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佳說，賭場就在城西大橋往西，問我到底去不去。我想了想就答應了。
那是白露，人們開始鬥蟋蟀，同時賭錢。有這種賭場，藏在城市隱秘的角落裡，職業賭徒、業餘賭徒、蟋蟀玩家混雜在一起，像一個微型的角斗場，羅佳的爸爸也在其中。他已經從牢裡放出來一年多了，在這段時間裡，他迅速欠下了巨額賭債，輸掉了僅有的房子。她搬到郊區住著，農村廉價的房子，既省錢，也免於債主上門騷擾。
她說，凡是鬥輸了的蟋蟀，都會被踩死，因為它輸過一次就失去了再鬥的資格。但是她的爸爸，簡直是一隻不死的蟑螂。他永遠都在賭，永遠都在翻本。
那時羅佳已經是我的女朋友了，我們都十八歲，我被技校開除不久，而她早已成為放蕩的馬路少女。她媽媽已經死了有三年，以前住的，用來抵債大概不值一千塊錢，可是連這都被收走了。她說農宅不錯，其實比城裡的房子寬敞，但那地方沒有煤氣，也沒有自來水，冬天快要來了，再熬下去她爺爺和奶奶非得凍死一個不可，或者兩個全都凍死。她爸爸已經不回家了。
“去砸場子嗎？”我說。
“就去看看。聽說他贏了很多錢，我就可以搬家了，但他不想把錢拿出來，也許他贏了錢在外面有女人了。我再也不想住在那個鬼地方了。”
我們騎著自行車打算出發，我看看手錶是下午四點，她說一小時就能到。
“賭場給你進去？”我問。我知道那種地方都是秘密場所，怕警察衝。
“我去過的，他們有點認識我。”她說。
“也許不給我進去，我身無分文，不太像個賭錢的。”
“你就說你是去賣蟋蟀的，你歪頭的樣子最像幹這個的。”她說，“我還帶了一個蟋蟀呢。”
“你也打算去賭？”
“笨蛋。真正的賭棍是不需要帶蟋蟀的，他只要帶錢押寶就行了。”她說，“我身上也就剩下兩塊錢了。”
她從口袋裡掏出竹筒，拔出塞子，跳出一隻三槍。按照我童年時的經驗，誰要是放出一個三槍，就會招致嚴重的嘲笑。我誇張地笑了起來。她說：“有什麼好笑的？”抬腿把那隻可憐的母蟋蟀踩死了。
“那就走吧。”我說。
在此之前我剛剛被化工技校開除，成為馬路少年的一員，成為和她一樣的人。我終於到達了這個地方，說起來這也不是我努力所得，而是她混慘了。 我在化工技校算是把什麼壞事都學會了，剛進學校的時候，我摸了摸自己的歪頭，估計第一天就會被人欺負死，這所學校出了名的流氓土匪，生存壓力太大。當時我的理想是去烹飪技校做廚子，廚子們當然不歡迎我。 然而我猜錯了，那是極為嚴厲的年份，開學第一天我們所有人都被鎮住了，氣氛異常肅穆，教學樓正門口掛著橫幅，要求整頓學風，警惕和平演變。新生們坐在教室裡噤若寒蟬，高大威猛的班主任在教室裡穿梭來往，先是勒令一個穿牛仔褲的學生脫下褲子，僅著一條短褲繞教學樓跑圈。學校沒有操場，跑步都得繞教學樓。其次是讓一個穿花襯衫的去食堂裡鏟煤，恢復一下勞動人民的本色。輪到我的時候，班主任很仔細地檢查了我脖子，又拉拉我的頭髮，確認我是天生的歪頭和天生的鬈髮，這就算下馬威了。第二天有兩個在走廊裡吵架的同學被拎到教務處，一人挨了一個警告處分，我們都嚇傻了，連廁所在哪兒還沒認清呢，就已經被處分了。頭一個月裡，高年級的孩子像割草一樣紛紛遭到退學和開除，那幫大孩子也懵了，說以前不是這樣的，管得可鬆呢，只要不打老師基本上不會有任何懲罰。這時你抬頭看看學校裡的橫幅就會明白為什麼。 那所學校靠近城東的大橋，旁邊是護城河，往北走一段路就能看到監獄，羅佳的爸爸就曾經關在這裡，我姐姐的男人也是。在八十年代，羅佳曾經一次次地帶我來到這裡，她以一個明媚而憂傷的形象留在了我的記憶中，然而我已經失去了她。 技校的生活十分乏味，但並不平靜。開學沒多久我就見識了一場校內鬥毆，一個學生被人捅穿了肚子，警車直接開進學校，把一群高年級的學生帶走。接下來的日子，更為嚴厲的管制開始了，牛仔褲絕對不允許穿，軍褲也不允許，皮鞋必須得看鞋頭，尖頭和方頭的都不允許，圓頭的可以。襯衫不能帶花，帶條紋的也不行，必須一色的，下擺束在褲子裡，領口的釦子只能解開一顆。如果有同學穿打補丁的褲子，那是要受到表揚的。有一次一個笨蛋穿著打補丁的褲子、襯衫和球鞋一起出現，為了求得更多的表揚，結果被班主任趕了出去，說他太像要飯的了。 打架一概處分，見血必開除，打老師的直接送去拘留。有時候不說話的也會倒霉，比如說，校長正好看見你在走廊里站著，他走過來問你四項基本原則是什麼，答不上來就繞教學樓跑吧。 學校明文規定不許蓄須，我們之中很多人都沒鬍子，只有嘴唇上的一溜細黑汗毛，這在許可範圍內，汗毛不是鬍子，可是有一天又宣布這全都算鬍子，必須刮掉，我們都去刮了，刮掉以後又長出來，從此它就是鬍子了。 我在十七歲時經過了猛烈的變聲期，刮了嘴唇上的汗毛，從此一發不可收拾，這讓我高興，原來歪脖子並不與荷爾蒙有關，我一切正常，在技校這個地方甚至可以變得更凶悍，像個真正的怪物。 那段時間沒什麼人欺負我，我們班上有一個最強的男人，綽號呆波，他的爸爸媽媽都是跟我爸爸學跳舞的，一九八四年在文化宮俱樂部的第一批學員。呆波佩服我爸爸，按輩分算起來他是我的師侄，不過我不能這麼說，他讓我做他的師弟我也認了，我在呆波的小團體內混得不錯，他們僅僅是嘲笑了我歪頭的客觀事實，並未將這種羞辱付諸行動。我經常買香煙給他們抽，這是一種示好。很快我也成了一個真正的煙民。 我姐姐曾經嘲笑我抽煙的樣子，歪著頭，滿臉無所謂，殘疾而墮落，自以為離經叛道。我告訴她，技校對抽煙的懲罰十分嚴厲，這種在成年人來說極度普通的行為是校園內的頭號禁忌，你甚至可以公開吊馬子，但你不能公開抽煙。我也不知道那些老師為什麼會痛恨它。懲罰的方式也很特別，不處分，不批評，而是扣津貼。技校每個月發給學生十五元津貼，國家補助的，這筆微薄的財產是我們唯一的尊嚴所在，你可以考試不及格，可以被處分，甚至趾高氣揚地捲鋪蓋滾蛋，可是只要你還待在這鬼地方，每個月的月底看到別人拿錢，自己身無分文變成一個窮鬼，一個戇卵，這極傷自尊。儘管只有十五元，但它可以叫人發瘋。所以你應該認識到，我這麼幹是真正的離經叛道，就像我沒事愛摸電門一樣。 我們依然在任何可能的場所抽煙，廁所裡，樓頂上，樹蔭下。這所學校基本都是男生，抽煙乃是一項光榮的革命傳統，甚至比打架更重要，所有的男生都保持著一種強硬的姿態：我可以穿打補丁的衣服，可以老老實實，可以背誦四項基本原則，但是老子必須抽煙——因為他媽的，抽煙和資產階級沒有一分錢的關係，無產階級才抽煙，資產階級都他媽的戒菸了。 抽煙讓我有一種孤獨感，小小的，微微的。我經常爬到樓頂上，叼著香煙靜靜地望著護城河，對岸的監獄，帶鐵絲網的高牆、圓形崗樓以及像勺把一樣彎曲靜默的大橋。我用這種方式懷念著羅佳，整整十年，我像是穿過了漫長的旅程，到達了一個荒涼而珍貴的地方。我想她簡直快想瘋了。 那是殘疾而墮落的年份。到了九○年，我被評為年級裡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得說是我活該，在一次文體活動中，我被呆波他們抬起來扔向一個高年級的美女，她是學生會主席的女朋友。她發出慘絕人寰的尖叫，歪頭，快點滾開。我聞到她身上好聞的味道，她和羅佳長得有點像，一瞬間我沉醉地閉上眼睛笑了，於是我就資產階級自由化了。 技校的資產階級是什麼滋味，我算是嚐到了。每次開大會都是由這些人做開場白，先匯報自己的思想，再站到牆邊，背誦四項基本原則，然後到外面去跑步。有一本白皮小冊子供我們學習，每半個月這些資產階級以及其他受處分的無產階級匯聚一堂，根據教導主任的要求默寫這本政治手冊上的一切內容。最可氣的是我們這些資產階級既不會被開除也不會被處分，說白了，只是個虛名。我曾經問過班主任，既然不喜歡我，為什麼不讓我滾蛋，反正我也不想在這裡待下去了。班主任說，如果我們都滾蛋了，學校就沒有資產階級了，那麼政治課還找誰去上呢？畢竟不是文化大革命，要置我們於死地，無非是教育教育，給大家做一個可供參考的實例——實在對不住，技校這種地方能找到你們資產階級的也實屬難能可貴，忍幾天就過去了。 我們每星期都會有一個下午關在會議廳裡看錄像，裡面的士兵燒得不像樣子。那會兒已經不打仗了，大家都覺得當兵沒什麼危險，猛一看到錄像，發現共和國還是很需要衛士的。三個犧牲的士兵的名字被刷在牆上，沒過多久這些名字又被刷掉了，說是不許隨便再提，我們也就不提了。 跑步的時候我總是落在最後一個，連女生都跑得比我快，這很丟人。他們都跑完了，我還在繞著教學樓獨自散步，一隻手摀著劇痛的小腹，有一次乾脆跑吐了。這副慘相引來連片的叫好聲，我抬頭看到學生會主席和他女朋友，他們在二樓學生會辦公室裡探出頭張望，那狗女人的笑聲像花瓣一樣落在我頭上。
我們走到巷口，羅佳說有點餓了，如果去賭場我們可能會很晚才回來，最好吃過晚飯再上路。我們來到蘇華照相館邊上的飯館，各自要了兩份炒麵，店裡顧客不少，我們找不到座位。我把她帶到了照相館裡。 “我爸爸去看他女朋友了。”我掏鑰匙開鎖，把捲簾門拉起一個三尺高的空隙，再打開門，鑽進去，坐在櫃檯邊吃炒麵。吃完了我打算消化一會兒，順便把抽屜裡的照片拿出來給她看。一九八八年她是這兒的常客，很多照片都是當時的聾子方小兵拍的。她看得認真，我順手摸摸她的頭髮，她說：“別亂動，頭髮亂了。”外面刮著很大的風，我想要是她這樣子去城外，用不了多久，頭髮就會全部亂了。 “聾子搬家了？” “搬家了，住到那邊新村里去了，關在家裡繼續畫彩蛋。他只會幹這個。” “學不會其他東西了？” “不需要學會，彩蛋已經夠他消費一輩子了。” 我們坐在一起，想念了一小會兒方小兵，用圓珠筆在小本上猛寫字，騎著他那輛破舊三輪的天真樣子，不禁很感慨，光陰如梭，一切都生鏽了。很奇怪，時至今日我仍覺得八十年代是光彩煥然的，那種新鮮好聞的氣味引導著我，而九十年代在我心裡卻顯得陳舊腐敗，從一開始直到它結束都沒能挽回。我矯情地說：“以前的日子再也不會回來了。”以為她會嘲笑我，不料她說：“是啊，好日子結束了。”於是就連小兵都被我拋在了那個業已消失的八十年代中。 後來她又找到了一張更早以前的照片，七年前在照相館裡拍的。我坐在她身邊，彷彿感到最初的她又回來了，那個上課時拘謹又美好的小姑娘，和賭博沒有一點關係的她。我覺得很傷感，我記憶中的羅佳已經不存在了，但我仍然喜歡眼前的這個人，無論她化蛹為蝶還是化蝶為蛹。她凸出於一切事物的表面，這麼多年我並不知道在她身上發生了什麼，她怎麼會變成這樣，而我為什麼還是從前的那副樣子。 她把那張照片揣進口袋，說：“給我吧。” “我也就剩一張了。” “你有好多張我的照片。” “小學的就這一張。” “我搬家的時候把一本相冊弄丟了，小學的照片也就剩幾張派司照，難看死了。這張好看。” 她還是很美，但美得和從前不一樣。從前她花里胡哨的，喜歡戴蝴蝶結，穿著很優雅的黑色搭扣皮鞋。現在她用牛仔褲和夾克衫彰顯其馬路少女的身份，前額的頭髮用吹風機吹得翹起來，抹了亮晶晶的摩絲，模仿香港錄像片裡的小太妹。既然如此，我就得扮演爛仔，這沒什麼不好，在我看來，所有人都自以為活在錄像片裡。 我曾經去過她家裡，郊區農村，三開間的二層農宅，在當地來說也算不錯了，她家租了樓下一間，往外看就是大片的菜地和房東家的雞棚。屋子里黑洞洞的，家具破爛不堪，兩個老人呆呆地坐在床上，目光沉重，彷彿已經沒有力氣與生活中的絕望相對抗，只能任由如此，隨時準備死掉。那種地方沒有自來水，沒有廁所，她用馬桶，然後倒在農村的糞缸裡。這與她馬路少女的形象完全不符。她說洗澡更麻煩，到了夏天，每天晚上燒了水給爺爺奶奶擦身，然後是自己。這非常痛苦，與此同時，她搞不清那些農民是怎麼熬日子的。房東告訴她，老人不用那麼勤的洗澡，他們沒有新陳代謝了，沒那麼容易發臭。她聽了這話覺得更厭倦，有時候在城裡玩得很晚，不想走夜路回到村里，她就去醫院急診室睡覺。她一門心思就是掙點錢，趕緊離開那個地方。然而她爸爸不見了，秋天到了他賭蟋蟀去了。 她站起來說：“走吧，還要趕很遠的路。”
念技校的時候，呆波一直罩著我，他帶我去跳舞。呆波的爸媽比較擅長跳國標，在我爸爸門下算是比較出色的，到了呆波這一代完全無視於跳舞的道德觀，他專門跳淫舞。春天時，他帶著我去了一個地下舞廳，真的是地下室，正門口掛著“春光舞廳”的牌子，沿著台階往下走，裡面空氣很糟糕，廉價的腈綸地毯顯得非常骯髒。我們鑽進去，舞廳像防空洞一樣，少許燈光照著舞池中央，圍著舞池是一排排的火車座，裡面有一些人影在晃動。我以為呆波是來這裡找人打手槍的，但是他告訴我，他真正的目的是來服務於那些中年阿姨，她們正如飢似渴地等待著他的手指。呆波問我想不想試試看，我搖頭拒絕，實際上是心驚膽寒。呆波說：“那你就在這裡等著，別亂跑，別去角落裡，地上很滑當心摔死你。” 他走進暗處，這個頭髮梳得光溜溜的傢伙，穿著皮鞋，彷彿用直覺就能分辨出地上哪兒有精液，拐著彎消失在一片混沌中。我呆呆地站著，過了一會兒走過來一個清潔工大媽，若無其事地舉著黏糊糊的拖把，對我說：“去吧，拖乾淨了，裡面好多人呢。”她絲毫沒有註意到我是個歪頭。 我背著書包走出春光舞廳，到了外面猛力呼吸著既沒有尼古丁也沒有荷爾蒙的空氣，讓自己緩過來。我坐在一個消防栓上，給自己點了根煙，看看風景。這一帶很破敗，街上沒什麼人，對面的樓房貼著長方形的外牆磚，像秋天的樹葉一樣凋零墜落。橫著看過去，洗頭店，煙雜店，包子舖，遊戲房，還有一家柯達沖印店。然後我看到一個敞開了門面的台球房，有個女孩正在孤獨地打球。 我捏著香煙走過去，她十分專注，只是在伏下身子的一瞬間從長發的間隙中瞄了我一眼，一秒鐘後出手，一個黑球落袋。她球打得很好，但出於色盲的緣故，從來只打最簡單的。 這是我在九十年代第一次看到她，也可能不是，有時我感覺到她騎著自行車一閃而過，有時我會認為街對面那個靠在行道樹上發呆的姑娘就是她。那種觸電似的幻覺，彷彿她總是在我身邊。 我看著她，稍稍有點疏遠。她直起身子，似笑非笑地問我：“在哪兒混呢？” “化工技校。” “看你從春光舞廳裡出來了。” “我就是進去看看，什麼都沒幹。” “那可不是你該去的地方。” “知道。” 她彎下腰繼續打球，打完了又給自己開了一局。她問我：“要不要一起玩？” 我說我不會，時隔數年，我還是扭不過我的脖子，學不會任何一種球技。她彷彿才想起我們以前的事情，說：“給我看看你的脖子，是不是更歪了。”我笑笑，挺起胸膛，這可能是我僅有的心甘情願挺起胸膛的時刻，它簡直像黃金一樣稀少，我享受著永恆的時間中絕不停歇的時針與分針的旋轉而秒針卻悄然停下的瞬間。她說：“好像比以前好很多了。” 我問她：“你現在在哪裡唸書？” “不唸書了。”她說，“被二十二中勸退了。” “就一個人玩，你以前那些朋友呢？” “鬧翻了，不往來了。”她說，“一個人打台球挺好的，你來了我才覺得無聊，跟我學台球吧，我們可以去贏點錢。” “你爸爸呢？” “放出來了，幹老本行，賭錢。”她開始數落我，“又抽煙啊，鬍子也刮了，好像還長高了些。” 我說：“你越來越漂亮了。” 她笑笑。她喜歡我讚美她，就像我喜歡聽她說腦袋是不是更歪了。我坐在凳子上看她一個人玩，她閒閒地問：“在學校裡混得怎麼樣，給人欺負了吧？” 我說：“還好，我實習了。” “很快就能掙錢了。” “是的。” 她繞著桌子走，仍不時瞟我一眼，帶著笑。我很怕從她眼中看到那種厭煩的神色，但是沒有，她一直笑吟吟的。這讓我覺得她已經原諒了我，或是原諒了自己，要知道當初她幾乎是把我和方小兵踹走的。 後來呆波從春光舞廳裡爬了出來，他已經筋疲力盡了，跟著他一起出來的還有一個面色潮紅的醜阿姨。兩個人在街口分手，呆波看見我在台球房，就跑了過來。 呆波說：“哎，你在打台球。” “看她打。”我說，“我的小學同學。” 呆波對她沒有興趣，呆波剛剛爽過，處於他最呆的時候。他要了我一根煙，坐在邊上一起看她打台球，看了一會兒說：“打得不錯。” 她說：“要不要來一盤？帶花的。” 呆波說：“想賭錢嗎？” “賭多少？” “十塊一盤。” 她搖頭說：“三十。” 呆波點頭同意，拿了球桿過來，兩個人說好打最簡單的，十五個球誰先打進八個就算贏。呆波也會打台球的，雖然比不上他的舞技，但像他這種人總會認為自己無所不能。這次他吃虧了，她一點沒給他留面子，甚至連釣魚式的故意輸球都懶得做，乾淨利落地贏下了三盤，還是那種笑吟吟的樣子，眉宇間稍有一點刻毒。呆波傻站在一邊，看看我，又看看她，說：“你們他媽的故意的。”我說：“什麼都別說了，還來嗎？”呆波說：“不來了，沒錢了。”我說：“你可別賴賬，傳出去沒法做人的。”呆波說：“今天我狀態不太好，情場得意賭場失意，他媽的居然上了你們的當。”這句話惹得我笑了起來。她嫌惡地撇嘴說：“又不是我逼你賭的，有什麼不服氣的。”呆波說：“過兩天再比劃比劃。”掏出一張一百的，我倒找給他十元，他自認倒霉走了。 我們看著那張一百，其中還有我的十元。她說：“我請你去吃飯。” 我說：“餵，和我在一起，你難道沒有感到不甘心嗎？” 她說：“我看見錢，心裡就甜甜的。” 那以後我可以找到她了，我們總是約好時間見面，總是某個台球房。有幾次我爽約了，被學校留下來背誦文件，趕到台球房去一看她已經走了，但她總會留下一張紙條，說好什麼時候她還會再來。台球房並不是一個很安全的地方，有些人會來招惹她，她總是能巧妙地讓人下場打球，贏到一點錢就溜。
我們出城向西，風很大，遠處的晚霞像是一爐快要熄滅的炭火。沿途盡是下班的人，有一些從城裡往城外，有些相反。這座橋在下班時顯得擁擠，但它上方的天空仍然開闊，秋天時甚至能看到候鳥，大雁或是鸛，在極高的地方，似乎是沿著河流向南而去。 我們經過一個又一個新村，經過了城外的寺廟，人漸漸少了，樹多了起來。有一段時間我一直看著山，隨著我們靠近，它緩慢地升起，擋住了晚霞，於是薄暮忽然降臨。山使我失去了參照物，待到快要靠近山腳時，她帶著我順公路轉了個彎，向一座小鎮騎去。 那地方只剩下公路了，十分荒涼。我說：“我可能會去一個婚紗店上班。” “挺好啊。”她說，“賣婚紗你行嗎？” “我不站櫃檯，幫工做做運貨理貨，學點生意。”我說。 這份工是林雪鳳介紹給我的，我去過三天，是無報酬的實習，老闆覺得我很勤快，答應給我這份差事。看起來像是混口飯吃，但林雪鳳私下里告訴我，婚紗將是未來幾年最掙錢的行業。紅事白事永遠都是掙錢的。幾十塊錢的婚紗放店裡翻三倍到十倍的價錢賣出去，那種紗在我看來根本就不是人穿的，只有在結婚的時候女人才能忍受這個。 “他們也招女營業員的，你想不想試試看？”我問。 “多少錢一個月？” “我是一百五，你想做營業員我可以幫你問問，聽說還有提成。知道什麼叫提成嗎？在你手裡賣掉一件，你就可以拿一份錢，多勞多得。” “那你幫我問問。”她說，“老想靠賭台球掙錢也不是個事。” “不要再去賭台球了。” “我只會這個。” “開店就是靠學的，我以後也想做婚紗生意，弄個門面。等我掙到錢了給你開個台球房，你一個人在裡面天天打台球。” 她笑了：“可是，這又有什麼意思呢？你還是多開幾個婚紗店吧。我們這些人唯一的希望就是開些小店，到時候我跟你合股。” “我的店就是你的店。” 我們終於來到賭場門口，那其實是一所工廠。我們停了車子走進去，裡面冷冷清清的，傳達室亮著一盞孤燈，黑漆漆的地方有些花壇和宣傳欄，後面是車間，都停產了。她帶著我往裡走，低聲說：“這幫賭徒都是包了汽車來的。”我說：“怕警察抓嗎？”她說：“就是啊。” 工廠很大，繞了好幾個彎，一直走到最裡面。有兩個把風的人攔住她，她報了她爸爸的名字，那兩個人就放我們進去了。那是一個大倉庫，裡面熱鬧極了，四張大桌子，一眾人等分散著圍在桌邊，有人下注，有人坐莊，秩序井然同時又充滿了不安。桌面上全都是錢。
我對她說過實習的事情。 九○年我們去化工廠實習，有一天一起在生產區的廁所裡尿尿，那種露天的廁所，幾十個人輪番進去站在小便池前面。那時忽然就炸了，一個工人在反應釜的鍋蓋上乾活，蓋子被巨大的爆炸掀起，他騎在那上面像飛碟一樣掠過我們的頭頂，看得我們的尿都撒在了鞋子上，然後是一聲巨響，鍋蓋和人在三百米之外著陸了。 有一天我們也會這樣嗎？我覺得活著真好，死了不好。實際上我已經完全不想在那學校裡待著了，我只是找不到一個缺口離開它。那時我覺得自己貧窮而無能，漸漸地明白這是一件致命的事。 後來我講給她聽，我把這件事帶來的恐懼感自動遮蔽了，變得快樂，變得滑稽。她聽半天沒明白。 “為什麼會有人騎在鍋蓋上飛出去？” “因為他站在反應釜的鍋蓋上搞維修，反應釜炸了。” “那他夠倒霉的。”她說，“你爸爸不是照相館老闆嗎？你為什麼要去做化工呢？” “我們家的照相館已經快要倒閉了，我爸爸是個沒什麼本事的人，他只會跳舞和拍照。” 我還說過有個同學自殺，他賭錢，輸得太多了。那時他一個月只有十五塊津貼，如果上班了可以掙五十元，他估摸著下半生也就只能掙這麼多。這個人平時很孬，如果沒有人引誘他，他是絕對不會上賭台的。可是他竟寫下了一張巨額的欠條，跟著寫了一封有很多錯別字的遺書，在春天的時候跳到了護城河裡。他淹死以後這筆賬就爛了。人們說，怎麼也沒想到技校生會自殺，那似乎應該是重點高中的學生才幹的事情。 九一年的時候，對於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管制已經鬆了很多，至少不用再開大會做檢討，學校迅速恢復了原來的混亂和野蠻。這得歸功於美軍，一月份布什總統調集大軍，打起了海灣戰爭，像我們這種地處太平洋西岸的小城市也受到了感染，無數人在九○年世界杯的狂歡之後又接著投入對於戰爭的電視直播，紅外線攝像機拍到夜空中嗖嗖飛過的光線，那不是砲彈，而是導彈，無聲地一閃猶如汽車打開了遠光燈，其實是一幢幢建築物以及若干生命在此灰飛煙滅。一下課我們就跑到大會議室裡看電視，校長也去了，我們時刻關注著美軍此戰會否陷入泥潭，彷彿那牽涉著家國命運。我們期待美軍能打贏，在所有的錄像片里美軍都是勝利者，絕不會辜負我們，同時又希望他們打得不要太順，倘若摧枯拉朽不免會讓校長感到痛苦，但即使是校長也不相信薩達姆能擋得住多國部隊的進攻。說白了，我們想看到二戰的場面，然而地面進攻是如此的無趣，薩達姆毫無招架之功立刻宣布接受停火。多國部隊傷亡僅數百人。 我對她說這些事，有一些她似乎無法理解，她有著馬路少女簡單而敏感的心。她不懂戰爭和死亡，只想贏點錢活下去。 夏天時我們本來是可以放假的，但技校給我們安排了一個月的軍訓。技校沒有操場，借了農業中專的地方，每天站在烈日下走正步，或是扮演泥塑木雕。我姐姐在九○年已經嚐過這滋味，差點被太陽曬死過去。我們更慘，排長對技校生絲毫沒有同情心，大概覺得我們比大學生更經得起折騰。所有人都累得像狗一樣，他們說最後一天可以去打靶，玩真槍，於是所有人都期盼著打靶的那天，好像屆時他們就可以抬槍往活人身上射。 在農業中專，住校的女生像一群安靜的村姑，她們很多都來自縣城，蹲在遠處看我們軍訓。有一次軍訓結束後，呆波試圖調戲她們，女生一抖手，把個蝎子塞進了他的衣領。後來他自嘲地說，不能找那些鄉下女孩，她們太可怕，上次打台球那個妞倒不錯的。 我遇到羅佳，告訴她我在軍訓，她很高興地說自己就住在農業中專附近，於是她來看我，在烈日下戴著一頂草帽，混跡在玩蝎子的女生之中。那時她看我的目光清澈而安靜，偶爾嘲笑我一下也帶著童年時的善意，沒有任何不甘，我們成了親密的朋友，好像真的經歷了一個青梅竹馬的時光，好像未來的道路不存在了。下午散了以後，她在校門口等我一起去打台球，凡此必引起技校同學的妒忌，發出陣陣怪叫。因為她太美麗，這幫畜生不相信我能釣到這種等級馬子。我很得意，她也得意，但我不打算把她介紹給任何一個人。 打台球的時候我問過她為什麼會從二十二中退學，是不是因為打胎呢？她很坦然地說，沒這回事，她沒有男朋友，她被勸退是因為打台球把全班男生的錢都贏了過來，有人告到老師那裡說她聚賭，這罪名太大，於是就退學了。說完她用球桿戳戳我的腦門，說：“打胎！” 後來呆波來找我，說還想和她來幾盤。呆波在她手裡輸掉了九十塊，如果她就此消失，呆波也無可奈何，但她偏偏出現了。那時的九十塊相當於一個工廠學徒兩個月的工資。 我說我跟她鬧翻了，找不到她。呆波很親熱地把我的脖子夾在腋窩裡，旁邊還有十幾個人看著，我只能答應了，然而那幾天她並沒有出現，呆波在走正步的時候絆了我一跤，說：“要是再不來就弄死你。” “我把九十塊錢還給你吧。” 呆波踢了我一腳：“別做夢了，我要的不是錢。” “你要什麼？找回自尊嗎？”我嘲笑他。 “我想認識認識她。”呆波很激動，“你最好照辦，不然我真的會弄死你。我罩了你很久了，弄死你一點也不會手軟的。” 我不得不去找她。 那村子在公路邊，騎車十分鐘就能到，下了公路是土路，被烈日烤得像燒餅一樣堅實。我穿著臟兮兮的迷彩服，反戴迷彩帽，很小心地不讓自己騎到溝裡去。進了村子，經過溫馴的水牛和兇猛的看家狗，到了農宅前面看到她在洗衣服，乖乖地用力搓著盆裡的一堆布料。 她晾衣服，讓我到裡面去坐坐，我不願意進去。我看見她的爺爺奶奶就覺得難受。這時一個男人從裡面走出來，那是她爸爸。 這應該是我第二次見到他。他長得可謂清秀，高個子，頭髮有點凌亂，看上去比我爸爸年輕。如果不是因為事先知道，我絕不會從他的眉宇間體味到一絲賭徒的狡黠和自信。他搖著蒲扇，站在門口看了看我，並沒有多說什麼，然而我卻有一種多年的謎題忽然得以解開的釋然。總而言之，我算是正面地見識到了他。 一個賭徒，我最喜歡的人的父親，他令她淪落至此，罪該萬死同時又十分可憐。他沒理我，搖著扇子又回去躺著了。 她跟著我走出去，淡淡地問：“為打胎那句話來道歉了？” 我敷衍了一下，問她：“你爸爸？” “對啊。”她說，“怎麼了？” 我搖搖頭。她有點生氣了：“別看不起他，他是能贏錢的。最近把這村里的農民都贏了過來，你知道，農民沒事兒都賭錢，他們也有錢，賭桌上的錢都不數的，用尺量一下就行。我們最近又有錢了，很快就能搬回去。” 我想像著用尺量錢的場面。她說：“等到春節他或許能贏更多的錢，農民過春節都沒日沒夜地賭。不過我不想在這裡過冬了。” “贏農民的錢，太勝之不武了。” “也不好贏，農民比你想得要精，但他們賭錢不太會做手腳。我爸爸就是在賭場裡被人坑了。” “到底你是想讓他繼續賭下去呢，還是戒賭呢？” “我什麼都不想，我只想快點弄到一點錢離開這個鬼地方。他只要別再輸得要剁手指賣房子，我就很高興了。其他的賬我以後再跟他算，得等他再老一點。我現在斗不過他。”她被自己說得有點不耐煩了，“你找我到底什麼事？” “呆波讓你去賭台球。”我沮喪地說。 她點頭說：“去啊。”我被她的信任打動，我說了我被呆波夾住脖子，說了我情願退還那九十塊但呆波不答應，我說呆波可能還有其他的壞念頭。她都聽著，時而笑一笑，好像這件事確實有那麼一點好玩。 “明天我來找你。”她說，“這本來就是我惹出來的。” 我一個人離開村子，積鬱的一天的暑氣正在漸漸消散，一陣風吹過，我心想這事真是太愚蠢了。
我們在賭場裡走了一圈，沒找到她爸爸，只看見兩個輸得精光的人面紅耳赤退了下去，其中一位還對著自己罐子裡的蟋蟀不停地吹氣。她說鬥雞才這樣，給敗昏過去的雞做人工呼吸，吹蟋蟀那純粹是急糊塗了。 我們找了個地方坐下。等了一會兒，她爸爸始終沒有出現。 “別是輸光了跑了。”我說。 “大概是輸光了。”她說。 我們陷入了一種極度無聊的迷惘中，就坐在那裡。她不停地跺腳，兩個膝蓋連續磕著，過了一會兒她走到賭台邊，找人說了幾句話，然後回到我身邊說：“他連輸了三天，借錢去了。不知道今天還會不會回來。” 我們坐了很久很久，她懊惱地說：“我以為他能贏點兒錢回來，沒想到欠得更多了。我猜他不會再回來了，他這次肯定得跑路。冬天快來了。”我試圖勸她，但絲毫不起作用。最後她絕望地說：“我們走吧。” 我跟著她，剛走出倉庫忽然看見無數手電筒的光芒，她比我反應快，拉著我往斜刺裡跑，聽見身後像炸了鍋一樣。警察來衝賭場了。我們沿著倉庫跑，跑了半圈發現前面都是人，原來是倉庫的後門打開了，賭徒們全都逃了出來。後門口同樣有埋伏，黑暗中全都是人，亂糟糟的彷彿被包圍了。她拉著我上了一架梯子，她在上面，我跟著她，我們努力往上爬。她說：“別回頭看。” 在一個不知道什麼的地方，我和她並排抱膝坐在地上，蜷縮在冰冷的鋼板後面。她噓了一聲，示意我不要發出任何聲音。很久很久，下面的怪叫、怒吼、咒罵、慘叫聲逐漸平息。她說：“我們怎麼運氣這麼好？居然撞上警察。” 我說：“我爸爸以前跳舞也撞上過，他也在樓頂上躲了一夜。” 她說：“你爸爸是運氣差，我們是運氣好。”我沒聽懂她的意思。她靠向我，於是我伸手抱住她的肩膀，把上衣脫了蓋在她身上。這一晚上我始終在哆嗦，從來沒那麼冷過。感覺她瞇著了一會兒，但又像警覺的小鹿那樣迅速地昂起了脖子。我伸手安撫她，這次她沒有讓我別亂動。
是的，我沒有讓她去和呆波賭台球。 我夢見她在台球房把呆波贏了下來，更多的人想要和她比劃比劃，她都贏了，抓著大把的毛票，像她的賭徒父親一樣狡黠而自信，但最終我卻輸掉了，呆波帶走了她，呆波那隻在春光舞廳裡掙夠了外快的手搭在她肩膀上。這讓我在夢裡叫喊起來。醒來後我認為，如果我開啟了這場賭局，最後的結果很可能就是這樣。 在接下來的幾天裡，呆波和其他人一再地夾住我的脖子，把我上下左右地拖來拖去。 “去把她叫來。”他們說。我咬牙不鬆口，我發現這次過不了關了，即使我拿出香煙和鈔票，扮演小丑式的角色，或者發怒，都不能讓他們滿意。有一天我忽然想通了，去他娘的，老子不去軍訓了。 記了我十二次缺勤之後，化工技校不得不將我除名。老子再也沒去過那個地方。班主任來找過我，被我踹了出去。 你們都去死在鍋蓋上吧。 我對她說，你知道我有多麼絕望嗎？我擔心著隨時會失去你，也擔心著隨時會失去我自己，就像一個扎破的輪胎在一盆髒水裡檢查哪兒漏了，有時候你會遇到無良的修車攤主，他在那水里藏著釘子，多扎一個洞他就能多掙兩塊錢的補胎費。你不知道那水里是否藏著釘子，你更無法衝上去把那盆髒水倒掉，看看裡面究竟有沒有釘子。你不能這麼幹，你只能揣測，永遠揣測。甚至在事過多年以後仍只能想，那裡面有否欺騙，有否不公。我就是這麼擔心著你會離開。有時我又想，也許我們會有一個光明而卑微的未來。 她來找我，問：“到底什麼時候去賭？” “不賭了，我被開除了。”我說，“從此我天天跟著你。” 於是我們混在一起了，她沒再去台球房，怕我那幫同學堵她。我們鎮日遊蕩在公園裡，有時候逛得晚了，我陪著她在醫院急診室裡過夜，她睡在吊鹽水的床位上假裝發燒的病人，我趴在她腳跟，沒人來管我們。我醒來的時候會擔心她消失，然而她總是蜷縮在病床裡，安靜而守信。有時我夢見她走掉了，忽地醒過來，她還是在那兒。 有一天她對我說：“我怎麼可能被那個呆波帶走，他只不過是一個在春光舞廳裡賣淫的傻逼。” “那麼你做我的女朋友吧。”我說。 這是我多年想說而不能說的話，現在看來到時候了。多年來它就像打斯諾克，你放了一個很刁的球過去，人家要是打進了，這屬於你失敗，人家要是放回來一個很刁的球，難題還得你自己來解決。 她說：“你什麼都好，就是歪頭。歪頭能治好嗎？” “治不好了。”我說，“但也不是歪得很厲害嘛。”
四周安靜了下來。又過了很久，天色微亮，下面的人彷彿已經走盡。她拍拍我：“下去吧。”我還想抱著她，但確實凍得受不了了，穿了衣服跟著她躡手躡腳地爬了下去。一著地她就飛奔向一個不起眼的鐵皮桶，一把拽開蓋子，藉著一絲微光看到裡面全都是錢。 她一言不發，把錢往口袋裡塞。我有點害怕，問她怎麼回事。她說：“剛才看見有個人把錢藏進去的。衝賭場都這樣。天亮以後，賭徒就會回來拿錢的。”她繼續抓錢，簡直不知道有多少。我目瞪口呆地看著她，既佩服又恐懼。她說：“哇，好多錢！”我說：“這要是到了警察手裡怕是也會私分掉吧？”她說：“別管那麼多了。”拐角處一束手電筒光照過來，那邊有人厲聲說：“站住！”她伸手到鐵皮桶裡抓了最後一把，我拽著她就跑。 那個人在後面追著，就這一個，我不知道他是誰，警察呢還是聯防隊，或者壓根就是工廠裡的巡邏。反正不能被他抓到。我們在微光漸亮的冰冷的早晨狂奔，既像是走投無路，也像是投奔向一個美麗新世界。建築和設備飛速後退，我們逃進了一所巨大的車間，看到行車在頭頂，很多彎成巨筒狀的鋼板，很多氧氣瓶和乙炔瓶。她在地上的橡膠管上絆了一下，跌跌撞撞地跟著我躲到了一個角落裡。緊跟著聽到腳步聲，那個人喝道：“快給我出來！” 我不敢動。她伸出頭看了看，又縮回來，按住我的肩膀，從衣服裡抓出錢塞進我的口袋，以一種堅毅而決絕的口氣對我說：“分一半給你，我們分頭跑，找個地方藏起來。記住別出廠，等到天亮他們收隊了就可以混出去了。” “萬一被抓住呢？”我說。 “那就把錢給他，別把我供出來。” “我永遠不會把你供出來的。” “你在哆嗦。” “我沒有。” “別哆嗦，哆嗦就跑不動了。” “好。” 她抱著我，在我的嘴上親了一下，像一頭敏捷的小鹿，撒腿往黑暗中跑。這時我感到自己即將失去她，我會像從前一樣再也找不到她，我甚至希望在這一剎那不要有將來了。這讓我悲痛欲絕。不料她又跑了回來，對我說：“萬一我被逮住了，你一定要撈我出來。快跑吧笨蛋。” 我一直記得九○年的春天。那次我認為自己遇到了她，我經常覺得那才是真正的結束。故事結束在這裡正如街道結束在身後，時間結束在眼前。 那是五月，北京亞運會的火炬傳遞到了戴城，所謂聖火。這是當年的一件大事，當年人們期盼著亞運會彷彿它是一個歷史轉折點。到處都很歡樂，到處都很自豪。我們被教育局要求列隊迎接聖火，從三月份就籌辦的大型晚會。關於這個，我成年以後才覺得有問題，領導可能覺得晚上的火炬會更明亮，但多年後的北京奧運會火炬接力活動都是在白天，那顯得光明磊落、意氣風發。這只能說戴城是個小地方，九十年代的人們對於大型體育賽事的安排沒有什麼經驗。 晚會在體育場，所有的技校生都得去，還有一部分普通高中，包括著名的打胎中學。重點高中的學生免於此項活動，一是因為體育不太擅長，二是他們學業繁重。那會兒還沒有統一的校服，我拿到了一張印著圖案的硬紙板，沿著邊線剪下，再用漿糊粘起來，就是一頂紙做的棒球帽，上面有亞運會的標識。這帽子確實很難看，腦後有一個煙囪一樣的東西豎著，戴在腦袋上像個恐龍。後來我發現是為了給女生的馬尾辮留的一個出口。這說明設計帽子的人很懶，他無視於性別。 絕對不能缺席，病假也不行。哪怕開一個微小的口子，這夥技校生都會跑得無影無踪。其實不然，大家也都想去開開眼界的，戴城的體育場很少有人進去過，它常年關閉，絕少有體育賽事，更不會無故向我們開放。 到場以後我們發現上了個當，我們以為會坐在看台上的，沒想到全都要站在跑道兩側接受檢閱。看台上黑漆漆的，什麼人都沒有，大白燈照著我們，後腦勺全部翹起來，有無聊的學生摘了地上的草棍插到了別人頭上。紀律很差，我們不停地說話，到處都是老師們的呵斥聲。後來下雨了。 那是一場五月裡的暴雨，我們在露天，所有的紙帽子都糊了，但必須戴在頭上。司令台上有個頂棚，淋不到雨，不斷有人發言，我什麼都聽不清，接著是幾個常年出現在本地電視節目裡的本地歌手上台唱歌，唱著唱著，音響壞掉了，於是用高音喇叭播放著磁帶裡的歌。那一年開亞運會有很多歌曲，輪番放著，火炬還不來。我猜想是因為下雨，如果火炬出現了會被澆滅，必須等雨停了才行。 誰能想到這突如其來的暴雨呢？也許他們應該把氣象台的人槍斃了。片刻之間，地上全都變成了泥漿。我們站在雨水和泥漿中，內心充滿自豪，仗著年輕身體好，絲毫沒有打算和這場盛會說拜拜。 中間我上了一趟廁所。場面有點混亂，我很容易地溜了出去，貼著看台邊緣往前走，一直到通道口，廁所裡已經擠滿了人。我站在看台下排隊，大片的水澆在我的脖子裡，既不能往前走也不能後退。整個世界雨水茫茫。有一個人從通道裡擠出來，在擦身而過的瞬間，用冰涼的手在我脖子上摸了一下，隨即跑到我身後去了。我扭頭看去，一個紮馬尾辮的女生渾身濕透跑向雨中，瘋了一樣。 那就是她？我試圖確認，但為了那泡不能釋然的尿我必須繼續排隊，否則按我當時的念頭就應該跟著她，也瘋了一樣追過去。 等到我弄好自己出來，雨已經小了，火炬手終於出現了。我不得不快速跑回化工技校的隊列中，繼續扮演盛會的參與者。 那些火炬手，他們等待已久，現在一個接一個地出現，在硬地跑道上優雅地慢跑著，領頭的人向著濕淋淋的我們不斷揮手。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見到火炬手，不由得也很激動，目睹著榮耀與偉大經過眼前，心裡湧起層層暖意，跟著人們一起歡呼。按照預定的行程，火炬手從體育場跑出去，沿著街道繞城一圈，我們得跟在後面，然後再跑回體育場，再列隊散場回家。音樂一直在鼓譟著，火炬手跑出了體育場，有人招呼我們跟上，事情出了一點小小的差錯，我們陷在了泥漿裡。最前面的一支隊伍調頭，試圖離開這個地方，不斷地有人摔倒。大隊人馬出現了騷動，火炬手眼看著就跑出了體育場。忽然之間，喇叭裡喊了一聲：“快跟上！”像是什麼東西炸了，人們失去了控制，也可能是被激動的情緒鼓舞，他們不再按隊列行動，而是一股腦地湧向出口。先是十來個人跑過去，跟著幾百個人一起跑，然後是上千人的騷亂。那簡直是災難的場面，前面的人堵在出口，後面跑向出口的人劈裡啪啦摔倒在泥漿裡，掙扎著爬起來，還有一些人索性放棄了努力，停在雨中等待著場面平靜下來。 我在人群中看到了那個馬尾辮，她離我有十來米遠，這中間堵著最起碼兩百多個人。人們都在尖叫，出口太窄，有什麼東西倒塌了。我在無數個腦袋中死死地盯住她，一寸一寸向前挪，感覺自己快要被擠扁了。然而我並沒有靠近她，相反更為遙遠。我喊了一聲羅佳，她聽不到。再一瞬間她被淹沒了，像所有夢魘中的場面，我在出口處失去了她。此後的那些年，每一次和她告別我都會有相似的驚恐，甚至是在無人的地方，我也會恍如身陷巨流，萬劫不復。 最後我雙腳離地被前後左右的人用軀體搬著湧出了體育場，到了外面只見四散奔逃的人，火炬手已經去遠了，而我找到她還需要再等上一年。我站在那地方慶幸自己沒有被踩死，淋著雨用力呼吸，想像著我們共同的、光明而卑微的未來。
註釋：
在此之前我剛剛被化工技校開除，成為馬路少年的一員，成為和她一樣的人。我終於到達了這個地方，說起來這也不是我努力所得，而是她混慘了。 我在化工技校算是把什麼壞事都學會了，剛進學校的時候，我摸了摸自己的歪頭，估計第一天就會被人欺負死，這所學校出了名的流氓土匪，生存壓力太大。當時我的理想是去烹飪技校做廚子，廚子們當然不歡迎我。 然而我猜錯了，那是極為嚴厲的年份，開學第一天我們所有人都被鎮住了，氣氛異常肅穆，教學樓正門口掛著橫幅，要求整頓學風，警惕和平演變。新生們坐在教室裡噤若寒蟬，高大威猛的班主任在教室裡穿梭來往，先是勒令一個穿牛仔褲的學生脫下褲子，僅著一條短褲繞教學樓跑圈。學校沒有操場，跑步都得繞教學樓。其次是讓一個穿花襯衫的去食堂裡鏟煤，恢復一下勞動人民的本色。輪到我的時候，班主任很仔細地檢查了我脖子，又拉拉我的頭髮，確認我是天生的歪頭和天生的鬈髮，這就算下馬威了。第二天有兩個在走廊裡吵架的同學被拎到教務處，一人挨了一個警告處分，我們都嚇傻了，連廁所在哪兒還沒認清呢，就已經被處分了。頭一個月裡，高年級的孩子像割草一樣紛紛遭到退學和開除，那幫大孩子也懵了，說以前不是這樣的，管得可鬆呢，只要不打老師基本上不會有任何懲罰。這時你抬頭看看學校裡的橫幅就會明白為什麼。 那所學校靠近城東的大橋，旁邊是護城河，往北走一段路就能看到監獄，羅佳的爸爸就曾經關在這裡，我姐姐的男人也是。在八十年代，羅佳曾經一次次地帶我來到這裡，她以一個明媚而憂傷的形象留在了我的記憶中，然而我已經失去了她。 技校的生活十分乏味，但並不平靜。開學沒多久我就見識了一場校內鬥毆，一個學生被人捅穿了肚子，警車直接開進學校，把一群高年級的學生帶走。接下來的日子，更為嚴厲的管制開始了，牛仔褲絕對不允許穿，軍褲也不允許，皮鞋必須得看鞋頭，尖頭和方頭的都不允許，圓頭的可以。襯衫不能帶花，帶條紋的也不行，必須一色的，下擺束在褲子裡，領口的釦子只能解開一顆。如果有同學穿打補丁的褲子，那是要受到表揚的。有一次一個笨蛋穿著打補丁的褲子、襯衫和球鞋一起出現，為了求得更多的表揚，結果被班主任趕了出去，說他太像要飯的了。 打架一概處分，見血必開除，打老師的直接送去拘留。有時候不說話的也會倒霉，比如說，校長正好看見你在走廊里站著，他走過來問你四項基本原則是什麼，答不上來就繞教學樓跑吧。 學校明文規定不許蓄須，我們之中很多人都沒鬍子，只有嘴唇上的一溜細黑汗毛，這在許可範圍內，汗毛不是鬍子，可是有一天又宣布這全都算鬍子，必須刮掉，我們都去刮了，刮掉以後又長出來，從此它就是鬍子了。 我在十七歲時經過了猛烈的變聲期，刮了嘴唇上的汗毛，從此一發不可收拾，這讓我高興，原來歪脖子並不與荷爾蒙有關，我一切正常，在技校這個地方甚至可以變得更凶悍，像個真正的怪物。 那段時間沒什麼人欺負我，我們班上有一個最強的男人，綽號呆波，他的爸爸媽媽都是跟我爸爸學跳舞的，一九八四年在文化宮俱樂部的第一批學員。呆波佩服我爸爸，按輩分算起來他是我的師侄，不過我不能這麼說，他讓我做他的師弟我也認了，我在呆波的小團體內混得不錯，他們僅僅是嘲笑了我歪頭的客觀事實，並未將這種羞辱付諸行動。我經常買香煙給他們抽，這是一種示好。很快我也成了一個真正的煙民。 我姐姐曾經嘲笑我抽煙的樣子，歪著頭，滿臉無所謂，殘疾而墮落，自以為離經叛道。我告訴她，技校對抽煙的懲罰十分嚴厲，這種在成年人來說極度普通的行為是校園內的頭號禁忌，你甚至可以公開吊馬子，但你不能公開抽煙。我也不知道那些老師為什麼會痛恨它。懲罰的方式也很特別，不處分，不批評，而是扣津貼。技校每個月發給學生十五元津貼，國家補助的，這筆微薄的財產是我們唯一的尊嚴所在，你可以考試不及格，可以被處分，甚至趾高氣揚地捲鋪蓋滾蛋，可是只要你還待在這鬼地方，每個月的月底看到別人拿錢，自己身無分文變成一個窮鬼，一個戇卵，這極傷自尊。儘管只有十五元，但它可以叫人發瘋。所以你應該認識到，我這麼幹是真正的離經叛道，就像我沒事愛摸電門一樣。 我們依然在任何可能的場所抽煙，廁所裡，樓頂上，樹蔭下。這所學校基本都是男生，抽煙乃是一項光榮的革命傳統，甚至比打架更重要，所有的男生都保持著一種強硬的姿態：我可以穿打補丁的衣服，可以老老實實，可以背誦四項基本原則，但是老子必須抽煙——因為他媽的，抽煙和資產階級沒有一分錢的關係，無產階級才抽煙，資產階級都他媽的戒菸了。 抽煙讓我有一種孤獨感，小小的，微微的。我經常爬到樓頂上，叼著香煙靜靜地望著護城河，對岸的監獄，帶鐵絲網的高牆、圓形崗樓以及像勺把一樣彎曲靜默的大橋。我用這種方式懷念著羅佳，整整十年，我像是穿過了漫長的旅程，到達了一個荒涼而珍貴的地方。我想她簡直快想瘋了。 那是殘疾而墮落的年份。到了九○年，我被評為年級裡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得說是我活該，在一次文體活動中，我被呆波他們抬起來扔向一個高年級的美女，她是學生會主席的女朋友。她發出慘絕人寰的尖叫，歪頭，快點滾開。我聞到她身上好聞的味道，她和羅佳長得有點像，一瞬間我沉醉地閉上眼睛笑了，於是我就資產階級自由化了。 技校的資產階級是什麼滋味，我算是嚐到了。每次開大會都是由這些人做開場白，先匯報自己的思想，再站到牆邊，背誦四項基本原則，然後到外面去跑步。有一本白皮小冊子供我們學習，每半個月這些資產階級以及其他受處分的無產階級匯聚一堂，根據教導主任的要求默寫這本政治手冊上的一切內容。最可氣的是我們這些資產階級既不會被開除也不會被處分，說白了，只是個虛名。我曾經問過班主任，既然不喜歡我，為什麼不讓我滾蛋，反正我也不想在這裡待下去了。班主任說，如果我們都滾蛋了，學校就沒有資產階級了，那麼政治課還找誰去上呢？畢竟不是文化大革命，要置我們於死地，無非是教育教育，給大家做一個可供參考的實例——實在對不住，技校這種地方能找到你們資產階級的也實屬難能可貴，忍幾天就過去了。 我們每星期都會有一個下午關在會議廳裡看錄像，裡面的士兵燒得不像樣子。那會兒已經不打仗了，大家都覺得當兵沒什麼危險，猛一看到錄像，發現共和國還是很需要衛士的。三個犧牲的士兵的名字被刷在牆上，沒過多久這些名字又被刷掉了，說是不許隨便再提，我們也就不提了。 跑步的時候我總是落在最後一個，連女生都跑得比我快，這很丟人。他們都跑完了，我還在繞著教學樓獨自散步，一隻手摀著劇痛的小腹，有一次乾脆跑吐了。這副慘相引來連片的叫好聲，我抬頭看到學生會主席和他女朋友，他們在二樓學生會辦公室裡探出頭張望，那狗女人的笑聲像花瓣一樣落在我頭上。
我們走到巷口，羅佳說有點餓了，如果去賭場我們可能會很晚才回來，最好吃過晚飯再上路。我們來到蘇華照相館邊上的飯館，各自要了兩份炒麵，店裡顧客不少，我們找不到座位。我把她帶到了照相館裡。 “我爸爸去看他女朋友了。”我掏鑰匙開鎖，把捲簾門拉起一個三尺高的空隙，再打開門，鑽進去，坐在櫃檯邊吃炒麵。吃完了我打算消化一會兒，順便把抽屜裡的照片拿出來給她看。一九八八年她是這兒的常客，很多照片都是當時的聾子方小兵拍的。她看得認真，我順手摸摸她的頭髮，她說：“別亂動，頭髮亂了。”外面刮著很大的風，我想要是她這樣子去城外，用不了多久，頭髮就會全部亂了。 “聾子搬家了？” “搬家了，住到那邊新村里去了，關在家裡繼續畫彩蛋。他只會幹這個。” “學不會其他東西了？” “不需要學會，彩蛋已經夠他消費一輩子了。” 我們坐在一起，想念了一小會兒方小兵，用圓珠筆在小本上猛寫字，騎著他那輛破舊三輪的天真樣子，不禁很感慨，光陰如梭，一切都生鏽了。很奇怪，時至今日我仍覺得八十年代是光彩煥然的，那種新鮮好聞的氣味引導著我，而九十年代在我心裡卻顯得陳舊腐敗，從一開始直到它結束都沒能挽回。我矯情地說：“以前的日子再也不會回來了。”以為她會嘲笑我，不料她說：“是啊，好日子結束了。”於是就連小兵都被我拋在了那個業已消失的八十年代中。 後來她又找到了一張更早以前的照片，七年前在照相館裡拍的。我坐在她身邊，彷彿感到最初的她又回來了，那個上課時拘謹又美好的小姑娘，和賭博沒有一點關係的她。我覺得很傷感，我記憶中的羅佳已經不存在了，但我仍然喜歡眼前的這個人，無論她化蛹為蝶還是化蝶為蛹。她凸出於一切事物的表面，這麼多年我並不知道在她身上發生了什麼，她怎麼會變成這樣，而我為什麼還是從前的那副樣子。 她把那張照片揣進口袋，說：“給我吧。” “我也就剩一張了。” “你有好多張我的照片。” “小學的就這一張。” “我搬家的時候把一本相冊弄丟了，小學的照片也就剩幾張派司照，難看死了。這張好看。” 她還是很美，但美得和從前不一樣。從前她花里胡哨的，喜歡戴蝴蝶結，穿著很優雅的黑色搭扣皮鞋。現在她用牛仔褲和夾克衫彰顯其馬路少女的身份，前額的頭髮用吹風機吹得翹起來，抹了亮晶晶的摩絲，模仿香港錄像片裡的小太妹。既然如此，我就得扮演爛仔，這沒什麼不好，在我看來，所有人都自以為活在錄像片裡。 我曾經去過她家裡，郊區農村，三開間的二層農宅，在當地來說也算不錯了，她家租了樓下一間，往外看就是大片的菜地和房東家的雞棚。屋子里黑洞洞的，家具破爛不堪，兩個老人呆呆地坐在床上，目光沉重，彷彿已經沒有力氣與生活中的絕望相對抗，只能任由如此，隨時準備死掉。那種地方沒有自來水，沒有廁所，她用馬桶，然後倒在農村的糞缸裡。這與她馬路少女的形象完全不符。她說洗澡更麻煩，到了夏天，每天晚上燒了水給爺爺奶奶擦身，然後是自己。這非常痛苦，與此同時，她搞不清那些農民是怎麼熬日子的。房東告訴她，老人不用那麼勤的洗澡，他們沒有新陳代謝了，沒那麼容易發臭。她聽了這話覺得更厭倦，有時候在城裡玩得很晚，不想走夜路回到村里，她就去醫院急診室睡覺。她一門心思就是掙點錢，趕緊離開那個地方。然而她爸爸不見了，秋天到了他賭蟋蟀去了。 她站起來說：“走吧，還要趕很遠的路。”
念技校的時候，呆波一直罩著我，他帶我去跳舞。呆波的爸媽比較擅長跳國標，在我爸爸門下算是比較出色的，到了呆波這一代完全無視於跳舞的道德觀，他專門跳淫舞。春天時，他帶著我去了一個地下舞廳，真的是地下室，正門口掛著“春光舞廳”的牌子，沿著台階往下走，裡面空氣很糟糕，廉價的腈綸地毯顯得非常骯髒。我們鑽進去，舞廳像防空洞一樣，少許燈光照著舞池中央，圍著舞池是一排排的火車座，裡面有一些人影在晃動。我以為呆波是來這裡找人打手槍的，但是他告訴我，他真正的目的是來服務於那些中年阿姨，她們正如飢似渴地等待著他的手指。呆波問我想不想試試看，我搖頭拒絕，實際上是心驚膽寒。呆波說：“那你就在這裡等著，別亂跑，別去角落裡，地上很滑當心摔死你。” 他走進暗處，這個頭髮梳得光溜溜的傢伙，穿著皮鞋，彷彿用直覺就能分辨出地上哪兒有精液，拐著彎消失在一片混沌中。我呆呆地站著，過了一會兒走過來一個清潔工大媽，若無其事地舉著黏糊糊的拖把，對我說：“去吧，拖乾淨了，裡面好多人呢。”她絲毫沒有註意到我是個歪頭。 我背著書包走出春光舞廳，到了外面猛力呼吸著既沒有尼古丁也沒有荷爾蒙的空氣，讓自己緩過來。我坐在一個消防栓上，給自己點了根煙，看看風景。這一帶很破敗，街上沒什麼人，對面的樓房貼著長方形的外牆磚，像秋天的樹葉一樣凋零墜落。橫著看過去，洗頭店，煙雜店，包子舖，遊戲房，還有一家柯達沖印店。然後我看到一個敞開了門面的台球房，有個女孩正在孤獨地打球。 我捏著香煙走過去，她十分專注，只是在伏下身子的一瞬間從長發的間隙中瞄了我一眼，一秒鐘後出手，一個黑球落袋。她球打得很好，但出於色盲的緣故，從來只打最簡單的。 這是我在九十年代第一次看到她，也可能不是，有時我感覺到她騎著自行車一閃而過，有時我會認為街對面那個靠在行道樹上發呆的姑娘就是她。那種觸電似的幻覺，彷彿她總是在我身邊。 我看著她，稍稍有點疏遠。她直起身子，似笑非笑地問我：“在哪兒混呢？” “化工技校。” “看你從春光舞廳裡出來了。” “我就是進去看看，什麼都沒幹。” “那可不是你該去的地方。” “知道。” 她彎下腰繼續打球，打完了又給自己開了一局。她問我：“要不要一起玩？” 我說我不會，時隔數年，我還是扭不過我的脖子，學不會任何一種球技。她彷彿才想起我們以前的事情，說：“給我看看你的脖子，是不是更歪了。”我笑笑，挺起胸膛，這可能是我僅有的心甘情願挺起胸膛的時刻，它簡直像黃金一樣稀少，我享受著永恆的時間中絕不停歇的時針與分針的旋轉而秒針卻悄然停下的瞬間。她說：“好像比以前好很多了。” 我問她：“你現在在哪裡唸書？” “不唸書了。”她說，“被二十二中勸退了。” “就一個人玩，你以前那些朋友呢？” “鬧翻了，不往來了。”她說，“一個人打台球挺好的，你來了我才覺得無聊，跟我學台球吧，我們可以去贏點錢。” “你爸爸呢？” “放出來了，幹老本行，賭錢。”她開始數落我，“又抽煙啊，鬍子也刮了，好像還長高了些。” 我說：“你越來越漂亮了。” 她笑笑。她喜歡我讚美她，就像我喜歡聽她說腦袋是不是更歪了。我坐在凳子上看她一個人玩，她閒閒地問：“在學校裡混得怎麼樣，給人欺負了吧？” 我說：“還好，我實習了。” “很快就能掙錢了。” “是的。” 她繞著桌子走，仍不時瞟我一眼，帶著笑。我很怕從她眼中看到那種厭煩的神色，但是沒有，她一直笑吟吟的。這讓我覺得她已經原諒了我，或是原諒了自己，要知道當初她幾乎是把我和方小兵踹走的。 後來呆波從春光舞廳裡爬了出來，他已經筋疲力盡了，跟著他一起出來的還有一個面色潮紅的醜阿姨。兩個人在街口分手，呆波看見我在台球房，就跑了過來。 呆波說：“哎，你在打台球。” “看她打。”我說，“我的小學同學。” 呆波對她沒有興趣，呆波剛剛爽過，處於他最呆的時候。他要了我一根煙，坐在邊上一起看她打台球，看了一會兒說：“打得不錯。” 她說：“要不要來一盤？帶花的。” 呆波說：“想賭錢嗎？” “賭多少？” “十塊一盤。” 她搖頭說：“三十。” 呆波點頭同意，拿了球桿過來，兩個人說好打最簡單的，十五個球誰先打進八個就算贏。呆波也會打台球的，雖然比不上他的舞技，但像他這種人總會認為自己無所不能。這次他吃虧了，她一點沒給他留面子，甚至連釣魚式的故意輸球都懶得做，乾淨利落地贏下了三盤，還是那種笑吟吟的樣子，眉宇間稍有一點刻毒。呆波傻站在一邊，看看我，又看看她，說：“你們他媽的故意的。”我說：“什麼都別說了，還來嗎？”呆波說：“不來了，沒錢了。”我說：“你可別賴賬，傳出去沒法做人的。”呆波說：“今天我狀態不太好，情場得意賭場失意，他媽的居然上了你們的當。”這句話惹得我笑了起來。她嫌惡地撇嘴說：“又不是我逼你賭的，有什麼不服氣的。”呆波說：“過兩天再比劃比劃。”掏出一張一百的，我倒找給他十元，他自認倒霉走了。 我們看著那張一百，其中還有我的十元。她說：“我請你去吃飯。” 我說：“餵，和我在一起，你難道沒有感到不甘心嗎？” 她說：“我看見錢，心裡就甜甜的。” 那以後我可以找到她了，我們總是約好時間見面，總是某個台球房。有幾次我爽約了，被學校留下來背誦文件，趕到台球房去一看她已經走了，但她總會留下一張紙條，說好什麼時候她還會再來。台球房並不是一個很安全的地方，有些人會來招惹她，她總是能巧妙地讓人下場打球，贏到一點錢就溜。
我們出城向西，風很大，遠處的晚霞像是一爐快要熄滅的炭火。沿途盡是下班的人，有一些從城裡往城外，有些相反。這座橋在下班時顯得擁擠，但它上方的天空仍然開闊，秋天時甚至能看到候鳥，大雁或是鸛，在極高的地方，似乎是沿著河流向南而去。 我們經過一個又一個新村，經過了城外的寺廟，人漸漸少了，樹多了起來。有一段時間我一直看著山，隨著我們靠近，它緩慢地升起，擋住了晚霞，於是薄暮忽然降臨。山使我失去了參照物，待到快要靠近山腳時，她帶著我順公路轉了個彎，向一座小鎮騎去。 那地方只剩下公路了，十分荒涼。我說：“我可能會去一個婚紗店上班。” “挺好啊。”她說，“賣婚紗你行嗎？” “我不站櫃檯，幫工做做運貨理貨，學點生意。”我說。 這份工是林雪鳳介紹給我的，我去過三天，是無報酬的實習，老闆覺得我很勤快，答應給我這份差事。看起來像是混口飯吃，但林雪鳳私下里告訴我，婚紗將是未來幾年最掙錢的行業。紅事白事永遠都是掙錢的。幾十塊錢的婚紗放店裡翻三倍到十倍的價錢賣出去，那種紗在我看來根本就不是人穿的，只有在結婚的時候女人才能忍受這個。 “他們也招女營業員的，你想不想試試看？”我問。 “多少錢一個月？” “我是一百五，你想做營業員我可以幫你問問，聽說還有提成。知道什麼叫提成嗎？在你手裡賣掉一件，你就可以拿一份錢，多勞多得。” “那你幫我問問。”她說，“老想靠賭台球掙錢也不是個事。” “不要再去賭台球了。” “我只會這個。” “開店就是靠學的，我以後也想做婚紗生意，弄個門面。等我掙到錢了給你開個台球房，你一個人在裡面天天打台球。” 她笑了：“可是，這又有什麼意思呢？你還是多開幾個婚紗店吧。我們這些人唯一的希望就是開些小店，到時候我跟你合股。” “我的店就是你的店。” 我們終於來到賭場門口，那其實是一所工廠。我們停了車子走進去，裡面冷冷清清的，傳達室亮著一盞孤燈，黑漆漆的地方有些花壇和宣傳欄，後面是車間，都停產了。她帶著我往裡走，低聲說：“這幫賭徒都是包了汽車來的。”我說：“怕警察抓嗎？”她說：“就是啊。” 工廠很大，繞了好幾個彎，一直走到最裡面。有兩個把風的人攔住她，她報了她爸爸的名字，那兩個人就放我們進去了。那是一個大倉庫，裡面熱鬧極了，四張大桌子，一眾人等分散著圍在桌邊，有人下注，有人坐莊，秩序井然同時又充滿了不安。桌面上全都是錢。
我對她說過實習的事情。 九○年我們去化工廠實習，有一天一起在生產區的廁所裡尿尿，那種露天的廁所，幾十個人輪番進去站在小便池前面。那時忽然就炸了，一個工人在反應釜的鍋蓋上乾活，蓋子被巨大的爆炸掀起，他騎在那上面像飛碟一樣掠過我們的頭頂，看得我們的尿都撒在了鞋子上，然後是一聲巨響，鍋蓋和人在三百米之外著陸了。 有一天我們也會這樣嗎？我覺得活著真好，死了不好。實際上我已經完全不想在那學校裡待著了，我只是找不到一個缺口離開它。那時我覺得自己貧窮而無能，漸漸地明白這是一件致命的事。 後來我講給她聽，我把這件事帶來的恐懼感自動遮蔽了，變得快樂，變得滑稽。她聽半天沒明白。 “為什麼會有人騎在鍋蓋上飛出去？” “因為他站在反應釜的鍋蓋上搞維修，反應釜炸了。” “那他夠倒霉的。”她說，“你爸爸不是照相館老闆嗎？你為什麼要去做化工呢？” “我們家的照相館已經快要倒閉了，我爸爸是個沒什麼本事的人，他只會跳舞和拍照。” 我還說過有個同學自殺，他賭錢，輸得太多了。那時他一個月只有十五塊津貼，如果上班了可以掙五十元，他估摸著下半生也就只能掙這麼多。這個人平時很孬，如果沒有人引誘他，他是絕對不會上賭台的。可是他竟寫下了一張巨額的欠條，跟著寫了一封有很多錯別字的遺書，在春天的時候跳到了護城河裡。他淹死以後這筆賬就爛了。人們說，怎麼也沒想到技校生會自殺，那似乎應該是重點高中的學生才幹的事情。 九一年的時候，對於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管制已經鬆了很多，至少不用再開大會做檢討，學校迅速恢復了原來的混亂和野蠻。這得歸功於美軍，一月份布什總統調集大軍，打起了海灣戰爭，像我們這種地處太平洋西岸的小城市也受到了感染，無數人在九○年世界杯的狂歡之後又接著投入對於戰爭的電視直播，紅外線攝像機拍到夜空中嗖嗖飛過的光線，那不是砲彈，而是導彈，無聲地一閃猶如汽車打開了遠光燈，其實是一幢幢建築物以及若干生命在此灰飛煙滅。一下課我們就跑到大會議室裡看電視，校長也去了，我們時刻關注著美軍此戰會否陷入泥潭，彷彿那牽涉著家國命運。我們期待美軍能打贏，在所有的錄像片里美軍都是勝利者，絕不會辜負我們，同時又希望他們打得不要太順，倘若摧枯拉朽不免會讓校長感到痛苦，但即使是校長也不相信薩達姆能擋得住多國部隊的進攻。說白了，我們想看到二戰的場面，然而地面進攻是如此的無趣，薩達姆毫無招架之功立刻宣布接受停火。多國部隊傷亡僅數百人。 我對她說這些事，有一些她似乎無法理解，她有著馬路少女簡單而敏感的心。她不懂戰爭和死亡，只想贏點錢活下去。 夏天時我們本來是可以放假的，但技校給我們安排了一個月的軍訓。技校沒有操場，借了農業中專的地方，每天站在烈日下走正步，或是扮演泥塑木雕。我姐姐在九○年已經嚐過這滋味，差點被太陽曬死過去。我們更慘，排長對技校生絲毫沒有同情心，大概覺得我們比大學生更經得起折騰。所有人都累得像狗一樣，他們說最後一天可以去打靶，玩真槍，於是所有人都期盼著打靶的那天，好像屆時他們就可以抬槍往活人身上射。 在農業中專，住校的女生像一群安靜的村姑，她們很多都來自縣城，蹲在遠處看我們軍訓。有一次軍訓結束後，呆波試圖調戲她們，女生一抖手，把個蝎子塞進了他的衣領。後來他自嘲地說，不能找那些鄉下女孩，她們太可怕，上次打台球那個妞倒不錯的。 我遇到羅佳，告訴她我在軍訓，她很高興地說自己就住在農業中專附近，於是她來看我，在烈日下戴著一頂草帽，混跡在玩蝎子的女生之中。那時她看我的目光清澈而安靜，偶爾嘲笑我一下也帶著童年時的善意，沒有任何不甘，我們成了親密的朋友，好像真的經歷了一個青梅竹馬的時光，好像未來的道路不存在了。下午散了以後，她在校門口等我一起去打台球，凡此必引起技校同學的妒忌，發出陣陣怪叫。因為她太美麗，這幫畜生不相信我能釣到這種等級馬子。我很得意，她也得意，但我不打算把她介紹給任何一個人。 打台球的時候我問過她為什麼會從二十二中退學，是不是因為打胎呢？她很坦然地說，沒這回事，她沒有男朋友，她被勸退是因為打台球把全班男生的錢都贏了過來，有人告到老師那裡說她聚賭，這罪名太大，於是就退學了。說完她用球桿戳戳我的腦門，說：“打胎！” 後來呆波來找我，說還想和她來幾盤。呆波在她手裡輸掉了九十塊，如果她就此消失，呆波也無可奈何，但她偏偏出現了。那時的九十塊相當於一個工廠學徒兩個月的工資。 我說我跟她鬧翻了，找不到她。呆波很親熱地把我的脖子夾在腋窩裡，旁邊還有十幾個人看著，我只能答應了，然而那幾天她並沒有出現，呆波在走正步的時候絆了我一跤，說：“要是再不來就弄死你。” “我把九十塊錢還給你吧。” 呆波踢了我一腳：“別做夢了，我要的不是錢。” “你要什麼？找回自尊嗎？”我嘲笑他。 “我想認識認識她。”呆波很激動，“你最好照辦，不然我真的會弄死你。我罩了你很久了，弄死你一點也不會手軟的。” 我不得不去找她。 那村子在公路邊，騎車十分鐘就能到，下了公路是土路，被烈日烤得像燒餅一樣堅實。我穿著臟兮兮的迷彩服，反戴迷彩帽，很小心地不讓自己騎到溝裡去。進了村子，經過溫馴的水牛和兇猛的看家狗，到了農宅前面看到她在洗衣服，乖乖地用力搓著盆裡的一堆布料。 她晾衣服，讓我到裡面去坐坐，我不願意進去。我看見她的爺爺奶奶就覺得難受。這時一個男人從裡面走出來，那是她爸爸。 這應該是我第二次見到他。他長得可謂清秀，高個子，頭髮有點凌亂，看上去比我爸爸年輕。如果不是因為事先知道，我絕不會從他的眉宇間體味到一絲賭徒的狡黠和自信。他搖著蒲扇，站在門口看了看我，並沒有多說什麼，然而我卻有一種多年的謎題忽然得以解開的釋然。總而言之，我算是正面地見識到了他。 一個賭徒，我最喜歡的人的父親，他令她淪落至此，罪該萬死同時又十分可憐。他沒理我，搖著扇子又回去躺著了。 她跟著我走出去，淡淡地問：“為打胎那句話來道歉了？” 我敷衍了一下，問她：“你爸爸？” “對啊。”她說，“怎麼了？” 我搖搖頭。她有點生氣了：“別看不起他，他是能贏錢的。最近把這村里的農民都贏了過來，你知道，農民沒事兒都賭錢，他們也有錢，賭桌上的錢都不數的，用尺量一下就行。我們最近又有錢了，很快就能搬回去。” 我想像著用尺量錢的場面。她說：“等到春節他或許能贏更多的錢，農民過春節都沒日沒夜地賭。不過我不想在這裡過冬了。” “贏農民的錢，太勝之不武了。” “也不好贏，農民比你想得要精，但他們賭錢不太會做手腳。我爸爸就是在賭場裡被人坑了。” “到底你是想讓他繼續賭下去呢，還是戒賭呢？” “我什麼都不想，我只想快點弄到一點錢離開這個鬼地方。他只要別再輸得要剁手指賣房子，我就很高興了。其他的賬我以後再跟他算，得等他再老一點。我現在斗不過他。”她被自己說得有點不耐煩了，“你找我到底什麼事？” “呆波讓你去賭台球。”我沮喪地說。 她點頭說：“去啊。”我被她的信任打動，我說了我被呆波夾住脖子，說了我情願退還那九十塊但呆波不答應，我說呆波可能還有其他的壞念頭。她都聽著，時而笑一笑，好像這件事確實有那麼一點好玩。 “明天我來找你。”她說，“這本來就是我惹出來的。” 我一個人離開村子，積鬱的一天的暑氣正在漸漸消散，一陣風吹過，我心想這事真是太愚蠢了。
我們在賭場裡走了一圈，沒找到她爸爸，只看見兩個輸得精光的人面紅耳赤退了下去，其中一位還對著自己罐子裡的蟋蟀不停地吹氣。她說鬥雞才這樣，給敗昏過去的雞做人工呼吸，吹蟋蟀那純粹是急糊塗了。 我們找了個地方坐下。等了一會兒，她爸爸始終沒有出現。 “別是輸光了跑了。”我說。 “大概是輸光了。”她說。 我們陷入了一種極度無聊的迷惘中，就坐在那裡。她不停地跺腳，兩個膝蓋連續磕著，過了一會兒她走到賭台邊，找人說了幾句話，然後回到我身邊說：“他連輸了三天，借錢去了。不知道今天還會不會回來。” 我們坐了很久很久，她懊惱地說：“我以為他能贏點兒錢回來，沒想到欠得更多了。我猜他不會再回來了，他這次肯定得跑路。冬天快來了。”我試圖勸她，但絲毫不起作用。最後她絕望地說：“我們走吧。” 我跟著她，剛走出倉庫忽然看見無數手電筒的光芒，她比我反應快，拉著我往斜刺裡跑，聽見身後像炸了鍋一樣。警察來衝賭場了。我們沿著倉庫跑，跑了半圈發現前面都是人，原來是倉庫的後門打開了，賭徒們全都逃了出來。後門口同樣有埋伏，黑暗中全都是人，亂糟糟的彷彿被包圍了。她拉著我上了一架梯子，她在上面，我跟著她，我們努力往上爬。她說：“別回頭看。” 在一個不知道什麼的地方，我和她並排抱膝坐在地上，蜷縮在冰冷的鋼板後面。她噓了一聲，示意我不要發出任何聲音。很久很久，下面的怪叫、怒吼、咒罵、慘叫聲逐漸平息。她說：“我們怎麼運氣這麼好？居然撞上警察。” 我說：“我爸爸以前跳舞也撞上過，他也在樓頂上躲了一夜。” 她說：“你爸爸是運氣差，我們是運氣好。”我沒聽懂她的意思。她靠向我，於是我伸手抱住她的肩膀，把上衣脫了蓋在她身上。這一晚上我始終在哆嗦，從來沒那麼冷過。感覺她瞇著了一會兒，但又像警覺的小鹿那樣迅速地昂起了脖子。我伸手安撫她，這次她沒有讓我別亂動。
是的，我沒有讓她去和呆波賭台球。 我夢見她在台球房把呆波贏了下來，更多的人想要和她比劃比劃，她都贏了，抓著大把的毛票，像她的賭徒父親一樣狡黠而自信，但最終我卻輸掉了，呆波帶走了她，呆波那隻在春光舞廳裡掙夠了外快的手搭在她肩膀上。這讓我在夢裡叫喊起來。醒來後我認為，如果我開啟了這場賭局，最後的結果很可能就是這樣。 在接下來的幾天裡，呆波和其他人一再地夾住我的脖子，把我上下左右地拖來拖去。 “去把她叫來。”他們說。我咬牙不鬆口，我發現這次過不了關了，即使我拿出香煙和鈔票，扮演小丑式的角色，或者發怒，都不能讓他們滿意。有一天我忽然想通了，去他娘的，老子不去軍訓了。 記了我十二次缺勤之後，化工技校不得不將我除名。老子再也沒去過那個地方。班主任來找過我，被我踹了出去。 你們都去死在鍋蓋上吧。 我對她說，你知道我有多麼絕望嗎？我擔心著隨時會失去你，也擔心著隨時會失去我自己，就像一個扎破的輪胎在一盆髒水裡檢查哪兒漏了，有時候你會遇到無良的修車攤主，他在那水里藏著釘子，多扎一個洞他就能多掙兩塊錢的補胎費。你不知道那水里是否藏著釘子，你更無法衝上去把那盆髒水倒掉，看看裡面究竟有沒有釘子。你不能這麼幹，你只能揣測，永遠揣測。甚至在事過多年以後仍只能想，那裡面有否欺騙，有否不公。我就是這麼擔心著你會離開。有時我又想，也許我們會有一個光明而卑微的未來。 她來找我，問：“到底什麼時候去賭？” “不賭了，我被開除了。”我說，“從此我天天跟著你。” 於是我們混在一起了，她沒再去台球房，怕我那幫同學堵她。我們鎮日遊蕩在公園裡，有時候逛得晚了，我陪著她在醫院急診室裡過夜，她睡在吊鹽水的床位上假裝發燒的病人，我趴在她腳跟，沒人來管我們。我醒來的時候會擔心她消失，然而她總是蜷縮在病床裡，安靜而守信。有時我夢見她走掉了，忽地醒過來，她還是在那兒。 有一天她對我說：“我怎麼可能被那個呆波帶走，他只不過是一個在春光舞廳裡賣淫的傻逼。” “那麼你做我的女朋友吧。”我說。 這是我多年想說而不能說的話，現在看來到時候了。多年來它就像打斯諾克，你放了一個很刁的球過去，人家要是打進了，這屬於你失敗，人家要是放回來一個很刁的球，難題還得你自己來解決。 她說：“你什麼都好，就是歪頭。歪頭能治好嗎？” “治不好了。”我說，“但也不是歪得很厲害嘛。”
四周安靜了下來。又過了很久，天色微亮，下面的人彷彿已經走盡。她拍拍我：“下去吧。”我還想抱著她，但確實凍得受不了了，穿了衣服跟著她躡手躡腳地爬了下去。一著地她就飛奔向一個不起眼的鐵皮桶，一把拽開蓋子，藉著一絲微光看到裡面全都是錢。 她一言不發，把錢往口袋裡塞。我有點害怕，問她怎麼回事。她說：“剛才看見有個人把錢藏進去的。衝賭場都這樣。天亮以後，賭徒就會回來拿錢的。”她繼續抓錢，簡直不知道有多少。我目瞪口呆地看著她，既佩服又恐懼。她說：“哇，好多錢！”我說：“這要是到了警察手裡怕是也會私分掉吧？”她說：“別管那麼多了。”拐角處一束手電筒光照過來，那邊有人厲聲說：“站住！”她伸手到鐵皮桶裡抓了最後一把，我拽著她就跑。 那個人在後面追著，就這一個，我不知道他是誰，警察呢還是聯防隊，或者壓根就是工廠裡的巡邏。反正不能被他抓到。我們在微光漸亮的冰冷的早晨狂奔，既像是走投無路，也像是投奔向一個美麗新世界。建築和設備飛速後退，我們逃進了一所巨大的車間，看到行車在頭頂，很多彎成巨筒狀的鋼板，很多氧氣瓶和乙炔瓶。她在地上的橡膠管上絆了一下，跌跌撞撞地跟著我躲到了一個角落裡。緊跟著聽到腳步聲，那個人喝道：“快給我出來！” 我不敢動。她伸出頭看了看，又縮回來，按住我的肩膀，從衣服裡抓出錢塞進我的口袋，以一種堅毅而決絕的口氣對我說：“分一半給你，我們分頭跑，找個地方藏起來。記住別出廠，等到天亮他們收隊了就可以混出去了。” “萬一被抓住呢？”我說。 “那就把錢給他，別把我供出來。” “我永遠不會把你供出來的。” “你在哆嗦。” “我沒有。” “別哆嗦，哆嗦就跑不動了。” “好。” 她抱著我，在我的嘴上親了一下，像一頭敏捷的小鹿，撒腿往黑暗中跑。這時我感到自己即將失去她，我會像從前一樣再也找不到她，我甚至希望在這一剎那不要有將來了。這讓我悲痛欲絕。不料她又跑了回來，對我說：“萬一我被逮住了，你一定要撈我出來。快跑吧笨蛋。” 我一直記得九○年的春天。那次我認為自己遇到了她，我經常覺得那才是真正的結束。故事結束在這裡正如街道結束在身後，時間結束在眼前。 那是五月，北京亞運會的火炬傳遞到了戴城，所謂聖火。這是當年的一件大事，當年人們期盼著亞運會彷彿它是一個歷史轉折點。到處都很歡樂，到處都很自豪。我們被教育局要求列隊迎接聖火，從三月份就籌辦的大型晚會。關於這個，我成年以後才覺得有問題，領導可能覺得晚上的火炬會更明亮，但多年後的北京奧運會火炬接力活動都是在白天，那顯得光明磊落、意氣風發。這只能說戴城是個小地方，九十年代的人們對於大型體育賽事的安排沒有什麼經驗。 晚會在體育場，所有的技校生都得去，還有一部分普通高中，包括著名的打胎中學。重點高中的學生免於此項活動，一是因為體育不太擅長，二是他們學業繁重。那會兒還沒有統一的校服，我拿到了一張印著圖案的硬紙板，沿著邊線剪下，再用漿糊粘起來，就是一頂紙做的棒球帽，上面有亞運會的標識。這帽子確實很難看，腦後有一個煙囪一樣的東西豎著，戴在腦袋上像個恐龍。後來我發現是為了給女生的馬尾辮留的一個出口。這說明設計帽子的人很懶，他無視於性別。 絕對不能缺席，病假也不行。哪怕開一個微小的口子，這夥技校生都會跑得無影無踪。其實不然，大家也都想去開開眼界的，戴城的體育場很少有人進去過，它常年關閉，絕少有體育賽事，更不會無故向我們開放。 到場以後我們發現上了個當，我們以為會坐在看台上的，沒想到全都要站在跑道兩側接受檢閱。看台上黑漆漆的，什麼人都沒有，大白燈照著我們，後腦勺全部翹起來，有無聊的學生摘了地上的草棍插到了別人頭上。紀律很差，我們不停地說話，到處都是老師們的呵斥聲。後來下雨了。 那是一場五月裡的暴雨，我們在露天，所有的紙帽子都糊了，但必須戴在頭上。司令台上有個頂棚，淋不到雨，不斷有人發言，我什麼都聽不清，接著是幾個常年出現在本地電視節目裡的本地歌手上台唱歌，唱著唱著，音響壞掉了，於是用高音喇叭播放著磁帶裡的歌。那一年開亞運會有很多歌曲，輪番放著，火炬還不來。我猜想是因為下雨，如果火炬出現了會被澆滅，必須等雨停了才行。 誰能想到這突如其來的暴雨呢？也許他們應該把氣象台的人槍斃了。片刻之間，地上全都變成了泥漿。我們站在雨水和泥漿中，內心充滿自豪，仗著年輕身體好，絲毫沒有打算和這場盛會說拜拜。 中間我上了一趟廁所。場面有點混亂，我很容易地溜了出去，貼著看台邊緣往前走，一直到通道口，廁所裡已經擠滿了人。我站在看台下排隊，大片的水澆在我的脖子裡，既不能往前走也不能後退。整個世界雨水茫茫。有一個人從通道裡擠出來，在擦身而過的瞬間，用冰涼的手在我脖子上摸了一下，隨即跑到我身後去了。我扭頭看去，一個紮馬尾辮的女生渾身濕透跑向雨中，瘋了一樣。 那就是她？我試圖確認，但為了那泡不能釋然的尿我必須繼續排隊，否則按我當時的念頭就應該跟著她，也瘋了一樣追過去。 等到我弄好自己出來，雨已經小了，火炬手終於出現了。我不得不快速跑回化工技校的隊列中，繼續扮演盛會的參與者。 那些火炬手，他們等待已久，現在一個接一個地出現，在硬地跑道上優雅地慢跑著，領頭的人向著濕淋淋的我們不斷揮手。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見到火炬手，不由得也很激動，目睹著榮耀與偉大經過眼前，心裡湧起層層暖意，跟著人們一起歡呼。按照預定的行程，火炬手從體育場跑出去，沿著街道繞城一圈，我們得跟在後面，然後再跑回體育場，再列隊散場回家。音樂一直在鼓譟著，火炬手跑出了體育場，有人招呼我們跟上，事情出了一點小小的差錯，我們陷在了泥漿裡。最前面的一支隊伍調頭，試圖離開這個地方，不斷地有人摔倒。大隊人馬出現了騷動，火炬手眼看著就跑出了體育場。忽然之間，喇叭裡喊了一聲：“快跟上！”像是什麼東西炸了，人們失去了控制，也可能是被激動的情緒鼓舞，他們不再按隊列行動，而是一股腦地湧向出口。先是十來個人跑過去，跟著幾百個人一起跑，然後是上千人的騷亂。那簡直是災難的場面，前面的人堵在出口，後面跑向出口的人劈裡啪啦摔倒在泥漿裡，掙扎著爬起來，還有一些人索性放棄了努力，停在雨中等待著場面平靜下來。 我在人群中看到了那個馬尾辮，她離我有十來米遠，這中間堵著最起碼兩百多個人。人們都在尖叫，出口太窄，有什麼東西倒塌了。我在無數個腦袋中死死地盯住她，一寸一寸向前挪，感覺自己快要被擠扁了。然而我並沒有靠近她，相反更為遙遠。我喊了一聲羅佳，她聽不到。再一瞬間她被淹沒了，像所有夢魘中的場面，我在出口處失去了她。此後的那些年，每一次和她告別我都會有相似的驚恐，甚至是在無人的地方，我也會恍如身陷巨流，萬劫不復。 最後我雙腳離地被前後左右的人用軀體搬著湧出了體育場，到了外面只見四散奔逃的人，火炬手已經去遠了，而我找到她還需要再等上一年。我站在那地方慶幸自己沒有被踩死，淋著雨用力呼吸，想像著我們共同的、光明而卑微的未來。
註釋：