸不平的鋪路石全都撬掉，兩邊的梔子花也都拔了，街道顯得寬而平整，自行車經過不再發出哐當哐當的聲音，這下安靜了很多。 五年來攝影師一直靠著這個小店維持生計，他幹得不錯，至少混成了街區的名人。不過這一年來求他教跳舞的人越來越少，因為該學舞的都學會了，不想學舞的都在家裡叉麻將。攝影師的固定舞伴仍是關文梨，他們出雙入對，非常醒目。對於這個已經過時的歷史大破鞋，人們根本懶得猜測她何時與攝影師結婚。很少有人知道給攝影師開了瓢的正是她的前夫，那個人目前就住在薔薇街附近，每隔一段時間，他會打電話給攝影師，讓他送點錢過去。 姐姐回到戴城以後，偶爾會去找那個追求她的威特兒，那會兒人們不再喊他勉子，他從外賓招待所辭職出來，去了波頓大酒店做門童。他有一個新的綽號叫“拉門先生”，這份職業比端咖啡辛苦，也更有前途。波頓大酒店有二十多層高，戴城最新的涉外賓館，他在這裡掙很多外快，每天從人手裡搶過各色箱包，然後微笑著對這些人說，威爾康姆，阿里阿多，雷猴，踢不死。他去火車站接攝影師和姐姐，拎著行李回到家，放下行李不由自主朝他們伸出了手，結果被嘲笑了一個禮拜。 他曾經答應過姐姐，要開一家舞廳，這個諾言對記性糟糕的姐姐來說如同罡風吹散了白雲，早就忘得一干二淨，但他仍牢牢地記著。他一生的理想就是能做個老闆，然後把那個大洋馬顧小妍娶回家。有一度他聽說她談戀愛了，覺得很沮喪，但她的愛情竟比他的低潮期還短暫，於是他又恢復了以往的信念。 無聊而平淡的六月過去了，這條街更安靜，狂風與驚濤離這兒非常遙遠，沒有人聽到遙遠的地方火車的汽笛聲，沒有人企圖離開，沒有人多說一句話。
七月的最後一天，那個叫牛蒡的詩人出現在街口，陽光炙烤著柏油路面，那兒嗞嗞冒油，散發出瀝青的焦糊味。牛蒡佝僂著身體，右手反扣旅行袋的拎把，將其甩在肩膀後面，衣服被汗水浸透了，烏七八糟的長發被汗水裹著猶如一團泥漿，他的臉上還有兩塊明顯的淤傷。街道主任鮑翠芬迎面撞上了他，她警覺地用普通話問：“找誰的？”牛蒡十分疲憊，低著頭用普通話回答：“蘇華照相館。”鮑主任說：“往裡走就是。”牛蒡指著牆上的美術字：蘇華照相館，向內20米，沖印彩擴藝術照。字好久沒刷過，有點褪色了。他點頭說：“我已經看見了。” 他很快走進來，對櫃檯上的攝影師說：“找顧小妍。”攝影師問：“你是誰？”牛蒡拽過一支圓珠筆，在紙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攝影師沒看明白，這種野生植物他倒是知道的，但很難和某一個人聯繫起來。牛蒡面露詭異的微笑，說：“我的筆名叫牛蒡。顧小妍答應來火車站接我的，可是她沒來。”攝影師明白牛蒡是筆名之後，感到很生氣，他心想，好端端的干嗎要取這種名字，愛文學也不能這樣天馬行空，他為什麼不叫牛糞！另外，這個戇卵臉上有一種隱蔽的傲慢，他的微笑並非禮貌，僅僅是在告訴他自己：眼前這個中年人，他什麼都搞不明白。攝影師閱人無數，他不一定理解人們的古怪念頭，卻看得懂最細微的表情。他問：“你是哪個單位的？” 牛蒡說：“我到處流浪，我是個詩人。” 筆名牛蒡的傢伙，坐了十二個小時的火車，從遙遠的北方來找姐姐。她從裡面出來，看到他。牛蒡說：“你好，娜佳。”她說：“壞了，我竟然忘記你要來。”然後她伸出手去，和他握了握手：“你好，瓦西里。” 坐在一邊的男孩想了起來，他就是多年前和姐姐互通信件的筆友，那個北方人凌雲，很可能還是她初戀的對象，相隔四個寒暑，他們第一次見面了。 姐姐念大學以後交過一些筆友，她有寫信的癖好，又染上了那個年代呼朋喝友的壞習慣。寒暑假時，他們來到戴城，她帶著他們去城裡的名勝古蹟遊覽一番，還會下館子。男孩在旁邊蹭吃，順便長長見識。這些人大部分都是學生，並兼有其他的身份，比如青年作家、青年畫家、青年歌手之類，他們通常講普通話（這在八十年代的戴城非常罕見），迷人的風塵僕僕，令人過目難忘。偶爾也有不像話的，曾經有個相貌古怪的詩人，二十五歲已經開始掉頭髮了，非常狂妄地說自己要成為中國的金斯堡，然後就開始調戲姐姐。金斯堡調戲女人嗎？那頓飯吃完了他就去了另一個城市。 男孩見識過這些，覺得它們與自己所處的世界完全不同，在一個固定的、封閉的地方，這些流動的人們，奇奇怪怪的，帶著他們各種各樣的想法，出現並消失，他們最後都去了哪裡？ 男孩看著牛蒡，心想這下好了，原配來了。這個比喻會讓姐姐殺了他。
後來姐姐帶牛蒡下館子，把男孩和攝影師留在了照相館裡。男孩對攝影師說：“你別得罪那個人，他就是瓦西里。”攝影師記得，那年為了瓦西里的信，姐姐差點掀了桌子。攝影師說：“她的筆友都是這麼邋遢嗎？”男孩說：“也有不邋遢的，但這個真的特別邋遢，比金斯堡還可怕。”他們都有點擔心，平時有點潔癖的姐姐，跟這個渾身酸臭的傢伙在一起吃飯，吃著吃著會不會打起來。 夜裡，他們在家裡，聽到外面一陣車鈴。開門一看，姐姐坐著三輪車回來了，車上還有一個醉醺醺的牛蒡，像一塊融化了的酒心巧克力。姐姐對男孩說：“出來，幫我把他扛進去。”男孩不樂意了，說：“居然把他帶回來了，難道讓他睡在家裡？”姐姐板著臉說：“正是。” 十二個小時的綠皮火車，加上一頓帶酒的晚飯以及三十多度的高溫，沒洗澡的詩人聞起來已經不太像是個人類，家裡洋溢著動物園的氣味。姐姐很噁心地說：“這傢伙以前吹牛說自己能喝半斤白酒的，結果四瓶啤酒就這樣了。”牛蒡進屋子以後，一屁股坐在地上，抱著肚子，腦袋低垂著夾在膝蓋之間，嘟嘟噥噥，天南海北地罵，不知道罵誰，都是些沒聽說過的名字，後來罵的都是聽說過的，攝影師嚇得趕緊關門。 他太沉了，喝過酒以後更沉，他們抬不起他。家裡本來就很小，沒有更多的舖位給他睡，牛蒡的第一宿是躺在地坪上度過的，給他鋪了一張草蓆，姐姐睡在里屋，三個男的擠在外間。又給了牛蒡一個枕頭，他不喜歡，伸手把旅行袋拽了過來，墊在腦袋下面。攝影師看著他做完一串緩慢而僵硬的動作，說，這種習慣確實是流浪詩人，或者應該叫跑單幫的。 睡下去沒多久，他起來吐了一次，還算清醒，從牆根拉過來一個鉛桶，都盛在裡面了。屋子裡全是酸臭味，他接著睡。攝影師踢了男孩一腳，說：“給他去倒掉。”男孩說：“憑什麼我去啊？”姐姐在里屋說：“讓你去就去！”男孩說：“他媽的！” 後半夜牛蒡又起來喝水，他拉開電燈，攝影師和男孩又給弄醒了。他滿屋子找水，後來去了廚房裡，找到大水缸，用勺子撈起來喝了大概有兩公升，胸口濕淋淋地又回來睡了。攝影師說：“這樣會拉肚子的。”牛蒡不理會，繼續躺下睡，第二天也沒事，看來已經鍛煉出了一個跑單幫的腸胃。 第二天白天，牛蒡保持了長久的呆頭呆腦。這時男孩看清了他的模樣，他的長發全部向後梳，露出一個凸起的額頭，作為一個男人來說，睫毛可能超長了，顯得有點多情，有點迷離。不過他的身形很壯，看胳膊上的肌肉很像是個體力勞動者，這又抵消了他眼中的迷離。男孩知道，姐姐的筆友都飽讀詩書，他們出來時手裡不是捧著小說就是捧著哲學（更拉風的背著吉他），好像是那個年代最基本的裝飾品。然而牛蒡什麼都沒有，他也不愛看書，只是坐在窗口發呆，呆夠了就看電視，對著電視機兩隻眼睛又直了。 現在這個傢伙有三個名字，牛蒡，凌雲，瓦西里。姐姐解釋說，他的真名叫凌雲，筆名牛蒡，花名瓦西里。男孩扳指頭算了算，問她：“你的真名和花名我都知道，有沒有筆名和他配對呢？蒼耳還是豬籠草？”姐姐用北方話罵道：“滾你丫的蛋。” 攝影師問：“他為什麼會有牛蒡這樣的筆名？”姐姐說：“這有什麼好奇怪的？更古怪的都有呢。”攝影師問：“那麼他發表過什麼作品呢？”姐姐說：“他們自己印點詩刊隨便發發，發表作品這種事情多俗氣啊。” 男孩說：“我記得他比你高一屆，應該還在念大學嘛。” 姐姐瞄了他一樣，說：“你怎麼什麼事情都記得住？”
男孩對牛蒡沒什麼興趣，詩人他見識過，在姐姐的筆友之中。初中時的體育老師也熱愛詩歌，她是女的，有兩條雪白的大長腿，用來打排球是再合適不過了，可她偏偏還寫點詩，比語文老師更文藝。已故母親廠裡有個詩人，他的筆名叫楊馬，在城里赫赫有名，日報副刊上經常可以看到他的名字，然而他本人是一個宣傳科的干事。總而言之，詩人可以是各種各樣的，牛蒡這樣的實屬正常。男孩自己也有一本《朦朧詩選》，姐姐送給他的，那上邊有他畫的各種線條和槓槓，宛如當年姐姐的手抄歌詞本。 對攝影師而言就是另一回事了，攝影師活到快五十歲沒見過一個活的詩人，以為都應該是徐志摩這樣的，或者比較激進些，一九七六年清明節的那種。攝影師特地留在家裡，和呆頭呆腦的詩人聊了幾句，他覺得自己在日報副刊上發表過攝影作品，至少也該有點共同語言。他把自己的作品拿給牛蒡看，幾張放大了的彩照（風景，肖像，夏天的荷花冬天的雪景，一些搔首弄姿的女性，其中居然有關文梨），詩人呆滯的臉上又露出了詭異的笑容。攝影師很生氣，不再搭理他，收拾收拾回店里幹活去了。 詩很危險，流浪也很危險。男孩彷彿從一開始就知道。這座城市很小，街道像管道一樣閉塞，這裡的人們從來不談什麼流浪詩人，如果說到詩人肯定認為是文聯辦公室裡某個喝茶看報的——即便是這樣的貨色，他們覺得怪透了。只有男孩，因為看過那本《朦朧詩選》，覺得和詩人的距離很近，但並不親，彷彿他們是一些槍手，已經走到眼前，隨時都可能打爆他的頭。 下午時，姐姐告訴他們：牛蒡要住在家裡。 攝影師十分反感，家裡太小，容不下第四個人。假如能容得下，他也許早就結婚了。攝影師對姐姐提出抗議，她建議他睡到照相館去。攝影師不答應，問：“到底什麼時候讓他走？照相館到了晚上全是蚊子。” “你可以點蚊香。”姐姐說。 “我沒問你怎麼對付蚊子，我問你他什麼時候走。” “還得多住幾天。” “豈有此理。” 那年頭人們出來玩，都是住在親友家裡，只有公費出差的才睡旅館。但是像牛蒡這樣，搭住在異性家裡的，並且超過了兩個晚上的，仍屬罕見。攝影師懷著不滿和猜疑，去雜貨店借了一張鋼絲床，搭在照相館裡。這時牛蒡終於表現了一點點教養，他說：“要不我睡到照相館去吧。”攝影師嚇死了，趕緊表示照相館蚊子太多，不宜招待客人。那地方是他掙錢的唯一陣地，絕不能給牛蒡佔領了。牛蒡又說他不想睡地舖了，能不能和男孩一起睡，男孩強烈地表示拒絕，因為他身上的味道太難聞。攝影師不得不去了方屠戶家，又藉了一張折疊鋼絲床，專門給牛蒡睡。 攝影師招呼牛蒡一起掰開折疊床，牛蒡使勁擴胸，他成功了，攝影師的手指還在接縫處，結果那張床像一把巨型的剪刀在攝影師的右手食指上切開一道傷口，又粗又深，血流如注。他慘叫一聲，把手指抱在胸口，哀怨地看著牛蒡。牛蒡說：“對不起啊叔叔。” 這算是運氣，要是攝影師的手指再往裡挪兩公分，那就會變成一個九指。姐姐一邊罵牛蒡是個笨蛋，一邊給攝影師包紮。牛蒡手足無措地站一邊看著，有點像內疚，也有點像看熱鬧的。男孩說：“食指要是切下來，就沒法做攝影師了。”牛蒡訕訕地說：“用中指應該也能按快門吧？”攝影師聽到這裡忍無可忍，說：“中指？去你丫的中指。” 男孩白天還去照相館，把姐姐留在家裡陪詩人，兩處離得不遠，不必擔心他們孤男寡女出什麼事。即便如此，攝影師還是會讓男孩時不時地回一趟家。自從有了鋼絲床，牛蒡就一直坐在床上，把雙腳擱在床沿，背靠著牆壁。姐姐總是坐在飯桌前面和他說話。他們低聲嘀咕，好像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有時也看到牛蒡洗衣服，洗好了，晾在小天井裡，那裡到了夏天有點背陰，但他似乎並不打算把衣褲掛到大街上去。 後來是姐姐告訴他，牛蒡不會待太久，他要去雲南，路費沒有了才搭住在這裡。男孩問姐姐：“你想去雲南嗎？” 姐姐說：“要是攢夠了路費，我為什麼不去呢？” 男孩胸有成竹地說：“你要是去了雲南，拉門先生怎麼辦？” “每回說我要去什麼地方，你都會說，誰誰誰怎麼辦。你說你有沒有出息？”姐姐說，“你居然想做廚子。” 男孩初中畢業時填的志願，一是高中，二是烹飪職校。男孩覺得做廚子也不錯，那會兒發榜了，七門功課加起來四百多分，看樣子不是去普通高中混一張沒前途的文憑，就是去烹飪職校學習掄菜刀和勺子。相比之下還是菜刀和勺子比較實際些，然而姐姐不喜歡身邊都是些第三產業的傻瓜，她覺得詩人比較不錯。 男孩心想，如果你跑了，那不是流浪，有一個現成的詞等著你：私奔。他吃不准姐姐是不是已經愛上牛蒡，她看起來很需要愛情。 雨一直沒下，街上僅剩的幾棵泡桐樹，每到黃昏都曬蔫了，低垂著葉子彷彿那是一些紙片。夏季的街道即使煩悶也不至於死氣沉沉，太陽橫掃一切，總有意外的事情發生。有一天來了幾個警察，把雜貨店的老闆老鬼子給逮捕了，因為他喝醉了用啤酒瓶砸了一輛無辜的汽車，他當時跑了，可是被旁觀者記下了臉。押走的時候老鬼子的腦袋也像泡桐樹葉一樣低垂著，他老婆嚇死了，把店也關了。薔薇街唯一的公用電話就在櫃檯上，以前有電話打過來，找街上的誰誰，老鬼子都會衝過去喊人出來接電話，自此之後，人們總是隔著鐵門聽到裡面有電話鈴聲，誰也沒法接電話。老鬼子要是知道自己無意中把攝影師給坑了，他或許就不會扔出那個啤酒瓶。那以後發生的事情全都像是見了鬼。 兩個男人是下午一點鐘來到薔薇街的，這是夏季最安靜的時候，該上班的都上班去了，不該上班的都在睡午覺。沒有人知道他們來。兩個男人，一個鼻子是歪的，剃著小平頭，長得孔武有力，另一個比較瘦，左眼睛大，右眼睛小，如果你仔細觀察會發現他的右眼珠是假的。 壯的那個綽號叫強盜，他吃了很多年官司，去年剛出獄。他的前妻就是關文梨，由於她常常出沒在這條街上，附近的人都知道強盜的名聲，但沒見過他，現在終於可以見識見識了。那個獨眼的綽號就叫獨眼，他原先是一所工廠裡的倉管員，十年前他和同廠的關文梨過了過，不料被人告發出來，雙雙開除，然後強盜一拳打爆了他的右眼。後來他去做生意，賠光了本錢。如果讓腦子正常的人猜，這兩個傢伙是怎麼組合在一起的，估計永遠也猜不出來，故曰世事難料，現在他們搭伙來找攝影師的麻煩了。 攝影師正躺在櫃檯後面睡覺，鋼絲床上鋪了一張破爛草蓆，他的雙手安詳地放在胸口，面朝天，很像一個死去的基督徒。不過當他被強盜拽起來的時候，頭髮蓬亂，雙眼發直，這副樣子已經和安詳沒有任何關係了。 “我打了很多電話，沒有人接。”獨眼說。 “因為老鬼子被公安局逮捕了。”攝影師整了整衣服說。 獨眼說：“你該給店裡裝門電話，這樣我們好直接找到你，你也可以掙點電話費。” “太貴裝不起。”攝影師眼珠轉了轉，看看門外，沒一個人，這下有點放心了。他說：“你怎麼找到店裡來了？說好了不到店裡來找麻煩的嘛。你把那東西放下——” 強盜正在參觀照相館，他像個好奇的孩子，東摸一下西摸一下。獨眼趴在櫃檯上看照片，因為獨了差不多十年的眼，他現在看東西和正常人沒什麼區別，真要給他一個新的眼珠，他反而不習慣了。 這兩個人現在都窮困潦倒，前面說過，每隔兩三個月他們就來找攝影師，攝影師沒奈何，送點錢過去。起初只有強盜敲詐他，後來又多出來一個獨眼。獨眼對此的解釋是：同是天涯淪落人，現在你在關文梨那兒最吃香，又是個很有錢的個體戶，不敲你敲誰啊？ 照相館裡的東西是不給隨便碰的，獨眼說：“碰碰又不要緊，不會發霉的。你還碰了關文梨呢。”攝影師和這兩個人沒什麼道理可說，更不想耍嘴皮，攝影師說：“你們以後別再來了，我不會再給你們錢了。”獨眼說：“又不經常來，隔好幾個月才找你一次，你還有什麼不滿意的？”攝影師說：“你們這根本就是敲詐勒索。”獨眼說：“因為你有把柄落在我們手裡，如果沒把柄，我們憑什麼敲詐你呢？”攝影師說：“我不跟你廢話了。” 這時強盜走進了攝影室，攝影師急了，那裡面有器材。他從櫃檯裡走出來，打算制止他，不料強盜從門簾後面伸出一條粗壯的胳膊，抓住他的領子，把他拽了進去。攝影師夏天只穿了一件襯衫，為了不讓襯衫撕壞，他只能跟著衣服一起進去了。 強盜一直沒說話，他搬了一把凳子過來，坐下了。他說：“裡面真熱。”說完把汗衫脫了，露出一身肌肉和身上的刺青，左胳膊上有一隻蝙蝠，右胳膊上比較滑稽，一隻大鴨梨。只有知情人才明白大鴨梨是指他的前妻關文梨，可他為什麼不刺一朵梨花呢？攝影師心想，真沒文化。 強盜說：“一次一次地借錢，很煩。”他的聲音雄渾低沉，每說一個字，周圍的空氣都會感覺到振動。沉默了片刻，他又說：“所以一筆錢買斷吧。”攝影師不說話。強盜點了根煙，眼睛都沒抬，抽了一口，說：“一萬。” 攝影師柔聲說：“我拿不出這麼多錢。” 強盜又抽了一口煙，說：“這店值一萬，拿不出一萬就把店給我。” 攝影師說：“店不能給你。” 強盜抽了最後一口煙，他把這根只抽了三口的香煙扔在地上，用腳踩滅了，說：“一個星期之後來拿錢。現在你寫欠條。” 攝影師終於感到，有廢話總比沒廢話好些，至少可以拖延時間。這個簡潔有力的強盜，他根本不在聽攝影師說話，每一秒鐘他都若有所思，然後，隨時都能打過來一拳。 那天攝影師的肋骨上挨了五拳，全是強盜打的，獨眼負責數數字。第一拳下去，攝影師就癱了，第二拳之後他忍不住發出慘叫。過路的方大聰看見了，迅速跑到男孩家門口，大喊了一聲：“你爸挨揍了。”姐姐和牛蒡率先跑了過去，強盜還在裡面，獨眼堵著門不讓他們進去。牛蒡掄了一拳，打在獨眼的臉上，他的假眼珠子飛了出去。接著強盜回過身來，從門裡打出一拳，牛蒡閃開了，打回去一拳，兩個人在店門口打了五六個回合，後來牛蒡急了，從壽衣店裡抄了一根尖利的銅燭台要拼命，強盜和獨眼就走了。 攝影師躺在地上，用虛弱的聲音對姐姐說：“沒什麼事，就是沒什麼事，什麼都跟你沒關係。”
攝影師挨揍的事情本來會成為薔薇街的頭號新聞，然而那一天人們的注意力都不在他身上，甚至連牛蒡都被眾人忽略。因為，遠在日本的朱常勇回來了。 朱常勇並非像街上人胡說的那樣在日本刷盤子背死人，他是作為勞務輸出東渡去做起重機械安裝的，三年期滿，他攢了一堆日幣回到薔薇街。他成為街上第一個出國的、第一個回國的、最有錢的，目前唯一戴著綠帽子而不自知的，諸多名頭冠之於頂。當他坐著一輛小汽車出現在家門口，從車上卸下來好多日本電器，兩邊全是街坊鄰居，眾人不但向他行注目禮，還幸災樂禍地看著他那神色慌張的老婆蒯紅英。朱常勇意氣風發，他伸手招呼大家：“同志們好。”大家都明白，整條街上只有他一個人認為自己是衣錦還鄉。 瘸子老炳就住在白柳巷。屠戶那時經常拿他開玩笑，他對攝影師說：“蒯紅英怎麼說也應該喜歡你嘛，你是單身漢，老炳也是，為什麼你竟然輸給了一個瘸子？”攝影師讓他不要胡說八道，所謂青菜蘿蔔各有所愛，人家瘸子也沒有來勾引你屠戶的老婆嘛。 這條街上軋姘頭的還有好幾個，有時候攝影師也能算進去（雖然喪偶但不肯結婚，還跟歷史破鞋勾勾搭搭），見怪不怪，但兔子專啃窩邊草的，就只有老炳和蒯紅英這一對。那時男孩已經在青春期，男女之事也知道了個大概，他在地攤上買到過專門介紹性知識的雜誌，不是單純的解剖知識，而是連性心理和做愛步驟都解釋得非常清楚的，足以茶餘飯後消遣。他知道沒有性生活的夫妻是很痛苦的，知道女性也有高潮，知道老年人也得一個月有一次什麼的。這類雜誌告訴他，身懷慾望並不可恥，只要你不去害人家，自己摸摸自己也是可以的。在看完雜誌以後，男孩比較同情那些沒有性生活的人，老炳除外，他活該。他當時唯一沒想到的就是：自己爸爸也是個男人，也有這方面的需求。 朱常勇回來的那幾天，老炳消失了，開著他的殘疾人三輪車避風頭去了。那輛車子是天藍色的，後面能坐兩個人，車子的漆水很差，好多地方都生鏽了。天氣好的日子，他會把它開到長途汽車站，天氣不好的日子，長途汽車站沒什麼人，他就在車上插一個雨篷，開到火車站去。他用這車子接人送人，偶爾也宰客。這是他作為瘸子的權利，如果不是瘸子，開著這種車子上街會立刻被警察攔下來。 所以他開著這車子逃走，並不是因為想逃得快點，而是因為這輛車子是他唯一的家當，吃飯的本錢。他家裡沒一樣值錢的東西。 朱常勇完全蒙在鼓裡，沒人敢告訴他。這已經是八十年代末，人們稍微懂了點道理，知道什麼叫“隱私”——其實也不是隱私啦，只是不想那麼快地鬧出人命。那幾天朱常勇向街坊四鄰出示了他從日本帶回來的電器，其中有一台東芝錄像機深受群眾喜愛，於是又回到了差不多十年前的場面，街上的人都舉著凳子到他們家去看錄像，並有人自帶錄像片，錄像片隨時都能放，下午直到深夜他們家都擠滿了人。朱常勇很好客，派煙，安排座位，和眾人聊日本風情，順便說說在日本看到的中國新聞。配上他們家的索尼大彩電，每個人都津津有味。 屠戶特地問朱常勇，接下來打算幹什麼。朱常勇說他馬上就要辭職，他認識一個人倒賣舊服裝的，從外國用集裝箱運進來，再販給中國人。這門生意很發財，他再也不想和機械打交道了。他在日本很苦，每年讓蒯紅英給他寄兩條牡丹牌香煙，他一天抽一根煙，也撿煙屁股給國家抹黑，這麼熬了下來，現在回國了要好好享受一下，每天連抽帶發消耗兩包萬寶路！後來他又告訴屠戶，現在有錢了，打算和蒯紅英生個小孩，再不生就真的晚了。屠戶心想，你要是再晚點回來，說不定已經有小孩了。 有一天不知道哪個缺德的帶了幾本錄像過來，《寡婦村》、《偷情寶貝》、，悲喜劇皆有，一夥男人把女人和小孩都趕了出去，看半天沒有什麼黃色鏡頭，於是就討論起了軋姘頭的事情。朱常勇說，像日本這種國家，女人都不上班的，白天獨自歇在家裡，有的是軋姘頭的時間。於是大家就很同情地看著朱常勇本人，恰好蒯紅英在廚房裡打翻了一個熱水瓶，發出一聲慘叫，大家只能告辭散場，出來以後約定好了，誰要是把這件事告訴朱常勇，誰就一輩子做烏龜戴綠帽子。然後又說，他媽的，這種事情怎麼可能瞞得住呢？
姐姐是從關文梨那儿知道了事情的大概，非常驚訝。關文梨終於在他們面前流下了眼淚，她說她根本不知道強盜每隔幾個月就來敲詐攝影師，要不是挨了打，可能永遠不知道。姐姐問，為什麼不去報警？關文梨說：“強盜是個脾氣很古怪的人，報警他會殺了你爸爸。”於是一夥人坐在家裡發呆，中間還夾著個不吭聲的牛蒡。 男孩發現關文梨也老了，她四十歲了，過早地長出了一綹白髮，就在她左側太陽穴後面。如果你從那個角度看過去，她真的就像個半衰的婦人。人怎麼會一下子變老呢，甚至是攝影師的探戈也沒能拯救她。 攝影師坐著，沉默了一會兒說：“你們都別管了。” “打算寫欠條？” “我不會寫欠條的。”攝影師說，“我不會再給他半毛錢。” 姐姐說：“你還有什麼辦法？溜之大吉？你跑不掉，你的店在這條街上。你搞不清楚，他們找你借錢，並不是為了從你這兒搞到錢，根本就是為了羞辱你。你居然也接受了，太可笑了。現在你又出名了。”她喘了口氣，看看攝影師，又看看關文梨，說：“我來作主，你們結婚吧。” 男孩看著那兩張哭喪著的臉，心想，哪有這樣結婚的？簡直就是做喪事。這一切彷彿是有人在搗蛋，夏天果然是很瘋狂的，哪怕你待在家裡不出門呢。 詩人牛蒡還留在家裡沒走。男孩聽到他對姐姐說：“你家裡現在這麼亂，我留下來或許還能幫幫你。”姐姐說：“你少添亂吧。”牛蒡說：“我已經夠亂了，如果你想殺什麼人就跟我說，我替你去殺。”她聽了這話，露出一臉慘笑，然後用手按了按詩人亂蓬蓬的腦袋。姐姐說：“我不殺什麼人。” 於是他們等待著強盜和獨眼再次出現。 在男孩的記憶中，夏季就是一道陰影，必須穿著汗衫露出他的歪脖子，曾經有那麼多無所事事的孩子把他當作怪物來玩弄。夏季就像詩人和流浪一樣都是危險的詞，這年他十六歲，他決定為攝影師做點什麼。 拉門先生在波頓大酒店門口，那個夏天戴城的旅游生意很差，他穿著紅色的製服，戴著水果罐頭一樣的帽子，還有一副白手套，像個儀仗隊的士兵，或者是馬戲團的小丑。賓館裡有冷氣，但他不得不站在門口，接受著外面的熱輻射，汗流浹背，面帶微笑。對此他無怨無悔，因為想攢更多的錢。 那一帶是城市新區，道路寬闊明亮，環衛工人一絲不苟地將其掃得像外國。路旁的樹是新栽的，城市最初的一批高樓在這裡逐漸豎起，裡面全是外貿公司。拉門先生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兩年之內攢夠錢，開一家氣派的舞廳，如果錢不夠他可以去借，然後一邊拉門一邊經營他的舞廳。他想著這件事就像夏天昏了頭的午後，被高溫脅迫著發夢。也有人勸他實際點，他說這種事情本來就很實際，時代不同了，人人都想發財，但發財的機會越來越少，市區裡的店面租金都漲到令人咋舌，市場正在淘汰你們這些不敢下海的人，聽說很快就會有股票，你們知道股票嗎？那些外國人都買股票發財。 他站在酒店門口。當時很多人為了開開眼界，都去波頓大酒店門口轉一圈，都看見了他，對著他咧開嘴巴大笑。人們都覺得滑稽，那些走進賓館的人又不缺胳膊少腿，憑什麼要拉門先生給他們開門，給他們提箱子？這在勞動人民看來簡直完全資產階級。拉門先生就對他們笑笑，說：“進來呀，裡面有冷氣。”這些人衝著他搖頭，裡面太豪華了，進去喝杯水都得十塊錢。拉門先生說：“Shit，鄉巴佬。” 他掙錢的方式是別人學不會的，瞄準那些拎著箱包的外國人或是港澳人，紙袋子也在他的目標之列，在別人還沒反應過來的時候，箱包已經在他手裡了。酒店也有中國人，他不理，因為中國人你就是給他表演拿大頂，都不會有踢不死，中國人沒這習慣。拉門先生說，這不是因為他們窮，而是沒開化，他們剛剛離開一個打砸搶燒的世界，他們來酒店簡直像他娘的避難的。 那頂該死的罐頭帽子，夏天焐得他腦袋發暈，他索性把頭髮都剃光了。光頭拉門先生也是很帥的，每到吃飯的時候，他躲在休息室裡，摘下帽子，從裡面掏出各種各樣的零錢，一邊笑，一邊把錢轉移到自己的更衣箱裡。有時他會覺得很疲倦，坐在凳子上，把光頭靠在更衣箱上，抱著他的帽子，想一會兒那個叫顧小妍的女孩。每一張零錢都是他走向她的一步，更近了，又彷佛更遠了。如果他此時不慎睡著，她就會飄到空中，讓他跑到一個前面空無一人的位置上。
姐姐曾經去找過他，她坐在酒店大堂的沙發里，穿著他送給她的藍色連衣裙，無聊地晃動著膝蓋。拉門先生說他進去換件衣服，過了一會兒他跑出來，露出一個青茬光頭。姐姐心想這也太過分了，比誰頭髮更短嗎？不過總比戴著罐頭帽子好看些，她根本不知道那頂帽子的功用。 她來找他借兩千塊錢。拉門先生給自己點了根煙，費勁地抽了一口，問：“是不是給你新男朋友啊？” “你怎麼知道的呢？” “你弟弟都告訴我了。” 姐姐說：“是啊，是給他的。我找不到人借錢，只能來找你。不過他不是我男朋友。” 拉門先生又高興了，他說：“我只有一千，給你，不用你還了。” 姐姐說：“給一千我還得再找人去借，不高興費事了，兩千塊你拿得出來的，都給我。我會還你的。” 這時拉門先生把香煙擱在煙缸上，站了起來，他盯住一個走進大堂的人，此人懷裡抱著一個袋子。拉門先生友好而敏捷地試圖搶過袋子，此人操著一口粵式普通話氣急敗壞地說：“別搶啦，這是我剛買來的古董，瓷器啦——”拉門先生說：“林先生，我幫你拎上去。”林先生說：“求求你不要幫我拎啦，你都已經下班了啦，我給你小費啦。”就這樣，拉門先生又得到了一張零錢，這次他真的走向了她，得意忘形地伸手摘帽子，發現腦袋上是空的，他就把錢塞進了褲兜。 姐姐說：“就這樣掙錢？” 拉門先生有點不好意思了，說：“我們這兒都這樣掙錢。還有更過分的呢，我有個同事被外國人直接帶走了，做人家男朋友去了。” 姐姐說：“外國女人到中國來找男人？” 拉門先生搖頭說：“那個外國人也是男人。” 姐姐看著他，想起從前，他還在外賓招待所端咖啡的日子，那時他還年輕，當然現在的他依然年輕，但他不會再給她端咖啡了，也不會再吹著口哨穿著花色的夾克衫跟在她身後。他那身製服實在是太像馬戲團，彷彿是心花怒放地甘願承受一種羞辱，再將其轉嫁到一切其他人的頭上。他不自知，他只是一個門童，你給他說什麼詩啊、流浪啊，他都不懂。他只懂錢。錢就是他的夢想。 當初拉門先生還真跟著她去過大學，未經邀請，在裡面晃了幾圈，很快就有一種挫敗感。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拉門先生甚至還跟著她在教室裡上課，他穿得比大學生時髦多了，眼神輕佻，有點犯賤，一看就是來混事的。他在食堂跟著她排隊打飯，後面的女生嘲笑他：“哪兒來的社會青年啊。”人家可能是開玩笑，卻觸到了他的痛腳。後來他自感羞愧，再也不來了，時不時寫個信給她，也是言辭乏味，夾雜著一些錯別字，信紙信封都是賓館裡的。她拒絕回信，於是他只能在寒暑假的時候出現在照相館裡，即便如此，她還是躲著他。 拉門先生不知道她的想法，以前他覺得他們是兩個世界的人了，後來又推翻了這個想法，覺得世界大同，不應該自卑。其實那會兒姐姐真的覺得，人與人的世界是不同的，大學生和門童是有差距的，這種差距隨著經驗與時間，會不斷地拉開。拉門先生身上有一種奇怪的自信心，覺得自己超前，大學生也好，有錢人也好，其實都不算什麼。如果姐姐說他的夢想只是錢，他一定會眨著眼睛說，我夢想的錢比你所估計的還要多，另外，並不是每個有錢人都會願意給你造一個舞廳的。可是她並不說，他只能認為她就是愛上別人了嘛，這件事很傷腦筋。他現在一文不名，等他做了舞廳老闆就不一樣了。 拉門先生看著她的藍色連衣裙，心裡又歡喜又淒涼。衣服有點舊了，這兩年他沒機會給她買新衣服。他當然不會想到，姐姐這麼打扮純粹是為了順利借到兩千塊。他說：“明天我把錢給你送過去。” “不用，我來拿錢。”姐姐終於有點露怯，生怕他冒冒失失來到薔薇街上，可能會引發一場惡戰。那地方現在已經是硝煙滾滾了。
男孩找到拉門先生是說另一件事。 “我爸爸被強盜打了。” 拉門先生坐在休息室的凳子上，哼著他的歌：“我的好媽媽，下班回到家，勞動了一天多麼辛苦了，媽媽媽媽快坐下，讓我親親你呀，讓我親親你呀……”他從更衣箱裡掏出錢，數了一遍，對其中的大額鈔票凌空一吻。男孩心想這個人真是墮落得不像話，以前還會唱唱“莫妮卡”。男孩說：“強盜打我爸爸了。” 拉門先生這才聽見他的話，說：“報警啊，搶走了多少錢？” “那個強盜不是強盜，他綽號叫強盜。”男孩說，“他是關文梨的前夫。” “啊，就是那個一拳打瞎姘夫眼睛的人。我早就跟你爸爸說過，別惹那個女人，他長得那麼帥，什麼有錢女人找不到啊？前年碧波飯店的女老闆還說要嫁給他呢，現在好了，人家自己養小白臉了。” “那個打瞎了眼睛的獨眼也來揍了我爸爸。”男孩說，“還讓他寫一萬塊的欠條。” “夠亂的，這都什麼事啊。你讓他報警，敲詐勒索罪。” “關文梨說如果報警，強盜會殺了我爸爸。” “也是啊，社會上這種不要命的、破罐破摔的人最討厭。”拉門先生說，“我以前也遇到過這種事。那麼欠條到底寫了沒有？” “沒寫，我爸爸挺住了。” “那一定挨了不少打吧。”拉門先生嘆了口氣，“過兩天我去看看他，打成什麼樣子了？” “肚子上挨了好幾拳。” “那算個屁啊。”拉門先生指了指自己的鼻子，說，“那一年，我被康樂他們一夥人把鼻樑骨都差點打斷了。不過考慮到咱師傅快五十了，我還是應該去看看他。” 男孩說：“我可不是來找你去安慰他的，我要去和強盜談判，你陪不陪我去？” 拉門先生這才把錢都揣進了口袋，想了想，又掏出一張十元，塞進男孩的褲兜。他坐在凳子上，稍稍仰視著男孩。男孩很瘦弱，雖然也十六歲了，個頭比同齡人矮了半截，他身上的殘疾更不用再多說。拉門先生拍了拍男孩的胳膊說：“你去會吃虧的，我去也是。這種事情不是你該管的。” 男孩說：“你要是不去，我自己去。” 他甩開拉門先生往外走，聽到後面跟上來的腳步聲，心頭暗喜。拉門先生說：“恭喜你，顧小山，你發育了。” 於是那個晚上他們走到強盜家門口，男孩事先打聽好了，敲開門，裡麵點著一盞燈泡，強盜和獨眼都在燈下，收音機裡播放著評彈，咿咿呀呀地唱著。男孩只說了一句話，獨眼就跳了起來，照著男孩脖子上拍了一巴掌。拉門先生打算勸開獨眼，雙方抵在一起，力量不相上下。強盜走過來照著男孩的臉上打了不輕不重的一拳，他倒在地上。強盜又照著拉門先生的臉上打了很重的三拳，拉門先生被獨眼揪住了，躲不開，挨了三拳之後滿臉是血地逃到了街上。過了一會兒男孩也被扔了出來。裡面的評彈還沒唱完。 拉門先生脫下衣服摀住臉上的傷處，很鎮定地說：“其實就算不打你，你也談不出個什麼名堂，現在知道厲害了吧？我白陪你挨打了。”兩個人一起往回走。男孩忽然覺得心裡透明透明的，挨打顯然是意料中的事，他上門就是來找打，而不是什麼談判。的確如拉門先生所說，談得出什麼名堂？他僅僅是想體驗一下挨打的滋味，攝影師當時所遭受到的羞辱。如果身體條件允許，他也會一拳掄回去，體驗一下什麼叫鬥毆，但他活到十六歲並沒有獲得這種機會，哪怕一次。 拉門先生看了看衣服上的血跡，說：“剛拿走兩千，又打破了相，我最起碼半個月不能上班，再加醫藥費，三千塊錢白掙了。” 男孩後來回想起來，自己這一生中很少有衝出去找碴的激情，體內有一股屬於十六歲的怒火，雖然他殘疾而瘦弱，火仍然存在。不過他確實找錯了對象，他應該找個十二歲的小孩子，而不是強盜。 拉門先生挨打的事情，男孩偷偷告訴了姐姐，姐姐想了想說：“以後別去招惹那個戇卵。”男孩說：“不去了。”姐姐說：“我說的是陳勉，不是強盜。強盜你愛找多少次就找多少次。”男孩說：“你對勉子也太殘酷了。”姐姐說：“你懂個屁，要是不這樣，他哪能死心？”男孩想到了羅佳，說：“你們女的對自己不喜歡的男人都很殘酷，可是這些男人呢，往往都很仗義。你那兩千塊錢還是他借給你的呢。”姐姐說：“我會還給他的。” 牛蒡拿到了那兩千塊，這是一筆巨款，頂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資，足夠他從戴城玩到雲南，再從雲南折返回去玩到黑龍江。流浪就是玩。男孩心想他這下可以走了，然而沒有。他拿到錢時對姐姐說：“這筆錢我恐怕很難還給你了。”姐姐說不要緊。詩人把錢揣進口袋的時候，連數都沒數，也沒有寫任何欠條。 下午姐姐出去了，下起一陣大雨，她可能耽誤在什麼地方。男孩睡了個午覺，起來看見牛蒡坐在鋼絲床上，仍保持著那個姿勢。床就像一塊舢板，他是舢板上的漂流者，而大海又在何處？男孩心中有點惡毒地想，這丫最好是坐著鋼絲床直接漂出去，拉倒。 雨還在下，屋子裡涼爽了，男孩正眼打量牛蒡，他換了個姿勢，有點像打坐。男孩很突兀地問他：“你寫詩嗎？” “有時候寫詩。”牛蒡說。 “你寫什麼詩呢？朦朧詩嗎？”男孩繼續問。 “我不寫朦朧詩。”牛蒡說。 談不下去了，男孩心裡想，他很傲慢，根本不屑於和我說話。在拉門先生身上是絕無此種氣質的，即使是他最看不起的鄉巴佬，也會湊上去和他們聊幾句，向電影裡的首長學習。俗氣歸俗氣，到底還是親切的。過了一會兒牛蒡問他：“你去找過那個叫強盜的人了？”男孩點頭。牛蒡說：“你應該帶我去。”男孩學著他的傲慢，說：“你去也打不過。”於是牛蒡也覺得談不下去了，低頭用手摩挲著腳背。 男孩說：“你什麼時候走？” 牛蒡說：“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 男孩說：“我們這兒的事情你不用多操心。” 牛蒡搖搖頭，不是否定男孩，而是像眼睛裡迷了砂子，快速地搖一下，又搖一下。男孩始終搞不清這個人，這個人到底在動什麼念頭，他從哪兒來，到哪兒去，這些問題都很費解。牛蒡說：“我差不多是該走了，你們這兒太熱，我很不習慣。不過我要去的地方，比這兒更熱。”他說完這些就不再說話了，轉頭看看外面的雨景，街上的積水正在一毫米一毫米地爬上台階。 後來過了一些年，男孩才明白，自己那天在牛蒡的身上看到了什麼。他始終坐在鋼絲床上，背靠著牆壁，這副樣子太像是坐牢了，他的臉上凝集著一個人青年時代所有的憤怒、沮喪、悲傷和迷惘，還有因此而蒙受的羞辱，它們像多種建築材料塗抹在一起，最後成為一塊呆板的灰色水泥牆面。男孩看著那張臉，有時候你在水泥牆上也能看出人臉的輪廓，近似抽像畫，越看越真，轉瞬之間又恢復了水泥本色的那種幻覺。
朱常勇家還在放著錄像片，無聊之極的牛蒡也去看錄像，詩人氣質總是與眾不同的，長髮飄灑，沉默不語，當他看錄像看到沉思的時候會顯出一種憂鬱的表情。別人問他：“你是誰啊？”他就用普通話回答：“顧大宏家的外地親戚。”別人說：“大熱天的來探親啊？”牛蒡說：“正好放暑假嘛。”於是人們知道這是個大學生。 這引起了街上一些姑娘的注意，比如在軸承廠上班的丁梅，她一直聲稱要嫁給一個有文憑的，但是軸承廠有文憑的青年都不愛搭理她，她本人除了軸承廠又不知道該去哪兒物色一個有文憑的，看完了錄像片，她就決定愛上牛蒡。過了兩天丁梅的姨媽來打探情況，先去了照相館，找攝影師問訊，後者心情惡劣，不想回答這種無聊的問題。丁梅的姨媽更好奇了，直接闖到他家裡，看到牛蒡呆呆地坐在鋼絲床上，上身是一件紅色的汗衫，有星星點點的破洞，下身是一條田徑短褲，露出毛茸茸的腿。他靜靜地抽著煙，把煙灰彈在床底下，順手撓了撓大腿內側。丁梅的姨媽走進來，先問牛蒡： “你是哪兒的人啊？” “東北人。” 這算是歪打正著，丁梅的姨媽想起攝影師是二毛子，又問：“家裡戶口是城裡還是農村啊？哪個大學唸書啊？以後去哪兒工作想好了嗎？” 牛蒡又露出那種詭異的笑容，不過丁梅的姨媽沒看到，她繼續追問：“有女朋友了嗎？”牛蒡橫了她一眼，沒有作答，把右手指縫裡的香煙再次塞到嘴裡，吐出一個燈泡大的煙圈，注視著它向上擴散飄蕩。丁梅的姨媽也跟著一起看，好像兩個人在看焰火晚會，忽然牛蒡大力吹氣，把那煙圈吹散了。丁梅的姨媽猛地回過神來，覺得冷颼颼的。她很識趣地退了出來，到街上遇見屠戶，低聲抱怨說：“顧大宏家裡那個親戚，長頭髮的，簡直像根木頭，不對，像冰塊。我們家丁梅要是跟他談朋友，肯定沒有共同語言。北方人都那麼呆頭呆腦嗎？” 屠戶也低聲說：“什麼他媽的親戚，那明明是小妍的男朋友嘛。你連這個都看不出來？不過呢，你剛才有一點說錯了，我要糾正你——你居然說一個大學生和你們家丁梅沒有共同語言，簡直是混淆是非，顛倒黑白。” 於是，第二天下午街道主任鮑翠芬來到照相館，告誡攝影師：“未婚同居是非法的。”攝影師想半天不記得自己和關文梨同居過，臉漲得通紅說：“我哪有？”鮑主任說：“你誤會了，我指的是你們家那個長頭髮的，小妍的男朋友吧？”攝影師說：“誰說的？”鮑主任索性把屠戶供了出來。 攝影師告訴鮑主任，那個傢伙是鄉下親戚，不是姐姐的男朋友。鮑主任不信，讓登記名字。攝影師說他叫牛蒡，鮑主任就信了，不是鄉下親戚不會叫這種名字。鮑主任又讓攝影師帶著，去看了看牛蒡，那位正好在睡覺，懵懵懂懂地豎起來，看見攝影師對他狂眨眼睛。鮑主任說：“你這個鄉下孩子，該去剃個頭，太邋遢了。”對於這種構陷，牛蒡非常憤怒，等到鮑主任走了以後他索性扎了個小辮子，在薔薇街上逛了一圈，那天姐姐不在，人們都覺得這傻瓜有點神經不正常，從清朝以來他們就沒見過男人扎辮子的。
男孩家裡洗澡都是盆浴，用一個非常重的大木盆，放在里屋。里屋充當洗澡間，沒有下水道，洗好了必須用一個白鐵勺子把水舀進鉛桶，倒掉。薔薇街上的各家各戶都是如此，但別的男人夏天至少可以穿條短褲站街上沖涼，這家的男人，一個太醜，一個太美，都不想去招惹是非。洗澡猶如苦力，毫無享受可言。每逢夏天，家裡有個規矩，三個人輪流洗澡，每天有一個人專門負責倒水。因為倒水很辛苦，洗好了以後不免又搞得一身臭汗，所以由專人負責比較划算些，出汗也就出一個人（這個人當然是最後一個洗澡）。姐姐不想幹這個，就給男孩兩塊錢，替她服徭役。自從牛蒡來了，徭役的事情責無旁貸地交給了他。他跟著一起洗盆浴，洗完之後還必須按照姐姐的要求，用消毒水把木盆里外擦乾淨，饒是如此，還是覺得不太衛生。牛蒡自己也受不了，忍了幾天，他終於拒絕盆浴，黃昏時拎了一桶水到街上去洗淋浴。這家也出了一個敢於在街上洗澡的男人。薄暮之下，路燈照耀，各
那年春天男孩知道自己的姐姐失戀了。得與失都發生在她學校裡，看她那樣子，愛情必然轟轟烈烈，然後像一根燒紅的鐵棍戳進涼水，發出呲的一聲慘叫，事情就結束了。那個誰也沒見過的傢伙據說出國去了，他飛機後面的尾氣大概就是鐵棍最後冒出的一縷青煙。 後面幾天姐姐回到了戴城，躺在里屋一言不發。她上大學的日子，男孩睡里屋，她回來了男孩和攝影師都得睡到吃飯間。家裡就這麼大地方。如此睡了三天，她出來的時候人胖了一圈，其實是腫的。 等到精神稍微好點了，她說：“他去了紐約。” 男孩說薔薇街上的朱常勇，他去了日本，在什麼地方刷盤子，他的老婆蒯紅英正在和瘸子老炳軋姘頭。 他的意思是，只要出國的，就會有感情問題產生。不過姐姐沒聽懂。 “那不是一回事。”她說，“朱常勇是去日本做苦力，那個人是去美國留學。” “反正能出國都是好的。”男孩說，“你想出國嗎？” “能有機會出去當然好，想有什麼好想的？” 攝影師坐在一邊憂心忡忡，偶爾扔過來一聲嘆息。姐姐不愛聽這聲音，問他：“你呢？什麼時候和關文梨結婚？”攝影師覺得那根涼了的鐵棍伸到自己眼前，還有點焦糊味，雖不足以燙人但也可以把人攪得一臉臟兮兮。攝影師只能說：“我暫時不會結婚。”姐姐說：“結吧，你都快五十了。我就算不出國也不想回戴城了，大學畢業我要去深圳。” 男孩說：“那我怎麼辦？爸爸怎麼辦？” “我才不管你們咧，你們喜歡這兒。” 她回到上海以後徹底玩瘋了，跟著同學長途旅行，然後打電話到老鬼子的雜貨店，讓去喊攝影師來接聽，再匯點兒錢給她。不久她到達偉大首都，在那兒拍了一張亂糟糟的照片寄回了薔薇街。她的臉仍然腫著，咧嘴大笑，張牙舞爪，整個人都像是被搶劫過了。攝影師忽然想起，當年她的小姨李紅霞也有過一張照片，北京大北照相館的傑作。不過，相比之下紅霞小姨本人與背景的比例十分恰當，其人也赳赳英姿，不可一世，而顧小妍容貌晦暗，稍嫌模糊，那種傻瓜照相機很容易就把焦點對準到背景的一堆垃圾上去。
一個沒有廣場的城市是可悲的，人都像是在管道裡流來流去，稍不注意，就違反了交通規則。男孩活到十六歲時覺得淒惶焦灼，彷彿搖搖欲墜，彷彿走在薄冰上聽到吱吱嘎嘎的碎裂聲。羅佳已經離他而去，方小兵沉默而哀傷，攝影師日日擔心著關文梨的前夫跑過來一拳打瞎他的眼睛，只有顧小妍振翅高飛，但她這次並不打算帶上歪頭弟弟。初三的畢業會考近在眼前，男孩的選擇，要么考一所馬馬虎虎的高中，要么乾脆念個中專技校，總不能讓自己十六歲就去上班啊。無論是不是歪頭，十六歲都像個門檻，他得跨進去，萬一不幸絆倒了，爬也得爬進去。事情就是這樣。 他一個人在城裡游盪，後來發現自己錯怪了戴城，這裡有廣場，在城北的火車站。他很少涉足此地以至於竟忽略了它的存在，當然，它似是而非，基本上只能稱為一個大集市，這樣的廣場並不愜意，甚至可以說是卑微。在這塊佔地十畝的水泥地上，用細麻繩攔起的行走通道，破碎的地面，形形色色的人們拎著旅行袋匆忙趕路。盲流們聚集在走廊下面，鋪開他們的編織袋，坐著，躺著，散發著酸腐的氣味。有四根高達十米的路燈豎在廣場中央，頂部做成飛碟的形狀，三十二個高能射燈在夜裡照得地面一片慘白，底下的人都像是鬼片裡出來的。這裡還有花壇和雕塑，花壇仍舊是冬青樹，圍著階梯狀隆起的盆栽植物，一串紅，菊花，貓臉花，視季節而定，國慶節它們還會拼成五角星或者是紅旗的圖案；雕塑則是一座佈滿灰塵終年不變的不銹鋼赤裸人體，在一個禁止進入的花壇深處，足有三米高的健碩男性，夾緊雙腿抬起雙臂，陰部擋著一片不銹鋼樹葉，不知道是盤古呢還是亞當。 終年綁著紅臂章的老太婆逡巡在廣場的每個角落，她們面容近似，衣著近似，每一張罰款單上都印著“五元”，無論吐痰還是扔垃圾都這個價格，罵人打架不歸她們管。她們意志堅定，絕不放走一個違章分子，同時也坦然面對一切辱罵。這微小的執法權簡直是她們的要塞，攻不破，也休想讓她們投降。男孩曾經看見老太婆追著一個中年婦女，糾纏了半個小時，要到了五塊錢的罰款，然後被這個中年婦女追著罵了半個小時的“老逼”，她毅然決然充耳不聞地走向了下一個吐痰的人。 姐姐說，所有城市的火車站廣場都是這個樣子，有些更糟糕，連不銹鋼男人都沒有，你必須穿過骯髒的廣場，坐上骯髒的火車，才能去另一個城市，迎接你的仍然是同樣的場景，同樣的老太婆，幾乎沒什麼差別。那根本不是什麼廣場。真正的廣場，儘管人滿為患，仍讓她感到愜意，陽光直直地照在硬地上，沒有任何陰影，你可以往四面八方走，甚至走出很遠很遠時，發現自己仍在廣場之內。 但他忽然愛上了這個地方，在最無聊的夜裡，他騎車來到火車站廣場，四個飛碟正騰空而起，逆光望去，星辰失色。他為什麼會在十六歲那年迷戀於此？大概是因為它的寬闊無度，與城裡景色截然不同的風貌。但那種亂糟糟的場面，混跡在旅客、小販、司機和旅館拉客女之間，並不是很愉快的事情。他很快又會厭倦，看著四個飛碟，吹一會兒風，回家去睡覺。 有一天他在廣場上看到個乞丐，腿爛了，斜倚在飛碟路燈下，傷口流膿，紫脹發黑。照男孩的理解，這條腿是肯定要鋸掉了，但他安然地躺著，面前一個搪瓷碗裡放著幾張鈔票。以前的乞丐都不是這樣的，他們只是衣衫襤褸、蓬頭垢面，但絕無一條可怕的爛腿。男孩心想，這到底是爛腿還是道具呢？抱著這樣的懷疑，沒有人敢走過去摸一下。 男孩坐著，他像是廣場的神經，努力為它感知著變化中的一切。世界像一鍋水，煮啊煮啊，看不出有什麼變化，忽然之間就沸騰了。所有的事情都像是突發事件，那四個飛碟上的燈，有一天忽然掉了一個下來。十米高空墜下一個臉盆大的燈正砸在乞丐的爛腿上，他一點也不疼，但簡直害怕死了，警察把他抬上擔架的時候，他一直在大喊：“這是我吃飯的腿！” 無數個盲流越過男孩的身子，走向他們要去的地方。那年春天他站在火車站的宣傳欄前面，看到很多照片，全都是關於火災的，有人把汽油帶上了火車，有人帶油漆，有人居然帶雷管。它們燃燒或爆炸成為了宣傳欄上的照片，燒得焦黑的人體，半焦黑的，或者火功恰到好處的。總之都是燒烤人體。這個宣傳欄告訴他，沒事別坐火車，盲流太多，出了事情想跑掉沒那麼容易，到處都堵著呢。 某一天黃昏，幾個戴城大學的學生來到了廣場上，他們看上去很熱，坐在飛碟路燈下面說話。男孩提醒他們，不久前這裡剛出過事，最好去安全一點的地方待著。一個女大學生很有禮貌地對他表示了謝意，但另外幾個則毫不理會，他們對著他的歪頭髮笑。男孩冷眼看著他們，是的，同一個地方兩次掉下燈，把人砸中的機率很小，讓他們發笑吧。一個大學生從口袋裡掏出一支粉筆，在粗壯的燈桿上寫了一首詩，然後他們鑽進了檢票口，女大學生還回過頭來對男孩說了聲再見。她很像姐姐。男孩覺得那列火車是再也不會回來了，這感覺像是一個做串了的夢，真是太奇怪了。 後來臨近中考，他中止了火車站的徘徊，回到薔薇街。街上很熱鬧，電線桿子上貼了很多紅紅綠綠的紙，上面用毛筆字寫了詩，那字顏筋柳骨，斷不是常人所為。著名的天才畫家方小兵路過，一時興起，在空白處添了幾筆，有些是荷花，有些是楊柳，有些是葡萄。空白處很小，但小兵在彩蛋的方寸之地已經練出了真功夫，眾人一起品鑑，說他完全可以和唐伯虎媲美。後來街道主任鮑翠芬來查，帶著人撕畫，方小兵痛惜不已，跑出去揪著鮑主任，拼命指自己的胸口，意思是此乃方某人大作，撕不得。鮑主任給了他一個耳光，說：“你想死也找個好地方去。” 十六歲那年，男孩在薔薇街上看見過日暈，五月略顯單調的天幕上有一個黃色的太陽，太陽之外有一圈紫色的光環。他看得頭暈眼花。攝影師說，這是一種自然現象，風景照裡面常有的，照片拍得好的話可以刊登在攝影雜誌上。方屠戶嘆息說：“這東西不吉利，大概豬肉又要漲價了。” 攝影師去了一趟上海，姐姐被拎了回來。男孩發現她把長發剪掉了，變成一個游泳頭。這是當時很流行的髮型，也便宜了理髮師，基本就是個男式頭。男孩已經到了懂得欣賞女性美的年齡，他看了半天說：“頭髮真難看。”姐姐拿出一盒磁帶，指著上面一個女歌星說：“看，這個女人叫西尼德·奧康納，她剃了個光頭，而且，她一直是光頭。”男孩問她為什麼要剃光頭，姐姐說：“因為那種叛逆的勇氣。”男孩心想，成績不好的孩子才叛逆，這個詞跟你渾身沒有關係嘛。 那時男孩在復習功課，迎接升學考試。男孩看見這個最頭疼，不但要比成績，還要體檢。他去體檢的時候，正好二十二中的畢業生也在那兒，一夥女孩對著他狂笑。但他沒有在人群中找到那個叫羅佳的。 在他十六歲時至少有一個好消息——他的歪頭病沒法治，但似乎也不會惡化，它指向十一點整的方向，在所有的斜頸症之中，這算不上什麼。男孩有一次出門被一個同樣的歪頭打了一頓，那傢伙歪得太厲害（幾乎九點整），他以為男孩在學他。打完了以後才發現是同類，他不但不道歉，還有點妒忌，說男孩這種樣子應該可以偽裝成正常人嘛。 姐姐回到家裡發現他的功課很差，尤其數學，只要涉及解析幾何他一概不會做。為了讓歪頭能有個好前途，她不得不待在家裡幫他補課。這耽誤了她的時間，日日嘲笑他是個笨蛋：平時都乾嗎去了，也像爸爸一樣不務正業吧？男孩說：“平時叛逆去了。”姐姐說這個詞你倒學得挺快的，但你沒什麼資本叛逆，好好搞懂你的解析幾何吧。男孩就說：“像你們這種正常人，非要把自己的頭髮剃了，把好好的東西弄殘了，才能像個叛逆。我什麼都不做，站大街上就是人類叛逆。”姐姐聽了有點傷感，說：“聽說有個女同學陪你和方小兵玩？”男孩沮喪地說：“她二十二中的，已經不跟我玩了。”姐姐說：“看來還挺善變的嘛。”男孩說那個叫羅佳的女孩曾經見過姐姐，她來照相館拍過照，那會兒羅佳還是個小學生，然而記性糟糕的姐姐已經完全忘記這件事了。 到了六月末，中考已經結束了，男孩哪兒都去不了，姐姐也是，兩個人只能守在照相館裡，幫攝影師打雜。照例七月裡都會有洪澇，這一年卻很乾燥，太陽一直照著，街道新鋪了一層柏油，原先凹凸不平的鋪路石全都撬掉，兩邊的梔子花也都拔了，街道顯得寬而平整，自行車經過不再發出哐當哐當的聲音，這下安靜了很多。 五年來攝影師一直靠著這個小店維持生計，他幹得不錯，至少混成了街區的名人。不過這一年來求他教跳舞的人越來越少，因為該學舞的都學會了，不想學舞的都在家裡叉麻將。攝影師的固定舞伴仍是關文梨，他們出雙入對，非常醒目。對於這個已經過時的歷史大破鞋，人們根本懶得猜測她何時與攝影師結婚。很少有人知道給攝影師開了瓢的正是她的前夫，那個人目前就住在薔薇街附近，每隔一段時間，他會打電話給攝影師，讓他送點錢過去。 姐姐回到戴城以後，偶爾會去找那個追求她的威特兒，那會兒人們不再喊他勉子，他從外賓招待所辭職出來，去了波頓大酒店做門童。他有一個新的綽號叫“拉門先生”，這份職業比端咖啡辛苦，也更有前途。波頓大酒店有二十多層高，戴城最新的涉外賓館，他在這裡掙很多外快，每天從人手裡搶過各色箱包，然後微笑著對這些人說，威爾康姆，阿里阿多，雷猴，踢不死。他去火車站接攝影師和姐姐，拎著行李回到家，放下行李不由自主朝他們伸出了手，結果被嘲笑了一個禮拜。 他曾經答應過姐姐，要開一家舞廳，這個諾言對記性糟糕的姐姐來說如同罡風吹散了白雲，早就忘得一干二淨，但他仍牢牢地記著。他一生的理想就是能做個老闆，然後把那個大洋馬顧小妍娶回家。有一度他聽說她談戀愛了，覺得很沮喪，但她的愛情竟比他的低潮期還短暫，於是他又恢復了以往的信念。 無聊而平淡的六月過去了，這條街更安靜，狂風與驚濤離這兒非常遙遠，沒有人聽到遙遠的地方火車的汽笛聲，沒有人企圖離開，沒有人多說一句話。
七月的最後一天，那個叫牛蒡的詩人出現在街口，陽光炙烤著柏油路面，那兒嗞嗞冒油，散發出瀝青的焦糊味。牛蒡佝僂著身體，右手反扣旅行袋的拎把，將其甩在肩膀後面，衣服被汗水浸透了，烏七八糟的長發被汗水裹著猶如一團泥漿，他的臉上還有兩塊明顯的淤傷。街道主任鮑翠芬迎面撞上了他，她警覺地用普通話問：“找誰的？”牛蒡十分疲憊，低著頭用普通話回答：“蘇華照相館。”鮑主任說：“往裡走就是。”牛蒡指著牆上的美術字：蘇華照相館，向內20米，沖印彩擴藝術照。字好久沒刷過，有點褪色了。他點頭說：“我已經看見了。” 他很快走進來，對櫃檯上的攝影師說：“找顧小妍。”攝影師問：“你是誰？”牛蒡拽過一支圓珠筆，在紙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攝影師沒看明白，這種野生植物他倒是知道的，但很難和某一個人聯繫起來。牛蒡面露詭異的微笑，說：“我的筆名叫牛蒡。顧小妍答應來火車站接我的，可是她沒來。”攝影師明白牛蒡是筆名之後，感到很生氣，他心想，好端端的干嗎要取這種名字，愛文學也不能這樣天馬行空，他為什麼不叫牛糞！另外，這個戇卵臉上有一種隱蔽的傲慢，他的微笑並非禮貌，僅僅是在告訴他自己：眼前這個中年人，他什麼都搞不明白。攝影師閱人無數，他不一定理解人們的古怪念頭，卻看得懂最細微的表情。他問：“你是哪個單位的？” 牛蒡說：“我到處流浪，我是個詩人。” 筆名牛蒡的傢伙，坐了十二個小時的火車，從遙遠的北方來找姐姐。她從裡面出來，看到他。牛蒡說：“你好，娜佳。”她說：“壞了，我竟然忘記你要來。”然後她伸出手去，和他握了握手：“你好，瓦西里。” 坐在一邊的男孩想了起來，他就是多年前和姐姐互通信件的筆友，那個北方人凌雲，很可能還是她初戀的對象，相隔四個寒暑，他們第一次見面了。 姐姐念大學以後交過一些筆友，她有寫信的癖好，又染上了那個年代呼朋喝友的壞習慣。寒暑假時，他們來到戴城，她帶著他們去城裡的名勝古蹟遊覽一番，還會下館子。男孩在旁邊蹭吃，順便長長見識。這些人大部分都是學生，並兼有其他的身份，比如青年作家、青年畫家、青年歌手之類，他們通常講普通話（這在八十年代的戴城非常罕見），迷人的風塵僕僕，令人過目難忘。偶爾也有不像話的，曾經有個相貌古怪的詩人，二十五歲已經開始掉頭髮了，非常狂妄地說自己要成為中國的金斯堡，然後就開始調戲姐姐。金斯堡調戲女人嗎？那頓飯吃完了他就去了另一個城市。 男孩見識過這些，覺得它們與自己所處的世界完全不同，在一個固定的、封閉的地方，這些流動的人們，奇奇怪怪的，帶著他們各種各樣的想法，出現並消失，他們最後都去了哪裡？ 男孩看著牛蒡，心想這下好了，原配來了。這個比喻會讓姐姐殺了他。
後來姐姐帶牛蒡下館子，把男孩和攝影師留在了照相館裡。男孩對攝影師說：“你別得罪那個人，他就是瓦西里。”攝影師記得，那年為了瓦西里的信，姐姐差點掀了桌子。攝影師說：“她的筆友都是這麼邋遢嗎？”男孩說：“也有不邋遢的，但這個真的特別邋遢，比金斯堡還可怕。”他們都有點擔心，平時有點潔癖的姐姐，跟這個渾身酸臭的傢伙在一起吃飯，吃著吃著會不會打起來。 夜裡，他們在家裡，聽到外面一陣車鈴。開門一看，姐姐坐著三輪車回來了，車上還有一個醉醺醺的牛蒡，像一塊融化了的酒心巧克力。姐姐對男孩說：“出來，幫我把他扛進去。”男孩不樂意了，說：“居然把他帶回來了，難道讓他睡在家裡？”姐姐板著臉說：“正是。” 十二個小時的綠皮火車，加上一頓帶酒的晚飯以及三十多度的高溫，沒洗澡的詩人聞起來已經不太像是個人類，家裡洋溢著動物園的氣味。姐姐很噁心地說：“這傢伙以前吹牛說自己能喝半斤白酒的，結果四瓶啤酒就這樣了。”牛蒡進屋子以後，一屁股坐在地上，抱著肚子，腦袋低垂著夾在膝蓋之間，嘟嘟噥噥，天南海北地罵，不知道罵誰，都是些沒聽說過的名字，後來罵的都是聽說過的，攝影師嚇得趕緊關門。 他太沉了，喝過酒以後更沉，他們抬不起他。家裡本來就很小，沒有更多的舖位給他睡，牛蒡的第一宿是躺在地坪上度過的，給他鋪了一張草蓆，姐姐睡在里屋，三個男的擠在外間。又給了牛蒡一個枕頭，他不喜歡，伸手把旅行袋拽了過來，墊在腦袋下面。攝影師看著他做完一串緩慢而僵硬的動作，說，這種習慣確實是流浪詩人，或者應該叫跑單幫的。 睡下去沒多久，他起來吐了一次，還算清醒，從牆根拉過來一個鉛桶，都盛在裡面了。屋子裡全是酸臭味，他接著睡。攝影師踢了男孩一腳，說：“給他去倒掉。”男孩說：“憑什麼我去啊？”姐姐在里屋說：“讓你去就去！”男孩說：“他媽的！” 後半夜牛蒡又起來喝水，他拉開電燈，攝影師和男孩又給弄醒了。他滿屋子找水，後來去了廚房裡，找到大水缸，用勺子撈起來喝了大概有兩公升，胸口濕淋淋地又回來睡了。攝影師說：“這樣會拉肚子的。”牛蒡不理會，繼續躺下睡，第二天也沒事，看來已經鍛煉出了一個跑單幫的腸胃。 第二天白天，牛蒡保持了長久的呆頭呆腦。這時男孩看清了他的模樣，他的長發全部向後梳，露出一個凸起的額頭，作為一個男人來說，睫毛可能超長了，顯得有點多情，有點迷離。不過他的身形很壯，看胳膊上的肌肉很像是個體力勞動者，這又抵消了他眼中的迷離。男孩知道，姐姐的筆友都飽讀詩書，他們出來時手裡不是捧著小說就是捧著哲學（更拉風的背著吉他），好像是那個年代最基本的裝飾品。然而牛蒡什麼都沒有，他也不愛看書，只是坐在窗口發呆，呆夠了就看電視，對著電視機兩隻眼睛又直了。 現在這個傢伙有三個名字，牛蒡，凌雲，瓦西里。姐姐解釋說，他的真名叫凌雲，筆名牛蒡，花名瓦西里。男孩扳指頭算了算，問她：“你的真名和花名我都知道，有沒有筆名和他配對呢？蒼耳還是豬籠草？”姐姐用北方話罵道：“滾你丫的蛋。” 攝影師問：“他為什麼會有牛蒡這樣的筆名？”姐姐說：“這有什麼好奇怪的？更古怪的都有呢。”攝影師問：“那麼他發表過什麼作品呢？”姐姐說：“他們自己印點詩刊隨便發發，發表作品這種事情多俗氣啊。” 男孩說：“我記得他比你高一屆，應該還在念大學嘛。” 姐姐瞄了他一樣，說：“你怎麼什麼事情都記得住？”
男孩對牛蒡沒什麼興趣，詩人他見識過，在姐姐的筆友之中。初中時的體育老師也熱愛詩歌，她是女的，有兩條雪白的大長腿，用來打排球是再合適不過了，可她偏偏還寫點詩，比語文老師更文藝。已故母親廠裡有個詩人，他的筆名叫楊馬，在城里赫赫有名，日報副刊上經常可以看到他的名字，然而他本人是一個宣傳科的干事。總而言之，詩人可以是各種各樣的，牛蒡這樣的實屬正常。男孩自己也有一本《朦朧詩選》，姐姐送給他的，那上邊有他畫的各種線條和槓槓，宛如當年姐姐的手抄歌詞本。 對攝影師而言就是另一回事了，攝影師活到快五十歲沒見過一個活的詩人，以為都應該是徐志摩這樣的，或者比較激進些，一九七六年清明節的那種。攝影師特地留在家裡，和呆頭呆腦的詩人聊了幾句，他覺得自己在日報副刊上發表過攝影作品，至少也該有點共同語言。他把自己的作品拿給牛蒡看，幾張放大了的彩照（風景，肖像，夏天的荷花冬天的雪景，一些搔首弄姿的女性，其中居然有關文梨），詩人呆滯的臉上又露出了詭異的笑容。攝影師很生氣，不再搭理他，收拾收拾回店里幹活去了。 詩很危險，流浪也很危險。男孩彷彿從一開始就知道。這座城市很小，街道像管道一樣閉塞，這裡的人們從來不談什麼流浪詩人，如果說到詩人肯定認為是文聯辦公室裡某個喝茶看報的——即便是這樣的貨色，他們覺得怪透了。只有男孩，因為看過那本《朦朧詩選》，覺得和詩人的距離很近，但並不親，彷彿他們是一些槍手，已經走到眼前，隨時都可能打爆他的頭。 下午時，姐姐告訴他們：牛蒡要住在家裡。 攝影師十分反感，家裡太小，容不下第四個人。假如能容得下，他也許早就結婚了。攝影師對姐姐提出抗議，她建議他睡到照相館去。攝影師不答應，問：“到底什麼時候讓他走？照相館到了晚上全是蚊子。” “你可以點蚊香。”姐姐說。 “我沒問你怎麼對付蚊子，我問你他什麼時候走。” “還得多住幾天。” “豈有此理。” 那年頭人們出來玩，都是住在親友家裡，只有公費出差的才睡旅館。但是像牛蒡這樣，搭住在異性家裡的，並且超過了兩個晚上的，仍屬罕見。攝影師懷著不滿和猜疑，去雜貨店借了一張鋼絲床，搭在照相館裡。這時牛蒡終於表現了一點點教養，他說：“要不我睡到照相館去吧。”攝影師嚇死了，趕緊表示照相館蚊子太多，不宜招待客人。那地方是他掙錢的唯一陣地，絕不能給牛蒡佔領了。牛蒡又說他不想睡地舖了，能不能和男孩一起睡，男孩強烈地表示拒絕，因為他身上的味道太難聞。攝影師不得不去了方屠戶家，又藉了一張折疊鋼絲床，專門給牛蒡睡。 攝影師招呼牛蒡一起掰開折疊床，牛蒡使勁擴胸，他成功了，攝影師的手指還在接縫處，結果那張床像一把巨型的剪刀在攝影師的右手食指上切開一道傷口，又粗又深，血流如注。他慘叫一聲，把手指抱在胸口，哀怨地看著牛蒡。牛蒡說：“對不起啊叔叔。” 這算是運氣，要是攝影師的手指再往裡挪兩公分，那就會變成一個九指。姐姐一邊罵牛蒡是個笨蛋，一邊給攝影師包紮。牛蒡手足無措地站一邊看著，有點像內疚，也有點像看熱鬧的。男孩說：“食指要是切下來，就沒法做攝影師了。”牛蒡訕訕地說：“用中指應該也能按快門吧？”攝影師聽到這裡忍無可忍，說：“中指？去你丫的中指。” 男孩白天還去照相館，把姐姐留在家裡陪詩人，兩處離得不遠，不必擔心他們孤男寡女出什麼事。即便如此，攝影師還是會讓男孩時不時地回一趟家。自從有了鋼絲床，牛蒡就一直坐在床上，把雙腳擱在床沿，背靠著牆壁。姐姐總是坐在飯桌前面和他說話。他們低聲嘀咕，好像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有時也看到牛蒡洗衣服，洗好了，晾在小天井裡，那裡到了夏天有點背陰，但他似乎並不打算把衣褲掛到大街上去。 後來是姐姐告訴他，牛蒡不會待太久，他要去雲南，路費沒有了才搭住在這裡。男孩問姐姐：“你想去雲南嗎？” 姐姐說：“要是攢夠了路費，我為什麼不去呢？” 男孩胸有成竹地說：“你要是去了雲南，拉門先生怎麼辦？” “每回說我要去什麼地方，你都會說，誰誰誰怎麼辦。你說你有沒有出息？”姐姐說，“你居然想做廚子。” 男孩初中畢業時填的志願，一是高中，二是烹飪職校。男孩覺得做廚子也不錯，那會兒發榜了，七門功課加起來四百多分，看樣子不是去普通高中混一張沒前途的文憑，就是去烹飪職校學習掄菜刀和勺子。相比之下還是菜刀和勺子比較實際些，然而姐姐不喜歡身邊都是些第三產業的傻瓜，她覺得詩人比較不錯。 男孩心想，如果你跑了，那不是流浪，有一個現成的詞等著你：私奔。他吃不准姐姐是不是已經愛上牛蒡，她看起來很需要愛情。 雨一直沒下，街上僅剩的幾棵泡桐樹，每到黃昏都曬蔫了，低垂著葉子彷彿那是一些紙片。夏季的街道即使煩悶也不至於死氣沉沉，太陽橫掃一切，總有意外的事情發生。有一天來了幾個警察，把雜貨店的老闆老鬼子給逮捕了，因為他喝醉了用啤酒瓶砸了一輛無辜的汽車，他當時跑了，可是被旁觀者記下了臉。押走的時候老鬼子的腦袋也像泡桐樹葉一樣低垂著，他老婆嚇死了，把店也關了。薔薇街唯一的公用電話就在櫃檯上，以前有電話打過來，找街上的誰誰，老鬼子都會衝過去喊人出來接電話，自此之後，人們總是隔著鐵門聽到裡面有電話鈴聲，誰也沒法接電話。老鬼子要是知道自己無意中把攝影師給坑了，他或許就不會扔出那個啤酒瓶。那以後發生的事情全都像是見了鬼。 兩個男人是下午一點鐘來到薔薇街的，這是夏季最安靜的時候，該上班的都上班去了，不該上班的都在睡午覺。沒有人知道他們來。兩個男人，一個鼻子是歪的，剃著小平頭，長得孔武有力，另一個比較瘦，左眼睛大，右眼睛小，如果你仔細觀察會發現他的右眼珠是假的。 壯的那個綽號叫強盜，他吃了很多年官司，去年剛出獄。他的前妻就是關文梨，由於她常常出沒在這條街上，附近的人都知道強盜的名聲，但沒見過他，現在終於可以見識見識了。那個獨眼的綽號就叫獨眼，他原先是一所工廠裡的倉管員，十年前他和同廠的關文梨過了過，不料被人告發出來，雙雙開除，然後強盜一拳打爆了他的右眼。後來他去做生意，賠光了本錢。如果讓腦子正常的人猜，這兩個傢伙是怎麼組合在一起的，估計永遠也猜不出來，故曰世事難料，現在他們搭伙來找攝影師的麻煩了。 攝影師正躺在櫃檯後面睡覺，鋼絲床上鋪了一張破爛草蓆，他的雙手安詳地放在胸口，面朝天，很像一個死去的基督徒。不過當他被強盜拽起來的時候，頭髮蓬亂，雙眼發直，這副樣子已經和安詳沒有任何關係了。 “我打了很多電話，沒有人接。”獨眼說。 “因為老鬼子被公安局逮捕了。”攝影師整了整衣服說。 獨眼說：“你該給店裡裝門電話，這樣我們好直接找到你，你也可以掙點電話費。” “太貴裝不起。”攝影師眼珠轉了轉，看看門外，沒一個人，這下有點放心了。他說：“你怎麼找到店裡來了？說好了不到店裡來找麻煩的嘛。你把那東西放下——” 強盜正在參觀照相館，他像個好奇的孩子，東摸一下西摸一下。獨眼趴在櫃檯上看照片，因為獨了差不多十年的眼，他現在看東西和正常人沒什麼區別，真要給他一個新的眼珠，他反而不習慣了。 這兩個人現在都窮困潦倒，前面說過，每隔兩三個月他們就來找攝影師，攝影師沒奈何，送點錢過去。起初只有強盜敲詐他，後來又多出來一個獨眼。獨眼對此的解釋是：同是天涯淪落人，現在你在關文梨那兒最吃香，又是個很有錢的個體戶，不敲你敲誰啊？ 照相館裡的東西是不給隨便碰的，獨眼說：“碰碰又不要緊，不會發霉的。你還碰了關文梨呢。”攝影師和這兩個人沒什麼道理可說，更不想耍嘴皮，攝影師說：“你們以後別再來了，我不會再給你們錢了。”獨眼說：“又不經常來，隔好幾個月才找你一次，你還有什麼不滿意的？”攝影師說：“你們這根本就是敲詐勒索。”獨眼說：“因為你有把柄落在我們手裡，如果沒把柄，我們憑什麼敲詐你呢？”攝影師說：“我不跟你廢話了。” 這時強盜走進了攝影室，攝影師急了，那裡面有器材。他從櫃檯裡走出來，打算制止他，不料強盜從門簾後面伸出一條粗壯的胳膊，抓住他的領子，把他拽了進去。攝影師夏天只穿了一件襯衫，為了不讓襯衫撕壞，他只能跟著衣服一起進去了。 強盜一直沒說話，他搬了一把凳子過來，坐下了。他說：“裡面真熱。”說完把汗衫脫了，露出一身肌肉和身上的刺青，左胳膊上有一隻蝙蝠，右胳膊上比較滑稽，一隻大鴨梨。只有知情人才明白大鴨梨是指他的前妻關文梨，可他為什麼不刺一朵梨花呢？攝影師心想，真沒文化。 強盜說：“一次一次地借錢，很煩。”他的聲音雄渾低沉，每說一個字，周圍的空氣都會感覺到振動。沉默了片刻，他又說：“所以一筆錢買斷吧。”攝影師不說話。強盜點了根煙，眼睛都沒抬，抽了一口，說：“一萬。” 攝影師柔聲說：“我拿不出這麼多錢。” 強盜又抽了一口煙，說：“這店值一萬，拿不出一萬就把店給我。” 攝影師說：“店不能給你。” 強盜抽了最後一口煙，他把這根只抽了三口的香煙扔在地上，用腳踩滅了，說：“一個星期之後來拿錢。現在你寫欠條。” 攝影師終於感到，有廢話總比沒廢話好些，至少可以拖延時間。這個簡潔有力的強盜，他根本不在聽攝影師說話，每一秒鐘他都若有所思，然後，隨時都能打過來一拳。 那天攝影師的肋骨上挨了五拳，全是強盜打的，獨眼負責數數字。第一拳下去，攝影師就癱了，第二拳之後他忍不住發出慘叫。過路的方大聰看見了，迅速跑到男孩家門口，大喊了一聲：“你爸挨揍了。”姐姐和牛蒡率先跑了過去，強盜還在裡面，獨眼堵著門不讓他們進去。牛蒡掄了一拳，打在獨眼的臉上，他的假眼珠子飛了出去。接著強盜回過身來，從門裡打出一拳，牛蒡閃開了，打回去一拳，兩個人在店門口打了五六個回合，後來牛蒡急了，從壽衣店裡抄了一根尖利的銅燭台要拼命，強盜和獨眼就走了。 攝影師躺在地上，用虛弱的聲音對姐姐說：“沒什麼事，就是沒什麼事，什麼都跟你沒關係。”
攝影師挨揍的事情本來會成為薔薇街的頭號新聞，然而那一天人們的注意力都不在他身上，甚至連牛蒡都被眾人忽略。因為，遠在日本的朱常勇回來了。 朱常勇並非像街上人胡說的那樣在日本刷盤子背死人，他是作為勞務輸出東渡去做起重機械安裝的，三年期滿，他攢了一堆日幣回到薔薇街。他成為街上第一個出國的、第一個回國的、最有錢的，目前唯一戴著綠帽子而不自知的，諸多名頭冠之於頂。當他坐著一輛小汽車出現在家門口，從車上卸下來好多日本電器，兩邊全是街坊鄰居，眾人不但向他行注目禮，還幸災樂禍地看著他那神色慌張的老婆蒯紅英。朱常勇意氣風發，他伸手招呼大家：“同志們好。”大家都明白，整條街上只有他一個人認為自己是衣錦還鄉。 瘸子老炳就住在白柳巷。屠戶那時經常拿他開玩笑，他對攝影師說：“蒯紅英怎麼說也應該喜歡你嘛，你是單身漢，老炳也是，為什麼你竟然輸給了一個瘸子？”攝影師讓他不要胡說八道，所謂青菜蘿蔔各有所愛，人家瘸子也沒有來勾引你屠戶的老婆嘛。 這條街上軋姘頭的還有好幾個，有時候攝影師也能算進去（雖然喪偶但不肯結婚，還跟歷史破鞋勾勾搭搭），見怪不怪，但兔子專啃窩邊草的，就只有老炳和蒯紅英這一對。那時男孩已經在青春期，男女之事也知道了個大概，他在地攤上買到過專門介紹性知識的雜誌，不是單純的解剖知識，而是連性心理和做愛步驟都解釋得非常清楚的，足以茶餘飯後消遣。他知道沒有性生活的夫妻是很痛苦的，知道女性也有高潮，知道老年人也得一個月有一次什麼的。這類雜誌告訴他，身懷慾望並不可恥，只要你不去害人家，自己摸摸自己也是可以的。在看完雜誌以後，男孩比較同情那些沒有性生活的人，老炳除外，他活該。他當時唯一沒想到的就是：自己爸爸也是個男人，也有這方面的需求。 朱常勇回來的那幾天，老炳消失了，開著他的殘疾人三輪車避風頭去了。那輛車子是天藍色的，後面能坐兩個人，車子的漆水很差，好多地方都生鏽了。天氣好的日子，他會把它開到長途汽車站，天氣不好的日子，長途汽車站沒什麼人，他就在車上插一個雨篷，開到火車站去。他用這車子接人送人，偶爾也宰客。這是他作為瘸子的權利，如果不是瘸子，開著這種車子上街會立刻被警察攔下來。 所以他開著這車子逃走，並不是因為想逃得快點，而是因為這輛車子是他唯一的家當，吃飯的本錢。他家裡沒一樣值錢的東西。 朱常勇完全蒙在鼓裡，沒人敢告訴他。這已經是八十年代末，人們稍微懂了點道理，知道什麼叫“隱私”——其實也不是隱私啦，只是不想那麼快地鬧出人命。那幾天朱常勇向街坊四鄰出示了他從日本帶回來的電器，其中有一台東芝錄像機深受群眾喜愛，於是又回到了差不多十年前的場面，街上的人都舉著凳子到他們家去看錄像，並有人自帶錄像片，錄像片隨時都能放，下午直到深夜他們家都擠滿了人。朱常勇很好客，派煙，安排座位，和眾人聊日本風情，順便說說在日本看到的中國新聞。配上他們家的索尼大彩電，每個人都津津有味。 屠戶特地問朱常勇，接下來打算幹什麼。朱常勇說他馬上就要辭職，他認識一個人倒賣舊服裝的，從外國用集裝箱運進來，再販給中國人。這門生意很發財，他再也不想和機械打交道了。他在日本很苦，每年讓蒯紅英給他寄兩條牡丹牌香煙，他一天抽一根煙，也撿煙屁股給國家抹黑，這麼熬了下來，現在回國了要好好享受一下，每天連抽帶發消耗兩包萬寶路！後來他又告訴屠戶，現在有錢了，打算和蒯紅英生個小孩，再不生就真的晚了。屠戶心想，你要是再晚點回來，說不定已經有小孩了。 有一天不知道哪個缺德的帶了幾本錄像過來，《寡婦村》、《偷情寶貝》、，悲喜劇皆有，一夥男人把女人和小孩都趕了出去，看半天沒有什麼黃色鏡頭，於是就討論起了軋姘頭的事情。朱常勇說，像日本這種國家，女人都不上班的，白天獨自歇在家裡，有的是軋姘頭的時間。於是大家就很同情地看著朱常勇本人，恰好蒯紅英在廚房裡打翻了一個熱水瓶，發出一聲慘叫，大家只能告辭散場，出來以後約定好了，誰要是把這件事告訴朱常勇，誰就一輩子做烏龜戴綠帽子。然後又說，他媽的，這種事情怎麼可能瞞得住呢？
姐姐是從關文梨那儿知道了事情的大概，非常驚訝。關文梨終於在他們面前流下了眼淚，她說她根本不知道強盜每隔幾個月就來敲詐攝影師，要不是挨了打，可能永遠不知道。姐姐問，為什麼不去報警？關文梨說：“強盜是個脾氣很古怪的人，報警他會殺了你爸爸。”於是一夥人坐在家裡發呆，中間還夾著個不吭聲的牛蒡。 男孩發現關文梨也老了，她四十歲了，過早地長出了一綹白髮，就在她左側太陽穴後面。如果你從那個角度看過去，她真的就像個半衰的婦人。人怎麼會一下子變老呢，甚至是攝影師的探戈也沒能拯救她。 攝影師坐著，沉默了一會兒說：“你們都別管了。” “打算寫欠條？” “我不會寫欠條的。”攝影師說，“我不會再給他半毛錢。” 姐姐說：“你還有什麼辦法？溜之大吉？你跑不掉，你的店在這條街上。你搞不清楚，他們找你借錢，並不是為了從你這兒搞到錢，根本就是為了羞辱你。你居然也接受了，太可笑了。現在你又出名了。”她喘了口氣，看看攝影師，又看看關文梨，說：“我來作主，你們結婚吧。” 男孩看著那兩張哭喪著的臉，心想，哪有這樣結婚的？簡直就是做喪事。這一切彷彿是有人在搗蛋，夏天果然是很瘋狂的，哪怕你待在家裡不出門呢。 詩人牛蒡還留在家裡沒走。男孩聽到他對姐姐說：“你家裡現在這麼亂，我留下來或許還能幫幫你。”姐姐說：“你少添亂吧。”牛蒡說：“我已經夠亂了，如果你想殺什麼人就跟我說，我替你去殺。”她聽了這話，露出一臉慘笑，然後用手按了按詩人亂蓬蓬的腦袋。姐姐說：“我不殺什麼人。” 於是他們等待著強盜和獨眼再次出現。 在男孩的記憶中，夏季就是一道陰影，必須穿著汗衫露出他的歪脖子，曾經有那麼多無所事事的孩子把他當作怪物來玩弄。夏季就像詩人和流浪一樣都是危險的詞，這年他十六歲，他決定為攝影師做點什麼。 拉門先生在波頓大酒店門口，那個夏天戴城的旅游生意很差，他穿著紅色的製服，戴著水果罐頭一樣的帽子，還有一副白手套，像個儀仗隊的士兵，或者是馬戲團的小丑。賓館裡有冷氣，但他不得不站在門口，接受著外面的熱輻射，汗流浹背，面帶微笑。對此他無怨無悔，因為想攢更多的錢。 那一帶是城市新區，道路寬闊明亮，環衛工人一絲不苟地將其掃得像外國。路旁的樹是新栽的，城市最初的一批高樓在這裡逐漸豎起，裡面全是外貿公司。拉門先生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兩年之內攢夠錢，開一家氣派的舞廳，如果錢不夠他可以去借，然後一邊拉門一邊經營他的舞廳。他想著這件事就像夏天昏了頭的午後，被高溫脅迫著發夢。也有人勸他實際點，他說這種事情本來就很實際，時代不同了，人人都想發財，但發財的機會越來越少，市區裡的店面租金都漲到令人咋舌，市場正在淘汰你們這些不敢下海的人，聽說很快就會有股票，你們知道股票嗎？那些外國人都買股票發財。 他站在酒店門口。當時很多人為了開開眼界，都去波頓大酒店門口轉一圈，都看見了他，對著他咧開嘴巴大笑。人們都覺得滑稽，那些走進賓館的人又不缺胳膊少腿，憑什麼要拉門先生給他們開門，給他們提箱子？這在勞動人民看來簡直完全資產階級。拉門先生就對他們笑笑，說：“進來呀，裡面有冷氣。”這些人衝著他搖頭，裡面太豪華了，進去喝杯水都得十塊錢。拉門先生說：“Shit，鄉巴佬。” 他掙錢的方式是別人學不會的，瞄準那些拎著箱包的外國人或是港澳人，紙袋子也在他的目標之列，在別人還沒反應過來的時候，箱包已經在他手裡了。酒店也有中國人，他不理，因為中國人你就是給他表演拿大頂，都不會有踢不死，中國人沒這習慣。拉門先生說，這不是因為他們窮，而是沒開化，他們剛剛離開一個打砸搶燒的世界，他們來酒店簡直像他娘的避難的。 那頂該死的罐頭帽子，夏天焐得他腦袋發暈，他索性把頭髮都剃光了。光頭拉門先生也是很帥的，每到吃飯的時候，他躲在休息室裡，摘下帽子，從裡面掏出各種各樣的零錢，一邊笑，一邊把錢轉移到自己的更衣箱裡。有時他會覺得很疲倦，坐在凳子上，把光頭靠在更衣箱上，抱著他的帽子，想一會兒那個叫顧小妍的女孩。每一張零錢都是他走向她的一步，更近了，又彷佛更遠了。如果他此時不慎睡著，她就會飄到空中，讓他跑到一個前面空無一人的位置上。
姐姐曾經去找過他，她坐在酒店大堂的沙發里，穿著他送給她的藍色連衣裙，無聊地晃動著膝蓋。拉門先生說他進去換件衣服，過了一會兒他跑出來，露出一個青茬光頭。姐姐心想這也太過分了，比誰頭髮更短嗎？不過總比戴著罐頭帽子好看些，她根本不知道那頂帽子的功用。 她來找他借兩千塊錢。拉門先生給自己點了根煙，費勁地抽了一口，問：“是不是給你新男朋友啊？” “你怎麼知道的呢？” “你弟弟都告訴我了。” 姐姐說：“是啊，是給他的。我找不到人借錢，只能來找你。不過他不是我男朋友。” 拉門先生又高興了，他說：“我只有一千，給你，不用你還了。” 姐姐說：“給一千我還得再找人去借，不高興費事了，兩千塊你拿得出來的，都給我。我會還你的。” 這時拉門先生把香煙擱在煙缸上，站了起來，他盯住一個走進大堂的人，此人懷裡抱著一個袋子。拉門先生友好而敏捷地試圖搶過袋子，此人操著一口粵式普通話氣急敗壞地說：“別搶啦，這是我剛買來的古董，瓷器啦——”拉門先生說：“林先生，我幫你拎上去。”林先生說：“求求你不要幫我拎啦，你都已經下班了啦，我給你小費啦。”就這樣，拉門先生又得到了一張零錢，這次他真的走向了她，得意忘形地伸手摘帽子，發現腦袋上是空的，他就把錢塞進了褲兜。 姐姐說：“就這樣掙錢？” 拉門先生有點不好意思了，說：“我們這兒都這樣掙錢。還有更過分的呢，我有個同事被外國人直接帶走了，做人家男朋友去了。” 姐姐說：“外國女人到中國來找男人？” 拉門先生搖頭說：“那個外國人也是男人。” 姐姐看著他，想起從前，他還在外賓招待所端咖啡的日子，那時他還年輕，當然現在的他依然年輕，但他不會再給她端咖啡了，也不會再吹著口哨穿著花色的夾克衫跟在她身後。他那身製服實在是太像馬戲團，彷彿是心花怒放地甘願承受一種羞辱，再將其轉嫁到一切其他人的頭上。他不自知，他只是一個門童，你給他說什麼詩啊、流浪啊，他都不懂。他只懂錢。錢就是他的夢想。 當初拉門先生還真跟著她去過大學，未經邀請，在裡面晃了幾圈，很快就有一種挫敗感。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拉門先生甚至還跟著她在教室裡上課，他穿得比大學生時髦多了，眼神輕佻，有點犯賤，一看就是來混事的。他在食堂跟著她排隊打飯，後面的女生嘲笑他：“哪兒來的社會青年啊。”人家可能是開玩笑，卻觸到了他的痛腳。後來他自感羞愧，再也不來了，時不時寫個信給她，也是言辭乏味，夾雜著一些錯別字，信紙信封都是賓館裡的。她拒絕回信，於是他只能在寒暑假的時候出現在照相館裡，即便如此，她還是躲著他。 拉門先生不知道她的想法，以前他覺得他們是兩個世界的人了，後來又推翻了這個想法，覺得世界大同，不應該自卑。其實那會兒姐姐真的覺得，人與人的世界是不同的，大學生和門童是有差距的，這種差距隨著經驗與時間，會不斷地拉開。拉門先生身上有一種奇怪的自信心，覺得自己超前，大學生也好，有錢人也好，其實都不算什麼。如果姐姐說他的夢想只是錢，他一定會眨著眼睛說，我夢想的錢比你所估計的還要多，另外，並不是每個有錢人都會願意給你造一個舞廳的。可是她並不說，他只能認為她就是愛上別人了嘛，這件事很傷腦筋。他現在一文不名，等他做了舞廳老闆就不一樣了。 拉門先生看著她的藍色連衣裙，心裡又歡喜又淒涼。衣服有點舊了，這兩年他沒機會給她買新衣服。他當然不會想到，姐姐這麼打扮純粹是為了順利借到兩千塊。他說：“明天我把錢給你送過去。” “不用，我來拿錢。”姐姐終於有點露怯，生怕他冒冒失失來到薔薇街上，可能會引發一場惡戰。那地方現在已經是硝煙滾滾了。
男孩找到拉門先生是說另一件事。 “我爸爸被強盜打了。” 拉門先生坐在休息室的凳子上，哼著他的歌：“我的好媽媽，下班回到家，勞動了一天多麼辛苦了，媽媽媽媽快坐下，讓我親親你呀，讓我親親你呀……”他從更衣箱裡掏出錢，數了一遍，對其中的大額鈔票凌空一吻。男孩心想這個人真是墮落得不像話，以前還會唱唱“莫妮卡”。男孩說：“強盜打我爸爸了。” 拉門先生這才聽見他的話，說：“報警啊，搶走了多少錢？” “那個強盜不是強盜，他綽號叫強盜。”男孩說，“他是關文梨的前夫。” “啊，就是那個一拳打瞎姘夫眼睛的人。我早就跟你爸爸說過，別惹那個女人，他長得那麼帥，什麼有錢女人找不到啊？前年碧波飯店的女老闆還說要嫁給他呢，現在好了，人家自己養小白臉了。” “那個打瞎了眼睛的獨眼也來揍了我爸爸。”男孩說，“還讓他寫一萬塊的欠條。” “夠亂的，這都什麼事啊。你讓他報警，敲詐勒索罪。” “關文梨說如果報警，強盜會殺了我爸爸。” “也是啊，社會上這種不要命的、破罐破摔的人最討厭。”拉門先生說，“我以前也遇到過這種事。那麼欠條到底寫了沒有？” “沒寫，我爸爸挺住了。” “那一定挨了不少打吧。”拉門先生嘆了口氣，“過兩天我去看看他，打成什麼樣子了？” “肚子上挨了好幾拳。” “那算個屁啊。”拉門先生指了指自己的鼻子，說，“那一年，我被康樂他們一夥人把鼻樑骨都差點打斷了。不過考慮到咱師傅快五十了，我還是應該去看看他。” 男孩說：“我可不是來找你去安慰他的，我要去和強盜談判，你陪不陪我去？” 拉門先生這才把錢都揣進了口袋，想了想，又掏出一張十元，塞進男孩的褲兜。他坐在凳子上，稍稍仰視著男孩。男孩很瘦弱，雖然也十六歲了，個頭比同齡人矮了半截，他身上的殘疾更不用再多說。拉門先生拍了拍男孩的胳膊說：“你去會吃虧的，我去也是。這種事情不是你該管的。” 男孩說：“你要是不去，我自己去。” 他甩開拉門先生往外走，聽到後面跟上來的腳步聲，心頭暗喜。拉門先生說：“恭喜你，顧小山，你發育了。” 於是那個晚上他們走到強盜家門口，男孩事先打聽好了，敲開門，裡麵點著一盞燈泡，強盜和獨眼都在燈下，收音機裡播放著評彈，咿咿呀呀地唱著。男孩只說了一句話，獨眼就跳了起來，照著男孩脖子上拍了一巴掌。拉門先生打算勸開獨眼，雙方抵在一起，力量不相上下。強盜走過來照著男孩的臉上打了不輕不重的一拳，他倒在地上。強盜又照著拉門先生的臉上打了很重的三拳，拉門先生被獨眼揪住了，躲不開，挨了三拳之後滿臉是血地逃到了街上。過了一會兒男孩也被扔了出來。裡面的評彈還沒唱完。 拉門先生脫下衣服摀住臉上的傷處，很鎮定地說：“其實就算不打你，你也談不出個什麼名堂，現在知道厲害了吧？我白陪你挨打了。”兩個人一起往回走。男孩忽然覺得心裡透明透明的，挨打顯然是意料中的事，他上門就是來找打，而不是什麼談判。的確如拉門先生所說，談得出什麼名堂？他僅僅是想體驗一下挨打的滋味，攝影師當時所遭受到的羞辱。如果身體條件允許，他也會一拳掄回去，體驗一下什麼叫鬥毆，但他活到十六歲並沒有獲得這種機會，哪怕一次。 拉門先生看了看衣服上的血跡，說：“剛拿走兩千，又打破了相，我最起碼半個月不能上班，再加醫藥費，三千塊錢白掙了。” 男孩後來回想起來，自己這一生中很少有衝出去找碴的激情，體內有一股屬於十六歲的怒火，雖然他殘疾而瘦弱，火仍然存在。不過他確實找錯了對象，他應該找個十二歲的小孩子，而不是強盜。 拉門先生挨打的事情，男孩偷偷告訴了姐姐，姐姐想了想說：“以後別去招惹那個戇卵。”男孩說：“不去了。”姐姐說：“我說的是陳勉，不是強盜。強盜你愛找多少次就找多少次。”男孩說：“你對勉子也太殘酷了。”姐姐說：“你懂個屁，要是不這樣，他哪能死心？”男孩想到了羅佳，說：“你們女的對自己不喜歡的男人都很殘酷，可是這些男人呢，往往都很仗義。你那兩千塊錢還是他借給你的呢。”姐姐說：“我會還給他的。” 牛蒡拿到了那兩千塊，這是一筆巨款，頂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資，足夠他從戴城玩到雲南，再從雲南折返回去玩到黑龍江。流浪就是玩。男孩心想他這下可以走了，然而沒有。他拿到錢時對姐姐說：“這筆錢我恐怕很難還給你了。”姐姐說不要緊。詩人把錢揣進口袋的時候，連數都沒數，也沒有寫任何欠條。 下午姐姐出去了，下起一陣大雨，她可能耽誤在什麼地方。男孩睡了個午覺，起來看見牛蒡坐在鋼絲床上，仍保持著那個姿勢。床就像一塊舢板，他是舢板上的漂流者，而大海又在何處？男孩心中有點惡毒地想，這丫最好是坐著鋼絲床直接漂出去，拉倒。 雨還在下，屋子裡涼爽了，男孩正眼打量牛蒡，他換了個姿勢，有點像打坐。男孩很突兀地問他：“你寫詩嗎？” “有時候寫詩。”牛蒡說。 “你寫什麼詩呢？朦朧詩嗎？”男孩繼續問。 “我不寫朦朧詩。”牛蒡說。 談不下去了，男孩心裡想，他很傲慢，根本不屑於和我說話。在拉門先生身上是絕無此種氣質的，即使是他最看不起的鄉巴佬，也會湊上去和他們聊幾句，向電影裡的首長學習。俗氣歸俗氣，到底還是親切的。過了一會兒牛蒡問他：“你去找過那個叫強盜的人了？”男孩點頭。牛蒡說：“你應該帶我去。”男孩學著他的傲慢，說：“你去也打不過。”於是牛蒡也覺得談不下去了，低頭用手摩挲著腳背。 男孩說：“你什麼時候走？” 牛蒡說：“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 男孩說：“我們這兒的事情你不用多操心。” 牛蒡搖搖頭，不是否定男孩，而是像眼睛裡迷了砂子，快速地搖一下，又搖一下。男孩始終搞不清這個人，這個人到底在動什麼念頭，他從哪兒來，到哪兒去，這些問題都很費解。牛蒡說：“我差不多是該走了，你們這兒太熱，我很不習慣。不過我要去的地方，比這兒更熱。”他說完這些就不再說話了，轉頭看看外面的雨景，街上的積水正在一毫米一毫米地爬上台階。 後來過了一些年，男孩才明白，自己那天在牛蒡的身上看到了什麼。他始終坐在鋼絲床上，背靠著牆壁，這副樣子太像是坐牢了，他的臉上凝集著一個人青年時代所有的憤怒、沮喪、悲傷和迷惘，還有因此而蒙受的羞辱，它們像多種建築材料塗抹在一起，最後成為一塊呆板的灰色水泥牆面。男孩看著那張臉，有時候你在水泥牆上也能看出人臉的輪廓，近似抽像畫，越看越真，轉瞬之間又恢復了水泥本色的那種幻覺。
朱常勇家還在放著錄像片，無聊之極的牛蒡也去看錄像，詩人氣質總是與眾不同的，長髮飄灑，沉默不語，當他看錄像看到沉思的時候會顯出一種憂鬱的表情。別人問他：“你是誰啊？”他就用普通話回答：“顧大宏家的外地親戚。”別人說：“大熱天的來探親啊？”牛蒡說：“正好放暑假嘛。”於是人們知道這是個大學生。 這引起了街上一些姑娘的注意，比如在軸承廠上班的丁梅，她一直聲稱要嫁給一個有文憑的，但是軸承廠有文憑的青年都不愛搭理她，她本人除了軸承廠又不知道該去哪兒物色一個有文憑的，看完了錄像片，她就決定愛上牛蒡。過了兩天丁梅的姨媽來打探情況，先去了照相館，找攝影師問訊，後者心情惡劣，不想回答這種無聊的問題。丁梅的姨媽更好奇了，直接闖到他家裡，看到牛蒡呆呆地坐在鋼絲床上，上身是一件紅色的汗衫，有星星點點的破洞，下身是一條田徑短褲，露出毛茸茸的腿。他靜靜地抽著煙，把煙灰彈在床底下，順手撓了撓大腿內側。丁梅的姨媽走進來，先問牛蒡： “你是哪兒的人啊？” “東北人。” 這算是歪打正著，丁梅的姨媽想起攝影師是二毛子，又問：“家裡戶口是城裡還是農村啊？哪個大學唸書啊？以後去哪兒工作想好了嗎？” 牛蒡又露出那種詭異的笑容，不過丁梅的姨媽沒看到，她繼續追問：“有女朋友了嗎？”牛蒡橫了她一眼，沒有作答，把右手指縫裡的香煙再次塞到嘴裡，吐出一個燈泡大的煙圈，注視著它向上擴散飄蕩。丁梅的姨媽也跟著一起看，好像兩個人在看焰火晚會，忽然牛蒡大力吹氣，把那煙圈吹散了。丁梅的姨媽猛地回過神來，覺得冷颼颼的。她很識趣地退了出來，到街上遇見屠戶，低聲抱怨說：“顧大宏家裡那個親戚，長頭髮的，簡直像根木頭，不對，像冰塊。我們家丁梅要是跟他談朋友，肯定沒有共同語言。北方人都那麼呆頭呆腦嗎？” 屠戶也低聲說：“什麼他媽的親戚，那明明是小妍的男朋友嘛。你連這個都看不出來？不過呢，你剛才有一點說錯了，我要糾正你——你居然說一個大學生和你們家丁梅沒有共同語言，簡直是混淆是非，顛倒黑白。” 於是，第二天下午街道主任鮑翠芬來到照相館，告誡攝影師：“未婚同居是非法的。”攝影師想半天不記得自己和關文梨同居過，臉漲得通紅說：“我哪有？”鮑主任說：“你誤會了，我指的是你們家那個長頭髮的，小妍的男朋友吧？”攝影師說：“誰說的？”鮑主任索性把屠戶供了出來。 攝影師告訴鮑主任，那個傢伙是鄉下親戚，不是姐姐的男朋友。鮑主任不信，讓登記名字。攝影師說他叫牛蒡，鮑主任就信了，不是鄉下親戚不會叫這種名字。鮑主任又讓攝影師帶著，去看了看牛蒡，那位正好在睡覺，懵懵懂懂地豎起來，看見攝影師對他狂眨眼睛。鮑主任說：“你這個鄉下孩子，該去剃個頭，太邋遢了。”對於這種構陷，牛蒡非常憤怒，等到鮑主任走了以後他索性扎了個小辮子，在薔薇街上逛了一圈，那天姐姐不在，人們都覺得這傻瓜有點神經不正常，從清朝以來他們就沒見過男人扎辮子的。
男孩家裡洗澡都是盆浴，用一個非常重的大木盆，放在里屋。里屋充當洗澡間，沒有下水道，洗好了必須用一個白鐵勺子把水舀進鉛桶，倒掉。薔薇街上的各家各戶都是如此，但別的男人夏天至少可以穿條短褲站街上沖涼，這家的男人，一個太醜，一個太美，都不想去招惹是非。洗澡猶如苦力，毫無享受可言。每逢夏天，家裡有個規矩，三個人輪流洗澡，每天有一個人專門負責倒水。因為倒水很辛苦，洗好了以後不免又搞得一身臭汗，所以由專人負責比較划算些，出汗也就出一個人（這個人當然是最後一個洗澡）。姐姐不想幹這個，就給男孩兩塊錢，替她服徭役。自從牛蒡來了，徭役的事情責無旁貸地交給了他。他跟著一起洗盆浴，洗完之後還必須按照姐姐的要求，用消毒水把木盆里外擦乾淨，饒是如此，還是覺得不太衛生。牛蒡自己也受不了，忍了幾天，他終於拒絕盆浴，黃昏時拎了一桶水到街上去洗淋浴。這家也出了一個敢於在街上洗澡的男人。薄暮之下，路燈照耀，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